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经济下行趋势中国经济论文

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自高转低的一年，生产过剩矛盾的日益显露是挑战，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则是机遇。中国如果出现严重衰退，不会是因为外部的需求原因，而只能是因为自身的調整不及时、不到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走出经济下行趋势中国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走出经济下行趋势中国经济论文 篇1：

2016：宏调思路嬗变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中国宏观管理思路的重大变化，将构筑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

2016年，全球经济要彻底走出此轮困局，必须致力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将全面启动“十三五”规划，并加快构建新型宏观调控的政策框架——“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核心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预计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结束下行趋势，逐步企稳，实现6.7%左右的经济增速，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进一步。

货币宽松，财政发力，企业环境改善

2015年全球经济在曲折艰难中前行，对货币宽松等需求管理政策的过度依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升级都加剧了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中国经济增长告别“7时代”，全年增长6.9%，消费、投资与出口均出现下滑，居民消费价格保持低位，工业领域通缩压力加大。但经济结构加速优化调整，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就业状况良好。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总体上看，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但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结束下行、逐步企稳。预计宏观调控将着力从供给、需求两端强化“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共同发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深化和落实改革开放”、“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尽快实现国际竞争力及质量效益显著提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生态民生持续改善的“新增长”、“新发展”之关键。在中国经济暂别“7时代”的背景下，“十三五”规划必将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新未来。

1.经济筑底企稳，增长新动力逐步显现。2016年中国经济随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显现，有望结束下行态势逐步企稳。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经济增长面临“三期叠加”的压力，GDP增速连续11个季度呈下行趋势；到2016年，这种下行压力必然存在一定的惯性。但从积极因素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逐步提速，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融合、深入推进，内需和供给潜力巨大。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逐步形成，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的增长动能正在加快孕育，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释放更多制度红利，创新驱动力日益增强。就业形势稳定，房地产行业下行态势减缓，基建投资继续加快，“稳增长”的政策措施累积效应、合力作用持续显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下降、适应市场自我调整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了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明确了新的目标要求、发展理念和重大的举措，也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和激发社会活力。综合来看，中国经济仍然具备中高速发展的条件和潜力。预计2016年GDP增长将由下行趋势转为企稳趋势，全年有望实现6.7%的增长。

从供给侧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新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发展”放在新的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未来“双创”将重点服务于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个领域。其中，服务业领域通过创新植入互联网基因已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不断涌现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甚至不少创新企业已开始倒逼制度改革（如专车等）。预计2016年全年工业增加值将同比增长5.7%左右，其中新型制造业增速将明显快于整体工业水平，服务业将增长8.6%左右。

从需求侧看，消费升级和“聪明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需求的源泉，未来居民消费由传统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向对美丽环境、文化娱乐、高等教育的高端需求升级，蕴含着巨大的需求增长潜力。同时，针对这些新需求的有效供给则需要鼓励“聪明投资”，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化主体合作制约下的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融为一体。预计2016年全年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将增长11%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9.5%左右。

“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构建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一路一带”战略与自贸试验区扩大试点，将全面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开放倒逼改革。“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提升中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促进资源要素的有效流动。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从国内需求或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来看，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都比较旺盛。预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沿线地区基建需求量将增加到每年1.05万亿美元。此外，“一带一路”还将在能源合作、通商文化、信息产业和自贸区建设方面对中国及沿线国家经济起到拉动作用。预计2016年中国出口将同比增长5%左右，进口将同比下降5%左右。

2.价格企稳，货币宽松，财政发力，企业微观环境逐步改善。从价格因素来看，2016年中国面临的通缩压力将所有缓解。一方面，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的空间有限，将开始在低位企稳，从而减少中国的输入性价格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整体经济的筑底企稳以及宽松货币政策效果的显现，企业的下游需求有望出现好转。预计2016年PPI全年同比下降2%左右，较2015年下降幅度减小，CPI全年增长1.7%左右，略高于2015年。

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保持适度宽松。一是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需要以相对宽裕的流动性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二是社会总需求仍然偏弱，需要在需求侧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三是需要为地方政府债务发行提供有利的利率环境，同时降低存量债务的压力，防范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四是美联储加息后为应对资本外流，需要提供充沛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预计2016年货币政策仍将在稳健的基调下保持适度宽松，为“稳增长”保驾护航。预计2016年仍有一次降息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M2同比增速在13%左右，一年期存款利率水平不太可能降至1%以下。

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作用。一是财政赤字将更加积极支持“稳增长”，预计2016年将安排公共财政赤字1.8万亿左右，预算赤字率由今年的2.3%增加到2.5%左右。二是在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发挥存量作用，同时实施好结构性减税政策。三是大力推进规范PPP，塑造政府重法治、工作透明、讲信用的环境，推进PPP融资支持基金尽早运作。四是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任务，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在价格回稳，货币、财政政策双发力的有利环境下，预计2016年实体企业的经营环境将有所改善，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将有所缓解，企业将切实享受到政府简政放权、为企业减压减负带来的实惠，并助力实体经济企稳回升。

3.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理念。而中央“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表述，标志着中国宏观管理思路的重大变化，将会构筑起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并为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的政策重点，将转向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启动“十三五”规划，并加快构建新型宏观调控政策框架——“改革开放创新+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标本兼治、长短结合，核心是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来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型驱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民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从具体措施看：

一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促进制度供给。放开价格管制，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优化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强化市场调节功能。

二是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及其素质。在全面放开二胎的情况下注重劳动力质量提升与结构改善，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力资本红利”，在劳动力要素上实现供给升级。

三是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探索“股田制”等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践，并借鉴国际经验优化农业发展模式，以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进而带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

四是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增加金融供给。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基准利率形成机制改革；探索建立不同规模、多元化的经营机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五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六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大对工业基础设施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重点示范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七是支持科技创新，推动“双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扩大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处置权限，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八是加强节能环保，建设美丽中国。加大对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投入力度，建立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及产品的推广，支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促进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2016全球经济走势分化

2016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第八个年头，世界经济仍深受危机拖累，复苏之路艰难曲折，全球经济已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尽管除美国外主要发达国家仍在进行大规模需求刺激，但政策效力开始递减。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尚未形成带动经济走出低迷的主导力量，低增长、低通胀和高失业、高负债仍困扰着全球经济复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盘整期，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和宏观政策呈分化趋势。全球经济继续呈现深度结构调整特征；货币政策不同步与债务问题将普遍困扰各国；全球贸易规则重塑和地缘政治冲击仍将影响复苏进程。

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复苏，但加息进程将极为缓慢。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经历了深度的结构性调整，得以从危机中率先复苏。然而，其复苏将不断受到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拖累。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来看，美国经济脱离全球基本环境而“一枝独秀”的格局难以持续。假设美国经济进入高速轨道，美元汇率的上升将严重打击其出口，并阻碍本土制造业的回归，从而放缓复苏脚步。因此，即使美联储进入加息进程，预计其进程也将极为缓慢。从整体看，预计美国2016年全年经济增长2.7%，略高于2015年。

欧元区仍在低增长区间徘徊。欧元区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原因在于其经济结构调整并不充分，复苏主要受益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需刺激以及QE政策的内需刺激。2016年英国经济增长可能有所放缓，因此英国央行的加息决定也将推迟。预计2016年英国经济增长2.2%，较2015年有所回落。

日本经济仍将在微弱复苏与衰退中徘徊。目前来看，安倍要实现宏伟目标仍需跨越三道坎：一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二是外部环境承压，三是结构性改革短期难以见效问题。预计2016年日本经济将微弱增长1.0%，略好于2015年。

“金砖国家”继续分化。印度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随着美联储的加息，也将面临一定资本流出压力，预计2016年印度经济增长7.0%，略低于2015年的增速。俄罗斯与巴西的经济衰退将有望缓和，国际能源价格的下降空间有限，2015年或将是俄罗斯与巴西最糟的年份，预计俄罗斯经济2016年收缩0.5%，好于2015年。

（作者单位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作者：黄剑辉　应习文

走出经济下行趋势中国经济论文 篇2：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预测

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自高转低的一年，生产过剩矛盾的日益显露是挑战，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则是机遇。中国如果出现严重衰退，不会是因为外部的需求原因，而只能是因为自身的調整不及时、不到位。所以，抓紧时间制定好调整方案，在目前是最为迫切的事情了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严重产能过剩矛盾

2011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率逐季下降，全年总增长率与2010年10.3%的增长率相比，已现下降趋势。

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赢利性不足。流动性不足是宏观调控造成的，是外生因素；但赢利性不足，就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了。

也有人认为，引起目前企业利润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料和人工费用的上涨，成本提高了，利润自然要减少，因为成本与利润都是产值的构成成分。笔者认为，这方面的原因不能排除，但不可作为主要原因。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许多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征，但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看，仍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与特征，这集中地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农村经济中仍然保留着土地的集体产权，二是国企比重仍然很大，三是各级政府的力量远比西方强大。而后两个方面就使中国的城市经济在面临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能够通过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实现快速扩张，从而达到西方经济远比不了的反危机效率。比如，2007年在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比重已经显著上升到72.5%，但是危机一来，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大幅度收缩，而中国政府通过10万亿的贷款和4万亿的投资扩张，就能够迅速把中国经济从低谷中拉出来。到2009年，国有投资的比重又回到了45%，即“国进民退”，这是反危机所必须的。

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产能已经大量过剩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虽然避免了短期的衰退，却给未来的长期经济加重了过剩的矛盾。因为投资完成额代表着供给能力的增长，生产增长曲线的变化则是现存需求决定的，如果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工业增长率也高，则表明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有足够的发挥空间，反之则标志着生产过剩压力在增加。2009年以来制造业投资的大规模投资，到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产能释放高峰。当产能曲线开始大幅度向上的时候，生产曲线与利润曲线却都在显著向下，则未来的趋势只能是走向更严重的过剩。

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用通用、专用、交通以及电器设备这四个领域的生产和投资情况来观察，因为这四个产业都是装备类产业，更能反映产能的变化情况。这四个最主要的设备制造业，尽管产能大幅度增长，生产却在显著下降，而产能向上曲线与生产向下曲线所形成的“剪刀差”，就是衡量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这个趋势，估计2012年的工业增长率还会下降，可能会下降到11%-12%，而投资完成额和制造业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则可能会继续提升至25%和33%。也就是说，2012年的过剩程度会继续趋向于严重，这就会对增长形成持续的压抑。还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产能的扩张是建立在信用扩张基础上，则生产过剩危机就必然会引起金融危机。因为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会使生产企业断绝还贷来源，所以如果发生过剩危机，对中国银行体系的伤害必然是巨大的。

未来两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成

从目前的各种因素变动方向看，未来两年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成。投资、出口和消费的“三大马车”已现增长乏力之势。

首先看投资。我认为应该以“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个指标来观察投资需求的变动趋势，它说明在建的全部投资项目需要多少投资才能完成，可以先行地反映存量投资的变化情况。2011年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数据前10月的增长率是19.8%，而2010年前10个月的增长率是25.7%，下降了5.9个百分点。然而2011年的通胀水平比上年高，2010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3%，2011年是6.8%，所以2010年的实际存量投资增长率是22%，2011年就是12.2%。也就是说，2011年前10月实际投资增长率比2010年同期收缩了10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方面也有类似情况，如果从住宅新开工面积这个房地产投资的先行指标看，则是在大幅度萎缩。房地产投资的萎缩，也必然会成为引起未来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看出口需求。2011年前10月，出口增长率是22%，看起来似乎与往年比相差不大，但必须注意的是，出口增长率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而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央行为救市都放出了天量的货币，由此引起了全球性的通胀，表现在中国的出口中，就是自2011年初以来出口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提升。同时，在外界压力下中国不得不提高了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到2011年10月末人民币已累计升值了4.7%，所以剔除掉这些货币因素，按人民币计算的出口实际增长率就只有6%了，已经明显低于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低于经济增长，这种情况除了爆发次债危机的2008年，新千年以来这是第二次出现。

第三看消费需求。目前唯一仍保持高位运行的就是消费。如果用过去3年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率比较，消费增长率提高了3.9个百分点，投资提高了2.6个百分点，而出口下降了12个百分点，显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上升了。那么，何以当投资和出口需求都趋向收缩的时候，唯有消费需求趋向扩张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使农民收入也随之大幅度上涨，价格机制变化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但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却引发了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结构型通胀。从2010年10月开始，政府把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了反通胀方面，为此实施了强力的货币紧缩。到2011年7月以后，消费物价终于出现了逐月回落趋势，最近甚至开始有了大量的农产品“卖难”和价格暴跌的报道。所以，农民收入的高增长也难以持续多久了，这就给未来的消费增长带来了难题，会使目前唯一的需求增长亮点也暗淡下来。

此外，货币方面也已表现出经济下滑的显著趋势。当然这有我们为了反通胀而主动收缩的因素，但是经济的内在收缩不仅表现在广义货币增长率的下降，更表现在狭义货币的增长率大幅度低于广义货币的增长率上面。因为狭义货币M1是用于交易的货币，所以M1的下降反映的是现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萎缩。观察中国这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只要出现M1增速显著低于M2的情况，无一例外的都是要发生明显减速。由于货币紧缩，大量中小企业因为从银行体系得不到贷款而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而许多调查说明，中小企业用高利贷来撑，顶多能撑半年，所以近期就很可能出现一个中小企业的倒闭高潮，相应引起经济明显减速。

所以，从各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都是趋向下行，并且主要地不是宏观调控的结果，因为宏观调控主要集中于货币的收缩，但是目前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收缩，却都不是与货币收缩直接相关的，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造成的，因此经济的下行趋势就不会是暂时的。不仅2011年要降，而且未来两年内也要继续下降，从2011年至2013年分别是9%、8%、7%，甚至不能排除9%、7%、5%。

2012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关于未来经济形势预测，有人很乐观，认为美欧的危机已经过去，不会有“双底式衰退”，所以中国能够继续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有人则认为中国经济今后将进入“中速增长期”，即增长率会从前30年平均的10%左右下降到8%左右。而若从客观实际出发，我并不认同中国的经济会继续高增长，也不认为会进入所谓“中速”增长期，而是认为中国经济会在2013年以后开始强劲反弹，并且在其后还会以9%的速度继续高速增长15年。所以至少从“十二五”这5年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既不是9%以上高速曲线，也不是8%左右的中速曲线，而应该是一条“√”型曲线。

200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高潮，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第一次在全面市场化背景下发生的过程。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宏观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微观领域内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新千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微观与宏观的经济效率都得到显著提高，但是由于在宏观领域内的再分配体制没有及时跟进，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愈拉愈大，生产过剩的程度由此不断上升。

但是为什么直到目前在中国仍没有出现因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严重停滞乃至经济危机呢?主要原因是新世纪以来由于新全球化的展开，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外需。所以，虽然在国内产生了巨大产品剩余，但是由于可以销售到国外，企业就仍然可以获得货币资本的增殖，只不过是以外汇的形态储藏起来。在2002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还只有2860亿美元，而到今天已经超过了3.2万亿美元。但是次债危机爆发使外需突然大幅度缩减，中国国内的过剩矛盾就显露出来了，如果外需水平继续往下掉，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跟随下行。那么，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过程，到目前为止，是过去了呢，还是会继续恶化？事实说明，美国的次债危机远没有过去，因为导致这场危机爆发的因素一个也没有消失，反而是更加恶化了。美国经济的衰退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底”，何时才能真正止跌回升就难说了。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在美国金融体系内所形成的巨额有毒资产，到目前仍然基本上没有被消化，这就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功能在长期内不可能得到修复，也会持续拖累美国经济的正常复苏。外需的持续萎缩就有可能会压迫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未来两年内继续以每年1-2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

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供给能力，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一个新的产能释放期，这就在供给方面具备了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问题出在需求方面，是新全球化的中断使外需大幅萎缩，而内需又被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强烈抑制。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矛盾性质的认识，目前可以说已经基本上有了统一认识，那就是从体制上看是分配差距拉大所导致的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从发展上看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城市人口严重不足，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过于巨大。所以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提出了要从外需转向内需，内需要从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并且也提出了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加快城市化的要求。

之所以说到2013年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到达低谷，是因为那个时候将是国内产能过剩矛盾最严重的时刻，也是国际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势将逼迫中国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舍此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有人说是不是会搞新的“四万亿”与“十万亿”刺激计划，我认为是没有可能的，因为2009年以来中国的刺激计划，是在已经严重过剩的基础上继续刺激供给增长，而至今为止基本上没有通过调整释放出已经被长期压抑的国内需求，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会再度向下的本质原因。所以笔者预言，下一次中国再度走出低谷，一定不是靠继续扩张已经显著过剩的现存供给结构，而是靠从分配关系和城市化这两个角度入手，释放出中国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经济再度回到高速增长轨道。

實际上，从长期看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难题不是需求问题，还是供给问题，因为需求方面的问题产生于体制和发展战略，但是相对于未来15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消耗的资源蕴藏量是严重不足的。新千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世界的资源供给已经走到了一个从过剩到不足的新阶段，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国际油价从新千年初的十几美元上涨到最高近150美元，其中虽有国际游资的炒作，但供求关系变化也是重要原因。

次债危机使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境地，2009年发达国家的整体石油消费第一次出现负增长，在美国甚至倒退回十年前的水平。如果未来危机会继续深化，发达国家的资源消费就会继续处在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正是会在未来15年内走完工业化道路，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就看我们是否能调整好经济结构，为今后的长期高速增长释放出需求动力。

2012年将是中国经济自高转低的一年，生产过剩矛盾的日益显露是挑战，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则是机遇。放眼全球，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都没有很好的出路，其他“金砖国家”在全球性需求收缩的压力下，也会相继陷入低迷，只有中国在内部仍然酝酿着高速增长的动力。中国如果出现严重衰退，不会是因为外部的需求原因，而只能是因为自身的调整不及时、不到位。所以，抓紧时间制定好调整方案，在目前是最为迫切的事情了。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编/肖楠 美编/石玉

作者：王建

走出经济下行趋势中国经济论文 篇3：

我们时常在牛市中途下车

回顾过往一些案例，往往有很深刻的启发和教训。比如某些投资者2014年底部重仓的招行、福耀玻璃等白马股均在2015年股灾期间卖掉了，尽管对近一倍的收益颇为得意，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因为恐惧而卖出绝大多数都是错误的。2021年，面对低估值的优质周期股龙头，人们可能又会重复上次的错误。“买入”看上去相对简单，而什么时候卖出才是关键。不能因为市场的波动，而改变了对潜在价值的基本判断能力。

最近央行调整大额存单的定价机制，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从长端利率的实际下行来看，降息的效果将会在股市中显现。但是不能把利率下行看成是股市上涨的核心影响因素，更大层面的原因是来自于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边际效应递减。所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驅动因素。而这个因素可能需要借助资本市场并推动科技创新和境内外风险资本的广泛参与来实现。

尽管有些观点认为，中国股市过去10年之所以表现一般，主要是利率上行导致的。笔者觉得这个结论其实值得商榷。一方面，过去10年中国利率下行趋势是确定性的，这从国债收益率和上证指数等指数市盈率估值中枢不断下行可以验证;另一方面，信贷供应的大幅飙升也表明中国货币环境在过去10年其实是非常宽松的，不存在所谓的利率上行的问题。反而需要警惕的是，宽松货币政策和杠杆率提升导致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泡沫，并形成灰犀牛的风险。过去10年股市之所以表现一般，主要原因不在于利率的传导，而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和土地财政。

自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开启了新的发展模式——科技创新为主导，提升直接融资，股市也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房地产行业的生命周期已经从成长期进入到了成熟期，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将会从传统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变成壮大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驱动。

其次，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靠信贷驱动转变为资本市场驱动的发展阶段。考虑到资本市场的战略地位的确立，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对外开放及注册制和诸多股市基础制度的形成及完善，中国股市有望走出一波超级牛市。

最后，在双循环阶段，随着人工、土地及资本成本的逐步提升及对潜在GDP增长的贡献度边际递减，继续靠招商引资吸引外商投资从而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方式已经成为过去式。当前通过打造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有吸引长线外资（需要警惕热钱）流入，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推动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和研发，从而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

所以，A股未来20年走出超级牛市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这个与利率下行驱动资产价格上涨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否则无法解释为何过去10年利率下行推动了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却无法推动上证指数的大幅上涨。当然，未来2-3年上证指数仍会处于长期牛市启动前的休整期。2021年下半年美股泡沫的风险释放会对A股核心资产构成外部风险。但周期性行业的上涨将会对冲核心资产下跌对A股的负面影响，上证指数在未来2年更多表现为区间震荡。

作者：胡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