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第一篇：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

“以人为本”与马克思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关系研究

第三页ppt 劳动异化在：劳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劳动者而在他之外存在着

第八页ppt 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首先是“人”的概念，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而西方提出的早期人本观念，主要是相对于神本观念的，其次是“本”的概念。从哲学上看，本，一种是指世界的本原，另外一种是指事物的根本。而“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而是根本的本，本是末的对立面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就是突出人的重要性

“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区别

1、“以民为本”是我国古代国君为了使其统治具有合法性依据而提出的，“以人为本”则是在吸收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而提出的，提出的目的和实践具有一致性 从古代的法律规定“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能看出，民指的是庶民，其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和天子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别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民事庶民，而官僚阶级才称的上是“人”，而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地位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不再有阶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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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落实和时代体现

一、“以人为本”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表现

马克思在描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说道，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们可以按需分配劳动产品;劳动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每个人的发展是他人发展的前提和手段，人摆脱了物的束缚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有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对人的束缚的基础上,对未来人的发展形态所进行的抽象概括,这种概括很明显针对私有制，提倡平等(平均)、集体、公有(共有)等价值理念。但是,这样的抽象概括并没有涉及到人的发展条件、社会发展手段等具体实践内容,因而不免具有理想化特点或者说浪漫主义特色。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十八大重申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的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纯粹的集体共有的观念淡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等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强调整体利益，但也把个人利益提高到不容忽视的地位，倡导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

二、“以人为本”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我国虽然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无法跨越，必须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创造条件，提出了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与现实的社会发展条件结合起来，指出当前设建设中的不足，并针对这些不足，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实际提出了自己的战略部署。从我国沒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上来看,“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一次次从理想转变为现实，更加贴近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成为“人的全面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第10页 以人为本实现了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的突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的生存土壤)怎样适合中国的土壤，就是把范围缩小，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1、关于人的内涵差异

在马克思那里，人是指创造历史的每个人、所有人。而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根本，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立场的术语，与官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立的，比如说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就暗含了两者的对立。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折射，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阶级消亡，人民就被人所代替，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是关于自由的缺失

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一个完整命题，但是目前中国社会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却存在着明显差别"从国家治理层面上来讲,历代领导人在确认共产主义社会基本原则时大多都使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概念，而在确立社会主义目标时又使用了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情况表明自由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修饰词，而是一个十分讲究的提法历代领导人之所以不在社会治理层面提出人的自由发展，并非是对自由的无知，他们清醒地知道，人的自由发展的实现需要更高社会条件，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远不能成就的。

3、实践层面上

改革开放35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在人的发展问题上只迈出了很小的一步，马克思按照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自由个性阶段，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处于对无的依赖阶段，甚至是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度阶段，人们长期从事同一工作而患上的职业病，具有正式编制的工作被称为铁饭碗，下岗就失业，毕业即失业的待业大军反映的正是个人对工作、对单位的严重依赖。就整个社会来说则表现为对权力的依赖，平民对官 员、下级对上级的依赖，父母官，包青天，为民作主的提法正是这种依赖关系典型而曲折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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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明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更好的坚持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从宏观的角度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生产力，建设物质文明，保障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与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的。 人的发展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条件下，生产力的总和才可能为社会所占有，社会财富才有可能从支配人的异已力量变为被每个人所支配的力量，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物质资料缺乏，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

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们完全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前提。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使人最终成为生产的主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们才会把劳动当作自我完善的根本手段，而不是仅作为谋生的需要。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才能提供丰富的产品，人们才拥有充裕的时间。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人在政治上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在传统社会中，民主法制很不健全，社会生活靠某种权威和习惯维系，人的交往范围极其有限，人们参加社会活动的广度、深度也受到先天和人为的限制。管理国家和社会是作为一种阶级特权存在的。随着社会发展，民主、法制制度越来越健全，民众越积极、有效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参政议政的水平大大提高，民主法制意识逐渐增强，法律和社会公德指导着个人生活、个人交往，表达能力日益受到重视。 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特点是民主的普遍化、多元化——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同时还要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还要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发展这种新型民主，是人走向全面发展重要的政治前提。

3、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社会，如果只追求经济，而忽视道德，只追求物质，而缺乏精神，这就绝不是全面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也绝不是全面发展的人。社会只热衷于物质生活而无视精神生活，必然导致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发展根本谈不上人的幸福、尊严和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巨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了人们的精神力量，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实践已经表明，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4、建设生态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人是客观物质世界演化和发展的最高产物，社会的发展，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最终成为解释人类全部文明史的唯一途径。当前，我国提出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节约型社会，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提高生活质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

5、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人的素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学习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人类诞生之初，学习就成为一项不可缺少的基本活动。人类文明才代代繁衍。学习是人们认识生存生活，认识社会

当今，新的科技革命和信息产化的兴起，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更新和建设创新型社会对创新能力的需求不仅使终身学习成为人们生存发展的必需，而且也为终身学习提供了条件和良好环境，使学习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从我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出发，建设学习型的社会。通过终身学习，不断推进人的知识的更新和发展，为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永不衰竭的动力。

第二篇：《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这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

马克思一个影响人类历史的思想巨人，他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最终确立了社会发展理论，但它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随着实践的证明，它的价值和影响逐渐被人们发现与认同，它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个西方大国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都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发展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述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性与各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其中他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又指出，经济状况不是唯一的决定性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始终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但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以发现、认识、掌握从而自觉地利用规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既是客观的，又是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要受共同规律的影响制约，但具体的发展道路却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它看做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照此序列经历的社会发展的唯一进程和必经阶段，反而还明确指出不同国家、民族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走不同的道路。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在现代化进程中当然具有带普遍规律性的原则、任务和要求，需要人们自觉遵循。不发达国家要发展并不能完全摆脱西方国家，正确的态度和认识是，现代化进程有共同的规律性，而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化的。各国、各民族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遵循现代化共同规律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而且还要重视和遵循现代化进程中带规律性的特征、原则和要求，切不可过分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而违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离开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大道。

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指出“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

势的科学把握。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因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出现的异化现象，人类的共同利益才能真正实现，即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全人类彻底解放。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还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的价值取向。它一方面突出了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实现人的价值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首先是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和把握上。它是建立在事实分析基础之上的，是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 把握。正因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是对历史长时段的揭示并是在长时段中发生影响的，所以它不仅为分析以往历史的发展，而且对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理论基础的作用。其次是体现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发展问题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是仅仅局限于解释世界，目的是要改变世界，所以它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是一般性的诠释、理解，而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性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我批判精神。

马克思在对社会发展宏观说明的同时，也并没有轻视对社会发展的微观分析。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适用的，而且对于研究任何社会都是有益的，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的视野、不从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来考察，那么对于具体问题也无法获得真正科学的认识和理解。

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显现的。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所以我们要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总的说来，尽管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并没有失去其当代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被重新发现;随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被重新得到关注和开掘。而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并结合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马克思发展理论也随之得到发展和变化。重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之中，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引导新发展。

第三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深入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所蕴涵的理论智慧和实践特色，意义重大。

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客观上迫切需要实现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研究、回答时代、实践、科学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形成新的思想理论观点，革新、补充、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实践性、严谨的科学性、高度的开放性。它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的四次历史性发展，都是以理论创新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主义创立指导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国模式发展为多国特色。理论创新之所以力量巨大，是因为：第一，这些理论是适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创立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它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第二，这些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指导思想，为党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这些理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所掌握。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可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维系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却没有也不可能给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现成答案，因此，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有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 [1] ( p258-259 )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对于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首先，理论创新是时代发展变化提出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应改革和调整。这种改革和调整，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其次，理论创新是现实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提出的要求。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成果，同时也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遵循的理论原则。然而，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理论设想是比较原则的，而实践操作则是非常具体的。何况现实社会主义建立的条件与马克思在当时所设想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就不能解决新问题，社会主义就会陷于绝境。

如何从实际出发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和进程，一直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之后，就把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除了没有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脱离生产力抽象地变革生产关系，甚至用阶级斗争取代发展生产力这个主要错误外，还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界定，由于长期受到外部封锁导致对时代和国际形势认识片面，因而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脱离中国具体国情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超越阶段地制定发展战略的缺陷。不论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工业化目标，还是党的八大以及几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都毫无例外地认为我国可以在一二十年最多三四十年内实现现代化。 20 世

纪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还提出了用 10 年左右时间赶超英国的问题。虽然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需要 50 年到 100 年的时光才能使中国变成富强国家，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一贯的正式提法是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是实现能够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的四个现代化。这种脱离中国具体国情的估计，必然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错误。 邓小平用小康概念描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用小康社会规划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既把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区分开来，又纠正了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建设进程问题上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倾向，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第一，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体现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确立了从实际出发，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第二，它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战略从“人民公社”到“小康社会”、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到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转变。第三，它纠正了过去脱离生产力而抽象地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左”路线，强调应该主要依据生产力标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进行定位，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过去的生产关系维度向生产力维度复归。第四，它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把小康大业与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联系起来，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在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五，它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拓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思路和视野：邓小平为我们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中，小康思想熠熠闪光，小康阶段至为关键。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出，使这个发展战略既同过去的说法相衔接，又适应了中国国情，科学地规划了有步骤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由之路。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上进一步深化了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邓小平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各种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从 1981 年到 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从 1991 年到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经过 50 年的努力奋斗，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是邓小平制定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设想的那样， 20 世纪末，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机遇，顺应国情民心，又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 201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第二步到 2020 年，即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内生产总值比 2010 年再翻一番，建成宽裕、殷实的小康社会;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提出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先是实现了从贫困向温饱的跨越，而后又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综观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科技教育、经济结构、社会事业、资源环境、体制改革、民主法制、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的压力，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是历史的必然。这个构想从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首先，它强调必须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实现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它规划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对邓小平规划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任务的具体化。这个目标的实现，就可以为最终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政治基础、先进的文化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三十年的全面持续发展，就可以胜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由此可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如果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般层次上关于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定性概念，那么，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则是现代化建设初级阶段的具体的定量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现代化建设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中期战略规划，是衡量现代化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科学概念，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从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揭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在内容上丰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现阶段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心任务和具体内容。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物质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环节。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宽裕乃至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定地站在时代前列，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新跨越。第二，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有宽裕的经济生活、丰富的文化生活，而且要有民主平等和谐的政治生活。为此，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从政治上保证人民过上稳定的小康生活。第三，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人们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有富裕的经济生活，民主的政治生活，而且还要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第四，保护和美化环境，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建设生态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备条件和紧迫任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树立全民环保意识、搞好生态保护和建设。上述四个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新世纪头二十年的目标和任务的具体展开和生动体现。首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是围绕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大奋斗目标”展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规定了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富强目标的具体体现和途径;规定了完善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的政治目标和基本政策，是实现民主目标，维护社会安定的具体体现;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思想文化素质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实现文明目标的具体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贯穿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和方法，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教育文化等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其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纲领的贯彻执行，将会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奠定雄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贯彻执行基本纲领的阶段性的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目标和任务在新世纪头二十年这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化，这个目标的实现，又会为全面实现基本纲领规定的目标和任务打好基础。我们就是要把贯彻党的基本纲领同实现最高纲领、执行当前任务同实现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着眼未来，在执行现阶段的纲领、目标、任务和政策的时候，不忘共产主义理想，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立足当前，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地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为实现最高纲领创造条件。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是辩证统一的。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在当前发展阶段就是要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在价值层面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揭示了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历史必由之路

在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追求的价值目标包括共同富裕，但最终是为了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邓小平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最广大人民的基本要求出发，突出强调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江泽民提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把握住了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2] ( p44 )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就必须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战略建立在以民生为本的基础上。

邓小平把中国百姓表述家庭生活水准的小康概念延伸扩大到整个社会，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战略总括为建设小康社会，把发展战略的基点设定为先解决温饱，而后经过建设小康社会，达到生活普遍富裕，以此为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这种提法和思路充分体现了发展以民生为本的思想，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又实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变革和创新。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和资本积累主要依靠国家政权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组织，国家的基本工业构架特别是国防工业和国家战略防卫能力的奠基，常常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初生存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首先集中于大工业基地和战略国防项目的建设，社会民生方面的目标则缓缓图之，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是不无道理的。但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和计划体制的运行，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奠基时期形成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成为长期化、制度化、模式化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似乎仅仅同国家目标、国家战略、国家利益相联系。社会民生方面的目标，包括人民温饱和生活富裕的内容，虽然也经常有所考虑，但却被长期排除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设置之外。这样，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国家工业化基础构架迅速完成，国家战略实力急剧增强，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增长缓慢，连普遍温饱都迟迟未能实现。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邓小平认识到，如果不把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转变到实现温饱和人民生活普遍富裕上来，这种冰冷的社会主义不但会越来越远离设计者们的初衷，而且必定导致社会人心的离散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解体。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提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述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化思路，强调了小康社会始终要以广大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重要标准，这样就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更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和基础的，这是中国的发展战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不仅提出了经济更加发展和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内容，而且把政治民主、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放入其指标体系之中。全面小康社会，不仅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普遍富裕的社会景象，而且是一个具有很高水准的政治形态和思想精神境界、充分体现发展以人为本、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发展蓝图。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方式上，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这些重要命题的提出，使我们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站在了两个新的思想制高点上。第一个思想制高点，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的重新回归。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理论认识的误区，马克思这个不断丰富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念被忽视了、被抽掉了，甚至被错误地当作具有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和人性思想的东西遭到批判。当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经济发展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价值观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形象和社会形象就受到了双重歪曲，社会主义优越性最具说服力的元素就被从根本上抽象掉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是在实践上和更深入

的理论思考上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新回归和重要创新。第二个思想制高点，是我们的思考具有世界眼光，对当代新的发展思潮、发展理念和发展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借鉴。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潮流，就是对经济增长及其发展问题的价值反思：经济增长特别是持续高增长，究竟对人类社会是福音还是灾难。以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报告为发端，最初的讨论主要涉及经济增长同资源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的关系问题，最后触及到有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本体问题，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199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教授阿马蒂亚·森认为，狭隘的发展观仅仅把发展等同于产值增长、收入提高、工业化升级、技术进步等等，是非常不完整的。发展只有加上人的自由的价值内容，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才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发展。他给符合人类本性的发展开出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既包括物质生活的一般指标，也包括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平等法权、社会机会、人身自由和就业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尽管阿马蒂亚·森的观察起点是发达国家，理论框架属于新自由主义，但他阐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特别是联合国从 1990 年以来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就采纳了他提出的发展思想和他帮助设计的发展清单，以此作为评价各国发展状况的重要工具。我们对中国小康社会确定的 16 个基本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在很多方面都是以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为重要参照系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其内涵既有社会民生方面的综合指标，又有政治民主、科教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文价值含量的社会经济发展纲领。这个构想当然是我们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创造，但这种创造又积极地吸取了当代新的发展思想、发展理念和发展文化中一切优秀成果。这就使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眼光。

第四篇：*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一)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新境界，是侧重于思想路线上的新。它新就新在，邓小平理论阐明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丰富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指引我们党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中，实现了三次思想大解放：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在70年代末。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发表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出现在90年代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计划和市场的问题突出出来，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徘徊局面。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澄清了姓“社”姓“资”的是非，找到了“市场”这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出现在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又日益显现出来，不突破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就无法进行下去。1997年以党的15大的召开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和分配形式进行了大胆探索，在理论上实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解开了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思想扣子。

这样，三次思想大解放，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水平

新水平，是侧重于理论内容上的新。它新就新在，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在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的新内容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最具独创性的部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明的是我国目前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立论的国情基础。强调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核心层次把社会主义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构建了邓小平理论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有了可靠保证。

这三大理论的提出及其深刻的阐明，都是前人所未曾作到的，体现了鲜明的独创性，充分说明了邓小平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水平。

(三)邓小平理论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做出了新判断

新判断，是侧重于理论背景上的新。它新就新在，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正确分析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的依据，也是从事现代化建设不可回避的现实基础。邓小平理论集中地阐明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性跨越，论述了发展科学技

术与增强综合国力的关系、发展中国与面向世界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与利用资本主义的关系，从更大的参照系中，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进一步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8字外交战略指导方针。从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做出了新判断。

(四)邓小平理论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体系

新体系，是侧重于理论框架上的新。它新就新在，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成熟的科学体系。 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

在我们看来，社会科学的革命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应该具备五个基本要素：

一是前提要素，历史课题的重大性。马克思主义诞生150多年以来，国际共运中有两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一个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它已经由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实践作出了回答;一个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正是对这个重大课题的回答;

二是核心要素，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必须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邓小平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百年内外的种种历史条件和发展趋势，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继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正确而深刻的认识。

三是形式要素，概念观点的系统性。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思想观点，又创新了许多。如：先富、依法治国、一国两制、和平与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概念和思想观点，既涉及生产力层次上的问题，又涉及生产关系层次上的问题，还涉及上层建筑层次上的问题。而且，这些概念和思想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有概念和思想观点的系统性。

四是时效要素，实践验证上的正确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各行业取得的全面发展，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

五是价值要素，具有立场上的人民性。邓小平总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绘制蓝图。

这五个基本要素，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客观标准。按照这样的客观标准来衡量，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成熟的科学体系，是不难获得共识的。

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这“四新”归于“一新”，就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当代中国，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的党，才会有更加坚强的战斗力;我们的国家，才会有更加强大的凝聚力;我们的民族，才会有更加丰富的创造力!

第五篇：思想政治教育毕业论文——论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人的全面发展

论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的全面发展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转型鸿沟的衍生，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如何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在差异性的社会语境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理解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开山之匙，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发展问题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面对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我们必须重回马克思，挖掘并厘清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生成脉络，从而为当代中国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摘要：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曲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的“自由”，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由，即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同等的概念。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不能简单地把我们今天活动的目的说成就是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否则就会掩盖现实生活矛盾，或者否定市场经济的历史进步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的发展问题置于重要位置。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和反思者，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格局日益陷入片面化和物化的困境。在当代中国，人们把人的发展简单理解为物质的丰富和经济的增长，而忽视财富增长给生态修复带来的压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后果，更不用畅谈如何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当代中国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实践中日益突显出来。这既是对人的发展历史轨迹的考量，也是对当下中国人的发展模式和实现条件反思的必然。厘清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历史脉络，无论是深化和完善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还是探寻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而发展理论中的“自由”概念，既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也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可称之为“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由，其对立的概念是“异化”。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自由和异化理论枢一点下文再讨论飞“自由全而发展”的概念总是相对于“异化”概念而言的。人不能获得自由全而发展，就是异化;消除异化，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全而发展。

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用“异化”和“自由全而发展”这两个术语来指称人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生存状态。“异化”是指人们的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人们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全而地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而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劳动不是第一需要、不是目的而是谋生的手段;人们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领域;人们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而是受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控制。“自由全而发展”则是指人们的另一种生存状态：人们活动的最高目的是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人们的活动不再被限制在某种特殊的领域，没有社会分工，没有职业，人们不再受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控制，而是能够支配驾驭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人的能力由此得到全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生存状态时指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自由”是与“自愿”、“自主”同等的概念，自由发展也可以看成是自愿发展、自主发展，与人的“依赖性”、“被迫性”相对立。不过，这里的“自愿”、“自主”不能从法律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必须从“生存论”的意义上来理解。雇佣劳动者受雇于资本家，他们从事某种职业，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完全自愿、自主的行为，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但从“生存论”意义上来说，这种行为是被迫的行为，是被自己的生活条件迫使的行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这种个人自由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同样，资本家的行为从法律的角度看也是自愿、自主、自由的行为，但从“生存论”意义上看，他的行为并非如此，因为他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受资本的驱使，是资本的奴隶。从“生存论”意义来说，只有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需要而是出于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的内在需要的行为才是自愿、自主、自由的行为。“自由发展”和“全而发展”也是同等的概念，自由发展也就是全而发展，全面发展必定是自由发展。“自由发展”着重从人的活动目的、意愿来说明人的生存状态，而“全而发展”则着重从人的能力发展的结果来说明人的生存状态。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全而发展”只能是“自由发展”的结果，没有自由发展就谈不上全而发展;自由发展必定表现为全而发展，没有全而发展也就谈不上自由发展。“全而发展”不能理解为什么都行、什么都会，而只能理解为自由发展的结果。

在“生存论”视域中，“异化”和“自由全而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状态，从前者到后者是人的生存状态的质的飞跃，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生存论”意义上的“必然王国”是人类生存的异化状态，“自由王国”是人类生存的高级状态，是自觉、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状态。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的地方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必然王国的终结和自由王国的开始是人类告别“史前时期”而进入人类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期。恩格斯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自由全而发展”理论，就可以明白，把实现人的自由全而发展当成今天人们活动的目的并不合适。

二、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理性出发解决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道路的问题。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现实路径。马克思在批判、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发展和成熟完善四个时期，逐步探寻并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一)萌芽时期：从中学时代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人的自由问题的初步探讨。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主要讨论了三大问题：即人为什么要选择职业?明确选择职业的态度后如何选择职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人们有追求美好生活、享有充分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文章中马克思对职业选择充满了无比的激情、浪漫主义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马克思认为职业选择应遵循“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一旦拥有崇高的理想，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甚至生命，“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人是社会人，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社会关系必然对其职业的选择有制约性，人不能脱离所处的社会关系，凭空想象抽象、随意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但马克思在论文中把自己职业的选择同人类幸福紧密结合，散发出可贵的自由精神。

2、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轮廓依稀形成。

马克思对封建神学和宗教制度的批判，同他对自由的追求和人的自由本性的思想紧密相连。在 1842 年 4 月至 1843 年 3月研究者称之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莱茵报》时期，针对普鲁士政府颁布书报检查令加大对书报检查及出版自由的控制，马克思先于1842年1月底至2月初写了关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并在 3 月至 4 月期间写了《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在文中尖锐地批判书报检查所产生的恶果不应归咎于个别检察官的不法行为，而是书报检查制度固有的“客观的缺点”。马克思在文章中，把“理性”具体化为“人民精神”，指出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心声袒露，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精神的权利。“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出版的类的本质。” 和政治解放的解读有本质区别，政治解放只能实现政治自由，而人类解放的前提是劳动自由的实现，在此意义上才真正实现人的自由。

1932年第一次发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手稿》中马克思在继承、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劳动异化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劳动异化理论。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基础，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畸形、片面发展。马克思看到工人劳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同劳动行为的异化，劳动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异化劳动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丧失了人的类本质。因此，马克思强调只有消除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才能消除人的片面发展，使人的本质回归，从而使全体社会最终成员实现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飞跃。马克思基于人的类本质出发，对人的发展提出了理想目标：即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个性将获得全面的解放，一切对人的个性的压抑都将消除。“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③可见，尽管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完整概念尚未形成，但这些思想的火花推动着他深入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使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 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触角探讨人的异化、自由和解放等问题。虽然尚没有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完整概念，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轮廓已经依稀可见。

(二)形成时期：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实践为揭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崭新的理论前提。

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马恩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而对物质生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等问题的探讨已经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这恰恰表露出在《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思想及世界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旗帜鲜明地折射出人的本质由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而不再用“人本身”来说明人，开始抛弃“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 费尔巴哈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出发，反对抽象哲学把人变成抽象的自我意识，看到人的主动性的一面，把人看成是纯粹的活动，证明人不可避免受自然界受动的一面。马克思非常赞同费尔巴哈这一观点，但是马克思并非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他对费尔巴哈感性的、受动的原则加以改造和超越。作为制约和决定着人的活动和需要的对象，不但是自然的产物，具有自然的性质，而且是劳动的产物，具有社会的性质，马克思把抽象的人拉入到社会生活中现实的人。

2、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初步形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部哲学巨著，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在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从“现实的人”的基础出发，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眼中“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人的活动”和“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有机统一体，人的生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虽然，当下的人不是完美的生命体，但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丰富自我、完善自我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全面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

(三)发展时期：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

1、发挥人的能动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1847年马克思为批判普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发表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缺陷，而撰写和出版了《哲学的贫困》。文章中马克思激烈地批判普鲁东的错误思想，并视：“普鲁东先生是另一个魁奈医生，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②进而反问道，现实的历史创造问题：“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①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看作从事社会活动的“现实的个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这一观点是对人是劳动的主体和产物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在劳动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是社会发展中的人，人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并非意味人可以自由地创造历史，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或自由选择某一生产方式，人自身的发展总是受制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人的活动只能在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而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历史时代。

2、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巨著。从表层意义上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无产阶级政党创立和无产阶级政党实践斗争的需要，但《共产党宣言》深层的内涵是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为了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说奔流于《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深处的那股洪流是对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终极关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发展与物资资料的生产紧密关联，生命个体的自由与解放不是孤立的单个人的事件，绝非抽象的精神世界所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③因此只有澄清近代资本主义以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系列变革，才能找到并夯实人的全面发展道路。

(四)成熟时期：从三大手稿及《资本论》的问世到《哥达纲领批判》

1、人的发展三形态划分。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从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提出“三形态”理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马克思概括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三大形态的依次更替。基于对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基础深度审视，马克思认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应不同形态人的发展阶段，这一逻辑推理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探寻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三大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人的发展可划分为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这一论断成为学界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依据，也是马克思对于人的发展三个历史阶段的明确表述。简而概之，人的发展依次存在着“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 首先，人的相互依赖发展阶段(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存在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个人能力有限，为了生存人们只能通过原始的联合方式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从而形成相互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限定了人的发展和交往，注定这一时期人的发展不可能得到自由与解放，个人的发展至多表现为“原始的丰富性”。 其次，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形成了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一时期的人开始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和部分的解放(如政治权利)。但是，由于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存在，工人被束缚在固定的生产环节之上，每天重复单一的、机械的工作模式，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物化世界的束缚和压抑。马克思曾说：“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②这也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全面性而去发展某一方面的能力，使人的发展愈来愈突显出片面性，人的全面发展终究无从谈起。 最次，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极度丰富的基础之上，实行的是高度发达的产品经济。由于私有制的消灭以及旧式分工消除，人们实现了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社会产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以及以物作为交往的中介，人们不再是物的奴隶，而是物的主人。总而言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解放。

三、马克思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制度的关系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制度的关系的思想，为我们今天探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制度的互动以及如何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从理论的角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制度创新及其发展变化，马克思为我们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从制度和制度的创新、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理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深入探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制度的互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在地促成制度的产生，并促使制度处于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变化中，使制度更趋于合理，制度体现和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通过其自身的制度创新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断由抽象的可能变为现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制度能在这种互动中得到相互提升和超越。深入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将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制度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保障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认识。其次，从现实的角度，以社会结构变迁为特征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深刻的制度转型。中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衡量制度是否推动了社会前进主要在于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下，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本来就比较低，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相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水平和要求相对滞后的问题却仍然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当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水平和发展要求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当前中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制度的矛盾的关键所在，正确判断和理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当前我国制度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制度创新的空间、途径和方向，并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制度的良性互动。

总之，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进行了考察，提出了重要思想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以长远的眼光审视了社会发展的动向，对人的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进行了探索，尤其深入探索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性。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仅仅具有个体的意义，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可以看出，人类开始自觉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一步步追求自身的解放，从而使人的全面自由全面发展变为现实。要想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拥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此社会形态能够使人们自由发展，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致力于人类的解放，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研究，形成了充实的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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