不争之争散文

不争之争散文（精选6篇）

篇1：不争之争散文

不争之争散文

过冬储粮。

没足够粮的话有几个办法：种是来不及了，除非你已经有高瞻远瞩的境界，并且原就配套实实在在的.做派；

抢也是一招，来得快，不过风险系数最大，万一抢不到连小命都不保，还有你得有武器啊，江湖险恶，入手不是问题，找准了比做对的重要，抢完跑的技术更为重要，跟着红的心跳兴奋到脸绿，那就不是跑的范畴了，是腿软；

偷，那就是纯技术层面了，满大街找下手对象既辛苦效果又不好，入室？！别人肯定不让你正面偷走，当然那还不如送你，这应该称为“要”，都在入冬，谁给你哦，换个偷法又名正言顺：投资，进了门了再看你的水平。

不过这三招都很平常，把三招一起用的叫“天下无粮”，很少人用，会用此招的估计就是传说中的人物，据说已经是奢侈品的顶级客户，艳羡死人了。

资源换来数字，数字兑换资源。

发行一张“厚德载物”的远期支票，购买“期粮”，明年不知道有没有冬天？预测大师说估计有的可能性很大，专家通过对曲线模型的拆解，这这P那那P的综合考量，最后得出个耐人寻味不得其解的结论：四季应该都有，不过明年有没有冬天取决于太阳是否改变政策和轨道。

看来贼有贼道，季有季道，是否离了天道罢了。

现金为王的时代即将开始，赤裸登场……

篇2：不争之争散文

教室前墙倒计时牌上鲜红的“15”，提醒着我们，中考已迫在眉睫了。新一轮模拟考试又开始了，下午连续两场监考正等着我呢。

监考对于老师来说，无疑是一次精神折磨，单调、苦闷、枯燥、无味……犹如面壁思过，亦如被关了禁闭，苦不堪言。但当我走进九(12)班的教室时，原本沉闷的监考变得可爱起来。我的心被教室里的布置深深地触动着，我也不禁感叹这个班主任匠心独运，技高一筹。

一走进教室，整洁、整齐的感觉油然而生，水磨石地面被拖得油光可鉴，桌椅摆放，井然有序。当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吸引你眼球的是教室文化的布置。

首先，教室后墙上贴的班风，让我眼前一亮，并不是人们常见的“勤奋、惜时、团结、拼搏”之类的标语，而是很有个性的“枕戈待旦，箭在弦上”八个大字。这八个字给我一种紧迫感，给我一种时刻准备进击的感觉，也有千舟竞发，敢为人先，敢与百花争春的豪情壮志，让我想起了狭路相逢，敢于亮剑的精神。在竞争面前就应该有这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势，这种跃跃欲试的挑战，肯定也会让你想起过去那一腔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青春热血，反正我是被深深地感染着。标语的下面是五月份的“劳动最光荣，读书最快乐”主题黑板报也是出手不凡。

教室的前面，讲台的右边墙上和别的班级一样挂着倒计时牌子，只是在左边墙上多了“入室即静，入座即学”醒目的要求，总体上朴素简洁。

南北两侧的墙上则丰富多彩，以“静”、“竞”、“敬”、“净”四个大字条幅为主，分别给学生在纪律、学习、文明、习惯等方面提出来要求。虽说是要求，但我想学生并不会排斥。每个大字下面还有一组小字，如一进门的“静”字下面是：“静能生慧，静能启智。静心静思，动静有常。”看到这样发人深省地理由和倡议，学生还会反感吗?且与前墙上的“入室即静”遥相呼应，更突出了“静”在学习上的重要性。

第二个“竞”字同样也有一组小字做了诠释，“竞能生优，竞可激能。见贤思齐，力争上游。”读了这样的文字，能不热血沸腾而暗自努力吗?而“敬能生德，敬能生贤。尊师敬长，宽容礼让”，仿佛让你看到一个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最后一个“净能生美，净能怡情。衣着洁净，心灵纯净”，不仅从个人卫生方面讲究外表洁净，更是对学生的精神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仔细品味这四幅条幅，发现它们都是以荷花的水墨丹青为底色，显得素净淡雅，又诗意盎然。你瞧，这幅是“鱼戏莲叶间”，动静结合，活泼灵动。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那是“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是“露为风味月为香”……暗含对学生美好未来的殷殷期盼，鼓励他们去做一个正直端庄、品行高洁的君子。

在这些条幅的下面贴着瓷砖的.墙壁上，还有班主任精心挑选，大概一尺见方，红底黑字的多幅标语。想要放弃时，看看“当全世界都说放弃的时候，告诉自己再试一次”，你还会放弃吗?畏难时，看看“不要害怕困难，困难是给你弯道超车的机会”，是真的做不到，还是没找到正确的方法呢?懈怠时，看看“不要忘了，你的对手还在奔跑”，你还会停下脚步吗……

如果说，清理一空的中考、高考考场是一杯无味的白开水，那么今天这个考场就是一杯滋味醇厚的咖啡，轻啜一口，都会使人身心愉悦。连在这里监考的我，都觉得三生有幸。能坐在这样的班级里的学生是幸运的，又是幸福的。

篇3：不争之争散文

散文是否还需要拥有自己的版图和边界？

2014年3月17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刊发了古耜的《散文的边界之争与观念之辨》一文，作者在该文中对新世纪以来相继现身文坛的“非虚构”“跨文体”“大散文”“新经验”，以及“民间语文”“纪实文学”等层出不穷的新散文概念或形式表现出关注，在对散文充沛博大的生命力进行肯定的同时，提出了在散文一路高歌、不断拓宽领地的今天，“是否还需要拥有自己的版图和边界”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散文这一文体是否还有存在必要的拷问。

在随后的阐述中，作者径直提出了“要么强调开放性，要么倡导文体规范”的二元对立命题，并对散文边界的开放性表示了支持。他认为散文试图厘清文体与边界问题的努力都是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因为已有足够的文本可以证明散文具有显而易见的开放性和嫁接性。因此，“把散文看作一种纯粹的文学体裁，在性质上完全等同于小说、诗歌和戏剧，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读”。这种主张取消散文独立的文体地位而将其看作一种文章类型的观点一经提出，便受到散文作家和散文创作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撰文，就这一话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随后，《光明日报》刊发了一系列关于散文边界之争的相关文章对此话题进行深入探讨，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的《“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3月31日），广东省文学院院长、散文家熊育群的《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4月21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散文家朱鸿的《散文的文体提纯要彻底》（5月12日），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剑晖的《散文要有边界，也要有弹性》（6月16日），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南帆的《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散文边界之我见》（7月14日），山东省作协主席、作家张炜的《小说与散文应该是趋近求同的》（9月2日），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的《从抒情审美的小品到幽默“审丑”“审智”的大品——在建构中国散文独立范畴系统的使命面前》（9月29日）。

其中，与古耜的观点类似的是张炜。张炜对于散文的边界问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界定是多余的。比起文学体裁，他更倾向于将散文写作看成是其他一切文类写作的基础，即先于小说、诗歌等写作的一种培养“文从字顺”的基本和正常的表达能力的训练。张炜甚至将广义的散文写作等同于写作与生活本身。与之观点相反的是散文家熊育群和朱鸿。熊育群认为否定了“散文”而重新回到“文章”是一种粗野而不负责任的行为。朱鸿认为，散文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涵盖太宽泛，负荷太累赘，范畴太大，作为审美性文章的散文不可不明晰边界，厘清外延，否则散文的艺术发展将会受阻。而其他论者则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肯定了散文边界存在的必要性。何平认为：“如果一种文类漫无边际地‘取消边界’，甚至‘无边界’，可能恰恰意味着这种文类的死亡。”陈剑晖认为：“无论从散文理论的发展，还是从当前的散文创作态势着眼，都有必要对散文的边界进行深入辨析。”南帆和孙绍振在梳理了中外古典文学史上并不存在“散文”文体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散文到了建章立制的时候”，“边界”的存在决定着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内涵。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了散文写作的不规则与散文边界的模糊与宽泛。即便是主张取消散文边界的古耜与张炜，也在表达主张之后依然承认散文创作亦有“大体”和“一定之法”。此说法来自于金人王若虚《文辩》：“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在这里，“定体”意味着标准，“大体”意味着方向。既然散文已经不属于一种文体，又何来的“大体”？这“大体”的存在恰恰就意味着散文这种文章类别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某种边界，只是这种边界比起小说、诗歌、戏剧等有现成的可资借鉴的西方理论体系的文体来说，更为模糊。而一旦边界存在，散文这种独立文体的存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何为“好散文”与何为“散文”

事实上，正如各家对散文历史进行梳理而发现的那样，首先，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近代西方，其实都没有明确提出“散文”这一文体。与之相似的古代的“文章”与西方的essay与prose，更多的只是一种表述方法，而不是正宗的文体类别。诚如古耜所说的那样：“散文一直都是一种纷乱驳杂、宽泛多样的存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的出现乃至繁荣是与五四时期狂飙突起的个性解放要求紧密结合的。尽管此后“散文”的创作实绩在中国文学史上不绝如缕，但相应的散文理论研究却一直处于一种落后于创作的混乱无序的状态。仅有的一些论述也只是停留在一种感性的印象式的赏鉴层面。这从散文这种文体本身层出不穷的命名便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美文”之说，胡适的“小品文”之说，王统照的“纯散文”之说等。另外诸如随笔、杂文等名称也曾一度概念混乱。总之，现代散文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理论失范的状态。

因此，自现代意义上的散文产生之初，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概念就一直相伴而生。诚如徐迟所说： “广义的散文好比是狭义的散文的塔身、塔基，狭义的散文好比是广义的散文的塔顶、塔尖。塔尖、塔顶不能无塔身、塔基。有时，塔尖已塌，身基还在。然有了塔基、塔身，就会有塔顶、塔尖。”因此，“狭义散文”更像是“好散文”的描述，而“广义散文”才是界定散文与非散文的标准所在。事实上，众多论者对散文的“边界”之争，其实也就集中在“何为狭义的散文与何为广义的散文”的问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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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散文的范畴亟待确立”的熊育群和主张“散文文体的提纯要彻底”的朱鸿提出的所谓散文的范畴与标准，其实就是狭义散文或者说“好散文”的范畴与标准。朱鸿认为，散文是一种非实用性的具有艺术性和审美性的自我表达，具体包括三种：抒情散文、随笔和小品文。而熊育群的态度则更为坚决，他认为散文首先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必须要具有审美特征，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等文学性。其次，作为具有文学性的散文，艺术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它区别于迎合市场的通俗散文和非散文。他以刘锡庆对于“艺术散文”的定义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创作主体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写法，真实、自由的‘个性’笔墨，用来抒发感情、裸露心灵、表现生命体验的艺术性散体篇章。”因此，艺术散文要有第一人称的独白、真实自由的“个性”笔墨，表现生命体验等要素。此外，他还以自己的散文创作追求作为“标本”，补充了一些散文的特性，如强烈的生命意识、时空意识，东方式的“悟”与最大限度逼近体验的文字等。

事实上，这些标准看似具体，实际上却还是停留在“印象式”的描述上。这些只能说是他们认为的“好散文”的特征，却不能作为区分“散文”与“非散文”的特征。但他们的描述依然概括出了散文的一些核心要素，即散文在形成、衍化过程中，人们对其本质形成的较为固定的见解。首先是艺术性和审美性，这是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首要条件。其次，是彰显自我的“自由性”与“独特性”，第三，是“真实性”。其中，对自我的彰显并不仅限于抒情，也可以有议论和叙事，但无论怎样，都是为了表达个体的独特感受与生命体验，由此衍生出散文“非实用”的要求。对于这些一直以来被恪守的要素，有些论者对其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而这些质疑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散文与其他文体比较的基础之上的。何平明确提出了“是否真实”无法厘定散文的边界的观点。通过对小说和散文实践的考察，他发现小说家以其写作一直在实践着“非虚构”的范例。而散文也在对小说学习从生活跨入文学“我”的创造性和想象性重构的能力。在揭示了当下散文创作过度依赖日常生活的弊端后，他指出散文对于小说的这种学习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散文对于想象性的借鉴并没有取消散文的独立性，因为“散文在重构日常生活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类属性”，即相比于小说，“我”是裸露的且呈现方式也可以是碎片化的。在提出散文对于“实”的想象性重构与再造的同时，他也未雨绸缪地提出告诫：必须警惕散文由于“我”的强烈“在场”的特性而导致的对生活的劫持乃至合法化，从而假文学之名对生活进行篡改、涂抹与僭越。

同样，张炜也提出了散文的“虚构”问题。不过他的提出是建立在认为雅文学小说是与散文趋同的基础之上的。他所说的虚构不是在事件（情节）人物方面的虚构，而是在“语言的虚构”上。这种“语言的虚构”，也就是作家的“语言风格”。而南帆在这个问题上则干脆抛开“散文能不能虚构”的问题，认为散文的不虚构是其不屑于虚构而非其不能虚构。因为小说的虚构是为了借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和乏味，而散文的自信来自于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

可以发现，每个人对所谓的“真实”与“虚构”的理解都是不同意义上的。何平所说的虚构指的是文学之“我”对生活进行重构的必然要求，而张炜的“虚构”停留在语言的层面，南帆则直接认为散文没必要虚构。事实上，散文一直以来所倡导的真实不是事实的真实，而是作者情感的真实，心灵的真实。尽管正如何平所说，“主体的真实情感”是一切真正文学的底线，不是散文独有的底线。但散文必须遵守这个底线却是不容置疑的。散文所谓的“虚构”与“非真实”可能也只是技术层面上的或文学之“我”不可避免的虚构。同样，对于散文彰显自我的“非实用”性，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南帆和张炜都认为，“实用与否”并不能作为散文驱逐异己的标志。南帆是从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实用性”的公文都成为了散文名作的史实出发来说明的，而张炜则干脆认为：“从实际使用的目的出发形成的一些文字，往往会收获最好的散文。”因为“自然天成、朴素和真实才是散文的最高境界”。再审视一下坚决排斥散文的“实用性”的论者的理由，大多集中于“审美”二字，认为实用性文章艺术性不足，审美性不够，连文学都算不上更不用说是散文。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实用性文章都不具备审美性，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灵的震撼，文学史上已经有许多的家书、日记、演讲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无需赘述。认为所有的实用性文章都没有审美性或审美性不足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如果非要纠结于是否“实用”的概念辨析，那么，正如张炜所说的，一向被认为散文正宗的表达自我的抒情性文章，也是“因为作者的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倾吐不行。这种抒发也是一种‘使用’”。因此，“是否实用”实际上并不能够成为判断散文是否的标志。坚持散文的非功利性，其实还是出于对散文进行“提纯”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

因此，判断散文边界的问题最终还是得落到什么是“广义散文”的问题上。“广义”也就是散文的“大体”。“大体”形成于散文百年以来创作的历史。它没有严格规定“散文是什么”，但却给人们提供了感知和把握“散文应该怎样”的依据。在这一点上，不同的散文批评家对散文文体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的看法各有不同。除了上面所提到了审美性、艺术性、真实性、主体性、自由性等观点外，还有古耜认为的“叙述自有笔调”、南帆在将散文与其他文类比较后得出的“日常的烟火气息”“对平淡生活的洞悟”，张炜认为的“自然天成、朴素和真实”，孙绍振在梳理散文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的散文从“审美”（注重叙事与抒情）到“审丑”“亚审丑”（注重谐趣）再到“审智”（注重智趣）的发展过程。在散文的“大体”，也就是散文边界的弹性上，陈剑晖走得更远。他认为散文文体的边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但不管如何变化，散文的审美性（诗性）、艺术创造的要求确是永恒不变的。在这样的观念下，他将除了小说、诗歌、戏剧和已经独立出来的杂文、报告文学、散文诗之外的只要具有较强审美性的作品都纳入了散文的版图。在此基础上，他也谨慎地对散文提出了处理好“自由”与“节制”、“大与小”、“思想性”与“审美性”的关系的要求。但这已属于“如何提升散文”而不是厘定散文“边界”的范畴。何平则另辟蹊径，从维护散文生态民主本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散文写作应该摒弃一直存在的先验等级观念，将散文写作还给人民大众，从而得出“散文应该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最大可能包容个人‘私想’的文类”。这就将广义散文的范围从写作主体方面进行了最大努力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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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体则无，大体须有”

至此，尽管我们对散文的“大体”已经有了一个了解，但对于“散文的‘定体’到底是什么”似乎还是处于一片迷茫的状态。散文产生之初的先天不足与后天理论的缺失导致了这种“迷茫”似乎注定是不可消除的。这种“厘定”的焦虑使得散文批评者们始终无法走出散文的范畴论、特征论这样一种怪圈。很显然，如果散文研究始终纠缠在“散文是什么”的观念之争上，那么对于这种文体的更深入的研究只会变得举步维艰。

在这个问题上，南帆跳出了“是与非”的概念怪圈，抓住“文类”一词，提出了“范式与枷锁”的看法。首先，他指出：“层出不穷的文体不是来自某种观念的事先设计，历史提供的文化氛围才是这些文体的助产婆。”也就是说，文体的产生并不是先验的安排，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的确，审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史，其实就是时代对散文文体特点的选择史：从五四时期散文应个性解放的要求而产生的“叙事与抒情”特征，到抗日战争时期为迅捷反映火热斗争生活的“轻骑兵”的“通讯与报告”特征，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歌颂新时代而衍生出的“诗化”与“形散神不散”的畸形创作模式，乃至当今对应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层出不穷的求新求异突破陈规的新型散文！诚如刘勰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文类既可以汇聚造就，也可以被瓦解破坏。随后，他提出：“文类的权威虽然给该类文体的写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交通规则，但这种理论范式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很可能变为拘禁作家创作的恼人的枷锁。”事实上，一个时期散文的成功常常缘于一批作家对散文原有审美规范的突破和创造。一篇散文的成功常常不在于它对某种成功技法和风格的继承，而在于它发展了散文技巧或风格的某些方面。

因此，文类实际上一直处在“通”与“变”的辩证转换与发展之中。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当下各种跨文体写作成为常态的原因：范式就意味着枷锁，文体就意味着突破。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所有的所谓“文体”其实都只是“定体则无”与“大体须有”的结合。这里的“无”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难以机械厘定的意思。每一种文类，我们都难以对其“定体”作出详细而标准的界定。文类产生乃至最终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其“大体”不断细化的过程。因此，相比于产生之初就以“杂”为特色的散文，小说、诗歌与戏剧的“大体”只是相对更为具体和细致而已。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考虑的话，散文边界厘定问题似乎就失去讨论的意义，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散文这一文类。散文发展到今天，已经很明确地形成了自己区别于其他文类的“大体”，正如孙绍振所言：“一切文体的生命就是它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散文家的才华恰恰表现在在诗歌无能为力的地方发现散文的艺术价值。”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其“大体”相较于小说、戏剧等其他文类更为模糊就野蛮地将其降格成文章。只要散文是一种文类，它的边界就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边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难以精确描述，这正是为何散文一直以来难以机械厘定的根本原因，却也正是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生命力所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散文的“定体”或边界到底是什么，只要坚持散文“大体”的存在就能保证散文边界的存在。而散文“大体”的存在乃至细化必须依赖于“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并行不悖以及良性互动。一方面，广义散文以其充分的开放性和嫁接性，开拓着散文的表现空间，发挥着散文文体的创生作用，给散文的发展提供广袤而丰富的土壤。但一味地提倡广义散文的开放性，势必又会助长粗陋庸俗“散文”的泛滥甚至脱离散文发展的正道。而强调审美艺术性，追求散文文体的纯粹性的艺术散文等狭义散文的存在则对散文文体的发展起着纠偏的作用，从而良化散文创作与研究的生态环境。事实上，不仅仅是散文，任何一种文体都不可能树立起唯一的正宗的“定体”类型，所谓的正宗也只能是针对当时创作的具体情况或时代需求而言。换句话来说，一种文体的最理想的发展状态并不是某一种类型成为“定体”，而是多种“大体”的并存共生。

或许，与其孜孜执着于对散文的概念与边界的论证，散文理论家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散文创作主体的多层面的艺术实践上，并对此做出恰当而及时的评介。就像孙绍振所说的那样：“散文理论家，比之小说和诗歌理论家，面临着一种先天的不利局面，那就是没有西方文论，包括流派更迭的丰富资源。这也可能成为优于小说和诗歌理论家的条件，即没有那么多权威理论的遮蔽。”因此，我们既可以对散文的创作实践直接进行原创性的概括，独立形成范畴，并构成系统，同时也要追随散文日新月异的创作实践，突破陈腐观念的束缚，从而调整、颠覆乃至重构中国特有的散文理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篇4：不争之争散文

让新员工在“煎熬”中成熟

上岗前的培训，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必修课。但是，华为的做法仍然与众不同：一是时间长——5个月；二是不仅限于企业文化培训，而是分为军事训练、企业文化、车间实习、技术培训、市场演习等五个部分。任正非对那些经受培训“煎熬”的学生充满期望：“实践改造了人，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您想做专家吗？一律从工人做起的传统，已经在公司深入人心。进入公司一周以后，博士、硕士、学士及之前取得的成绩均消失，一切凭实际才干定位，这已为公司绝大多数人接受。希望您不屈不挠地前进，不惜碰得头破血流。不经磨难，何以成才？”

公司有新员工培训大队，还分了若干中队，不少高级干部包括副总裁担任小队长。在这期间，新员工都是带薪培训，奖金也照发。很多员工总结这段漫长的培训过程时用的是这几个字：苦、累，考试多。新员工还要到市场部见习3个月，其间的考试也很多。此外，还有销售技能实战演习——到街上推销、叫卖。这些新员工事先被要求在销售过程中不允许说出自己是华为的员工，主要是为了增强实践的真实性。但是，由于深圳市严格禁止无证摆摊售卖，故进行实战演习的员工多次被市容管理人员抓住。

华为从来不派有丰富经验的员工开拓市场，而是派新员工开发市场，目的是训练新员工拜访陌生人、开辟新路的勇气和能力。这与很多公司只是相信老员工的能力，对新员工十分不放心的做法刚好相反。华为的策略使大批新员工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员工。

不希望员工成为完人

任正非对于人才非常重视，高薪聘请、抢夺人才的事件屡屡出现。此外，他还要求华为建立人才储备库，以便能够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持续型的人才保障。

但是，任正非并不苛求完美的人才，他认为完人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完人通常都不适合当好员工。所以，他呼吁那些有能力的人不要总是想着修炼成完美的人。他说过：“我不希望大家去做一个完人。大家要充分发挥优点，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为了修炼做一个完人，磨去了身上许多的棱角，自己的优势往往被压抑了，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工具。但外部的压抑并不会使人的本性完全消失，人内在本性的优势与外在完人的表现形式，不断地形成内心冲突，使人非常痛苦。我希望把他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贡献于社会，贡献于集体，贡献于我们的事业。每个人的优势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完人’特质的集体。”

其实，只要有能力，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发挥出自身的价值，而这正是华为公司的用人机制。在聘用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时候，任正非更加看重能人和专门人才，他觉得人才最重要的是看你怎么去用，看你将他用在什么地方，用好了就是人才，用得不好，人才也变成了废材。

（选自《华为三十年》，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定价：48.00元）

篇5：廖凡的“不争”

那么，廖凡何以获得如此好人缘呢？

一、不与桂纶镁争功

2014年2月，廖凡和桂纶镁一起凭借《白日焰火》到柏林参加颁奖仪式，谁知，原本“柏林影后”最热门人选桂纶镁却与大奖擦肩而过，而廖凡摘得影帝桂冠。然而，在庆功宴上，投资人按功行赏，将落选但名气更大的桂纶镁排在首功，给予其重奖。这让廖凡的经纪人有点不满。见经纪人要去理论，廖凡阻止道：“电影成功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劳，我们又何必介意谁功大功小呢？”回国后，廖凡又亲自去拜访了桂纶镁，说：“谢谢，是你点燃了那团焰火，温暖那个寒冷的冬天。这部戏如果没有你的参与，我想很难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今天我这个奖杯有七分是你的。”桂纶镁被廖凡感动得潸然泪下，说：“我错失奖杯，却交到了你这么一个好友，也值了。”

桂纶镁作为长相与演技兼具的演员，可以说是《白日焰火》中最大牌的明星。她柏林失意，让人遗憾。投资方为了安抚桂纶镁的情绪，给桂纶镁封首功，廖凡没有半点不平的感觉。面对经纪人的不满，他耐心劝慰，对于桂纶镁的付出真诚感谢，一点没有与人争功的意思，这样的影帝不仅没有架子，而且憨实稳重，实在令人叹服。难怪一向对朋友要求颇高的桂纶镁，也愿意交廖凡这样不贪功的好汉。

二、不与恩师争利

影帝廖凡回国后，绿叶变红花，身价暴涨。有一天，廖凡的昔日恩师何雁登门拜访，想请他出演一部话剧。但是，何雁怕付不起廖凡高昂的出场费，以致和廖凡聊了半天后都没有勇气说出口。廖凡知道恩师登门必有要事，于是引导恩师说出实情。在得知恩师的顾虑后，廖凡说道：“很多人以为我拿下柏林影帝之后，对片酬有更高要求，但是作为演员，我一直铭记您当初对我的教诲，做电影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奖或者涨片酬，而是对于艺术的坚守，所以，只要恩师看得起，我愿意出演你的话剧，不管多少片酬。”

功名利禄，过眼云烟，争来争去，劳心费神。一如《西游记》所言：“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其害处也显而易见。廖凡封帝后，身价自然暴涨，但是对于出场费他并没有明确的要求，面对昔日恩师邀请出演话剧，廖凡只字不提钱的事，而是怀揣着报恩与坚守艺术的目的积极出演，让人敬佩。与人交际，不争利，可以说是一种难得的境界，而拥有这样心境的人，又怎能没有好口碑！

三、不与姜文争锋

姜文筹拍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待业在家的廖凡联系了剧组，准备次日去应聘一个角色。然而，翌日，当廖凡提早赶到剧组的时候，却见姜文在片场忙得不亦乐乎。为了避免打扰姜文，廖凡就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了下来，想等姜文忙完后再去协商。谁知，片场事情太多，姜文忙完时已近10点。谁知，姜文一见廖凡，当即黑着脸说道：“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迟到了？”廖凡没有争辩，而是不停地向姜文道歉。见廖凡态度还好，姜文请他在剧组吃了饭。饭后，廖凡向姜文解释了迟到的原因。冷静下来的姜文很感动。虽然，最终因为角色原因双方没有合作成。但是，廖凡给姜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之后导演《让子弹飞》，姜文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廖凡。

廖凡为了不打扰在片场忙碌的姜文，独自在一旁守候，体谅他人之心显而易见。但是不明真相的姜文，却误以为廖凡迟到，对其批评了一通。面对姜文的责怪，廖凡并没有贸然冲撞，而是先连忙道歉，向对方展现了一个真诚的态度，待到获得对方的理解后，廖凡又找时机向姜文说出实情，改变自己的形象。一番策略，尽显睿智，廖凡后来被姜文所重用与此不无关系。

四、不与陆毅争宠

拍摄《像雾像雨又像风》，陆毅和廖凡是导演赵宝刚重金聘请的演员。然而，在分配角色时，陆毅成了主演，而廖凡则成了配角。为了平衡廖凡的心理，赵宝刚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廖凡定义成花样美男背后的金牌绿叶。虽然如此，廖凡的一位好友对此十分不满。有一天，好友与廖凡吃饭时说道：“陆毅不就是帅吗？凭什么他是红花你是绿叶？你应该去争，这样对你的前途是有利的。”廖凡听完摇摇头，当即安抚道：“导演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我不能为一己私利破坏剧组气氛。”电视上映后，陆毅果真红遍大江南北，而只被少數人记住的廖凡却从未抱怨，还主动向陆毅表示祝贺。陆毅被廖凡的心胸深深折服，两个人成了兄弟。

诚然，作为一部戏的主角肯定有利于成就自己。从事业的角度来看，廖凡若争演主角肯定更能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然而，他想到赵宝刚安排自己演配角，肯定是从大局上把握的，并无私人情感。所以，面对好友的提议，廖凡一口回绝了，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在努力做事的同时，千万不要违背做人的原则与集体的整体利益，刻意去侵占别人的利益，这样争到最后，也会祸及自身。

廖凡的“不争”，看似吃亏，实则是有益于凝聚人脉，促进事业的腾飞。

（编辑/张金余）

篇6：大国之路不争一时

今年，将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新一届部长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在北京召开，第二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将在波兰举办，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将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展，东盟、拉美国家也在期盼着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中国热”不断升温，归根结底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认可。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中国经济总量从占全球2％增长到10％，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中国外贸总额从5000亿美元跃升至3.6万亿美元，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一，海外资产达1.5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达1.8万家。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带来巨大冲击，但中国应对得当，措施有力，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无论是急于摆脱经济低迷的欧美国家，还是可持续发展重任在肩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由自主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看好中国的前景，看好中国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十二五”期间8万亿美元的进口规模，看好中国在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上的关键作用。日前，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访华，提出海湾国家愿与中国共同打造21世纪阿中交流与合作的“新丝绸之路”。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安排其儿子来华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多次表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代表未来的希望，匈牙利要与中国同行。

中国人对于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始终是清醒的，对发展中可以预见和无法预见的挑战是有准备的。中国人将继续扎实努力工作，办好自己的事。同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外部世界适应中国快速发展也需要时间。一些人面对中国的发展势头心理失衡，意识形态“醋意”更浓。对此，我们当有大国之风，不争一时之锋，在原则问题上坚决斗争，对无理取闹不纠缠。周边个别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有顾虑，我们要有大国之度，不逞一时之强，多释放善意，以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实际行动取信于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伙伴和战略依托。对其需要和困难，我们要有大国之义，不图一时之报，多投入、多帮助、多让利，广结善缘，打牢友好合作的基础。

饱经百年沧桑，中国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尊重。邓小平说过，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作更多的贡献。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走得好、走得稳，世界前景也将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