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
群体性突发事件论文：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研究
【中文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整个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并未与时俱进。社会公平正义未得到充分体现,群众的许多正当诉求无法得到政府积极或正面回应,导致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任何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大量的谣言,谣言与突发事件相辅相成。谣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传媒,它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当时的信息状态、当地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理基础。谣言常常是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通过非正常信息途径的畸形反映。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传播模式和作用机制。在网络时代,突发事件中的谣言往往形成两个阵地,一是现实阵地,直接影响事件的发展;二是网络阵地,扩大事件的关注度。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常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或成为事件的导火线,或为事件的发展推波助澜,或者在事件平息后继续兴风作浪。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因事件参与人数众多,矛盾冲突比较激烈,事件影响巨大,因此突发性事件中谣言的主要破解者是政府,政府必须在谣言产生的第一时间公开信息,反击谣言。同时,主流媒... 【英文摘要】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rapi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s widen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s push out.The entire
soci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 but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gover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s not well, especiall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bility.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have not been fully reflected.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many people fail to get positive or positiv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leading to mass...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 谣言 应对
【英文关键词】Mass emergencies rumors response 【索购全文】联系Q1：138113721 Q2：139938848 同时提供论文写作一对一辅导和论文发表服务.保过包发
【目录】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研究4-5Abstract5-6
摘要
第一节 群
第一章 绪论9-16体性突发事件概念的提出9-10究现状10-1
2第二节 谣言的概念解析及研
第三节 如何应对谣言的研究现状12-13第四节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应对谣言的两个正反案例13-16
一、谣言应对的成功案例:瓮安事件14-15糕案例:石首事件15-16成机制16-28信息黑市滋生谣言17-19
二、谣言应对的糟
第二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形
一、
第一节 谣言产生的信息状态16-1916-17
二、谣言本身的”事实”内核第二节 谣言产生的社会环境19-2
3一、地方政
第三治生态恶化19-2
2二、民众诉求长期被忽视22-23节 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23-28
一、紧张情绪借谣言来释放
23-2
4二、刻板印象加剧情绪对立24-2
5三、从众心理导致人云亦云25-26
四、集体记忆增加事实基础26-28第三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模式及作用机制28-34第一节 谣言的传播模式28-3128-29
一、现实环境中的人际传播
第二节 谣言
二、网络环境中的扩散传播29-31的作用机制31-3
4一、成为引发事端的导火线31-
32三、事件平息后仍煽风点火
二、为事件的发展推波助澜32-3333-3434-4234-3737-42第四章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应对措施研究第一节 瓮安官员与石首官员在应对谣言行动上的差别第二节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应对措施
一、政府承担应对谣言的主要职责37-39
二、主流媒体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39-40对意识40-
42结语42-4
3三、群众加强谣言防范和应参考文献43-45
致谢46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45-46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处置案例研究
——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2008年6月28日在贵州瓮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案情回顾：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6)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6月25日，第二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溺水死亡，死者家属仍表示怀疑，之后关于该女学生死因的传言开始在小县城里广泛流传。有传言说，女学生是被“奸杀后投入河中”;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另外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一时群情汹涌，全城哗然。 6月28日，部分群众和中小学生因对一名女中学生李树芬死因的鉴定结果从怀疑到对公安机关的不满，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政府请愿，围观群众骤然聚集达两万多人。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事件造成瓮安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县公安局共151间办公室被烧，
1档案资料和户籍资料全部烧毁，46台车辆被烧毁、9台车辆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县公安局办公楼里存放收缴的管制刀具的房间被砸开，刀具等危险品被抢走。在这期间，闹事人群肆无忌惮地在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里打砸抢烧，使这些政权机关一度失控，后来在省、州两级武警和公安民警的支援下，才控制了局势。到6月30日，县城才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瓮安县“6·28”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瓮安事件过去几年了，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瓮安事件为何失控?当时相关部门是怎么处置的?处置方法是否得当?时至今日，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讨论并借鉴的。总的来说，瓮安事件处置不当的方面主要是政府未能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和相关部门未能准确抓住决策时机。
(一)政府未能及时发布真实信息。
瓮安事件就是由于一个女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的四处流传，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少数人能够煽动利用民众而造成群体性事件?据了解，在当时的瓮安，一些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党群、干群和警民关系紧张。当事件发生时，谣言四起，部分群众和学生不明真相，听信谣言，而相关部门没有及时辟谣和进行舆论引导，这时少数不法分子抓住机会大肆渲染，添油加醋，制造种种不利县公安局和县政府等部门的传言，义愤填膺的民众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爆发，产生共鸣并纷纷动员起来，最后导致严重的后果。在这里，
我们不禁要问，相关知情的政府部门为何没有及时发布事实经过，让百姓了解真相?
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这是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在瓮安事件中，正是政府没有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才给了那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导致了事态的步步恶化，政府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告诉我们，在重大群体性事件面前，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既是政府依法行政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事态恶化的技术性措施，信息越早公开，政府便越能掌握主动。
(二)相关部门未能抓住决策时机。
这些部门主要是瓮安县公安局、瓮安县政府和黔南州政府。正是他们的不负责任、优柔寡断和胆小怕事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恶化，最终只得依靠贵州省政府领导的果断决策才最终平息事件。
(1)瓮安县公安局。正是公安机关先期处置不及时，措施不得力，才致使矛盾激化，事态逐步升级。
在6月28日下午15时30分人群聚集到县政府请愿之前，事件的矛盾双方非常明确，就是李树芬的家属和县公安局，争论的焦点也非常简单，就是对李树芬死亡原因的认定。可以说，对李树芬死亡原因的认定，只要合情合理，出示充分证据，对家属好言相劝，说服教育，必要时可以通过当地村委干部或当地有威望的人帮忙劝退，应能有效圆满地化解这次危机，这是危机消除的最简易时机也是最佳时机。但是事实上，当时的瓮安县公安机关对李树芬死亡尸检和立案问题上，不仅未能充分尊重死者家属意见，按照死者家属意见最大限度地予以
满足，而且对待死者的家属态度粗暴，甚至个别民警与死者的家属发生肢体冲突，家属在回家途中又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伤，种种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死者家属的感情，也给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绝佳素材。那些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人或是对公安机关、县政府有着积怨的人群，还有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都纷纷活动起来，事件最终步步升级。瓮安县公安局最后还给李树芬家属发送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李家在28日14时前领回尸体，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这一作为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愤怒，也进一步逼迫死者家属作出背水一战的举动。
(2)瓮安县政府。当地的县政府领导在事件发展的前期阶段不敢面对群众，逃避退缩，怕担责任，未能掌握舆论的主动性，任其发展，终失良机，酿成大祸。
瓮安县公安局属于县政府的组成部门，瓮安县政府在发现瓮安县公安局解决事件不力，或者无力解决的时候，瓮安县政府没有尽早介入，未采取积极主动地态度，一直退避三舍，不敢决策，怕担负责任。直到最后请愿人群聚集、危机形成，瓮安县政府才被动介入处理危机，但还是遮遮掩掩的态度。从发生的多次群体性事件来看，人群聚集的原因有时很简单，他们有时只是希望领导出来讲话，回答他们的问题，重视这件事情，能够承诺调查处理给个说法也就心满意足了。从人群聚集到彻底失控，存有数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有分量的领导挺身而出，在场最高职位的也就是一个副县长，这种对待民众的态度彻底激怒了聚集的人们，慢慢地民众开始失望，愤怒
的情绪开始蔓延，孤注一掷的心态渐渐产生，加上那些不法分子的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事态开始慢慢地演变转化，聚集的人群开始冲击县政府机关和公安局。
(3)黔南州政府。在事件逐步升级的紧要关头，州政府领导不能及时决策，等待观望、行动迟缓，失去了制止事件恶化的有利时机。
在6月28日19时左右，强制力量已经调度完毕且处于待命状态时，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赶到现场后，在外围转了一圈，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在民众打砸抢烧政府机关愈演愈烈，各种人员鱼龙混杂，肆意破坏，无法无天之时，州政府领导完全可以动用强制力量，采取强制措施，重点打击带头违法犯罪之人，绝不应该手软。试想如果当时州政府领导能够当机立断，一旦出现打砸抢烧暴力行为就果断处置肇事者，就算不能迅速制止、平息事态，至少也能震慑违法犯罪人员，让他们有所顾忌，有所收敛，也就能一定程度上防止打砸抢烧行为的蔓延;在打击带头违法犯罪人员的同时，让无关人员迅速离开群体，并打消其它人加入群体的念头。只有两边做工作，才不至于造成不明真相的群众盲从，而被那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这一方面暴露出了政府部门危机管理意识和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某些政府领导为了利益权衡的考虑，害怕承担责任，宁愿不作为，也不愿枉作为。
综上所述，贵州瓮安事件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当时的瓮安县治安状况差，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干群关系紧张，加上政府未能与民有效地沟通，未能及时发布最新信息，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不法分子煽动利用，各级政府部门又未能准确把握处置
的最佳决策时机，最终矛盾激化，打砸抢烧，一发不可收拾。瓮安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暴露出了现实社会中官与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暗示了排解矛盾纠纷对于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也显示出我们的政府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缺乏;告诉我们群体性事件要及早发现介入，及时加以控制，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准确定性，加强沟通，多做思想工作，将群体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事件升级时应当机立断，不能贻误战机，要有的放矢，重点打击和宣传教育相结合，果断平息事态。
第三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研究
[ 作者：佚名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2553更新时间：2006-8-22 ]
大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允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和谐社会必须以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基本前提。近年来，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正不断上升、规模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加之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匮乏，使处置工作异常艰难，很容易导致事件的恶化，它严重干扰了政府的办公秩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因此，如何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就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如何正确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进行一下探讨，以期为今后处置这方面问题提供参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在国外，一些社会学者将“群体性事件”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斯坦莱•米尔格拉姆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戴维•波普诺也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而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群体”是指本质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事件”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根据以上解释，“群体性事件”就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八十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九十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我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说法不一，有的界定侧重明确群体性事件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有的界定指出了群体性事件在行为手段上的特点及其社会作用和影响。综合上述论述，笔者以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尽管群体性事件的外在呈现出某些对抗性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也会由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群体性事件既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集群越轨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客观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可能是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在于它能够释放出长期积压的一些社会能量，能使部分心理失衡的群众得以心理的平衡，这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它向社会发出了警告或信号、表示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必须加以补偿，或者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问题需要纠正，或者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应该完善等等。所以，我们对群体性事件决不能只能看到它的负面效应，还应该看到它可以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和报警器，有利于促使我们加强和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因此，只有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才能妥善审慎地处置好群体性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主要表现形式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与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及我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标准)的经济发展关键期和敏感期，群众维权意识增强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又有现实的具体成因。概括起来，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企业转制中的下岗职工群体，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下岗失业工人也极有可能受到煽动而引发集会、游行、示威;城市拆迁补偿未及时到位，回迁日期遥遥无期，搬迁地点不理想，生活设施不配套等原因，导致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是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
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一部分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权力，捣毁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对整个政府的不信任，从而以极端的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失望，导致干群矛盾激化。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随着改革的深化，其配套措施有的没能及时出台，对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起不到缓冲作用。例如一些离退休职工因企业原因领取不到足够的退休金，一些工人下岗之后面临困境，而社会又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这就引发了社会矛盾，成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原因。
四是一些群众对政府的新政策不理解。政府制定的新政策、新制度，有的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有的则是按照超前的思想设计的。一部分群众由于受传统观念限制，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这些新政策、新制度损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这种矛盾便更为突出。
五是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负面影响和造势心理。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三、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
200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现场处理和宣传教育等项工作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各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依据。但从我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多数还是集中在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前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就是法律不适合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信访条例》等，此外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部门规章。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中，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体系。例如，现实生活中，工人要求发放拖欠的工资，由开始个别工人零星去要，到后来成群结队去闹，以致影响了单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对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怎样界定?无论是分散催讨还是集体催讨，在我国的法律上都没有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是合法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这些工人若采取堵截铁路、冲击党政机关的方式来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则构成违法行为。某些执法机关在没有对群体性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之前，就盲目采取措施。群众没有违法，而执法机关却已经违反法律，这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或化解，而且往往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表明法律在规范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上已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尖税矛盾和突出问题的特殊表现，我们应从法律的视角、运用法律的途径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矛盾。如果离开法律规定采取行动和措施，不仅往往使处置工作陷入被动，事后也将留下隐患，从而导致法律权威和政府信誉的降低。因此，我们在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坚持法治的视野、法治的立场、法治的原则、法治的方式和法治的程序，将处置群体性事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第一，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必须合法。也就是说主体必须是法定的主体。目前我国缺乏一部处置群体性事件主体资格的统一专门的规定。只是在有些法律法规中对相应表现方式的群体性事件，规定了处置的主体，如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六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主管机关为所经过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第四条规定：“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事件发生地的县市公安机关负责;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事件发生地的地(市)公安机关负责;上级公安机关在必要时可以直接负责现场处置工作或派人到现场指导、协调工作。”此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受理公民控告、建议和批评的职责。但是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却没有真正的被确认下来。正是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没有法定化，从而造成在处置工作过程中各相关部门不愿承担责任，相互推诿，或因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认识不同，在处置工作中发生矛盾，不能形成合力。因此，建议制定专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规，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认下来，使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法定化。第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合理要求与违法行为、多数人的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要严格依法进行，要针对不同的群体性事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正确分析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性质，严格掌握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开展处置工作。处置群体性事件只有依法进行了，才能把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纳入到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上。第三，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步骤，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方式，进行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既有根源的复杂性，又有事态的模糊性，还有过程的多层性，因而一般处置难度较大。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相互配合，统一认识，上下一致，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在确定事件的性质，这是形成处置决心的关键环节。要根据事情的起因、界定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序，进行风险评估，要始终坚持平息事态、维护稳定为目标，坚持“有所
为、有所不为”，严格法律政策界限，严格遵循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不越权、不失职，将处置工作的各个环节纳入到法律政策轨道，确保处置工作既依法有据，又干净彻底，不留隐患。
四、检察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执法策略
当前，腐败现象在社会上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激起群众的怨恨，加深了社会的矛盾。职务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的现象，不仅破坏党组织肌体的健康，而且也是影响社会文明、民主建设、破坏社会风气的毒瘤。同时，司法不公也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引发的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办案、超期羁押、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问题反映强烈。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使群众对国家法律的执行力产生怀疑，当这部分群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引发了涉法上访，严重时发展为群体性事件。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检察机关在开展各项检察工作的同时，要始终坚持把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政法工作和维护稳定的重中之重来抓，认真研究其特点和规律，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作出决策立足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制定政策维护群众的基本权益，开展工作符合群众的实际需要，积极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要从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疏导理顺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变成克服官僚主义、改进作风的过程。要积极加强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配合，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依法惩治各种刑事犯罪，始终保持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高压态势，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参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排查调处，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努力把影响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解决在基层，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不断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法的监督，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既要防止打击不力，又要注重保障人权，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持监督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监督普遍地树立司法公正的信心。突出重点，集中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以及其他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犯罪案件，促进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同时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坚持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从根本上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正确处理上访和申诉群众的息诉工作是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消除矛盾的重要工作，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帮助群众消除法律的误解，使他们息诉服判，化解矛盾纠纷，避免集体访、越级访问题的出现，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提高检察机关处理复杂矛盾、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努力做到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都能沉着应对，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所在，克服无能为力的畏难情绪，消除埋怨思想，增强工作主动性，不推不躲不拖，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议，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促成群体性事件主客观双方对话，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对待下岗职工和城市拆迁、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将矛盾与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四篇：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与应对研究
孟彩霞
1(1.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河南省郑州市，450053)
摘要：由于网络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对社会和谐造成一定冲击，本文分析了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措施，对构建未来和谐的网络环境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网络技术群体性事件分析措施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已经成为
[1]群众意愿的常态表达和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
性等特点，网络舆论极易成为失真信息、虚假新闻乃至谣言的产生地、传导线和催化器。 近年来，以“华南虎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
[2][3]等为代表，网上群体事件屡有发生，有的虽对一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但有的也不同程度扰乱了网络内外秩序，甚至对政治稳定、社会和谐造成一定负面冲击。探寻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方法与应对措施，对具有潜在威胁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与政策引导，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虚拟社会环境，触使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2、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广义上指在互联网上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狭义上特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呼应，乃至可能或已经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
2.1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因素：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二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如图
1)，2010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4.2亿人，居世界第一位，网络正在成为信息传输最重要[4]的渠道和舆论媒介，其影响力日益广泛和深远。
图1 CNNIC第二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看似孤立偶然，但背后都有共性的成因。目前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公众参与舆论的意识大大增强，再加上网络的方便性，都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提供
了条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在网络舆论场中意见聚合的过程中形成的，网民自由“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跟帖、回帖和点击看帖”形成“网络舆论场”的焦点事件，在网络舆论场中，围绕着公众关心的话题，网民的意见逐渐聚合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5]。
(1)公共话题聚合。网民在一些话题上聚合是公共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以目前的“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瓮安事件”，“邓玉娇案”、“石首事件”、“河南杞县钴60被传泄漏事件”为样本分析，网络公众易于聚集到以下话题：与国际矛盾有关的主题、与官员相关的话题、与贫富悬殊有关的主题，另外还有一些是没有明确主题的事件，通过策划也可能引发一起网络群体性事件。
(2)公共舆论场出现。当大量的网络公众在某一话题上聚集，各种类型的网络公众便会聚焦围绕这一话题发表意见，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场。在公共舆论场中，各方因为利益和出发点不一致，在对公众话题讨论中所表达的意见也不同，因此，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对抗，此时公共舆论场就出现了。
(3)意见领袖出现。在公共舆论场中，各参与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当一些意见能够揭示有关公共话题的真相或表达的意见具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时，会得到很多网民的认可，主流意见就开始酝酿。有组织的网群事件中，通常会有意见领袖的存在，意见领袖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在无组织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不特定的网络事件参与者会在不同阶段成为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通过对事件真相的公布和对细节的分析，起到了对广大网络民众的动员作用。
(4)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当某一议题成为网络公众共同关注的话题时，网民意见的聚合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当网络事件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关注时，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传统媒体与网络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将事件推向深入。传统媒体的加入一方面可以强化群体性事件的传播，另外可以通过对网络意见的综合，加强意见的公信力，引导舆论的方向。
综上所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论生成过程：公共话题聚合→舆论场出现→意见领袖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间互动。
2.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和传播某一方面信息，以表达诉求、舆论、发泄不满，并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社会现象。较之传统的
[6][7][8]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诱因相对集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诱因。对外主要表现为广大网民面对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如全国范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对内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地区或部分干部，因误用、滥用公权力而损害公众利益问题的高度关注，如“周久耕事件”、“林嘉祥案”。
(2)事发难以预测。一个普通事件甚至只是一条普通新闻，随时都可能演化成为网络上的著名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如山东科技大学校长乘车检阅军训新生的照片被网友发现，校长王春秋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一件在校方看来“很正面的事情”，一夜间在网络世界里变成了负面新闻，使目前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难以准确预判。
(3)网络特征鲜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放大效应明显等特征。局部现象、个别言论，瞬息可以传遍全国乃至全球，并被高倍放大，最终成为重大社会事件。如广元柑橘事件，起初只是广元旺苍县11个乡镇的68000多株柑桔树发生大实蝇疫情，仅占全县柑桔总数的8.9%，蛆果率仅为1%左右，但在网络的传播和无限放大下，一次普通的植物病虫害，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竟然变成全国性事件
(4)网络内外互动。网络群体性事件源起于现实事件在网上的传播，网民意见的集聚反过来又对现实事件推波助澜，并掀起更大规模的网上关注。如重庆、三亚等地的出租车罢
运事件，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后经互联网传播引起广泛关注，进而形成现实中全城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运，以及网络上以出租车运营为主要话题的大范围讨论。
(5)参与主体日益呈现出非利益相关性。传统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一般为事件的利益相关方，如一些地方农民工为讨薪而自发组织围堵开发商。而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不存在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借此机会实现某种意愿的表达或发泄不满情绪。如“邓玉娇案”，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可能仅局限于湖北巴中县的几户人家，但结果有数百万网民参与其中，有些还组织后援团赴巴中直接支持邓玉娇。
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措施
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及其影响力的日趋扩大，应对网群事件要坚持“预防为
[9][10]主、标本兼治”的原则，多手段并举，从网上和网下两个方面做好工作。
(1)坚持政府信息公开，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权威的政府门户网站，坚持科学的网络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构建消除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寻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从而减少政府和民众利益冲突，减缓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
(2)及时捕捉网络舆情热点，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
分析研究网络舆论的形成发展规律，准备预测和把握网上动态。要善于将小事件放到大背景下观察，提前预测，增强对有关热点的预见性。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由原来的被动应付转为主动出击，在小热点演变成大热点之前、新热点拖成老热点之前、简单热点衍化成复杂热点之前，发现苗头和倾向，做好预测。只有这样，才能使网络舆情的舆论引导工作更加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
(3)以重大突发事件为契机，争取舆论引导“第一落点”。
网络媒体要利用网络传播的快捷性特点，发挥自身优势，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及时与相关部门主动沟通，力争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发出正面声音，稳定民众情绪，避免社会恐慌。同时，针对网民最为关心、质疑最多的问题，请专家学者解答，或请相关部门直接与网民对话交流。及时进行后续报道，利用网络的海量性推出专题，通过准确、客观、全面的报道，向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满足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消除可能产生负面舆论热点的信息盲点。
(4)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正面舆论压倒负面舆论。
网络舆论与社会律动、公众情绪息息相关。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是社会震荡的预警仪，群体性事件是反映舆情的窗口，是舆情状况的非正常表露或极端的外化形式，网上意见表述或情绪表露限于群体性事件出现，成为先导和前兆，可能发挥舆论动员和情绪感染的作用。面对一些社会重大事件，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报道务求客观、真实、全面、公允，避免偏听偏信，避免信息不对称，避免误导社会视听，避免添乱。
(5)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互动，相互放大正面舆论。
当网民在网上要获得新闻信息时，总是把传统媒体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经营的站点作为主要甚至是首要选择。传统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权威性和可靠性，可对网络舆论进行选择、过滤、放大，调控网络舆论的导向。近年来，许多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的事件，都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相互推动的产物。
[101](6)培养网上“意见领袖”，引导网民自我教育。
网上舆论易受少数人控制，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网民对于权威言论有较强的依赖感，需要“意见领袖”解疑释惑。我们在网上舆论引导和斗争中，要把培养和争夺“网上意见领袖”作为一项长期工作。通过网民引导网民，用网民自己的声音引导、感染网民，实现网民自我教育、自我引导，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9](7)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重点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
育，提高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道德观念，加强是非标准的确立，培养个人自制力。要重点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并用，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遏制网络消极影响。
4、结语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信息化条件下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崭新样式，其参与人员多，涉及范围广，牵扯面大，影响力强，不仅严重影响网络秩序，也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冲击。而且，未来一个时期，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成为一种主导形式，引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和变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网群事件的应对措施，对构建未来和谐的网络环境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引导人们积极投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参考文献
[1]贾宝林.网络与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3).[2]杨久华.关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3).
[3]夏临.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舆情研究现状综述[J].东南传播，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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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型危机形态的考量[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 .
[6]李琼.转型期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12).
[7]刘剑宇 Web挖掘技术在网络舆情预警中的研究与应用 [期刊论文]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9(3).
[8] 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 特性、成因及对策[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5).
[9] 李大帅. 社会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管理评价初探[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31).[10] 郭奔胜、季明等. 应对网上群体事件新题[J].瞭望新闻周刊，2009.6
第五篇：政府决策视域下公众参与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研究
摘要：在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使相关利益群体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利益受损，引发公众采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政策进行抵制，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就要革新政府决策习惯，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矛盾，构建有效的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化解矛盾、缓解冲突，以避免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政府决策 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07-0235-02
一、政府决策视域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分析――公众参与不足――以厦门“集体散步”等事件为例
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不足是造成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众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轨迹就是有力的明证。
厦门“集体散步”事件。2004年，厦门逾投资百亿建设PX化工项目，但距离市区过近，并有污染泄漏爆炸的危险。2007年3月，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建议项目迁址，后经媒体报道后，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厦门市民“集体散步”抗议，最终项目迁址。厦门PX项目本是按照法定程序审批通过的合法项目，为何会引发“集体散步”?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公众参与的缺失。从2004年2月项目通过国务院审批开始，到2007年3月政协委员提出议案之前，一直被隔离于公众视野之外。项目环评过程中几乎没有正式的信息公开，前期决策过程中没有引入相应的公众参与程序，如果不是政协委员的提案，不是媒体的关注曝光，PX项目或许到今天还是一个公众未知晓的事件。也正是前期公众参与的缺失，使得公众一旦通过某种途径获知并理解相关决策事项对自身权益的利害，公共行政的危机将立即显现，“集体散步”事件的发生即是明证。[1]
再比如，江苏邳州征地事件。2009年12月，徐州海天石化公司欲征河湾村耕地进行扩建，受到村民强烈阻止。2010年1月7日当地两名镇政府领导与村干部连同100余名社会人员到现场进行强行勘探，与村民发生暴力冲突，造成村民一亡三伤。事后调查表明，当地镇政府并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制定与海天石化公司合作的公共政策，土地征收过程中信息完全封锁，民众没有参与进来，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村民进行抵制从而引发了群体性事件。2011年3月份的南京梧桐树事件，也是由于南京市政府在“移植梧桐树”的过程中缺乏民意征集而诱发的，突然间莫名消失的梧桐树，触及了对梧桐树怀有深厚情感的南京市民的敏感点，点燃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在厦门“集体散步”事件、江苏邳州征地事件和南京梧桐树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众参与，民意表达缺失，引发公众不满，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7][8]
二、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在预防群体性事件中的价值
政府决策过程中引进公众参与，有利于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决策的合法性，避免或减少与公众的冲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3][10][11][12]
(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加决策的可接受性
公众参与决策过程，改变了以往政府部门单方面命令、强制，公众被动接受、服从的决策模式，促使政府决策向平等、协商、对话、沟通的模式转变。公众在政府引导下，面对面地就分歧问题进行商谈，求同存异，相互求得谅解，形成共同意志，使政府决策成为得到公众认同的规范化产物，从而减少执行阻力，降低执行难度。即使最终决策没有满足或没有完全满足公众诉求，也会因为决策程序的公正而增强公众对决策的认同感，提高决策的可接受程度。因为，“如果人们被允许参与决定，他们就会觉得得到了比较公正的对待。”[4][6]
(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公众(包括专家)参与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其一，公众参与有助于决策者发现问题，获取信息。[5]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诉求、公众心声的表达，决策者对公众意见的广泛征询，不仅有助于决策者有效地发现问题，准确地界定决策目标，而且能够获取比较全面、有效、真实的决策信息，据此作出的决策方案更切合实际。同时，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也是对政府决策的有效监督，能够促使政府决策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诉求，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其二，公众参与决策，可以集思广益，促进决策方案的优化。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人民群众处在实践的第一线，对事物，对情况有着最细致、最透彻和最深刻的理解，决策者从中吸取营养，制定出的规划决策最联系实际，最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最科学有效。其三，专家的专业知识，对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不言而喻。从我国近几年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可见一斑，放眼国际也莫不如此。
(三)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可以增强决策的合法性
决策合法性是决策获得公众认同的基础。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是民意表达的过程，它既保证了政府决策的公共性，更赋予政府决策以合法性。“根据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与宪政原则，只要是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分配的，就应征得公民的同意。公众参与政府决策便是公民实现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方式，也可以实现民意对政府决策活动的渗透，从而对政府决策进行合法性赋予。”[9]
三、政府决策过程中制约公众参与的因素
(一)主观方面，政府部门的决策习惯和矛盾心理
(1)封闭决策的习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一直将公众视为政府决策的客体，理所当然地认为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和服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以GDP为导向，出于政绩考虑，很多地方政府着力于政绩工程和项目的兴建，只唯上不唯下，使得政府部门漠视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厦门“集体散步”事件、江苏邳州征地事件就是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之下上马的。
(2)对待公众参与价值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矛盾心理。从价值层面讲，政府部门认为公众参与决策，是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是民主的一种必然趋势。但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对于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不同见解，就让政府部门顾虑重重。比如，公?参与到底是为了公共利益还是公民个人的意见?公众参与决策，如果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会导致事情久拖不决，或者带来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和麻烦;公众参与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等等诸如此类，使得政府在操作层面上，是压制公众参与的。而压制的结果是容易引起官民冲突、干群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