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内容摘要以“社会中国”为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
第一篇：中国社会科学论文
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中国图景
摘要：司法证明方法从神证到人证再到物证，呈现科学化发展的趋势，科学证据成为司法证明方法的必然选择，以社会调查为主要方法的新型诉讼证明方法逐步被应用于诉讼实践。社会科学证据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证据属性，应赋予社会科学调查报告以法定的证据资格，并将其界定为鉴定意见。社会科学证据频现于我国诉讼实践中，但由于规则缺失，法院对待社会科学证据的态度差异较大。社会科学证据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应确定其法律依据，对社会科学证据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及技术标准实行统一管理;应限制法院决定是否同意社会调查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当事人程序性救济权，对重新调查程序的启动予以具体化规定;应建立技术性出庭制度、法官技术顾问及专家陪审制度等。
关键词：民事诉讼;社会科学;证据;程序;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教授说：思考证据法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探讨正在演进的事实认定的科学化的问题[1]。司法证明方法从神证到人证再到物证，呈现科学化发展的趋势，科学证据成为司法证明方法的必然选择。在诉讼中，科学证据超越常识证据，越来越为法官、当事人所依赖。除被广泛接受的自然科学证据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突破科学证据仅限于自然科学证据的局限，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社会统计学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在法律实践特别是用于确定事实的司法实践中愈加广泛地被应用，社会科学证据逐渐进入民事诉讼视野，成为确定依赖常识证据无法证明的特殊案件事实时不可或缺的证明方法。
近年来，以社会调查为主要方法的新型诉讼证明方法逐步被应用于诉讼实践，以社会调查报告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证据经常出现在环境污染、商标侵权、名誉侵权、产品质量、药品及食品安全、商业秘密、反垄断等民事诉讼中。在“星源公司诉上海星巴克咖啡馆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民(知)初字第1号判决书。 、“张小泉刀剪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7号判决书。、“霍寿金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等名誉权纠纷上诉案”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级字第309号判决书。等案件中，当事人均提供了社会调查报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讲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是对与案件相关的主体的状态、意向性和行为等调查并基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而做出的社会调查报告，区别于家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社会环境等情况调查后向法院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用以证明公众对商标的认知程度或名誉损害认知程度等案件事实。然而，由于观念错乱和规则缺失，我国法院对待该社会科学证据的态度存却在较大差异，法官抑或对科学证据过分依赖，甚至为规避责任而不加选择地接受，抑或以社会科学证据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等理由而排除其证据资格，拒绝采信，或者怀疑其证明力，忽视其证明效果。域外司法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探索由来已久，现已逐步突破藩篱，并在司法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如何克服固有的理论障碍并实现规则指引，有效解决当前诉讼实践中频现的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认定问题，是当前民事诉讼证据理论和立法面临的新课题。
二、民事社会科学证据何以可能现代法学汪祖兴，宋汉林：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中国图景区别于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软科学，其任务是通过科学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认识和了解，阐述与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科学以逻辑和实证为特色[2]。从研究方式讲，社会科学以理论和实证为主要研究方式，实证研究则主要包括实验以及非实验的调查、文献分析和实地观察。而从具体方法讲，则主要包括问卷、访谈、观察、量表、抽样、测量和统计等，研究结论则一般表现为社会性实验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等。裁判事实认定中，社会科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亦不例外。现代社会科学遵循理性原则， 是客观实在的知识系统， 同自然科学一样建立在量化与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其本质是科学的[3]，客观性、可重复性、可检验性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同具有的本质特性[4]。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状态、意向性和行为[5]。随着科学调查方法的发展与完善，现在法院越来越接受以样本数据为基础的证明方法[6]。司法实践中，对商标的混淆、消费者对欺骗性广告的感知以及公众侵权行为是否构成或减损对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等的认知、大规模侵权诉讼中损害额的估算等情形，一些证明对象可能涉及公众就涉案事实及相关事实的意见、认知等内隐性事项，也可以通过证明与案件事实相关的外显行为去判断预期的结果，这些事实的证明只能通过政治或伦理允许的社会性实验或社会调查等社会科学方法进行证明。基于社会科学方法运用所产生的社会性实验报告或社会调查报告等材料进入诉讼即构成诉讼证据材料，而经过质证、认证等诉讼程序，则构成据以确定案件事实的社会科学证据。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证据是指为了证明与认定案件事实相关的状态、意向性和行为，运用社会性实验或社会调查等社会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方法所形成并符合法律程序要求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事实。社会科学的系统性、普遍性、精确性、简单性、可检验性、有效性和批判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7]。社会科学证据作为具有科学性的社会科学的实践结果，也应当具备科学性，这为社会科学证据成为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奠定了基础，使社会科学证据成为可能。当然，社会科学证据作为民事诉讼证据，其形式的变化不应改变其作为科学证据和诉讼证据的根本属性，应将其置于科学证据和诉讼证据理论以及立法体系框架内予以研究和应用。
三、民事社会科学证据何以被采信常识证据是事实认定的重要方法，但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作为科学演进的结果，传统证明方法遭遇了社会科学证据的挑战。毫无疑问，科学将会稳步地将经验常识从各种认识机制中的特权地位上排挤出去[8]。然而，社会科学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并非顺理成章，从初创到遭遇挫折，再到得以肯认并逐步走向成熟，社会科学证据的归属和采信标准一直是案件事实认定中选择社会科学证明方法的重要考量因素，也是社会科学证据能否被采信的主要争点。
(一)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种属
社会科学证据究竟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一种，还是可以将某种或某几种法定证据归入社会科学证据，在科学证据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其《联邦证据规则》并未将社会科学证据列为法定证据种类，也未明确将法定证据种类直接界定为科学证据，我国亦然。可见，社会科学证据本身不是法定证据的种类，而仅为证据法学学理上的一种理论分类，在证据形成、收集、运用中包含有社会科学方法且不能靠社会科学常识加以运用的证据都应当属于社会科学证据的范畴。社会科学证据的合法性要求其形式必须合法，社会科学证据归属于何种证据种类，也影响着社会科学证据的采信。
在英美法系国家，区别于法庭任命的法官的专家助手，当事人聘请的、以其专业知识及技能向法庭提供专家意见以帮助陪审团认定事实的专家被当作专家证人，其所提供的意见被视为证人证言，适用于普通证人的证据规则对专家证人同样适用。社会科学专家利用社会科学方法获取的社会科学证据被视为专家证人证言用于证明案件事实，这与英美法系国家对抗式诉讼模式紧密相关。在大陆法系国家，为帮助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法官任命法庭专家提供技术性帮助，其提供的意见被归入鉴定意见范畴。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232条规定，法官得委派其挑选的任何人，通过验证、咨询或鉴定，以查明应由技术人员协助才能查明的事实问题[9]，专家证据被视为鉴定意见。德国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自行启动鉴定，当事人也可以申请鉴定，专家证据也被视为鉴定意见。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可就查明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专门人员进行鉴定，帮助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社会科学证据的运用，是为了证明与认定案件事实相关的状态、意向性和行为等无法通过常识证据证明的事实，由当事人委托或法院指定，由社会科学专业人员通过社会科学方法、就社会科学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技术性判断，以帮助法官认定事实的诉讼证明活动，与我国民事诉讼整体构造和诉讼传统相匹配，社会科学证据应当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鉴定意见的相关程序规定，宜将其归入鉴定意见。相应地，适用于自然科学证据的诉讼证据采信规则也应当适用于社会科学证据的采信。
(二)民事社会科学证据认定标准的可审查性
社会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属于法律问题，其与诉讼模式及当事人与法官的权利义务分担关系紧密。对社会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探索与实践由来已久，与诉讼结构相适应，英美法系国家具有复杂的科学证据采信结构[10]。在美国，1908年“穆勒诉俄勒冈案”中，以布兰代斯辩论摘要为标志，社会科学证据的雏形得以形成[11]，但该案仅涉及社会科学证据对立法事实的证明，而对裁判事实的证明则由于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而遭遇挫折。1923年“弗赖伊诉合众国案”改变了仅对专家资格审查合格就可以被采纳为科学证据而不考虑证据方法可靠性的科学证据采纳标准，确立了以科学团体普遍接受检验标准为内容的“弗赖伊规则”。但“弗赖伊规则”将科学证据认定的权力让渡给了专家，且存在适用的模糊性和保守性[12] ，1975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排除传闻证据规则的适用，对于证言如果陈述的是证明人当时的一种精神的、心理的、感觉的或者身体的状态(如意图、打算、动机、构思、精神感受、痛苦或者身体健康状态)，则可以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排除。1993年“道伯特诉梅里尔·道药品公司案”对事物因果关系的概率进行了统计分析，确立了科学证据可采性认定的“道伯特规则”，“道伯特规则”的标准是法庭确立的检验科学证据的新标准，要求审判法官充当守门人，以确保所有被采纳的科学证据不仅是相关的，而且是可靠的。“道伯特规则”将普遍接受作为检验的标准之一，使得“弗赖伊规则”普遍接受检验标准有关的问题在“道伯特规则”之后仍然存在。新修订的《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要求专家证言必须基于充分的事实或数据，是可靠的原理或方法的产物，专家证人将这些原理和方法可靠地适用于案件的事实，以此确立了专家证言采信的充分性、可靠性和适用性标准[12]65。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等国家，对科学证据的采纳则主要由法官依职权判断，法官对其任命的经严格资质控制的鉴定人予以充分信任，法官可以聘请技术顾问帮助其对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加以审查，当事人还可以就法官任命专家的争议进行程序性救济，但专家意见并不对法官产生当然的约束力，科学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主要考虑其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及其合法性标准，且由法官自由裁量。
两大法系国家对科学证据的采纳标准受到各自诉讼制度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采纳标准和判断模式。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借助对抗制发现案件真实，还是大陆法系依赖司法调查发现案件真实，归根结底，都是以考察科学证据的科学性为主要标准。如前所述，社会科学证据应归属于鉴定意见，其可采性应当取决于其是否遵循科学性标准，具有科学性。在诉讼制度框架内，由有权主体启动鉴定程序，委托具有社会科学调查资质的专门机构和专门技术人员，借助于具有科学性的社会科学方法，在哲学方法论、逻辑方法论和学科方法论的指导下，采用普查、抽样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等方法，使用资料调查、收集、统计分析等具体社会科学技术，对社会事实作出客观描述和科学解释，并由法官作为守门人，借助于专门技术人员出庭质证的科学质证程序，对社会科学证据进行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实质审查，以决定是否采纳社会科学证据。遵循科学标准和正当程序规则的社会科学证据应当具备可采性，可以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当然，社会科学证据在证明相应案件事实时，应当适用补强证据规则，以利于法官形成内心确信。
四、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中国境遇社会科学证据在我国诉讼实践中频现，但个案中调查报告作出的主体、调查内容，甚至调查报告的称谓等也各不相同，法院面对社会科学证据的态度也存在分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认定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其第11条规定，社会调查机构出具的涉案商标在相关公众中认知度的调查报告，可作为证明相关公众知晓程度的参考因素。调查报告应经过庭审质证并确认其效力。在2008年“河南正龙食品有限公司诉四川白家食品商标侵权纠纷案”中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豫法民三终字第37号判决书。，当事人委托上海联恒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对“白家”和“白象”商标的认知度及混淆误认比例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后出具了《商标识别研究报告》作为证据，并为法院采纳。在广告用语侵权案件中，当事人委托统计机关的城市抽样调查队，以问卷方式对涉诉的广告内容在当地进行了公众认知情况的抽样调查，该调查结果由统计机关以书面调查报告形式向法院出具，并在庭审中得到运用[13]。2010年“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民终字(489)号判决书。中，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北京正望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2008年用户搜索引擎用户调查报告》和《2009年用户搜索引擎用户调查报告发布》等证据用以证明百度公司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法院认为上述调查报告提及的市场调查范围虽与本案相关市场范围一致，且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调查方法，但其作为证明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缺乏应有的经济分析过程的内容，不足以确认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无法证明唐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主张。
社会科学证据制度在最初饱受争议和遭遇挫折后，如今不仅在以美国、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而且也出现在像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具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庭之中，社会科学证据在我国的研究和运用状况大致相当于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形[11]。在我国的诉讼实践中，社会科学证据的运用同样正在遭遇挫折和经历争议。以上出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个案仅是社会科学证据实践运用中的冰山一角，但透过个案所反映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社会科学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被提交法院，但从证据获取主体看，既有商业调查公司，也有统计部门的调查队、事业单位设立的咨询管理机构等，且主体准入资格、从业人员准入资格、机构和人员管理、技术指标等也都缺乏统一标准;从委托程序看，既有当事人单方面委托调查，也有双方共同委托调查，还有法院委托调查，程序较为混乱;从调查内容看，涉及环境污染、商标侵权、名誉侵权、产品质量、药品及食品安全、商业秘密、反垄断等案件;从社会科学证据的形式看，有的表现为市场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民意调查等，有的表现为研究报告、抽样报告等;从证据保全程序看，有的将调查过程及结果提交公证机构进行公证，有的则直接提交调查报告文本作为证据;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则可能存在着更大的差异，社会科学证据的科学性程度及相关性程度也会因为不同方法的采用而存在差异;从法院对于社会科学证据的质证程序看，若将社会科学证据作为书证的，则只对书证本身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审质证，若将社会科学证据作为证人证言或鉴定意见，则庭审质证会通知调查机构出庭质证;从法院对社会科学证据的认证情况看，由于缺乏对社会科学证据采信的统一标准，法院对科学证据的认证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以其符合证据条件而认定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者有之，以其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为由而拒绝采信者有之，以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为由而拒绝采信者有之，以其不具有相关性为由而弱化证明力者亦有之。以上诸种问题的出现，与我国当前对社会科学证据缺乏系统的制度保障不无关系。
五、我国民事社会科学证据制度的新图景(一)确定民事社会科学证据运用的法律依据
社会科学证据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频现却遭遇困境，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规定不无关系。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等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作为何种证据使用、证据获取程序、质证程序、认证标准等关键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中并无明示。实践中对于必须借助于社会科学方法证明的案件事实，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该类证据后，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示，法院之间在处理该类问题时出现差异就成为必然。从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属性来分析，用社会科学证据证明的待证事实当属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为了查明此类事实，依据法定程序委托或指定相关社会调查机构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利用社会科学专门方法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并出具社会调查报告，以帮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的社会科学证据可以被界定为鉴定意见。实践中，即使将社会科学证据理解为鉴定意见，仍然会遭遇司法鉴定范围的门槛。从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公布的司法鉴定类型看，我国鉴定业务范围主要包括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计算机司法鉴定、环境监测司法鉴定、产品质量司法鉴定、司法会计鉴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农业司法鉴定、枪弹痕迹司法鉴定等22类，其中并不包括社会科学证据或相关的司法鉴定类型，与此相对应，也没有关于社会科学证据司法鉴定机构资质、司法鉴定人员任职资格、司法鉴定技术标准等相关标准的统一规范。解决社会科学证据的实践需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缺失之间的矛盾，亟须对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资格、证据属性、证据获取程序、证据认定标准等予以规范。
2012年《民事诉诉讼法》第7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如前所述，若将社会科学证据的属性定位为鉴定意见，则新《民事诉诉讼法》第76条的规定可以视为社会科学证据进入民事诉讼领域的基本依据。具体配套制度上，笔者认为可以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1.对民事社会科学证据调查机构、调查人员实行统一标准化管理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条件，制定社会调查研究机构的标准和鉴定人员的资质要求，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或备案登记，将符合鉴定机构资质的社会调查研究机构纳入司法鉴定社会服务机构名册和司法鉴定从业人员名册，授予司法鉴定机构资格和鉴定人资格，按照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对社会科学证据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实行统一标准化管理。在诉讼实践中，对鉴定人的委托，应当遵循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以避免诉讼中出现因对社会科学证据鉴定机构、鉴定人员资质予以过多否定或者对委托程序提出异议而导致的重复鉴定和事实认定上的困难。
2.规范和统一民事社会科学证据调查收集的技术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于2006年颁布了全球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的第一项国际标准——ISO20252《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服务要求》以及国际商会、欧洲民意和市场研究协会建立的相应的国际标准——《关于市场和社会研究的国际准则》均对社会调查基本标准进行了规范;从我国社会调查和研究行业看，已经从各自确立标准向统一标准转化，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并于2011年5月开始实施的《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服务要求》(GB/T26315-2010)是目前社会调查研究的国家技术标准，该标准从调查服务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调查服务的执行要素管理、数据收集、数据管理和处理、项目研究报告等方面对社会调查活动进行了技术性规范。另外，统计机关的社会调查也有相应的技术标准，一些信息类的行业协会也在逐步制定和实施市场和社会研究的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以上关于社会调查和研究的标准和规范，可以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社会科学机构、人员准入资格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法院对社会科学证据收集程序审查、证据资格认定、证明力认定、质证内容控制等的基本参考依据。
(二)确定民事社会科学证据收集的启动程序
社会科学证据作为鉴定意见，其收集与调取程序的启动应当遵循2012年《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程序启动的要求。按照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76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认为查明案件事实涉及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即可就该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委托专门人员开展社会实验或社会调查，法院认为确需调查而同意的，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社会调查资质的技术人员，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但是，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笼统，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社会调查申请，法院审查的标准是什么?第二，当事人提出申请，但法院认为不需要进行社会调查，当事人如何救济?第三，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未规定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虽规定了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情形，但却未具体化，如果发现社会调查报告存在需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的情形，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第四，社会调查费用预交时如果当事人确由经济困难，鉴定程序如何启动?这些问题作为民事诉讼中关于鉴定程序的一般性问题，在社会科学证据运用中同样存在，将对作为鉴定意见之一的社会科学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产生较大影响，亟须在《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加以明确。
社会科学证据作为鉴定意见之一，其收集启动程序的确定，主要依赖于《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鉴定启动程序的完善。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限制法院决定是否同意社会调查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社会调查申请，是否同意由法院审查决定，但法院审查决定并非随意，一方面要保障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权，避免法院滥用权力，另一方面也要确立法院审查的标准和程序，避免当事人利用申请鉴定的权利拖延诉讼。具体而言，法院应当就申请社会调查内容与待证案件事实之关联性、社会调查之必要性、社会调查之可行性、社会调查的法律和伦理限度甚至经济性等事项进行审查，也可借鉴法国鉴定制度的内容，由法院先行任命相关专业技术人作为法官的助手，法官经咨询助手后仍然不足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方可同意当事人申请进行社会调查。
2.赋予当事人就法官是否同意进行社会调查的决定进行程序性救济的权利
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272条第1款规定，如经证明有重大的与正当的理由，经上诉法院第一院长批准，对命令进行鉴定的裁判决定得独立于实体判决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我国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对鉴定启动权实行当事人申请为主、法院决定为辅的原则，但当事人申请后是否同意鉴定，由法院决定，在法院审查是否同意鉴定的程序和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若无相应的救济程序，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这会间接侵害当事人的诉权。借鉴法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若对于法院是否同意鉴定的决定不服，当事人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同样，当事人对法院就是否同意进行社会调查以获取社会科学证据的决定不服的，应当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3.对申请社会调查且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的当事人实施法律援助
按照我国《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对于诉讼过程中因鉴定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按照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或单位。如果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间交纳鉴定费用，则鉴定程序无法启动。对于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若证明案件事实必须通过社会调查方式进行，但又因经济困难而无法交纳费用，则案件事实证明即存在困难，可能面临举证不能甚至败诉的风险。我国《法律援助条例》也未明确规定鉴定等费用是否可以申请援助，只是授权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一些地方司法行政部门根据当地情况允许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就鉴定等费用申请法律援助，如厦门市于2010年7月修改《厦门经济特区法律援助条例》，将鉴定费用纳入法律援助范围[14]，山东省菏泽市于2012年8月起允许当事人就鉴定费用申请法律援助[15]，青海省司法厅出台《青海省司法鉴定援助暂行办法》，规定于2012年10月起，当事人可以就鉴定费用申请法律援助[16]，但仍有很多地方尚未将鉴定费用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笔者建议，为了保障经济困难当事人能够顺利启动社会调查以证明案件事实，应当对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进行修改，明确将包括社会调查费用等在内的鉴定费用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已解决经济困难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的基本权利，这样既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又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实现案结事了。
4.对补充调查和重新调查程序的启动进行具体化规定
诉讼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对社会调查报告持有异议，是否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即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我国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规定了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情形，即对于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或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等情形，当事人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但是，对于当事人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情形，若法院不予批准，当事人是否具有救济的权利则规定不明。笔者以为，应当对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进行具体化规定，赋予当事人在法院不同意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时的程序上的救济权，允许当事人就法院不同意重新调查的决定时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当然，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申请重新调查的权利，避免重复调查，可以对重新调查的次数进行限制，申请重新调查的次数以一次为限。同时，遵循《关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对有缺陷的调查报告，可以通过补充调查、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调查。
(三)确定民事社会科学证据庭审质证的程序
社会科学证据已经超出了法官和当事人对常识的认识范畴，社会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也决定了其质证程序的复杂性。我国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和完善，首先是明确了鉴定人出庭的义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其次是允许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的质证，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这些规定是在吸收国外鉴定意见质证程序合理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所作出的重大修改，对我国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社会科学证据的质证程序而言，笔者认为，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国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于鉴定人经人民法院通知拒不出庭的，除按照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中对于拒不出庭的鉴定人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或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外，还规定了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以及退还鉴定费的不利后果，以此督促鉴定人出庭质证。但对于鉴定人确实存在客观原因无法出庭作证的情形如何变通处理，该法并未规定。第二，对于社会科学证据等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通知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辅助人出庭帮助当事人质证，但对于法官，这些专门性问题亦可能超出其认知能力，法官如何对超出其认知能力的社会科学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以上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对社会科学证据的司法实践带来困境，亟需在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加以明确。
1.建立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质证时的技术性出庭制度
根据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社会调查人员如不出庭，则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实践中，调查人员如确有客观原因无法出庭，是否一律按照规定排除社会科学证据的适用?或者从诉讼经济角度考虑，可否采用替代性的出庭方式对社会科学证据进行质证?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细化对社会调查人员出庭质证的规定，一方面，如果法院已经按照法律程序通知了调查人员出庭，且已获出庭的经费保障又不存在导致不能出庭的客观原因时，对于调查人员未出庭质证的社会科学证据，法院应当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另一方面，对于法院未按照法定程序通知，或者确实存在客观原因无法出庭质证的，不能一概排除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资格，对于法院存在程序瑕疵的，应当允许重新开庭组织质证，对于确有客观原因无法出庭的，如因健康原因、路途遥远、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等情形不能出庭质证的，应当允许通过远程双向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远程质证，这样的做法不但弥补了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质证而导致当事人权利受损的情况，也符合现代诉讼科技化的趋势。
2.建立法官技术顾问及专家陪审制度
根据我国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通知专家辅助人出庭辅助其质证，但社会科学证据亦可能超出法官的认知能力，法官如何对其进行审查判断?该法并未予以规定。目前司法实践中，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判断，主要进行程序性审查，而很少也无力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法官要么对科学证据过分依赖，甚至不加选择地接受，要么以社会科学证据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等理由而排除其证据资格，拒绝采信，导致社会科学证据使用中的困境。法国民事诉讼中，法官聘任的专家不需要进行深入调查，可以通过咨询方式以专家身份阐明案情[17]。在美国，法官也可以在庭外向技术顾问咨询技术性问题。在英国，法官可以聘请技术顾问和自己一起审案，听取其有关技术问题的建议，技术顾问协助法院处理其掌握技术和经验之事项。日本在200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创设了专家委员制度，在法院就争点或证据整理以及与诉讼进行相关的必要事项进行协商之际，为了明确诉讼关系或者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认为确有必要时，在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可以“决定”的方式吸收专业委员参与诉讼程序，以听取其专业的意见说明[18]。另外，专家参审制也可以帮助法官对社会科学证据的质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社会科学证据质证过程中，同样涉及到社会科学方法的技术性和专门问题，特别是当事人聘请专家辅助人协助其进行质证时，在专门性问题质证中的对抗会显得异常尖锐，当社会科学证据的技术性超越法官认知范围时，法官聘请专家顾问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吸收专家陪审员参审就显得尤为必要。笔者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引入法官技术顾问制度和专家陪审制度，由法官技术顾问就社会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关联性、客观性等技术问题向法官提供咨询意见，或者由专家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协助法官进行与社会科学证据相关的事实判断，以解决社会科学证据使用中技术性超越法官认知范围时所出现的法官在事实判断上的困难，解决社会科学证据采纳中仅作形式审查而无法进行实质判断问题，克服社会科学证据使用中的盲从或者一律拒绝使用的问题。
(四)确定民事社会科学证据法官认证的规则
1.确定自行委托调查的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认证规则
诉讼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为了证明案件事实，提供了诉前自行委托社会调查机构所做出的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此类社会科学证据，法院是否采纳及如何采纳，由于规则缺失，实践中法院的做法各不相同，有些法院一概拒绝采纳，有些法院则予以采纳。也有些当事人为了增强社会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就申请公证机关对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进行公证，对于此类经公证的社会科学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如何判断，实践中的做法也各有差异。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自行委托调查的社会科学证据的认证规则，以解决对该类社会科学证据认证中的困难。
具体而言，对于当事人自行委托社会调查机构所作出的社会调查报告，应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纳。由于法律对社会调查机构资质、调查人员资质、调查技术标准等无统一规范，诉讼实践中，当事人自行委托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作出社会调查报告并作为证据提交，或者在自行委托调查的同时申请公证机关对其进行公证并出具公证文书，法院对该类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审查存在较大争议，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也较大。笔者建议，首先，应当及时解决社会科学证据的立法确认问题。其次，在立法尚未明确之前，应当适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8条的规定加以处理，若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社会调查报告，双方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若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调查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再次，对于在自行委托调查的同时申请公证机关对其进行公证并出具公证文书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应当认定针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成立。
3.确定民事社会科学证据的认证标准
社会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取决于其自身的科学性，而科学性本身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应当允许被怀疑，社会科学证据的科学性也应当允许被怀疑。所以，对于社会科学证据的认证，应当放弃事实认定中对“科学”过于迷信且一味依赖的态度，除对社会科学证据的取证主体资质、取证程序、证据形式等形式审查外，还应当由法官作为守门人，借助于专家辅助人、法官技术顾问或者专家陪审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客观性、合法性以及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等进行实质审查，并适用补强证据规则，使法官形成确信，以决定是否采纳社会科学证据。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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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ivil Social Scientific Evidence in China
WANG Zuxing1， SONG Hanlin1，2
(1.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yang Normal College， Henan 455000， China)
本文责任编辑：李晓锋
作者：汪祖兴 宋汉林
第二篇：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内容摘要 以“社会中国”为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垄断”,到改革开放后的“国家退却”,再到“国家再临”的演变过程,从而使我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二元“社会中国”到三元“社会中国”再到“福利地区”。在新世纪,面对经济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开始强化国家在公共福利和服务中的角色,出现了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展,新的社会政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但是,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图景依然模糊,“省域公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或是破题之处。
关键词 社会政策 公民身份 社会中国 二元社会中国 三元社会中国
作者 岳经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广州:510275)
自18世纪以来,近代西方国家分别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逐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福利国家制度,相继实现了民权、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完成了公民身份的建构。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上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日益巩固,然而,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近年来政府强调社会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领域却一直没有形成类似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样明确的目标模式,而只是模糊地说关注民生,体面劳动,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笔者从“社会欧洲”①概念获得灵感,使用“社会中国”概念,以此为分析视角,试图梳理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所谓“社会中国”,其着眼点就是中国的社会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模式。与经济中国、政治中国这些概念一样,“社会中国”既是一个具有时间内涵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空间内涵的概念;既指涉具体的社会福利和服务的提供,也涉及抽象的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是中国社会福利模式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高度抽象。基于“社会中国”的视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改革阶段、1980~1990年代的改革阶段、2002年以来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前的我国社会政策:
二元“社会中国”的形成
在现代社会,社会政策被普遍认为是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团结与和谐的基本手段。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就是同一块硬币的两个面。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我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行公平优先、注重分配的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按照城乡分割的原则,在城乡建立并实施了两套截然不同的社会政策体系(表1)。这一时期,国家垄断和控制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在高度组织化、集权化和单一化的社会结构中[1],建立了国家主导的、城乡二元的社会政策体系,形成了二元“社会中国”。在这个二元的“社会中国”中,国家在福利中的角色具有二重性:既有制度性的一面(国家通过单位体制为城镇居民提供比较全面的福利和服务),又有补救性的一面(对单位体制之外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只提供十分有限的救济和援助)。
在城镇,国家建立了一套以终身就业为基础的、由单位直接提供各种福利和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在这种社会政策体系下,国家以充分就业为基础,将绝大部分城镇居民安排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主要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就业,对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提供覆盖生、老、病、死的社会保护,具体包括医疗服务、住房、教育、养老,以及各种生活福利和困难救济。国家建立的劳动保护体系使所有工人都享有就业保障,没有失业之虞。这套体系被称为“单位福利制度”、“迷你福利国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农村,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合作医疗制度、五保户制度等在内的集体福利制度,农民作为公社社员享有一定的集体保障。
虽然二元“社会中国”带来了社会福利待遇差距明显的城乡二元制福利体系,但是,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在社会福利提供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乡居民的基本福利需要,如教育、医疗、就业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在城镇或农村内部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介乎0.2~0.3之间,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当时我国的社会生活有这样的描述:“它(中国)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2]
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基本上是为“服务于经济目标而设计的”,社会政策被视为完整的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是满足“工人”(而不是公民)需要的一种手段。企业履行了大多数社会政策的职责。充分就业政策保障了城市居民可以普遍享受社会福利和服务,尽管在水平和质量上存在着差异。但社会政策差不多是排他性的国家主义,几乎不存在市场安排,也没有什么非官办部门的捐献。除了福利分配和社会服务外,对基本消费品(食物、住房、能源、交通)的广泛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社会政策的功能,或者说是一种近似的社会政策。[3]然而,即使在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落实社会公民身份与社会权利,反而是通过户籍制度强化城乡居民身份与福利权利的差异性[4],通过单位制度和行政身份制度加剧了城镇居民内部的福利权利分割。
把社会福利和服务纳入就业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政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并且推动了单位制度的形成。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单位制度对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单位的功能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迷你福利国家”。社会学家华尔德对我国国营企业的权威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有组织的依赖”这个概念来描述工人与其单位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劳动者在政治上依赖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管理层以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在经济上依赖单位提供的工资收入和各种福利与服务,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作为国家干部的上司。[5]由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快速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因而不能给工人提供较高的工资报酬。因此,在国家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国家(以家长的姿态)照顾工人及其家庭(包括生老病死),工人(以主人翁姿态)以低工资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不过,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政策体系尽管具有明显的平等化倾向,但基本上是一种以社会(职业)身份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碎片化的社会政策体系,不仅存在城乡分野,而且在城镇中,还存在身份、所有制的差异。这种二元“社会中国”的形态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相对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我国的城镇社会政策体系所带来的财政支出超越了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给国家和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间接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因此,在经济改革之后,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政策体系核心基础的劳动就业制度及相关的福利保障制度就成为经济改革的主要对象,社会政策体系开始进入局部调整与全面变革的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这一集体经济制度的瓦解,农村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农村社会政策体系也进入变革时期。
1980~1990年代我国社会政策的演变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为了改变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中国开始了以发展经济为导向的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家的施政重点转向经济发展,政府经济政策职能凸显,而社会政策则开始转向服务于经济政策,从而推动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增长。在减轻国家负担的考量下,随着单位体制和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加上国家有意识地弱化自己在公共福利提供上的功能和角色,旧的二元“社会中国”进一步分化。在市场体系和第三部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国家不适当地从许多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全面撤退,其结果是导致公众的许多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并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
1. 第一阶段(1978~1992年):社会政策的局部调整期
这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旧社会政策的延续与新社会政策变革的酝酿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除了教育政策以外,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没有出现大的调整,只是对原有劳动保险制度进行局部修补和完善。
1984年起,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摆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扶贫政策是这一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内容。198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计划,到1992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8000万。在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和经营模式。为了解决“文革”后出现的严重城市失业问题,政府在1980年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实施劳动合同制的四个暂行条例,以劳动合同制为基本内容的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正式启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统一安置、固定就业制度开始动摇。随着劳动合同制度的初步实施,我国尝试对劳动就业及相关的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这一时期,因单位福利功能的弱化,以及依托于单位的社会服务提供机制的失灵,我国开始转向以“社区”取代单位来提供社会福利服务。1987年,国家民政部正式提出开展城市社区服务。
总体来说,在8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遭到根本性的变革,加上这一时期城乡民众大体上都能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社会问题并没有凸显(改革开放初期最主要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虽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问题,但是大量的农民进入了乡镇企业,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省流动。在这一时期,二元“社会中国”得以基本维持。
2. 第二阶段(1992~2002年):国家的全面退缩——社会政策的剧变期
这一阶段是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全面而急剧的变革时期。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试图对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社会政策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并建构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政策转型的主要表现是,国家从社会福利和服务领域中有计划地全面退出,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化趋势。[6]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我国劳动政策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处理由国有部门释放出来的大量富余职工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大军带来的失业问题,政府把创造就业岗位作为这一时期劳动政策的主要任务。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为了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在1993年确立了社会政策(以社会保障为代表)改革的大思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变革的重点内容是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其中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变革是形成了社会保险制度主导的社会保障改革思路,计划经济时代的非缴费制的劳动保险制度逐步被个人缴费的保险制度所取代。政府积极探索统账结合(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住房改革也是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变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于1998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全面实行以市场化供应为主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然而,在这一阶段,由于政策设计上仍然存在着从社会身份出发而不是从需要出发的倾向,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社会保险的各个项目,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分险种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逐步推进,制度安排分散,不但给企业有选择的参保创造了机会,增大了制度运行的监督成本,而且直接导致社会保险分险种设定费率,综合费率过高,抬高了社会保险的制度门槛,阻碍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
与80年代社会政策的局部调整不同,在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我国的社会政策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移[7]。无论是劳动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医疗政策,还是住房政策,都经历了从国家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旧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变得支离破碎,许多人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福利和服务。而从二元社会结构派生出来的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没有成为社会政策的目标群体,他们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既非农民,又非工人,基本没有得到任何社会保护。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政府施政的基本理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然而,实践表明,我们在坚持效率优先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兼顾公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失衡也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重大教训。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政策差不多成了国家的唯一功能。为了配合经济发展,国家从社会公共服务中全面退却,国家的社会政策功能严重削弱。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改革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取向,使得社会政策沦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附庸。相应地,二元“社会中国”的格局进一步分化,呈现出三元(农民工是第三元)“社会中国”格局,“社会中国”的整体图景日益模糊。
新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社会政策扩展:
社会政策的重建期
直到进入新世纪后,社会政策缺失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才开始得到有效回应,政府开始重新思考市场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民生问题日益得到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被重新发现。伴随着一系列新社会政策的出台,我国进入了社会政策体系的重建期。
2002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试图重新解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涵义,使用了“初次分配效率优先、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理念。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新理念。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管理,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是对重建中的我国社会政策体系的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如下,笔者将从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住房这五大社会政策范畴,来简单勾勒我国社会政策重建的轨迹。(表2)
1. 教育政策。2003年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关注教育不公平问题,制定了新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和地区间的教育公平,更多的教育资源被投入到农村教育。至2008年,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86年确立的义务教育制度终于在22年后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同时,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2003年9月,国务院要求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并且要求流入地政府财政部门对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学校给予补助,对以接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提供财政扶持。
2. 医疗政策。自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2005年,我国基本建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2007年,我国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和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2009年4月,国务院相继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 ~2011年)》,新医改方案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了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强调了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
3. 就业政策。自9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促进下岗失业工人的再就业一直是我国的重要就业政策。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展开多种措施帮扶“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我国在2007年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同时还制定和颁布了《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从2003年起,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开始成为劳动政策的重要内容。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重申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保证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并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
4. 社会保障政策。自90年代末开始,社会救助政策开始得到重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救助政策。2004年,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200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年内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2008年,扩大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人员、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加快省级统筹步伐,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
5. 住房政策。为了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开始重视保障型住房的供应,强调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和住房租赁制度。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指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明确规定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由省级政府担负总责,并对解决廉租住房面临的各种困难与问题的职责,如资金来源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力度,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导致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进入21世纪后,我国社会政策似乎出现了一次新的范式转移。在经历十余年的社会政策“失踪”期后,我国政府开始“重新发现”社会政策。自2003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推出各项社会政策,重建国家在公共福利与服务中的责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策扩展期。随着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角色的强化,新世纪我国社会政策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发展:第一,中央政府加大了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领域的投入,中央政府的社会政策功能明显强化,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有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地域正义”。第二,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全力推动打破城乡隔阂、职业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建构城乡一体的社会政策体系,出现了具有地域公民身份特色的福利地方化。[8]统一的地域公民身份虽然只停留在城市一级,但可以为更高层次地域公民身份的建构准备条件。第三,随着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实现,全民医保制度目标的确立,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的推进,以公民身份为本的社会政策体系初露端倪。第四,农民工开始被纳入社会政策体系,逐步成为社会政策的受益者。这一切都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分割、职业分割、地域分割的碎片化社会政策体系,有助于推动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形成。
建构统一的“社会中国”:挑战与前景
以上的讨论从历史/时间维度梳理了“社会中国”演变的过程。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还处在重构与重建之中,如何建立一个以公民身份为基础、以满足公民基本需要为目的、体现统一的“社会中国”之目标的完整的社会政策体系还需要长期而艰辛的努力。换言之,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旧的城乡差距和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体系、地区差距与福利的地域不平等继续制约着社会政策的集中化发展。
1. 社会政策地方化与福利地区的形成
社会政策本身一直存在一个内在的冲突: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人的需要,社会政策应该尽可能地方化,越接近基层的决策越能贴近个人的实际。另一方面,“地域正义”则要求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地方的公民应该得到大体同等的待遇。前者要求地方化、个别化,后者要求普及化、普惠制。
在我国,传统的城乡分割一直影响着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经济改革虽然推动了我国城乡的经济发展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整合,但是,社会整合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推进。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就是城乡社会整合失效的表征。以往城乡流动、地区流动程度低,因而跨越地方政府辖区边界而异地生活的人很少。现在,几乎到处都有流动人口,在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城市,都出现了外来人口超越本地人口的局面。而这些处于多数的异地而居的人口却多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和服务之外,使得社会福利的地域不平等和地域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社会政策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而且存在着明显的地方化倾向,各地社会福利水平差距极大。可以说,一个城市、一个区县就有一种社会政策体制。在1990年代之前,如果说我国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是一个“以全国疆域为经、城镇/农村界线为纬的二元式社会保障体系”(二元“社会中国”)的话,那么,在19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政策的地方化,我国出现了众多的“以地域为经、不同社会(职业)身份类别为纬的新形态多元式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进一步碎片化的“社会中国”。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一直承担着实施社会政策、提供社会福利与服务的主要责任,这种情况自90年代分税制实施以来尤为突出。而各级地方政府由于财政状况各不相同,提供社会福利与服务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在全国形成了以地方行政区域为边界的众多分散的“福利地区”。而随着福利地区的出现,我国的公民身份呈现出以地域为基础的新的空间分割。如果说在二元“社会中国”之下,我国公民身份界定分割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那么,在福利地方化的趋势下,我国公民身份界定分割为以“本地/外地”为主轴、更多元的区分。而且,在GDP的地方政府竞争中,地方政府关心的往往是如何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提升,而不是为本地居民提供福利与服务。这种情况与全球经济竞争中各国政府竞相压低劳动成本和降低环保标准的“向下竞争”类似,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提升居民福利与服务的动力,其结果是普遍的公共福利与服务提供的不足。
2. 走向省域公民身份
福利地区化发展中的一种显著情况是:一些富裕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一些资源丰富的内地市县,在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的政策感召下,大力推进本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特别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本地居民提供不分城乡户籍区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形成了若干具有整合意义的“福利地区”。
整合性的“福利地区”的形成,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是在一定地域的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这种部分户籍身份、不分职业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有利于形成“地域公民身份”。这种“地域公民身份”无疑是形成全国性的公民身份的一个重要起点和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地域公民身份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张无疑将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公民身份”的形成。然而,在地级市或区县一级形成的地域公民身份,其空间范围过于狭小,而且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下只会产生越来越多样化的地域政策,要把它扩大到整个中国,将经历漫长的过程。为此,一个合理选择是建构省域公民身份。所谓省域公民身份,就是以省级政府的管辖范围为空间界限,建立不分城乡、不分地区的统一的公民身份。省域公民身份建立,可以消除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福利与服务上的身份差异。与市县管辖范围内的地域公民身份相比,省域公民身份具有更大的空间范围,有利于推动全国性公民身份的建构。省域公民身份并不排斥外来者,省级政府将制定相关政策规定,便利外省居民合法取得本省的公民身份。
纵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在前改革阶段,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中扮演了主导甚至垄断的角色。尽管国家注重社会公平和财富的再分配,在公共福祉的提供方面承担了相当大的责任,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而且城乡之间在福利制度安排与福利水平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二元社会政策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权利意义上的统一的“社会中国”并没有形成。
在上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为了改变落后的国民经济状况,我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型,我们的社会政策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发展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施政目标,公共资源主要流向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为了配合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国家对社会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和改革,许多过去由国家承担的福利和服务职能和责任转移给了个人、家庭、社会和市场。伴随单位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社会政策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的下降,以及在教育、医疗、就业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社会化和市场化取向,我国原有的二元社会政策体系进一步碎片化,在整个中国几乎都找不到一项适用于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安排,“社会中国”进一步消解。
进入21世纪后,在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累积起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密切相关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日益突出。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和解决它们的紧迫性,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并且宣布我国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些政策目标的提出,带来了我国社会政策的急剧扩张,也给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带来了曙光。不过,城乡差异、地区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的“地域不正义”,社会政策地方化和福利地区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权利的碎片化仍将制约着统一的“社会中国”的建构。在这种情势下,“省域公民社会身份”的形成或许是“社会中国”之建构的破题之处。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政策的挑战与对策”(项目批准号:08JJD 8402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中山大学“211工程”三期行政改革与政府治理研究项目,以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研究”的资助。]
注 释:
① 所谓“社会欧洲”,指的是欧洲的社会模式,特别是指提供保护预防全球市场冲击的欧洲福利国家体制 (Giddens,Anthony、Patrick Diamond 、 Roger Liddle. Global Europe, Social Europ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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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 梅
作者：岳经纶
第三篇：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论（续）
摘 要：本文通过西方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与学术传统的解析及对比，指出知晓中西方学术传统、掌握西方学术表达方式的必要性。结合相关前沿成果、述评，呈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现状，进一步剖析其困境并提出解困思路：具体例证讲解如何用合法的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中国问题，指出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不失为一条解困路径。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困境；西方学术表达；跨学科
概言之，“西方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单重的，“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这是西方学术自身的困境，也是其原生困境。这重困境是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受“科学主义”的主导，正日益成为“不思”的社会科学，即“意义的消失”或是“无意义”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尼采的“虚无主义”。
西方社会科学的单重困境是西方社会科学自身的困境，这是由其介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科学日渐成功，其研究领域也日趋扩张。在科学的强势影响下，西方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的意义。人文学，是为生活昭显意义的学科，一旦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学所提供的意义，西方社会科学就会遭遇研究困境，这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
自1930年起，一些西方批评者或西方自身的明智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生困境。其标志是胡塞尔埃德蒙德•胡塞尔，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而存在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加深了这种危机。他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残缺不全的科学观。实证主义认为理性的方法只适用于对自然界，实证主义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的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讨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存在主义确实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但是它却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生的意义。存在主义反对实证主义，使用一种非理性主义来反对一种理性主义。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反对实证主义，使用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理论本身是通过人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是人的理性确定存有者的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画了自开始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与其相关的词‘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的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提出了“欧洲科学危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引发“科学主义的潮流”，从而使得西方社会科学不再是“科学的”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成为“科学主义”。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成为“不思的科学”（即海德格尔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认为“logos”是世界的本源，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存在的真理被遗忘的历史，其哲学核心思想接近于中国的老子。认为“科学不思”、“说出来的思，它只能抓住不思的人的思想”；著有《存在与时间》（1927），《真理的本质》（1943），《什么召唤思？》（1954），《同一与差异》（1957），《尼采》（1961），《面向思的事情》（1969）等等。
收稿日期：2008-09-10
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dingdingwang @ pku．edu．cn
的“科学不思”）。“不思”即不思考、不反思；而“应当思考”是人的价值，是人日常生活的意义。所以，“不思的科学”意味着“意义的消失”（meaningless），也就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Nihilism“Nihilism is a philosophical position which argues that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human existence, is without objective meaning, purpose, comprehensible truth, or essential value． Nihilists generally believe all of the following: There is no reasonabl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a higher ruler or creator, a "true morality" is unknown, and secular ethics are impossible; therefore, life has no truth, and no action is known to be preferable to any other．”
虚无主义最早是由屠格涅夫提出的，由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首先引入哲学领域。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19世纪欧洲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所导致的，并强调人们应通过重新赋予生活意义来克服它。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是“这样的存在什么都不剩”，并认为其前提是将存在缩减至纯粹价值。）”。
在《权力意志》《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最早的版本是1901年出版的由Heinrich Kselitz、Ernst Horneffer和August Horneffer以及Elisabeth Frster-Nietzsche一起编辑整合的尼采从1883年到1888年笔记的遗稿选本，但这个版本备受争议。随后Walter Kaufmann的英译本将尼采的主题四分为"European Nihilism"，"Critique of the Highest Values Hitherto"，"Principles of a New Evaluation"和"Discipline and Breeding"。目前学界公认的版本是1967年由意大利学者Giorgio Colli和Mazzino Montinari编辑出版的十五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集》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的中译本《权力意志》只节选了尼采的《八十年代手稿》。一书中，尼采展示了这样一个主题——西方的命运从“追求知识（知识是一种权力）”演变成为“直接追求权力的意志”。
权力意志的第一层面纱是追求知识，第二层面纱是“the will for truth”，即求真（truth：真理、真实、真相）的意志。揭开第一层面纱，知识被知晓、分类为神学知识、哲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至自然科学时代即科学主义时代揭开第二层面纱之后，尼采认为，知识无法确保其根基的真确性，知识失去了赖以依存的根基。因为，只有你相信知识是真确的，知识才是真确的；反之，知识就不是真确的；知识的真确与否最终取决于你的信仰。于是，尼采说，西方求真意志的后续是“nihilism”，即，知识→真→虚无主义。（详见管理学院讲稿）。这是1900年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1930年，胡塞尔提出“欧洲科学危机”，标志西方明智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西方社会科学原生困境。
上述这100多年的思想演变过程，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的展现。而“中国人”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是双重的。
第一重困境。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或西方人用于表达其自身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科学主义主导下的价值危机，或信仰的危机，或不思的危机，或意义的消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一重困境，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原生困境。
第二重困境。
在目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家只能以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其在中国的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这是很困难的，
西方学术规范无法真正地表达我们中国人在自身更深层次上的感受。即便是受过正规西方学术训练的“海归”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人所感受到的最重要的意义很难用西方的学术规范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第二重困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开放与改革不仅引入“西方危机”，并且延续了“中国危机”，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双重困境。
一、西方学术传统
西方人表达其全部可表达的学术传统之最根本出发点是两大逻辑定律，即同一律（A=A）和矛盾律（A≠）,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困境在于难以用西方学术规范来表达所感受到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西方学术的表达方式”？这需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
首先，我从笛卡尔、培根到洛克的顺序来解释西方学术传统。
笛卡尔曾用“知识之树”参见笛卡尔（Rene Descartes）,《哲学原理》（1644）。来描述西方学术传统。“知识之树”的构成如图1所示。
请注意，早年笛卡尔的“知识之树”是从天空向地面倒置而生的：柏拉图土壤置顶于天，由其孕育而出的自然科学和道德哲学越发地接近地面，表明其越发地可验证。到了培根和洛克的时代，西方学术传统的“知识之树”被除去柏拉图土壤，并开始由地面向天空生长，成为以“经验主义”为根基的学术传统。
图1 笛卡尔“知识之树”图解
“知识之树”的体系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从探讨本体论问题转向研究知识经验是如何产生的认识论问题。英国产生了培根、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产生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年），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鼻祖。笛卡尔提出了惟理论的原则，认为人的知识不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认为理性的演绎法是惟一的正确方法；他主张用理性来审查一切，提出“普遍怀疑”。在认识论上，笛卡尔认为人的知识不是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并主张天赋观念。 此外，笛卡尔还从物理学的机械原理出发提出反射论思想，等等。、培根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位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强调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应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时代。罗素尊称他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新工具论》（1620）、《学术的进展》（1605）是其重要的哲学著作。《新工具论》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是相对的，在此书中，培根开创性提出了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洛克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哲学家，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开创者，也是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和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第一人。洛克开创的经验主义被后来的乔治•贝克莱以及大卫•休谟等人继续发展，成为欧洲的两大主流哲学思想。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观经验。他不赞同笛卡尔等人的天赋观念说，而是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张白纸，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感觉(sensation)（外部感受）和反思(reflection)（内省），并强调感觉和反思这两种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见图2所示。
笛卡尔把柏拉图思想置顶于天是因为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深受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影响。这里需要解释什么是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如图3所示。
“洞穴隐喻”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将世界分为“形式的”智慧世界和我们所感觉到的社会，后者是从有智慧的形式或理想里复制的不完美版本。真正的形式是完美且无法改变只能使用智慧来理解才能实现的。图解：太阳代表柏拉图的真理，洞穴中，双手背缚的希腊人只能面壁而立，其身后是篱笆墙和行走中的看守卫兵。“双手背缚、不能走动”代表希腊人被前人留下的意识形态偏见所束缚。行走中的看守卫兵以及篱笆墙后洞穴内的一些物品（这些实体都是面壁的希腊人所无法看见的）在洞穴外太阳的照射下于洞穴的内壁上留下影子（影子代表一种映射参见我在东财管理学院的讲稿。，objective→subjective）。柏拉图认为，希腊人所建造的世界观或者包罗万象的大理论，无非是其看着面前洞穴内壁上的影子而构造的，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所以柏拉图认为，希腊人应该打破前人留下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松绑，走出洞穴，面对太阳，自己寻找真理。这一从“对着影子的人”到“对着太阳的人”的转变过程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整个两千多年西方的命运走到虚无主义”。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传统后为“经验主义”所代替，这里需要解释什么是“经验主义”？
关于人类的经验，我们借用罗素的经典“三分类”来阐释：
第一类，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自己体验到的感受，是可重复的经验。
第二类，间接经验——是他人的感受，或被他人告知的感受，是诸如“洞穴隐喻”般的感受。
我们无法验证这类经验的真伪。例如，有人说他看见了上帝，但你无法证明他的这一经验的真伪。因为这是感受者的惟一体验，是其他人无法进入的特有体验。这种逻辑上的不可验证性也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困境，因为会发生不可验证的危机，所以，语言哲学的早期形态是“唯我主义”，即“只有我是真实的，我之外的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第三类，内省经验——可表达但不一定可重复的感受，是接近我们东方人感受的经验。
在这三类经验中，最满足“可重复”这一条件的是“直接经验”。举例来说，我们每天都活着，这是一个关于自我身份感（identity）确认的大问题。那么如何证明“昨天的我就是今天的我”？要知道，佛家有言“分段生死”；昨“死”今“生”，今天“生”的你居然能够回忆起已“死”的昨天的你的直接经验，并且据此认为这就是“今天的你”的直接经验，如何证明？(哈佛的哲学家诺切克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这就要求经验是“可重复”的。
根据培根对“科学”的定义，“不可重复的经验不是科学”；当经验是可重复的，就可以进入到科学研究的领域了，即“可重复的经验”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当表达“可重复的经验”时，科学方法呈现“因果律”此处我使用“律”而不是“关系”来表述因果关联；“律”之义取自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因果律是四大先验定律之一，是“没有原因的结果”，是康德哲学中无需检验的真理，是无需用生命亲躬来证明的真理。。即，“可重复的经验”（repeatable experience）∈科学{因果律}。
那么，什么是科学？科学的宗旨就是呈现因果律。如何呈现因果律？如何证明可重复的经验是有因果律的？或者证明其是不满足因果律的？这就需要两重检验。
第一重检验，休谟检验（Hume Test）：区分幻觉和真实（illusion Vs． reality）的检验。
休谟认为“illusion”是幻觉，是不可重复的现象。如梦境（梦里人会飞，但梦醒之后呢？当然，现在斯坦福大学也有科学家研究“会飞的梦”，称之为“意识清醒的梦”。“意识清醒的梦”不再是“illusion”而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所以，当同一个梦可被重复的时候，这个梦不再是“illusion”，而是一种病态或是一种健康状态的提升；当梦是不可重复的时候，就是休谟定义的幻觉）。“reality”是重复的、可感受的经验或现象。可重复的就是真实的。例如诺奖得主纳什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可以重复地感受到被联邦调查局迫害，那么对于他而言这些可重复的感受就是真实的。
休谟检验旨在区分幻觉和真实，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洞穴隐喻”。“洞穴隐喻”之于西方思想传统如同中国的《老子》、《论语》、《庄子》等之于中国思想传统。
通过休谟检验后，进入第二重检验。
第二重检验，科学检验过程——因果律“可表达的过程”。
有些经验是可重复的，却是不能表达的，因为这类经验是只有感受者才能感受得到的因果律。按照西方对知识的分类，东方的知识不能被称为“知识”。例如五千多年以来，但凡习佛之人都有感受，而这种感受在不同人身上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假设不同的人是“一”，所以是“一”在感受现实，但它基本上不能被表达，这意味着它不能进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东方的知识不能进入西方知识分类的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经验往往是不可重复的（如《黑天鹅》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bable。（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M］．万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一书），所以因果研究开始追求“可控制性”，即实验。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塔勒布认为，“人类历史，乃至整个宇宙的历史，都是由不可重复的事件推动着的”。我把这句话翻译成为我们的语言，“最重要的意义参见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导论［J］．财经问题研究，2008，（10）。（importance felt）或经验往往是不可重复的，往往无法通过‘Hume Test’及‘可表达的检验’”。《黑天鹅》一书在英语世界里的影响非常大，此书提出了一个最重要命题——“历史是跃变的而不是渐变的或演变的”。换言之，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突发的，是事先不可能被想象得到的，是不可知的（这是奈特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否则历史静止参见汪丁丁．读懂《黑天鹅》需要了解的……演化理论是读懂塔勒布这部作品的必要条件［N］．东方早报，2008-07-13．A04版。“塔勒布试图让读者相信，世界历史原本就是由一系列突变事件驱动的。你可以将信将疑，不过，你难以摆脱这一看法所包含的历史直觉。历史，假如总是连续的，就必定能够被历史人物们准确预测，于是一切将要发生的事件都在计划之内，一切可能的计划，在社会博弈过程中迟早可以达到均衡。我们知道，均衡意味着“不动点”的存在性，后者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财经》2008年5月荐书，“此书作者曾经是证券交易员，在“9•11”和次贷危机之前先知先觉地做空美国股市，大笔获利，一举成名。如今作为大学教授，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相结合，成就了这本覆盖金融、商业、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书。……在他看来，“黑天鹅”，即那些不可预测的发生概率很低的事件，对包括金融市场发展在内的人类进程异常重要。这种思考让人想起卡尔波普的证伪主义科学观。”。
那么，科学是如何追求可重复性的？又是如何将不可重复的“illusion”转变为可重复的“reality”从而把它纳入科学的？回溯《皇家学会通信》《皇家学会通信》（Royal Society Newsletter），《科学》（Science）杂志的前身。，我们可探得端倪。
第一卷《皇家学会通信》发表的都是诸如磨镜片的进展、三只脚的牛等奇闻异事之类的文章，但这恰恰体现了当时的科学研究状态。这类文章看似与科学无关实际则表现了人类改变“illusion”为“reality”的本能冲动。须知，在伽利略望远镜问世之前，你看到的只能是不可重复的现象（你可能看到了土星的卫星，但是你无法重复），只有磨镜片的技术以及光学进步到了伽利略望远镜的精确程度，才能使全人类都能看到你所看到的现象（才能使大众看到土星的卫星），才能使不可重复的现象进入到可重复阶段，才使科学研究得以可能。这里包含了一种尼采的表达——“控制”（controllability），即科学要求用控制（技术是控制的手段，几乎所有工程师的思维方式都是控制一切）把真实从虚幻中分离出来。（《黑天鹅》是对这种思想的反讽）。
经历了将真实从虚幻中分离出来的两千多年的追求，科学开始致力于经验的可控，可控制的经验就是“实验”。所以，西方科学实验的本质是可重复、可控制。据此可知，我们的社会不是实验，因为它不满足“可重复、可控制”这两个根本条件。
我将借助弗农•史密斯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验经济学之父。他致力于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而做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领域。1962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5年又在该刊发表“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从而开创了实验经济学。他引入“风洞测试法”并设计了“导出价值法”等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实验确定了标准，从而确立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其主要成就有证明可选择性的市场制度的重要性，设计了“双向拍卖”的实验机制，验证了竞争均衡价格理论的正确性，设计出检验数种拍卖形式等价特征的实验方法等等。的三个圆圈为大家解读“实验”问题：
假设集合Ω是一切逻辑可能的世界状态，在Ω之内，有三个圆圈，分别是代表真实世界体验的集合N（nature），代表理论模型能够预测的事件集合M（model），代表实验结果可控的世界的集合E（experiment）。三个圆圈E、M、N共可以构筑七种可能，如图4所示。 （美）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下卷）［M］．李建标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3。本文图4的三个圆圈出自上卷。
“1”代表纯粹体验的部分，“2”代表纯粹实验的部分，“3”代表纯粹理论模型的部分。三个圆圈N、M、E的两两交集形成（4+7）代表实验和体验相交的部分，即可实验的体验；（5+7）代表体验和理论相交的部分，是可用理论模型解释的体验；（6+7）代表实验和理论相交的部分，是可用实验验证的理论。三个圆圈的交集“7”代表可实验的理论并且同现实体验有直接相关性的部分，是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最佳状态。“7”是一种艺术，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找到“7”，才能在“7”的范围内工作。（这张图不完整，稍后我会补充）
圆圈作为一个集合（set）是由许多元素（element）组成的，“set”是“a set of elements”；但“element”不能是“set”本身，即圆圈“set”本身不再是它所包含的元素之一，否则将出现罗素的逻辑悖论。我们需要研究这三个圆圈“set”内的“element”是什么？
什么是体验的世界？罗素三分类的经验中“可重复的经验”在圆圈N（1+4+5+7）里面（但是，这个定义仍不完整）。N内的元素是一个个用于整理、表达经验的概念，不同于模型M（3+5+6+7）。凡是可重复、可表达的经验必须是“可名（名学的名）”的，即“名可名之物”。所有诸如疼、幸福等“可名”的体验都在N中。
M是可表达的（即能用模型解释的）集合。模型未必是数学模型，如“洞穴隐喻”就是一种理论模型。所以，M是模型化了的世界，是一组互相之间有逻辑关系的概念（牛顿、爱因斯坦的定义），是从你所感受到的有重要性的体验中抽出的一部分。例如，重复体验到“头上有云就会下雨”。为什么云一飘到头上就会下雨？可以做出很多种假设。如果是农民，会从自身体验出发得出“有云所以有雨”这样一个云和雨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设。当然这个假设也可以是反向的，如从哲学家的角度可以构建“因为有雨所以有云”的假设，但这种假设对农业无用，是不相关的，所以农民不相信这个假设，因此，最终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你若相信“有云就会有雨”，就可以进入理论模型集合M，但这个假设是否是与现实体验相关的，需要你自己做出判断。若体验N既是可重复的，又是可控的，就进入了图4的（4+7）部分，即进入可重复且可控制的实验集合E（2+4+6+7）。
这是弗农•史密斯三个圆圈N、M、E的意义。需要补充的是，因为地球的生命是有限的，地球上生命体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所以生命体的体验也是有限的，那么，所有生命体的体验是一个有限的集合。图4中，三个圆圈之外的虚线范围之内的部分是对西方人而言所有逻辑可能的体验，虚线范围之外的是对西方人而言逻辑不可能的体验（这是受西方局限性影响，当然东方也有东方的局限性）。逻辑可能是西方知识传统中可能的体验，是满足两大逻辑定律（同一律、矛盾律）的可能的体验。这是一点很重要的补充，惟有如此我才能将诸位引回到东方的讲解。
科学的目标是什么？
理想境界中，科学目标有两个 参见(美)弗农•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论文集》上卷。（如图5所示）：
科学目标一：MN 理论解释力（5+7）
凡是可表达的经验，就可以构建一套理论，用以预测那个可表达的经验。例如，云和雨，是两个“可名之物”，二者同时出现这一体验对我而言是可以表达的，那么我可以构建一套理论，当二者中的一个现象先出现的时候，另一个现象一定出现，即构建一套二者间的蕴含关系理论。
科学目标二： EN可控制 实验检验理论模型的效率（6+7）
这是理想世界中的科学目标。现实世界中M与N和E与M这两组关系之间往往是偏离的，即不是重合的或者不是严格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是图4中的7种关系。
如何度量偏离以上两个理想的科学目标的程度？
图4中（3+6）部分是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不相关的程度的度量，即将没有体验过的或不存在的现象建模（如大概70%的经济学模型都是不相关的模型）。
图4中（2+6）部分是实验与现实无关的度量，即可以被控制但与现实无关的度量。
图4中（2+4）部分是实验与理论不相关的度量。你可以构建一个很漂亮的理论模型，但根据你的理论模型做实验所得的实验结果与你的理论无关。大量的脑科学实验相当程度上否定了经济学的理论模型。经济学家们努力了50年建构出的理论大厦有（2+4）这么多的部分因为经由实验证实与其效用无关而被推翻了。
方法论的补充说明——物理学家可以有E，经济学家也试图有E，其他社会科学家则从体验到的N辨识想象中的E。社会科学面临的困难在于许多体验是无法观测的，是罗素经验三分类之内省经验。内省经验也可以对应于我刚刚解释的七个部分来构建其想象中的研究方法。
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述
我总结了过去一年半的《中国社会科学》，总体而言，我国近30年来的经济研究获得了显著发展。在我所阅读的文献资料中较好的经济学文章中有70%是“计量学”的；其余30%的经济学文章属于弗农•史密斯三个圆圈中的（5+7）部分，而（5+7）部分中好的文章主要使用计量学方法而不是分析方法，即，运用统计计量（呈统计相关性）而非分析计量（呈逻辑因果关系）。
（一）如何用计量方法表达中国经济中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在天则会议关于改革30年的评价问题的探讨中，我选取了两位经济学家的发言稿，他们都采用了统计相关性：一位是张维迎，其最重要的一组方案是把中国按省的经济发展指标作散点图，在基尼系数（纵轴）和国有部门占地方的比重（横轴）的相关性分析中得到“高国有部门比重对应高基尼系数”这一统计相关关系。张维迎从经济学家角度，由这一统计相关性得出“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结论；当然，从哲学家的角度，也可反之推论，即“收入分配不公→需要扩大国有部门比重来管理”（这种推论有悖于经济学思维，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样的因果律如同“有雨就有云”的推论一样荒唐）。另一位经济学家是樊纲，他把1995年至2005年间全国GDP的历年增长作为因变量，运用回归分析后发现“公共管理的行政开支”的影响达到-1．7，是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行政开支是8 000亿元左右，而同期的军费开支只有3 000亿元左右），从而得出“行政开支庞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减缓”的因果律。
应当注意，张维迎和樊纲的研究只是提供了统计相关性，但两位经济学家发言的结论“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行政开支庞大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减缓” 表达了一种因果相关性。这种因果相关性的结论是不能为他们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所支持的，只是二人作为经济学家所引入的假设，所以，他们应明确指出其结论只是一种假设。
受经济学思维影响，依照经济学理论传统经济学家会承认不荒唐的假设。当看到上述两组统计相关性时，经济学家就会认可并把其模型映射到N，即经济学家会相信因果律的链条是从“国有部门所占比例过大”映射到“收入分配不公”或者是从“行政开支庞大”映射到“国民经济发展减缓”，类似于相信“有云所以有雨”而不是“有雨所以有云”。你需要运用哲学思辨才能明了，统计相关关系和逻辑相关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套关系，这样你就可以理解M和N之间是存在映射的。
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用的“计量学”（metrics）是统计的还是分析的？前者只是呈现“相关的”因素（可以是现象各层次），后者只呈现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二者截然不同。
常见的情形：同一统计相关关系可以有许多套逻辑关系。统计相关关系表达为{A-B}，表示A和B之间有统计相关性（即事件A和B同时出现并可以被体验到），其条件概率为P{A∩B}＞0，是A和B同时出现的数学表达。逻辑关系表达为{A→B}或{B→A}，前者的条件概率是P(B/A)＞0，后者的条件概率是P(A/B)＞0。当某个因素是“可控”时，可让A消失，观察B是否仍然发生；或者让B消失，观察A是否发生，从而断言（以某一程度的确信度）“A→B”或“B→A”。这就达到了可检验的要求，就是“科学实验”。一切研究的“科学性”都源于此类实验（真实的或想象的）。例如，“有政府开支的扩大所以有了基尼系数的上升”这个模型，你若相信这个映射，并赋予它条件概率，这个理论模型就是可检验的，再通过某种技术把它变成可控的就进入可实验集合E。
所以，经济学家或是任何一位试图用计量学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需要做的无非是，在体验的世界N中，用{A-B}表示A和B之间有统计相关性，并把{A-B}变换成{A→B}或{B→A}使之成为可检验的，完成理论论证的过程进入M；之后，通过实验的技术手段使之成为可控的将之推入E。这个过程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就是我为大家呈现的一切西方学术传统，如图6所示：
从图6所呈现的西方学术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并没有提出道德性判断参见韦伯两篇著名的演讲录《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的两种区分。，即，西方学术传统是道德中性的。图6中虚线内部代表所有进入西方学术传统的人物或事件，是“amoral”无道德判断的；虚线外部代表有道德判断的部分。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有道德判断的传统，如《春秋》。这是中西学术传统的本质差别——中国学术传统本质是描述的（descriptive）和道德地评价的（morally evaluate）；而西方学术传统本质在于它是建构的（constructive，不仅有描述还要求控制）和想象地实验的，见图7所示。想象的实验，如果是物理学家，可以构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果不是物理学家，就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参见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想象力是评判社会学家的标准）。社会学家要运用想象来构造实验，这也是科斯的伟大之处（科斯擅长运用想象作思想实验）。
（二）中国社会科学文章述评
我所阅读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近期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经济学主要是计量学在中国的应用；第二类是1917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如程恩富、孟捷等人的文章；第三类是经济学之外的诸学科（如社会学等等）用其特有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的问题的文章，如李忠杰的文章。
第一类文章是西方经济学主要“计量学”在中国经济的应用，是我国经济研究中较好的一类文章，作者致力于用统计的关系把其在中国经济现象中所感受到的重要性表达出来，其所表达的重要性主要是研究Agnes Heller美好生活三维度之发展维度的“发展”问题。当然也有许多不问“假设”只顾计算的糟糕文章。
第二类文章是受1917年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影响的，反映了中国人的痛苦（指被corner，无路可走，感到“无地彷徨”）。例如，中国是否需要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家们是既爱又恨，于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长”出大量的文章，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这类文章反映了一些中国社会科学家在Agnes Heller美好生活三维度之“正义”维度上所感受到的中国情境内的无法消解的痛苦。
我们结合《中国社会科学》的几篇文章来具体分析。程恩富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1）．一文中表达了他所感受到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痛苦”——“四大理论假设”。第一个假设，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即企业家不创造价值，如果企业家劳动那么他创造价值，否则就不创造价值。第二个假设，利己与利他经济人假设。既有利己经济人，也有利他经济人。第三个假设，资源与需要双重约束假设。不能无限发展，因为受到资源的约束；同时，资源也受到需要的约束。第四个假设，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同向变动假设（对于这个假设，我有疑问，既然公平和效率是冲突的又如何能同向变动呢？）。此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并引发了争论，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方兴起方兴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理论假设——对程恩富教授‘四大理论假设’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8，（2）．和许兴亚许兴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如何看待“经济人假设”——与程恩富同志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2008（2）．针对程恩富的观点提出异议。从这一方向中涌现出的较好的作品还有孟捷孟捷．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7，（1）．的“经济人假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篇分析见地很好的文章。
第三类是经济学之外诸学科（如社会学等等）用其特有的语言所表达的中国的问题的文章。如李忠杰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的“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就是一篇运用了法学、工程学、系统学等学科的语言来表达的很有见解的文章。
（三）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概述
1．经济学（此不赘述）
2．社会学
社会学家拥护一切经济学家所反对的问题，如“中国意识”问题什么是中国意识？参见林毓生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意识危机》。。社会学家的研究最富有“中国意识”，但受限于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总给人以“支离感”。
从学术评述的角度看，很有“中国意识”的文章，如赵旭东的“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是探讨知识或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及其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相互间的作用关系的一门社会学学科，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等等。1924年，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知识社会学”（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舍勒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和《知识形式与社会》被视作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学转向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的结果。张东荪是将知识社会学引入中国的先锋，也是中国“知识社会学”的创建者。其《思想言语与文化》（《社会学界》第10期，1938年6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一文，表达了对梁漱溟等学院派在30年代用出家的精神走入中国乡村作农村建设举动 “晏阳初模式”是晏阳初基于平民教育的原则进行四大教育、四大建设，进行乡村系统改造，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平民教育推动乡村建设的科学化。梁漱溟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解答中国社会发展这一难题。他认为伦理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认为文化失调是中国积贫积弱之病根，以此为基础对乡村组织建设提出了“合作社理论”、“政、教、富、卫合一论”等乡村建设理论，其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即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卢作孚以实业模式推动了北碚地区的乡村建设。三者引领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批评与作者本人的无奈。赵旭东指出，梁漱溟等学院派学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中国乡村的落后，他们认为是中国乡村出了问题所以要改造乡村的落后状态。而以“知识社会学的反思”进行研究，是因为赵旭东认为梁漱溟等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学院派的无奈，是应当批判的（当然梁漱溟等人的这种以出家的精神作农村建设的行为是高尚的，其人格是伟大的）。即赵旭东认为，中国的落后不在于农村的落后，而是在于知识分子没有反思至足够深的程度。当然他并非赞同乡村应保持落后的状态，对于这个问题，他也很无奈，很彷徨；但是此文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反映出很强烈“中国意识”的一篇典型文章。
此外，请注意，由于受制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即便是中国社会学家也是西学的，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最乡土味的书”，但此书仍然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框架。
但是西方社会学的整体状况是支离破碎的，“支离感”（fragmentation）反映了西方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即意义的破碎。社会学不似经济学帝国主义有统一的原理，它是大致分为五六个不同的学派，每一派都坚信自己这一派反映了西方人生存的基本状况或最重要的意义，并据以相互批判。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的“群性”，韦伯所谓的“社会”是“集体行动及意义”，其中，“行为”是可实证研究的，但“意义”只可“神入”或“同情”地理解，这是韦伯社会学的复杂性。韦伯说，上帝死后，西方人的社会就陷入了“诸神之争”。 所以，“支离感”是西方“群性”的现状：意义的破碎导致群体文化认同的支离破碎以及社会内的冲突，价值观冲突使社会学研究日益远离“科学”。
应当注意，中国意识反映了中国人的意义，西方意识反映了西方人的意义。当中国社会科学家特别富于中国意识时，实际上他们也特别远离了西方社会科学，这也使得他们越发无法实证，这是一个困境难题。
3．法学
中国的法学几乎完全是在本土政治土壤内生而成的，所以它不能被称为“法理学”，而只是“法条学”。
什么是法理学呢？想要理解一门学科，关键是抓住其基本问题。
“法理学”（Jurisprudence）的基本问题——群体共享的“正义感”参见1976年Glasgow出版的Adam Smith六卷本之卷四的讲解。如何外化为“规范” （当群体有共享的“正义感”时它未必是法律，必须是外化为规范时才能成为正当的法律）？其根本议题（issue）是当群体共享的“正义感”外化为行为“规范”时，可能会压抑群体内不同个体的创造性。
奈特（Frank Knight）在1946年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
这是西方法理学（中国没有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即，在不压抑自由、不压抑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的前提下，正义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或者正义感在多大程度上不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规范？这是法官主要处理的问题。
所谓黑格尔的“法权”是“法律的权利”（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就是这个法权）。德文是“Recht”，英文“Right”。“ Recht”和“Right”在印度欧罗巴语系中共有同一个词根“Ritam”。“Ritam”被吠陀学派（the Vedas，古印度最深奥的一批哲学家）用来表达对宇宙本质的洞悉吠陀学者致力于认知宇宙的终极真理——“Ritam”，然后便可以从心所欲而天然有道德。这一认知终极真理的过程被置于道德行为之后，后来演化为两大派系，一派“穷理”，一派“体认”。有观点认为“体认”一派传到中国成为“禅宗”。，认为只有当你洞悉宇宙的本质时你才获得行动的权利 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上篇）［M］．《公共论丛》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96。“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新版本的解释，Ritam在吠陀学派思想体系中相当于老子和孔子所理解的“道”。人必须通过对宇宙的道或Ritam的“格物”式的理解，方能领悟人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和意义，方能把握住“德”——正确的人际关系。这是我们能够从现存文献中找到的人类最早的“格物、明德”的道德哲学。对于吠陀学者来说，如果你理解了“Ritam”，你就有了权利去行你要行的事，你就有了孔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所以，理解世界比改造世界更为重要。这是“Right”一词的古印度词根的解释。
后来，Right一词由古印度词根“Ritam”衍生而出到现代成为“权利”，是从词源学的历史角度让整个学术界公认“任何权利必须先正确（这是周其仁的一个重要观点）”。故，所谓“right”（法权），必须“right”，即应具有韦伯的“确当性”（legitimacy）。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发表文章的共同领域是产权领域，这三类学者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接近产权问题。“产权”是一种法权，它应该是确当的才可成为较少被压抑的，但这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Pro-market，如盛洪 盛洪．一个跨时代的谎言［J］．读书，2002（2）．提倡鼓励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认为“只要允许我们自由交易……这个世界就美好了”。
社会学家——如孙立平认为所谓的产权不过是拥有政治特权的“全能集团”，不是阶级，而是集团；不是特权，而是全能。
法学家——法学权威（authority）是逐层传递的。例如消费者权利，当发生医患纠纷时，患者究竟有没有把医疗服务当作消费品的权利？卫生部立场上的法学家认为医疗服务不能作为医疗消费品。这种观点完全是从宪法条文中推出来的法条学的体现。现在有一派年轻的法学家试图通过“法学阐释主义”把宪法条文阐释成为他们想要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改良。这是法学发展的现状。（有法学家认为法学的不发达受制于其研究学者的能力，这是弗农•史密斯的三个圆圈中的一个错误的model，也可以说是一个“有雨才有云”的理论，但这就是这位法学家看问题的方式。）
4．政治学
在中国几乎是“政治思想研究”而不能成为“政治科学”。
政治学类似于法条学，目前只是一门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科而不能成为政治科学。政治学家对于政治学不发达现状之原因的看法不同于法学家，即认为不发达的现状不是因为受制于其研究学者的能力或智商（政治学家的智商普遍很高，如崔之元 崔之元，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1963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应用数学系。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崔之元参与了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著作的早期翻译，1984年崔之元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尝试——顾准著<希腊城邦制度>述评》是当时国内为顾准作评价介绍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而是这一学科长期遭受迫害导致的结果，这也与我们《财经》编辑部曾经做过的对中国社会学家现状调查分析的结论相一致。
5．教育学
教育学我之所以有资格谈教育学，是因为我早在2001年就对教育学状况有深刻的感受。参见汪丁丁．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1，（1）．在中国发展的很早，但一直都呈很弱势地发展。当然有内因影响——中国有更强大的教育传统、如儒家传统。而西方的教育学类似于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学科，这一点是不同于经济学的。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加人的收入、研究人的财富的行为，是间接面对人的学科。从事中国教育的学者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差异有着很痛彻的感受。中国资深的老一辈教育家们对中国教育学的现状是无奈的，因为要用西方的范式来表达中国教育家最痛彻的感受，是很难的。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在他过去的十几年中接受的都是中国教育传统、是中国文化产物的中国孩子而不是西方传统熏陶下的西方孩子，现在你用西学的方法来教育他，势必是会失败的。所以，中国教育的失败是双重的。首先是“五四”以来西方新学制度造成的失败，这是原生的失败；其次是中国教育学从传统到现代化转型的失败。中国教育学的弱势是因为其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太尖锐，中国教育学者们既不喜用西方的表达，又不得不用西方的表达，这让他们无所适从。
中国的教育学研究中只有教育史的研究可以得到“211项目”。例如郝大海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6）．的“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此文研究对象的时间窗口为1949年到2003年，是长时间的历史研究；并采用了最具合法性的计量方法来表达中国的城市教育在各阶层之间的分布与变迁，指出教育分层最小化政策失败及分层趋势转强，扩大了社会两极化。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分层是西方的理论。在西方，贵族有贵族的教育，贫民有贫民的教育；黑人有黑人的教育，白人有白人的教育；社区都是由“Tiebout Theorem”（梯伯特定理）定义而来的。用Netlogo仿真演示谢林模型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与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同获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为什么有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可以和平地解决冲突，而另一些国家、团体和个人却不断地被冲突困扰呢？感谢奥曼和谢林的研究，为这一自古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带来启迪。”早在1994年，谢林就成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约翰•豪尔绍尼(John Harsanyi)、约翰•纳什(John Nash)和莱因哈德•泽尔藤(Reinhard Selten)三人分享）的热门候选人。谢林将宏观的集聚行为解释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博弈均衡解(MPD)，被理论界视作谢林模型，用于城市、区域和种族隔离等问题的研究。著有《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冲突战略》，《武器与影响》等等。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书中谢林展示了个体动机和个体行为（即微观动机）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个体行为所导致的宏观结果以及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并探讨了是否可能从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论出隐含的微观动机，即谢林模型。的运转原理，我们可以观测到社区是如何在用脚投票之后自动分成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的。黑人社区的学校是黑人学校，白人社区的学校是白人学校，双方的价值观、行为等等是显著不同的。这是教育分层理论，是教育学的显学。
三、结 语
近年来在国内大学兴起“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其中，“社会仿真”与“实验室社会科学”或许最有潜力。目前最严重的阻碍来自社会科学内部，即急功近利的市场化倾向与科研管理的官场化倾向，构成“最坏的组合”，可能使国内学术停滞或后退两代人。
（责任编辑：杨全山）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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