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刑讯逼供有例外吗——以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为分析视角

2022-09-11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外立法和国际公约都禁止刑讯逼供的前提下论及刑讯逼供, 笼统地讲, 恐怕没有人会质疑禁止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但是, 在具体的危机情境中, 人们的立场便会出现动摇, 例如, 可否出于营救的目的而刑讯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涉恐案件中以不特定多数人为攻击对象的犯罪嫌疑人。

有学者将上述这种类型的刑讯逼供行为称为“出于营救目的的酷刑”, 也有学者称之为“救助性刑讯”。立足于中国的法律和社会语境, 笔者称之为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一方面, 称之为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更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内,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使用“刑讯逼供”这一概念, 并未采用“酷刑”的说法。而且从一般公众的语言使用习惯来看, “酷刑”是残酷的刑罚的简称。因此, 如果称刑讯逼供为“酷刑”的话, 容易造成“酷刑”是残酷的刑罚的误解。

二、公众对刑讯逼供的态度

假如遭遇这种具体的危机情境, 社会公众会做出何种反应?是同意对犯罪嫌疑人施以刑讯逼供, 还是表示反对?一项旨在了解社会公众对刑讯逼供的主观认知状况的实证研究表明:抽象地论及刑讯逼供, 绝大多数受访者 (83.7%) 都知道 (明确知道或大致知道) ,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的犯罪行为, 差不多同样比例的人 (83.8%) 也都知道 (明确知道或大致知道) , 刑讯逼供若致人伤残、死亡, 将依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而且绝大多数民众也能够准确理解理解, 法律禁止刑讯逼供的规范目的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国家公权力的恣意侵犯。尽管如此, 大多数受访者还是认为禁止刑讯逼供不是绝对的, 在具备下列条件时, 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滥施刑讯逼供, 但是可以对其采取相对轻微的、不过于严重的刑讯手段: (1) 已经能够充分确定所涉犯罪就是犯罪嫌疑人所为、 (2) 犯罪行为性质恶劣而且危害后果严重、 (3) 为了防止或减少犯罪的危害后果。简而言之, 多数人仍然认为, 在具体的情境中, 对于罪大恶极的人, 只要是实体正确, 那么完全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轻微的刑讯逼供。例如, 69.0%的受访者认为, 为了及时排除重大的公共危险, 可以对在长江大桥上安置定时炸弹的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 (包括选择“应当立即用刑”的和选择“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不应当用刑”的) , 只有24%的受访者表示“无论如何都不应当用刑”。

是不是在法治发达国家, 公众对待这种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表现出相反的态度呢?有研究表明, 即使是在法治发达国家, 普通民众对于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也表现出相当宽容或允许的态度和心理倾向。比如, 根据德国媒体调查, 大约2/3 (63%) 的德国公民认为, Daschner案中警察的刑讯行为应该是合法的或者至少不应该受到刑事处罚。可见, 无论中外, 大多数人并不是无条件地对刑讯逼供持绝对否定的态度, 而是附条件地允许或者宽容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

三、多数人对刑讯逼供“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深层逻辑

为什么大多数人在知晓法律明文禁止刑讯逼供并且也反对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刑讯逼供的前提下, 会对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持有如此宽容的态度?在笔者看来, 这种自相矛盾的———“抽象否定、具体肯定”———心理倾向本质上是受功利主义所支配的逻辑思维方式。

功利主义并非说文解字意义上的自私自利, 而是作为一种与社会契约论相对立的学说, 意在为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提供可以诉诸经验的而非诉诸内心直觉的合法性论证, 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和福祉。功利主义最实质的方法论和立场是以行为结果的好与坏来判断、证明、衡量行为的正当与否, 而不考虑及行为的手段正当与否。大多数人对刑讯逼供所表现出的相异认知便是遵循了功利主义的逻辑进路, 即抽象地论及刑讯逼供时, 在大多数人看来,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以刑讯逼供, 虽然可能会获得有效信息进而揭露、证实犯罪的“好结果”, 但也会造成侵犯人权, 有损法律的权威, 腐蚀了法治国家根基的“坏结果”, 此时“弊大于利”的刑讯逼供应当禁止。然而, 在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的具体情境中, 大多数人认为, 此时尽管也会造成侵犯人权的“坏结果”, 但也可能产生防止或排除重大的公共危险、挽救无辜者生命的“好结果”, 相比较而言“利大于弊”, 所以对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持允许或宽容的态度。

四、禁止刑讯逼供不应有任何例外情形

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是一种纯粹地仅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行为方式, 这种行为方式是经不起法治国家基本原则或理念推敲的。不容否认, 功利主义是法律、法律制度的目标之一, 但在法治国家的视野下, 功利主义及其实现方式应当受到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规范和制约。

(一) 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的尊严

从人本主义理论出发, 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也称为“人性尊严”、“人格尊严”, 是指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个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这种尊严是绝对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 只要生而为人, 即拥有这样一种价值地位。就现代法治社会而言, 人的尊严被作为一种评价所有法律制度和国家行为正当性、合理性的准绳, 它既是国际人权法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 也是国内法律体系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

至于如何判断人的尊严是否受到侵犯,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贯主张源自康德哲学的客体公式说。其认为, 当具体的个人遭受到使其主体资格或者法律主体地位陷入疑问的对待, 从而被贬低为客体或者纯粹的工具时, 其人性尊严就受到了侵犯”。因此, 根据人本主义思想, 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以践踏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为其手段, 尽管其目的具有合理性, 但其实现目的的手段明显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尊严, 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实现目的的客体, 否定了他们作为人所具有的不容侵犯、不得克减的法律主体地位。如果将该行为正当化、甚至是合法化, 无疑将会侵蚀民主法治国家的存在根基, 动摇法治国家来建立的人本理念, 甚至可能导致法治国家将名存实亡, 人的主体性地位、基本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实质保障。

(二) 刑事法治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虽然犯罪是非常态的生活现象, 犯罪行为人是少数人, 但是为了有效地保护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国家必须运用刑事法律体系作出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的反应, 正所谓“通过限制和约束一部分人的自由, 来创造更多人的自由”。从法治国家原则来看, 在运用刑事政策保护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不法侵害之上, 还有一套实质的判断标准即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法治国家原则、刑法谦抑原则、人道 (主义) 原则、罪责原则等。这些基本原则化约成一个基本理念, 就是自由主义。它们的共同价值内涵和目标是规范和制约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和行使, 避免违背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侵入刑事政策体系和刑罚制度中, 进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会受到毫无法律根据的、不合理的或者过度的干预和限制。因此, 如果无意或者有意地忽略以自由主义为基本价值内涵的刑事政策基本原则对功利主义的限制, 将出于营救目的的刑讯逼供正当化、甚至合法化, 不仅会严重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而且也意味着对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存在必要性的直接否定, 还有可能打开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潘多拉魔盒”。

(三) 不受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限制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短视的政治哲学

不受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限制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将阻碍甚至破坏我国的法律文化建设。从表面看来, 我国已经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但是实质上符合法治国家基本精神的法律文化并未塑造成形。在此背景之下, 如果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忽略甚至放弃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和制约, 那么, 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将会继续受制于“功利主义的幽灵”, 法治的基本理念及其支配下的行为方式更不会在人们的法律意识中生根发芽。也就是说, 建设法治国家所依赖的法律文化可能会遭到根本性的破坏, 甚至说面临着尚未塑造成形就已胎死腹中的悲惨命运。

摘要：抽象地论及刑讯逼供, 几乎无人质疑禁止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 在具体情境中, 大多数人会以排除重大公共危险、挽救无辜生命为由, 允许或宽容以营救为目的的刑讯逼供。从根本上而言, 多数人对刑讯逼供表现出的“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态度是以功利主义为逻辑进路。在法治国家的视野之下, 禁止刑讯逼供不应存在任何例外情形, 即使以出于营救为目的的刑讯逼供也是法律所禁止的, 经不起法治国家原则的检验。

关键词：刑讯逼供,营救目的,功利主义,法治国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