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婚检中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

2022-09-11

一、婚检制度概述

婚检制度全称婚前健康检查制度, 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一项社会制度。婚检是指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生育的疾病进行医学检查, 主要包括:家族史及病史调查、体格检查、遗传性疾病检查等。旨在普及健康知识、传授科学生育观、筛查遗传性疾病隐患、避免传染性疾病传播、保障新生儿出生质量、提高全民族人口素质。因而, 婚检制度就是健康婚姻和优生优育的一道屏障。这不仅对夫妻双方和两个家庭来说至关重要, 也影响着社会的人口质量和人类的发展进程。

我国婚检制度最早确立在1986年9月1日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下发的《关于婚前健康检查问题的通知》中。随后, 199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正式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婚检制度予以确定。此外, 1995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婚前检查, 进一步确立了婚检制度的法律地位。2003年7月30日, 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对《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 修正后的《婚姻登记条例》于2003年10月1日起在我国施行。该法对于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需要出具的证明材料中没有列出婚前医学检查证明。这表明我国法律取消了强制性婚检的规定, 从强制婚检转变为自愿婚检。在“自愿婚检”原则全国推行之后, 我国婚检率明显下降, 各地出生缺陷率近年来不断飙升。至今, 我国各省份一直都有呼吁恢复强制婚检的声音, 今年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葛均波也提出提案, 呼吁“建立有效的婚检机制, 可自愿与强制相结合、自费与免费相结合”。其实早在2005年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就对《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了修改, 规定“没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的不予办理结婚登记”, 成为全国施行自愿婚检以来, 第一个恢复强制婚检制度的省份。但据媒体报道, 黑龙江在恢复强制婚检方面7年来并未完全落实。可见, 我国婚检制度经历了从强制执行到自愿进行, 再到个别省份有限地恢复强制婚检的变迁。

二、婚检中隐私权与知情权的范围

隐私权最初由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1890年在刊登于《哈佛法学评论》上的《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出 (Warren&Brandeis, The Right of Privacy) 。隐私权是自然人的自由权在私法上的保护, 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私生活领域及私人信息免受干扰的、独处的人格权。我国至今虽并无明确隐私权概念和保护范围的法律规范, 但是少数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上均有体现。如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人格权尊严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查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通信。《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 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 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这一概念由美国记者Kent Copper率先使用并逐步上升为一项宪法和行政法上的权利。一开始是指公法权利范畴的知情获取, 随着知情权的外延不断扩展, 有关民事权利的属性也被包含其中, 特别是对个人信息的知情权, 是公民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享有的人格权的一部分。中国有关知情权的法律依据可以在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行政法规定的“听证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等法律条文中得以体现。

具体到婚检制度中, 隐私权和知情权的范围无疑要做限缩, 该范围也应与婚检制度的目的和意义紧密结合。上面提到, 普遍意义上的知情权主要为公法权利性质, 随着社会发展加入了私法权利的属性。在婚前检查中, 知情权主要涵盖于民事私法权利的范畴, 包括婚检医师对婚检当事人有关病史的知悉、婚检当事人对个人身体健康状况的知情以及婚检双方当事人对彼此身体健康状况的信息获取。其中最重要的是婚检双方当事人对彼此身体健康状况的了解, 这也是最容易和婚检当事人隐私权起冲突的部分。严格来说, 隐私权从名称上讲就是一种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笔者认为, 从对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来说可以将隐私权划分为绝对的隐私权和相对的隐私权。绝对的隐私权不涉及任何公共利益, 只包涵绝对个人的秘密信息, 应该受到绝对的保护。并且绝对的隐私权还包括权利人的自由权和选择权, 即权利主体有公开宣布其个人隐私的自由, 也有自由选择对其私人信息秘而不宣。相对的隐私权就涉及到公共需求的问题, 对社会利益有较大的影响, 应该受到有限的保护。即可以以法律为依据不对其进行保护, 而在合法的限度内对其进行公开。婚前检查中与婚检内容相关的隐私权就属于相对的隐私权, 这与婚检的宗旨和价值相符。

三、冲突形成及各当事人权利、义务分析

广义上讲, 知情权重在获取信息, 隐私权重在保护信息, 具体到婚检制度中的知情权范围与隐私权限度也不例外:受检者的隐私权和婚检医师的知情权;婚检一方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另一方当事人的知情权;婚检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双方家庭的知情权。

在婚前健康检查中, 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对彼此身体健康状况的知情权应是平等的。在我国当前自愿婚检的社会环境下, 一对新人在接受婚检之前, 就应在内心形成一种默示———无论身体检查结果如何, 本人都要对家庭、后代、社会负责, 即接受自己部分隐私权会被有限公开的后果。否则, 该新人进行婚检便毫无意义。如果一个人检查出了不应结婚的疾病却要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威胁医生不能告知对方当事人, 这便违背了婚检的初衷, 也与婚检制度的宗旨和相关法律规定不符。因此, 受检者有义务依法让渡个人与婚检内容有关的隐私权, 但也有权利对除此以外的隐私信息严于己口, 更有权利对婚检医师或有关当事人侵扰该部分隐私权的行为进行诉讼。

根据《婚前保健工作规范》的相关规定, 婚检医师有权利在婚前医学检查中询问受检者的家族史、病史, 对其进行体格检查、常规辅助检查和其他特殊检查。不得进行与婚育无关的违背受检者意愿的其他检查。同时, 婚检医师应慎重对待可疑发育异常者, 进行特殊检查应根据需要或自愿原则确定。婚检结束后, 婚检机构应当给出医学意见, 并向当事人说明情况, 对有关疾病及治疗措施进行指导。最重要的是, 将任何一方患有影响婚育的疾病告知双方当事人也是婚检单位的职责所在。婚检单位也有义务对此进行保密, 不得对婚检当事人以外的任何人进行公开。这是受检者相对隐私权保护范围的最大底线。当然, 信息获取一方同样也有义务在有限度和有范围的前提下知悉对方的身体健康状况, 并对此进行保密。但是结合现实生活中双方家庭也有信息获取的需求的情况, 笔者认为信息获取一方在保护受检者信息的义务中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权, 即可以选择向特定的家人说明真实情况, 以解释为何暂且不婚或为何不能结婚。毕竟两个人的婚姻无论从法律还是伦理层面都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难免需要向双方的家庭进行解释和说明。在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之间也应有足够的默认, 并且应在受检者相对隐私权的范围内。但这种自由权同样有严格的限制, 对家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特定”和“绝对需要”的基础上。而且该特定家人获取信息的同时也承担了保守信息的义务。婚检医师、信息获取者任何一方对受检者身体健康状况的信息进行非婚检需要的利用都无疑侵犯了受检者的隐私权。

四、协调方法

通过上文的分析, 不难看出婚检中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贯穿检查过程的始终。而冲突和矛盾易于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婚检当事人对各自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不够明确。故笔者认为较为合适的协调方法如下:

首先, 婚检单位作为婚检制度中重要的第三人, 必须明确受检双方的隐私权界限。恩格斯指出, “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 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 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 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 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婚检中知情权的行使形式上没有直接体现公共利益的需要, 但其实质意义却是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下被赋予的。所以根据“法益衡量原则”, 在婚检制度下的公共利益知情权显然要比个人隐私权重要, 此时的个人隐私权必须为知情权的行使做牺牲。这与相对隐私权的保护限度一致。其次, 虽然受检双方在进行婚检之前对检查内容所涉隐私已经有一定的心里默认, 但都比较含糊, 认识不够全面。这就需要婚检单位对其进行耐心的解释和指导, 使受检双方对其权利义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大家都足够清楚婚检中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后, 就能避免很多矛盾的产生。如果准备进行婚检的双方对其权利义务有了明确的认识后, 因超出了其心理预期而放弃婚检, 那也是当前在法律规定不强制婚检下允许的情况。但婚检单位应当进行有必要的劝导。最终的选择权仍在准备婚检者手中。再次, 婚检过程中, 婚检医师应当严格遵守《婚前保健工作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受检者负责。严禁任何逾越婚检医师职责范围的行为。上文对婚检医师的权利义务也已作了详细阐述。最后, 任何详尽的解释和周密的准备也不能完全杜绝权利的冲突, 况且在婚检制度中的权利义务有一定的自由度, 内心规制的作用也很重要。故笔者建议, 在婚姻双方实际地接受婚检之前, 婚检单位、受检者和另一受检者三方签署权利义务知情书, 将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固定在文本上, 这样能够在矛盾出现时对取证和应诉有所帮助。当然, 受检者也不应是被动者, 其有义务遵循婚检程序, 接受婚检结果, 也应对婚检单位、医师以及合法的信息知情者的超越权利限度的行为进行申诉。

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还关乎两个家庭的融合与幸福, 更在国家人口质量和社会发展中作为重要的影响因子。婚检中的各方当事人都应尽力协调婚检中的隐私权与知情权, 以保障婚姻质量和生育条件, 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

摘要：广义上讲, 隐私权重在保护, 知情权重在获取, 两者对立必然引起冲突。具体到婚检制度中, 该矛盾无论是在强制性婚前健康检查还是在自愿性婚前健康检查的情况下始终都存在, 而且不易调和。本文试图从婚检制度中隐私权与知情权的范围、冲突形成、当事人权利义务等方面进行阐述, 探求一种协调方法, 能够便于实践并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

关键词：婚检,隐私权,知情权,冲突,权利义务,协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