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精选6篇）

篇1：刑讯逼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内容提要】刑讯逼供是一种野蛮的取证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实践中却时有发生。刑讯逼供违反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法律规定，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果严重。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法律体制等原因。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刑讯逼供，必须针对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方能奏效。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对策非法证据无罪推定

【正文】

一、刑讯逼供的现状

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如：

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民警在审讯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肖某时，竟将其裸体反铐，用电棒电击其阴茎，致其疼痛昏死。肖阴茎被击伤后做了手术，但排尿困难，构成轻伤。办案民警为防暴行败露，还恐吓他不准举报。据调查，肖被施暴后关在株洲市第二看守所一个多月都无他人知晓此事，直到2003年4月11日，肖受伤的阴茎部位因发炎溃烂不堪，疼痛难忍，被迫向看守所民警要消炎药时，此事才露出端倪。看守所民警见事态严重，马上将情况反映至株洲市荷塘区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荷塘区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并于4月26日出具了一份《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鉴定书》，肖被施暴一事才真相大白。①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②

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刑讯逼供为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修改后的《刑法》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刑讯逼供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在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时有发生。上述案例说明，我国现有法律对策并没未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刑讯逼供不仅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人身权利，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虚假证言，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而且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公正、文明执法的形象。

二、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

在人类社会已经高度文明的今天，刑讯逼供为什么还依然存在，为何如此难以禁绝，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错误观念原因

1、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社会，刑讯是合法的诉讼方式。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都是采用“纠问式”的诉讼模式，被告人没有任何的诉讼权利，只是被讯问的对象，如果不“从实招来”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酷刑：北魏时，曾使用过使人不堪忍受的“重枷”来逼取口供；南梁时，对那些不招供的人要“断食三日”；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在我国，自古以来的观念就是“口供是证据之王”,获取口供因此成为侦查讯问的主攻方向。对被告人的口供也不问其真实性，就作为最有力的证据而发挥效力。这是一种有罪推定的思想，受这种思想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地推定为有罪，这是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思想下，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于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问题,由此造成误断、错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

2、轻程序思想

办案人员法制观念特别是程序法制观念淡薄，业务素质不高再者缺少应有的职业道德。业务素质不高，观念落后，他们在办案时，往往按有罪推定的原则，认为只要是被审问的人都有问题，既然如此，只要不老实交代，就要受点苦头，在他们心里，“疾恶如仇”，因为痛恨罪犯使人们的普遍想法，当他们面对着一个可能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时，如果他们不如实回答，这时必然使这些执法人员产生暴力的冲动，而忽视了自己的身份和被审问人可能是被冤枉的。更有极少数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低下,他们在办案过程中,为了私利(如个人报复、取得非法经济利益等)往往需要制造假案、冤案,刑讯逼供则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很多人有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可能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该的惩罚；而对于那些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

这种错误的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⑥

3、功利主义思想

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主要是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控诉职能的警察和检察官。获取有关案情的根据（即口供），是他们的最初出发点和目的。口供实际上能给负有国家特定职责的这些人员带来诸多实惠、好处，省去很多烦恼：他们不必到处奔波，苦心经营，寻找案件的物证、书证或其他有关证据材料；可以足不出户即可得到“满意的东西”（口供）；节省了本来就不多的办案经费（例如，节省了调查取证消耗的汽油以及住宿费用等）；上级为了严厉打击犯罪，往往下达任务，强求破案数，特别是以破案数作为衡量公安成绩，评先进的标准，对于一些重案、要案，上级尤为重视，甚至会要求限期破案，这给一些单位和办案人员施加了一种压力，为了取得成绩，他们对破不了的案件，就只能想方设法的对犯罪嫌疑人

劝供，诱供，骗供甚至刑讯逼供，对上司交给的任务也有了好的交代；提高了破案率；年终考评、晋升职务、福利待遇也有了提要求的资本，甚至有的人还因此破了大案，立功受奖，对国家、对社会公众、对被害人有了建功立业、匡扶正义之感。有时，为了寻求良心深处的解脱，他们的思维则走入了这样的怪圈：即借用被刑讯者之口承认的犯罪事实，为自己及同伴已经作出的或正在进行的野蛮行为，以及将来给予被刑讯者更严厉的后果作辩解。

(二)立法上的原因

1、我国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是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原则,其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确认: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因此被告人的权利再者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刑事政策上,我国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诉讼法还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这一法定义务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控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交待的权力。因为判断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控人员说了算的,一旦侦控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回答不符合其预先判断,自然免不了暴力相加,刑讯逼供了。在刑事诉讼中，刑事控诉方承担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被告人的供述义务实质上是强迫被告人协助追诉方证明自己有罪。它妨碍了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更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依赖。

2、我国法律未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但对于非法收集的证据应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也明文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应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3、未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等

在我国只要已经立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审讯即为合法，而不问他们是否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在审讯过程中，没有明确的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享有的权利，如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权，司法救助权和自行辩护权对讯问的时间、地点也没有限制，也没有使用录音、录像等记录审讯的过程，这些程序上的漏洞都会导致刑讯逼供的发生。

(三)现实原因

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错误认识和作法。我认为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追求破案率与技术落后之间的矛盾

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而与之相适应的取得犯罪证据的侦察技术设备跟不上发展的需要，给侦查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刑讯逼供在所难免。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再者我国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秘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

2、利用犯罪分子的畏罪心理（嫌疑人自身原因，如畏罪、抗拒等）

侦查人员往往认为真正的犯罪分子一旦交待实际情况就会受到刑罚的处罚,因而没有一定的强制力量就无法迫使其交待罪行，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待罪行,有利于侦破从案、串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刑讯逼供是利大于弊的。

三、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对策

刑讯逼供是对人权和现代文明的公然挑衅，不仅在我国，它已经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刑讯逼供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要严禁刑讯，必须针对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在结合刑讯逼供发生的原因及国际上一些国家的作法，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提高司法人员素质

加强司法人员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提高严格执法的思想认识，严格实行职业道德和业务考核制度,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消除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证据的错误认识。要使司法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待罪行的最佳方法。刑讯逼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待。“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审讯人员提问方法不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反侦查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严厉、生硬、粗暴；被追诉者抱有侥幸心理,想以假乱真、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判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愿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③

(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1、确定无罪推定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无罪推定从根本上保证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明确了举证责任，即“谁主张，谁举证”。既然被追诉者不负有举证责任，也就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罪犯，那么他在侦查、起诉及审判的过程中有权保持沉默，而不应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使口供与定案失去了必然联系，因而逼取口供便失去了动力与条件。沉默权制度得以从根基上削弱刑讯逼供的趋向，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现象。

2、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虽然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都没对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因此，需要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进一步的规定，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推动侦查工作的正确进行。设立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可以使公安司法人员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促使他们在收集证据时更多的注重程序的合法性，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尤其是提高收集、分析、运用证据的能力。这更有利于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现象，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使一些司法人员刑讯逼供的行为徒劳无益，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和消除刑讯逼供。

(三)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

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这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

具；科学技术的应用将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

(四)加强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

1、检察机关的监督

检察机关全面介入侦查活动的整个过程，加大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力度，适当的提高刑讯逼供的量刑幅度。

2、实行讯问全程录相监控制度

通过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在客观上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这点在实践中已经存在：新民晚报讯日前，河北廊坊市看守所所有的提审室都装上一种监控探头，民警提审在押人员时，检察人员可实时监控。民警如有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检察人员将会及时发现。据了解，在廊坊市看守所，这样的监控探头有1000个，安装在看守所的各个角落。监控系统与检察室联网，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检察人员既可以观察监区、监室的全貌，也可监督提审、会见、执行等诉讼环节。此外，检察室的计算机与看守所也已联网。这些监督方式的变化被称为动态监督网络化，其意义不仅在于使用现代科技，它还带来执法观念的革新，并最终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据了解，在不久的将来，河北全省检察院的检察长在办公桌上打开电脑，就能够直接调取、检查千里之外的基层检察院办案情况，并运用多媒体技术检查监狱里对犯人开展工作的实况画面。

3、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制度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有权在场是世界各国的通行规则, 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法律都明确规定讯问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如律师不在场取得的口供被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这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也应确立这一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可以起到如下作用:

(1)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

(2)有利于对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包括对刑讯逼供进行申诉控告；

(3)作为证人向法庭证明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等等。

四、结论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的审讯方式，为文明社会所不齿。《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不得对任何人实行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在我国，为了进一步制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加大打击力度，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行政案件的程序规定》，对警察办案的多个重要细节进行了明确的程序性限制说明，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公安机关在执法程序中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有关人士认为，此举有利于从根本上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符合保护人权的要求，是一个重大的制度进步。④浙江省日前在全国公安系统率先出台并实施了《浙江公安民警刑讯逼供行为的处理办法》。今后浙江省公安系统的警务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刑讯逼供者，无论致人重伤或是轻伤，直接参与的警务人员和指使、授意警务人员刑讯逼供的领导均一律开除。⑤

这些规定的出台表明了有关部门治理刑讯逼供行为的决心和勇气，并将大大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从而保证嫌疑人的人格权益和司法的公正性。然而，无论是对细节的程序性限制，还是对刑讯逼供者的严惩，都只是充当一种“救火车”的角色，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的可能。刑讯逼供的原

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这种现象，我们不仅要从制度上着手，更应注意观念的更新，树立人权主义理念，和以正当程序为核心的现代诉讼理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刑讯逼供进行有效的遏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参考资料

①《三湘都市报》2003年4月28日报道

②张大奎.叶县冤案始末 [J].律师与法制, 1998.9.③赵桂芬《:在押犯罪嫌疑人心理状况调查之二———供述心理的分析》,载于《预审探索》,1998年第3期,第18-22页

④2003年9月9日公安部在网站上公布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⑤《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23日报道

⑥《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21日报道

篇2：刑讯逼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查玉和

「摘要」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所严厉禁止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行为却频频发生，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权衡利弊，刑讯逼供危害较多。因此从对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的原因分析入手，研究以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预防对策，对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刑讯逼供 危害 原因 预防对策

刑讯逼供是我国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从重处罚”。但是,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却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为什么会如此？法律规定如此严厉，但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案件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还有更多的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立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刑讯逼供到底有哪些严重危害？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预防对策？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

(一)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

(二)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

(三)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一个复杂的信息获取过程,侦查人员不仅要注意语言信息的获取,还要注意更为复杂的犯罪嫌疑人表情、语气、语调等方面的变化,以探明案件的实际情况。在正常讯问中，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区别的，而一旦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强烈痛楚将使所有被刑讯者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都会全身紧张,疼痛难忍,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界限的模糊,使侦查人员失去通过表情、语气和语调来探明真伪的可能。

(四)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的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利都被侵犯和剥夺,这是严重违反程序和人道原则的。

(五)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错误成本并使已经过的程序全部无效,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同时降低。(六)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

(七)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因此,贝卡利亚讽刺道:“一位数学家大概会比一位法官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现象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思想层面上，受旧司法理念的深远影响。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以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对于在司法实践中久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普遍认为是受封建法统的有罪推定思想和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在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有罪”而拒不招供认罪，焉能不“刑讯”、“栲掠”？刑讯逼供在当时的诉讼活动中非常普遍，且被合法的规定成为一种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左”的思想支配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认为是阶级敌人，刑事诉讼被认为是阶级斗争，那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讯逼供也就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表明阶级立场的最好方式之一。不可否认，这些思想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我们一些司法工作者的头脑当中，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成为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思想源泉。

（二）物质条件上，司法投入普遍不足。司法投入不足，将直接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是挫伤了侦查人员的积极性。我国司法工作人员的薪水与其工作量是极不相称的，尤其是在基层，拖欠工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连工资都不能保障，何谈司法公正呢？再进一步来说，司法投入的不足导致侦查机关也不可能大量引进高素质的侦查人员。第二，司法投入不足致使侦查设备不能及时更新，而侦查破案既需要侦查人员通过自己的感官观察和思维去获取言词证据，又需要运用先进的侦查技术器材去获取物证。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直接导致侦查水平的低下，而侦查水平的低下又进一步导致侦查活动对口供的极强依赖性。侦查机关工作人员也许正是在这种出于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刑讯逼供。

（三）制度设计上，相关制度的失衡或缺位。其一，我们看到立案查处的刑讯逼供案件基本都发生在侦查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警检分离的体制。由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侦查与起诉是两个界限分明的诉讼阶段，检察机关几乎不介入侦查过程。虽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有权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但事实上缺少有效监督机制，待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时发现查处，公安机关的违法侵害事实已然形成。因此可以说，失去有效监督的侦查阶段成了刑讯逼供的“安乐窝”，这是现行法律制度的一个缺陷。其二，我国一直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非法获得的非言词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办案人员照样可因破案率的提高而获利，这无疑又成为助长刑讯逼供的一大因素。

（四）执法监督方面，对刑讯行为的监督多为事后监督，且处罚力度不够，使运用刑讯逼供 的侦查人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对刑讯逼供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刑讯逼供的预防对策

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的各种不利因素均不应成为刑讯逼供存在的合理借口和理由。刑讯逼供就如同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种“病毒”，不能仅仅依靠一种原则或方法，而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

（一）预防为主

1、转变思想观念。

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现代的法治文明社会，尤其是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以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为目标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建立，是对历史上司法理念的一种根本变革。所谓司法理念是指司法过程中的理性思维，是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和积累而在人脑海中形成的一种意识，是对司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它是社会实践与司法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形成与变迁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现在看来，以前可以“准其照常使用”的刑讯逼供则是对现代司法理念的一种违背，特别是违背了“保障人权”这一司法理念目标。

惩罚犯罪，是所有历史时期刑事司法理念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客观地讲，刑讯逼供正是这种目标下的产物。但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同时要求保障人权，而不仅仅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指保障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在这里主要是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被追诉的弱势地位，而在传统的司法理念当中，几乎不存在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他们的权利极易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侵害。根据法律平等原则的要求，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中却得不到很好的体现。作为控诉一方的侦查、检察机关，都是国家机关，都有法律所赋予的强大权力作后盾。而作为辩护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被追诉之日起人身权利就受到很大限制，即使有权聘请律师，现行我国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等权利仍然存在诸多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控诉机关地位的不平等显而易见。从传统刑法实质平等理论出发，必须赋予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更多的权利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了较以前更为广泛的权利，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成为当时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虽然没有明确肯定无罪推定原则，但该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内核则是不争的事实。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表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我国的确立。

显而易见，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目标是相悖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刑讯逼供，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观念既是制度构建的基础，又是制度运行的驱动力。如果不改变旧的思想观念，即使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司法工作人员仍然会有大量的“对策”，毕竟法律是要人来执行的，是为人服务的，是和人的利益密不可分的。只有司法工作人员转变过去陈旧的思想观念，树立保障人权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刑讯逼供才可能得到根本预防，才可能保障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

2、加大司法投入，提高侦查水平。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司法的投入也在逐步增加，但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社会现实的需要相比，司法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精、尖”科学技术的运用，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呈现出范围更广、隐蔽性更强、手段更狡猾的局面，这样一来导致取证的难度不断加大，如果继续采用以往的侦查手段破案显然力不从心。因此在这里加大司法投入显得尤为必要，而且这也是其他良好制度得以实行的基础。物质的充分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是用较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加大司法投入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侦查技术水平，当侦查技术达到较高水平时，刑讯逼供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3、完善法律制度，加强相关立法。

（1）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的制度。

针对前述现行警检分离体制所带来的缺陷，许多理论及实务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建议。我们认为，实行侦查权与关押权分离，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侦查机关所控制的设想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制度设计。实行侦、押分离，侦查权仍由侦查机关行使，而关押权由与该侦查机关无隶属关系的另一国家机关行使。当侦查机关要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就应向关押机关提出要求，关押机关在制度设计范围内，在符合讯问的条件下，必须立即安排。讯问须在关押机关进行，讯问场所和讯问时间的长短由关押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侦查机关没有关押机关的同意，不能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带离关押机关，不能延长讯问时间。如此一来，刑讯逼供将大为减少。作为该制度的一个实证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未如公安机关那样突出，关键就在于检察机关没有关押权。因此在现阶段法律制度框架内，实行侦、押分离的制度是切实可行的。

当实现侦、押分离之后，要达到既可以迅速破案，又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被追诉者人权的目的，讯问技巧的运用不容忽视。讯问的过程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如果侦查人员获胜，则案件可以顺利侦破；如果犯罪嫌疑人获胜则会被释放。侦查人员身负惩罚犯罪、查明事实真相的重任，不可能轻易放掉一个犯罪分子，所以必须运用一种比犯罪嫌疑人更聪明，并且能够给犯罪嫌疑人带来一定压力的方法，即讯问技巧，才可以不致放纵犯罪，也不会冤及无辜。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突破口。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对讯问技巧均未予以足够的关注，而讯问技巧是侦破案件的有力武器，侦查人员不仅要尽力使犯罪嫌疑人回答提问或告知相关信息，而且要保证犯罪嫌疑人提供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如果完全不运用讯问技巧，犯罪嫌疑人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那么讯问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不可能获得有用的信息，也就不可能迅速侦破案件。所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一定的讯问技巧是必要的。讯问技巧运用中关键的一点是掌握对犯罪分子施加压力的限度，既要尊重其正当权利，又要快速破案。

（2）确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仅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对于依据非法言词证据提供的线索而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否需要排除呢？如果对通过非法言词证据提供线索获得的其他证据也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那么侦查机关不得不重视对言词证据取证的合法性。否则辛苦取得的证据因为程序非法而被法庭排除，导致本来就紧张的司法资源极大浪费。如果不排除这种证据，则刑讯逼供还有存在的可能。因为法律规定，案件即使没有口供也可以定案，那么即使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但通过口供取得的其他证据一样可以使用，可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3）关于“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目前学界针对刑讯逼供行为提出应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我们认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刑讯逼供罪案件，就如财产来源不明罪案件是一样的，需由被告人举出其没有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据，否则将直接推定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其他案件，被告人当庭翻供，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则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提法。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本来就在控方，被告人当庭以刑讯逼供为由翻供，存在的只是法官对庭审前的供述与庭审中的供述如何采信的问题。被告人翻供是想推翻庭前供述的法律效力，那么检察机关若想让法庭确信其取得的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性，就必须证明其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和口供的可靠性。如此一来加强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必须采取其他方式来证明其取证的合法性和口供的真实可靠性，如讯问时采用同步录像、律师在场、见证人等方式，否则将可能导致以前的工作白费。这样就免除了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义务，但这是诉讼程序的应有之意，而不是举证责任倒置

4、强化监督是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

监督是制度有效运行的保证，失去监督的制度我们很难看到该制度目的的顺利实现。所以法律已经设立的和即将设立的制度都必须得到有效监督，这样立法的目的才能充分实现。刑讯逼供作为我国法律严厉禁止的行为，行为主体也是国家工作人员，本应是守法的典范，但为何却不断的违反法律规定呢？职务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监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建立有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包括法律监督体系和社会监督体系。具体到某个国家机关，既有外部监督，如有人大、检察、监察等国家机关的监督，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新闻媒体的监督，同时又有内部监督，如党纪监督等。如此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督仍然没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督。我国的监督体系基本是事后监督，虽然违法行为应得到惩处，但更需要在合法权益被侵害以前就得以被制止，也就是说更需要事中监督。事中监督部门的最佳选择就是检察机关，但因现行法律对检察机关赋予的权力及其设置体制，束缚了检察机关依法行使监督权力的意志。检察机关有必要进行改革，强化检察监督。只有得到有效的监督，为遏制刑讯逼供所设立的法律制度才可能有效实行，刑讯逼供也才可能得到遏止。

（二）惩治为辅

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全面预防并不能就此完全的将其消灭掉，只是尽可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其发生几率，而对于那些执法犯法，敢于搞刑讯逼供的，本着“违法必究”的原则，都应一律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一个也不能放过。对犯有刑讯逼供一般违法行为的，查清后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严重违法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的，应由司法机关经查证属实后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重大的刑讯逼供案件，不仅应查处直接责任人员，对那些纵容、包庇、失职的单位领导，也要追究相应责任。

如此严厉的后果，每个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是明知的。但惩罚不是目的，只是为了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忠于法律和事实，不搞刑讯逼供，否则将承当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不利后果。

刑讯逼供不仅我国存在，世界各国普遍都存在，都在寻求适合本国的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我们寻求的方法一定要适合我国，并不是所有外国的成熟的、先进的法律制度都适用我国，即使有适合我国的制度也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变通实行，才能发挥其大的作用。我国之所以至今还未 克服刑讯逼供，主要是条件还不具备，尤其是经济条件、思想条件。因此我们认为以预防为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是适合我国国情、比较现实可行的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遏制刑讯逼供，需要司法改革，更需要社会改革，这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我国正在建设以“依法治国”为目标的社会，只能采用渐进式的方式。我们所要努力的目标就是正视它的存在，采用预防为主，惩治为辅的综合治理手段，逐步减少它的发生，直至将其最终消灭。上述所提出的方法只是针对目前我国的现状，至于将来条件具备了，会有更好的方法防治刑讯逼供。但必须要明白一点，消灭刑讯逼供，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殷红《警察对警察的刑讯逼供》，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20日。2、杨通河《刑讯逼供法难容》，载《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

3、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伍绍昆《刑事司法理念若干问题研究》，载湖南《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1出版。

5．(意)贝卡利亚.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社出版，1993年出版。

篇3：刑讯逼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关键词：收入分配,分配方式,对策

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的常态, 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实践是富有成效的, 打破平均主义, 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改革开放的初衷, 也是推动改革的基本措施之一。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居民收入多样化, 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群体中重新调整分配,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日益扩大。

一、从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状况看, 还存在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 中国当前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是在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拉大;

第二, 当前收入分配存在明显的城乡分化、地区分化和行业分化等特征, 问题最大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据统计比较, 在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上, 我国已经超过几乎所有国家;

第三, 我国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 在农村, 主要是贫困地区农民;在城镇, 主要是效益差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在职或下岗职工及部分鳏、寡、孤、独、病、残等社会弱者。

二、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基本因素是我国分配方式变革的结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一种必然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是一种动力, 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 有利于激发个人资本投入和智力投入的积极性的发挥, 是符合改革初衷的。但是, 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差别的扩大, 并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结果, 而是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 甚至非法因素。特别是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合理性”与“合法性”存在质疑。主要原因是:

第一, 初次分配中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现是: (1) 一些部门、行业和个别社会成员垄断经营或竞争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分割, 获得了垄断利润和高额利润; (2) 改革不到位, 凭借“行政权力”实施超额分配; (3) 特殊的产业与地区差别政策, 使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先富了起来。

第二, 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作用严重缺失。对高收入进行调节并对低收入实施转移支付是缓解收入初次分配矛盾的基本手段, 也是收入再分配的基本功能。但是, 这方面改革没有到位, 功能作用缺位, 政策措施苍白。首先, 对高收入者调节不力, “逃税”、“避税”严重, 处罚无力。对低收入者有效保障基础薄弱, 执行中扶助缺失, 致使相当一部分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

第三, 收入分配货币化程度低, 透明度不高, 加之腐败蔓延, 使一部分社会成员能够轻易获得“灰色收入”、“非法收入”, 从而造成了一批暴富者。

三、改革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及缓解收入差距的对策

1、加强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积极有效的作用。

从政府调节讲, 其作用重点是完善和强化三大方面: ( (1) 完善和强化税收调节政策措施; (2) 完善和强化社会等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 (3) 完善和强化对特殊群众的扶贫政策措施。

注重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2、必须把解决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 目前的城乡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这种态势发展下去, 城乡之间的矛盾会逐步加深, 最终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从总体上消除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应努力做到:

1) 注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3) 认真研究和做好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

4) 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公平的环境。

5) 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逐步取消各种税费以减轻农民负担。

6) 不断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有效制约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假借政府名义的行为, 如各种不当罚款。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

全面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的基础上, 进行新的制度建设, 通过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环境, 使得分配秩序和分配行为合理化、有序化, 建立起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

4、建立对低收入群体保护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近年来, 一方面下岗人员增多, 职工货币收入增幅下降, 导致社会中低收入阶层规模急剧扩大, 另一方面企业保障制度正向社会保障制度转变, 旧的福利制度被打破, 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形成, 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低收入群体问题、增加就业、扩大就业的有力措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起着重要的作用。

5、切实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以缩小收入差距。

这也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即通过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加大再分配作用, 形成“中部大、两头小”的新分配格局。具体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努力增加新型农业、规模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 同时通过加强再分配, 调节过高收入, 规范分配秩序, 这样就是将高低收入两类人群都往中间收入层赶, 从而达到做大中间收入层的总体目标。

参考文献

[1]、王诚.创新和完善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J].特区理论与实践, 2003 (1) :23-27

[2]、高培勇.收入分配:经济学界如是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3]、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篇4：论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对策

一、刑讯逼供的特征

目前，刑讯逼供罪多发生于杀人、抢劫、盗窃等案件的侦查审讯过程中。通常比较隐蔽往往是这类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能排查的范围不一定，造成案件不易突破，造成破案时限压力大，最终影响司法工作人员不得不用这个方法来尽快破案。刑讯逼供的特性表现为隐蔽性。现在的刑讯逼供已经由原来的单一的肉刑转化为多种形式的变形肉刑以及更多的精神折磨，而且现在即使采用酷刑逼供也会采用不易留下明显痕迹的方法。刑讯逼供目前多集中于基层办案单位，基层办案单位的结构性质，决定了它要承担着绝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这也反映出基层侦查队伍依法办案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二、刑讯逼供的现状

我国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迈进，从立案、侦查、审讯、羁押和逮捕各个环节加强了对司法工作人员行为的限制。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这是对不得刑讯逼供的总括性规定。

三、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1.社会历史根源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和皇权至上是它显著的特征。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必然会漠视人民权利的保护，以至于普通大众时常成为权利的客体而非主体。封建社会孕育的法律文化往往强调集体重于个人，有时会为了集体的某种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生命，对法益的权衡过于表面简单。这种法律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但是，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也会使公平正义这杆称失去平衡。

2.功利主义的追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刑事案件多发，司法机关、公安机关面临高压的办案压力。这种压力既有来自于自己上级的，也包括社会的。破案率的高低成了主要的追求目标，这不能不说是刑讯逼供延续的一大动因。追求破案率本身是对效率的追求，但过于重视往往会走向极端。破案时往往为了事而采取残忍的刑讯逼供手段，应该立案的不立案或者是先行侦查，如果能够破案再立案，否则就不立案，这都体现了对功利主义的极端追求。

3.制度原因

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条规定是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体现了对有罪推定的反对。无罪推定由贝卡利亚提出：“在没有做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而且在没有肯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了所应该遵守即保证予以遵守的条件以前，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刑事诉讼领域的一大进步，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无罪推定，况且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对立并不全然占据全部。这使得办案人员在办案时，无罪推定的观念并不牢固。

四、抑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1.树立正确观念

树立正确的观念，可以从思想源头上防范刑讯逼供的发生。随着刑事诉讼法最新修正案的出台，广大民警也应该加强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学习，重点是理解其中的法律精神，把程序正义真正贯彻到实践中去。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和权力的理解，真正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摆正彼此的位置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同时，侦查人员也不能再以“为破案”而由进行刑讯逼供为其合法合理的理由。要真正认识到刑讯逼供本身就是为法律所禁，又怎么能以非法的手段达成合法的目的呢？如果真是如此，世界的正义便荡然无存。

2.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

我们的公民要对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及时创建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来自于无罪推定这一原则，它意味着被追诉者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有权不作回答，在其不作回答时，侦查人员不得以暴力方法逼迫其作答，而且不得将被追诉者的沉默态度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由于我国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因此，沉默权的建立缺乏强有力的原则性支撐。

3.加强侦查队伍建设

实践中，人们往往关注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的法律职业素养，而忽视了侦查人员的法律职业素养的培训，造成其法制意识淡薄。广大群众对人民警察的评价也往往重视其是否能破案。这种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也推动着民警对破案率的追求。为此，在日常的工作中，要经常组织办案人员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的学习，使得其业务能力的提高真正符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治的精神。不能单纯把舆论作为自己的工作追求，而应把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向导。侦查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对人民警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有着更高的要求。

4.监督机制的建立

侦查部门内部的纵容之风对刑讯逼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首先加强内部的自制，可以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的产生。这个机构可以设在刑侦部门内部，但并不隶属于侦查部门。该机构的组成人员可以有各方的代表，比如检察部门、学者、专家和群众等等，避免与案件具有相关利益的人来进行自我监督。公民权利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7页.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2页.

[3]王若阳：《分析证据调差中常见的错误》，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3期.

[4]贝卡利亚：《犯罪与刑法》，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

李传光（1990.5～），男，山东泰安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篇5：刑讯逼供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一、特点

在通常情况下，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对象的特定性。从公安机关来讲，“三项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心存侥幸，既惧怕法律的惩处又想逃避法律的惩处，在审讯过程中存在狡辩、抵赖的现象，甚至会口出恶语、伤及审讯人员，以此来抗拒审讯，这种现象是犯罪嫌疑人惯用的一道心理防线，而对办案人员则是审讯中的一个心理障碍，是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重要诱因。

（二）主体的确定性。大凡产生“三项案件”，无不涉及身份特定、职务特定、事由确定的人员，这种人员就是具有公安司法人员特定身份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是在司警过程中的一种职务违法行为。

（三）产生的突发性。在众多“三项案件”的产生过程中，大都没有预谋过程，没有准备阶段，往往都是由工作人员心情急躁、心胸狭窄，缺乏沉着、冷静应战的心理素质，没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常识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三项案件”的产生一般都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四）目的的“正当性”。在“三项案件”中，特别是刑讯逼供和滥用强制措施尽管是违法的，但在个别民警看来，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为了更好是打击违法犯罪，认为对犯罪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犯罪分子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招供，对犯罪分子不能心慈手软等。

（五）行为的效果性。在实际工作中，常能听到民警反映：“某某案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证据确凿，就是拒不认罪，不给点颜色就是不认罪”。“有的犯罪嫌疑人，审了几天几夜，就是只字不吐，稍加拳脚，便供认不讳。”普遍错误认为审讯犯罪嫌疑人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政策攻心不能奏效，施以拳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原因

客观地讲，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样的，要公正、科学地进行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既有公安机关制度管理、人员管理方面的弊端，又有执法环境方面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队伍的整体素质差，民警的执法水平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需要。从队伍的现状看，一是政治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少民警缺乏大局意识，自私自利，沽名钓誉，争功邀赏心切，责任心不强。二是业务素质明显偏低，不少民警不学无术，整天沉浸在无聊的时空中，得过且过，敷衍度日，忙于应酬交往，对跳舞打牌蹲发廊感兴趣，对公安工作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不闻不问。造成办案程序不规范、不合法、违法行政，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荣辱心、自尊心作崇。在实践中，违法违纪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案件发生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造成“三项案件”顽症的重要因素。许多基层民警缘于荣辱心理、自尊心理，看到其他单位、其他同志案件破了，自己负责的案件久攻不下，觉得脸上无光。或者是在办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甚至故意挑衅激怒民警，如果办案民警稍有冲动，最易动手动脚。

（三）执法环境的影响。一是取证难度太大，在实践中发现，有的群众认为公安机关是服务部门，专政职能是在服务的前提下实施。甚至看不到人家的长处，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凭直觉、凭意气行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不愿意为公安机关作证，不支持公安工作；二是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有前科的人员，专门进行研究法律和反侦查、反审讯的伎俩，钻法律的空子，拣审讯人员的弱点，反戈一击，侥幸逃罪，侦查人员一旦忍耐不住，极易造成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三是法定羁押期限太短，客观上制约了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时间，增加了办案期限上的压力。《人民警察法》规定，盘问留置的时间必须在24小时以内，最长不超过48小时，在实际的工作中，犯罪嫌疑人完全能在48小时以内不开口，故意拖延时间。而侦查人员又必须在48小时内把问题搞清楚，如果在48小时以内搞不清楚，特别是一些疑难案件，民警久攻不下，容易感情用事，急于求成，容易超出法定办案原则违法乱纪。

（四）查禁的力度不够。首先是思想重视程度和采取措施力度不够。一些业务单位片面强调业务，对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的行为不加重视，缺乏“真抓、早抓、主动抓”的认识和行动，不想动真格；其次是缺乏有效的诫勉性制度。公安机关原有的一些制约性措施，比较原则化，缺乏操作性，导致审讯人员职责分工不清；第三是督察的力度不够，往往流于开会强调、发文要求，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

（五）有的领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不到位，规章制度不落实。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还是治警不严、管理不严。如果我们每个警种、每个部门、每个基层科所队都能做到严格管理，真正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绝大多数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发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但偶然性中有必然性，认真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都与治警不严、管理不严、纪律松驰有直接联系。

三、对策

公安部治理“三项案件”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健全执法规范、执法监督和违法惩处的规定制度，初步形成防范、监督和惩处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制度体系，在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上迈出一大步；要通过治理整顿，使三类案件明显减少，力争不再发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案件，把滥用枪支致人死亡案件遏制到最低限度，有效遏制办理刑事案件、治安案件中滥用强制措施问题，对发生的三类案件，给予严肃处理，并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实现上述目标，应着手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部门责任，齐心协力抓好治理工作。“三项治理”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干部务必从讲政治的高度，从公安工作、公安队伍建设全局的高度，认识“三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到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工作锲而不舍。要充分认识到“三项治理”工作的长期性和紧迫性，克服满足现状和急功近利情绪，树立长期作战思想、重视预防工作，严要严在平时，在日常工作中对民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制度，做好经常性的思想工作，防患于未然。县局与基层科所队，建立责任制，层层签定责任书，明确责任，严格进行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确保责任制的落实。

（二）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在求实效上下功夫。“三类案件”的治理，重点应摆在派出所、刑警队、看守所等基层执法单位。要从基层执法办案抓起。要在加大对刑讯逼供问题治理力度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治理力度。要着重解决在办案中动手动脚，枪支管理混乱，违反规定采取拘传留置、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保外就医措施、超时留置和超期关押等问题，对滥用枪支问题的治理，重点抓好使用和管理的两个环节。把“三项治理”工作同创建人民满意活动结合起来，对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严重、被群众不满意的基层执法单位的主要领导就地免职。

（三）把“三项治理”同公安改革措施有机结合，加大治本力度。

一是同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大多发生在基层派出所和科所队。因此，在加强派出所工作的同时，要着力提高队伍的执法水平和战斗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特别是要管好配强基层领导班子，健全基层党组织，强化经常性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要同公安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结合起来，对那些有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民警，不能聘任、聘用到执法、办案岗位；对那些“三项治理”抓得不好，队伍中问题比较严重、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基层单位领导，要坚决予以调整。还要同民警低分培训、末位调整、辞退制度结合起来，把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纳入记分考核范围，严格进行考核。

三是严格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对联防队、治安队等进行清理整顿，坚决防止非执法人员参与执法办案活动。

（四）建立长效防范机制，将“三项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公安纪检、督察部门不仅要在当前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开展集中治理，而且要从源头上、制度上下大力气，建立长效机制，把治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的轨道，和执法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同步发展、良性互动。

一是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防范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制度，从自身实际出发，从执法办案、枪支管理使用和严格强制措施应用的各个环节上完善执法程序和监督制度，从制度上堵塞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漏洞。建立健全执法查询和对犯罪嫌疑人跟踪访查的制度，看守所、拘留所和强制戒毒所对收押人员体表检查制度和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制度，受理、立案、传唤、留置、采取强制措施等办案活动的审批、登记和检查等制度。

二是建立健全规范化、经常化的内部监督检查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和警务督察部门应经常深入到执法办案单位中去，形成对执法办案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有权威、有力度的监督检查机制。

三是努力形成畅通的外部渠道。要结合警务公开工作，把办案纪律、办案程序、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手续、期限等规定全部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加强同检察机关、县纪委监察部门的交流沟通和协作配合，主动接受监督。

篇6：农药污染的现状、原因及防止对策

农药污染的现状、原因及防止对策

摘要：近年来,农药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巨大危害,破坏了生态平衡,已经成为一种公害.通过对农药污染现状的分析,找出根本原因,提出解决对策.作 者：邢秋格    Xing Qiu-ge  作者单位：柏乡县职教中心,河北,柏乡,055450 期 刊：河北林业科技   Journal：THE JOURNAL OF HEBEI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2010, “”(2) 分类号：X592 关键词：农药    应用    残留    污染    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