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状论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经济现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法律经济学的发端、成长、发展是近50年来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一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一块新的领地。法律经济学在我国法学领域出现是近20年的事情，并呈现出其特点。笔者于此对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粗浅分析，以其与法律经济学的专家和学者共勉，推动我国法律经济学的快速发展。

第一篇：中国经济现状论文

中国体育营销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摘 要：体育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从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着重分析其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现状;存在问题;解决方案

一、 总论

体育经济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是指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各项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極大地增强了体育运动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体育运动也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犀利的商家看中了体育运动所带来的极大地利益，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各种类型的体育产业的兴起，推动了我国体育经济的迅速发展。

体育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地开展，大力发展体育经济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二、现状

总的来说我国的体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我国体育产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展速度快，前景明朗，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我国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产业结构不合理

根据“消费决定论”的观点可知，体育消费决定了体育市场，体育市场决定了体育产业，体育产业决定了体育经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与日俱增，这种增长不仅是在数量上，更是在质量和种类上。体育消费的增长则要求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必须适应其发展要求。但是在我国，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方面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产业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在体育产业链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中介产业缺位;作为整个体育产业基础和带动体育产业升级原动力的核心产业，因垄断经营而缺少活力;本土体育外围产业在迎来国外强大对手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使得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失衡陷入发展困境等，这些不合理导致了我国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发展的滞后。

2.企业组建模式不合理

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将我国国内参加职业联赛的体育俱乐部分为两类：一类是联合型的，其主要特征是是由企业和当地体育行政部门组建而成;另一类则是联合股份型的，它是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和几个企业工头投资，共同分配股利的股利型俱乐部。因此，从我国体育俱乐部的总体特征来看，我国的体育俱乐部都是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和企业共同出资的。这种组建模式有一定的好处，比如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增加社会财富，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但是它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比如这种模式就容易导致一个国家的政企不分、俱乐部的具体产权、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问题。除此之外，政企不分也容易出现权责不分、难分的局面。当俱乐部出现问题时，企业和政府容易将责任推向对方;而做出一点成绩时，则各自争光。此类问题对于体育俱乐部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甚至还会对我国体育产业、体育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

3.体育产业缺乏竞争力

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就是战争和落后。中国真正的开始走上经济建设的道路则只能够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算起。从1979年到现在也只有短短的30多年，而具体到体育经济则就是更加晚了，所以起步晚是我国体育产业的一大特点。虽然是我国体育经济起步很晚，但是就目前来说，我国体育经济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够忽视一点，那就是我国体育产业严重缺乏竞争力。这主要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分析：首先，我国缺乏全球知名企业，与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体育经济方面知名企业真是微不足道，因此在很多国际性的重大赛事，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名权、指定性产品等一般都由外国企业来担任或生产。其次，我国体育经济规模小，甚至很多企业难以走向规模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资金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过多的干预了市场。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述了我国体育俱乐部的主要资金构成：是由企业和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共同出资的。政府出资了，那么在具体的运营过程中，它也容易对其进行干预。这是十分不利于体育俱乐部的发展的。第三是我国的体育产品缺乏竞争力。我国的体育用品很多是由处于积累原始资本的小本经营阶段的小企业制造的。而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经营理念落后，导致产品质量不高，根本就无法与国外“名牌”竞争。而体育服务很多是由中介公司承包的。中介产业经营水平低、服务质量差，难以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致使整个体育产业缺乏活力。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严重缺乏竞争力。

三、解决方案

对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进行解决：

1.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的体育产业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为了使其更加适应和促进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就要适时的调整产业结构。那么我国体育产业的调整方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完整的体育产业链应该包括3个层次包括核心产业(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业)、中介产业(体育经纪、体育传播业)和外围产业(体育用品、体育建筑、体育旅游业等)。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对于这三方面的调整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创建我国体育产业的文化理念与品牌意识。此时，我国的体育经济之所以还如此落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体育产业的文化理念与品牌的意识，所以我们要树立起打造自己的文化理念与品牌意识。

二是努力打造出自己的特色。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世界很多国家都愿意在我国生产加工产品，因此我国的生产工业和加工工业十分发达。但是若是想使得我国成为发达的体育经济国家，仅仅的中国制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中国创造，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产品和品牌。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体育产业系统。体育产业链的三个参差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根铁链的各个铁环，它们是环环相扣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条链条上，若是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整个产业链也都会断掉，出现整个产业瘫痪的局面。正确处理好三层次之间的关系在整个体育产业中显得尤为重要，其三者关系应该为：以核心产业为核心，积极举办各类体育健身娱乐和体育竞赛表演活动;树立起自己的文化理念与品牌意识，努力打造出自己特色产品和品牌;充分利用好中介产业，积极发挥其宣传职能，使其更好的为核心产业和外围产业服务。

2.处理好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对体育企业的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不仅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气，同时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若是对其进行太多的人为干预反而对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是政府要加大对体育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植力度。总的来说，我国体育产业起步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水平低，若是一味地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对其进行适当扶持的话，那么我国体育经济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则是遥遥无期。政府可以发挥其宏观调控的职能，从如下几个方面對我国体育产业进行扶持。;一是要规范现有体育 产业中的税制、税率及征收年限;二是要尽快制定体育投资法规，规范财务运作，确保体育投资者 的利益，如允许企业对体育的赞助费记入成本;三是要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分散的体育场所，实行土地置换、盘活存量，集中建设，以利于体育经济的综合开发。 四是要赋予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广告权。只有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牵起来，才能够是我国体育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3.增强企业竞争力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主要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外部竞争，一是外国的体育企业，二是休闲娱乐市场上的文化企业。这两方面的竞争虽然不同，但却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都造成了极大地影响。要想使我国体育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迎接这些挑战，努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要增强我国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如下途径具有很强的可行性：第一，积极的学习外国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第二，继承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管理经验。第三，积极运用新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

四、总结

体育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确处理好体育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保持我国体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以上方案对于解决体育经济在发展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柳秀兰.中国体育经济发展之路初探[J].新西部(下旬.理论版). 2011(02).

[2]张琦.浅议我国体育经济的现状与发展[J].商场现代化. 2010(26).

[3]赵静.论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问题[J].价值工程. 2011(21).

[4]黄超，胡美兰.我国体育经济发展中的结症与出路[J].商场现代化. 2008(18).

作者简介：李响(1977- )，男，内蒙古赤峰市人，硕士，中国医科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学

作者：李响

第二篇：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现状分析

法律经济学的发端、成长、发展是近50年来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一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一块新的领地。法律经济学在我国法学领域出现是近20年的事情，并呈现出其特点。笔者于此对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粗浅分析，以其与法律经济学的专家和学者共勉，推动我国法律经济学的快速发展。

一、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及综合分析之后，笔者发现，目前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现代法律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引进、相关理论的介绍评析、应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我国现实中的法律问题以及对一些经典作家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及分析方法的阐释等几个方面。

1.代表性法律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引进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一部分代表性的法律经济学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及《正义/司法的经济学》、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的《法和经济学》、罗宾·保罗·麦乐怡的《法与经济学》等。以上著作的引入，一方面为我们全面理解诸如什么是法律经济学、西方学者是如何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学者进行法律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学术向导和理论指南。同时，这样一个翻译运动也恰恰说明我国国内对这一理论的内在需求。

2.对法律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评析及应用

与翻译运动并行的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法与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借鉴、评析。尽管对西方“法和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借鉴、移植最终不能代替对中国大陆“法和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但这些研究毕竟为我们了解法律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条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思想渊源、分析方法、基本内容、基本特征等提供了方便，而且其中也有一些不乏理论价值。

3.对斯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研究

比较而言，国内对斯密、马克思、康芒斯等经典作家是如何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这一问题研究不是很多。在法律经济学发展历史上，斯密、马克思、康芒斯等先驱们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们究竟是如何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跟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新”法律经济学比较而言，他们各自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又有何异同？他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分析法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吗？如果有，这些关系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等等。有关这些问题，国内学者研究得比较少。

二、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分析

1.从国内法律经济学的论文来看，理论性的文章居多，真正提出有建设性的、能够为实务人士所用的论文较少。

据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界已经出版的文献所做的不完全统计：（1）就学术著作而言：中国大陆已出版的法律经济学译著和专著，由法理学专业人士翻译和编写的论述法律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法理学著作有25部，而由部门法专业人士翻译和编写的论述法律经济学实务应用的部门法著作是8部。（2）就学术论文而言：据对中国学术期刊网1994-2005年（搜索的关键词或篇名是法律经济学；搜索的栏目是法律政治类）论文统计，关于法律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论文有265篇，关于部门法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论文有63篇。可见以实务研究为基本特征的部门法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远远滞后于以理论研究为基本特征的法理学的法律经济学研究。

2.我国法律经济学实务性研究成果稀缺。

在中国，法律经济学至今仍主要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法律经济学实务性研究成果稀缺。虽然有所谓法律经济学应用的法院案例，但充其量是一种法律经济学的事后注释。两相比较，我国实务界对法律经济学的“忽视”既是我国法律经济学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包括理论和实务的深入研究。

3.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缺乏“实务应用”的独立呼声。

相对于国外法律经济学在实务中的广泛应用，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其“实务应用”的独立呼声，即使与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相比，也落后甚多。就以关于法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文章来讲，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已经开始经常就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展开详尽的法经济学分析，而大陆学者往往甚少。

三、中国法律经济学实务研究缺失的原因

1.从法律经济学知识供给的角度来看

（1）注释法学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法学研究和教育而言，其前20年大致可以看作是树立法学知识专业化形象的时代。出于对之前政法不分状况的担忧，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法律教学与研究，大多数法律教学与研究都主张法学存在其自身的专业性，特别是部门法的研究更是强调部门法学自身的法言法语。这种实务教学与法言法语也与借鉴日本、德国、台湾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言法语著述的法律传统原因有关。因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颠覆法学自足性，试图用另外一种学科的语言来取代法学语言的学术尝试，虽然其在法理学界作为一种思潮和方法尚可以被容忍，但要将其引入部门法实务问题的研究，对于那些掌握部门法理论和实践话语权且热衷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特别是对于仅有法学专业知识而基本不具备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社会盛行“潜规则”和法律实务中对成文法律的“变通适用”，但是在法学研究中，因为受注释法学传统束缚，国内法学界更加注重法律条文的文字和规范解释，而忽视法外之法（如各种法律的“潜规则”）的研究，而且这种注释法学传统又从所谓“司法独立”、“法官非行政化”的现代法治理念中找到了依据。于是，侧重法律条文以外因素研究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被视为一种与实务关系不大的法理学研究，其虽然有学术价值，但不能直接解决实务问题。而且，受注释法学传统的影响所导致的一种学术研究思维惯性，使得我国对国外法律经济学论文和书籍的介绍中，往往是侧重规范性、理论建构的文献，对于从实务角度出发的、不那么“诱人”的文献则介绍不多。

（2）法律经济学研究自身在实务应用上也存在不小的困难需要加以克服。抛开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问题不论，法律经济学在具体实务研究时也存在“操作化”困境。特别是不少主流法律经济学论文（主要由具有经济学教育和学术背景的学者撰写）过于看重理论化的经济学模型，过于重视经济学自身的逻辑性，在对法律现实的提炼上走得有些过头，显得过于理论化和模型化。而一门学科如果过于理论化，人们就会只是就其他理论家提出的问题展开研究，而不是试图为理解真实世界而提出的疑问提供解答。另外，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形式化和数学化的风气常常也不当地影响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导致不少法律经济学研究在“符合科学性要求”的同时，却“偏离了所要分析的基本目标，无助于对法律制度进行精确解释，其结果无非是将语言的模糊（传统法学最为人诟病的地方），转换成了数学公式中的‘变量’。”（参见郭振杰、刘洪波:《经济分析法学方法论的贡献及局限》，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当然，更为具体现实的一个原因是，绝大多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法律专业教育背景，是他们运用经济学的一个知识和语境障碍。虽然越来越多的民商事审判需要法官掌握愈来愈多的经济学专业知识，但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专家型法官不等于专家，所以解决实践中有关经济专业问题所需的经济学专业知识，主要应依靠经济学专家，而不应依靠掌握法学专业知识的法官，否则民商事审判就成为“经济学研讨会”了。

再从我国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路径来看。虽然国外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基本定型，但我国的法学界在当时除了有一些很简略的介绍之外，如郭振杰、刘洪波:《经济分析法学方法论的贡献及局限》。法律经济学的介绍与推广主要由经济学家来完成，而法学界在法律经济学问题上至少在9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由此，可以想象的是，以经济学家的立场出发，他们对法律经济学的介绍所戴的经济学“眼镜”必然不会有太多的“法言法语”，关注的问题自然也是经济学味道很重，缺乏法学语境，难以得到法学界的回应。而我国的法律经济学发展也因此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由于语言的限制，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在近10年不得不大量依靠经济学家选择、翻译和介绍的国外文献，不能从法学家的视角去选取自己需要的资料，从而也就导致了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重经济学理论，轻法律实务研究”的特点。

2.从法律经济学知识的实务需求的角度来看

法律经济学知识在实务界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立法者、执法者与司法机构。但是，在我国，这三者对法律经济学知识的需求都不太旺盛，所以，对法律经济学知识的实务需求不足也是我国法律经济学缺少实务研究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就立法而言，我国的立法机构还远没有实现专业化，立法过程还不够透明，立法机构进行立法通常是闭门造车，加之我国在法治建设初级阶段的立法也是更多“借鉴”而少原创性思考，这样，作为对法律条文背后人们行为更加深入思考的法律经济学知识对于立法过程来说自然就可有可无。

另一方面，从与法律人联系最为密切的司法界和律师界的需求来看，我国司法界和律师界对法律经济学的需求也同样不强。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法学教育继受的是大陆法系的传统，大学法学教育呈现出不恰当的法学“专业化”，缺少对法科学生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就使得主要由法科学生组成的司法界和律师界将法律视为一门纯粹的技术工具，认为法条背后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可有可无；二是我国司法界和律师界更多地关注“纠纷解决”而非“规则之治”，更多地关注“合法”而非“合理”这一消极、被动的法律适用传统，特别是我国法院审判活动不是如英美法系审判活动所表现的“造法”活动，所以我国法官无需像英美法系法官那样引经据典为自己的判决“造法”的观点辩护，并将法律经济学这类“法外之法”知识写进判决书中。也正是由于法官将法律经济学作为一种与法律适用无关的“题外话”，相应地律师也就很少将法律经济学这种“法外之法”写进自己的代理词或辩护词中了。

（作者单位：井冈山学院政法学院）

作者：江胜才　肖子华

第三篇：中国失地农民经济适应现状与对策

[摘要]文章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失地农民经济适应状况进行调查，调查集中在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和生活评价等几个方面。研究表明：失地农民就业状况不甚乐观，收入状况不是很理想;人力资本是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制约因素;失地农民就业权益保护不充分，政府作用欠缺;失地农民对目前的经济生活状况满意度不高。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优先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引导失地农民转变观念，培养其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建立以社区互助组织为核心的社区支持系统，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就业培训等。

[关键词]失地农民;经济适应;政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郊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越来越多的农民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失去了土地。伴随着从失地农民到城市居民这一身份的转变，他们也经历着经济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的核心是实现社会适应，而经济适应则又是社会适应的关键所在——毋庸置疑，获得必备的生活资源是个人社会适应的基础。及时了解失地农民经济适应状况是政府关注民生的重要体现，是政府科学制定公共政策的前提条件。

一、文献回顾

失地农民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学术界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角度对失地农民问题展开研究。向德平、王志丹(2012)认为。从个体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过程是一个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李苏(2012)的调查显示，回族失地农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接近于“入不敷出”状况，居住小区环境恶劣，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身份认同处于模糊状态。张晨燕、胡伟艳(2012)通过对杭州市郊区失地农民的深入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分化现象严重，自评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性降低，工作满意、家庭收入及补偿满意成为影响失地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建议通过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强就业服务和提高社区经营能力，提高失地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张晖、温作民、李丰(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再就业培训、家庭非农劳动收入等对失地农民就业(包括被雇佣和自主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提出了完善就业培训体系、社会保障体制、扶持失地农民创业等政策建议。郝丽琴、王淳(2012)认为，失地农民对目前从事的工作的满意程度一般;大部分农民在失地后对生产劳动比较适应;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失地农民对生产劳动活动的适应性越强，不适应感越弱。王晓娟、王利(2012)认为，促进失地农民城市适应，需要引导失地农民的主体性建构，加大政府部门的政策促进，呼吁市民群体的社会接纳，注重居住社区支持系统的构建。曾亿武、杨泽楷(2012)的研究表明，当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满意度较低，为提高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的被征地意愿，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开展养老和医疗保障工作等。慈艳艳、高朋(2012)认为，失地农民的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政治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生活方式五个方面均发生变化，政府应通过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以及加强社区建设等措施，对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进行调适，化解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危机。邓大松、王曾(2012)从失地农民经济状况、获取资源的能力、福利水平再生、福利补偿和社会保障损失五个指标，衡量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福利水平。他们对广东省佛山市周边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失地农民相对收入减少、对征地补偿满意程度低、职业发展困难和社会保障明显不足等。安海燕、洪名勇(2011)以贵州省站街镇为研究对象，对目前工业征地造成的失地农民的生存现状以及征地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从信息完全化、补偿金社会保障安排、刺激就业积极性等方面提出对策措施。黄建伟(2010)发现失地农民在失地前后就业特征有所变化，并在就业方面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就业岗位更换频繁、维权意识令人担忧、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市场导向意识不强、自主创业障碍较多、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因而，加强教育培训、实现充分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借鉴成功经验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出路所在。

二、调查基本情况

(一)调查范围、方式和内容

本次调查的范围为沈阳市两个主要的失地农民社区——地雅社区和正良社区。调查对象是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社区成员。本研究主要采用抽样调查方法，通过发放结构式问卷收集资料，并由访问员协助被调查者填答问卷。调查实施的时间为2012年10月。具体的抽样过程如下：在地雅社区和正良社区，每个社区随机选取100个被访对象，共访问200个被访对象。问卷包含调查对象自然状况、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和生活评价等情况。

(二)样本的基本情况

从性别上看，在200个被访对象中，男性104人，女性96人，分别占52%和48%;从年龄上看，16～25岁占10.5%，26～35岁占20.5%，36～45岁占18.5%，46—55岁占16%。56～65岁占22.5%，66岁以上占12%;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占11.0%，已婚占73.5%，离婚占7.5%，丧偶占8.0%;从文化程度上看，小学及以下占28.2%，初中占31.8%，高中或中专占27.2%，大专及以上占12.8%，高中或中专及以下累计占87，2%。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

失地农民就业状况不甚乐观。一是失地农民就业难，近四成的失地农民没有工作(占39.9%);二是失地农民就业质量不高，有稳定工作的仅为38.4%，另有21.7%从事着不稳定的工作。人力资本是制约失地农民就业状况的主要因素，如学历、年龄、身体状况等，因而，失地农民从事的行业多为对人力资本要求不太高、进入门槛比较低的行业，如批发零售、餐饮住宿、娱乐服务业等。

从月收入情况来看，失地农民的收入状况不是很理想，一半以上的被访对象的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累计百分比为61.5%)。工资性收入仍然未能成为失地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仅有20.8%的被访对象认为工资性收入是其主要家庭收入来源)，相比之下，选择土地补偿金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的被访对象却占25.1%。这种家庭收入的现状显然容易造成“坐吃山空”的结果，家庭收入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雇工是主要的就业形式(占77.6%)。从获得工作机会的途径上来看，通过个人的关系网获得就业机会占最大比重(占37。5%)，而政府在帮助失地农民获得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占3.4%)。在就业权益保护方面，对于雇工形式的就业，仅有不足一半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占46，8%);而对于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仅有40，8%被访对象的用工单位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

从总体上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尤其是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是失地农民参与的主要保险计划，分别占22.1%和23.5%。

(二)人力资本状况

人力资本是就业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性会进一步显现，“低人力资本存量”的现状对失地农民的就业约束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调查结果验证了这一判断，并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失地农民低就业率的现状。被访对象的文化程度偏低，“高中或中专及以下”累计占87.2%。失地前，绝大部分被访对象没有参加过劳动技能培训(占92.9%)。学习意愿不高，只有27.1%的被访对象愿意自学一些必要的知识，而72.9%的被访对象则选择不愿意。绝大部分被访对象(占90，4%)在失地前不具备除农业生产以外的“一技之长”(如厨艺、电工、焊工、驾驭、教师、美发、木匠、汽修、钳工等)。在失地前，有过城市工作经验的被访对象仅占两成多(23.2%)，56%的被访对象对城市生活并不向往。在劳动技能培训方面。失地农民接受的培训分别来自职业技术学校(占16.3%)、所在社区(占34.7%)、政府(占12.2%)、民间组织(占16.3%)、企业(占122%)和其它(占8.2%)。从培训费用上看，免费得到培训的占60.4%，付费的占39.6%。

(三)经济生活状况评价

总的来说，被访对象对目前的经济生活状况的满意度不高，判断为“一般及以下”的累计占66%。导致被访对象对经济生活状况不满意的因素主要有生活成本、经济收入和工作环境。此外，交往圈子、消费环境、社会地位也是被访对象提及的因素。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取代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生活成本角度来看，由于以往自给自足的食物供应方式不复存在，食品消费成为一项重要的生活支出，而近年来物价的持续走高无疑更加重了失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城市生活带来的其他生活开支，如物业费、交通费等也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此外，医疗支出、教育支出的增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目前的收入，被访对象认为达到“比较合理的水平”的累计只占42.9%。由于就业状况不乐观、收入状况不理想，加之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导致被访对象对目前经济生活现状评价不高。

四、对策建议

失地农民的经济适应问题是其社会适应的核心，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从历史角度看，失地农民就业过程中遭遇的人力资本瓶颈与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关系密切。长期以来，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等社会安排方面，农村居民一直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如今，被裹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单凭自身的努力来完成经济适应必然难上加难。考虑到历史原因和现实的需要，政府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建构支持体系，向失地农民提供资金支持、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等，帮助失地农民应对各样风险(如劳动力市场排斥等)，加快其经济适应过程，助其融入市民社会。

(一)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

政府要以提供技能培训、信息服务、就业或创业机会为重点，为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创业创造有利条件。首先，要强化劳动技能培训。创新培训模式和工作机制，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和多主体的劳动技能培训。积极调动政府、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整合优势资源，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建立各种科学的机制来确保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质量和就业质量。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对劳动力的现实需求，确保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挖掘失地农民自身的潜力，依托农村和城市两块市场，培养企业创办者和自谋职业者，从而为更多的失地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其次，政府要积极提供财政支持，用于失地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创业的补助和奖励、职业介绍补贴和创业贷款补贴等。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网络，为劳动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切实保护失地农民在求职以及工作过程中的权益。

(二)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充分调动国家、企业、个人的积极性，在责任分担的基础上，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要符合城市化发展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要求。同时，也要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科学合理地制定社会保障标准，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要确保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激励。从而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协调。

(三)建立以社区互助组织为核心的社区支持系统

该系统可以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收集、发布就业信息，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收集、发布培训信息，组织、推荐失地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积极组织开发社区公益性岗位和社区创业项目等。在社区的绿化、卫生、便民服务等领域创造就业机会，以社区就业作为过渡，为失地农民切实融入市场经济、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平台。

(四)引导失地农民转变观念

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封闭的生活方式的限制，失地农民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不够，对市场经济了解不足，尤其是在就业观念上还存在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方面。因而，政府要注重培养其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创业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等，提高其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引导失地农民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扩大社会交往范围，尤其是与市民的交往，在加强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和构建市民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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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伟山]

作者：王爱华　王艳峰　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