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中国经济论文

个人简介丁一汇，2001年至今，担任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2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获世界气象组织杰出工作成就奖，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气候变化中国经济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气候变化中国经济论文 篇1：

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研究

【关键词】粮食安全  财政支农  政策试点  气候智慧型农业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业、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一方面要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安全供给，另一方面要考量接近极限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总体而言，由于缺乏相对灵活的机制，中国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有待提高。基于梳理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政策逻辑，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缺乏顶层设计等问题，《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研究》课题组在比较分析气候智慧型农业国内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建议。
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政策逻辑

第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全球气候变化是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基本手段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短期内，由于人类难以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因此气候变化的趋势很难得到有效遏制，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9年9月22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2015-2019年全球气候报告》，指出过去5年间，全球气候变化明显加剧：海平面上升、南极及格陵兰岛冰川融化以及极端天气等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在2015-2019年均出现增长;这5年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5年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了20%，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前工业时期提高了1.1摄氏度;过去5年，大范围热浪、破纪录大火、热带风暴、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导致了巨大的人员和粮食产量损失。

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不仅冲击粮食安全，还会导致食源性疾病的传播，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在世界最贫困的群体中，有许多是农民、渔民和牧民，他们在遭遇气温升高和频繁的气候灾害时受到的冲击最大。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对粮食生产的规划布局、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应对、水资源的利用、病虫害和动物疫病的防治、有针对性的科技研发等会产生诸多影响。

第二，气候变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最大。对于中国这样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更加严重，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比重均很大。统计显示，2007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为11.25%，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40.8%，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达55.6%;2017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为7.9%，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降低到28%，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达41.48%。

气候变化通常通过温度、降水和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农业。中国是世界上受气象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强度大、频率高。每年气象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超过500亿千克，其中旱灾损失最大，约占总损失量的60%。从中国近年发生的旱灾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因素是政府制定财政支农政策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总体而言，如果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农业就可以尽可能地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可以降到最低。

《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引用的基于作物模拟模型的研究结论认为，“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因气候变暖可能会下降5%-10%左右”。课题组的研究结论审慎乐观，“2030年的粮食总产量将由于气候变化下降0.31%-2.69%”。由此可知，如果中国今后能够进一步提高适应能力，气候变化对农业的不利影响会得到有效缓解。

第三，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供给的脆弱性一般以自然灾害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失和市场价格的波动状况来衡量。作为粮食减产的主要因素之一，自然災害不仅导致当年的粮食产量降低，也会给若干年后的粮食生产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导致粮食供给的数量减少。换言之，自然灾害越严重，粮食供给就越脆弱。

气候变化对不同作物、不同地区的不同影响，最终会反映到地区农产品贸易上，进而会潜在地影响国家粮食安全。课题组对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产出变动以及各地区农产品贸易流的影响进行了模拟，认为应对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不仅应关注粮食的生产问题，也应关注粮食的流通问题，及早做好因应准备。其中，粮食的流通、调运系统应满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

第四，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产量的总体影响增强。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产量带来的影响正逐年增强，但对不同作物和不同地区的影响则有较大不同。例如，气候变化对稻谷产量有明显的消极影响;对华北及华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对华东、西南及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则会产生消极影响。
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是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缺乏顶层设计。研究表明，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中存在着“条块分割”现象，涉及部门利益较多。近年来，中国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维持在9.6%左右，但是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政策缺乏顶层设计，气候变化因子在财政支农预算编制中几乎被忽略不计，现实中通常采取“救灾”等应急处理措施。

在目前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的背景下，农业自身缺乏通过增加投入来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政府财政支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增加农业公共投资，以提高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课题，这就需要对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的额外投资需求进行估算。

二是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缺乏制订依据。目前，针对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农业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未能充分揭示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这导致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制订缺乏足够的依据。因此，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量如下因素：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农业的投资规模、结构以及投入方式等。

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政策的国际经验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氣候变化对全球农业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研究，提出：预计到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需要增加约60%，才能满足全球近90亿人口的粮食需求。面对不断变化的气候，在不损害自然资源的前提下，要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以可持续的方式确保农业的生产力和适应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2010年10月28日，“气候智慧型农业”被首次提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定义是：能够可持续地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适应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可以更高目标地实现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的农业生产和发展模式。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气候智慧型农业坚持走高产、高效、低排放的农业之路。

国际实践表明，帮助实现农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主要方法包括种植覆盖作物、保护性耕作、精准肥料管理、利用秸秆生产C2H2O和生物碳等。以越南为例，其北部地区原先普遍种植玉米，气候变化致使当地的土壤侵蚀不断加剧，后来其通过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引进咖啡和茶叶等多年生作物，以此保持水土。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及部分欧洲国家，在农业的减排、固碳方面已经很有经验。这些国家采用轮作、休耕的方式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在农田的周围保留农业湿地。此外，间隔耕种也是一种减碳、防虫的好方法。

气候智慧型农业强调适应性、减排性和高效率。首先可以运用智能技术使农业适应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其次可以运用智能技术减少CO2、CH4和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农业对气候的影响，达到农业减排目的。一些新工具的推出，如无人机、价格低廉的联网传感器和强大的分析软件（能按小时监控农业生产的现场变化，实现快速响应），已经帮助农民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实践

2013年2月，原农业部与世界银行（WB）共同实施、由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的“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项目”获得批准。两个产粮大县——河南省叶县和安徽省怀远县成为该项目在中国的两个示范区。该项目利用GEF提供的510万美元，项目县按1：5配套，总投资3143万美元，从2015年初正式实施，为期5年。该项目的移民安置政策框架、环境保护实施规程以及病虫害管理计划文件已经公布。

通过技术示范与应用、政策创新等一系列活动，项目区探索建立了稻麦轮作条件下的气候智慧型作物生产体系。经过近4年的实施，项目区固碳减排成效明显，实现了主要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增强了作物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2016-2018年，“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项目技术培训班”分别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和合肥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江西省新余市、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主题是持续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农业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培训内容包括气候智慧型农业政策制度建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技术应用示范及中国生态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出路等方面。

2018年5月底，农业农村部主持召开项目中期评估总结会，国际土壤专家介绍了国际先进免耕技术，WB通报了气候智慧型作物项目中期评估情况，并进行交流讨论。会议对安徽省项目区中期实施成效进行了充分肯定，对项目调整优化、后期实施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达成初步共识。
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试点选择草案

聚焦粮食主要生产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江苏、江西13省（区）构成了中国粮食主产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食生产基地，粮食主产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统计表明，中国粮食主产区凭借全国39%的土地、64%的耕地和58%的人口，生产了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约75%的粮食。其中，小麦、稻谷、豆类、玉米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85%、72%、77%、77%。

聚焦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在中国，粮食生产与贸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有华东地区（上海、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以及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

聚焦稻谷主产区。在农产品种类方面，气候变化对水稻生产的影响尤为明显。如果不能针对水稻生产进行有力的财政支持，则会使水稻种植面积明显减小，进而对稻谷产量产生负面冲击。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和四川等6省属于中国传统的稻谷主产区。

因此，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试点地区拟选择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黑龙江、安徽、江西、江苏、四川等五个地区。
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建议

一要聚焦气候智慧型农业。财政支持气候智慧型农业发展是中国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当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在顶层设计、政策支持、科技支撑、示范试验等方面仍需要深入研究。通过秸秆还田、固碳减排、休耕轮作等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植树造林、退牧还草、生产方式的调整，释放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潜力。通过地区减排合作机制和以市场为中心的碳交易机制，将减排效果转化成经济效益，从而增强农民增收能力与农业发展潜力。

二要强化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顶层设计。强化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顶层设计、增加财政支农投资，是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投资需求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以日本等农业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经验为参照，则2011-2030年中国累计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额外投资为3000亿-400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加150亿-200亿元左右。由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种额外负担，所以主要应由政府来承担。对于中国目前的财力而言，是可以承担的。

三要尽快研究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试点方案。为了维持农业持续、高产、稳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课题组在对东北等八个地区气候变化对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影响模拟分析的基础上，一方面重点关注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另一方面重点关注稻谷生产。拟将黑龙江、江苏、江西、安徽、四川五省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试点地区。

四要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和巨灾保险体系。着力增强农民抵御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给予税收和补贴方面的支持。加强对与农业相关的极端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健全相应的气象及其衍生和次生灾害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台风和区域性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防御，完善天气与气候变化综合观测系统。

五要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科技能力。应适当向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生产研发项目予以资金倾斜，重点扶持能够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新突破的关键项目，尤其是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最新技术。此外，还要强化对农业科研人员的培养，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改善农业科技人员的待遇，增拨农业科研经费。加大对农民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培训，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大范围种植模式和种植习惯的改变。

六要支持构建农业多品种市场政策模拟系统。中央财政应支持构建包括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和国际市场在内的政策模拟系统。目前，农业农村部实施的产业技术体系对单个产品市场的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不同农产品之间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状况。课题组对中国多个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流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模型，如果上述地区被细分为更多的子地区，那么研究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流的变动将会更有参考价值。

【注：本文系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1308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龚清：《农业受气候变化影响只会越来越重》，《中国经济导报》，2016年10月28日。

②胡璇子：《中国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未来》，《中国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

③林而达：《气候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④林而达、杨修：《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及其对策》，《中国科学报》，2003年11月27日。

⑤刘强：《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下的农业之变》，《农民日报》，2018年8月27日。

⑥钱凤魁、 王文涛、 刘燕华：《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与对策》，《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5期。

⑦施维：《積极应对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民日报》，2015年12月19日。

⑧杨晓光、陈阜、刘志娟：《气候变暖对中国种植制度北界和粮食产量可能影响的分析》，《中国农业科学》，2010年第2期。

⑨王向阳：《中国政府农业投入体制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

责编/刁娜    美编/杨玲玲

作者：王向阳

气候变化中国经济论文 篇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战略

个人简介

丁一汇，2001年至今，担任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2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5年获世界气象组织杰出工作成就奖，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参与和主持编写IPCC第一、二、三、四、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是国际上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中有影响、有贡献的科学家之一。

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多风险。对于环境风险而言，科学界总结出六种最高的风险，包括：1.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2.人类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失败;3.大范围生物多样性与生物系统的崩溃;4.水资源与食物供应短缺不断增加;5.大范围自然灾害，如海平面快速上升与极地海冰快速融化;6.人类产生的环境灾害与損害，包括持续性空气与水污染。上述风险的每一种都密切或直接与气候变化相关联，因而气候变化是一种核心风险。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明确指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所风险在不断上升。100年前，人类距离面临的五种气候风险尚远，但由于近100年全球气温上升了近1℃，已经在不断接近五种风险的底线。如果全球再升温1℃，总升温达2℃，气候变化风险将达到五种气候影响的中等风险甚至高等级风险。这个结论在科学上具有高度的可信性。

因此，降低由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风险是现在和将来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它关系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攸关我们的这一代，而且攸关未来的下几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对和可持续治理气候变化是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置身事外。

通过25年艰苦而曲折的努力，在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才真正确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巴黎协定》。这个协定的达成和生效，在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上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它为全球经济向以低碳、清洁能源为目标的社会转变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是《巴黎协定》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在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将坚定执行《巴黎协定》承诺，积极在《巴黎协定》开启的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时代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一方面，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必须坚定走低碳清洁能源之路，并力争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表明，温室气体的减排与经济增长不仅不相悖、冲突，而且温室气体的减排可推动能源效率、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总体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经济增长是可以同时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将通过新能源市场、碳储存应用，推动和激发更大的科学与工程技术创新，实现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的治理与环境污染的治理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原因是两者都主要与化石燃料的使用和排放密切相关。低碳清洁能源的使用，可同时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与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和治理环境污染目标也是一致的，应同时同步进行，以取得双赢的效果。在应对与治理中国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的长期目标中，也必须采取这种双赢的战略。

由上可见，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战略是两个双赢的战略，不但能够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2℃升温上限减排目标，同时可促进全球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战略转型，最终将使全人类既能有适宜的气候，又有清洁的空气，人类社会实现永续发展。

编辑|王秋蓉  qiurong.wang@wtoguide.net

作者：丁一汇

气候变化中国经济论文 篇3：

改革开放与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摘 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重要发展成就，反映了国家发展观的变化以及战略认识的提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缓解国际气候谈判压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还在探索形成当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仍需强化。为落实十九大报告作出的战略部署与国际减排承诺，要把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当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国家战略协同融合，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体系和实施机制建设，强化气候外交与国际合作，持续提升中国影响力。

[关键词]改革开放;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生态文明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來的一项重要发展成就，全面反映了国家发展观的变化以及战略认识的提高。各级政府深刻认识到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提升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为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更加注重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施，气候变化问题在中国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从最初的国际谈判问题到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导向，全面反映了中国发展观和指导思想的变化和提升。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十八大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提出，“十三五”规划新发展理念以及十九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的提出，为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导向看，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自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表明中国进入了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阶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则。1994年，中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中国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标志着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问题得到高度重视。1996年，“九五”计划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均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突出说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性、重要性与指导性。2003年，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中央首次对科学发展观作出完整表述。2007年，十七大报告①进一步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2012年，十八大报告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十九大报告③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分两步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二）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十分紧迫

应对气候变化对各国能源、经济、社会发展等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最新评估报告再次确认：如果全球平均温升超过2℃，将会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和灾难，造成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极端天气事件增加、热带传染病北上、全球粮食短缺、水资源供应不足、地区冲突加剧等问题。最近，IPCC发布了《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强调当前全球平均温度相比工业革命前已经上升了1℃，很可能在2030—2052年间达到温升1.5℃，凸显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各国应加快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无论是实现2℃目标还是1.5℃目标，都需要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创新等方面尽快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中国同样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的不利影响，评估结果显示未来仍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显著影响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粮食、水资源、生态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重大工程、经济安全等国家安全要素产生严重威胁。2015年，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中国保障经济、能源、生态、粮食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已经制定了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的战略目标，并强调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森林蓄积量，不断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为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发展路径创新作出自身最大努力。

（三）从落实国际减排承诺看，亟需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迫切要求。《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进程，即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18年底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将进行《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2019年联合国将举行气候变化的首脑会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断加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已见雏形。在全球气候治理上，中国应发挥引领作用，推进形成公平有效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制度①。为落实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减排承诺，全面落实2030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NDC）目标，需要周密部署、系统设计、分解落实。只有协同配置碳排放峰值目标的实现路径和政策措施，协同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工作，才能在保障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

（四）从十九大报告的战略部署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历史性机遇

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不断深入推进，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有利于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要按照美丽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相关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协同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以及高质量、有效率、更公平、可持续的相关要求，培育形成绿色低碳经济新增长点、新动能，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稳步上升，从最初的参与者逐步演变为重要贡献者甚至是引领者。为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共同努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机遇，可再生能源等产业迅速发展。

（一）从科学问题到发展与安全问题，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认识不断深化

从最初的科学问题到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再到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30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IPCC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参加IPCC评估报告的编写，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从科学角度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由中国气象局提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不断上升，中国就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作了相应调整。从1990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到1998年设立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即现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14个部委都派驻了代表;再到2007年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18个部委是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规格和层级越来越高。外交部成立了由杨洁篪部长任组长的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设立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担任该职。200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司。此后，不少省市发改委也相继设立了气候处来推动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各地区和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为全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将气候变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表明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二）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不断完善

199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公约第二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此后，国际社会每年通过谈判来达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协议。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公约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首次为发达国家设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目标。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内，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2012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公约》缔约方第18次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2020）修正案，为相关发达国家设定了2013—2020年的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目标。2015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2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以内，并为将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全球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到21世紀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全球长期目标，并要求各国采取“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形式来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进程。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但是从现代化的建设进程来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在要求在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不断完善。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中国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十二五”规划首次将碳排放强度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前，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能源和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为履行《巴黎协定》的相关要求，落实十九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需尽快研究制定2050低碳排发展发展战略。加快国家低碳发展转型进程，积极推动到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对国际气候治理的引领作用。

（三）从参与者到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

一是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从最初的参与者逐步演变为重要贡献者甚至是引领者，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与实施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形势出现不确定性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进程、坚定支持《巴黎协定》、百分之百履行自身义务、履行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等强有力的信号，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向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不断强化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中国政府把推动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了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强力举措。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努力，初步扭转了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2017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约46%，提前完成2020年碳强度下降目标;非化石能源比例也达到了13.8%，接近完成到2020年占比达15%的目标;2015年森林蓄积量达到151亿立方米，已超额完成到2020年的森林蓄积量目标，为实现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国碳市场在试点基础上已于2017年底启动，首先涵盖发电行业，纳入1700多家企业，排放量超过30亿吨。能源转型取得较大进展，到2017年底，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降至60%，2005年该比重为72%;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6.5亿千瓦，其中风电装机已完成2020年规划目标的76%，太阳能装机已提前完成2020年目标，可再生能源成本显著降低，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普及。

三是不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持续开展节能产品物资赠送，帮助有关国家提高预警预测能力，举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2015年，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四）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中国坚持在持续发展战略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不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基础，不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相关义务。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2007年，中国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14年，中国制定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和13亿立方米。2015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等目标。

为落实气候行动目标，中国初步建立了各部门、各地区共同参与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为落实“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了“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对目标进行分解落实。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2013年制定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6年制定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国家能源局印发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工信部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行业“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实施方案》，住建部印发了《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科技部等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十三五”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各地区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对碳强度下降目标进行分解落实。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机遇。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可再生能源等产业迅速发展。

总体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还在探索形成当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仍需强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在实施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重编制、轻实施的问题普遍存在，各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与认识有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标准规范还不健全;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实施配套机制不完善，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缺乏配套资金、项目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基础有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所需的数据基础、人才队伍等还需加强。

三、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实施的政策建议

展望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较为严峻。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全面履行《巴黎协定》的国际减排承诺，需加快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一方面，要强化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国家战略协同融合，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体系和实施机制建设，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系统低碳转型，充分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要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加强气候外交持续提升全球治理中国影响力。

（一）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战略协同融合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的战略部署，将应对气候变化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外交战略。一是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当中。要从法律制度、政策导向、经济体系、能源体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研究提出推动低碳经济和低碳产业发展的保障措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加强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影响的分析评估，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生态安全风险评估，针对重点区域和行业产业研究提出管控气候风险的有效措施。三是将应对气候变化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农民生活水平及其电气化、舒适化、机动出行比例进一步提升，未来农村很可能成为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要研究提出乡村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控排措施，确保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农村碳排放达峰。要坚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土地利用、交通领域、城市能源、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等重点领域推动低碳发展转型，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四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治理战略协同。提升空气质量的行动，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提前超额完成碳强度下降目标，也为大气污染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对气候变化职能转入国家生态环境部，为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统筹、协同、增效提供了机制体制保障。通过整体优化和协同配置应对气候变化及污染治理措施，有利于提高政策体系的经济有效性、环境有效性和社会可接受度。

（二）进一步完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体系

一是不断提升战略认识。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大国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二是加强目标衔接和战略协同。要以十九大“两步走”战略安排为指导，制定落实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行动方案，确保实现2030年达峰目标。要研究制定2035年、205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措施，为生态环境治理、美丽中国建设以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相关国家战略规划的衔接和融合，编制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如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经济发展规划、2050年国家碳中和实施路径、低碳产业发展规划、低碳发展投融资体系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规划等，不断完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规划体系。

（三）进一步强化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机制

一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机制建设。要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协同配置市场机制、资金机制、财税机制、法律机制、合作机制、科技创新、管理机制等政策工具，更好地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带动作用，对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引领作用。二是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应对气候变化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多个方面，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和长远，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地方和行业积极落实，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生态环境部要加强与各个部门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同时推动地方行业落实相关工作。三是加强工作协同增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治理协同增效的潜力很大，机构调整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协同增效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目前中国已经提出到2020年、2030年等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抓落实。生态环境系统有了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对推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强气候外交，提升全球治理中国影响力

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入一个新时期，要结合十九大提出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部署，将气候外交纳入中国外交战略总体布局，研究提出新形势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充分利用目前各种平台与“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加强气候变化务实合作，引领国际气候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中国政府将与各方一道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取得成功，这对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信心、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具有关键作用。要积极落实十九大报告的相关要求，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重点，研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中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以及贸易、投资合作等方面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制定绿色低碳投资指南，共建绿色低碳丝绸之路。要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氣候变化国际合作，满足沿线国家在防灾减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等方面的迫切需要，深化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不断强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能力建设。

作者：刘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