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

2022-09-10

一、刑讯逼供概述

(一) 刑讯逼供的定义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精神或肉体以获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讯方法, 长期以来刑讯逼供现象一直存在于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之中。内蒙古呼格案, 杭州张高平案等一系列冤错案的发生严重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 损害司法机关公信力和国家的形象。司法实践中, 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违法侦讯行为却依然仍普遍存在, 这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二) 司法实践现状

刑讯逼供的多发地带多为杀人案、抢劫案、爆炸案等重特大刑事案件。此类案件之所以为刑讯逼供的多发区是因为社会关注度较高, 社会危害性极大, 侦办人员面临来自社会和上级的压力较大。从目前发生的冤错案件看基本上都是在证据和事实认定方面发生错误, 甚至大多数都是因为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并不具备证据资格。

在目前来看纠正错案困难重重, 一旦冤假错案得到纠正相关人员就要被追责, 有责任的机关必须履行国家赔偿的义务。按照法律规定纠正的冤假错案要履行国家赔偿的程序而责任机关为了逃避责任往往阻挠追责程序的进行。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一) 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原因

历史上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 因此当时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皇权和惩罚犯罪。办案过程中采用纠问式的诉讼模式, 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诉讼权力只是被询问的对象, 如果不从实招来, 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酷刑。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大多是借鉴价值倾向于惩罚犯罪兼顾保障人权的德国职权主义, 甚至可以理解为惩罚犯罪是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案件侦办人员和审判人员对于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违反科学逻辑, 甚至出现捕风捉影, 产生先入为主等问题由此造成误断、错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 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 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 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如实交代, 不由自主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

(二) 刑讯逼供产生的现实原因

现在有些办案人员职业水平很低与反侦查水平越来越高的犯罪分子形成鲜明对比, 刑事侦查难度越来越大。例如特大凶杀案件发生后上级往往要求限期破案, 侦查人员背负的思想压力大, 长期疲劳奋战极易为尽快解脱而走捷径即通过逼取口供来破案。目前我国侦查机关的现状是:警力少、案件多、任务重、压力大。侦查人员在多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未果后容易产生急躁和厌烦情绪很可能会采取刑讯逼供。重特大刑事犯罪的现场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侦查人员在犯罪现场目睹犯罪分子造成的惨象后, 也容易激起对犯罪者的愤恨, 在愤怒下极容易施以刑讯。

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 刑讯逼供造成被刑讯者重伤或者死亡的, 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论处。但是司法实践中, 对因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死亡的, 法院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往往没有严格执行刑法247条的规定。在定罪时, 法院考虑到的是办案人员破案急切, 并非是处于主观的故意, 情有可原。如果严格按照刑法234条、232条, 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论处, 造成的后果可能就是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大幅度下降, 破案率底下。

社会大众给警察这个角色赋予了太大的期望值, 警察角色所特有的危险性和紧张性使得他们总感到自己被一种敌对的力量所包围, 而长时间的工作和轮班使得他们失去了正常社交以及娱乐, 显得孤独而冷漠。这些因素很容易导致警察出现攻击性行为。

(三) 刑讯逼供产生的体制原因

1. 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 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同时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 但是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无罪推定一直是禁区, 无人敢跨越的雷池。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对无罪推定的更合理的表述应该是:未经法院判决,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假定无罪。而我国在立法中并未采用这种简单明了并且为公众所熟知的形式, 而是采用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笔者认为, 立法者把“假定为无罪”改为“不得确定有罪”, 即未以无罪看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即没有彻底排除有罪推定。

2. 法律未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刑事诉讼法50条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我国法律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此次刑诉法修改亦未涉及。传统刑事政策上, 奉行“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提法, 刑事诉讼法还明文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 这一法定义务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 而且给了侦控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待的权力, 因为判断是否如实的权力是在侦控人员手中, 一旦侦控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回答不符合其预先判断, 自然免不了暴力相加, 刑讯逼供了。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控诉方承担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而被告人的供述义务实质上是强迫被告人协助追诉方证明自己有罪, 它妨碍了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更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依赖。

3.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亟待完善

新刑诉法第54条已经明确规定了非法收集的证据应该排除, 也明确严禁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但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还不够彻底。现行刑诉法第57条在是进行了刑讯逼供的问题上虽然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但缺乏明确的相关的保障性规定, 根本就无法有效保障刑事诉讼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刑讯逼供的防范对策

(一) 转变思想观念, 提高自身修养

思想观念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是主观认识与客观认识的集合, 人们会根据自身形成的观念进行各种活动具体案件侦办人员亦是如此。

司法机关人员的行为代表国家的行为同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程度的外在表现, 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主要参与者, 惟有提高他们的个人素质, 才能推进司法程序的进步。首先要优化司法机关人员结构, 主动“走出去”通过和高校合作举办培训班的方式主让司法人员院开拓视野。其次, 走出的同时还要注重“引进来”, 邀请高校法学老师到机关开展讲座, 建立健全集中学习、定期考试等制度, 系统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再者, 针对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开展案例剖析, 通过邀请被刑讯者来现身说法, 让执法人员充分认识刑讯逼供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争取做到秉公执法、公正为民, 从思想源头上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 加强检察监督职能

当前阶段检察院对侦查阶段的监督流于形式阶段, 并没有起到实质的监督作用。在侦查阶段杜绝刑讯逼供的产生, 一方面, 检察院可以在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时派员参加,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检察院也应当派员参加, 检察人员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不受侦查人员的指挥。这就使得检查监督深入到案件的侦办过程中, 而不局限于阅卷监督。另一方面要完善检察建议制度:注重检察建议的质量, 检察建议要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避免内容空洞, 泛泛而谈。检察机关要以查办案件为切入点, 深入案发单位调查, 全面了解掌握情况, 将取得方方面面的材料汇总整理, 提出有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治理整改意见。建立专家咨询制度, 为检察建议提供坚实的后盾。充分利用高校、研究机构和系统内专业水平较高额资源, 提升检察建议的质量, 同时接受社会、人大的监督, 做到监督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接受监督, 避免限于主观主义。

(三)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制度设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 同时也被一系列国际公约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符合现代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也适应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新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来源可以分为非法证据和有瑕疵的证据。所谓非法证据就是通过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另一种是违反新刑诉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 但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目前, 非法证据绝对排除, 但是瑕疵证据经过补正可以使用,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瑕疵证据有“转正”的机会, 就有利益动力促使办案人员采取违背刑诉法规定的方式去取证。但是鉴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现状, 把瑕疵证据全部排除的话不利于惩治犯罪, 也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利益。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此制度:以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的身体健康权为代价获取的言词证据, 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 坚决予以排除;以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的身体健康权为代价获取的, 如物证、书证等非言词证据是否排除交由司法机关审查;针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犯罪, 可以通过但书的方式规定例外情形, 不受上述两款的制约, 做到惩治与保障相结合。

(四) 全面落实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普遍确认的刑事诉讼原则, 它要求司法办案人员不能先入为主、主观臆断, 要通过证据完成诉讼过程, 通过一系列派生规则制约司法人员的权力, 最大可能地防止无辜者遭受冤屈。新刑诉法与旧刑诉法在无罪推定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但不彻底, 并没有明确表示出来, 有罪推定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为了落实无罪推定原则, 可以在采取以下措施:完善证明责任规则, 即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 赋予被告人沉默权, 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或者不能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其有罪。目前, 司法实践中, 法院通行的量刑指导意见将被告人认罪态度作为从轻或从重的标准, 在量刑过程中予以考量, 本身就背离了无罪推定原则;完善审判规则, 即当控诉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审判者应当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四、结语

2015年2月26日, 最高法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要求禁止刑事在押被告人或者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 这就是对无罪推定的落实。随着立法制度和各项遏制政策的不断完善, 以及司法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社会整体的法律文化氛围一定会随之转变, 刑讯逼供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少, 直至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消失。

摘要：2014年末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沉冤昭雪, 几天后山东省高院负责聂树斌案复查工作的合议庭法官会见了聂树斌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和陈光武与聂树斌母亲, 并下达了立案复查决定书。刑讯逼供一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 如何能够杜绝和防范刑讯逼供成为刑事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讯逼供,遏制与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