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认识生命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具有深远重大意义。它要求学术界创造性诠释参与。“中华美学精神”的确切涵义是“中华审美精神”。
第一篇：认识生命论文范文
基于生命教育视角下对大学体育教学的再认识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对目前大学体育课中实行生命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存在的误区予以分析，以期丰富体育课的生命内涵，对体育课中生命教育的开展提供建议。
关键词：生命教育;体育课;教学内容
一、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是由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提出，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教育中广泛应用，其主要是应对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很多危害生命的问题，如吸毒、酗酒、自杀、他杀、性危机等。有关生命教育的定义很多，其中较为全面的是从构建生命教育体系的角度对其定义，生命教育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是肉体的生命，是生命的载体;第二是在大自然环境中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第三是在社会交往中对生命价值的认可。
二、大学体育课中增加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1.信息化社会不良信息的冲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近十年以来，全球迈进信息化社会，信息高速流通，各种信息冲击着整个社会，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其中教育领域内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例如学生受到不良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接触到不良信息等都给成长带来压力和困扰。
2.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可塑性特征。可塑性是大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特征。大学生处于长知识、长身体的后期，也是他们的品德、人格正在形成的时期，各方面趋于成熟又尚未成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极容易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特点。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可塑性特点，有利于生命教育的开展。同时，也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好好利用好这一点，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一切与生命有关的内容，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如在中长跑练习中，在跑前向学生讲述“极点”和“第二次呼吸”的感受，鼓励学生努力克服“极点”，挑战“生命极点”，挑战成功后感受第二次呼吸带来的生命魅力;在足球、篮球课上，需要进行激烈的身体对抗，教师可以利用这一点，教育学生既要有求胜的心向，敢于挑战困难，又要尊重别人，在合理范围内对抗，在此过程中体验到尊重生命和挑战困难的感觉。
3.体育教育的本质呼唤生命教育。体育教育的终极指向是人的生命，教育世界根本上来说是“精神的世界、生命的世界、文化的世界”。体育教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身体的教育，而应是培育和谐生命的教育，是培育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提升生命意义的个体的教育。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教育指导思想也应该由现在的“健康第一”向“生命教育”提升。正是由于体育教育最本质的生命特征，要求生命教育回归体育课堂。在生命教育的指导思想下，设计体育课堂，增强体育课堂的“生命力”。
三、大学体育课中生命教育的几个误区
1.过分强调生命教育，认为生命教育就是体育课堂的全部。在体育课中增加生命教育的内容，并不是将体育课中所有的内容都牵强附会地赋予生命的意义，都引起学生对生命的认识，而是在原有体育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创设性地使之与生命教育发生关联，或者是在生命教育理念下设计与之相通的教学内容。体育教学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过程，教师在课堂上起主导作用，学生是课堂的主体。体育课教学中的生命教育也是在学生与教师的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即学生在身体练习的过程中体验生命的真实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启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并通过多元评价方式使学生体会到生命的成长快乐。
2.偏重生命教育理论，轻视身体素质的练习。有的體育教师由于认识不足，单纯在体育课中增添生命教育的理论知识，空谈生命意义，而学生却无法理解。在体育课中施行生命教育，并不是让教师给学生增加生命教育的说教，而是体育教师充分利用体育课中身体练习内容，结合生活常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生命，珍惜生命，从而更好地享受生命。
3.体育课中生命教育内容较少且形式化严重。学校体育课中生命教育的内容较少，主要是体育教师缺乏创造性，习惯于原有的体育教学流程，很少主动地将体育教学内容与生命教育联系起来，不能站在生命教育的立场去组织体育教学，不能使体育知识生命化。体育教师缺乏将体育知识赋予生命的意识。体育课中的生命教育内容有很多都是流于形式，没有真正使学生体验到生命的意义。生命教育内容的形式化与体育教师缺乏创造性有关，体育教师对生命教育理解不深刻，体育课还是以运动技术教授的为中心，体育课中的生命教育教师只是一语带过，学生无法深刻体会、反思体育过程中的生命意义。
四、结论
我国的信息化社会过程带来的教育问题、学生身心发展的可塑性特点、体育教育的本质等共同呼唤生命教育回归大学生的课堂，增强学生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感，提高学生爱护生命的意识。
参考文献：
[1]樊启学.谈生命视野下的学校体育教学改革[J].当代体育科技，2013(18)：123-124.
[2]范红艳.生命关怀视野下的学校体育研究[J].体育科技，2008(1)：25-27，32.
作者：魏国旗
第二篇：如何认识中华美学精神的现代生命力
【摘要】“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具有深远重大意义。它要求学术界创造性诠释参与。 “中华美学精神”的确切涵义是“中华审美精神”。弘扬中华审美精神从方法论角度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中华审美精神”虽然基于历史传统，但不能囿限于历史文献而将这一富于现实意义的实践领域仅仅转化为美学史研究，而需要经由观念史诠释激活逝去的审美意识，以融合古今审美经验。二是“中华审美精神”不能局限于业余休闲领域，而必须进入社会存在核心的生产方式，引导与形成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才能获得现代生命力。
【关键词】中华审美精神 审美文化 民族国家 现代化 现代性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0.008
“中华美学精神”语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提法，指示了一个深远重大的方向。这一方向要求学术界创造性参与诠释，而不能是对这一提法重复性的表态附议。
对这一概念的语义分析与诠释是相关研究的第一步。
“美学”是指审美理论及其学科。尽管英文aesthetics可以兼指理论学科的“美学”与活动经验的“审美”，但汉语以两个词区分二者更为确切。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英文aesthetics的语用模糊性已经影响到汉语“审美”与“美学”原本清晰的语义，从而导致汉语美学界自身长期以来对这两个概念的混用①。倡导“中华美学精神”的本意，应该是指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的精神（具有民族国家传统风格的审美情趣、审美习俗、审美风貌、审美境界），而非指作为专业学科的“美学理论精神”（可以将这一概念引申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感悟、品评、伦理教化诸特性）。诚然，“审美活动”这一美学对象包含着审美意识经由思想观念而理论化亦即美学化部分，从而，一个时代的美学理论思想不仅承袭美学理论思想观念史谱系的演变，也在根本上植根于本时代的生活世界而融入本时代的审美活动精神。从而，“中华审美精神”是比“中华美学精神”更完整更丰富的概念。
建议以“中华审美精神”替换“中华美学精神”表述。这也是习总书记这一提法的本来意思，即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审美文化精神。
审美精神是华夏文明赖以确立的重要文化维度
“中华”作为民族国家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但作为文化概念，如何理解绵延流长且丰富多样而又高度统一概括的“中华审美精神”？
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丰富多样的地域审美精神：
从空间范围看，云南的审美风格毋宁更接近于印度与南亚审美精神，藏区及蒙地审美风格也与内陆迥异。以此类推，皆然。“中华审美精神”能否指以汉族地域文化为主流的审美风尚？
从时间流变来看，深入现代化及其现代性的现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已与世界审美文化衔接。透过旅游文化刺激强化所自觉渲染的本土审美道具风格表演，却透露出那些民族青年趋同的现代性：手机文化、开放交往（从京腔台湾腔到英语腔）、市场算计、快节奏理性……但这些恰恰不是“中华审美精神”本意。“中华”这一限定词，正欲在现代化与现代性所覆盖的全球化深处，寻求地域民族文化的个性自主之根。
现当代中国人是否还存在有“中华审美精神”？这是倡导“中华审美精神”的内在基础，也是一个至深的前沿课题。
中华文化博大包容的特性在当代引出了“无立场的本体论”或“作为方法论的中国”观点②。这一观点实质否定对中华文化做特定内涵的本质概括。其根据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突出的吸纳与包容变迁特性。胡琴已是中国传统艺术乐器代表之一，但一个“胡”字却透露出其异于中原文化的异族文化性质。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华审美精神的物质形态代表。这一视野我们几乎可扩展为整个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历史形成与发展。作为中华文明与文化代表性别称“炎黄子孙”的历史开端，却是炎帝与黄帝之间的战争事件。如果以黄帝为正统，如何接纳炎帝？因此，需要突破单一民族血统的中国观念。
但由此并不能得出中華文化无本质的结论。恰恰相反，中华帝国及其文明的历史更迭，变中不变的不仅是不恪守特定文明范式的变迁这一形式特性，而且是拥有特定内涵的华夏文化在不断“顺应”（皮亚杰：Accommodation）异质文明同时，对外来文明的“同化”（皮亚杰：Assimilation）。这就是中国历史核心的文化本位原则：“夷夏之辨”。“夏”代表的不是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亦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文明”，而是人文科学意义的“文化”。“华夏”文化具有确定的特质内容。这一原则其实也是人类普遍原则。古希腊诸城邦文明错综复杂的兼并更迭所包含的核心人文判断原则，即是以“humanitas”及其“七艺”制度为依托的自由民教化与“野蛮人”（Barbarian）的对立。正是根据这一文化立场才有对希腊文明的自由与理性特质的认同。
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生产方式成为人类普遍性社会形态的“文明”核心基础，而地域民族文明特性则体现为各具特色的“文化”。社会科学涵义的文明需要依靠人文科学意义的文化保持其内在本质。18世纪后起现代化的德国赫尔德尔等学者，在面对英法等先行现代化民族国家时，一方面不能不接受现代化的文明——它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组织方式等普遍通行的历史内容，另一方面，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精英自觉意识到保持本民族传统个性特质的重大意义，从而，他们提出了与“文明”区别的“文化”概念。“文明”是人类学性质的普遍生产与生活方式，“文化”则是文明主体的价值意义性的内在精神。在历史转折阶段所突出的文明选择往往具有逼迫性：普法战争失败后的德国变革、在西洋军舰大炮威胁下开启的日本明治维新、鸦片战争西洋坚船利炮逼迫出的洋务运动，无不如此。然而，仿效异族文化所传播的普世文明同时，文化主体自始即强烈意识到文化的本根意义。这也就是“和魂洋才”“中体西用”的文化与文明关系格式。
因此，变动不居的中华文明的持续存在与发展，内在要求着内蕴特质内容的中华文化的内在价值保证。中华文化对于中国文明这一内在维系关系与其视为变动不居的中华文明的特殊性，毋宁看作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普遍性关系。
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中华审美精神对于中华文化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
西周以祖先神取代殷商至上神地位，制礼作乐，奠基了中华文化区别于轴心期文明其他文化形态的特质，即不以宗教而以伦理为根基的现世文化。它特别区别于一神教的亚伯拉罕系统的基督教文化两个世界格局。中华文化的宗教信仰在礼乐结构中实质由审美承担。这一特质在晚清民初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即被自觉意识。“以美育代宗教”并非蔡元培个人主张，而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界普遍的认识。
中华审美精神对于中华文化的升华提升意义具有更为普遍的现代性。西方启蒙运动及其现代化黜退宗教统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著名的判断是：现代社会“去魅”化了。现代性理性精神将古代社会的神秘权威崇拜消解理性化了。然而，唯独审美保留其魅力。恰恰是在启蒙理性登台的18世纪，审美及美学、艺术及艺术学宣告独立。这一对比具有深意，它显示出审美文化与宗教信仰这一超越维度深刻的对应关系。
中华审美精神需要以“今”融“古”
但是，中华文化及其审美精神的流变与包容特性，也正是对中华文化及其审美精神（本质）特质内容概括的困难所在。如何概括置身于古今中西流变中的中华审美精神，是一个前沿重大课题。
我们可以逐步推进这一方向的思考。
文化范畴的“中华”涵义基于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传统中华审美精神集中体现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以对待人生的审美超越态度为特色的庄子哲学，以及“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禅宗日常生命修行，炽烈浪漫理想的屈骚传统等方面③。这些不同角度的特质如何进一步概括为更加统一的“中华审美精神”，美学界也有多种诠释。例如“和谐”说、美与善的统一及其伦理化倾向、味觉美感等。
更困难的问题在于，作为历史的传统，“传统中华审美精神”中哪些尚生存于現实中？哪些经过创造性转化可能融合入“现实中华审美精神”？这些都不是传统文化知识形态传播可完成的工作，也不仅是一般性实践探索的课题，而在根本上受制于技术工艺与经济政治类社会存在变迁。
传统“中华审美精神”如何融入现代中国生活方式？这需要探索性实践，而不能止于美学史研究。如果“中华审美精神”囿限于历史形态或文献自身，那它就是死去的历史而并非现实的存在。
借用波普尔经典的三个世界架构，我们可以分析传统“中华审美精神”的存在形态及其可能诠释激活的途径：
第一，关于传统“中华审美精神”最多的言说集中在历史文献研究中。它属于客观的观念世界（即“世界Ⅱ”）。但观念仍有不同性质。“道”“中和”“意境”“豪迈”“俊逸”都是对审美的反思而非审美。但其中抽象化程度越高的观念（“道”），距离审美经验也越远，而越具象化的观念越接近乃至切近审美感知（“豪迈”“俊逸”），这类观念是对审美经验的描述性转述，因而它们带出了相应的审美经验——而审美经验则属于精神意识世界（即“世界Ⅲ”）。正是诉诸感知意识，使这类观念得以沟通审美经验的历史与现实。并非偶然，这类观念也是存活在现代汉语中的词。
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历史传统的审美经验作为古人或前人的意识世界（“世界Ⅲ”）业已消失，但经由对历史文献所保留的观念世界（“世界Ⅱ”）的诠释，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激活。美学需要强化类似司空图《诗品》对二十四种审美范畴的形象描述与比喻，或现象学单数第一人称意向描述的方法以解释与激活美学史观念中的审美经验。如对先秦所谓“狂”与“狷”的异同体察、对《世说新语》及魏晋时期流行观念“清”的深度描述与激活，等等。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视为客观的符号观念世界（“世界Ⅱ”）的扩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客观的可感知形式为特征，艺术审美结晶于其中，这一领域是审美经验古今融合最直接的部分。
第三，物质文化遗产，从文物到建筑，本身即是实存的物质世界（“世界Ⅰ”）。现代城市文化建设已将传统建筑作为城市个性特色与文化传统核心基点之一。但它从一开始就要纳入审美景观格局设计，也需要现代城市越来越必需的博物馆文化。巴黎、伦敦与京都、奈良等基于现代化文明的城市审美文化典型，可为正从拆掉旧街巷转向摩天大楼建造的中国城市现代化提供经验与教训④。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经济的支撑下强劲复兴，同时也可能成为传统“中华审美精神”重要的现实传播与熏陶转化方式。但是，中国当代旅游文化愈趋商业化乃至恶俗化的形势，却不仅败坏了旅游文化，而且胁迫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畸形定位。设计者以现代商业流行审美观念塑造文化遗产（如今日遍布中华大地的极度夸张的欧美风格建筑与后现代个性化奇怪建筑），亟需中华审美精神的引领性示范扭转。
中华审美精神需要从文化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
文化遗产或传统艺术并非现代生活主流。在现代化边缘地带的乡镇村落或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在传统节日或残余民俗中寻找传统“中华审美精神”，仍主要局限于现代人的休闲生活。即使是城市文化自觉复兴的古建筑作为公共艺术，那主要仍然是外观装饰。如同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其他社会一样，现代社会存在的主流是生产方式，具体讲，即以电子计算机及其互联网为主要技术的生产与交往。“中华审美精神”必须进入这一核心地带，引导与形成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才能获得现代生命力。
自18世纪赫尔德以民俗抗衡现代性的匀质化扩张以来，一种基于传统的有机生命“文化”观念逐渐成为引导现代化“文明”的重要维度。中经19世纪工业化模式批判，至20世纪下半叶，以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1972）为标志，“文化模式”成为人类思想最重要的选择转向⑤。在这一现代文化转型背景下，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化与现代性人文转型重要的资源。针对19世纪利润主宰下的粗制滥造工业，从罗斯金（John Ruski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工艺美术运动，到包豪斯（Bauhaus）建筑艺术设计教育，审美文化自始即是抗衡与转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突出文化形态。美学本身的近代独立与现代发展史，甚至可视为这种抗衡与转化现代化及其现代性的运动进程历史。
上述视野超越了作为民族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宗旨。审美文化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的新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并对中国现代化弊端具有从精神高度纠偏与引领的意义。“中华审美精神”正是要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一大背景下获得更高的理解。它要求“中华审美精神”真正进入社会存在核心领域的技术与生产方式变革。例如，道家传统的质朴与简洁风格，不仅已兴起为超越现代性的家居与衣着装饰前沿风格，而且可能渗透入思维方式与技术操作新特征（如触摸式操作）。其“天然”理念已成为绿色生态生产与生活的文明引导。
美学必须更加关注上述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的审美转化，应该出现更多结合技术美学的微观精神个案研究。“中华审美精神”在这一层面才能展现出其最重要的现代意义。
注释
甚至中德高层哲学对话——“美学与生活世界”暨《东西哲学年鉴》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成都）这样高规格专业会议主题词也出现此种混用。笔者大会发言指出这一点，认为“美学”作为理论反思不与社会存在的“生活世界”发生同一层面比较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当即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纠正，将在编辑年鉴时改正为“审美与生活世界”。北京大学杨喣生等也指出这是一个汉语美学流行话语重要的纠正。
参阅赵汀阳：《作为方法论的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这一观念起源于日本学术思想界的东亚文明与文化自觉意识。赵文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以“变在”为方法论的存在并不划界以守自身同一性，也就不会拒绝本质变化，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所以中国才得以不断扩大。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所以万变反而不离其宗。但是，赵文这一以变化为特质的中国观只是一个形式特征，因此，这一表述恰恰可以导致中国本质无内容特性的结论。
参阅李泽厚的概括：宗白华《美学散步》序，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页。
参阅[美]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rn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倪文彦、宋峻岭中译本，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审美文化是这一人类城市通史经典梳理的中心线索。
参阅[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文化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作为未来学经典奠基作的《小的是美好的》（[英]E.F.舒马赫著，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提倡中间技术，以小巧的工作单元及善用当地人力与资源的地區性工作场所等基础观念，为经济学带来全新的思考方向。上述对现代化的转化以人文主义为主旨，其精神内涵被高度概括为“美”。
责 编/马冰莹
作者：尤西林
第三篇：用生命影响生命
【人物简介：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英国约克大学硕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出版著作有《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相遇》等】
在中大，他是有点“反常”的老师。
改论文，给学生回信，往师生间的《政治哲学对话录》里增添新内容，或者著书——这是他每天从深夜到东方露白的工作内容。
他在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里说：“写作于我从来不是轻省的事。我一向将教学放在首位，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学之余断续写成，那份吃力不足为外人道。”
他的学生评价他，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远远超出一位教师应做的。
他的朋友梁文道评论他说，他是一个十分“反常”的人。因为在教授都成了论文机器与行政人员，劳形于资金申请与工作报告之间的今天，他却执教鞭始，就开了网上讨论班，和他的学生大谈政治、哲学与人生，而且谈得十分严肃深入。甚至还把第一批讨论成果编成《政治哲学对话录》一册，约五十万字，自费印刷三百本，留给学生当纪念。
“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与周保松教授相识源于领袖培育计划。周教授负责我们的政治哲学课程。在派发的课程大纲的封面上，他用斜体字写着：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living.——Socrates."
“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他告诉我们的第一句话，也是他在教学中贯穿始终的命题。
政治哲学的第一节课，我们读的是哈佛校长DrewGilpinFaust在2008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词。这篇演讲缘于这位身为历史学家的校长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年超过一半的哈佛毕业生涌向了华尔街，从事金融、咨询这些高薪厚禄的工作（正如多数香港学生所渴望的一样），但是，这些貌似令人艳羡的精英学生却很困惑——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些职业？因为有钱吗？高薪的职业就代表有意义的人生吗？
这也是周教授希望我们反省的问题：成功的人生与有意义的人生并不是同一回事。作为教师，他从不以分数、职位、薪金的高低来衡量谁是他的得意门生。在他眼中，值得骄傲的人生是“活得自由，活得正直善良，有信心行自己的路，懂得享受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并且对生活、对他人有一份基本的尊重和关怀”。
领袖培育计划中，周教授的课程很短，那短短的六个礼拜中，我们究竟读了些什么理论、什么著作，现在也差不多忘却了。但是，一种模糊的理念却留了下来：对建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反省，对不公义的愤怒和对弱者的怜悯，对个人角色的重新定位。模糊，却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思考路径。
教学与生命融为一体
周教授大学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在他的身上，我们总能感受到钱穆先生那一代人传承下来的“士”的精神。“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这是60年前钱穆先生撰写的《新亚学规》第一条，周教授仍能背诵。
周教授要求我们全文阅读柏拉图的“Apology”（《苏格拉底的自辩》）。课堂上，他讲述苏格拉底如何在死亡面前坦然自陈对真理与德行的坚守，仿佛身临其境；他也会为我们大声朗读洛克、鲁索等启蒙思想家的经典选段，激昂却饱含一颗真诚的忧患之心。
最后一个课时，周教授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看电影，《LionsforLamps》（《狮入羊口》）。周教授喝得微醺，我们在酒精的作用下任思想天马行空——我们畅谈个人责任、公民社会和民主。似乎这是我们第一次积极讨论却不是为了课堂参与分数，只是为了思考、表达。
第二年的夏天，领袖培育计划安排我们去伦敦游学两个星期，周教授自告奋勇陪同前往。伦敦是周教授当年求学之地，他总会为我们寻访那些被旅行指南忽略的风景：他带我们去大英图书馆看《大宪章》原稿；去伦敦大学的校园瞻仰功利主义鼻祖的遗体；去查令十字街寻访那些地下室里的二手书店（这些书店可是当年还是穷学生的周教授的阅读宝库）；他也会带我们去唐人街品尝他最爱的烧鸭饭；或者在看完音乐剧的深夜，自掏腰包，请我们去酒吧里暖暖身子，一边饮酒一边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的趣事。
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
周教授在学术上对我们有很严格的要求：我们必须阅读大量政治哲学著作，甚至是原文阅读John Mill的“On Liberty”，周教授也会带着我们一句一句品味John Locke的经典；期中期末要求我们各交一份三千字的论文，周教授会耐心地教我们立论的结构和引用的格式，逐字逐句地批改我们的功课。
如此的认真似乎是一件让学生和老师都吃力的事。还记得自己为了写周教授的论文，去图书馆翻看那些纸页发黄的硬皮大部头书，一字一句推敲那些写于上世纪初的晦涩英文，一连几天在夜读室挑灯夜战至东方发白。而周教授也不轻松，一个班的论文足有六十多万字，他得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亲自改完，细细阅读，慢慢批注，而不假手助教。周教授坦言，这个时代的大学，越来越不重视教师“教”的责任，却更看重著述出版或是申请研究经费。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倾尽心力，他深知，“写论文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评核成绩，而是严谨的学术训练。如果布置简单的作业，老师省事，学生省事。但是省事，学生还怎么学会思考呢？读书没有快捷方式，只能一步一步认真地走。”
周教授说，他看重“老师”这个身份，觉得这个身份承载着很重的荣誉和责任。“学生一年级初进来，什么也不太懂，经过三年的读书思考，整个人就会不同。好的教育，一是让学生学会生活，学会规划人生；二是让学生日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发挥好的作用。”通过学生，周教授看到自己的付出带来了等比级数一样放大的作用。“你越花多心思，学生的收获就越大，日后对社会就有好的影响，你完全不会觉得虚无。”虚无，就是人觉得自己活得没有价值，不知道生而为何。他说，作为老师，看着学生的转变，“较自己的个人成就更重要，远远超过我出版了多少本书带来的满足感。”
后记
“用生命影响生命”，这是教育的意义，是人文精神的传承。我曾读周教授的文集《相遇》，其中有一篇他怀念恩师陈特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是感人。文中回忆，“陈生（指陈特先生）后来不止一次告诉我，他自己的哲学启蒙老师，是唐君毅先生。……陈生一生受唐先生影响至深，每次忆起这段经历，总有不胜感激之情。而我总是笑，却没告诉他，我很能明白他的心情。”每读至此，总是不胜唏嘘。因为我，也渐渐开始明白周教授的心情。从钱穆、唐君毅先生，到陈特先生，到周教授，再到如今的我们，新亚的精神、中大的人文传统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虽然时代飞速变迁，学问已然不同，但是那些值得坚守的价值，正直、自由和正义，却慢慢融进我们的生命中。
周保送：对话中学生
张瑞
●关于学习
只是在某个年龄，
某些书才会进入你的生命
最好的中学教育，绝对不是考试。
分数最高的学生并不就是最优秀的学生，大学里成绩最好的，往往也不是日后成就最高的。这说明考试是一种游戏，这个游戏规则别人帮你定了，考试得好，只是说明懂得玩这个游戏。但这只是一个游戏，游戏不等于人生，不等于生活的全部。所以，中学生活，不要将所有时间放在考试上。一个人把所有精力放在考试上，其实是一种浪费。我自己读中学的时候，最快乐的是看课外书的时候。我读了很多课外书，读历史、读文学……我人生大部分的底色，都是这些东西支撑的。你若问我考试的东西对我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真的很少很少。我不是说成绩不重要，毕竟你的前途离不开它。但在安排时间时，要知道有另一些东西也很重要。至少，你要花时间读一些很好的书。很多人说，我可以把书放到大学以后再念。可是人很奇怪，只有在某个年龄，某些书才会进入你的生命。过了那个年龄，你可能就读不进去了。比如小学生爱看神话、哈利波特，但是到我这个年纪，就没法看了，因为心境不同了。那会很可惜。因为最重要的人格教育，其实是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这些进入你生命的书来完成的。而人格教育，对人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很重要。你的人生好不好跟你赚多少钱、获得多高的职位，没有必然关系。一个美好的人生，是你要觉得活得幸福。但什么构成幸福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有没有感受幸福的能力。举例说，活得幸福，一定要生命中有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感受爱和爱人的能力。所以，在年轻的时候，让自己多看书，看那些会令你感动、令你忘我的书，让自己进入那个世界，也让那个世界进入你的生命。
●关于大学
自由地追求知识、培养心灵、
努力思考和认真生活
大学教育不是只为了一纸文凭，方便日后好找工作，而是令你成为懂得思考的人。这是所有问题的起点。不懂得思考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如果读完大学，你仍然只会人云亦云，仍然不能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那这个教育就是失败的。人之为人最重要之处，是有反思意识和价值意识。这些意识愈得到发展，人愈自由。而人愈自由，才愈能知道自己想过什么生活，愈能感受到生命的天空海阔。
进了大学，不要再用中学思维来想问题，不要再用考试高于一切的思维压过你的生活。大学也不是职业训练所。大学几年，在每个人的人生，理应是最自由、最快乐，创造力最好的时候。中学为了考试而读书，毕业为了老板而工作，只有大学生活才相对自由自主，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空间，所以不要纯粹为了考试而读书，而要自由地追求知识、培养心灵、努力思考和认真生活。这些东西看似虚无缥缈，却最有价值。所以，每个大学生手上拿的都是一样的毕业文凭，但在大学中收获多少，日后走上怎样的路，却是人人不同。这个不同，是文凭上看不到的。
●关于专业
人生只能读一次大学，
最好是读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
人生只能读一次大学，最好是读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不然就是浪费大学、浪费生活。我知道，很多人会从务实的角度来考虑专业选择，尤其是那些看来易赚钱的热门专业。这无可厚非，但人生有不同的路，不见得同一条路适合所有的人，也不见得这条路走下去你就一定活得精彩。
当年我上大学报考的时候，同样经过现实和理想的撕扯，最终向现实屈服，上了经济类的专业。但是大学两年，我一直在挣扎，觉得不适合自己，最终在大三时选择了转专业，转到哲学。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一点也不。能够读自己喜欢的书，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任何选择都有风险，没有人保证你的选择一定会令你成功，但在面对重要选择时，我们最好认真问问自己：我想走什么样的路，过什么样的人生？记着，是“我”，不是别人。
我选择专业时面临的挣扎，绝非个例。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我的学生。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在理应最美好的大学时期，他们活得不自在。人要过得自在，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发挥自己的才能天赋。比如你精于弹琴，你在弹琴时最忘我、最享受，但有一天有人说弹琴不能赚钱，所以你必须放弃。想想，这多可惜，因为你从此就失去生命最美好的一些东西。这其实是没好好善待自己。我当然明白现实的许多考虑，我也不是要大家做理想主义者，不考虑饭碗。但是，有时过于现实，反而得不偿失。你本想过得幸福，所以才反复计算，结果却挑了一条不适合的路，不是很可惜吗？
作者：司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