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棋王艺术特色

第一篇：浅析棋王艺术特色

浅析老舍《茶馆》的艺术特色

目 录

摘要„„„„„„„„„„„„„„„„„„„„„„„„„„2 Abstract„„„„„„„„„„„„„„„„„„„„„„„„3 前言„„„„„„„„„„„„„„„„„„„„„„„„„„4 正文„„„„„„„„„„„„„„„„„„„„„„„„„„4

一、主题表达的“反描”手法„„„„„„„„„„„„„„„4

二、“侧面透露”的表现手法„„„„„„„„„„„„„„„5

三、“人像展览”的结构形式„„„„„„„„„„„„„„„6

四、独具特色的话剧语言„„„„„„„„„„„„„„„„„7

五、真实与荒诞相结合的情节艺术„„„„„„„„„„„„„8

六、总体风貌的喜剧样式„„„„„„„„„„„„„„„„„9 结语„„„„„„„„„„„„„„„„„„„„„„„„„10 参考文献„„„„„„„„„„„„„„„„„„„„„„„11 致谢„„„„„„„„„„„„„„„„„„„„„„„„„12

摘 要

1

《茶馆》是一部三幕话剧。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通过茶馆这个窗口，在三幕戏中分别截取了三个时代的横断面，深刻地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本质。《茶馆》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国内外话剧史上赢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曾被誉为“东方来的奇迹”。《茶馆》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主题表达的“反描”手法，“侧面透露”的表现手法，“人像展览”的结构形式，独具特色的话剧语言，真实与荒诞相结合的情节艺术，总体风貌的喜剧样式。

关键词：艺术特色 话剧 社会本质

Abstract

2

Drama "teahouse" is a three ACTS. Author with superb artistic technique, through the window of the teahouse in act 3 scene cross-sectional answers from three times, respectively, showed different era profoundly the essence of social life. "Teahouse" for its unique artistic style, teachs the won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has been hailed as a "miracle" from the east. "Teahouse" art characteristic mainly reflects in: theme expression "stroke" technique, "revealed" side expression, the structure of "portrait exhibition", the unique features of drama language, combined with a ridiculous plot of real art, the overall style of comedy style.

Keywords: drama society essence art characteristics

3

前 言

《茶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以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和观众的检验。今天，这个剧本在我国乃至全世界话剧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已经没有人怀疑了，它像一株巨松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今天我想谈的是，老舍《茶馆》的艺术魅力，主要表现在下列六个方面。

一、 主题表达的“反描”手法

《茶馆》在结构上使用了“反描法”。《茶馆》生动而精炼的描绘了三个时代和三个社会：戊戌政变后的清末社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各派系混战中的军阀统治的民国社会和抗战后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这三个社会显然是作者经过慎重考虑而精心选择的。清代社会，也有它繁荣昌盛的时期，作者却选择了戊戌政变后这段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作者又通过在茶馆中进出的各色人物，把一幅幅血淋淋的、令人颤栗的画面推到读者和观众的面前：太监竟要买大姑娘当老婆，农民无法生活不得不卖儿卖女，流氓暗探横行乡里，正直的人因一句话就要坐牢„„这些描写说明明清末社会不仅反动、黑暗而且腐朽不堪。人们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能不对这种社会的存在产生怀疑吗?常四爷不无惋惜地说出的“大清国完了”那句话，正是作者想说并想告诉观众的话。对于军阀混战和战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选

4

择和描绘也都是出于作者这样一种艺术构思。大清国完了，军阀统治也完了，那么国民党的统治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对于他要阐发的主体，引而不发，而只在反面大做文章，让观众在反面否定的感受中，自然趋向正面的主题。

二、“侧面透露”的表现手法

老舍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的政治变迁，这就是侧面透露发。

诚如老舍先生所说：“我不太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作者用形象化的历史图卷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念：旧中国已经病入膏肓，腐败已极，不仅下层贫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就连民族资本家、中小企业主们也无法生活，中国是非进行彻底革命不可了。作家不仅揭露批判了黑暗的旧时代，也在作品中透露出了光明的信息，虽然含蓄但也切实地指明了中国应走的道路”。 作者没有正面描写代表社会斗争诸方面的大人物，而是让人们通过茶馆这个窗口去窥视整个社会，通过茶馆所可能容纳的各色人物的生活变迁，带出整个社会的风云变幻，反映时代的本质。

出入“茶馆”的70多个人物，真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杂然纷

5

呈。既有西太后的宠奴太监，说媒拉线的人口贩子，吃洋教的恶霸，特务打手和兵痞流氓，也有茶馆掌柜，实业救国的资本家，失去“铁杆庄稼的旗人，破产的农民，失业的艺人„„等等。虽然没有正面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代表人物，但是这许许多多小人物的生活，却从侧面透露出了50年间旧中国的政治消息，使我们看到一部由封建的老大帝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象的历史，得出了旧中国必然灭亡，新中国必然诞生的结论。这种“侧面透露”的写法，很有创造性。老舍先生用现实中的许多人物与小事情，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悲剧。

三、“人像展览”的结构形式

众所周知，《茶馆》是一部结构特殊的戏剧，用的是一种典型的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揭示了社会的一角。通过茶馆的变迁和在其中活动的各种各样人物生活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透露社会的变化。清末时期的茶馆正是兴盛时期，上至太监、资本家、洋教徒、旗人，下至特务、地痞、市民、农民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在这里进进出出。这些人在茶馆里各干各的事，各说各的话，互相之间又不断发生摩擦。一个茶馆就描绘出一幅清末社会的风俗画，使人想到了《清明上河图》。这幅著名的古典长卷风俗画，运用散点透视法表现清明节北宋京城人民的活动。老舍吸取了中国古典画散点透视的技法，把它巧妙地运用到戏剧中，让众多的人物展现到舞台上，

6

采用流动的横向调度来组合人们从事的各种不相干的活动，使之汇合起来，组接成一幅色彩斑斓的舞台风俗画，时代风貌一览无疑。 《茶馆》的第

二、三幕的结构稍有变化，第二幕较多运用人物特写，第三幕则趋于旋涡式的冲突发展。其实，这三幕戏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它们之间有一条连贯的线索，那就是王利发为了生存、为了茶馆的发展，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不断挣扎的过程。例如：剧中他对难民、李三等人他说“别耽误功夫!”“咱们的事，有功夫再研究!”对难民态度强硬、冷漠。对李三虽同情，却有限度，表现他自私。唐铁嘴是吸食鸦片并以算命看相混饭吃的二流子，虽然经常赊欠茶钱，但王利发还是不断送茶给他，为的是不让他打搅茶馆的安宁和清静。刻画了一个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形象。为保住祖业、他克扣帮工，在房客身上刮油水;赶潮流、力图在改良中找到出路。他对巡警的敲诈巧于应付，对自己公寓的房客崔久峰，能很耐心地倾听他的牢骚，尽管他不一定懂，但也不时地说些逢迎的话，是他的胆小怕事和自私。从整体看，作者用茶馆兴衰的线索串起三个历史横断面，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整个变迁过程勾勒出来。

四、独具特色的话剧语言

谈到《茶馆》的戏剧语言,自然会使人首先想到老舍先生戏剧语言的性格化,以及人物对话的动作性,这两个鲜明的特点。毫无疑问,《茶馆》中那么众多的人物群象,而又一个个塑造得那么个性鲜明、形象

7

生动、光彩照人,这是与上述两个特点的成功把握分不开的。老舍《茶馆》的语言，首先如甘泉一般，是纯净清冽之液态。这种文学语言，体现出一种极为圆润的流动美，是真正的生活的“原味儿”，是地地道道的大白话，句式是极为洒脱的。老舍先生的戏剧语言，确实做到了“脱去了华丽的衣衫，而露出文学的裸体美来。”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真是在那荒唐的年代，正经的人们活不下去，正经的事儿干不成，到头来弄得人们啼笑皆非，欲哭无泪。难怪维新资本家秦仲义说：“有钱啊，就应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啊，秦某人七十多岁才明白这点大道理!”如是，剧的趣味性与深刻性就自然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对旧社会的憎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态度，也就自然地鲜明起来了。从幽默中感受乐趣，在感情的徜徉之中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充分表现了《茶馆》荒诞与启发相结合的情节艺术。老舍他的感情是北京人的，他的语言，更是“地道的老北京语言”。

老舍先生的戏剧语言，确实做到了“脱去了华丽的衣衫，而露出文学的裸体美来。”剧中用了大量的语气助词，使你既享受到北京话的美趣，又不致产生方言入剧的生涩之感。《茶馆》语言散发出浓淡宜人的幽默味。如“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什么都改良，为什么工钱不跟着改良呢?不改我的良，我干不下去了!”这类利用汉语的发音和词句结构的特点造成幽默效果的语言。幽默，极大地加强了这些语言在人物内心中、在戏剧情景中、在观众胸怀中的情感震荡。

8

老舍是著名的"语言艺术大师",其语言风格的独特性表现在提炼口语,纯净至极,清浅俗白,雅俗共赏;创造"始则发笑,继则感动,终于愤怒"的幽默;融会多种体裁语言,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创造地摹仿欧化语法及句式,描写简捷洗练。

五、真实与荒诞相结合的情节艺术

为了认识《茶馆》在情节安排上的艺术性，我们必须理解每幕的荒诞情节。这部剧每幕的精彩部分，都不同凡响地分别用一个荒诞故事把剧情推向高峰，这种表现方法是很吸引人的。如，第一幕中，太监买妻本属荒唐之事，而被卖的康顺子气昏倒地时，太监却说：“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这是笑话，但这笑话却又入木三分地揭露出那个临死的太监也要有活人垫背的荒唐社会的丑与恶，令人可信可服。第三幕说：“假如有什么突出惹眼的东西，那就是„莫谈国事‟的纸条更多，字也更大了。”并又增贴了一张“茶钱先付”的纸条。从字面与表达的感情色彩看，三个黑暗时代的变迁及其愈演愈烈的情况，说明尽管一次一次地改朝换代，然而茶馆那张“莫谈国事”的纸条却“保留了下来”。这富有象征意义的纸条，揭示出在这三代反动政府的专制下，人民受苦受压，是不能说话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临近解放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越加残酷的事实真相。同样道理，这一个天然的毫不修饰的片段，给我们以广博思索的余地，给观众带来了活跃的气氛，我们从这使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中，了解到“闹军阀，乱打仗”，

9

“老百姓，遭了殃”的时代本质。剧的结尾处，三个老头撒纸钱一事，是全剧的点题之笔，使人为之拍案叫绝。到此，观众也进入高潮，由茶馆进入历史的过去，又思索未来，形成对《茶馆》剧的整体印象。 我们应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茶馆》主要人物的命运以及对帮凶打手“子承父业”的描写，作者在《茶馆》这幅幕布上，画出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物，展示他们各不相同的行为和命运人物形象的这种艺术处理，一则能层层深入地唤起人们对黑暗社会的回忆与憎恨，同时这种描写世袭的方法，也能保持故事情节有一定的连续性。我们看出了作者对三个黑暗时代的极度憎恨的鲜明态度，充分发扬了戏剧幽默艺术的作用。从幽默中感受乐趣，在感情的徜徉之中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充分表现了《茶馆》荒诞与启发相结合的情节艺术。

六、总体风貌的喜剧样式

喜剧样式是这部作品的又一特点，是正确理解这部作品的又一关键。《茶馆》描述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灭亡前的最后三个片段，这是一个充斥着黑暗、荒诞、病态的社会。新生了的中国人民回顾它们，愉快地埋葬它们，与旧人物告别，庆幸自己的新生，形象地显示这种历史的必然。作者这种立场和态度，就决定了这个剧本的喜剧性。例如，对庞太监、刘麻子等反动分子和人类渣滓，作者是用“把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的喜剧态度，揭露他们，嘲弄他们，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争议。问题在于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

10

这些人物身上。有的人把《茶馆》看作是一首怀念旧人物，怀念旧时代的低沉的“挽歌”，但从作品的总倾向来看，我还是比较赞同它是喜剧的说法作者把希望寄托在一些崭新的人物，作品使人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并也具体地指出到达光明境界的道路，预感到旧的就要逝去，新的即将来临。因为新社会埋葬旧社会是一件喜事，该剧艺术地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愉快和自己的过去诀别”。这当然属于喜剧。

结束语

《茶馆》作者老舍先生打破“老套子”、追求“新尝试”的努力，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为该剧赢来了崭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特征。这部作品既把曲艺和戏曲的技巧应用到了话剧中，也借鉴了西方戏剧的现代主义手法。 11

参考文献

【1】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R].北京：北京文化技术出版社.1982.286 【2】胡洁青.老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89 【3】老舍.谈《茶馆》.老舍的话剧艺术[C].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243 【4】李振潼、冉忆桥.茶馆的样式和结构.戏剧艺术[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

12

致谢辞

感谢所有授我以业的老师，诚恳地请童老师对我的论文多加批评指正，使我及时完善论文的不足之处。

谨以此致谢最后，我要向百忙之中抽时间对本文进行审阅的童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第二篇：浅析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

——浅析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07级 学生：杨俊琴 准考证号：412708100068 【摘要】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有所承传和突破，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西方小说的“讽刺艺术”特点，从批判现实的高度，对社会时弊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特色。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关键词】讽刺

传统

世界

思想

手法

价值

鲁迅小说

讽刺艺术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世界文学的借鉴，是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的完美结合。在他宽广而深邃的艺术殿堂中，小说讽刺艺术的娴熟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的承传突破和对世界文学的借鉴

鲁迅从小读的是旧书，具有深厚的古文基础，耳闻目染，就必然影响到自己的文学风格和创作体式上来。其中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作品影响很大，嵇康的“帅心使气”、“慷慨激昂”，孔融的“讥嘲笔调”，都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为之效仿。鲁迅幼年时代曾接触了《目莲救母》之类的乡间的野台子戏，即鲁迅所谓的“社戏”。引起浓厚的欣赏兴趣，在十余岁时就满怀欣喜地充当了目莲大戏中的“业余演员”。实地体验了戏剧艺术的操作，从此在幼小的心灵构建起一座人而鬼、鬼而人、情而理、理而情的刚毅瑰丽的艺术世界，培养起对艺术与虚构的深挚感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讽刺手法正是我国传统戏曲中“二丑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油滑”出现在虚构的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身上，是对生活中类似戏剧舞台上“二花脸”一样“势利小人”的灵魂发现，又是一种激愤与悲悯相交织的情感的真实流露，冷言相讥又怒目不争是其基调。这种戏剧中继承来的“油滑”成为鲁迅小说讽刺艺术手法之一，在“插科打诨”和新奇的艺术氛围中多了些智巧、尖刻、嬉笑怒骂、婉而多讽。《故事新编》中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的写法是鲁迅吸取戏曲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一种新的尝试和创造，除了能对现实起到讽刺和批评的作用外，并没有使小说整体蒙受损害，反而使作者所要着重写出的主要人物和故事 “活”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在《狂人日记》、《孔已己》、《阿Q正传》的小说中，通过讽刺手法极为尖锐而又深刻地批判了等级专制制度的儒家旧礼教，体现了现代的人道精神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对群体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又是鲁迅人生选择的指导原则。道家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鲁迅，例如道家对权势名利的蔑视，对“仁义道德”的讽刺，对庸俗市侩的嘲笑，追求自我内心自由的人生价值观念，从否定中进行肯定的思维方式，真和美相统一的审美规范，那种汪洋恣肆的浪漫情怀都能从鲁迅小说中找到烙印。鲁迅七岁开始诵读《鉴略》，少年时代喜欢《山海经》，后来又特别推荐《儒林外史》，称赞它“蹙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认为好的讽刺手法，应该笔锋委婉风趣，“词微而显，旨博而深”，鲁迅的小说正是这样。传统文化给了鲁迅深厚的艺术功底。“五四”时期。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冲突，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空前剧烈的震荡。在西方思想文化界中，他对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情有独钟，因为这一派“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鲁迅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狂人日记》，鲁迅这篇反传统小说受过尼采的影响最明显，鲁迅曾译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狂人日记》所展示的真理有两层。明显的一层是揭示传统中国文化的吃人主义，较深的一层是谈人的进化的真正性质。在这里“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一位中国进化论者对未来一代应更好些的“寓意”的祈求，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借鉴尼采的更多的是精神、思想方面的。这篇小说又借鉴了安德列夫的《红笑》，但也有区别。鲁迅的独创性在于反转了《红笑》的视象。但两者又不同，一个是真疯，一个更具有象征意味。鲁迅对安德列夫的象征主义、果戈里、显克维支和夏目漱石的讽刺与反讽特别有兴趣。《狂人日记》的反讽结构很像是对显克维支的《炭画》和《巴特克的胜利》的模仿，因为它是对中国旧式传统传记的嘲笑。鲁迅从自己革命的、爱国的立场和用意去介绍和研究果戈里的，他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强调了果戈里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思想特色。称赞果戈里“用平常事，平常生活”显示人物的矛盾性、可笑性。对果戈里的讽刺也特别赞赏。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鲁迅虽然对西方刚经历了的世纪末文学思潮非常了解，但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罗斯和东欧文学，他又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当然很了解。鲁迅自己曾说喜欢妥斯绥耶夫斯基：一方面是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灵魂的关注，在鲁迅的所有小说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至于日本文学，可以很明显看到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讽刺风格的痕迹。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与中国的、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鲁迅自己也说过，他在小说创作的准备阶段，曾看了百来篇外国作品，并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在鲁迅一生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自己与世界文学隔开来。鲁迅小说严密的结构和富有学识的反讽，是思想上和心理上承载了许多过去经验的遗产。旧时的种种给予了他一种特殊的沉重悲怆的感情，要为创新而奋斗，要在一个承载着许多前人和种种陈规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来。鲁迅小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学的承传突破和借鉴世界文学的同时，从时代的高度面对现实，沉思过去，眺望未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讽刺艺术。

二、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讽刺和灵活多样的讽刺手法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戚而能谐”，指在讽刺的笑声中包含着深沉的忧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爱憎感情。“婉而多讽”，是指对讽刺对象不作公开的表态，把讽刺的锋芒隐藏在委婉曲折的真实描写之中。他在1935年写的《什么是“讽刺”?》一文中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还对讽刺的真实性和艺术性作了强调和解释，最后对讽刺提出“善意”的要求。鲁迅小说的讽刺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对比、夸张、白描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

在文艺创作中运用对比手法并不为奇，但是把对比手法运用得如此出神人化却是鲁迅的独到之处。可以说，对比手法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贯穿在鲁迅的全部讽刺小说中。他通过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达到了增加讽刺力度强化讽刺效果的目的，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肥皂》通过四铭道貌岸然的假象与隐藏在内心丑恶的真实两面对照，将一个假道学隐藏极深的卑劣情欲和肮脏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作者通过从四铭在不同场所持的不同语言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来进行的。如四铭在太太和儿女面前，道貌岸然;而当他与两个所谓“移风文社”的好友一起时，却一直重复着两个光棍的下流语言。作者采用表与里相对比的手法，通过描写他们冠冕堂皇的假象，透视他们卑鄙无耻的真相，收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在《幸福的家庭》，作者处处把混乱而贫困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空想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讽刺：“作家”要写“幸福的家庭”，可是战乱四起，盗贼遍地的中国连安置这个家庭的地方都没有;“作家”在幻想着作品里主妇的风姿——“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牙齿是始终雪白的露着”，可是当他一回过头去，靠左肩便立着自己家里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作家”想象着作品主人公们“高尚优美”的生活，可是自己的生活却充满了白菜堆，劈柴，女儿的啼哭声„„强烈的对比，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喜剧色彩，也深化了作品的悲剧性。作者虽未多加评论，却通过对比手法和形象的画面，给予空想家以辛辣的嘲讽，同时也对那丑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补天》里，作者将高尚女神女蜗和人类中的卑劣者的言行对比，更增添了作品对人类卑劣者嘲讽的力度。《铸剑》将黑衣人宴之敖者侠义行为与王政的暴虐进行对比，《奔月》中将英雄后羿和背叛者逢蒙对比，《非攻》中“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战士墨子和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的对比，《理水》中“埋头苦干”，“为民除害”的古代英雄大禹和那些无所事事、高谈阔论的考察专员与学者们的对比，无一不更增添了作品的讽刺意义，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巨大的审美效果以及深厚的艺术内蕴。

鲁迅特别赞赏《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白描手法，认为这是讽刺艺术的上乘。他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白描手法的讽刺艺术传统，主要用写实的白描语言，以最朴实的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地把被讽刺对象的丑恶形象真切地勾勒出来，塑造出众多的栩栩如生的讽刺艺术形象，给人以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审美享受。在《高老夫子》中，作者通过客观的描写，把高老夫子的丑恶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描写高老夫子从早晨到中午在家里备课，照镜的情景。当他照镜子看见眉棱上的瘫痕时，想到这瘫痕大概会给女学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而愤愤不平。写他下午到贤良女校上课。高老夫子走进“贤良女学校”教员预备室时所串演的“欢迎仪式”：“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这里虽然纯属白描，毫无藻饰，却通过两人彼此弯腰拱手连连客套的举止和阿谀奉承的语言，把他们庸俗，无聊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写他逃出课堂，道经植物园，却迎头碰在一株桑树上，震得手里的书本也失落在地上。作者用简洁的语言通过对他的言行和处于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心理活动描写，虽然未加片言只语的贬斥，但高老夫子这一新国粹主义者，复古派的丑恶形象却跃然纸上，他庸俗、作假、丑恶的灵魂也被暴露无遗。在《示众》中，有对庸众“看客”的集体的描写。《示众》几乎是《阿Q正传》中示众场面的重复，只是写得更细致。技巧更圆熟。《示众》完全舍弃了情节和心理的分析，写的只是外部的表面现象，是鲁迅“白描”技巧的光辉典范。“看客”形形色色，有小贩、学生、怀抱婴儿的女人、儿童、警察、各以自己的怪异形象被摄入特写镜头。有意的表面现象形象的描写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内心的空虚。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那示众的犯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却只是在“观景”。当他们再看不见会有什么新鲜事发生时，就失去兴趣，走开去看另一个跌了一跤的洋车夫去了。这是对中国庸众的典型叙述。《风波》通过描写赵七爷头上那根辫子盘起，拖下的几经变化，刻画他威胁农民时挥拳瞪眼的丑态等，富于讽刺色彩，活画了他顽固又狡猾，可憎又可笑的丑恶面目。在《孔乙己》里，没有一句旁白，作者完全是通过对他滑稽言行所作的纯粹客观的描写，刻画出一个被封建教育毒液完全销蚀了灵魂的落魄潦倒、无可救药的读书人典型形象。在讽刺艺术集中浓烈的《故事新编》里，八篇小说也主要通过白描的手法来表现的。《补天》在叙述那些虚伪无耻、狭隘自私的丑恶行经时，并没用表示谴责抨击的语言，而是用人类行为情态的自身否定性来达到讽刺的目的。《铸剑》关于王政暴虐情景的描写，《奔月》关于逢蒙背叛行为描述，《非攻》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现象的反映，《采微》对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嘲讽，《出关》对老子“无为”哲学的讽刺，都主要是通过客观描写所勾画出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达到讽刺现实生活不合理现象和揭示其反动本质的目的。

鲁迅小说中的讽刺大都是含蓄而隐藏的，在人物和场面的叙述、描写中流露出来。《长明灯》中写吉光屯各类人物商议处置要熄灭长明灯的叛逆者——“他”。在其伯父、地主四爷家，郭老娃提出将“他”关在四爷府上。四爷想占有“他”的住房，又怕关在自己府上，于是慢腾腾地问道：“庙里就没有闲房?„„”有意地提示和点拨众人把“他”关到庙里，既能使自家清静，又可逃避责任，达到逐侄占房的卑鄙目的。作者在真实的叙述、描写中不加评议，却使读者看出四爷的贪财、奸险的面目。《肥皂》中对四铭再三复述孝女的行乞和光棍的买肥皂“咯吱咯吱”下流话，流露出念念不忘的光棍的话里所包含的猥亵心理。当他的太太戳穿他“都不是什么好心思”时，他立即脸红出汗了。四铭借着表彰封建伦理道德的名义，掩饰其内心肮脏的欲望，揭露他是假道学、真流氓。在《示众》中，描写看客围观示众的犯人的热狂，把讽刺的笔锋指向一群精神麻木的人群，含意深沉。鲁迅的叙述者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个不同。有全知的，也有深思反省的;有主观地移情于小说中人物的，有客观婉曲的。通过这些叙述者，鲁迅把他的主人公(狂人、没落文人、愤世者、被迫害的农村妇女、无所作为的现代知识分子等)的感情和行为鲜明地浮现出来。特别是对那些消极的、不可信赖的叙述者的运用，更是标志着鲁迅已经独特地离开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常规。这种叙述技巧给他的小说结构增加了反讽的广度，提供了构成对立视界以及从主观角度作说明的基础。《孔已己》中设计了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故事是由咸亨酒店一个小伙子用某种嘲讽口气叙述的。这个人在叙述当时的情况时已经是一个成人了。当年他做小伙计的时候显然也和那些顾客一样，是鄙视孔已己的。现在他作为成人回忆往事，岁月却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通过这种间接的叙述层次，鲁迅进行着三重讽刺：对主人公孔已己，对那一群嘲弃他的看客，也对那毫无感受力的代表看客们声音的叙述者。他们都显得同样可怜，同样缺乏真正衡量问题的意识。鲁迅叙述技巧的另一个好例子是《祝福》。叙述者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无感受力的知识分子。他被作者用来和主人公的痛苦相对比。这主人公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的不幸激起她提出了那个重大的人生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本应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更应当关心的。鲁迅在这里又一次通过叙述的艺术形式作了讽刺。在鲁迅小说的讽刺人物画廊中，还有《高老夫子》中的高老杆，常与黄三等流氓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却改名“高尔础”去当历史教员，为了“去看看女学生”。小说揭露了这个下流无耻的恶棍。《风波》中的赵七爷是茂源酒店的主人，他威胁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你能抵挡他么”?描写赵七爷色厉内荏、心虚胆怯的可笑形象，非常生动。《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家为了“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想写作《幸福的家庭》，但在妻子忙家务、孩子的吵闹下，无法安静写作，表现他追求幸福生活而不可得的虚荣心。这些讽刺人物形象表现了鲁迅“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笔法，寄托着他的爱和憎、同情和愤怒、希望和抗争的思想感情。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夸张，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阿Q正传》中为抓一个手无寸铁的阿Q动用一大堆全副武装的人，夸张至极，极具讽刺意义。《药》是鲁迅所写的最复杂的象征主义小说。小说的结构是错综复杂地编织起来的几条象征之流合在一起，在一个似乎是现实主义的情节布局中述说一个寓意的故事。那对老夫妇姓华，“华”是中国古称“华夏”的一半。他们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病了，必须用革命者的血来治疗，这革命者恰恰又姓“夏”。这样，这两个作为象征的姓氏就表明了两个青年正是一对，为了一个“中国之子”使另一个“中国之子”无益地牺牲了生命。通过象征手法的表达，透露出深刻的讽刺意义。

鲁迅小说讽刺艺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喜剧同悲剧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笑声里潜藏着深沉的忧伤。《阿Q正传》写阿Q自欺自慰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是异常可笑的：他向吴妈下跪求爱，结果被赶出未庄：他要革命，想象中的革命完全是满足自己的报复意愿和生活需求的大喜剧，结果是被枪杀的悲剧。《孔乙已》中的孔乙已的一生，同样是在引人哄笑和丁举人之类的折磨中结束的。在喜剧性描写和悲剧结局的交织里，人物的悲剧命运更加令人同情。这是一种有情的讽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

鲁迅是语言大师，运用汉语言文字真是娴熟自如，得心应手。经常巧用反语、成语、文言文。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反语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说阿Q“见识高”“完人”，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写人物更可笑。孔已己争辩：“窃书不能算偷„„君子固穷„„者乎”之类文言文特具讽刺意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细细咀嚼，“九分”这个生造的词，既略带幽默地鄙夷了“酒店里的人”，联系上文“十分”，又鞭挞了阿Q。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是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性高度结合的产物，它更注重小说的内在和内涵，引起人们的思考。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由于发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着鲜明的时代性，具有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先驱的特征。鲁迅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鲁迅小说中讽刺，完全立足于现实生活，锋芒所向，无一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痼疾。鲁迅小说的讽刺并不在于追求“奇闻”和“怪现状”而在于深刻地揭示出了那些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的生活现象之下的丑陋的本质，在于作品的生活真实性。鲁迅曾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但这么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①，《孔已己》中孔已己;《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称霸一方、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者都一一予于讽刺。

由于当时的黑暗背景，鲁迅小说的讽刺不同于西方小说那种令人捧腹大笑的讽刺，而是一种沉重的、悲喜交加的讽刺。他讽刺中的幽默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而是在表面诙谐甚至滑稽之下的深沉悲哀。在小说创作中，他善于运用诙谐这一更具喜剧色彩的讽刺去表现悲剧的内容，让人物在喜笑和泪水的情感的激荡中显示出特有的喜剧性讽刺魅力来。这种喜剧性讽刺，首先表现为对国民麻木不仁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阿Q正传》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阿Q正传》的大部分章节都充满引人发笑的喜剧色彩。但在这喜剧外表下潜存着的却是催人泪下的悲剧。在作品中，往往一个艺术细节同时呈现出极强烈的喜剧性和悲剧性，最末一章《大团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阿Q无端被捉，糊里糊涂被人押着画押，他不但不申述自己的冤枉，反倒羞愧自己画押时圈画得不圆，这种惊人的麻木和愚昧是何等可笑，又是何等可悲。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他在将阿Q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过程中，将喜和悲，笑和泪，哀和愤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幕幕带有喜剧色彩的大悲剧，使人不得不在经历一段喜，悲交加的感情风波后又燃起愤怒的火焰。在这里，丰富的情感，跌宕起伏的变化，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大的审美效应。《孔乙己》也是使人笑中含泪的喜剧性悲剧。小说反复突出“众人都轰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乐的空气”，但“可是没有他，别人也这么过。”这就表明，人们只是把他当作取笑的材料逗弄而已。特别是他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之后，掌柜和酒客们仍然不肯放过取笑的机会，孔乙己也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这令人战栗的笑声是多么残忍，然而人们却从中得到了快活。如果说那些长衫主顾，掌柜以捉弄，戏耍孔乙己为乐是不足为奇的，那么短衣帮也以讥笑孔乙己的伤疤和断腿为快，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压抑。在作者将他们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我们看的嘻笑声中，永远也掩盖不了孔乙己悲惨命运的辛酸和读者对封建教育毒害性的愤慨之情。《幸福的家庭》主人公在不断构思他小说中充满诙谐喜剧情节的同时，现实中他家庭的悲剧正一幕幕上演。在残酷现实对主人公漂浮理想的嘲弄中，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喜剧性中渗透着的悲剧性。《白光》细致地描写了陈士成的心理状态，从追求功名的动作中揭示了他希望不劳而获的劣根性。这一幕喜剧性悲剧，同样让人在喜笑之后感到无比的悲哀。《补天》在诙谐之中，隐含着抑制不住的愤慨。《奔月》在嘲笑中流露出极度的轻蔑。《理水》嘲讽之中掩盖不住对反动文人和昏庸官员的激愤。《铸剑》在滑稽之中饱含对王政暴虐的愤恨。《非攻》既有对墨子兼爱学说的嘲讽，又有对不合理社会现实讽刺中的愤怒。其他几篇，同样在诙谐和嘲讽之中，饱含着复杂的情感。而正是这些富于变化而饱满的情感，赋予了作品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以及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非凡的划时代现实主义的讽刺艺术

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有着政治上、思想上、艺术上和创作实践上等多方面的坚实基础和准备，这使他的小说很自然地具有了非凡的划时代意义。鲁迅不是一般地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而总是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政治内容，深入到反映对象的灵魂中去，探讨他们受难的原因，考虑他们摆脱悲剧的道路;挖掘出主人公精神的火花，以此照亮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鲁迅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瘤。联系到当今社会，鲁迅小说跨时代的讽刺艺术更有价值，我们社会的“腐烂”与“肿瘤”有多少：一边在大会上大讲反腐倡廉，一边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分子有多少，见了上司，比奴才还恭顺;见了百姓，比虎狼还凶暴，社会制度是否健全，民主监督是否齐全，老百姓们为了生存，像阿Q似的奴性形象大有存在。我们需要像鲁迅一样的人，揭露事实，指引道路。社会的下岗工人、农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需要鲁迅，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鲁迅的“讽刺”之匕首为我们呐喊!

最后引用《文艺报》的一段评论作为这篇论文的结束语：“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次扩大，迟早要酿成大患。讽刺是及时施行手术，刮骨疗毒，治病救人。是，它的手段也许太厉害一些，可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治病有时候需要下猛药。拥护我们的社会制度不等于隐瞒某些人某些事的丑恶与不合理。文艺追求并阐明真理，不该敷衍、粉饰。为了真理，我们歌颂先进的人物，鞭挞落后的人物。”②

注释：

①吴子敏、徐迺翔、马良春编、《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中《什么是“讽刺”》、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1956年7月30日《文艺报》第十四期

参考文献：

1、《鲁迅作品集》、鲁迅、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2、《鲁迅作品精选》、鲁迅著、雪岗编、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4月

3、《鲁迅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姜振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4、《鲁迅读书记》、何锡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

5、《鲁迅研究新探》、沈欣、研究出版社、2005年5月

第三篇：浅析《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

中文系0503班05010316王悦

内容摘要：小说《青春之歌》是以“九·一八”事变至“一二·九”运动爆发这一段历史时期为背景，以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的坎坷曲折道路为主要线索来歌颂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运动的。作者通过细密的观察、细致入微的表现生活艺术地反映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北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通过多种途径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歌颂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斗争的精神。

关键词：观察的细密、表现生活的细致入微、多种途径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情节结构着眼于主人公的成长

杨沫(1914—1995)，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小慧。曾担任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杨沫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

《青春之歌》是杨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林道静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踏上流亡之路的。她逃离家庭，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守村小学投亲不遇，做了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阴谋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但她不甘心被人供养，先是寻找工作受挫，后接触到北大的爱国学生，思想上受到触动。当遇到共产党我卢嘉川之后，她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余永泽一再拦阻她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林道静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如梦初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小说《青春之歌》通过各具一定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活动构成的较为曲折的艺术情节，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语言和耐人寻味的种种艺术手段，将作者的创作立意完美地展示出来。其艺术特点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 观察的细密与表现生活的细致入微

《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作者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细腻，特别是在妇女形象的塑上，对她们的言行举止、内心活动，刻画尤为细致、生动。在表现林道静初次接受散发秘密宣传品任务，接过盛放革命传单的手提包时，小说这样写道：“道静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半旧的古铜色的小提包;好像母亲接抱自己初生的婴儿。片刻间，她的心头充溢着一种幸福的、欢乐的感情，这感情是怎样激越和有力，竟使得她忘掉了刚才的紧张，紧紧把提包搂抱在怀里，眼睛燃烧似的瞅着卢嘉川„„”，当她携带宣传品走上街头时，作者又细腻的写道：“她像在等待什么，又像在窥伺什么。她手里提着一个华丽的手提包，穿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当她听到似乎有脚步声或者什么声音的时候，她就停了下来，把苗条的轻捷的身子紧贴在墙边，侧着耳朵屏住了呼吸。她谛听着，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却忍不住激烈的狂跳着——她几乎都听到了砰砰的跳跃声。但是当她听了一会，并未听到有人走来的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贴第一张的时候，她的手不住地啰嗦，腿也在发软”、“在这黑暗的深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孤单、恐怖。„„贴了几张，胡乱地向几家住户的门口塞了几张，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匆匆地跑了回来。躺在床上，她好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这里，作品主人公在特定境遇下既紧张、焦急、胆怯，又要坚持锻炼，严肃对待党组织交与的任务的心情跃然纸上。

又如王晓燕受了叛徒、内奸戴愉的挑拨和欺骗，对林道静进行了种种诬蔑以后，这两个从小就有浓厚情谊的好友的一次相见，也写得相当细致生动，富于表现力。“尽管王晓燕和戴愉的关系使道静懊恼，但是多年的友情和对于晓燕的信任，使她依然深切地关心她、想念她。当她踏上晓燕房间的台阶时，心里还在热切地期待着一场欢畅的叙谈和真挚的友情的慰藉”。作者首先着力渲染了相遇前女主人公满怀希望的心情，但接着笔峰一转，却这样写道：“晓燕正埋头在桌上写东西，一见道静走进屋来，好像见了什么妖怪似地陡然一惊，接着立刻满脸通红。她头也不抬，冷淡地好像对陌生人讲话一样”。“道静按捺不住自己的惊讶和恼火，轻轻走到晓燕身边，拉住了她的手”，“想不到晓燕把手一抽，把头一扭竟不理她。道静的脸都气白了，声音都发抖了”，“晓燕坐在桌边仍又写起她的东西，并不搭腔。道静只得怔在她旁边，小屋里是一阵难耐的沉寂”，当道静打破沉寂，直截了当提出：“是不是听了什么人的挑拨“时，”晓燕慢慢抬起头来直视着道静。从那双悲伤的黑色的圆眼睛里，道静看出了它是怎样被痛苦和恐惧缠绕着。终于又从这双善良的圆眼睛里籁籁地滚下了大粒的泪珠——王晓燕坐在桌旁捂着脸哭了”。这具体入微的笔墨，虽然着眼于描叙人物的外部动作却让两位少女矛盾交织，思绪成千的内心世界生动具体地跃入人们的眼帘，体现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表现生活。

作者细腻的描写手法，也表现在对其他人物的内心刻画上。比如关于余永泽和林道静在北戴河的初恋，特别是余永泽告别返京时的那一场面，就展示地相当地出色。“余永泽望着道静悒悒愁闷的眼睛，望着秋风中她那微微拂动着的浓密的短发，情不自禁地感到了一阵心跳„„可是，他犹豫着，怕说得不好反而坏了事。于是他忐忑不安，望着道静朴素的白衣，心里在像燃烧似的呆想着„„”，“道静扭过脸来，发现余永泽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又灼热地望着自己，她突然也感到了一阵激烈的心跳，于是赶快蹲下身去摘起路旁的一朵小野花”，“余永泽怕道静生气，温存地看着她的眼睛，„„‘好一匹难驯驭的小马!’余永泽心里暗暗说着，嘴里却不敢再多话。”这里，女主人公初恋时羞涩的表情举止，以及余永泽的胆小谨慎，担心说多了，说错了会“坏了事”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所以，《青春之歌》的心理描写是颇具特色的。

二、 通过多种途径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小说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作者通过多种途径，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展示作品人物的独特思想言行。途径与手段之一是通过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显示各个人物的不同心理特征。

打开小说的第一章，人们就看到“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这“浑身上下全是白”的林道静，携带了各式各样的乐器在火车上引起同车人的惊讶，成了人们闲谈资料的情景。这是一件很小的事，然而作者却通过两个旅客的不同反映，生动地展示了一名“洋学生”和一名商人的不同内心世界。“洋学生”和他的同伴悄悄地说：“这小密斯失恋啦?”而身旁的胖商人却热衷于另一方面他煞有介事地计算起这堆乐器“至少也得值个十块二十块洋钱”，说着竟凑近了身旁的“洋学生”，“挤眉弄眼地瞟着乐器和女学生”，说什么“这小妞带点子这个干么呀?卖唱的?„„”仅仅是简洁的几笔，就把两个人的不同趣味、不同爱好、不同见解、不同心理状态勾勒出来了。虽然这些人是作品中的小人物，但作者并不轻易放过，而在描述女主人公寻找表兄的旅途情景的同时，插上一笔，毫不费力地展示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

又如老贫农魏老三来到余永泽、林道静的住处求援时，作者也运用了对比手法使余永泽和女主人公的不同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当又冷又饥的老汉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余永泽眼前时，最初是“挡住了门槛”，接着是“把手一挥，让到屋里”，冷冷地朝林道静努一努嘴，说了声“这是家里的老佃户”，而林道静在同一场合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连忙找个凳子让老头靠火炉坐下”，并要老汉一块吃饭，可是最后的“吃”字还没有出口，余永泽早在一旁“使了个眼色”反对。老汉在林道静的招呼下吃了烧饼，并聊起了家常，当老汉谈起痛苦境遇忍不住心酸掉泪时，林道静赶忙递上了毛巾，然而“没等送到老头手里，余永泽却轻轻夺了过去”。人们读到这里，林道静对待劳动人民的感情态度异常鲜明地在眼前展示，而余永泽的卑微内心却仿佛令人嗅到一股铜臭。

作者不仅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显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也善于将爱憎分明的人物肖像描绘同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揭示紧紧融为一体，让读者既熟悉人物的语言，又熟悉人物的模样，熟悉人物的神情、姿态;让读者既洞察人物性格的内在特征，又从人物的外部表情更深一层地领略人物的精神世界。

小说在大地主兼乡绅的杨庄小学的校长余敬唐出场时，再三重复地对他未说话先“弯腰”以及“黄瘦的窄脸”、“眨动着眼皮”作突出的描绘。由于作者同时无情地揭示了他那满腹的鬼胎，对人物的容貌、神情、姿态所勾勒的这几笔，更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憎恶之感。同样地，作者对于戴愉这可耻的叛徒、内奸，一再地对那“饱鼓鼓的金鱼眼睛”作夸张的描绘，也不是闲笔。当戴愉盛气凌人地对待别人时，当他可耻地投敌并残害革命者时，作者的爱憎分明，使她从人物和各个方面以及容貌刻画来加深读者对戴愉的憎恶。戴愉“饱鼓鼓的金鱼眼睛”之所以能在作者笔下发挥威力，这是和小说所支付的提示其卑鄙内心的笔墨是分不开的。

小说在人物肖像方面不只作静止的描绘，随着人物思想面貌的变化，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对人物的肖像描绘也有一定的变化。同样是余水泽的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当他在个人主义泥坑里还没有深陷时，当他还能给林道静一些善意的支援时，在林道静的眼里，这双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的聪慧”，当他在海边及时救起跳海自杀的林道静时，他那“亮亮的小眼睛”里闪出的却是“焦灼”的“亮光”。

作者还比较注意通过客观景物的拒绝，来渲染、烘托在特定情境下作品人物的万千思绪，加深读者对人物内心奥秘的了解。

比如在表现林道静初次散发、张贴革命传单时，为了展示女主人公深夜单身战斗在街头巷尾的“孤单、恐怖”之感，作者特意渲染了“大地已经沉睡。除了微风轻轻的，阵阵的吹着，除了偶然一声两声狗的吠叫，冷落的街道寂然无声”以及“天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青色的天宇”的景色。在表现林道静借故灯红酒绿的“北京饭店”，摆脱白莉苹的所设置的桃色圈套时，小说又浓墨描写了饭店门外“银灰色的天空缀着满天星斗，一阵凉风迎面吹来”，以及在此景此境下“她陡地觉得世界变大了，心里豁亮了。外面的空气是多么清新、凉爽而自由”的独特感受，这些都有力地发挥了以景托人、借景传情的作用。

作为展示人物思想成长的手段之一，《青春之歌》还注意以作品人物自我回顾或抒发现实感受的形式，对其思想善进行适当的剖析。

比如关于作品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软弱、缠绵”、“对革命不实际的幻想、狂热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等缺点①，主要是通过人物本身思想性格的发展，通过她不断地向新的征途迈进的行动，通过所描写的生活本身进行否定的。比如林道静参加除夕大学生聚会后，“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倒在床上”，“想着这一夜的情景，想着各卢嘉川的许多谈话”的这一段追忆，便以“寻找祖国的出路”，“把个人的命运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过真正的生活”的认识，批判了过去钻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只寻求“个人出路”，过着“像个糊涂虫”一般的生活的错误。

在叙事性的作品中，一般有一定的直接剖析作品人物心理活动的笔墨，作为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青春之歌》的可贵之处在于，这些篇章片断总是同展示人物的言行举止，同以景物、肖像描绘展开人物精神世界的笔墨交织在一起，因而，显得比较自然，使作品的一些主要人物基本达到了血肉丰满的要求，能给人们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三、 情节结构安排着眼于刻画主人公成长

《青春之歌》的情节结构的安排同样体现了作者精心的艺术构思。

由于《青春之歌》侧重表现以从道静为代表的三十年代知识青年在斗争中的成长，展示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培养，同时又描述自“九·一八”至“一二·九”时期以北京大学为主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这在艺术结构上便形成了在刻画女主人公思想言行的前提下，将两条情节线索交叉展开的总的布局。比如第一章至第六章，写了林道静逃婚离京的经历，而在这几章里，已经通过林道静与好友王晓燕的通信往来，通过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的堂弟余永泽和教员李芝庭的内弟卢嘉川的出场，插入到北大学生的个别活动;到了第七章，则插入了以卢嘉川为总指挥的北大学生代表南下示威团活动的集中描写;到了第八章，更由林道静的回到北京，将展示林道静的动向同记叙北大学生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在这以后的篇章中，虽有离开林道静的活动，专门写卢嘉川、江华以及王晓燕一家的个别篇幅，但从总体来看，并没有脱离围绕女主人公展示三十年代知识青年在这一时期历史动向的构思特点。“假如仅从林道静的遭遇一线发展的要求来看作品，也许感到结构上有点凌乱、松散，然而仔细琢磨，作品的总体结构并非如此单一化”。②

“小说在艺术结构上的这一特点，有助于以青年爱国运动为情节主线，适当兼及工农战线的斗争概貌，展现社会各阶层对于学生运动的种种反响，有助于在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的结合上，展示作品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其广阔的时代背景”③。表面看来，作者一会儿写到北戴河畔沉睡的杨庄，一会儿又移向了南京的沸腾的游行示威行列;一会儿描叙北京沙滩公寓里的喧哗生活，一会儿在作者笔下出现的却是朴实的农村画面;一会儿表现的是卢嘉川在狱中的坚强斗争，一会儿又描述了王晓燕的家庭宴会;一会儿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北大学生的竞选活动，一会儿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俞淑秀、崔秀玉的跨上社会征途„„尽管作者不停地在变换她选取生活的角度，然而，却始终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林道静等三十年代知识青年的成长”为主线④。因而在整个小说里虽然出现了好多似乎可以自行独立的故事，却并没有给人松散的感觉。

情节是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作品主题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构成作品内容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成功的文艺创作虽然不可能是先‘设置’了一定的故事情节，然后再去找寻或虚构一些与既定情节相适应的人物形象，而总是作者从生活出发，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事件出发，根据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在构思酝酿作品人物思想性格的同时，构思酝酿相应的作品情节。”⑤我认为，假若离开这些生活矛盾，离开这些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而只是一味的追求离奇的情节，就必须丧失使人信服的艺术力量，而作品情节如果干涩无味，缺乏展示作品主题和人物的表现力，也会使创作失败。因此，从生活出发精心提炼生动曲折的情节，是《青春之歌》成功的重要因素。

据作者口述，“通过《青春之歌》的创作，她深深体会到，编造一些故事并不太难，难的是通过这些故事刻画出人物来。”⑥假如仅仅是为了编故事，人物的内心活动、人物的思想感情不能表达出来，这样的文艺作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倘若从展示人物的性格出发，首先集中精力酝酿笔下的人物，这些人物活起来，在表现人物的种种遭遇时，在展示人物的喜怒哀乐时，就特别有感情色彩，情节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很能打动人。比如林道静同余永泽的从结合到决裂，同王晓燕的从亲密到误会，同胡梦安的机智斗争，同郑德富的从隔阂到融洽相处，以及同一系列作品人物的交往、纠葛等，便展现得较为自然、可信，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四、 大型的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的场面描写

小说《青春之歌》是以反映学生爱国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因此，学生运动，诸如罢课、集会、示威游行必须是小说要描写的主要内容。在小说中，作者先后记叙描写了南下请愿示威、北大红楼“三·一八”纪念大会、五一节游行示威、“一二·九”北平学生示威游行、“一二·一六”全北平学生及各界群众反对华北自治大游行等几次。作者在处理这几次宏大的政治运动的场面描写时，是颇具匠心，各有特色的。其描写的角度“或全景俯瞰式，或参与者独特的视角的审视，或点与面的结合、突出重点，或通过参与者的叙述，感受独特„„”。⑦ 例如：林道静第一次参加集会活动——北大红楼前“三·一八”纪念大会，就是以参与者独特的角度来展示集会场面的，其中既写到演讲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也刻画了林道静初次参加集会的内心独特的感受，而且着重描写了后者，在于表现人物思想成长的过程。又如“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抗议华北自治大游行，两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与游行，场面宏大，气势磅礴。但由于两次游行时间相近，如果都用全景式的正面记叙与描写，就显得重复，因而，作者将“一二·九”运动的场面，用间接形式来表现，即通过参与者王晓燕的亲口所述来描绘，这样既简略又有切身感受，作者这样处理，是为了把笔力和篇幅用来描绘声势更为浩大的“一二·一六”北平各界的大游行，这是一次全景性的场面描写。作者通过觉醒的王鸿冰教授的亲身经历，来反映爱国民众的觉醒，同时也点面结合的方式，描写了李槐英与军警搏斗的场面，再用特写镜头，充分突出了这次游行的领导者与指挥者江华的英雄形象，这样的描写，不仅真实地表现了历史上“一二·一六”的群众斗争场面，同时也将小说的故事情节推向高潮，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大型的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的场面描写，是小说《青春之歌》艺术特色的又一个方面。

此外，小说的文笔流畅简练，有作者自己的语言风格，无论是叙述还是描写，都带有作者饱满的热情，同时又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尤其是对卢嘉川的描写和林红在狱中的斗争的叙述，既慷慨悲壮，又充满高昂激越的深情;写林道静对卢嘉川的崇敬与缅怀，情真意切，真挚委婉，读之感人肺腑，留下极深印象。

总之，小说《青春之歌》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它的艺术成就是不可轻估的，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它是一本生动形象艺术的教科书”。⑧

参考文献：

1、 杨沫《谈谈林道静的形象》《人民文学》1959.7

2、 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4

3、 4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4 5杨沫《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过程》《文学青年》1959。1

6、杨沫《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中国青年报》1958。5。3

7、8傅守祥、刘和椿《热血写青春——〈青春之歌〉导读》1997。2

第四篇：浅析黄自艺术歌曲的特色

姓名：李朔 学号：201405015130 专业：音乐学

摘要：黄自(1904—1938)是我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作曲家、音乐家。他短暂的一生为我国早期音乐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后人 留下了, 大量的宝贵音乐作品和艺术创作理念。他创作了各种题材样式的音乐作品，这些艺术歌曲无论从内容、题材和风格方面都独具艺术魅力，堪称艺术歌曲的典范，他的作品根植于民族音 乐，文章通过对黄自创作歌曲的梳理，总结出黄自艺术歌曲具有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的特点。

关键词：黄自 艺术歌曲

一、黄自艺术歌曲的创作具有时代性

黄自先生早年在国外留学。学习西洋的作曲技法、音乐理论和专业技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结合当时知识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想法，他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大胆创新，在中国民族语言音调同歌曲音调结合的基础上，取西洋音乐创作技法的精华部分，结合中国民族音乐的素材，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形式，即中国的艺术歌曲。 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中国国内的形式更加动荡不安，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黄自先生先后创作了《睡狮》、《乡曲》、《抗敌歌》、《热血歌》、《九一八》、《旗正飘飘》等多首歌 曲。其中《抗敌歌》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首抗日救亡为题材的合唱歌曲，歌曲表现了鲜明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深沉热烈的爱国激情，至今是音乐会合唱的保留曲目受当时文艺思潮的影 响，黄自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一部分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对美好生活爱情的憧憬向往，因此创作上 也倾向于浪漫主义色彩，借景抒情、借物咏志的成分较多，听起来简单易懂。琅琅上口，成 为“五四”以后歌曲创作的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赋予黄自的艺术歌曲鲜明的时代烙印，使黄自的艺术歌曲创作具有了较高的时代性。

二、黄自艺术歌曲的创作具有民族性

黄自的音乐创作风格大多都比较严谨、精致、典雅，独到之处在于构思细腻和乐曲结构 的简洁、严整他的大量声乐作品主要运用了民族调式以民族语言为基调，将中国传统的五声 性调式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也是中国新时期艺术歌曲旋律曲调民族化尝试的一种创举20世纪

三、四十年代是黄自创作的高峰期，即冲突又融合 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共存着。黄自大胆将西方作曲技法和和声技法应 用于中国民族音乐创作中，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审美要求，也使所创作出的艺术歌曲具有新鲜 的气息。中国的传统音乐素来注重旋律的横向线条。多以五声调式和以民族五声为骨干音的 七声调式为主。以此方法体现民族化特征如《花非花》是根据唐白居易的诗创作的。在创作 中，低声部重复着旋律音，强调民族调式的旋律，使乐曲具有明显的民族风格和特征。对语言文字的四声和节奏的和谐做到完美统一，把一种朦胧、难觅踪迹的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

和声层面，在五声调式和弦的运用基础上，对三和弦结构进行和声色彩性的突破，将歌曲意境上的朦胧气氛进一步得到完美的体现黄自先生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采用西方音乐体裁创作的这部多乐章的合唱套曲，描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可歌可泣的爱情悲剧故 事他将唐诗宋词中的韵律美与音乐完美结合起来，把民族五声音阶运用的淋漓尽致。又体现 出古朴高雅的的艺术特点。

三、黄自创作的艺术歌曲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黄子先生的作品非常注重歌曲的艺术性处理。如《玫瑰三愿》，创作于1932年，歌词选 用词人龙七的新词“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干下。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 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好教我留住芳华”旋律动听委婉。词 曲结合严谨，情景交融采用钢琴伴奏与小提琴协奏相结合的形式小提琴宛如一位温柔、含蓄 的女声，如泣如诉，而钢琴则浑厚有力，与声乐、小提琴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又如《踏雪寻梅》：“学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 叮当，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这首歌曲经常被各种音乐教用，它曲调悠扬，轻松愉悦，深受学生们的喜欢。歌曲最有特色的是伴奏部分每小节各拍 的后半拍，使用装饰音，模仿驴铃清脆的声音效果，增强了歌曲欢快跳跃的特点。天寒地冻，百花凋零冰天雪地里唯有那梅花傲雪怒放，幽香袭人。踏着皑皑白雪，闻着幽幽花香，真是 别有一番情趣。听，远处传来了一阵铃铛声，踏着雪骑着毛驴.悠然自得赏着梅花，那是怎样的一种意境呀!这种美好生动的画面与富有情趣的想象无不向我们展示着高雅的艺术。

综上所述，在黄自的艺术歌曲中，时代性、民族性、创新性、艺术性皆有体现，黄自先 生的艺术歌曲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素与西洋音乐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融合的自然、完美，不 仅歌者唱得流畅自如，听者也是舒适自然因此被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广为传唱，也为后期的音 乐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篇：浅析《围城》的艺术特色删减 1500字以内

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命名的“围城”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它象征着当时的人生“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绝境。①作为现代讽刺文学的精品，其讽刺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幽默机智的讽刺语言

作者用独具才情的笔和一连串幽默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一批留学外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日后方的特殊环境里所做的无异于常人的事情，讽刺了他们生活中的种种丑态。

第二章里，方鸿渐想买一套獭绒西装外套，钱不够。在张太太的相亲宴席上，他恰巧打牌赚了近三百块钱，却因小气丢掉了张家的“我你他”小姐。回家的路上：“‘我你他’小姐，咱们没有‘举碗齐眉’的缘分，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想到这里，鸿渐顿足大笑，把天空月亮当做张小姐，向她挥手告别。洋车夫疑心他醉了，回头叫他别动，车不好拉。”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洋车上“顿足大笑”，对月亮“挥手告别”，生动地描述出方鸿渐丢妻得钱时的陶醉神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幽默地嘲讽了方“博士”轻浮浪荡的人品。如此妙语，俯拾皆是，构成了《围城》语言的一大特色。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围城》中的比喻，标新立异，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使人在频频发笑的同时认识了深刻的道理。如"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这种带有格言味道的比喻对高松年爬上校长地位后就暴露恶劣本性进行彻底的嘲弄与讽刺。这种新颖独特的比喻随处可见，③

让人耳目一新，又带给人深深地思考。

《围城》还擅长用讽刺性的比喻进行评点的技巧，生动风趣，显示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例如方鸿渐经不起父亲和丈人的两面夹攻，懂得文凭的重要，文章评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象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一精辟的评点，含蓄幽默的方式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

《围城》中还采用了重复手法，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性。"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人们往往熟视无睹，但经过作者反复地描写它的状态，就使它犹如笨重的机械一样，屡屡重复着一个动作，造成一种滑稽感。留学归来的鲍小姐，袒胸露背，扭捏造作。小说就反复把她比作熟肉店里的熟肉和熏火腿："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紧接着小说中又借用"真理是赤裸裸的"格言，把鲍小姐轻薄、肉感、放荡不羁的习惯，写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

二、 人性的懦弱及虚荣心的深刻揭示

在钱钟书所设计的这座《围城》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只在中学念过书”的粗俗妇人等无一例外的都表现出他们那颗鼓涨的虚荣心，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弱点，揭示了人类固有的劣根性，它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内心深处它的存在蒙蔽了人类的那双眼睛，同时也体现了在当时社会压力下的人性困境。小说成功的塑造了一批批形形色色，却又极富有时代气息的知识分子形象和旧社会遗老形象，比如一事无成心地善良的方鸿渐，伶牙利齿玩世不恭的赵辛媚，温婉娇小却醋劲十足的孙柔嘉„„钱钟书通过他们的言行细致入微的刻画，用辛酸嘲弄的笔调揭示出现代小知识分子人性上的缺陷和悲哀，塑造了小说雕塑似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