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中国社会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升级转型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且还应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虚拟经济、虚拟性货币、宏观调控、经济学最基础范畴等基础研究给予创新，对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区别、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不同、新型工业化理论、农业现代化理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应用理论的研究。

第一篇：中国社会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发展

作者简介:

杜人淮,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1987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0～1993年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方向硕士,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攻读中国经济建设研究方向博士,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国防经济特别是国防科技工业问题的研究。公开发表学术成果90余篇(部),主持和参与完成各类课题10余项。独著《国防工业有效运行的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编著《国防经济学概论》、《军事经济管理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等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

摘要:“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反思“苏联模式”、借鉴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得到升华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升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重大领域的突破,“中国模式”逐步形成。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中国模式”得到了升华。

关键词:“中国模式” 形成 升华 创新

“中国模式”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时髦用语,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有关“中国模式”内涵,目前尚无统一和明确的界定。应当指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框”,而是特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彻底反思“苏联模式”、借鉴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而形成并不断升华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模式”具有特殊规定性,主要体现在:以惠及民生为发展核心,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有机结合为主要特征,以推进中国特色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重要支撑,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升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紧密结合并相互推动。

一、“苏联模式”反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探索

“中国模式”最终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初,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选择新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设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P665)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 (P671-672)因而,新中国的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作了深刻论述,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中国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目标等。

然后,迫于外部压力和认识上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事物,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把目光瞄准先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并“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对待“苏联模式”问题,1953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 (P45)并认为苏联的经验“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 [2] (P332)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最初采取的是照搬的方式。正如毛泽东曾讲到的:“我们革命有经验,在建设上我们的经验甚少。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3] (P113)既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也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在搬用“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不仅搬取了“苏联模式”中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联系的正确的因素、苏联经验中与我国情况相适应的部分,而且搬取了“苏联模式”中的弊病以及根本不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东西。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并在许多方面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步伐。毛泽东比较早就注意到“苏联模式”中存在的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问题,并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只能搬’,也不尽然。我党历史上有一部分人犯教条主义。”[3] (P108)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走自己的建设和发展道路,还需要对“苏联模式”中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认识,并通过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取得新的成果。

“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集中体现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1958年,毛泽东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一些分析,认为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正确的,但有许多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搞清楚,因而导致苏联经济模式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病。比如,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问题上,对轻工业和农业不重视,结果吃了亏;对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得不好,没有照顾到人民的生活,“一条腿”走路;只着重讲技术,讲技术干部,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群众;在工业问题上,注意了重工业,没有注意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相互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只讲经济基础,不讲上层建筑。“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从纠正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入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这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轮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他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 (P720)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 (P717)的重要论断,而且指出可以考虑开办私营工厂、搞国营或搞私营投资公司;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受此启发,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正式提出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丰富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进行了概括。认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4] (P213)

二、“中国模式”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以及探索和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从根本上实现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和发展,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不断推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在这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为“中国模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模式”的出现,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一些重大领域的创新和突破,就不会有“中国模式”的出现。同时,“中国模式”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模式”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为此,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受“苏联模式”的认识影响,而苏联本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被看成是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这显然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 (P373)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致富。这是“中国模式”贯穿的一条主线。对中国来讲,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就显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应当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7] (P275)

“中国模式”的形成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中国再次面临新的选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7] (P237)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 (P150)并强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7] (P82),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为了避免改革带来大的动荡,中国创造和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和区分轻重缓急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可谓一对孪生姊妹,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开放”一词,他告诫全党“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6] (P363)。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提醒,“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7] (P368)

突破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1958年以后,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时进行过多次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计划经济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根本,成效并不显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正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对《决定》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7] (P83)。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公认”提出了挑战。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 (P235)从而肯定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和姓“资”问题。沿着这种思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就给中国如何认识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分配,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结果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很好发展,而且实际上带来了共同落后,共同贫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这一认识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有了重要突破: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等等。在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同时,提醒人们注意,要防止两极分化现象发生。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7] (P110-111)邓小平还明确了检验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流行的观念是,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惟一楷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也照搬苏联现成的现代化建设模式,但很不成功。由此迫使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要以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对内积极推进科技、教育工作的发展;对外努力探索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路径,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引用。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立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点。邓小平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 [8] (P312)对中国来讲,现代化建设速度应该是“台阶式”,并提出和实施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建设,而是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同时,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7] (P284)

三、“中国模式”升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

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模式”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内极“左”思想开始回潮,质疑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了个别的为“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而喊冤叫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跌入低谷,西方社会甚至预言,21世纪将把社会主义送进历史。面对复杂和尖锐的国内国际环境,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重大抉择。在这关键历史时刻,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关“主要是防‘左’”,“姓‘资’姓‘社’”,“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再次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深入探索,“中国模式”实现了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得到不断完善,这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中国模式” 已给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和范式。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对立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但这有一个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9] (P226-227)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总量比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功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是“中国模式”的魅力所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在发展与惠民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索。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和总要求,也就是“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11] (P543)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问题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共十七大详细阐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2] (P14),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从改善民生入手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五大目标,也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相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在不同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呈加速态势。进入21世纪,信息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信息化逐步进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领域,并成为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十六大在总结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信息化时代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和有利条件,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1] (P545)到了中共十七大,信息化作为一个单独方面,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12] (P14)中国还特别强调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中国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走,中国的城镇化是既要解决现代化的战略问题,又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解决“三农”这类现实问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不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不掌握某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终将受制于人。江泽民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并强调“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0] (P392)。胡锦涛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12] (P21)并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要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进一步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国科技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建设要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协调。在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建设关系上,长期以来,主要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来理解,通常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的稳定作为既定前提。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逐步认识到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把握。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9] (P532)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胡锦涛则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13] (P730)中共十七大进一步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2] (P15-16)从而明确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为作为重要目标。(摘自:《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编辑:王露)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编辑后记

联系杜教授,让编辑颇费了一番周折。几乎在都想要放弃的时候,又不甘心地发了一封邮件,终于盼到了杜教授的回信。不过遗憾的是,杜教授近期的文章,均被人“预订一空”,编辑心中难免失落。也许是看到编辑的执着,为了鼓励编辑。杜教授在回信中说到:“我最近的几篇文章,都已被其他刊物约稿。非常感谢您的鼓励和支持。我以前不太熟悉《中国市场》杂志,通过您的介绍,我比较清楚了。以后我将尽量向贵刊投稿。”这无疑是对编辑工作最大的肯定。现将杜先生的佳作转载于此,让我们共同期待他的原创大作吧。

作者：杜人淮

第二篇：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与经济升级转型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且还应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虚拟经济、虚拟性货币、宏观调控、经济学最基础范畴等基础研究给予创新，对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区别、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不同、新型工业化理论、农业现代化理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应用理论的研究。同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理论的研究还要肩负起监督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任。

关键词：经济理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虚拟经济;通货膨胀;公共救助;公共服务

科学的理论是人类认识自然与自身最高智慧的结晶。科学实践需要科学理论指导。缺失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新的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重复性的依然保持在原有认识水平上的实践，不会是新的实践。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终于走进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升级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至此，不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无法摸着石头过河了。改革需要攻坚，发展需要转型，缺少相应的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绝对不可能担当时代的使命和达到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应有高度。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开拓进取，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全面的科学理论指导，以更好地全面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一、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改革。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理论改革。缺少理论创新，经济体制改革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推进。经济理论界需要认识到改革的实质，更需要担负起理论改革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与突破，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的强大动力。因此，当前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不是解读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是其他方面的经济理论研究，而是必须进一步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中，科学地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初级阶段?”以及“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中国需要对社会主义做出改革性的解释，或者说，经历了改革，需对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深刻认识。这不能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解释，也不能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取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民需要依据对于社会主义新的认识建立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的信念和理想。就此而言，人们不可能将这种信念和理想建立在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之上。中国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传统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实践出了问题，根子一定是在理论上。所以，改革的推进，必须解决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准确地讲，这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以传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套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上是不合逻辑的，只能使社会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事实相比传统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含有相当大的发展性的。这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之后人们都清楚的事，也是在理论的逻辑上都不可回避的事。这潜存着新时代的发展与旧时代的认识冲突。在现实的改革攻坚阶段，这是一个公开的尖锐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一尖锐问题，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中国改革实质的漠视，很可能造成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根本动力的缺失。中国的经济理论界，不能只是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能对于社会主义做出改革后的新的科学理论认识。

目前，已经有一些理论界人士指出，中国现在不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但是，现实之中，还是有大量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相混淆，看不到或者说认识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传统的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衡量初级阶段现实，强调中国的初级阶段已经违背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换一个说法。二是用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事物，强调目前的某些做法不是社会主义。对此，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界的深入研究给予明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保留必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之外，其他的方面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还是萌芽，不可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要求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用社会主义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以外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必须明确，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必然是少数，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市场活动是社会的主流。

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术语，不是一个政治术语。过去，中国将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将计划经济等同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对的。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由于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传播没有跟上，在中国，从上到下，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始终处于认识模糊状态。甚至对于市场经济出现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对立的，搞市场经济就要取消国民经济计划。二是认为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有政府介入就不是市场经济。三是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知道了什么是商品经济，就可以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

对此，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进一步研究必须深刻地阐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因为只要国民经济有计划在内就是计划经济。因此，最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只是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不需要含有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的计划经济。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并不要求政府退出，并非实行经济自由化。可以说，不会是政府退出市场，市场经济就搞成了。现今全世界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退出市场。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政府事实上都比中国政府支配的市场资源的比重更高。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人类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即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特征是：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的生产资料是自有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是部分或全部用于交换的。而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的生产资料基本上是市场化获取的，劳动者或劳动组织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是部分或全部用于交换的。相比只有商品交换市场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多出了一个生产要素市场。由仅有商品交换市场到生产要素市场出现后与商品交换市场的并存，是社会经济的重大进步，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至此，市场交易关系发生了复杂性变化。商品经济中的市场交易关系只表示市场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易关系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市场交换关系，另一种是市场契约关系。因此，从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应将市场经济定义为是在商品交换市场发达的基础上又进展形成生产要素市场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要超越商品经济体制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并积极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

二、经济理论基础研究的创新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当前首要研究任务的担当，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经济理论体系建设的本体性需要而言，还至少应当在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以下五个方面做出深刻而系统的认识创新。

1. 要对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建立在常态经济的基础之上，而常态经济是常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态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现在，经济新常态成为了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几乎是不论什么事，都一律套在新常态下做研究。其中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看待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如何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新常态下激发资本市场的活力、如何在新常态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如何在新常态下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等等。这种一拥而起的热潮似乎是将新常态当作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种状态也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种有悠久历史的常态表现。但是，事实上，这个筐筐是不需要经济理论界研究的，这应是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政府认真研究的。经济理论界需要研究的是新常态的基础，是常态经济与常态社会的相关理论问题，并要以此认识的创新来为政府的经济新常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必要的认识前提。因为毕竟经济新常态也是一种常态经济，政府的研究应当界定新常态的新是新在什么地方，当然需要明晓和确定什么是常态社会下的常态经济。对于常态社会与常态经济的研究应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理论基础研究重大创新的一个基点。

2. 要对虚拟经济理论做出开拓性探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并没有涵盖虚拟经济领域，只将研究对象限定于实体经济领域。这是传统经济理论不适合现实经济需要的直接性存在问题。在现实之中，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都已经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合为一体化的，因此，迫切需要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这要求经济理论的基础研究首先要面向虚拟经济领域做出开拓性的探讨。

与传统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现代经济的市场活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虚拟经济。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运行的具体表现。最主要的资本市场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借贷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在资本市场运行中，经济的稳定性不同于实体经济，理论的研究需要给予新的认识。若资本市场缺少稳定性，那国民经济很难实现整体运行稳定。因此，如何保持资本市场的稳定性，是虚拟经济理论重要的研究内容。而且，这种研究对于虚拟经济运行稳定的认识必须的前提是经济活跃状态下的稳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用压制保持稳定，是毫无意义的。新的经济理论需讲清楚，缺乏活跃的稳定，只是僵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破除传统的僵化，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这也就是说，中国未来需要的是市场充分活跃的稳定。

3. 要对虚拟性货币理论给予全面系统认识。货币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枢。就目前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货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由实体性货币转化为虚拟性货币。因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高度重视并展开新的虚拟性货币理论研究，而不能是依然用实体性货币理论认识现实的虚实一体化的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认识到，虚拟性货币的产生已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定事实。实体性货币的性质是特殊商品，虚拟性货币的性质是信用工具。这是两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货币。目前，在经济界，还有许多人不区分虚拟性货币与实体性货币，对现代金融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现代货币的虚拟性来把握。若保持对于货币的实体性认识，那出现金融危机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如果人们对于货币的理解还都是依据实体性货币理论，不区分虚拟性与实体性的重大差异，只讲货币理论，不讲是实体性货币理论还是虚拟性货币理论，不仅不符合对于现代货币认识的基本逻辑，而且还会对现实中的货币运行造成某些外部性干预的扭曲。这就是现在经济理论界必须高度重视虚拟性货币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4. 要对宏观调控研究做出创新的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接受了由西方引进的宏观调控理论。但是，依据这种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迄今为止中国实施的宏观调控只是货币总量控制，并不直接调控虚拟经济。而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讲，对虚实一体化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应是对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调控。事实上，宏观的政府调控如不涉及股票市场，失控的这一市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宏观的政府调控如不能控制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一市场的盲目性就会引起国民经济危机或全世界金融危机。这牵涉到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可否直接调控资本市场，二是宏观调控应怎样调控资本市场。这两个问题都是需要仔细探讨的问题。经济理论界需要明确的是，宏观调控理论必须创新。对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必须是使用强大的理性资本力量去调控非理性的资本力量。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绝对不能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资本市场。只有依靠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时代，政府才能够自觉地运用财政力量对资本市场实施宏观调控，即可依此避免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由此而言，增加对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是建立新的虚实一体化的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总之，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必须告别以货币总量调控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时代。

5. 要科学确定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目前，创新的经济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科学地确认劳动范畴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基础范畴。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有的是以商品研究为起点，有的是以效用或需求为基础范畴进行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事实上，商品是劳动的产品，效用是指劳动成果效用，需求是对劳动成果的需求。因而，与商品、效用、需求范畴相比，劳动范畴是更为基础的范畴。这一范畴关联着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所有内容，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全部活动。只有用劳动范畴贯穿于各个研究领域，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才能确保根基牢固而体系完整。因此，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创新中，应当而且只能是从将劳动作为本学科的最基础范畴起步。这种起步是21世纪经济理论研究走向科学化的原点，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能够自此科学地服务于社会的基础保障。

三、当前迫切需要的应用理论研究

坚持基础研究，并不等于放弃应用研究。中国目前的经济理论研究，在基础研究创新的基础上，依然负有对于现实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应用性研究的社会责任。

1. 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研究。从理论的层面透析，可以确定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在于，区分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公营企业的设立。在改革之前，中国是将公营企业纳入了国有企业范畴，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搞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而改革改到今天，事实上是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以公营企业的设立模式替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而致使全面深化的改革难以推进。因而，在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混在一起，经济改革当然无法进行，而经济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只有解决将国有企业混同于公营企业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才有可能。这是确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这一确定的逻辑约束。

在近代的历史中，国有企业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而公营企业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包括应当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生产方式上，国有企业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在公营企业依然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合。在经营方面，国有企业只能限于竞争性的基础行业和资源性行业，而公营企业必须设立在非竞争性领域。在管理上，国有企业必须实现政企分开，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要义，而公营企业必然是政企不分的，公营企业必须听从政府的支配。在权属方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全民所有，由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分级代表全民运作，而公营企业的所有权分别归属各级政府所有，因而公营企业分为中央公营企业和各级地方公营企业。在企业设立的目的上，国有企业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设立国有企业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的——消灭剥削制度;而公营企业的设立是政府通过直接投资干预经济，以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总之，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公营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是不能混在一起改革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又需要设立公营企业履行政府经济管理职责。

2. 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货币是核心关键的问题。每年发行多少货币，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一个焦点。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这方面，中国的有关部门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现实的问题在于，混淆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区别。由于惧怕通货膨胀，因而不敢随着物价上涨发行相应量货币;由于囿于传统的经济理论，没有将虚拟经济对于货币的需求纳入社会对于货币的总需求量;因此，发行的货币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一般地讲，通货膨胀是恶性的，是货币发行多了从而引起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是非价格因素的货币贬值。而实际上，物价上涨并非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在市场经济中，不合理的价格会自行调整的，且在价格刚性作用下，这种调整只会引起价格上涨，不会降低价格。价格调整的结果同样会造成货币贬值。所以，货币贬值并不都是由于货币多发，也并不都是由于价格调整。通货膨胀必然造成货币贬值，价格上涨也必然造成货币贬值。只是，对于有关部门的工作来讲，不能将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等同于价格上涨引起的货币贬值，不能将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相混淆，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由压制价格调整性质的货币贬值干扰经济发展。经济理论界对于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的研究是直接服务于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

3. 新型工业化理论研究。200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点，自这一年起，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腾飞阶段。这一阶段是工业化的最后阶段，也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腾飞是在“十五计划”期间实现的，此后，经历“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乃至更久，才能基本实现工业化。

在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11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理论界需要对中国的工业化展开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和明确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是新型工业化。如果中国大众不知道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了腾飞阶段，那理论界是需要负责任的。如果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不能对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做出必要的系统认识，那中国经济就难于自觉地应对工业化腾飞阶段，难于顺利地实现工业化。中国经济理论界不必等着外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工业化已经腾飞了，再开始工业化理论的研究。问题在于，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腾飞。现在强调进行工业化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应是很迟钝了。因此，不能再迟钝下去了，理论界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积极地开展各个方面的相关研究，包括要研究工业化的配套工作，研究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特点。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在科学的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顺利实现新型工业化。

4. 农业现代化理论研究。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聚焦于现代农业、农民增收、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法治问题，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很少有提农业现代化的，至多只是提实现农业产业化。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农业现代化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工业化的基础，再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必要前提。因此，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跟进，着力开展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经济理论研究，直接为中国尽快实现新型农业现代化服务。这方面的研究应主要包括：符合新型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土地制度研究、由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向家庭农场市场化生产方式的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关系研究、新型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培育新型农民的系统研究、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研究、实施中国农业种子工程的研究、保障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经济机制研究、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研究、林业经济现代化研究、渔业经济现代化研究，等等。

5. 国际金融危机研究。至2015年，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了七年，在世界各地，人们没有预料的是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会这样快的就平息了。但是，人们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很快就会迎来21世纪的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因为，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经济理论界并没有能够做出新的认识，至少是缺失看法一致的深刻性研究成果。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也未能强化自身遏制金融危机的机制与力量。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世界经济的实质为盲目性的不确定性无法控制地不断增进，其结果可想而知。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几乎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困境，唯独中国一枝独秀，依然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全世界瞩目的事实，只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大多数研究人员至今尚未对此做出确切而深刻的认识。这总体上表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潜在威胁，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实际还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居安思危，当前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严肃对待国际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问题，认真地组织和引导相关人员加紧研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世界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现代经济危机与现代金融危机理论和应对危机办法。

四、理论界肩负着监督政府经济工作重任

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担负着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以及监督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任。从基础理论研究到现实经济应用研究都需要经济理论界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且无论何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理论界配合政府工作责无旁贷，同样，经济理论界监督政府的经济工作也是责无旁贷的。在现代社会，政府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责。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政府的经济工作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监督，其中就包括来自经济理论界的监督。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投入相当大的力量细致地、系统地研究政府的经济工作，包括从财政预算到突发灾难拨款，方方面面都要实施必要的监督。经济理论界对于政府经济工作的监督是社会监督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失社会监督的政府，不是腐败的政府，也会是多少有些胡来的政府。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前所未有的好。200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1.8万亿元，而到了201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接近14万亿元。面对这么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量，政府是怎么考虑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没有得到薪酬的增加，甚至有的地方还削减了公务员工资。按照现代财政原则，基础建设不应动用税收资金，而只应使用财政信用资金，增长的财政收入不会用在基础建设方面。在这期间，国防经费有了明显的增加，但这毕竟是一个用钱的小部分。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教学质量和教师待遇并没育提升，或许存在的问题更多更大了。这本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时期，是基本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前期，但是，却没有让民众感受到工业化腾飞的魅力，没有让民众看到政府在2004年之后汇集财力干大事的实力和业绩，尤其是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缺少稳定的长期的财政投入计划。可以说，这或多或少与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并未能完全把握好国民经济计划或规划实施的大局，对于政府经济工作的监督不到位有关。这个应负的主要责任在经济理论界，不在政府。

准确地讲，这些年来，政府确实加大了民生保障，花掉了不少的钱。并且，政府还向民众保证，今后将继续加大给予民众的福利。就此，经济理论界需要给予政府提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承揽过多的经济责任，改善民生需要防止过度依赖政府。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过多，不是好事，尤其是在中国工业化的实现之前，政府更不应该承受过多的福利负担。严格地讲，中国进入工业化腾飞阶段之后，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不是不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国家，其实就是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上去了，而相应的工业化没有实现，经济的发展没有达到发达水平。所以，中国必须警惕，不能让拉美悲剧在中国重演。改善民生必须靠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靠提高工资收入，而不能靠提高政府福利。

更重要的是，在现代财政理念下，政府具有公共服务和公共救助的双重职责，刚刚步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政府，万万不可混淆这双重职责。公共服务是均等的，是每一位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的。公共救助是个别的，是指针对暂时有困难的人实施的国家救济，或是给予社会特殊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混淆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不单单是增加财政负担，最严重的是造成社会二次分配的不公平，进而使整个社会的分配难以实现公平，构成对市场公平的破坏和某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国经济理论界必须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工作给予监督，避免发生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相混淆的问题。民众的住房是民众的最基本生活资料，对于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必须自行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或改善住房条件，无需政府插手。这就是说，民众的住房问题和改善住房条件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新加坡是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在住房方面实施公共服务，为绝大多数的民众提供经济适用房，在世界上是一个例外，不应为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效仿。中国应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只对个别的困难家庭提供基本住房。但目前，中国既不是像新加坡那样提供公共服务性住房，也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提供公共救助住房，而是花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为大约20%的城市人口提供经济适用房。这种做法是明显地混淆了公共服务与公共救助，将原本的公共救助做成了扭曲的公共服务，严重地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只是干了一件在传统体制下想干而没有钱干的事情，走回到政府包一部分人住房的旧体制去了。对此，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将政府从包一部分人住房的旧体制窠臼中拉回来。

参考文献：

[1]钱津.感受腾飞——论中国工业化与通货膨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钱津.贵州腾飞——科学实现“十二五”时期跨越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3]钱津.直面现实——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钱津.中国现实经济求索[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

[5]钱津.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钱津.管理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钱津.政府不能承揽过多的经济责任[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3).

[8钱津.改善民生需要防止过度依赖政府[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1).

[9]钱津.中国需要理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社会科学研究，2013，(1).

[10]钱津.开创现代农业生产新格局研究——基于对农村开发扶贫的审视[J].中州学刊，2014，(4).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作者：钱津

第三篇：区域政策能否重塑中国经济版图：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研究综述

摘要：区域政策的核心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通过回顾和评述区域经济差距发展态势、区域政策实施效果、区域经济差距形成机理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认为：区域政策促使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收敛的态势，但这种态势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的，其推动区域经济缩小的作用仍有待检验。从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机理看，中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制度变迁、地理位置、交通基础设施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制度制约下的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是未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措施;区域政策能否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距;区域政策;文献综述;经济地理;中国经济版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中国政府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通过财政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政策倾斜。近几年来，中央政府发布和批复的区域规划密集出台，从“十一五”到现在出台的区域规划和相关的政策文件超过了70个。区域政策评价是完善中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环节，它不仅能够提高区域经济政策的运行效率，而且还能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的调整和走向提供重要依据。[1]那么，中国区域政策对区域差距的效应如何?现有的区域政策能否重塑中国经济版图达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本文通过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焦点、区域政策实施效果、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微观机理等方面文献进行了梳理，试图厘清区域政策能否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如何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一、研究焦点：区域经济差距收敛还是发散?

关于中国地区差距演变趋势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学术界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杨开忠、魏后凯、林毅夫、蔡昉等学者比较早地对中国区域差距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分解。区域差距存在收敛性还是发散性?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由于研究者考察的空间、时间维度以及所使用的指标、统计资料等方面的不同，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但大体上看可以分为三种观点：(1)区域经济差距收敛论[2]，区域经济差距发散论 [3]，区域差距先缩小后扩大，呈现到U型状态[4]。

从研究方法和手段看，现有研究大致是围绕两个方面：(1)采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 、变异系数、标准差、希尔系数等指标对区域经济差异程度进行测度和分解(见表1)。此类研究的测度结果和解释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且得出的结论争议很大。(2)采用面板回归、截面回归、时间序列分析、空间计量分析等经济模型分析区域经济的收敛或发散(见表2)，此类研究有利于探寻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或发散的内在机理，明确区域经济差异状况。

笔者认为上述研究所做出的结论都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造成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演变结论不统一的主要原因：(1)研究所用的数据可获得性、数据质量、区域经济测算指标方面的差异。其次是研究所用的样本时期不同，通过表1及表2，可以知道不同的样本时期得出的结论明显不同，甚至相反。(2)研究的空间范围不同也会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结论的差异，按照空間的划分，把研究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也可以划分为城市、农村内部、城乡之间等方面，通过表1可以发现，由于研究区域不同，相近年份的数据也会导致结论的差异。(3)区域差距的形成过程是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某一个时期，并没有从动态的角度去衡量区域经济差距。因为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往往相互交织，不同时期的数据有其自身特点，应该结合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应用不同的数据分析方法，对比分析。[5]

二、区域政策实施效果及其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

1.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

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是衡量区域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目前，对中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集中于区域政策整体实施效果的评价[6]、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效应评价[7]、东北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评价[8]。已有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和东北振兴政策对改善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基础设施、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对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却出现较大的分歧。魏后凯等认为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西部大开发并没有使得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缩小[9];岳利萍、白永秀认为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呈现扩大的趋势。[10]

2.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机理

刘生龙等认为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使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的[11];李冀等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缓慢的趋异，且西部地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投资对当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初始经济状态和教育事业费支出对当期经济增长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

3.评述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时间还很短，其对区域差距的影响效应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因此，已有研究关于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差距影响分析的结论也有待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可以明确，当前的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增长的内在机理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三、区域经济差距形成机理

1.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差距

(1)产业转移现状

区域产业转移是中国区域经济缩小区际差距、提升产业水平的一个重要举措，能够弥补以往发展模式的弊端。国内学者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已经具备了梯度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将促使产业的区域转移。[13]中央政府采取了鼓励东部发达地区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投资的一系列区域政策，但这种以产业转移为目的的投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现实的产业转移趋势与政策预期并不一致。[14]虽然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尚未发生，产业转移现象并不明显。[15]相反，中国制造业仍然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13]

(2)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机理

为什么我国已具备梯度产业转移特征，但东部地区产业没有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国内外学者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内部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地理位置、区域经济政策等角度研究产业转移的驱动力。以Krugman 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转移的解释从生产者和消费者最优出发、不局限于外生比较优势、采用规模报酬与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具有微观基础更坚实、分析更贴近实际、解释力更强等方面的优势。[16]

(3)评述

从已有产业转移的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缺乏从微观角度对单个企业迁移决策的研究及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分析产业转移的动因，不少学者在分析国内区域产业转移时照搬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企业关于产业转移的微观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有研究除考虑经济因素之外，应把社会文化、主体偏好等非经济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提出国内产业转移机制的较为完整的解释。

2.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差距

(1)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交通基础实施投资是区域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手段。Demurger、张学良等学者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17][18]Demurger 认为中国各省的地理位置、交通、通信设施状况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省际之间经济差异，其中交通设施状况是最关键的因素。[17]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够通过投资直接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增长，同时又可以通过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本区域产生溢出效应达到间接地促进本区域经济增长的目的。 [19]

(2)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

但不少学者认为基础设施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果过度扩大，甚至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缩小区域差距产生负溢出作用。Garcia-Mila采用美国州际数据检验了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其结果显示高速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无任何显著的正效应;Bonaglia的研究甚至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是负的[20]。交通基础实施的修建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促使区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爆发式增长，但一旦过度会导致挤出效应。张光南等研究发现“交通式扶贫”的等级公路因过度投资导致边际收益递减、挤出效应和交通腐败等经济损失，减缓了区域经济趋同速度[21]。张学良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存在网络性与空间外部性，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可增强劳动力流动性的同时，也会对落后地区各类生产要素产生“虹吸”效应。[18]

(3)评述

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区域差距之间并非是单一的线性关系，基于历史数据研究得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缩小区域差距具有正效应作为当前区域政策要求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理由是极为牵强的。此外，上述研究大都是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横截面、面板数据分析，忽视了交通基础设施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新经济地理因素在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中不应忽略掉。随着西部或者中部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经济要素也存在向东部流出的可能，产生空间负溢出效应。若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外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也有空间负溢出的证据。[18]因此，现有的交通式扶贫政策对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的效应还有待验证。

3.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差距

(1)“迁移谜题”：劳动力流动能否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背景下，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倾向于迁入工资水平更高的行业和地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迁往发达地区能够缩小边际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小城乡或者区域之间的差距，但蔡昉等人研究认为伴随着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我国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22]Rappaport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对区域经济收敛的作用没有理论上的那么明显[23]，但王小鲁、樊纲、林毅夫、刘传江等学者认为中国区域间的劳动力迁移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24]。为什么劳动力迁移对有些地区的经济收敛有明显的作用，对有些地区经济收敛的作用不明显，至今为止仍然是学术界的难题，被称之为“迁移谜题”。

(2)勞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机理

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收敛的作用机制是解释“迁移谜题”的关键点。由于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区域间的劳动力迁移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关键是取决于资本的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相对大小。[25]许多学者认为户籍制度在内的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是重要因素，由于户籍等制度限制，贫穷地区外出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这些劳动力的流动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26]迁出地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也是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只有那些人力资本水平很高，并且具备一定物质资本的迁移者才能够克服制度性障碍，这些人造成迁出地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流失，导致区域收入差距扩大。[27]

(3)评述

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导致我国区域差距缩小，纵观已有研究，基本上把原因归结为制度制约、迁出地人力资本流失、迁移规模不足、资本流出等原因。但由于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即使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区域差距缩小，但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劳动力的作用可能不会很好地体现出来。此外，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如果其跨区域流动受到限制，就不会得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后果不仅仅是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扭曲，同时还会造成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28]

4.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差距

(1)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近年来，大量文献分析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徐现祥、李郁认为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的差异可归因于制度、政策等构成的社会基础设施的差异，且不同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发展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力。[29]东部地区制度变量的成效比全国平均和中西部要高，全国和区域的制度差异对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有一定的影响且制度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30]制度变量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互动的演变路径，而中西部地区各项制度变量值相对偏低。[31]

(2)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机理

制度对区域经济作用的机理表现为制度能够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效率发挥，并在开放区域状态下决定要素的流向并吸引区域外的生产要素，提高区域的经济绩效。[32]上述文献考虑只是从宏观考察制度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陆铭、陈钊等通过考察政策对工业经济集聚的影响后发现：对外开放政策对工业集聚有推动作用进而扩大区域差距，且政府经济活动的参与政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集聚。[33]

(3)评述

制度变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现有研究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寻找工具变量来修正制度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识别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真正作用。目前，把制度作为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更深层次的因素抓住了制度变迁的空间渐进和地区偏向的两个维度，但空间渐进式的改革政策和空间偏向政策本身也是内生的，需进一步研究。[33]

5.地理位置与区域经济差距

(1)地理位置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大多数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或区域差距时将区域视为独立的个体，但地区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受地区之间经济活动和地理位置的影响，经济活动在地理上存在空间相关性，传统的经济增长要素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地理位置。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如覃成林等从空间角度分析空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4]Demurger通过比较地理因素与政策因素对区域差距的影响，发现地理要素比政策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和稳定。[35]而中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政策都是空间渐进的，因此地理位置可能是影响地区差距的深层次因素。[36]

(2)地理位置对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机理

地理位置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这是空间经济学派至今为止一直探讨的问题。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现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地理位置影响产业集聚。虽然集聚经济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但产业集聚还取决于交通成本，因此，传统的经济要素在对产业集聚起重要作用的同时，空间位置通过这些最初导致产业集聚的因素进一步作用于产业集聚。[37]二是地理位置直接决定了FDI流向。赵果庆、罗宏翔以县级以上城市的人均FDI 和空间位置坐标数据研究了FDI 的空间集聚与趋势面空间位置，FDI 不集聚西部地区是由于空间位置引起的。[38]Demurger等认为地理位置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进一步增强区域的规模报酬递增力量，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三是地理位置决定了地区的出口开放程度和市场规模，内地省份由于其天然地理劣势市场规模大小决定了其收益递增的程度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差异。[33]黄玖立、李坤望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程度对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而一旦控制了市场规模因素又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而其中地理位置是影响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程度的重要因素。[39]

(3)评述

地理位置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的确有重要作用，现有研究基本上证明了传统的经济增长要素很大程度上内生与地理位置。但空间位置是固定的，而区域差距是不断变化的，如何证明空间位置随着时间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问题，此外空间位置对区域经济差距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这也是空间经济学派不可忽视的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1.区域政策促使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收敛的态势，但推动区域经济缩小的长期作用仍有待检验

从区域经济差距测度的指标情况看，大部分学者认为21世纪以来的区域经济差距较上世纪90年代有所缓解，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收敛状态或趋势，但这种收敛形态的形成机制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教育、科技等软环境并没有起太多作用。

2.从区域经济差距的形成机理看，中西部地区在产业转移、劳动力流动、制度变迁、地理位置、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仍然处于不利地位

从产业转移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国内产业分布还是FDI依然集聚于东部沿海地带，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向中西部地带转移;即使存在部分的产业转移也是落后产业，反而加剧了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冲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劳动力流动情况来看，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迁出地劳动力所携带的人力资本流失、物质资本流出不利于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从基础设施建设角度看，虽然基础实施的修建促使中西部区域經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爆发式增长，但一旦过度会出现挤出效应，投资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减缓了区域经济趋同速度。因此，区域政策从强调大量实物资本的投入向软环境建设、提高人力资本、研发创新方面改变是非常有必要的，从而实质性地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3.制度制约下的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能够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从国内情况看，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约束，只有那些人力资本水平很高，并且具备一定物质资本的迁移者才能够克服制度性障碍，结果导致迁出地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流失。(2)从国际经验看，欧洲比美国对落后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要大得多，且经济分散程度大于美国，但欧洲的区域差距远远大于美国，关键在于美国劳动力流动性大。[40]因此，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背后的隐形福利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4.研究展望

当前，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的指标和模型、不同的空间和时间维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及成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由于中国的国情，区域经济差距呈现出的形态是非常复杂的。(1)数据方面，仅仅从时间横截面或者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变化上来解释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加之不同阶段的数据有其自身特点，需要结合所处发展阶段，应用不同的数据加以分析。(2)模型方面，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特殊性，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在中国是否适用仍需进一步探讨;而新经济地理学对于空间集聚作用的发现为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差距提供了新的方向。(3)内在机理方面，虽然现有研究给出了经济结构、区域政策、交通基础设施、制度变迁、空间位置等多方面的解释，但大部分研究没有从历史动态的角度去分析现有区域经济差距，此外这些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发生作用，哪些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仍然有待研究。(4)政策建议方面，我国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时间还很短，区域政策对区域差距的空间效应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对区域差距分析的政策结论也还有待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张可云，康光荣.区域政策评价的内涵与难点[J].求索，2012，(7)：69-70，220.

[2]Jian，Sachs J D，Warner A M.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1996，7(1)：1-21.

[3]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2004，(7)：70-81.

[4]贺灿飞，梁进社.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与城市化[J].管理世界，2004，(8)：8-17，155.

[5]陈秀山，徐瑛.中国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5)：117-129.

[6]魏后凯.中国国家区域政策的调整与展望[J].理论参考，2009，(7)：62-64.

[7]张可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效与问题分析[J].创新，2010，(4)：5-10.

[8]盛广耀.东北地区振兴战略实施效果评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3，(2)：94-101.

[9]魏后凯，孙承平.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评价[J]. 开发研究，2004，(3)：21-25.

[10]岳利萍，白永秀.从东西部地区差距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绩效——基于主成份分析法的视角[J].科研管理，2008，(5)：84-88.

[11]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J].经济研究，2009，(9)：94-105.

[12]李冀，严汉平，刘航.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绩效考察[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6)：158-163.

[13]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4，(6)：39-51.

[14]李娅，伏润民.为什么东部产业不向西部转移：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J].世界经济，2010，(8)：59-71.

[15]贺曲夫，刘友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趋势——基于2000—2010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2，(12)：85-90.

[16]丁建軍.产业转移的新经济地理学解释[J].财经科学，2011，(1)：35-42.

[17]Demurger 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1)：95-117.

[18]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J].中国社会科学，2012，(3)：60-77.

[19]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中国区域差距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0，(4)：14-23.

[20]Bonaglia F，Goldsteim A，Mathews J A.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emerging markets’ multinationals：The case of the white goods sector[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7，42(4)：369-383.

[21]张光南，张海辉，杨全发.中国“交通扶贫”与地区经济差距——来自198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财经研究，2011，(8)：26-35.

[22]蔡昉.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前沿，2006，(6)：7-9.

[23]Rappaport J. How does labor mobility affect income converg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05，29(3)：567-581.

[24]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04，(1)：33-44.

[25]许召元，李善同.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9，(1)：53-76.

[26]陈纯槿，李实.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1989—2009[J].管理世界，2013，(1)：45-55.

[27]蔡昉.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J].经济学动态，2005，(1)：35-39，112.

[28]陆铭，向宽虎，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J].世界经济，2011，(6)：3-25.

[29]徐现祥，李郇.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J].经济学(季刊)，2005，(S1)：83-100.

[30]李国璋，张唯实.制度差异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7)：115-117.

[31]黄晖.中国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制度分析[J].经济地理，2013，(1)：35-40.

[32]孙斌栋，王颖.区域经济增长中制度绩效的理论分析——生产要素的视角[J].上海经济研究，2008，(4)：3-11.

[33]陆铭，陈钊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4]覃成林，刘迎霞，李超.空间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基于长江三角洲的案例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12，(5)：76-94.

[35]Demurger S，Sachs J D，Woow T，et al.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loc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nd having the right incentives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4)：444-465.

[36]徐现祥，陈小飞.经济特区：中国渐进改革开放的起点[J].世界经济文汇，2008，(1)：14-26.

[37]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6，(4)：79-89.

[38]赵果庆，罗宏翔.中国FDI空间集聚与趋势面[J].世界经济研究，2012，(1)：3-8.

[39]黄玖立，李坤望.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6，(6)：27-38.

[40]Dupont V，Martin P. Subsidies to Poor Regions and Inequalities：Some Unpleasant Arithmetic[J].Journal of Economic Review，2006，6(2)：223-240.

(责任编辑 吴晓妹)

作者：余运江 孙斌栋 孙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