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版权管理论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数字版权管理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本文概述了国内外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现状，阐述了该领域对版权保护手段的不足，由此证明在数字图书馆中应用数字版权管理(DRM)技术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了基于加密认证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和数字水印技术这两种目前主要采用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并以方正Apabi数字图书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为例，详细介绍各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及其影响。

第一篇：数字版权管理论文

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协调

摘要: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的冲突反映了技术与法律的对立与依存关系。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动摇了合理使用制度的经济基础,妨碍了用户合理使用权的行使,而版权法对技术保护措施的反规避规则进一步压缩了合理使用的空间。需从技术创新和法律完善两个层面提出调和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冲突的具体措施,以实现数字时代版权人和公众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数字版权管理;合理使用;技术措施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14

数字版权管理在阻止公众对数字产品的非授权使用,强化版权人利益保护的同时,也侵蚀了公众依法享有的合理使用权,导致作品权利人、传播者和使用者利益在网络空间的失衡。如何使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与合理使用制度兼容,是技术创新和法律发展的共同难题。

一、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在数字环境下存在冲突

(一)数字版权管理的法律意义

数字版权管理是由一组软件、服务和技术构成的安全平台,它能确保数字内容的授权使用,并对数字化信息的全程使用予以有效管理和控制,以实现版权人基于创作而获得收益的目的[1]。可以说,数字版权管理是对有形和无形资产版权和版权所有者关系的定义、辨别、交易、保护、监控和跟踪的手段。典型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通常包括加密、公钥/私钥、数字证书、数字水印、访问控制、验证、安全通讯协议、安全内容存贮、权限描述语言等技术[2]。

数字版权管理的法律意义在于通过由版权人或数字内容提供商单方设定的授权-许可模式来管理和分配数字产品交易各方的权利和利益。以其运行的基本流程为例进行分析:首先,内容提供商要对数字作品加密打包,改变作品的表现形式,借以主张对数字作品的独占和控制权;其次,用户付费后可获得许可证,许可证设置的作品使用权限可视为数字产品提供者与用户之间买卖合同的机器表达[3],且权限的范围与付费的多少直接相关;再次,许可证与用户端的特定设备信息绑定,防止用户对作品的“空间转移”,即限制用户在其他设备复制和播放作品;最后,通过插入用户端设备的控制器来监督和跟踪用户的作品使用情况,杜绝作品的越权使用和版权费用的流失。因此,有学者称,数字版权管理的实质是由版权人或数字内容提供商主导,由计算机软件控制的数字化权利限制系统,用以限制用户使用的范围、条件和目的[4]。

(二)数字版权管理对合理使用制度造成冲击

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人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即可使用该享有著作权作品的制度。它是著作权法中对著作权人权利最为重要和应用最为广泛的限制方式。历史证明,在版权领域,作为使用者的一种消极权利,合理使用从产生之日起,就发挥出重大的作用,它维持了“理性的公平正义原则”,消除了作品传播中的市场失灵,缓解了独占的著作权与公众信息获取及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维护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5]。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发展对合理使用造成巨大冲击,作品网上获取、复制和使用的方便与快捷强化了权利人限制合理使用的要求。就交易费用而言,通过验证系统辨别和确认用户身份,使得权利人能排除非经许可的使用,用户关于不易获得权利人许可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搜寻成本大大降低;水印技术为权利人在可能发生的诉讼中主张权利提供有力证据,因而减少了追究和起诉侵权行为的费用;“或接受或放弃”的打包点击许可简化了许可授权程序,大大降低了数字内容供应商和用户间的个别谈判成本。传统版权交易中搜寻、谈判和诉讼的高成本即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市场失灵基础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运行环境下日渐消失,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正当性遭到质疑[6]。实践中,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措施的滥用时有发生,而各国版权立法和司法对版权人的倾斜性保护使公众的合理使用权面临愈加严重的威胁。

二、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冲突的根源分析

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的冲突反映了技术和法律之间的对立和依存关系。一方面,数字版权管理源于数字技术发展对版权法的冲击,其运行限制了合理使用权的行使;另一方面,法律在保障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同时,又挤压了合理使用的适用空间。

(一)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运行妨碍合理使用权的行使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运用使得以无需事先许可,无需付费,自由使用为特征的用户合理使用行为变得不能或不易。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控制主要体现在对作品的接触控制和使用控制两个环节。“授权——许可”模式只允许通过身份认证、经过授权的人接触到作品,加密技术使得公众对作品的接触变得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从而彻底阻断了合理使用的通道。数字版权管理本身是一个清算中心,提供付费机制,消费者只有在付费以后,才能获得使用作品的授权。而且通过验证技术可以追踪,记录和报导用户的每一次使用,防止没有付费,未经授权的滥用行为造成权利人的损失,无需付费的特征已不复存在。由于数字版权管理系统根据用户付费的差异存在不同层次的许可,所以即使通过身份认证,用户也不能自由使用作品,而只能根据授权得到某种程度的使用权利。例如,文件可能是“只读”格式,用户即使是基于学习或评论的需要也无法复制文件内容。“授权——许可”的本质使得用户享有的不再是对版权作品有形载体的所有权,而是对版权作品的有限占有权,传统版权法中的权利穷竭原则失去存在的基础,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将作品使用权与用户端的特定计算机绑定,用户无法在其他设备上使用作品,甚至不能备份以待日后重复使用,也无法将作品转让给他合法用户,用户对作品的“时空转移”事实上被严格限制。

(二)版权法的反技术规避规则进一步压缩合理使用的空间

作为权利人维护自身权益的私力救济手段,数字版权管理这样的技术措施并非万能,版权人也在寻求法律对技术措施的支持和保护。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重要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将技术措施纳入版权保护范围。美国《数字千禧版权法》和欧盟《信息社会版权及相关权协调指令》均规定了详尽的反技术规避行为和反协助规避条款,公众以合理使用为由规避技术措施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数字千禧版权法》规定任何人不得规避有效控制访问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技术措施,并且不得制造、进口、向公众出售、提供或以其他方式买卖旨在规避有效控制访问或控制使用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技术措施的技术、产品、服务、设备或零部件。表面上看,该法仍为规避控制使用的技术措施留有一定空间,并且在第1201条(d)至(j)设定非营利教育机构、政府执行公务、反向工程、加密技术研究、保护未成年人、个人隐私保护及网络安全测试等规避免责事由,但实际上由于立法对提供规避技术、设备和服务的全面禁止,并辅之以严厉的法律责任,使得非营利机构及个人无法获得行使合理使用权所必需的技术支持,合理使用权仍流于形式[7]。

欧盟《信息社会版权及相关权协调指令》第6条也作了类似的技术措施保护规定,该法虽然要求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保护“合理使用者”的利益,但对之又设置了种种限制条件:权利人可以通过合同予以排除;受益方需对有关的受保护作品或其他相关客体有合法的访问权;私人使用的复制行为不得阻碍权利人在复制的数量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的等等。这些限制条件几乎完全剥夺了公众以“合理使用”为由规避控制访问技术措施的可能性[8]。

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6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保护措施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2006年5月通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首次界定技术措施的内涵,并禁止规避技术措施。仅在第12条对为课堂教学研究、执行公务、向盲人提供网络作品以及网络安全测试等四种目的实施的技术措施规避行为给与豁免。除此之外,对于有技术措施保护的作品,即使为了合法的目的加以使用也不能规避。

版权法对权利人采取的技术措施予以加强保护,引发了数字内容用户的不满,而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严苛更激化了公众的抵触情绪。2001年俄罗斯程序员Dmitry Sklyarov因其所在公司成功破解Adobe公司电子图书版权管理技术并将结果公布而在访美期间被逮捕的案件,将技术措施的司法保护推向极致[9]。2005年4月由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作出的DVD版权保护措施与公众合理使用冲突应属无效的判决,被最高法院以合理使用不得不当损害版权人合法利益为由撤销,表明司法机关对技术措施的倾向性立场[10]。我国发生的典型案件如江民公司“KV300”杀毒软件逻辑锁保护程序致盗版用户系统瘫痪案,及最近发生的微软黑屏事件,均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技术措施滥用对公众基本权利的威胁以及对技术措施予以规制的必要性。

显然,技术与法律的有效结合是数字版权管理得以发挥威力的保障,也是公众合理使用权遭到不当限制的根源。同样,版权人和用户之间利益失衡的矫正离不开技术的改进和法律的完善。

三、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协调的路径选择

对数字作品权利人和数字产品供应商而言,数字版权管理仍是目前最有效的版权保护技术,公众对数字环境下合理使用的愿望更加强烈,放弃DRM或者漠视公众诉求都是不现实的,缓解和协调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之间的矛盾是唯一出路。

(一)实现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对合理使用的兼容

从技术角度观察,版权法对于合理使用的界定是非常含糊和不确定的,增加了用语言、程序和机器表达合理使用的难度。尽管如此,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研发者们仍在不懈地进行着技术方案改良以更好地包容和实现合理使用。

1.系统预定模式。

如前所述,目前通行的数字版权管理模式对作品使用的授权与否是由授权方通过以XML为代表的权利表达语言预设在系统中的。XML可以实现许可方单方面界定许可范围、使用对象、使用时间和地域限制以及付费标准等目的。虽然在授权范围内用户可匿名、即时使用作品,但用户端的任何超越预定明示授权的使用尝试都将被系统识别和默认拒绝,合理使用的要求根本无从表达、甄别和实现。鉴于此,第三方授权使用系统的开发引起关注。

2.第三方授权使用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目的是由交易双方均认可的中立第三方受理、审查和批准用户的合理使用要求,避免软件预设使用条件的僵化和权利人滥用许可权不当限制用户的合理使用。这一模式运行的关键是第三方主体的选定,该第三方必须独立于权利人,同时又具有把握合理使用适用标准、正确处理复杂客观情势的能力,一些学者认为特定政府机构应为最佳人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由相竞争的多家私人认证机构担当此责更为合适[11]。这一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为明显的是申请和授权过程中用户私人信息的泄漏,以及寻求授权周期导致的使用迟滞。

3.混合模式。

为克服上述两种模式存在的缺陷,研究者又进一步探索将系统预设和第三方授权相结合的混合模式[12]。该模式中的合理使用管理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在数字版权管理系统中预设并自动默认根据现有立法和交易习惯确定的个人非商业使用情形,用户可自由、匿名和同步地享有上述合理使用权;第二层设定第三方授权机制,允许用户向第三方申请并获得对受保护作品超过默认条件的合理使用的授权。由此最大限度地拓展用户的合理使用空间。

4.合理使用过程控制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几种数字版权管理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将用户的合理使用建立在获得许可(无论许可方是权利人还是第三方)的基础上,这与非数字空间中合理使用无需经许可的基本特征尚有一定距离。构建既允许用户挑战预定程序、不经许可即可行使合理使用权,又不会使版权人失去对用户侵权式使用的监控的新模式成为发展的方向。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合理使用过程控制”模式[13]。在这一模式中,首先保留传统混合模式的系统预定和第三方许可使用机制,同时建立用户权利单方主张机制作为补充,保证用户可以不经权利人或第三方批准而合理使用作品。对于系统预定的使用权限,用户可自由行使;对于系统预定范围之外的合理使用,用户既可选择从第三方获得使用授权,但必须承受个人信息和隐私被获悉、披露的风险以及授权过程迟滞带来的不便;也可径自启用权利单方主张机制实现对作品的使用,但需要承担滥用合理使用权所遭致的法律风险。为了避免出现用户自行随意使用给权利人带来威胁,该系统还设置“查帐索引”机制,即保留用户的每一次自行使用记录以备权利人查询和追踪,同时向权利人隐匿用户的真实身份以维护用户的隐私权,如有足够证据证明用户的使用逾越合理使用边界,权利人方可从第三方处获悉该用户的真实身份并追究其侵权法律责任。

从上述技术方案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最大限度地实现用户合理使用是数字版权管理的基本目标之一,数字环境下版权人和用户的利益平衡必须依赖技术这一内生机制的优化。

(二)进一步完善版权法律制度

从立法模式的角度来看,调和数字版权管理和合理使用的途径至少有两种:一是直接规定版权人及数字内容提供商开发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应兼容合理使用的义务;二是通过设置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规避规则的例外来鼓励和保障用户的合理规避,以间接实现合理使用。

1.直接规制模式。

禁止权利人开发利用剥夺用户合理使用权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直接立法模式实践中已有先例,欧盟《指令》第6条第4项关于成员国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权利人使受益方从国内法规定的例外或限制中获益的规定当属这一模式,只是附加的限定性条件过多且不合理。在采用该模式完善版权立法时,有两点需要特别关注:第一,除却规定违反数字版权管理应兼容合理使用义务的法律责任条款之外,立法者应更多地采用正向激励措施,激发权利人开发兼容合理使用权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积极性并保障其从中获益。第二,应明确数字环境下合理使用的判定标准和范围。如前所述,合理使用法律判定标准的模糊使得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开发者无法完成精确的机器语言表达,最终架空了版权人的义务和用户的合理使用权。采因素主义模式规定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和判定原则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但失之于抽象含混,对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表达尤为不利;采规则主义模式列举合理使用的适用情形较为明确,便于操作,但又缺乏灵活性。因此,两相结合采“概括加列举”的立法范式有助于克服成文法的局限,及时规制技术革新带来的新问题,既保障合理使用空间的开放性,又便于技术对法律条款的回应和支持。

2.间接规制模式。

限制技术措施应用,允许公众基于合理使用目的进行技术规避的间接立法模式以美国《数字千禧版权法》为代表。这一模式的采纳同样有两个障碍必须克服:第一,反规避规则的例外情形应足以容纳公众的合理使用需求和实践。《数字千禧版权法》将用户为便利个人使用而对合法获得的数字作品进行的“时空转移”复制等排除在反规避豁免情形之外,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2007年2月,一项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保护公众合理使用权的议案被提交至美国国会审议,该草案对《数字千禧版权法》的反规避例外事由进行补充和修订,提出:在教师为课堂教学目的编辑图书馆或档案馆部分作品;用户为跳过视听资料中已阅读部分或令人厌烦部分;用户仅在家庭或私人有限的局域网内传播作品;用户为获得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为评论、注释、新闻报道、科研目的;以及图书馆或档案馆为保存版本需要等情形下实施的技术规避,应属合理规避,以扩大公众的合理使用权[14]。第二,必须保证公众有机会获得合理规避技术所需的设备、方法和服务。如果继续对技术规避的设备、服务提供行为毫无例外地禁止并课以重罚,公众的合理使用权将无法真正实现。鉴于技术、设备、服务本身是中性的,一律放开对规避设备、技术和服务提供行为的控制又可能走向全面损害权利人利益的另一个极端,可考虑建立基于合理使用的规避设备、技术和服务专供机制,即公众不能从市场上随意获得规避设备、技术和服务,若为行使合理使用权的需要,可从特定政府授权机构处获得技术帮助和设备支持。

事实上,上述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失为可行的法律调控方案。

四、结语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而数字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地完善。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间冲突的协调不仅有赖于技术的进步,更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面对数字技术的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知识输入大国,我国应从战略发展高度重视网络环境中的版权立法,不宜脱离本国国情过分提高对技术的版权保护标准以免损害公众利益。应在坚持权利人与用户利益平衡这一核心价值理念的前提下,构建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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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文盛)

作者：王宇红

第二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摘 要】本文概述了国内外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现状，阐述了该领域对版权保护手段的不足，由此证明在数字图书馆中应用数字版权管理(DRM)技术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对比研究了基于加密认证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和数字水印技术这两种目前主要采用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并以方正Apabi数字图书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为例，详细介绍各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及其影响。

【关 键 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

【作者单位】张青，成都大学。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源的生产、存储、传播、交流逐渐专业化和便捷化，作为信息资源重要提供者的图书馆也随之由传统形式向数字化形式转型。但在数字图书馆环境下文献资源格式转换、数字化作品复制、下载、盗版等行为的实施比在传统图书馆环境中变得更加容易，这使得数字资源的版权保护问题较纸质文献而言更为复杂和突出。

在国外，数字图书馆的应用研究起步较早，如今发展得也比较成熟。在世界各国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实施中，如American Memory、NDLP、eLib、G8全球信息社会电子图书馆、i2010等，都把版权保护列为数字图书馆重要的开发与建设原则。一些著名的软件公司(如微软和Adobe公司等)也在数字图书馆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开发出各种承载数据资源的文件格式和浏览器。传统出版商则乘势开展多方跨界合作积极转型，如德国SpringerLink出版社除作为内容提供商提供电子书资源以方便用户阅读和使用外，还格外注意采用PDF格式加密技术来保护电子书版权。一些计算机协会和组织则主要关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新技术研究，定期举办相关学术会议(如美国计算机协会一年一度的ACM DRM会议)探索交流数据版权保护技术。

在国内，1996年IBM公司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在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上首次展示了《IBM数字图书馆方案》，自此正式提出数字图书馆的概念。1997年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的立项与实施，标志着中国开始建设数字图书馆。到了1998年，文化部与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代表中国在数字图书馆领域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随着硬件设施的基本完善以及数字资源的日益丰富，数字图书馆建设初具雏形。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化资源的版权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应用技术也随之得到发展，如超星、方正、书生之家等公司采用了一系列成熟的版权保护技术进行电子书版权保护，阻止侵权行为的发生。2014年，首都版权产业联盟、北京版权保护中心、深圳迅雷公司等共同发起的“CC2014中国互联网版权行动计划”，通过官方、版权方、企业方三方联动机制，以监控、过滤和监督等手段来打击盗版，保护版权。

通过研究国内外多年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及版权保护过程可知，解决数据版权保护问题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作者和出版商的版权、图书馆及其用户的合理使用权;二是通过相关技术，阻止对数字内容进行非授权复制等盗版行为。由于解决数字资源版权问题的关键是寻求作者、出版商、图书馆和用户多方权益平衡的方法及防盗版技术，而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恰好可以将法律与技术相结合，满足信息资源共享和数字版权保护的双重需求，因此成为数字图书馆发展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一、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概述

数字资源的易传播性决定人们必须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加强保护这些数字化内容的版权，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缩写为DRM)便因此诞生。数字版权管理是指在数字化内容的生产、传播、销售、使用过程中，通过安全和加密技术来锁定和限制数字内容的传播，防止其被非法复制和使用，从而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的技术工具[1]。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除了解决数字化内容的版权保护问题外，还扩展到对数字版权的描述、认证、交易、监控、跟踪以及版权持有者相互关系的管理上，一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来保护作者和出版商的版权，从而保障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保护消费者所接受的数字化内容免受篡改或盗版，从而确保数字化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安全性[2]。

现阶段常见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类型有两种：基于加密认证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和数字水印技术。二者的工作原理以及优缺点比较见表1。

二、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网络以及高密度存储技术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信息内容革命，数字图书馆随之在全球范围内应运而生。作为一个集版权保护、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网络全文搜索引擎为一体的系统，数字图书馆使分散于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形式存储，并通过通信网络互连，提供数据资源的即时应用，从而实現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库检索和资源共享[3]。由于数字图书馆致力于成为网络空间的“信息超市”和全球优质数字信息资源内容提供商，因此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对其在数字资源的安全生产、存储、传播、交流等方面尤为重要。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具体应用过程是：首先，当数字图书馆采购被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保护的数字资源时，其图书入库系统是图书馆和出版社的交易接口，在进行电子图书的批量加密、授权后，图书馆接收图书授权文件和图书内容文件，并进行授权完整性和标识信息的校验;然后，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图书信息被添加到图书馆数据库中，版权信息被添加到版权数据库中，版权即从出版社迁移至图书馆系统;最后，通过数字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实现对数字对象的标识、权限管理和内容分发，并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进行客户端的用户跟踪，从而支持借阅期内防止盗版、到期自动归还等[4]。

本文以目前国内比较成功的北大方正Apabi数字图书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为例，具体说明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Apabi完整系统的四种支柱型产品Apabi Maker、Apabi Maker、Apabi Retail Server和Apabi Retail Server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使用者，它们相互结合使用为数字图书馆解决了图书资源数字化、数字版权管理以及電子书安全分发和数量统计等现实问题。

具体而言，方正Apabi系统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图书馆借阅服务：一是采用复本的形式，即图书馆购买一本电子书的多个复本，但同一电子书在同一时间只能被一位读者借阅使用，在这个借出时间段内该电子书无法被其他读者使用;二是该系统还支持阅览室方案，即在图书馆内设置阅览室，阅览室内的计算机终端在下载电子书时可以不受复本数限制。当用户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图书馆借阅服务时，数字版权管理系统首先验证用户身份的合法性，当用户身份被验证为合法且图书馆的记录显示待借电子书在馆，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就会将包含了用户硬件设备的使用证书下载到本地机上，用户下载经过加密的电子书后即可使用Apabi Reader来阅读。在此过程中，数字图书馆一方面向用户提供符合法律要求的服务，以保证授权用户得以访问数字图书馆资源;另一方面也起到监督用户使用权限执行情况的作用，如记录用户的消费行为(如支付版权税给作者等)，跟踪用户是否在授权范围内合法使用数字资源的行为(如阅读时限、打印限制等)等。

三、数字版权管理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

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被应用于数字图书馆的数字版权管理之前，数字图书馆在数据版权保护中主要面临两个方面问题：第一，从数字资源建设层面来说，部分数字资源建设采用自建专用浏览器等方式保护版权，但这既需要很高的前期投入，又由于形式的不统一给资源共享带来难度[5];第二，从数字版权管理层面来说，未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之前，读者对于借阅数字化文献资源可以任意制作、长期留存甚至无限制传播电子数据的副本，这种从“读者”到“经营者”和“内容生产商”的无成本转变，对数字资源提供商构成极大威胁的行为，从本质上已经与纯粹的阅读行为有了根本区别。因此，本文从应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后对数字资源共建与共享、数字资源服务两个方面的改变，讨论数字版权管理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

1.对数字资源共建与共享方面的影响

(1)数字资源版权保护问题的解决刺激了电子书出版业的发展，使可供图书馆采购的电子书刊大量增加，同时也使图书馆的传统馆藏资源数字化以及自建数据库的投入成本显著降低。

(2)在使用逐渐成熟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有效遏制非授权用户使用具有版权限制的数字资源的技术基础上，通过馆际联盟共同采购和分享数字资源，还可以降低数字资源收藏或获取成本。

2.对数字资源服务方面的影响

(1)对于需重点保护的电子书或其他数字资源，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可以限制其复制，并设置其只能同时为一位用户的阅读系统所使用，从而排除盗版或非授权用户使用的可能。

(2)数字版权管理系统保证用户只要凭合法授权的阅读系统连接到数字图书馆服务器，即可完成电子书借、还操作，且系统还设置了借电子书到期自动归还程序，这使流通管理变得简单而高效。

四、结语

总体来看，现阶段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主要通过有效控制电子信息使用量、用户数量、传播量(包括范围)等来实现对数字化内容的保护，通过有效验证和管理用户身份等来实现对用户的个性化权限控制。但由于数字图书馆业务涉及不同的用户类型、法律约束、传播途径、技术重点等，在解决数字版权管理问题时仍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因此未来关于数字版权管理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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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继海. DRM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2(01)： 14-16.

作者：张青

第三篇：冲突与悖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与合理使用制度的博弈

[摘要]本文从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的概念入手，分析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与合理使用制度的利益冲突实质，提出应在遵循利益平衡原则的基础上，从法律援助和技术措施层面来解决二者的矛盾。

[关键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合理使用;版权

[作者简介]权丽桃，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一、两者概念辨析

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 Mana

gement，简称DRM)技术是“对数字化信息产品在网络交易、传输和利用时所涉及的各方权益进行定义、描述、保护和监控的整体机制，是数字化信息环境可靠运行和不断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1]。由此可见，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主要通过“授权——许可”模式对数字产品的流通、传播、交易等进行有效地监管，没有得到授权的单位或者个人如果使用该数字产品的话，就会涉及侵权，其实质是为了防止版权人的利益受损。

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公众在正当的学习过程中，对于已经发表的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可以直接无偿使用，而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合理使用制度实质上是对著作权人权利过度保护的一种权利消减，因为无论哪部作品的问世，它都是在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如果著作权由其独占，对公众是不公平的，所以，合理使用制度的制定，让著作权人把一部分权利让给公众，亦即让利于民，这样既可以平衡著作权人权利过度保护与信息使用者言论获取自由之间的矛盾，又可以很好地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

二、两者利益冲突分析

1. 扩张性与萎缩性的冲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重要条约《WIPO版权条约》《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以及美国的《数字千禧版权法》和欧盟的《信息社会版权及相关权协调指令》，还有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均将技术措施纳入了版权保护的范围，任何(包括合理使用)规避技术的行为将会面临法律的制裁。其实，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著作权人的权利已经被扩大，而相应的公众合理使用的空间却缩小了。数字版权管理技术通过“授权——许可”模式达到对利益各方的分配，信息使用者只有先付费取得授权，才能使用该数字产品，而且，大部分数字产品的许可证是与该用户的设备绑定的，即使是同一用户使用该数字产品而换一台设备都是不会被授权的。这就无形之中扩大了著作权人的权利范围，而同时限制了公众合理使用数字产品的地点、方式等。

思想/表达二分法是版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法律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2]。在网络环境下，由于数字版权管理技术的严格控制，使得公众接近数字产品受阻，那么公众也无法得知该作品所要传递的思想，这就无形中使著作权人的权利扩大到了思想领域，而公众的合理使用范围却缩小了。

2. 垄断性与共享性的冲突

版权法为了鼓励著作权人的创作激情，同时也为了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赋予著作权人一定的垄断权，即信息使用者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不得无偿使用其作品，但是这个垄断权却有一定的期限，超过这一期限，这些成果将供公众自由无偿使用。而这一规定，在数字产品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数字版权管理系统通常会对这些数字产品进行加密、数字水印等技术，即使这些数字产品已超过保护期，它也不会进入公众领域，这就无形中实现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永久性垄断。而合理使用制度是国家对著作权人权利过度保护的一种限制，它主要是为了促进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共享，带有明显的共享性。

3. 私有性与公益性的冲突

著作权人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保护其版权不受他人侵害，本质上是属于保护私权，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被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是著作权法及著作权人对网络发展带来诸多挑战的回应。数字版权管理技术一经法律授予，著作权人便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而合理使用属于公权，它是立法者为了限制著作权人权益单方面消长而制定的一项制度，目的是促进信息资源的利用与共享，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与共享性。自古以来，私有与公有就是一对冤家，它们的矛盾看似不可调和，但是只要运用智慧，便能使二者和平共处，达到双赢。

三、利益平衡原理

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和合理使用的关系实质上是信息垄断与信息利用的关系，两者关系在实践操作中陷入了两难境地——“没有合法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利用”[3]。目前我国两者利益关系的现状是：由于技术措施纳入了版权保护的范围，致使公众合理使用的权利空间受到挤压，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利益格局由此产生失衡。

从法律层面上讲，利益平衡是指“通过法律的权威来协调各方面冲突因素，使相关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4]。而合理的优化状态也是一种相对状态，是一种相对利益均衡、和平共处的理想状态。维持各方利益平衡是立法者的根本立足点，其实它就是一个权利保护与权利限制的中和点，即对著作权人的权利既保护也限制，保护的目的是激励著作权人的创作动力，限制的目的是使其作品能被普通公众所使用。

四、两者利益平衡机制构建

目前，由于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对数字版权的保护获得了版权法的认可，导致公众合理使用的权利空间受到挤压，私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失衡。把握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尺度，重构二者利益平衡机制，是改变现状、破解两难境地的关键，也是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因此，我们应该在制度安排和技术措施的法律设计过程中权衡利弊，以实现网络环境下的互利共赢。

1. 基本法律保障：合理使用制度

合理使用制度的出发点是限制著作权人权利的单方面消长，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信息的有效利用，它是著作权法平衡各方利益不可或缺的砝码。就目前大部分国家的立法趋势来看，虽然合理使用的范围逐步缩小，但是它所起的调节作用还将继续有效。如今好多国家已经把合理使用的评判标准纳入相关法律法规中，这就为执法者在面对各类案情时有法可依。而再看我国的合理使用制度，主要采取了列举式，缺乏评判标准，执法者在面对各类案情时只能照本宣科，一旦案情復杂，执法者将陷入无法可依的两难境地。针对这种情况，立法者应该借鉴他国的立法模式，把列举式与评判标准完美地结合起来，使我国的合理使用制度真正走上有法可依的道路。

2. 补充机制：法定许可制度

法定许可是著作权法限制版权所有者权利过大的另一措施，“其实质在于将著作权中的某些权利由一种绝对权降格为一种获得合理使用费的权利”[5]，它是在合理使用制度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法律賦予公众的一项权利，它需要信息使用者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报酬，这种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这里涉及一个定价问题，合理的定价是解决冲突的关键，既不能因收费过低而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又不能因收费过高而令信息使用者铤而走险。

法定许可制度与合理使用制度相辅相成，一起成为著作权法平衡利益各方的筹码。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许可与国外的相关规定有一定的差别，那就是只要著作权人声明不允许使用的便不适用于法定许可，这就为信息使用者制造了一定的障碍，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中，呼吁立法者适当扫清障碍，使法定许可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3. 补偿机制：版权补偿金制度

目前，版权补偿金制度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还未涉及，但它已经引起我国部分学者的重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也见诸各刊物。它是私人复制者在事先没有征得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复制并使用其作品，并因此给予著作权人一定补偿的一种间接补偿形式。其实版权补偿金制度是对合理使用制度的一种反限制，它弥补了合理使用对著作权人利益的弱化，通过补偿金使著作权人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得到合理配置。

4. 技术措施：“合理使用过程控制”模式

从技术角度来看，设计一款既允许信息使用者不用经过著作权人的授权即可行使正当的合理使用权，又能对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使用行为，特别是侵权行为进行监控的技术，将会使著作权人与信息使用者间的利益最大化。有学者将这一技术定义为“合理使用过程控制”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用户可以自由利用数字版权管理系统中预设涉及作品可以合理使用的全部权利，而当信息使用者需要越权使用该作品时，必须征得著作权人和信息使用者间中立的第三方同意，如果信息使用者随意使用作品，威胁到著作权人利益时，著作权人将通过“查账索引”对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使用行为进行查询与追踪，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捍卫自己的权利[6]。

[1]张晓林. 数字权益管理技术[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1(5)：3-7.

[2]文正茂，赵荣停. 论网络环境下版权技术措施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协调[J].法制与社会，2010(10)：287-288.

[3]考特·尤伦. 法和经济学[M].张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85.

[4]陶鑫良，袁真富. 知识产权法总论[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18.

[5]韦之. 著作权法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9.

[6]王宇红. 数字版权管理与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协调[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6-80.

作者：权丽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