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港澳台论文

2022-05-14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形势与政策港澳台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区域间地缘经济关系分为竞争与合作两种,基于空间经济联系、地缘经济关系及两者匹配理论的城市或区域规划已发展成为研究热点。文章研究粤港澳台地区地缘经济关系的匹配问题。研究表明,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与港澳台的地缘经济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型态势。为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广东省政府要更加关注珠三角城市群与港澳台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等问题。

第一篇:形势与政策港澳台论文

“后回归时代”港澳地区媒体格局变化与对港澳新闻传播策略

【摘 要】“后回归时代”,对港澳新闻传播媒体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对此,内地媒体需要调整对港澳新闻传播策略。包括立足服务时代、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审视对港澳新闻传播,变内地视角为港澳视角,变“碎片化”传播理念为“战略传播”理念;加强与港澳同行以及在港澳的中央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等。

【关键词】后回归时代 媒体格局 对港澳新闻传播 港澳视角 战略传播

一、“后回归时代”与对港澳新闻传播媒体格局的变化

(一)“后回归时代”的内涵和特征

笔者认为,所谓“后回归时代”,指经历了殖民统治的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随着“一国两制”方针的贯彻落实,广大港澳地区民众已逐步开始理解并接受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地区实行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的完整概念。这种理解和接受的状态,在港澳回归祖国的十多年时间里已表现出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但是,由于港澳地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化诉求,这种平稳状态也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1.政治领域

考虑到港澳地区原有的政治体制不变,中央政府多次明确强调“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尤其是逐步将港澳政治体制中一些民主政治成果法制化。港澳民众的政治意识在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向特别行政区的地位转变过程中也逐渐成熟。突出表现在:“爱国、爱港、爱澳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民主政治的潮流日趋加剧;政党政治成为民主发展中的主力,尤其是循序渐进的香港民主政治成为地区政治生态环境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经过“2012政改”后成功竞选、就任第三届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的特首梁振英就强调,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直选不会改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在港澳地区,尤其在香港地区,一些大肆强调“两制”而有意弱化“一国”的所谓“民主”言论沉渣泛起。这些不利于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不免对港澳民众的心理带来不良影响。

这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也让内地媒体对“后回归时代”将十八大报告中“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论述落到实处,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2.经济领域

港澳回归祖国后,与内地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尤其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并于2004年后又相继签署7个CEPA补充协议以来,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有助于港澳地区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克服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对港澳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保证了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也为内地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据国家商务部台港澳司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12月,祖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贸易总额为13377.2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总额的12.7%。截至2012年12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港澳资项目437120个;内地累计实际使用台港澳资金5941.4亿美元,占大陆累计实际使用境外投资总额的49.3%;其中,内地累计批准港澳资项目349119个,占台港澳资项目总数的79.8%;实际利用港澳资金5370.9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台港澳资金总数的90.3%。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港澳资在我累计吸收境外投资中占46%。这些鲜活的数据充分证明,港澳地区已经成为大陆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也成为大陆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和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

3.社会文化方面

回归后的港澳地区“马照跑、舞照跳,博彩如昔”。社会文化生活与回归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港澳与内地经济依存度的提高,尤其是“自由行”范围的不断扩大,港澳居民与内地居民由于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日益加剧:从“双非”子女居港权的争论到奶粉限购政策的实施,从“蝗虫的世界”音乐录影带事件到《苹果日报》《爽报》全版“反蝗”广告,从孔庆东的“粗口”到内地赴港游客夜宿大巴,从参加“零团费”赴港游客被香港导游辱骂到被迫睡游轮的游客愤而跳海,从内地游客拒绝购物被澳门导游遗弃到内地游客殴打澳门导游……

伴随消费经济而来的是诸多承载港澳居民本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受到影响,部分港澳民众也对“自由行”产生了抗拒和抵触情绪。对此,无论是内地媒体还是港澳同行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等绝大多数港人都秉持类似观点:“内地和港澳之间的交流合作是大势所趋,由于两地人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对于事情的看法和思维方式也有不同,所以互相之间有误会和矛盾也是正常的。”绝大多数港人对“一竹竿打一船人”的言论明确表示反对,认为“放大内地人和香港人的矛盾比较过分。尤其是对极端事件,要理性和客观去看待”。

内地媒体对上述问题的报道立场则强调,在经济日益寻求共赢的时代,應在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的价值观,并形成主流文化。

(二)“后回归时代”港澳地区媒体格局变化特征

媒体格局是指媒体间各种力量对比与组合的结构。由于媒体间力量的对比和组合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会从量变转化为质变,以至于形成新的格局。众所周知,促使媒体格局变化的因素,既有技术进步带来的传播手段的巨变,也有因技术进步带来的媒体传播特性的革命性变革。

“后回归时代”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行不悖的前提下,内地与港澳媒体间的交流合作,在相互影响中都对当地受众产生了影响。内地对港澳地区的新闻格局已经开始由格格不入进入到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尤其是珠三角城市与港澳在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中,开始了“同城化”的融合。

港澳回归的十多年间,随着内地媒体不断整合港澳地区媒体资源,不断设立、增加新的窗口,该区域的媒体格局已经逐渐发生变化,而随着内地媒體对港澳传播效果的日益显现,港澳地区的媒体格局呈现出“多元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态势。

早在1947年5月和1987年9月,新华社香港分社和新华社澳门分社就已经开始对港澳地区进行新闻传播。随后中央主要媒体纷纷在港澳设立记者站。2002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率先在香港有线电视播出。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综合频道(CCTV-1)又相继在2007年12月31日和2011年3月1日在香港落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继中华之声、华夏之声覆盖港澳地区后,2011年11月7日,香港之声通过香港电台数码广播32台正式在香港落地。内地毗邻港澳的珠三角地区各家电台,如深圳、珠海两地广播电台的多套频率已全部或部分覆盖港澳地区。深圳、珠海两地电视台也分别与港澳当地电视台签署协议,通过当地有线落地。

在内地媒体逐渐进军港澳地区的同时,港澳媒体也逐渐以设立驻站记者、区域内发行报刊等形式进入内地,开始扩大影响。目前,香港《东方日报》《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澳门《澳门日报》《华侨报》等都在广东发行。而电子媒体中,成立于1928年6月的香港电台,通过旗下7个广播频率、无线电视、亚洲电视两家免费电视台和收费电视播送节目。其中,明珠台、翡翠台和国际台已经在广东珠三角城市落地,作为澳门官方媒体的澳广视也通过有线网络在珠海落地。

在技术层面上,媒体格局已由昔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三分天下”发展到了如今以网络和移动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与三大传统媒体平分秋色、相互共融共生的“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发展阶段。在港澳地区同样如此。首先是港澳媒体的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在港澳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都依托其官方网站上线,而港澳电子媒体对于数字化建设更是不遗余力。

二、变化的港澳地区媒体格局中,内地媒体对港澳新闻传播策略

尽管随着港澳回归,港澳地区媒体格局发生变化。但实事求是地说,内地媒体对港澳地区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却并没有达到与港澳媒体对当地新闻传播影响力的同等量级。包括中央媒体在内的内地媒体对港澳地区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依然不强,信息传播力和话语控制力还存在不足。

因此,这就要求内地媒体在对港澳地区的新闻传播中讲求策略,立足“服务时代、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重新审视对港澳新闻的传播,尽快切实提升自己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服务时代,适应新格局变化

当今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民众获取信息途径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与媒体传播信息手段的单一化的不足已经形成矛盾。面对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独特文化现象,内地媒体如何在政治制度的差异中谋得共识,在港澳地区多元化思潮中唱主导?最根本的是要服务于时代。

新华社一项针对港澳的抽样调查显示,港澳媒体对内地媒体涉及港澳的新闻报道关注度很高。83%的受访媒体表示经常会采用新华社稿件,但每周采用超过10条的只有一半,对于采用原因,83%的受访媒体选择“题材受欢迎”,66%选择“与本地有关”。而不采用的原因大多集中在“与己无关或关系不大”“有效信息少”“宣传口吻重”“不擅长写故事”等。尽管调查的只是内地媒体的一个代表,但其共性值得思考:首先,内地媒体对港澳新闻传播大有可为。其次,港澳媒体关注的关键在于新闻是否具有针对性、关联度和贴近性。第三,传播方法上对敏感问题不回避,要多摆事实,融宣传于报道和讲故事中。如此,内地媒体对港澳的新闻传播不仅有市场,且空间非常大。

1.变内地视角为港澳视角

事实上,我们在对港澳新闻传播中主要强调两方面内容:一是内地涉及港澳的“硬新闻”,即涉港澳重大新闻;二是港澳本地新闻,即纯港澳新闻。但鉴于不少港澳媒体在内地有驻站记者,不会大量采用内地媒体稿件,内地媒体对港澳播发的港澳新闻中,因对新闻规律理解差异,相对港澳媒体,内地报道有“出力不讨好”的尴尬。

其中原因,一是内地媒体的对港澳传播力总体不及港澳,未形成强大影响力;二是内地媒体对港澳受众的需求缺乏准确掌握,无法引起其兴趣。

毕竟信息爆炸时代,受众的注意力已超过新闻本身成为稀缺资源。内地媒体传播的新闻首先必须符合港澳民众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即港澳媒体渴望关注但却采访不到的新闻。

2003年广东发生“非典”疫情后,珠海广播发挥地方媒体优势,在被允许采访后,以电话连线通过新闻插播方式在珠海媒体中第一个进行了报道。随后又制作录音报道,在当日整点新闻中插播市卫生局负责人澄清关于非典的不实传言,以及如何预防的专题新闻。次日早新闻和《新闻八点档》专题节目再次集中播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澳门听众也纷纷打电话到电台询问情况。跟踪珠海媒体信息的驻珠海港澳媒体记者也迅速给予转发,形成了“珠海首例非典病例”的新闻传播的密集播发。

随着港澳同内地经贸合作日益加强,港澳媒体和民众也越来越关注内地出台的涉及港澳或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决策和立场,以及内地经济快速发展对港澳的推动作用。作为相关新闻的权威发布机构内地媒体具有港澳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比如2012年澳门籍部分水客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往来珠海拱北口岸进行走私,引起拱北海关、珠海边检等口岸联检部门高度关注,在不间断高压打击中,个别不明真相的港澳媒体以打击涉及侵犯人权为由进行了报道。对此,拱北海关和珠海边检通过珠海媒体给予了严正回应,驳斥了澳门个别媒体的不实报道。因此,内地媒体只有发挥自身优势,强调自身特色,变内地视角为港澳视角,多做独家新闻,在涉及港澳地区的新闻中凸显“港澳视角”,更加重视贴近性,才能发挥媒体的影响力并树立自己的媒体品牌。

2.变“碎片化”传播理念为“战略传播”理念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受众对新闻传播的接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港澳“自由行”政策对自身的影响、“双非”子女问题、水客对港澳兩地居民的困扰……这些信息在几分钟内就以“碎片化”的形态迅速呈现在受众面前,让内地媒体远离了新闻事件的“第一落点”。

那么在远离“第一落点”后,内地媒体是否只能无所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根据情况看有无可能通过多种渠道采访到新闻当事人,能否协调兄弟媒体驻站记者到现场采访。其次,如果没机会或条件获得一手信息,尽可能利用港澳媒体信息,提供相对权威、全面、客观的信息。第三,在尽可能获得较为全面的丰富信息后,对相关新闻做背景解读和分析。

即使努力后仍无法追到“第一落点”,可将着力点放在对港澳新闻传播的解读、追踪、背景等“第二落点”的突破上。“战略传播”即为达到战略目的有针对性开展传播活动,整合传播资源使传播活动更具有效性,通过精心设计的项目或活动与目标受众进行沟通和接触。例如,中央电台从2010年开始连续三年发起的“港澳媒体采访团内地行”活动,通过精心设计项目,利用CEPA协议签署后媒体合作促进地方发展并取得实际效果。

(二)服务经济,适应新格局变化

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间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随着港澳回归,内地为港澳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而港澳也成为内地“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平台之一。在这种形势下,内地媒体对港澳的新闻传播就需要因势利导,从双方都感兴趣的经济入手,在差异中谋求共识,在多元中唱主导,形成对港澳舆论引导的新格局。

目前,港澳在内地投资项目接近35万个,港澳投资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在我累计吸收境外投资中占46%。那么如何通过做好经济文章,确立对港澳新闻传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呢?

1.中央、地方联手推动对港澳新闻传播

目前中央主要媒体在港澳都设立有联络单位,除了珠三角主要城市外,绝大多数内地媒体在港澳地区都没有驻站记者。尽管中央媒体拥有政策优势,但是地方媒体则具有特色优势,“接地气”的途径和优势又是中央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需要发挥中央、地方媒体的联动效应,1+1联手形成合力。以中央电台华夏之声连续组织三届的“港澳媒体采访团内地行”活动为例。中央媒体在组织港澳媒体赴内地采访中,内地媒体给予了大量鲜活的来自基层一线的资料和素材支持,而这些来自基层的声音,则是采访团在短暂时间内无法更深下去得到的。而内地媒体的报道素材资料通过中央和港澳媒体的采用和转载后,起到了推动地方经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宣传效应。这种事半功倍的传播无疑是成功的。

为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地区的有效新闻传播,从2009年开始,中央电台华夏之声联合包括珠海电台在内的珠三角主要城市电台,每年推出一组主题性重点系列报道。2009年《腾飞粤港澳》、2010年《历史的回响》、2011年《共赢之路》、2012年《融合》,四年四组主题性系列报道,不仅发挥了中央电台覆盖面广、全局视野的优势,也吸收了珠三角城市电台大量“接地气”的鲜活内容,不仅起到了1+1>2的集群优势,也真正在地域性和贴近性上赢得了港澳民众的喜爱。其中《历史的回响》《腾飞粤港澳》还都获得中国广播影视大奖。

2.地方与港澳合作推动对港澳新闻传播

珠三角地区尤其是与港澳毗邻的深圳、珠海,为加大对港澳新闻的传播力度,都结合自身实际设立了对港澳的新闻栏目或节目。通过与港澳媒体的沟通与合作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

仅以珠海媒体为例。珠海广播电视台早在1990年就开设了《港澳珠海一脉情》和《珠港澳传真》等栏目,港澳回归后,分别设立了《直播港澳台》《澳门话你知》《通关信息》等栏目。珠海2套广播频率已经实现对澳门的全覆盖和对香港的部分覆盖,珠海电视1台通过与澳广视合作在澳门落地播出。另外,珠海广播和电视新闻分别于澳广视和澳门莲花卫视合作,每天有5至7分钟的新闻交流,相互在新闻节目中固定时段播出。而平面媒体的《珠海特区报》也从2012年1月开始在澳门设立了特派记者。

在报道内容上,以经济为纽带,即时报道港澳与内地的经贸往来和内地居民在港澳地区“自由行”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2012年春节期间,珠海广播电视台利用“珠中江澳”经济圈的影响,发起春节四地民俗大行动,组织珠海、中山、江门、澳门四地的广播电视台相互异地采访制作节目,以自己的视角发现其他三地的春节趣闻和民俗风情,介绍给当地受众。活动社会反响强烈,收视率和收听率统计数据同比都明显上升。

总体来说,进入“后回归时代”,港澳媒体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内地媒体需要紧跟时代,及时把握对港澳新闻传播理念、手段的变化。首先全面、准确理解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面对思想多元化的港澳民众,在新闻传播中把爱国和爱港澳有机统一起来,讲求双向交流,求同存异。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既维护港澳特区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充分保障港澳同胞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又要尊重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权力,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构筑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牢固政治基础。其次,及时有效地对港澳地区重要新闻和舆情做出快速反应,及时主动加以引导,准确显示话语权;第三,积极应对新媒体崛起对舆论生态环境和媒体传播格局提出的新挑战,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提升媒体传播能力和实力,扩大内地媒体在对港澳新闻传播中的话语权,提升在对港澳舆论引导中的影响力。

(作者单位:广东省珠海广播电视台)

(本文编辑:宁黎黎)

作者:张涛

第二篇:港澳台与广东省地缘经济关系匹配研究

摘要:区域间地缘经济关系分为竞争与合作两种,基于空间经济联系、地缘经济关系及两者匹配理论的城市或区域规划已发展成为研究热点。文章研究粤港澳台地区地缘经济关系的匹配问题。研究表明,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与港澳台的地缘经济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竞争型态势。为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广东省政府要更加关注珠三角城市群与港澳台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等问题。据此,文章提出了五点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地缘经济关系;经济联系;匹配

进入21世纪,港澳台受国际环境冲击导致经贸不振和失业率提升,为进一步促进港澳台地区发展,港澳台分别与内地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以此促进港澳台地区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合作。整体而言,CEPA和ECFA分别从文化和体育服务、环境服务(不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检查、商业服务、分销服务、游和与旅游相关的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和相关的工程服务、旅娱乐、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规定以广东等省份为试点,先试先行深入以上领域的粤港澳台经贸合作。广东省是改革开发的先发优势大省,从港澳台吸收了大量技术与资金,为广东省带来快速经济发展,但是广东省同时为典型发展不均的地区,本文利用空间经济联系量和地缘经济关系的测算,企图了港澳台资在区位选择的趋向与喜好,提供广东省在利用外资与平衡省内发展参考依据。

一、 地缘经济关系的测算方法及操作步骤

大量学者从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方法入手研究城市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先后提出了扩散潜能理论、综合规模理论和基本引力模式等研究范式和方法,从各自学科、不同方法出发研究了地缘经济关系这一问题。计算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基本公式如下:

Rij为经济相关量、F为隶属度、Vi、Vj分别代表i、j城市的市辖区GDP水平、Dij代表i、j城市间公路交通距离、Pi、Pj分别代表i、j城市的市辖区人口数(丁洪建、余振国,2008)。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可以对模型进行不同的处理,本研究针对广东省内各地区与港澳台合作进行地缘经济关系研究,本模型能够满足研究需要,本研究不对本模型做不必要的处理。

地缘经济关系研究是针对目标核心区与外围区(腹地区)相互联系和要素空间流动的研究,能够解释城市之间市场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效率關系。地缘经济关系主要分为互补型和竞争型。互补型地缘经济关系意味着城市之间可以通过互通有无的方式产生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效果;竞争型地缘经济关系是指由于城市之间在资源状况、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结构、产业形态等方面存在较高的相似性, 使得城市之间资源、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合作效率降低,城市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竞争关系。对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能够体现出城市之间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多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欧氏距离法作为测算方法。应用欧氏距离法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首先,选取评价指标。传统意义上,资源都是从相对集中的城市流向相对稀缺的城市,消费品、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等要素通常是从生产效率低的城市流向生产效率高的城市。本研究选用X代表某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该地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Y代表某地区劳动报酬总额该地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和Z代表某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该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X、Y、Z这3个综合性指标来反映资源与产品的流动问题。

在此基础上,对X、Y、Z做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如下:

X′=(X-X)/Sx

其中Sx代表X系列数据的标准差,X代表系列数据的平均值;Y′和Z′的计算方法参考以上X′的计算方法。基于无量纲处理,可计算欧氏距离。设X、Y、Z的标准值分别为X′0、Y′0、Z′0,城市间的实际距离测算公式如下:

i代表为不同城市设定的序号,X的量度代表资金的稀缺程度或投资效率的高低,X数值较大代表该城市的资金相对充裕或投资效率相对比较差;Y的量度代表劳动效率的高低,需要指出工资总数包涵了劳动数量和质量,能较好地反映劳动效率的实际水平。Z的量度代表资源向其他城市流动的能力,Z值越大代表城市的农产品相对丰富,向其他城市流动的能力较强。

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便于结果识别,对欧氏距离值Di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D′i,其方法与X标准化处理相同。D′i的数值为正说明两城市之间有互补关系,正值越大互补性越强;若D′i为负值则说明两城市之间有竞争关系,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竞争性越强。最后,进行距离调整。考虑到文化、交通和地理等方面对于地区之间便利程度的实际影响,本研究将D'i乘以权数得到调整距离,从而完善距离调整。

分别从《广东统计年鉴》(2015)、《香港地区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年鉴》(2015)和台湾地区“内政部统计局”中选取2000年和2014年粤港澳台两岸四地各主要城市的GDP水平和城市人口数据,从《中国公路里程与空车配货指南》中确定粤港澳台两岸四地各主要城市间的距离,对港澳台与广东省地缘经济匹配做测算。计算结果通过测算并按隶属度大小将港澳台与广东各市空间经济联系强度分为五个等级:Fij≥0.1代表城市间具有很强联系;0.1>Fij≥0.03代表城市间具有较强联系;0.03>Fij≥0.01代表城市间具有一般联系;0.01>Fij≥0.003代表城市间具有较弱联系;Fij<0.003代表城市间具有很弱联系。对地缘经济关系测算结果并按得分大小分为五个等级:AD≥1.0代表城市间互补很强;互补较强,得1.0>AD≥0.5;互补与竞争关系不确定,0.5>AD>-0.5;竞争较强,得分-0.5≥AD>-1.0;竞争很强,得分AD<-1.0。

二、 港澳台资空间经济联系测算

将统计年鉴中地缘经济关系测算所需数据输入到公式中,得到港澳台资空间经济测算数值,参考测算数值的等级划分,得到如下结论。

香港地区:2014年深圳有较强联系,广州、惠州、东莞、中山经济联系大部分为一般,其馀为弱或很弱;2014年与澳门地区联系较弱和台湾地区一般;2000年与澳门地区联系较弱和台湾地区较强。

澳门地区:2014年与珠海联系很强,与深圳和中山有较强联系,广州、佛山、东莞、江门联系为一般,其余城市为弱或很弱;2000年与珠海很强联系,广州、深圳和中山为较强,佛山、东莞、江门为一般,其余城市为弱或很弱;2014年澳门地区与香港地区强联和台湾地区很弱;2000年与香港地区强联和台湾地区一般。

台湾地区:2014年与广州、深圳、东莞为较强,珠海、佛山、梅州、惠州、汕尾、中山、江门、潮州为一般,其余城市为弱或很弱;2014年与香港地区强联和澳门地区较弱;2000年与香港地区强联和澳门地区较弱。

综上所述,从平均联系程度来看,2014年港澳台对广东省各市的总平均隶属度为0.030 6,香港地区0.046 7,超过与澳门0.024 3和台的平均隶属度0.020 8,代表香港地区和广东省联系程度超过澳台;2000年港澳台对广东省各市的总平均隶属度为0.039 9,香港地区0.045 6,超过与澳门0.037 6和台的平均隶属度0.036 4。比较2014年与2000年数据,港澳台对广东省各市的总平均隶属度呈现出下滑的趋势,15年内香港地区提升2.4%,澳門地区和台湾地区分别下滑35.3%和42.9%,同时,港澳台三地与广东省内山区五个城市和广东东部四个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都不显著,主要经济联系在珠三角传统城市,澳台呈现出下滑趋势。另外,2014年,港澳台分别与另2者的平均隶属度为港(0.009 35)、澳(0.245 25)和台(0.281 95);2000年,港澳台分别与另2者的平均隶属度为港(0.021 65)、澳(0.104 1)和台(0.117 85)。代表港澳台之间并未成一经济整体,香港地区比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与广东省隶属联系度较强。

香港地区:与云浮从2000年互补关系不确定,至2014年互补性很强;2000年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台湾地区有很强的竞争关系;2014年与东莞、深圳、澳门地区、台湾地区有很强的竞争关系;与其余各市竞争互补关系不确定。

澳门地区:2000年与河源、汕尾、阳江具互补性,2014年云浮具强互补性;2000年与珠海、中山、台湾地区有较强的竞争关系,2014年与深圳、东莞、中山有较强的竞争关系;2000年与广州、深圳、香港地区有很强的竞争关系,2014年与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有很强的竞争关系;与其余各市竞争互补关系不确定。

台湾地区:2000年~2014年与澳门地区互补性很强;2000年与河源、阳江、清远有较强的互补性,2014则无。

总地来说,2000年~2014年,港澳台与广东省的地缘经济关系呈现出互补性朝向竞争性,即港澳台三地与广东省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较差,粤港澳台地区整体的竞争出现同质化倾向。差异性不足同质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粤港澳台地区的深度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三、 港澳台空间经济联系量与地缘经济关系的匹配分析

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和地缘经济关系匹配具有五种程度不同的主要关系:第一,很好:强、较强经济联系与强、较强互补关系匹配型;第二,较好:一般、较弱经济联系与强、较强互补关系匹配型;第三,较差:一般、较弱经济联系与强、较强竞争关系匹配型;第四,很差:强、较强经济联系与强、较强竞争关系匹配型;第五,中性:其余各种匹配关系。本研究对2000年和2014年港澳台与广东主要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和地缘经济关系进行匹配,匹配结果如下。

总地来说,香港地区:2014年,与深圳匹配性很差,与东莞较差,其余为中性;2000年,与深圳匹配性很差,与广州和佛山较差,其余为中性。

澳门地区:2014与深圳、中山匹配性很差,与东莞较差,其余为中性;2000年与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匹配性很差,其余为中性。

台湾地区:2014与广州、深圳、东莞匹配性很差,与佛山、中山、清远较差,其余为中性;2000年与阳江较好,深圳、东莞、广州、佛山、汕头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群匹配性很差,中山、珠海、清远、河源次之,其余为中性。

综上所述, 港澳台与广东省各市之间的匹配性朝向普遍配合度不足,且比较2000年和2014年,有逐渐恶化的趋势,城市之间无法产生效益的一条龙模式,各自独立发展趋势较为明显,港澳台资逐渐失去海外接单、内地生产的搭配优势。

四、 对策建议

在对港澳台与广东省经济联系和地缘经济关系匹配量化测算的基础上,本研究法相,港澳台三地与广东省与珠三角城市群的平均经济联系强度在逐步减弱,港澳台与广东省珠三角核心区内地缘经济关系类型主要为强竞争、较强竞争,其它区域主要是不确定性,呈现港澳台与广东省既无法均衡发展,且走向各自独立的发展方式。基于此提出如下提升港澳台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第一,科学分析各地区发展优势,整合有效资源,强化合作与分工关系。港澳台因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内地凭藉土地与劳动资源优势,结合港、台带来的资金与技术,带动沿海经济快速发展。港澳台从2000年甚至更早期成为广东发展的火车头,引进大量的资金与技术,让传统意义的泛珠江城市快速发展,借由几十年的产业互助、配合形成成熟的体系,同时也走向竞争的局面。因此,港澳台与广东省合作,必须寻求新模式。从广东省自身出发,要重点调整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战略,通过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粤港澳台地区的经济互补性,最终形成粤港澳台地区城市群之间的强经济联系和较强互补关系。充分利用毗邻港澳以及与港澳台前期合作的区位优势,明确城市群核心区位发展,吸引港澳台技术与资金,开发以珠江为中心的城市群朝向现代化新兴港口工业城市、生态型海湾城市迈进。

第二,构建并完善粤港澳台政府间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在粤港澳湾区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共同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重视求同存异,要在平等协商对话的基础上谋求区域合作。粤港澳台要尽快达成区域合作共识,在多领域建立合作关系,从多层次构建对话以及重大问题紧急协商机制,尽快确立大湾区共同建设战略合作关系。港澳台的发展必需依托内地,临近的广东省更是港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省份,港澳台虽与内地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但在经济交流、区域合作上仍出现落差,形成“大门开、小门不开”和“玻璃门”等潜在贸易壁垒,粤港澳台需要加快经济协商,将区域合作朝向深化、开放、积极的道路前进,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基本的合作共识。发挥港澳台地区的先发优势,进一步促进两岸四地经济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

第三,充分利用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发展契机,加快发展和融合步伐。广东自贸试验区具有粤港澳融合的先试先行优势,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可以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另外,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对于内外商投资与开放具有创新的力度与题材,港澳台三地要充分利用自贸区戰略的融合契机,加快产业转型并,加深服务产业合作,香港依托国际自由港先发优势,打造以金融业、科技咨询服务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澳门博彩行业发展已经呈现出下滑的态势,澳门政府要借力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新区“一中心一体系”的发展契机,重点发展观光旅游产业。台湾地区以农产、电子高科技项目世界知名,台湾地区以建设新型农业、高科技合作为契机,与粤港澳交流合作,提高城市化水平,建构台湾科技岛、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中心,提升台湾地区产业竞争力。

第四,立足区域比较优势,进一步优化珠三角城市圈之间的产业转型。通过城市间地缘经济联系测算可知,粤港澳台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的协同性在逐渐弱化,目前粤港澳台城市间竞争多过于互补与合作,要立足现实情况,规划层面更加注重城市间的差异性发展,利用粤港澳台的区位优势,强化各地产业特色相结合,提高经贸发展承接能力。

第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战略节点的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区域合作。“一带一路”战略对粤港澳湾区协同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导向,粤港澳湾区要进一步推进区域合作,促进粤港澳湾区内部经济要素的有序流动,重视互联互通,发掘区域内的市场潜力,提升粤港澳湾区在亚洲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地位,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文化交流和经贸交流。粤港澳台位于欧亚美州重要航道上,具有地理上优势位置。目前广东省产业面临产业链条不完善、产业层次不高、产业核心技术少等问题,处于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港澳台多年累积与西方发达国家各方面人才、经贸、技术、金融合作与经验,可作为中国产业走出去,西方技术引进的重要桥头堡,也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法律、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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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文龙,杜德斌,刘承良,等.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J].地理学报,2016,71(6):956-969.

作者简介:毛艳华(1970-),男,汉族,江西省瑞金市人,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空间经济;邴綨纶(1981-),男,汉族,中国台湾省高雄市人,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服务贸易。

作者:邴綨纶 毛艳华

第三篇:学科行业形势融入“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实践探索

摘 要 针对当前高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在我校交通土建类大学生中开展了“形势与政策”课改革实践,包括:增列择业和就业的学科行业形势内容,共用校内外专业教学实践基地并建成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基地,构建校企协同联盟的开放型师资队伍等。实践证明:学科行业形势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有助于调动大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形势与政策”课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学宗旨,对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效,把握“形势与政策”课的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学科行业形势 专业教学实践基地 开放型师资队伍

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要求,高校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努力做到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再次鲜明地向包括“形势与政策”课程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改进方向,是今后一段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总纲领和总指南。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为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实效性,笔者以西南交通大学交通土建类本科生学科行业形势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切入点,通过增列学科行业地位、行业走向、行业前景、就业形势、就业领域、就业去向等与大学生自我发展密切相关的行业形势素材,补充并丰富“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通过共用本科卓越工程师行业教学实践基地和构建专兼结合、校企协同的开放型师资队伍等措施,推进“形势与政策”的课程教学改革,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生动性和鲜活性,为“形势与政策”课“四基”教育、形势观教育、政策观教育、改革开放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提供鲜活的实施载体,全面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效。

1增列学科行业形势教学内容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针对性

大学生高度关注自己的学科行业形势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大学生本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直接关系到自我的人生发展和自身价值的实现程度。由于學科行业形势的总体情况事关大学生择业的可选择性和大学生从业的成功概率,因此,学科行业形势必然成为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春秋战国时代,辛研根据商情变化提出要“时用则知物”,其含义就是强调要分析未来形势需要,提前准备好货物,以防措手不及而延误了商机。当代大学生更应当学会分析学科行业形势,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学科行业形势的走向,顺应学科行业形势以发展自我,利用学科行业形势以实现自我发展,并在求学期间珍惜时光,为自己今后铺就的人生道路做好充分的准备。学科行业形势包括行业历史、行业地位、行业走向、行业前景、就业形势、就业领域等一系列内容。就我校交通土建类本科生而言,则应重点关注我国铁路、公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担负的职责及其地位;此外,还应通过讲述2016年公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30)、2013年公布的《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以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网上中国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规划整体情况,让大学生了解我国2030年铁路、公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目标;通过对中美铁路、公路发展史对比的讲述,要求学生们珍惜和把握铁路大提速、重载铁路、高速客运专线、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大好形势。同时要在强调铁路、公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具有良好可持续性的同时,培养交通土建学生的行业危机感和行业危机意识。教学内容中还应涵盖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等单位的改制和组成情况,结合各单位的工作性质和就业特点,分析各用人单位的就业情况。行业形势教学内容还应包括交通土建院校分布情况、各院校的毕业生规模和主要去向,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上述贴近大学生个人发展、择业就业的行业形势教学内容,既能调动大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可以因势利导,讲解国家的方针和政策对行业形势的影响,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社会稳定与自身发展的辩证关系,不空洞,不说教,大学生也乐于接受,避免了空谈大政方针的枯燥性,增强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活力,可谓事半功倍。

2利用校内外专业教学实践基地丰富“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模式

长期以来,“形势与政策”课主要采取课堂教学的模式,表现出封闭性和集中性等特点。尽管近年来各高校都在尝试建设专门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基地,但由于经费和重视程度等问题,很多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基地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高校普遍重视专业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如果能将专业教学实践基地同时建成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基地,既节约了专门建设和维护“形势与政策”课专门教学实践基地的费用,又能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点,聘请到基地内拥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专家开展学科行业形势的教育,可谓一举两得。结合我校交通土建类本科生的实际情况,目前交通土建本科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在成都本地就有校内实践基地8个,校外实践基地5个。校内实践基地包括陆地交通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土木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高速铁路线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交通隧道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抗震工程四川省重点实验室、道路工程四川省重点实验室、风工程实验研究中心等;成都市内的校外实践基地有中铁二院、中铁二局、四川奥斯特边坡防护公司、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这些专业实践基地与我单位都签订有战略合作协议或者有共建专业教学实践基地的协议,具备为我校交通土建学生提供专业实践的软硬件设施和指导能力,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的有益补充。

3基于校企协同联盟构建“形势与政策”课的开放型师资队伍

目前,高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师资队伍大多限制在高校范围内,主要为专兼结合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一直以来,高校自身都在不断发展和培养“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队伍,许多大学广泛吸纳校内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业老师担任“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势与政策”课的专职教师队伍;与此同时,各高校也非常重视和培养以基层党委副书记、各学院辅导员为代表的兼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近年来,根据“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新形势,各高校逐渐开始重视“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的外延性和开放性,有目的地邀请非高校内的专家学者参与“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并将其作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的重要补充,其主要形式是担任形势与政策的特约报告员。近年来,我校结合自身的行业背景和学科特色,开始聘请交通行业包括地方政府领导、行业知名企业家、行业知名专家担任学科行业形势方面的特约报告員。这些特约报告员行业知识面广、实践经验丰富、政治敏感性强,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增强学科行业形势教育的效果。我校土建学科的相当一部分特约报告员来自于我校有校企战略联盟的交通土建类企事业单位,如中铁二院、中铁西南院、中铁二局等,由于特约报告员具有“专业知识”与“行业形势”相结合的优势,其报告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权威性,能够将行业发展形势与国际国内形势、区域地缘形势、国家大政方针和地方政策等相关内容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认同感、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实效。

初步实践证明:学科行业形势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的改革无疑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育注入了“鲜活剂”,调动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有利于教师在行业形势的动态解读中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学科行业形势的解读对于帮助大学生认清形势、有的放矢的开展择业、就业和创业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校在学科行业形势融入“形势与政策”课程体系的实践探索,包括共用本科卓越工程师行业教学实践基地以及构建专兼结合、校企协同的开放型师资队伍等的尝试与实践,对新形势下“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文系四川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课题(CSZ14028);四川省教育厅课题(CJS14-009)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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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商姚 向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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