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解决对策研究

2022-09-11

一、完善刑讯逼供问题有关立法

我国现行《刑法》对刑讯逼供规定的条款主要有:第二百四十七条, 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二百四十八条, 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就上述条款来看, 我国关于刑讯逼供的立法存在着犯罪主体范围窄、犯罪对象范围小、对伤残的界定模糊、惩罚力度小等等不足。所以遏止刑讯逼供的首要一点便是从立法上完善对刑讯逼供的规定, 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第一, 将刑讯逼供罪主体范围扩展至特殊人员。我国现行刑法把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定位为司法工作人员, 但实践中这样的规定并不能涵盖所有潜在的刑讯逼供实施者, 我们可以仿照其他国家的做法, 将主体限定为特殊人员, 即那些能行使国家权力, 通过非法的手段逼迫被害人自证其罪的特殊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没有漏网之鱼。

第二, 扩大刑讯逼供罪的对象范围。我国刑法规定的刑讯逼供罪的对象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实际情形却是:凡是被司法机关传讯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 并且并不是只有刑事诉讼程序中才有发生, 有时甚至刑讯逼供程序之前也不能避免。所以将刑讯逼供对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遭受到刑讯逼供的人, 才能保护到所有人的权益。

第三, 刑讯逼供中的“伤残”二字应从立法上以明确界定。我国对于此罪的认定有一个关键的标准, 即致人伤残、死亡。死亡毋庸置疑, 但是伤残的程度却不能清晰界定。而且国家有没有具体的标准予以比照。这样会是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所以应该明确对“伤残”的界定, 让对刑讯逼供罪名的认定更加明确。

第四, 提高刑讯逼供罪名的法定刑。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规定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个量刑的幅度设置过低。日本和台湾两地都将此罪的法定刑上限定为7年。只有加大对刑讯逼供行为惩罚的严厉度, 才能让更多人惮于实施这一行为, 不敢越雷池一步。

二、完善刑讯逼供相关规则

(一) 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规则已经被大多发达国家明确确定为证据规则, 按照其规定, 要对取证程序或者手段不合法的证据予以排除, 不能作为在法庭上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即便它是真实的。我国虽然有对刑讯逼供或其他手段取得证据的效力问题的规定。但是并不十分明确, 且并未得到很好实施。所以要禁止刑讯逼供的发生, 就必须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明确“非法证据”的概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度、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 确立属于中国并且适合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对于扰乱司法秩序、有悖司法公正得到的的证据, 除非有证据证明、解释或补正, 否则也要予以排除。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把利剑。

(二) 完善无罪推定原则及不得自证其罪原则

我国早已确立了这一原则, 但是在应用上却不够完善, 想要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就要严格实施这一原则即要有控告他人有罪的乙方承担证明责任,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无罪不承担证明责任。对于没有证据证明的案件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的有罪也要疑罪从无。由无罪推定原则引申, 我们还要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自证其罪。就是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其有罪, 那么不得使用暴力手段刑讯逼供让其自己证明自己有罪以获取口供达到破案的目的。

(三) 完善沉默权制度

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米兰达规则”,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这也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具体上应该赋予他们如下权利,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拒绝向司法机关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有权在接受讯问是拒绝回答问题保持沉默;有权要求对刑讯逼供取得坦白或供述不予采用;对于因为沉默得到不利的判决有权控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从而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四) 构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

现在的情形是:在讯问中, 犯罪嫌疑人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 并且没有人能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律师虽可以提供侦查阶段的法律帮助, 他们往往也很难轻易的见到嫌疑人, 并且在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后也难以进行取证。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实现律师及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了律师的介入, 就可以有律师监督整个讯问过程, 发现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能最先了拿起法律武器对其予以保护, 以改变被刑讯逼供后有苦无处吐, 没人帮助维权的局面。有鉴于此, 我国应首先在立法上扩大律师在形式侦查讯问程序的权利, 保障他们在刑讯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其次努力实现律师的几项权利, 包括提供法律咨询权、监督权、申诉权与确认权。最后要改善传统中律师远离普通人的观念, 肯定律师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寻求律师的帮助。

三、根除刑讯逼供问题的思想原因

要从思想上根除刑讯逼供的思想残留, 改变中国传统以来的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的思想观念, 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需要从“官”和“民”两方面入手。对司法工作人员而言, 要牢记司法公正这个核心价值观, 从思想上重视罪犯的权利, 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重保护轻打击, 重程序轻实体, 而不是为了国家权力而牺牲罪犯的人身权利。从犯罪嫌疑人、被告的角度出发, 他们要知道自己应享有的权利, 并且积极主动的维护自己。例如在侦查过程中寻求律师的法律援助, 让他帮助自己维护权利, 而不是一味忍让纵容刑讯逼供的发生。

四、完善刑讯逼供的国家赔偿

刑讯逼供不仅严重损害司法公正, 扰乱司法秩序。并且严重损害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理, 还给其亲属带来无法磨灭的伤害, 有时甚至摧毁一个家庭。国家应该对于因刑讯逼供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自由丧失、财产或得身体上的侵害、名誉的扫地及其他利益的损害都应当给予赔偿。首先要修正我国目前对羁押期间伤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目前的《国家赔偿法》只是对无罪羁押这一种情形适用国家赔偿, 但是在实际中, 有时罪犯即使有罪也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的伤害。所以对他们的赔偿也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要提高刑讯逼供国家赔偿的标准, 现在的标准仅仅只能抚慰受害者的愤怒心情, 却并不能弥补其全部损失。只有提高赔偿的标准, 才能提高刑讯逼供的成本, 成本增加, 他也就会慢慢的消失。最后, 要精简赔偿申请的程序, 在中国繁复的程序有时会导致受害人求偿无门。赔偿也只是成为一个摆设, 并不能真正对他们给予补偿。所以要精简赔偿申请的程序, 让受害人能更容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当今法治不断健全的今天, 遏制刑讯逼供问题刻不容缓, 当然解决办法也当然不止如上几点, 还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司法的投入和司法队伍素质的提高、完善刑讯逼供的国家赔偿等等。我们应该坚信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 刑讯逼供问题必将得到很好的解决。

摘要：严禁刑讯逼供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一项重要的原则, 然而, 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 刑讯逼供这种严重侵犯人权, 影响正常司法秩序的行为却屡屡出现。要成功地遏止刑讯逼供, 维护诉讼公正, 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在关注刑讯逼供现状的同时, 追本溯源, 有助于从本质上认识这一严重阻碍司法公正进程的现象, 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本文正是立足现实情况以期找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对策。

关键词：刑讯逼供,司法公正,非法证据排除,米兰达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