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

刑讯（精选6篇）

篇1：刑讯

刑讯拼音

【注音】： xing xun

刑讯解释

【意思】：用刑具逼供的审讯。

刑讯造句：

1、而后，几次对她施行的水淹和火烧的处决都失败了，这也使得目睹了她的刑讯过程的众人转而投身基督。

2、这些或是更加常规的刑讯常常引出暂时的认罪，但这些人数年甚至数十年地坚持为了民主而斗争。

3、这个问题，在美国内引发分歧，几近半数的人称：刑讯在某种情况下是合理的。

4、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同样几近半数的人认为：刑讯业已使有价值的情报得以搜集。

5、间谍，枪战，背叛，刑讯，任何一条都足以致人死地。

6、这是我们列表上唯一一个不属于中世纪欧洲刑讯的项目。

7、他从未在伊拉克监狱中看到过刑讯行为，但他相信此举一定在这里发生过。

8、如果这并非过于怪异的措辞，那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刑讯逼供设计。

9、对酷刑的容忍，会永远腐蚀刑讯者的品格，更糟的是，腐蚀大众的品格。

10、他对美国的仇恨来源于他对安瓦尔·萨达特暗杀事件后对他监禁和刑讯的穆巴拉克政权。

11、他说刑讯逼供反映出美国‘正在失去我们的道德观念’。

12、两所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和那些配备了美国装备的刑讯室，被作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一部分展出。

13、人权团体经常对岛上的残酷状况进行揭露，包括对犯人的刑讯折磨和谋杀事件。

14、从欧洲直到太平洋地区，我们是一个关闭了刑讯室和以法治取代暴政的国家。

15、它只是被犯人和美军指控为过度拥挤、超期羁押，以及刑讯逼供的该省几所监狱之一。

篇2：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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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罪新论

张妹

摘要刑讯逼供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该坚决摈弃和禁止的行为。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罪早有规定，但立法的不足之处仍然较多，诸如犯罪主体范围过窄、法定刑不合理等。而现有的刑讯逼供罪的刑法理论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如犯罪客体的表述不尽科学。立法和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仍值得我们去思考。

关键词刑讯逼供犯罪主体犯罪客体法定刑

中图分类号：09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 一0592(2008)01 一159 一02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其口供的行为。我国现有的刑事立法均规定要禁止和严惩刑讯逼供行为。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刑讯逼供行为仍屡禁不止，恶性重大的刑讯逼供案件常常见诸于报端。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规定存在着较多不足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我国刑法关于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的相关方面和法定刑规定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如何完善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各界对“刑讯逼供”这一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的关注。

一、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一）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

根据我国刑法第247 条和第94 的规定，刑讯逼供罪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即具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因此，只有司法工作人员才能成为刑讯逼供罪的主体，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只能成为刑讯逼供罪的共犯，不能单独成为刑讯逼供罪的主体。笔者认为刑法将刑讯逼供罪的主体限定为司法工作人员不尽科学合理，范围过窄，不能有效地整治形成刑讯逼供行为的司法环境。我们不妨以刑讯逼供犯罪的多发区一一公安机关为例。在我国，公安机关既是治安保卫机关，又是侦查机关，拥有行政处罚中的调查权和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侦查权。因此，依照刑法的规定，只有那些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职责的公安人员才能构成刑讯逼供罪的主体，而对于那些在办理行政治安案件中的公安人员对一般违法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则不能构成本罪。因为其主体是治安民警而不是侦查人员，其行使的是行政职权而不是刑事司法职权，办理的是治安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但是，治安民警对一般违法嫌疑人使用肉刑、变相肉刑，逼取其口供的行为，与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变相肉刑，逼取其口供的行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司法工作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会侵犯被讯问人的人身权利和妨碍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治安民警的刑讯逼供行为，也同样会侵犯被讯问人的人身权利和妨碍公安机关的正常活动。由此可见，上述两种行为并无本质区别。更何况，从法理上讲，犯罪行为相对于一般行政违法行为而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既然对涉嫌犯罪的人刑讯逼供构成刑讯逼供罪，那么对涉嫌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人施以刑讯逼供就更应当构成刑讯逼供罪。所以，刑法将在办理治安案件中的公安人员排除在本罪的法定主体之外不利于全面遏止长期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在法理上也讲不通。

既然刑讯逼供罪的目的是逼取被讯问人的口供，那么只要有讯问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可以成为刑讯逼供罪的主体。在我国讯问可以分为司法讯问（包括侦查讯问、检察讯问和审判讯问）和行政讯问（包括治安讯问、公安盘问和海关讯问）。① 无论是治安讯问，还是公安盘问，抑或海关讯问，目的都是为了获取被讯问人的口供。如果其讯问人员在讯问时为了逼取口供而对被讯问人使用肉刑、变相肉刑，都必然会侵犯被讯问人的人身权利和妨碍公安机关和海关的正常活动，因此，这种行为与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的刑讯逼供行为并无二致，刑法应将其纳入刑讯逼供罪的规制之下。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将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规定为“进行讯问的人”或者“有讯问权的人”较为妥当，同时相应地修改刑法关于作者简介：张妹，南昌大学法学院。

开」讯逼供罪的犯罪对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表述而将该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违法、犯罪嫌疑人”。

（二）刑讯逼供罪的犯罪客体

关于刑讯逼供罪的犯罪客体，目前法学界通说认为是复杂客体，即刑讯逼供罪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又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立法机关采纳了这种观点，并从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的角度出发，在立法时将刑讯逼供罪归入“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② 笔者认为此观点不尽科学合理。首先，刑法理论将犯罪客体分为三个层次：一般客体、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而当我们谈及刑讯逼供罪这一具体犯罪行为的犯罪客体时，显然是指其直接客体，但是“公民的人身权利”属于同类客体的范畴，因此，将“公民的人身权利”视为刑讯逼供罪的犯罪客体，无疑是将犯罪的同类客体等同于犯罪的直接客体，混淆了两者的界限。其次，将“公民的人身权利”规定为刑讯逼供罪的主要客体也无法体现出刑讯逼供犯罪所侵犯的公民的人身权利与其他情形下、其他人所实施的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之犯罪行为的区别何在。除了从表象上说刑讯逼供犯罪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所实施的这一点特殊之外，刑讯逼供罪侵害的客体从本质上应是与这一表象相一致的一一存在于刑事司法过程中、本应该由司法工作人员加以保障的诉讼权利一一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③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 条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这一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核，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无罪推定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而刑讯逼供的目的就在于逼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通过肉刑或变相肉刑强迫其自证其罪。所以，拒绝强迫自证其罪既是一项国际刑事诉讼准则，也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体系构建中的缺陷，并未表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

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反而代之以“如实供述”、“如实回答”之义务，因此导致在理论研究中对刑讯逼供罪所侵犯的客体以“公民的人身权利”、“公民的诉讼权利”含糊其辞。笔者认为随着刑事程序理论研究中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之权利的重视，我们可以对本罪的犯罪客体进行重新界定，即刑讯逼供罪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应当享有的“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此外，根据上述对本罪的犯罪主体的论述，刑讯逼供罪的次要客体也不仅仅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还包括其他有讯问权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据此，我们可以将刑讯逼供罪的客体表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和有讯问权的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其中，前者是主要客体，后者是次要客体。

二、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

我国刑法第247 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 条、第232 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笔者认为该条文存在较大的缺陷。

篇3：刑讯逼供成因浅析

一、司法的行政化

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裁判权, 它的核心要求便是中立于行政而公正行使, 而在我国, 司法工作人员均具有行政编制, 人员的工资待遇均由同级人民政府财政保障, 这样司法与行政间本应相对独立的关系也就被异化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司法机关为了顺应“上级”, 便追求自身在行政体制中的各种“利益”盲目的追随各种量化指标以彰显效率, 行政权中的效率至上原则逐步掩盖了司法权中的公正原则, 公安机关追求破案率、公诉率, 检察机关追求公诉率, 法院控制上诉率, 而刑讯逼供则恰恰是侦查机关提高取证效率最便捷的方式。

二、长期根植于人们思想中的错误观念

纵观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 刑讯逼供长期以合法形式存在, 唐律的“拷囚”等制度也反映出口供是当时最主要的证据形式。随着新中国成立, 虽然人权得到法律形式的确认, 刑讯逼供在法律上被加以严禁; 刑事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口供证据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但这种自古以来就如同烙印般根植于中国人骨子里的错误认识却并不易被矫正, 在人们灵魂的最深处似乎仍被潜移默化着, 侦查工作仍时常通过刑讯获取口供, 嫌疑人也常常觉得因为自己尚未判定“罪行”认为自己所遭遇的刑讯实属应得, 从而没有维权益意识。

三、法律制度层面的缺失

作为警察, 有人问过我, 外国警察抓捕嫌疑人时为什么都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所说一切都将成为呈堂公证”?那要是在中国又会如何? 先说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源头来自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自己的证人,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 通过强迫方式取得的口供都应排除, 在美国, 警察的讯问被视为一种强制力, 如果警察在进行讯问前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 就会被认为是强迫取证, 即使当事自认其罪, 也不能据此认定其有罪, 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法律制度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 此时如果一名犯罪嫌疑人坐在审讯室内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得意洋洋的一言不发, 结果会是怎样大家可想而知? 虽然有证据排除规则等方式, 但这都是事后救济, 且就算认定口供无效, 以口供为线索所收集的其他证据也足够证明该嫌疑人有罪; 这时有人又会问, 那检察院呢? 刑讯逼供罪呢?司法实践屡屡证明刑讯逼供案件告状难、立案难、取证难、起诉难、判刑更难这是个事实。来看检察机关对公安侦查机关的三种监督途径一是在看守所设立监所检察室, 接受被羁押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控告; 二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批准逮捕对侦查程序进行制约; 三是由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刑讯逼供犯罪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 无论上述哪一种监督方式都缺乏事前的积极介入, 且因为刑讯逼供犯罪发生的空间大多是公安机关内部办公场所, 犯罪环境的封闭使犯罪具有高度的隐蔽性, 检察机关在查处时不可避免地面临证据缺乏的困境, 造成查处困难。

虽然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法制长足的进步, 在国家层面各种司法改革的细化措施不断出台, 在制度层面不断对刑事司法进行规范, “非法证据排除”、“错案追究”等制度虽然仍在实践层面缺乏抓手, 但这就是前进的足迹, 让人们看到中国法制未来的希望。

参考文献

[1]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篇4：刑讯的道德侧面

《战略特勤组》。乍看译名以为又是一部警匪动作题材影片，细看英文原名却是另外一番光景：unthinkable，不可想象。也许只有看过的人，才能体会这个词的残酷含义，一如电影海报上那个背对镜头的溅血身影。

危狱惊情还是道德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中国内地还公映了另一部水准极佳的批片《危情三日》（The Next Three Days），由美国著名导演保罗·哈吉斯执导（此君2004年编剧的《百万宝贝》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紧接着第二年的导演处女作《撞车》又以黑马的姿态蝉联了这一荣誉）。

这部影片讲了由拉塞尔·克劳饰演的男主角坚信深陷谋杀罪名的妻子是清白的，在穷尽所有正当方法也无计可施之后，最终选择布局一场越狱大戏，上演了一幕危狱惊情，携妻带子，远走他乡。整部影片风格凌厉节奏紧凑，看下来酣畅淋漓，男主角虽然经历了重重磨难，最终的选择却义无反顾，结果也是有惊无险，浪漫得众望所归，颇具中国武侠小说的潇洒之风。至于其做法在法律上的正当性云云，早已被看客们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相比而言，《战略特勤组》里的那个选择，则让人纠结得多。

前美军特种部队炸弹专家史蒂芬·杨格不满美国对待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于是作为穆斯林的他策划了一场特殊的恐怖袭击。他宣称在美国三个城市中分别放置了三颗小型核弹，即时将自动引爆。FBI反恐部门女探员海伦·布洛迪负责调查此案，她的小队连同极度危险的谈判专家亨利·汉弗莱斯受命审讯史蒂芬。

绰号“H”的亨利手段残忍严酷，加上政府高层的纵容他愈加有恃无恐。于是，这场临危受命的刑讯逼供把很多人逼进了道德困境无法超脱，并在突破底线后走向了不可想象的癫狂。

公正：该如何是好？

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在他著名的法学系列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中曾经假设过一个关于“失控电车”的案例：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行到一个岔路口，左边的路有五个人，右边的路有一个人，电车所到之处必无任何存活的可能。如果你是司机的话，应该选择把方向盘转向哪边？

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可以借助“紧急避险”的原理作出相对一致的选择。在课堂现场的学生也不例外，绝大多数人选择牺牲那一个人来拯救另外五个人。因为正确的选择，是取决于你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的，而两种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孰优孰劣显而易见，此谓“后果主义道德推理学说”。

于是桑德尔教授变换了一下条件，提出了第二种情形：假设在失控的电车面前只有一条路，前面有五个人，而在路上方的桥上有一个胖子，若他能堵于车前的话车肯定会停下来。如果你就在胖子身后且必须作出选择的话，你是推胖子下去，还是放任五个人身亡?

此时在场学生的立场如大多数观众一样开始分化动摇，随着情况的改变，他们开始倾向于去评判行为本身的动机，而不单是行为的后果。就此便陷入了一种道德困境：为了救那五个人，我可以去杀死一个人么？杀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允许么？

接着，教授抛出了更让人纠结的类似案例：假如五个重伤的人被送进医院，需要移植若干器官才能存活；同时，医院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病人，取了他的器官后肯定能救活那五人，但他本人一定会死。如果你是那名医生，该如何选择？

在如此的困境中，什么才是道德的选择？如何才是正确的做法？

公正，到底该如何是好？

不可想象：杀人的道德侧面

《战略特勤组》面临的状况，远比这几个例子要复杂和危险的多。首先，美国当局无法确定这位前特种部队炸弹专家现穆斯林恐怖分子杨格先生所言是否属实，即，三颗核弹是否存在？这让他们的刑讯逼供行为从头到尾充满了矛盾和困惑：是否我们费尽功夫丧尽原则到头来只是因为一个玩笑？其次，假定核弹确实是存在的，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条件下，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可以说无法想象。事实上美国当局根本无法忽略这种可能性，他们无法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作为代价。这也是当局高层纵容曾在战场上身经百炼的“H”不惜任何手段都要逼出炸弹下落的原因，这是一场他们输不起的战争。

H在本片里是个极富争议的角色，与其说他是经验丰富的谈判专家，不如说他是饱经风霜的刑讯师。他懂得最严酷的私刑手段，并且通透人性的弱点，所以除非经受过特别训练或者有着极强的意志力，一般人根本无法在他面前隐藏半点秘密。可惜的是，这两点被万里挑一的杨格先生都占全了。这也是H使出饱受诟病的最终手段的原因。

同时H也深知，自己虽不是刑讯机器，但随着事态深入他迟早将无法收手。他选择了一个有可能会公平决定这一切的人——FBI女探员海伦·布洛迪。

海伦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为人公正无私而且实战经验丰富。这个角色设定在本片中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所以每个人的选择都微妙掺杂着自身的倾向性。

海伦起初对H行刑的阻挠多半源于女性特有的善良公义，她总想一种合乎人性的方法说服杨格先生讲出秘密。但随着事态的不断升级，在他提供了虚假信息导致53人丧命之后，愤怒的海伦几乎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那把刺进杨格胸前的小刀就是私刑之刃。但最终，理性还是颤抖着将它从中抽离出来。

在H利用杨格的妻子让杨格心理防线崩塌之后，杨格说出了三颗核弹的下落。就在美国当局高层、军方、海伦这三方怒斥H是个魔鬼的时候，杨格却抛出了一个比炸弹还要劲爆的结论：还有一颗核弹存在。然后极富戏剧性和荒诞感的一幕出现了，美国当局高层的态度立即转向了一百八十度的反面，跳下道德高地，义正言辞的要求H继续审讯杨格的两个孩子。

如前面所说的一样，H早已经看透了人性的虚伪和自私，所以他不相信在场任何人的叫嚣和选择，除了海伦。他知道自己已经离底线太远，停手还是继续，他把选择权交给了这位正义女神的化身。当所有人都为末日来临而疯狂的时候，如何丈量公义的权力被交到了第三方手上。

“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是人，要爆就爆吧! 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便是海伦的最终决断。杨格自杀了，硝烟散尽了，核弹也拆除了。但镜头却移向了那隐藏在角落的第四颗，如鬼魅般的红色数字倒数到了最后的一刻。

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新的困惑却又横亘在了心头：到底由谁可以替我们作出正确的选择？海伦？政府？最高院？正义女神？抑或是，上帝？

这个困惑如影片的结局一样，让我无助而苍凉。

篇5：法院院长遭遇刑讯逼供

法院院长遭遇刑讯逼供

中国法院网报道，2015年3月26日，记者从河南省法院网上看到刘德山案的最新裁定。法院裁定办案单位赔偿蒙冤法官刘德山9万余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6万元，并要求办案单位在其所在单位公开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本文回顾了曾经的法院院长刘德山遭遇刑讯逼供、非法办案的过程。刘德山说如果还有机会做法官，他会重视办案的程序审查，这是一个“换位体验”后的感悟，很难给多数法官以示范。再则，即便法官慎重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方面照旧如故，违法程序无证可考，正义的缺口还是会留着。

一个基层法院院长，讲述其从被调查、逮捕、起诉以及无罪释放的特殊经历。他的故事并不惊天动地，结局还算比较幸运，但仍发出法律人难以保护自己的慨叹。这名基层法官对司法活动每一个细节的亲历和观察，值得反思。

原河南省平舆县法院院长刘德山，希望公开向全国法律界寻求高人指点——他当年办理一起减刑案件时有何违法。

这位从业长达近三十年的前法官还控诉，自己遭遇难以想象的刑讯逼供。案情并不复杂：一位被减刑的犯人白玉岗出狱5年后，被指控为黑社会组织头目，上级“高度重视”，领导批示查保护伞，于是当年的减刑也列入复查。日后检方起诉时认为，时任刑庭法官刘德山违反了河南省政法系统的一份内部文件——豫高法[2004]214号中“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的规定，属于玩忽职守。刘德山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常行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当年的审理完全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减刑案件审理的司法解释。

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法官无罪，但判决书还是留了个“尾巴”——认为他虽不构成犯罪，但“有所疏忽”且存在“滥用职权”。而且，当2011年12月14日这位老法官拿到无罪判决，自被带走调查已19个月，其中失去人身自由达16个月之久。他坚持“要个说法”。

1982年，刘德山作为河南政法干部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投身司法界。分配到驻马店中级法院后，他一直从事刑事审判，从书记员一直升至基层法院院长。他办理过上百起死刑案件、审理过副厅级官员职务犯罪，颇为自豪的经历还包括：审过的案子曾被收入最高法院的《刑事审判参考》，写的文章曾发表在《人民法院报》。不过，整整30年的法律历练和信仰，似乎经不起最近19个月司法体验的残酷撞击。他先是经历了8天程序不明的调查。那是2010年春末一个午后，好问律师APP

刘德山被电召至驻马店市一家宾馆，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接受了专案组的“调查”。之后是21天的监视居住——地点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自家住所，而是驻马店市以北360公里的鹤壁市浚县某宾馆中。其间，因为担心肋骨断了，刘德山曾被送往医院照X光。

看守所有监管，更规范，但他一呆就是15个月，方被准许取保候审。他办了多年刑案，但对看守所的实际情况所知甚少，这次，他大开眼界。法院一审历经两次开庭后，拖了将近1年才宣判，因为要层层请示，等最高法院的批复。幸运的是，他被宣告无罪。19个月的司法体验让他感慨良多。他说，他曾自认为，对刑事法律规定和原则还算熟悉，但却难以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可想老百姓有多难”!

法律人有证据意识，刘德山用硬纸片记下其被体罚的情节。

第一站：专案组 司法程序还是党纪程序?一直没弄清楚

（本文灰体字部分根据采访整理）2010年5月4日，是五一之后第一天上班，驻马店市中级法院的纪检组长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颐和山庄宾馆，说需要问你个事情，没有明确说什么事情，我心里很坦然，就去了。我是下午去的，到201房间报了名字，然后有人领我到一楼走廊尽头一个房间，没有窗户。他们也不说他们是哪里的。一个人跟我说，把在驻马店中院办案的有关问题回想回想，然后就走了，其余人就站在那里，看着我。开始第一天、第二天还让我打电话，后来就把我手机没收了。我问他们，有啥手续，他们就不理你。我问我被限制人身自由这算啥?他们就说，你配合调查，好好交代你自己的事情，好好想想，把该说的说出来。在这里没有打，也没有骂，就叫我回忆，说：“赶快说说，说了就没事”，我问：“说啥?”他们用方言说，“你心里清亮亮的”，这个应该是鹤壁话。最后几天，他们跟我说，是减刑方面的事情，让我看了白玉岗减刑案件的部分材料，说是帮助我回忆，就是拿过来看了一眼，不交到我手里。有一段时间管得不严，每天三顿饭之后，可以活动半小时。房间很小，我从门口走到最里边，是七步，走回来，还是七步，我内心就有一种不吉利的预感：我遇到麻烦了。之前我没有过这种经历。我知道“双规”，但办“双规”很严格，要审批，程序上要宣布、要签字，但我这个，自始至终没人说是“双规”。我当时估计，是调查，没法判断是什么性质，讲不了理讲不了法了，判断不出他们是纪委的还是检察院的。当时困扰了我好几天，这个究竟是司法程序啊还是党纪政纪程序啊，一直弄不清楚。始终，他们啥也没有宣布，也不说他们是哪儿的，啥也不说。就在这个没有窗的好问律师APP

屋里面，关了8天。刘德山卷入的这场风暴，发端于毗邻驻马店的河南南阳。他曾经给予减刑的当事人白玉岗出狱五年之后，被指控为涉黑组织头目，案子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2009年6月，全国打黑办派员全程旁听庭审，之后递交的报告认为：白玉岗涉黑案件的经济基础未被摧毁、保护伞未被打掉。公安部和中央综治办主要领导分别作出批示，其中一则批示为：“要认真总结、剖析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积极地整改。”白案审理结束后，河南省政法委了抽调五十余人，成立“3.21”专案组，启动调查白案中的漏罪漏犯、白的保护伞以及白2004年在驻马店市监狱服刑期间的情况。刘德山和当年的另一位合议庭成员、驻马店市监狱有关人员、南阳市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均被调查。

第二站：监视居住 先整服气了，再走过场

5月11日下午4点多，他们把我带出来，我就感觉气氛不对劲。从颐和山庄上了车，一直往北开，我开始以为是要带我去郑州，可能是省纪委那个办案基地，但是我级别不够这个啊，后来发现不是。拉到浚县检察院，已经晚上9点，把我带进院子后面的房间，是车库改的，上面牌子写着“办案一室”。进去一看，椅子是铁的，固定在地上，墙壁是软的，我办了20多年刑案，根本没来过这种场所，从没见到这个场面，就估计是要对我上手段了。办案的人吃完饭之后，就来宣布，浚县检察院给我立案了，还是这几个人，把我东西给收走，然后就让我面壁站着，离墙30厘米，说：不该办的事情你办了，不该收的钱你收了，你先好好考虑。气焰特别嚣张。因为之前没有过度折磨我，我体质还可以，一站几个小时，从晚上9点多一直站到第二天上午7点，他们轮流在这边看着你。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浚县迎宾馆，宣布对我监视居住。给我一个应当遵守的条款，说起来坐下都要报告，我不给他报告，一个姓陈的，上来就打了我两耳光。我以前知道，检察院办案是不敢打人的，但到这天上午，我就知道不行了。中午吃完饭了，又来几个人，气势凶得不行，没打我，但到夜里，又开始打我，把我撂倒在地上之后，往我身上坐，不是轻轻地坐，是使劲坐。他们打我是叫我承认是故意违法办理减刑，是领导安排的，叫我检举领导，啥事情都行，从县里到上面。他们开始说法院领导，后来又说市里领导，点着名字，让我检举。

一直打到5月15日，我的肋骨疼得很，坐着也疼，疼得哭。16日上午，把我送去浚县中医院照片。后来照X光之后，说我没有问题，但后来我肋骨疼了整整4个月，有经验的人都说，肯定是肋骨打断了。刘德山当法官时，对监视居好问律师APP

住的执行有过了解，一般情况下，监视居住都是在当事人家中执行，监视期间并非完全失去自由。而就算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据他回忆，一般是“找一个院子，可以吃住，可以在院子里面活动”。他没想到，自己经历监视居住时，却是在360公里外异乡的宾馆里。刘德山称，在这里的21个昼夜，他被困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彻底失去自由，不准上床睡觉，并遭到了严重的刑讯逼供。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制度设计并不缺位，比如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要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刘德山亲身经历后认为，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形同虚设：“全是演戏”，“先把我整服气了，让我说„是的‟，他们再开设备走一道场子。”侦查机关否认刑讯逼供。鹤壁市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事实上，办案人员对刘德山照顾有加，“吃饭都是变着花样给他吃”;至于21天不让睡觉，他认为明显违反常识，“常人几天不睡觉，就活不了了”。

5月31日，办案人员跟刘谈话，告诉这位市、县两级人大代表——人大已批准了侦查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刘德山顿时明白过来：“要进去了”。当晚，办案人员宣布对刘刑事拘留，并于夜里1点多将其押往看守所。

第三站：看守所 “挂起来”“弓起来”“撩起来”

看守所里面是精神恐怖，让你处在饥饿之中，让家里送钱再加价卖给你东西，然后就是强迫劳动，规定工作量和时间，然后就是打骂、虐待。违法使用脚镣手铐，土话叫“撩住”，体罚叫“撩起来”，把脚镣手铐全部铐在一起。我知道“撩起来”是违法的，我工作二十多年办刑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刑罚。公安部对于警械使用有规定。还有一种叫“挂起来”，把手铐铐起之后，挂在号房的门梁上。我见过两个人，被挂起来12个小时，我跟他们在一个号里面。

“弓起来”，就是对着墙壁躬着腰撅着屁股罚站。还有拉出来到审讯室坐“老虎凳”，是一种专门做的椅子，手脚全部铐住，一坐24个小时。“三稀”也是一种严管措施，每天只发三碗稀饭，不给发馍。我经历过两次“撩起来”，一次时间短，撩起来半天，第二次撩起来3天3夜，去掉之后，还被戴脚镣手铐17天，实行17天“三稀”。看守所里面要强迫劳动，串链子比较多，各种塑料的链子，有长的有短的，一般人每天做90条以上，个别年龄大的(工作量)稍微降低一点;还有扎拉花，剥大蒜，化肥袋子，一个人要剥一袋大蒜，少的时候两个人一袋子，没剥好的要处罚。

7月份之后，我就不肯干了，年龄大了，眼镜近视，有颈椎病，定的任务完不成。他们也不对我咋了，有人跟我谈过，叫我干活，我不干。号里最多的时候，好问律师APP

24个人，最少的时候12个，正常铺位只有12个，最多的时候，地上睡的都是人，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睡觉只能侧着睡。法律书一概不让我看，家人给我送的《论语》、《古文观止》，每次搜号都给我搜走，用脚往外踢。我的《古文观止》上现在还有脚印，我是读书人，对书被践踏很来气。比起无人监管的“黑宾馆”，刘德山原以为看守所可能要自由点。尽管看守所曾爆出“躲猫猫”等丑闻，但毕竟有专门法律约束。刑讯逼供多发生在嫌犯移交看守所之前。

二十多年来，提审犯人、宣判、执行死刑，老法官刘德山对看守所并不陌生。不过，从法官成为嫌疑人，他在浚县看守所的15个月里，目睹了看守所内被押人员参加劳动、被体罚、超期羁押等以前完全不了解的种种问题。

听说法官也进来了，很多人都过来咨询。有些案子，在刘看来明显过分：一家三兄弟因为上访，被按敲诈勒索罪抓了，老大判7年，老二老三各判3年。刘曾和兄弟三个分别同监室关过，虽然同情，却爱莫能助：“自己的事情明明白白，都弄不了，怎么帮人家?”

刘德山在看守所关了整整15个月。其间，家属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未得到批准。辩护律师陆咏歌多次前往浚县看守所会见。“他在坚信法院会依法判案的同时，表现出了对法律的失望。”陆咏歌回忆，会见中，刘德山曾多次流泪，问律师：“为什么?”“这是法律人的眼泪，是局内人的伤心。”陆咏歌说，“作为一名老律师，我也想问，„为什么?‟”

2010年10月，刘德山终于来到了他最熟悉的地方——刑事审判法庭。

第四站：法庭 法官要我配合

一审开庭是2010年10月19日。开庭的时候，每一个问题，我都讲得他们无话可说，第一次开庭，还没开就发生了争执，我不愿意穿看守所的号服，他们不同意。后来开庭后，解下手铐，我就把看守所的号服脱掉了。起诉书念完之后，问我是否属实，我说不属实，我说上面写我有供述，那是刑讯逼供了，限制我自由，打我，休息吃饭喝水解手刷牙拉屎拉尿的自由都限制了，法官就斥责我，不满意我说这么多，说你当院长不知道该咋弄。当时我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两高三部”出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的律师提了这个。律师问了我刑讯逼供的问题，问有何证据，我说有X光的片子和笔录上的签字。我2010年5月16日被送到浚县中医院去照X光，我记住了片子的号码：36657。我在县法院的坐车，号码是0366，所以我记住了。我们要求调取这两项证据。后来，第二次开好问律师APP

庭，调取了。但是片子没有调来，调了检查报告，宣读了我5月31日写的那行字。那天的询问笔录上面，我写了“对所受到的待遇保留权利”。但检察院认为说明不了啥问题。事先他们都写好了证明，说这些人没有对我刑讯逼供，法院最后也没有认定刑讯逼供。我的律师就说，检查报告说“没有异常”，就证明检查了，无缘无故检查什么身体?为啥要检查?

第一次开庭中间，法官把我带到他办公室了，说刑讯逼供“都是这样”。我自己当法官开庭的时候，越是影响大的案子，我越是要中立，被告人说的如果有理，就让他说，不能斥责他，浚县的法官连中立都没做到，面子上都没做到。法官叫我配合，说检察院相当慎重，检察院多次向上汇报了也来法院沟通了，相当慎重，隐含的意思就是：让我明智一点，和法院配合。我平常就很讨厌“配合”这个字眼，有罪的话你就判决嘛，所谓的“配合”就是要你咋弄你就咋弄，要你咬谁就咬谁。第一次开庭，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夜晚9点。法庭上，前法院院长刘德山为自己作了详细的辩解，对于公诉人提出的每一份证据，他都发表了质证意见，并重点谈到了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历。

但第二次开庭后，判决结果迟迟未出。经过家属和律师的反复打听，久拖不决的症结在于：刘德山案正在经历漫长的“内部请示”程序，已经过鹤壁市中院、河南省高院，层层请示至最高法院。刘德山也判断，肯定是“在请示”，他知道，按照内部规定，处级干部的审理和判决，就要报到省里，所以自己的案子至少报到河南省高院，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报到了最高法院请示，而且拖了那么久。

捱到2011年春天，最高法院关于刘德山一案的批复终于下来了。同年9月3日，刘德山获准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10月份，浚县法院一审判决他无罪，浚县检察院提起抗诉。12月份，鹤壁中级法院终审裁定，刘德山无罪。

第五站：悬赏鸣冤 如果再当法官，我会更重视被告权利

最后的判决仍然留了“尾巴”，认为我不构成犯罪，但是疏忽、滥用职权。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这个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办理的减刑案件，是完全符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既没有违法，也没有违规。应该给我下结论，办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符合法定减刑条件。法院的判决应该是这样的判决。我回来之后，刑法、刑诉法、最高法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都认真学习了一遍，包括各省的关于减刑假释的文件，都逐条对比，发现各省市不一样，足以说明河南省高院的214号文没有法律效力。而且，我办案，并没有违反214号文件，虽然规定“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但这个案子不好问律师APP

是“一般”，而是“特殊”，所以我没有违反。申诉的希望太渺茫了，我也知道难，我也知难而退，恢复正常生活就行了。但现在看来，构成重大影响了。一个是社会影响的问题，一个是据说还要给我党纪处分，一个是对我的工作生活构成了直接的影响。无罪判决半年之后，我仍然没有正常生活。谁来承担责任?我要尽我所有的努力，向上反映，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尾巴，一定要一个说法。如果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我愿意接受处罚。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追求司法的公正，但是所看到的一些现实，对我的信仰打了严重的折扣。尤其是有的司法机关，根本不是在依法办案。

在刘德山看来，这仍是一份“有瑕疵的无罪终审判决”：判决书认为他不构成犯罪，但仍认为他“有所疏忽”且存在“滥用职权”，这个结果让他非常不满。他没有申诉。作为多年的老法官，他深知，经过层层请示过的案件，申诉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来自鹤壁市检察院人士的说法是：检方并不认为刘德山无罪，并认为最高法院对刘德山一案进行批复有违法之嫌，目前该院已报河南省检察院，请求对二审结果进行抗诉。刘德山说，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做法官，对被告人的权利，他会更加重视，对办案中程序的审查，会更严格，对案件最终的判决，会更加慎重。因为，这次司法体验已告诉他，“很多法律规定被架空，而当事人、被告人，实在是太弱势了”。

【媒体评论】

呼吁法官换位思考

红网评论《眼花判错案PK遭逼供 法官须换位思考》呼吁法官在判案时应换位思考。文章称，就像水涛法官一样，在“眼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受害者家属的感情，没有考虑法律的尊严，更没有换位思考，只是脑子一热，大笔一挥，就做出减轻处罚的判决书。就是这个举动，让案犯逍遥于严惩之外，让九泉下的灵魂无法瞑目，让法官这个职业和法律蒙羞。而本案中的刘德山法官，从坐在审判席上，到站在被告席上，让法官对法律的公正性及其办案的程序有了新的认识，不是人的道德和品性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一种角色的换位，是一种对被不公正执法的体验，让他有了这样的提高。如果早有换位思考的举动，还会有现在“被司法程序”的体验吗？

《长江日报》评论《刑讯逼供的换位体验》则称，对大部分个体来说，一旦被放置在当事人、被告人的位置，面临的往往是倾泻而来的惩罚，“有罪推定”乃至“栽赃式”的问讯司空见惯。以还原真相实现正义为目的的案件调查，变成了想尽办法“填”一个正义的洞，不管是拳头出手还是拖延羁押。文章同时强调，刘德山说如果还有机会做法官，他会重视办案的程序审查，这是一个“换位体验”后的好问律师APP

篇6：论严禁刑讯逼供的重要意义

【内容摘要】

“严禁刑讯逼供”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完善，这一政策被法律化而成为法律条文，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刑讯逼供的发生。但个别地方的公安、司法机关仍然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一些地方的问题还很严重，这有其发展的历史、社会原因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原因。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今天，它是维护诉讼公正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艰巨任务。

“严禁刑讯逼供”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这一政策被法律化而成为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为了确保其得到实际的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问题是，尽管政策与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各级公安、司法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加大了专项治理的力度，但是刑讯逼供的现象却屡禁不止，一些地方的问题还是十分严重，这与其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原因。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注重人权保障的今天，严禁刑讯逼供，治理刑讯逼供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十分必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严禁刑讯逼供，是维护诉讼公正不可或缺的《刑诉法》是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法，能否做到诉讼公正，关系到案件能否得到正确、及时、公正的处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司法工作者“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程序违法引起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

（一）、纠正依赖口供的心理，保证司法公证

办案人员在办理刑讯案件的过程中总认为有了口供好破案，能按图索骥收集其他证据；有了口供好定案，有了口供定案才能踏实。因为这种方法简单、省事，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导致部分民警认为刑讯逼供是办案的“绝招”、“捷径”。而现实中的无数事例已反复证明：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总祸根。众所周知的民警冯成军致死大学生一案，便是一例。案发当天，正值冯一人值班，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冯成军带头几名治安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刚刚毕业两个月的大学生杨某

强行带回派出所，并且非逼着他承认自己有流氓强奸行为，杨某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便极力为自己辩解，冯成军等人不仅不进一步弄清事实，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以为杨在狡辩，于是就用电警棍活活将其打死。

我国《刑诉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在具体执行中，往往是没有口供不定案，把口供当作最有效的证据,用通过刑讯的方式取得口供来定罪判刑,认为这样定案才觉得有底，才算铁案。而实践中，只要口供在后来的庭审中查证属实，即作为定案的依据。而刑讯逼供者除少数致人死亡的，一般是不会追究刑事责任的，使刑讯逼供行为受到了保护。加上由于少数公安、司法工作者业务素质、政策水平低，缺乏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中过多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往往用感情代替法律。个别领导又往往在事实上予以默认、姑息，甚至纵容。有的领导则认为刑讯逼供如同一块臭豆腐，“闻着臭”，“吃起来香”，造成教育、处罚不及时，助长了刑讯逼供的恶习，使这个问题成了老大难的顽症。

（二）、正确对待律师介入，保证司法公证。这无疑给犯罪嫌疑人加上了一层法律保护网，使办案人员不能认为律师是帮助坏人说话的，干扰了侦查活动，加大了办案难度，不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律师的职责，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在工作中严格依法办案，不授人以柄充分认识到律师的监督，可以促使我们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办案水平，保证办案质量，还可以使我们少犯刑讯逼供的错误，也保护了自己。如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将犯罪嫌疑人熊先禄隔离关押并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性刺激而休克死亡。1999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最终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

二、严禁刑讯逼供，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我国已进入“依法治国”的伟大历史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有法必依，有章必循。严禁刑讯逼供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

（一）、社会主义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代表了广大人民利益和要求。“严禁刑讯逼供”，成为法律条文，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刑讯逼供同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相悖。刑讯逼供不是一般的违纪犯错误，而是违法犯罪行为，是野蛮的、法西斯的审讯方法，受审人的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妨害了公安、司法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不仅侵犯了人民意志和公民权利，而且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律，同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背道而驰。

（二）、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

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实质上就是依法办事。其关键是依法规范和约束权力，确保国家权力严格依照法定的职权和范围行使。十五大报告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和民

主法制建设”问题时，明确提出“尊重人权”，就是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同民主政治建设人权保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刑事执法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刑诉法》既是国家权力根据，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宣言。因为法律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要予以保障。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对于刑事执法来讲，就是全面遵守《刑诉法》的规定。

（三）、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要求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办理刑事案件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把案件查得清清楚楚，把犯罪证据搞得确确实实。而刑讯逼供的实质，就是不愿做深入细致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热衷于单纯的坐堂问案，把调查研究局限在“从犯人嘴里掏”，把主要精力花费在获取口供上，信奉“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根本法律原则不符。

（四）、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党和政府良好形象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稳定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而公安、司法机关是维护稳定的中坚力量。刑讯逼供行为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危害极大，很容易伤害无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严重损害党群关系、警民关系，极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政治稳定。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好发现，说出其夫审讯时已被打死并密秘埋葬。发生这样一起刑讯逼供死亡的案件，地方公安、司法机关，甚至党委、政府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处理善后工作，甚至干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而受害人家破人亡，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长期上访、申诉、控告，向政府施加压力，进而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公安、司法机关又是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很容易误伤好人，放纵真正的犯罪分子，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而且容易拉大党和人民的距离，严重损害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人民对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感。损害政策与法律的权威，造成我们工作的被动。

三、严禁刑讯逼供，是完善法制工作的一项艰巨任务

刑讯逼供既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同时也是执法活动中的一种腐败行为。要彻底根除，必须运用政治、法律、经济武器，建立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监督约束体系，并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一）、完善刑事立法，规范刑事政策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促进人权保障，应不断地完善刑事立法，规范刑事政策，使之进一步民主化，科学化。

1、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是回答。”也就是说如实交待罪行是其承担的一项重要义务。司法实践中，它削弱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助长了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对犯罪嫌疑人供述过分依赖的心理，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应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以真正落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也同联合刑事司法准则相适用，是克服刑讯逼供的带有根本性的措施。

2、建立证据排除规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并未因法律的禁止而消失，主要原因依靠是立法上没有排除证据。要想彻底杜绝司法人员必须转变观念，加强业务素质的培养；其次就是从立法上排除非法证据效力，使其失去存在的意义，司法人员就还会冒徒劳无功的风险非法收集证据了，这也会起到预防刑讯逼供的作用。我国作为联合国《反对酷刑公约》的成员国，有义务遵守公约的规定，对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不能使用做出明确规定。从立法上排除非法证据，既是保障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要求。

3、应当赋予律师讯问到场权。《刑诉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察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在此基础上，还应赋予律师讯问到场权，更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律师不能制止。河南某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名无辜者被抓，2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查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 俱在，冤案遂成铁案。后辩护律师据理力争，才使真凶露出原形，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同时，应当建立和推广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相的制度，以备庭审时出示、播放。防止刑讯行为的发生，以保证诉讼公正，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

4、刑事政策法律化。在打击犯罪领域，我党制定的各项刑事政策功不可没。但对一些现有的刑事政策与现行法律的关系可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打击犯罪、惩罚犯罪、改善犯罪的司法活动中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司法实践中，坦白是酌定情节，可以从宽并非法定从宽，往往是交待的越多，处罚的越重，拒不认罪者，却往往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而被无罪释放，以致在犯人口中流传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之说。我们应改变“抗拒从严”的做法，以保证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沉默权。而坦白在一些司法解释中体现了坦白这可以从宽处罚的精神。为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坦白，把“坦白从宽”纳入<<刑法典>>并且采取绝对从宽的原则。以利于实际操作。

（二）、完善监督制约体系，制止刑讯逼供

严禁刑讯逼供工作要长抓不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并做到制度化、经常化。

1、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提高公安人员素质，建立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法律通、业务精和文明执法队伍是克服刑讯逼供的组织保证。刑讯逼供的犯罪主体是公安、司法人员，因此，各级领导应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

求，紧密联系队伍实际，组织民警学习政治理论，把纪律作风教育整顿作为队伍建设的重点，强化监督管理，使公安、司法队伍建设逐步走上正规化、法制化轨道，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2、要把抓好学习、提高认识作为治本之策。要认真组织广大干警学习《刑法》、《刑诉法》、《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提高司法人员法律、政策水平、讯问技术，严格依法办案，牢固树立制止刑讯逼供问题。

3、提高民警的法纪观念和群众观念。组织干警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对一些管理松懈、纪律松弛、制度形同虚设的部门加大治理力度；对一些素质不高、纪律松散、群众意识差、又缺乏基本法律常识的，经考核不合格的，要实行离岗培训，经离岗培训仍不合格的，应调离公安机关。用强有力的方法，提高民警的法纪观念，群众观念和执法办案水平。

4、严肃法纪是制止刑讯逼供的重要手段。要进一步强化领导责任制，用严格的制度保证严肃执法，各级公安、司法机关领导要敢抓敢管，保证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不发生严重刑讯逼供的问题，哪个环节出问题追究哪个环节上的责任，落实“守土有责”，各级领导对部下的刑讯逼供行为，决不能姑息迁就，更不能明里暗里鼓励和怂恿。公安机关要严格执行公安部关于发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逐级检讨汇报制度和追究领导责任的有关规定。对因工作失职，造成队伍中刑讯逼供问题严重的，除依法追究涉案民警的法律、纪律、经济责任外，要追究上级领导责任。把治安刑讯逼供问题的情况，列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

5、要在广大干警中开展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教育。教育民警认清刑讯逼供是违法行为，从长远来看，于事无补，于民无益，于国有害。从小事抓起，防微杜渐。教育中，要把一般性教育和重点教育、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和反面典型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注重用民警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进行生动形象的教育，增强教育的实效性，使广大干警克服特权思想，纠正简单浮燥的工作作风，把无冤假错案作为刑事执法的最高标准。

6、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办案手段中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战斗力。加大经费投入，更新装备，并建立各级技术网点，使其有必要的手段掌握有关犯罪的信息和监控犯罪动态，并能迅速及时地收集和提取有关犯罪的证据，发挥科技优势。走出依赖口供的困境。但绝不能以技术落后为借口，放纵刑讯逼供。

7、实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强化执法监督。建立和落实执法责任制、评比制、错案追究制，定期开展案件检查评比，发现刑讯逼供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处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形成办案部门、监督部门和单位领导相互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刑讯逼供的监督检查。

综上所述，严禁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决定的；是正确认定案情、准确适用法律，公正、文明执法的必要条件；是尊重客观事实，正确处理

案件所要求的；是稳、准、狠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严禁刑讯逼供，才能保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得到贯彻执行。严禁刑讯逼供是司法人员收集证据必须遵守的一项普通原则，我们必须以贯地坚持下去，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项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公安、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

《人民警察法》

《邓小平理论文选》 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律师与法制》浙江省律师协会出版社1998年第9期

《公安研究》公安出版社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