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办机构社会保险论文

摘要：最近，不少地方的“协理员”通过人民来信或上访等渠道，要求享受农村信用社在编员工一样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索要经济赔偿，有的还要求到龄后为他们办理退休手续。农村信用社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和农村信用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代办机构社会保险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代办机构社会保险论文 篇1：

一桩代办员养老保险纠纷案的借鉴

案件背景

1972年11月,家住河南省新郑市(原新郑县)八千乡的村民宋某到A商业银行在该乡的一个储蓄代办站(以下简称“A银行”)任代办员。当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995年7月1日,A银行与河南省新郑市八千乡刘楼村村委会、储蓄代办站的宋某三方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三年的A银行储蓄代办站用工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A银行大力支持储蓄代办站业务的开展,在现金供应和账务处理方面提供方便;代办员应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积极开展业务,积极为本村生活、生产服务,实事求是地完成A银行交付的各项任务;储蓄代办站所在村应认真监督该站业务,确保该站的人身和国家资金安全,否则应承担连带责任;A银行应在年度内按上级规定一次付清储蓄代办站的报酬,不得拖欠。

为了提高代办员的工作积极性,A银行又于1997年下发了一个文件,该文件规定:对代办员统一实行聘用制,其待遇按照储蓄代办站存款月平均余额的0.5‰来给付;代办员的养老保险按月平均代办费的5%提取,分人专户保管;对作出重大贡献的代办员可以给予一次性重奖或者享受合同工待遇或解决子女就业问题。

2006年4月20日,银监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代办机构的通知》,要求清理代办机构,并停止信用代办站代办存贷款业务,解除农村信用社等与代办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按照相关政策要求,A银行于2009年1月23日与宋某签订了一份解除双方业务代办关系的协议。同时,还约定由A银行向宋某一次性支付补偿金4万元。

由于已达到退休年龄,且无其他收入来源,考虑到在储蓄代办站工作了30多年,宋某遂要求A銀行为其办理退休手续、补发退休金及发放退休待遇等。A银行以宋某非本单位员工为由予以拒绝。2009年3月31日,宋某向河南省新郑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诉,请求依法裁决A银行自2006年8月以后按规定支付退休金和发放养老保险金。

针对双方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河南省新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宋某的观点,认为宋某和A银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于2009年5月12日作出仲裁裁决,要求A银行为宋某办理退休手续,补发2006年8月至2009年4月的退休金33150.90元。同时,自2009年5月起,以1130.50元的标准按月向宋某发放退休待遇。A银行不服仲裁裁决,于2009年5月31日向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仲裁裁决书,判决不应为宋某办理退休手续、补发退休金及发放退休待遇等。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宋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担任代办员期间和A银行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劳动法》第二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A银行不应为被告宋某办理退休手续、补发退休金及发放退休待遇等。

宋某不服,认为自己工作的储蓄代办站是由A银行成立的,自己的工资报酬也由A银行发放。同时,工作证上写的是信贷员而非代办员,双方应建立了劳动关系。于是,宋某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宋某要求A银行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并为其补发相应退休金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的法律焦点问题

本案案情并不复杂,双方围绕着委托代理关系和劳动关系展开争论。但本案涉及的问题由于和城乡二元结构有关联,且法律并未对此进行过明文规定,因此在处理时显得十分棘手。为明确本案中的相关法律关系,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论述。

代办员宋某和A银行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关系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宋某和A银行在双方关系究竟是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委托关系问题上各执一词。同时,由于双方的协议和相关文件中出现了代办员、用工、聘用制、养老保险等有关词语,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其中,宋某认为:A银行1997年发文规定对代办员统一实行聘用制,该聘用制和普通的劳务关系、委托关系存在区别,应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同时,A银行还给自己办理了工作证,该证显示自己的级别为信贷员,而并非代办员,这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宋某还认为,自己在代办站几十年的工作过程中,不仅为A银行办理储蓄存款业务,而且还办理贷款、收息、扩股、月报表等金融业务。工作期间,一直认真遵守A银行的劳动制度和纪律,接受其劳动管理,这些符合劳动关系的有关特征。此外,A银行还给宋某按月平均代办费的5%提取养老保险。如果没有劳动关系,A银行必然不会替自己缴纳养老保险。

但A银行却辩称:代办员和本单位员工有本质区别。宋某作为A银行的代办员,接受A银行的委托,代为办理相关存贷款业务,其性质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同时,A银行也是按照宋某实际完成业务量的0.5‰提取手续费来作为宋某的报酬,该报酬不受最低工资标准的约束,不属于工资范畴。再者,宋某和A银行之间签订的是储蓄代办站用工协议,而并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所以A银行不需要对宋某支付退休金和发放养老保险金。另外,虽然A银行曾经发文规定替宋某按月平均代办费的5%提取养老保险,但这并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

对此,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并非所有的劳动关系都表现为劳动法律关系,只有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且符合法定模式的,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本案中,虽然A银行给宋某发放了工作证,且证上写明是信贷员,但宋某实际履行的职责是代办员,和本单位正式员工具有明显不同。同时,宋某对于2009年1月23日双方解除业务代办关系的协议并未提出异议。此外,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代办员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界定,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与代办员之间是委托代办关系,委托代办关系和劳动关系具有明显区别,代办员不属于A银行职工范畴。

我们认为,纳入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和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不同,其具有法律上设定的条件。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是指依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规范的劳动法律关系,即双方当事人是被一定的劳动法律规范所规定和确认的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其权利和义务的实现,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具体表现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运用劳动能力,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概括地说,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应符合以下条件:(1)基于法定义务而产生,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助人为乐式的劳动相区别;(2)基于劳动合同关系而产生,从而区别于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劳动,以及基于劳务合同而产生的劳动;(3)需要支付劳动报酬,从而与基于道德产生的义务劳动区别开来;(4)必须以此作为职业和谋生的手段,从而与学生实习等非职业性劳动区别开来。

就本案而言,判断宋某和A银行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应该看法律法规是否对该种关系有过规定。早在1989年,当时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就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储蓄联办所、代办所管理试行办法》(现已经失效),该办法将储蓄代办所的性质规定为“是建设银行委托企事业单位办理储蓄业务的代理机构”。199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在《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业务管理的意见》中规定,农村信用社与代办员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的关系,代办员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其办理业务的场所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营业机构。信用站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代办机构,不独立核算。信用站代办员的报酬实行按业务量大小,分档次按比例计付的办法等等。同时,我们还发现,A银行下发的文件也有双方关系的间接规定,例如,“对作出重大贡献的代办员可以给予一次性重奖或者享受合同工待遇或解决子女就业问题”。从这个规定进行倒推,可知双方签订的用工协议并不是劳动合同。此外,宋某在开办代办业务时,采取的是不脱产的方式,在农业生产的同时兼职代办员一职来办理存贷款业务。报酬也是按照代办点存款月平均余额的0.5‰来给付的,并没有基本工资一说。因此,不符合上述对劳动法调整的劳动的界定。即便在有关文件中出现了“聘用”等词语,也不能将代办员和A银行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A银行是否应为宋某办理退休手续、补发退休金及发放退休待遇

本案中,宋某从1972年11月起到2009年1月23日双方签订解除双方业务代办关系协议时止,一直是A银行在河南省新鄭市八千乡一个代办站的代办员。同时,A银行在1997年曾下文规定,代办员的养老保险按月平均代办费的5%提取,分人专户保管。从A银行的这个文件来看,在代办站工作长达37年之久的宋某似乎有权要求A银行为其办理退休手续、补发退休金及发放退休待遇。

为便于下文的讨论,在此有必要明确一下退休的具体含义。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退休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劳动者因年老或因工、因病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而退出工作岗位。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将退休之后享受养老保险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之一的社会保险权的重要内容,通过劳动基本法来加以规定。

从以上规定可知,享受退休待遇的应为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然而在当时,我国没有政策来解决类似于宋某的代办员的养老保险问题。虽然A银行在1997年曾经下文规定代办员的养老保险提取问题,但是这仅仅是A银行的内部文件,其对于能够享受养老保险的人员界定不能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政策。因此,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该部分提取的养老保险并不属于社会保险权的范畴,其性质应被认定为A银行对于代办员的一项激励措施为宜。需要提及的是,在解除双方业务代办关系时,A银行应向符合激励条件的代办员一次性支付已提取的费用来作为补偿,而不是为其办理退休待遇。

本案对商业银行的启示

本案虽然属于一起普通的劳动争议案件,且最终以A银行胜诉而告终,但由于涉及到代办员的养老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使商业银行面临诉讼风险和声誉风险。商业银行应注意依法合规进行操作,归纳总结处理该类问题的经验,从以下几方面来防控相关风险:

商业银行应正视撤销代办站后的相关风险。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商业银行开办储蓄代办站以来,储蓄代办站对扩大商业银行的营业区域,吸取更多的闲散资金,解决厂、矿企业和广大偏远地区的群众存贷款难问题,节约银行营业费用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营业网点的逐步完善,储蓄代办站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继2006年4月20日,银监会办公厅下发《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代办机构的通知》后,2008年2月,银监会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案件风险提示的通知》,要求各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已撤销代办站的违法违规案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已撤销代办站的案件风险。可见,该类案件的风险已经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各商业银行在撤销储蓄代办站时应注意防控相关风险,特别是对已解除用工协议的代办员,应注意回收相关证件,并采取适当措施告知客户,防止出现越权代理、无权代理等行为。

注意明确劳动关系和具有劳务性质的委托关系之间的区别。代办员在储蓄代办站,除办理储蓄存款业务外,还办理贷款、收息、扩股、月报表等金融业务,这使得人们对代办员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如果商业银行对劳动关系和具有劳务性质的委托关系也认识不清,则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从前面的分析可知,虽然劳动关系和具有劳务性质的委托关系都包含提供“劳动”的内容,但二者在概念、性质、特征、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解除的难易程度等方面均具有明显差异。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着手化解相关风险:

首先,依法加强法律合规管理。本案正是由于A银行下发文件要求按照月平均代办费的5%提取代办员的养老保险,从而引发代办员养老保险纠纷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规定,我国并没有针对农村劳务人员的养老保险问题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即便商业银行发文按比例提取养老保险,但由于代办员和商业银行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该文件的合规性亦存有疑问。对此,商业银行应切实加强法律合规管理,杜绝类似情形的发生。

其次,加强对相关法律文本的风险控制。应通过建立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来加强对劳动用工的管理,并进一步完善劳动用工管理的制度和操作程序,有效防范和规避法律风险。同时,在协议文本中,避免使用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词语,例如,聘用、养老保险、合同工等表述,从而在源头上控制相关风险。

最后,加强对被清退代办员的宣传工作,积极采取措施尽可能缓解代办员与商业银行在上述问题上的矛盾,使代办员认识到自己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劳务性质的委托关系。同时,按照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在解除委托关系时会给予代办员适当的经济性补偿。如果代办员对商业银行解除协议的方式和补偿金额提出质疑,商业银行应主动联系代办员,就质疑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并通过协商来达成解决方案。

应积极采取诉讼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案中A银行在劳动仲裁阶段败诉,但其接下来在法律框架内继续寻求法律救济手段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最终赢得诉讼的胜利。这表明采取积极的诉讼应对策略对于维护商业银行的自身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社会大众对针对商业银行的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案件比较敏感,仲裁或诉讼时容易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商业银行有必要在代办员将劳动争议提交劳动仲裁后,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诉,争取在最大范围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法律事务部)

作者：周德洋

代办机构社会保险论文 篇2：

论“协理员”与农村信用社的关系

摘 要：最近，不少地方的“协理员”通过人民来信或上访等渠道，要求享受农村信用社在编员工一样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索要经济赔偿，有的还要求到龄后为他们办理退休手续。农村信用社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因为他们和农村信用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他们和农村信用社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关键词：协理员；农村信用社

一、代办站为信用社拓展农村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农村信用社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几十年来，遍布乡村的农村信用社代办站以其贴近“三农”，人熟、地熟、情况熟等优势，在拓展农村金融市场，延伸农村信用社业务触角，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农村信用社科技的进步，电子银行业务的迅猛发展，信用站越来越不适应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需要。2007年6月4日，山东省农村信用联社下发的《关于规范和加强农村信用社协理员管理工作指引》明确指出，“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彻底清理清退信用代办员，同时对部分业务状况良好、发展潜力较大的代办员，陆续转为协储员、信息员、联络员或支农信息员（统一名称为协理员）”，至此，信用站和信用站代办员不再存在于农村信用社，部分业务状况良好、发展潜力较大的代办员转型为协理员。

二、“协理员”与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关系

（1）代办员（协理员）与农村信用社不是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使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按照《劳动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建立劳动关系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必须具备工作地点、社会保险、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等。而农村信用社与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签订的是“劳务”合同，在合同中已约定其为代理储蓄和代办贷款的中介人员，没有规定工作地点、社会保险、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等条款，其与农村信用社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民事委托的法律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合同法》调整的范围，而不是《劳动法》所指的“劳动关系”。 （2）代办员（协理员）与农村信用社不存在隶属关系。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劳动者除了提供劳动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监督和管理，遵守其规章制度等，二者的关系具有从属性。而劳务关系的主体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双方始终是相互独立的平行主体，以自己的名义分别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的委托代理身份在行业规章中有明确规定，山东省农业银行《山东省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管理办法》（鲁农银发[1992]138号，当时农村信用社发球农业银行管理）明确指出“信用站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代办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1999年10月8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业务管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农村信用社与信用代办站代办员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的关系，代办员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实际业务关系中，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不受农村信用社的劳动纪律约束，农村信用社也仅对其业务量和业务质量进行考核。故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与农村信用社不存在人事管理关系，不存在隶属关系。

三、农村信用社与代办员（协理员）解除合同关系符合法律规定

由于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与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关系是《合同法》调整的范围，故农村信用社解除委托合同的行为没有违反《劳动法》的规定。而《合同法》第二十一章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信用社因金融政策、业务调整或因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年龄、身体、违反法律法规、开展业务不力等原因而解除委托代理关系，符合法律规定。

四、代办员（协理员）向农村信用社索要经济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报酬。”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与农村信用社所签订合同中，一般约定根据代理业务的质量和业务量支付报酬。而事实上，农村信用社按合同约定支付了代办储蓄手续费或代办收贷手续费，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按照《劳动法》有关条文为依据，向农村信用社索要经济补偿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五、代办站代办员（协理员）不享有养老统筹、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

《劳动法》规定，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除获得工资报酬外，还享有养老统筹、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而劳务关系中的劳动者，只根据约定获得劳务报酬，不能取得当地最低工资，不享有养老统筹、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农村信用社按合同约定，按照代办站代理业务量的大小，分档次、按比例分别支付了代办储蓄手续费或代办收贷手续费，已全部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

综上所述，代办员（协理员）与农村信用社之间是委托代理劳务关系，尽管他们曾经为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发展和支持当地“三农”的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但是农村信用社没有为其缴纳养老统筹、社会保险和其他福利的义务，更不可能为他们办理退休手续。

作者：路伟

代办机构社会保险论文 篇3：

构建“群众动嘴、干部跑腿”为民服务新机制

辽宁省下辖100个县（市、区）、886个乡镇、11369个行政村，共有农村党员88.9万名，农民党员65.3万名。近年来，省委和各级党委着眼于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农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新期盼和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新要求，在全省推行了以“代民办事、为民解忧、帮民致富、让民满意”为主要内容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实现了施政所向与民之所需的有机对接，构建起了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和“群众动嘴、干部跑腿”的为民服务新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强化便民建平台，健全服务网络

针对以往农民群众办事难的问题，各地依托乡村组织活动场所，着力构建点线结合、上下互动、横向联动的立体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难事不出县”的为民服务新格局。

——建立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各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着力建设规范、有序、舒适的为民办事场所。2009年以来，全省累计投入2.4亿元，先后建成了1556个县级行政审批中心为民服务窗口、999个乡镇为民服务中心、11044个村级为民服务站，形成了上下贯通、各级联动的工作网络。许多地方的村级服务代办点建设达到了“五个一”标准，即一个服务场所、一套服务制度、一名值班员、一本台账、一个公示栏，真正把服务代办触角延伸到村组，实现了与县乡服务代办的衔接和有序联动。

——创新服务代办模式。一些地方还探索推行村级服务代办网格化管理，把每个村组或自然屯划分为几个网格，选定热心为群众服务的骨干党员为网格员，构建“十分钟便民服务圈”，做到有求必应、随叫随到。抚顺县还将全县95个行政村，划分为369个片区、2351个户区，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构架清晰、职责明确、运转有效的“村→片（组）→户”三级联系服务群众网络，实现了村党组织与群众的无缝连接。

——加强服务代办队伍建设。各地注重挑选党性强、作风正、业务精、对农民有感情、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负责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全省先后建立起了6万余名的为民服务代办队伍。许多地方坚持把村“两委”干部和党员骨干作为村级为民服务代理点的代办员，确定乡镇站所负责同志和业务骨干作为乡级为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各地还坚持定期对这些服务代办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他们全面掌握服务内容、明白办事程序、掌握工作要求，不断提高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强化功能抓定位，拓展服务内容

各级党组织坚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本职责和鲜明主题，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拓宽服务领域，深入推进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

——丰富服务内容。坚持从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入手，着眼于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先后确定了户籍登记、户口迁移、生育审批及证明、建房审批、组织关系接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农村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五保户”供养、义务教育、涉农补贴以及接待来访、调解纠纷、协调关系、提供咨询等33类200余项服务项目。

——拓宽服务领域。各地还根据形势任务发展需要，遵循“边发现、边纳入”原则，不断拓展服务项目，积极为农民群众提供政策咨询、致富技术、科技指导、市场信息等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服务。目前，全省为民服务代办的内容和事项已经涵盖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农村和谐稳定等各个方面。本溪市创造性地开展“代办、代访、代诉”全程服务活动，将过去单一的事务性代办服务延伸为综合性“代办、代访和代诉”服务活动。

——深化服务方式。坚持把农民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服务群众、建设新农村”“一句话承诺”等活动与为民服务代办结合起来，组织各级代办员定期深入乡村，走进农户，主动上门服务，与群众面对面、手拉手地唠家常，了解其所需、所盼、所忧，把服务扩大到政策宣传、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纠纷调解等方面，实现了由群众上门“找服务”向干部入户“送服务”的转变。许多县（市、区）还在行政审批大厅、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管理中心等部门开通了“为民服务直通车”，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把事情办好。法库县组织开展了“五访五问五服务”活动，各级代办员坚持每人每周下村走访1次，深入到致富带头人、流动务工人员、老党员、贫困户、上访户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掌握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强化管理促规范，健全服务制度

管理是服务的基础，管理的水平决定着服务的质量。各地通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推动服务代办工作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

——建立规范的服务制度。各地积极推行“五个一”服务代办模式，即“一个中心”对外、“一个窗口”办理、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一站式”办结、行政事业收费“一票式”收取、“一条龙”服务，各乡镇为民服务中心均安装了“一点通”触摸屏服务器，办事群众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查询到低保、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相关政策等信息。各地还建立健全了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直接办结、限时办结、过程公开、档案管理、抽查回访等制度，做到件件有记录、事事有答复。

——建立严密的服务流程。为方便群众办事，各地统一印制了《为民代理服务手册》，并配置了工作流程图，免费发放到群众手中，让群众充分了解代理服务项目所需的必要程序、须提交的材料证明和按章收费标准，有效防止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和“吃拿卡要”等现象的发生，真正使为民服务代办工作有标准、运行有规范、操作有遵循。

——建立有力的经费保障制度。没有必要的经费保障，基层干部服务群众的积极性就难以持久。为此，各地先后建立了以县财政投入为主，党费补贴、乡镇场街和企业赞助为辅的为民服务经费保障制度。法库县每年拨付300万元为民服务代办经费，用于代办机构正常运转、代办员补贴和表彰等。

——建立有效的监督考评制度。坚持把为民服务代办工作纳入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考核体系，作为“五个好”乡村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还制定了全程代理工作监督办法，努力做到让受理人对承办人、承办人对具体经办人及时进行催办和监督，使有效的监督贯穿全程代理的始终，并通过认真落实“双述双评”“三级联述联评联考”制度要求，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监督，促进农村党员干部依规办事和工作作风转变。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务求服务实效

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工作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提高了全省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整体水平，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務保障进一步落实，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基层党员群众的普遍认可。

——服务代办成了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党委、政府把行政审批办事服务送到农民的家门口，变“百姓跑”为“干部跑”，变“多次办”为“一次办”，变审批为服务，干部在服务中增进了对群众的感情。

——服务代办成了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防火墙”。通过开展为民服务代办，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通过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化解矛盾，有效维护了农村的和谐稳定。

——服务代办成了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助推器”。通过开展服务代办，及时发布政策信息，推广致富项目，开展技术培训，使农民群众开阔了眼界，找到了致富门路，促进了致富增收，助推了经济发展。

——服务代办成了创新社会管理的“动力源”。为民服务代办不仅促进了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而且还使服务向深层次发展，实现了主动服务、多元服务、规范服务，促进了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民生政策、扶贫救助政策的有效落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和支持。2009年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已作出服务承诺54万个，党员作出服务承诺180万个，为群众办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实事近260万件，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都在95%以上。

作者：廖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