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管理体制

第一篇：中国行政管理体制

中国民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民族行政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而言，更是如此。中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俄罗斯采用的是联邦制。

二、应用方法：

本文使用比较行政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对民族事务行政管理体制的行政机构设置、行政职能确定、行政过程的运行、存在的弊端，改革的思路与相应的对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中国民族事务行政管理体制框架和民族行政体制改革。本选题的部分内容与一些学科形成了交叉，因此应用行政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

主要对比对象：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创新民族行政管理体制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涂尔干：比较社会学比较行政研究的基本方法：

1、比较法

2、实证主义方法

3、诠释的方法

4、批判的方法

三、问题：

普京的创新民族行政管理体制的行政策略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影响和有哪些借鉴作用。

第二篇：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革

一、计划经济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特点

1.计划经济下的办学体制

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存在多种办学体制。当时，人民政府全部接管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学校共205所，其中公立高校124所，私立高校60所，教会学校21所，属多种办学体制共存。党和政府对这些高校实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方针，采取先接管、接收和接办，然后逐步改造的方法。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了《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私立高等学校要健全董事会，重新申请立案，加强了对私立高等学校的管理。1951年，国家收回了21所教会学校的教育主权，其中12所改为公办，9所改为由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政府给予经济补贴，1952年，我国学习苏联经验，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并按院系调整的总体规划，将私立高校调整到相应的公办学校。至1952年底，我国私立高校全部被取消了。

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都是公办的，全部由政府直接投资，大致有四种体制：一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由财政部拨款，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二是中央有关部委举办的高等学校，由财政部拨款、部委补贴一部分办学经费，如铁道部举办的上海铁道学院、机械部举办的上海机械学院、外贸部举办的上海外贸学院等;三是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主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由省级财政拨款，如北京市政府举办的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学院，上海市政府举办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也有省属市举办的高校，如南京市举办的晓庄学院、临沂市举办的临沂师范学院等;四是由行业或企业举办的高校，如原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由上海市轻工业局举办，上海冶金专科学校由上海市冶金局举办，上海石化专科学校由石化总公司举办，办学经费由举办方筹措。这种办学体制，是适应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因为计划经济是条块分割的经济，只有自己办大学，中央各部委才能培养所需人才。各地区同样如此，为满足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办地方性大学。由于全部是国有化、公有制的高校，教育经费全部由政府或行业(企业)负担，而国家和各地区财力都有限，因此，那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得比较缓慢。直至1965年，我国普通高校仅有434所，在校生67.4万人，毛入学率为2%。因“文革”的破坏，1977年，普通高校下降到404所，在校生62.5万人，毛入学率不到1%。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只能发展公办高校，不可能象其他国家一样通过发展私立大学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在1956年以前就完成了城市工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私营经济全部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1958年，农村又实现了人民公社 1

化，即农村也消灭了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因此，在全国生产资料公有化的体制下，不可能再产生私立学校、民办学校。

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由国家统管，是适应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需求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建国不久，高等学校由国家统管，便于集中力量培养国家急需人才，便于统一部署、统一规划。如1952年到1953年的院系调整，学习了苏联经验，改革原有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因为都是公有制高校，院系调整进行得比较顺利。院系调整加强了工科教育和师范教育，开设了一些国家急需的新专业，如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控制、无线电电子等;吸收了苏联学校重视基础理论、重视实验和实习、重视教学法等经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从1953年至1956年，我国普通高校由183所发展到229所，在校生人数从21.2万人发展到44.12万人。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也有不少问题，如高校专业分得过细，过于单一，把一些多科性、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专门学院;在管理方面，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强调高度集中统一，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实行“大一统”的管理和培养模式：统一专业设置，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教学管理;忽视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利于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利于拔尖人才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2.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全国高等学校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1953年10月11日，政务院又颁布《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高等教育部必须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有步骤地对全国各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规定：综合性大学和多科性工科高校，由中央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单科性高等工科院校、高等师范院校、医学院、农业学院、畜牧兽医学院、财经学院、政法学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等，可以委托中央有关部门直接管理，也可委托所在大区或省市人民政府管理。

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仿照苏联的一长制，即实行校(院)长负责制。校(院)长的职责是：代表学校，领导全校(院)一切教学、研究及行政事宜，领导全校(院)教师、学生、职工、工警的政治学习，任命教师、职员、工警，批准校务委员会的决议。

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后有所变动。1958年4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强调了地方党委对高校的领导作用，大部分高校下放到省、市、自治区领导，将过去以“条条领导”为主改变为以“块块领导”为主，仅少数高校由中央部委直接领导，形成了对高等学校实行中央和地

方两级领导管理、分工负责，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级管理为主的新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的变迁，目的在于进一步管住高等学校，强化了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体制，学校一切都得听命于政府主管部门，没有自主权。在高等学校内部管理方面，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取消了学习苏联“一长制”而实行的校长负责制，所有高校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

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于是，1961年至1965年，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了推动高等教育更健康地发展，中央制定了《高校六十条》，在内部领导体制上，提升了校长的作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高校党委是学校工作的领导核心，对学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高等学校的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经常工作。”但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的管理权还是控制在政府主管部门手中，学校自主权很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在“左”的思想主导下，高等学校领导权被错误地认为已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学校的党组织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前两年由造反派、红卫兵掌权，后来由军宣队、工宣队掌权，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恢复高校党委和行政的职能。

二、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因

1.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改革首先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力空前提高。农村改革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经济的大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各类人才和科研成果，迫切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需要享受良好的教育，要求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高等学校深造，也迫切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农村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冲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搞活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经济的强劲发展，迫切要求高等教育大发展，而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严重不适应，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外部动因。

2.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内部动因

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许多方面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有化的办学体制。所有学校实行公有制，全部归国家所有，全部依靠国家投资。高等教育的运行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并由政府直接管理，政府对学校是“统、包、管”，学校对政府是“等、靠、要”，一切按政府部门的计划、指令办事。学校没有压力，没有动力，办事效率不高，办学效益不高。

二是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实行的一直是国家集中计划、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办学的体制，可分为四种类型。如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我国普通高校有598所，其中教育部直属38所，其他部委属217所，省级地方政府及其业务部门办的347所。大学成为政府部门的直属单位，仅为某一部门培养人才，导致大学条块分割、自成体系、自我封闭。部门办学，还导致学校布局结构不合理，学校的行业性、单科性过强，有限的教育资源过于分散，学校的潜力无法发挥出来。

三是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计划经济就是集权经济，一切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成了“全能政府”，政府对学校“一包二统”，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从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教材选定、经费使用，到招生、毕业生分配、教师编制及其工资待遇等都是政府决定的，学校只能听命于上级指令、红头文件，不可能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办学。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很少考虑如何挖掘自身潜力，主动为社会服务;也很少考虑如何优化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

四是单一的投资体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上大学不要缴学费。全国大、中、小学的办学经费全部来自政府拨款，导致全国各类学校的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挤占了义务教育经费。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处于“供给型”、“包办型”状况，没有调动社会力量办学，没有利用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办学，没有让非义务教育(高中、大学)的受教育者承担一部分教育成本。教育经费的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上述弊端如果不克服，高等教育就不可能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事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内部动因。

3.现代高等教育的规律和功能的驱动力

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高等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最早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当时神权高于一切，大学成了神权的附庸，是经院式的教育。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大学冲破了反动、愚昧的神权统治。18世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兴起，大学走出了象牙塔，开始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19世纪初增加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功能，20世纪初增加了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其功能有所不同，但一般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加上政治上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实行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高度集权制，统包统管制，在政治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为中心。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封闭向开

放转轨，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轨，这要求高等学校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大发展和大提高。而原来的国有化的办学体制、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现时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变革高等教育体制。从现代高等教育的功能来看，也必须变革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一是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研究学问的机构，是交流学术的场所，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教师、学生勤奋学习，大胆探索，淡化权威，提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这就必须改变过去行政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二是大学的社会性。大学是社会的产物，大学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现阶段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大学的需求，适应经济大发展对大学的需求;大学要服务社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培养各类合格人才，充分利用学校智力优势为社会服务;大学要依靠社会，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因此，这就必须改变封闭式的办学体制，改变由国家统包统管的领导体制。三是大学的产业性。计划经济下，把大学当作国家的事业单位，由政府全额投资办学。市场经济下，大学是非全额投资的事业单位，是具有事业性与产业性双重属性的单位。大学是生产知识的产业，是生产人力资本的产业。大学有教育产品和教育市场，包括知识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和人才市场。大学是准公共产品，国家不再全额投资，大学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办学，必须改变原有的办学体制。四是大学的自主性。计划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全社会的资源由政府统一计划调配，教育资源同样如此，大学没有自主权。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再统一调配资源，而由市场调配。政府机构已经精简，职能已经转变，不再拥有无限的权力。大学自主性的功能日益显现出来，不可能再全部依靠政府，大学将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五是大学的开放性。计划经济下，大学一切资源由政府统一调拨，没有必要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再统包统配，大学必须走出校门，向社会开放，向市场开放，才能生存下去。大学要拆除与社会隔绝的“围墙”，敞开大门，走向社会，了解社会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大学的教育资源要向社会开放，让社会走进大学。大学还要对国外开放，既要走出国门办学，又要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为此，必须改变计划经济下由政府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

第三篇：中国土地管理体制变革的路径选择

李国敏 卢珂

(1.湖北大学，湖北武汉430062;2.武汉科技大学，湖北武汉430081)[摘要]

在回顾土地管理体制演变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现行土地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低下，导致土地违法行为繁生和农地非农化严重，已危及到耕地与粮食安全。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不完善。为此，在基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变革土地垂直管理体制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土地管理体制;变革;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1)06-0089-05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房地产过热的推动下，我国土地(特别是耕地)被大量占用滥用，已严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尽管中央政府在不断加强土地管理，遏制违法占用滥用土地现象，但并未根本扭转耕地日益减少的趋势。因此，无论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还是从政府有效管理土地资源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土地管理体制变革的合理路径，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实践意义。

一、土地管理体制的演变

自建国以来，我国土地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土地统一管理阶段

在建国初期，为适应土地改革、社会管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按1949年7月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规定，在政务院内务部下设地政局，负责全国各类土地统一管理，以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农民劳动者个人土地所有制度和国家所有制度，保证“耕者有其田”，为实现土地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基本条件，进而形成了土地的统一管理体制。然而，随着政府管理部门分工的细化，土地管理工作开始分散。1952年城市基建规划及考核移交给新成立的建筑工程部;1954年国家撤消了地政局，在农业部设立土地利用总局;1956年土地利用总局与有关部门的人员集中组合成立农垦部，主管全国荒地开发和供应农场建设工作，而城市房地产管理工作移交新成立的城市服务部[1]，从而结束了土地的全国统一管理体制。

2.土地分散管理阶段

在全国土地统一管理体制结束后的30年里，土地呈现出多头分散管理体制。自1956年土地的公有制制度建立后，人口众多和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土地管理必然是以满足粮食供给为核心，最大规模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量成为工作重点。基于此，

农牧渔业部主要管理农用地，通过大规模的复垦与开垦耕地、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及中低产田改造工作，尽可能地通过扩大耕地数量来保证对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产量的需求，而国务院各职能部门，如民政部、林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建设部、工业部等职能部门都分散管理各自的建设用地，从而形成了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分散的土地管理体制。

3.土地垂直管理阶段

在分散的土地管理体制下，在1984年前后发生了第一次“圈地运动”，中央政府于1986年3月下发了《关于加强对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并组建国家土地管理局，统一管理土地，结束了土地的分散管理体制;1986年拟定《土地管理法》、1988年对《宪法》进行了修订，允许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加强对土地市场化改革;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范围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但在1993年后依然爆发了第二次“圈地运动”;2004年4月下发《关于做好省级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明确省以下土地管理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即省级以下土地管理部门的土地审批权和主要领导任免权上收至省级政府;200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向全国派驻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以切实加强土地管理，完善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基本形成为土地垂直管理体制。

二、现行土地管理体制下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在业务上，土地职能部门接受上级部门“条条”式的垂直管理;在行政上，土地职能部门接受本级政府“块块”式的分级管理;在人事和财政上，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省级以下土地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任免权和土地审批权上收至省级政府)。这种土地管理体制实质是督办性的半垂直管理体制模式[3]，尽管在提高中央调控能力、加强土地统一管理等方面取到了重要作用，但其运行效率依然低下，导致土地违法行为繁生与农地非农化严重等诸多问题，已危及到耕地与粮食安全。

1.土地违法行为繁生

我国现行的土地垂直管理，意在加强中央政府的管理权限，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以便统筹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保障耕地与粮食安全。但这种垂直管理模式，在纵向上，由于过于强化中央政府管理土地的权限，而严重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尤其使市县政府处于“想管但无权管”、“不管”又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两难境地，造成地方政府无所适从而严重挫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造成了土地管理实践的“条块分割”而使中央与地方管理土地的矛盾凸现;在横向上，由于土地垂直管理的业务、人事、后勤保障等方面仍依赖于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造成垂直管理力度容易受地方左右，使土地垂直管理机构的执法活动常常得不到地方政府的配合，甚至在复杂的土地管理问题上，地方政府又常常以无权或不干涉为由而游离于问题之外，使土地垂直管理过程相当艰难。在这种垂直管理体制下，不仅使土地管理的力度不够、行为不规范，而且在土地的政府垄断、出让收益以及政绩驱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占用滥用土地现象依然大量存在，造成土地违法行为大量繁生。尽管中央政府在不断推出新的政策，加强土地垂直管理，但往往是在政策实施初期，违法用地案件有所下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会渐渐失效，违法占用耕地的案件又快速上升，造成土地违法多次反复、屡禁不止，并呈现“下移”倾向，导致土地管理领域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2001-2009年的全国土地违法案件的数据就是一个较好的佐证，

见表1)。因此，现行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不仅使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土地资源的能力受损，而且使土地违法行为难以从根本上根除。

表12001-2009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状况(略)

注：数据来源于2009年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公报。

2.农地非农化严重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土地垂直管理的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GDP”主义，地方政府为繁荣经济和增长业绩，不顾农业用地的资源成本和开发成本，不顾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平衡，低质量、低强度、低成本的重复建设，导致城市规模过度“扩胀”，致使农地大量非农化，使耕地数量大量减少。据国土资源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2171.6万hm2亿亩，年耕地面积净减1.93万hm2。这已是耕地面积第12年持续下降，与1996年的13003.92万hm2相比，12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净减少了832.32万hm2，已逼近12000万hm2耕地的保障红线(见表2);另一方面，在耕地数量快速锐减的同时，耕地质量也在持续下降：一是在城市建设向外扩张的同时，城郊大量的优质耕地被占用，即使运用“占补平衡”的方式，从后备耕地资源中整理回补同样数量的耕地，但其质量远不如已被占用的耕地，导致耕地的整体质量下降;二是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从而挤占大量的农业灌溉用水，使耕地灌溉用水不足，也导致耕地盐碱化或沙化而使耕地整体质量下降;三是城市住房建设发展过程，在消耗大量能源资源的同时，排放了大量的污染性废物，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耕地的质量和数量整体下降。据相关研究表明：中国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与耕地的土壤健康质量下降，且农田污染物种类增多、污染呈现扩张化、复杂化与不断加剧的趋势，使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近2000万hm2，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已近1000万hm2，尤其是局部区域耕地质量恶化问题突出，还有不少地区的城镇化是建立在占用交通方便、区位条件优越、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上的，使得区内耕地向破碎化、零星化、劣质化。[4]

三、现有土地管理体制下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体制的低效率，导致土地违法行为繁生和农地非农化严重，使得其对土地管理的实际效果差强人意，难以实现保护耕地与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土地垂直管理体制设计的不完善。这是因为：

表2 1997-2004年我国耕地总量及变化状况 (略)

第一，在府级关系上，该体制包含两层督办性半垂直管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机构的垂直管理与省级政府对其下级政府土地管理机构的管理。第一层垂直管理主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国家土地督察来制约和监督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行为，但由于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且内容粗泛、违法责任及追惩不明，造成土地违法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与风险，法律法规体系对土地违法行为约束力不强，致使土地垂直管理作用较弱，土地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第二层土地垂直管理虽然提高省级政府的积极性、土地管理能力、促进综合配置全省土地资源能力，但忽视了省级政府也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它常常会在土地审批中重视保护地方经济，甚至出面为地方政府的违规操作进行解释或开脱，这必然

使土地垂直管理效率较低、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第二，在制度设计上，除主要领导人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建议或任免、业务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外，土地垂直管理机构的业务工作、人事管理、机构编制和经费却留给了相应的地方政府。这种制度设计是中央政府在预期收益高于成本时所做出的强制性决策，实质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5]。由于该制度强化了国家利益而弱化了地方利益，使权力和利益在不同主体中将发生重新分配。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权力和利益受损的主体不会支持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甚至还会采取各种方式影响或抵制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变迁，使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际运行成本高于其运行收益，影响土地垂直管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也会导致了上级国土部门对下级国土部门的监督权力的虚置、业务指导职能的弱化和国土政策执行过程的严重扭曲等问题，从而使土地垂直管理部门与其它政府职能部门协调与配合困难，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甚至损害政府权威。

第三，在管理形式上，土地管理采用两层委托代理机制，即全体人民委托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委托给了地方政府代为行使其管理职权。然而，由于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官员考核制度与分级管理制度不完善，在土地资产价值逐渐显化并快速上涨、利益驱动及土地外部性较强的作用下，该管理形式无疑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来源，也为地方政府官员利用现行土地法律的漏洞及其监管松散而进行“寻租”提供了方便。可见，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这种委托代理制的土地管理目标将难以真正实现，造成耕地与粮食安全难以保障。

第四，在管理实践中，一方面，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状况下，中央政府往往采取以扩大自己职能的方式——介入土地管理的具体事务，干预地方政府的执行权，这不仅分散了中央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精力，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权威;另一方面，现行的行政考核制度，忽视了官员的权责分配的对等性问题，忽视了政绩业绩考核的可比性问题，造成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业绩，不顾其应对上级政府、全体人民负责的职责，专注寻找中央政策的漏洞，形成目前“上有政策、下游对策”的不良风气。所以，在中央政府手中没有直接掌握土地资源、也没有与地方政府之间达成一种土地收益分配契约机制的背景下，势必将造成中央政府无法有效调控土地市场、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造成中央政府将土地全权委托给地方政府管理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为地方政府“借地生财”提供了充分的便利，使土地垂直管理的实际效果较差。

四、变革土地管理体制的建议

土地是一种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具有保障功能，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安排保证依附土地而生存的人实现土地保障的权利。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如何保证公民公平利用或分享土地资源带给人类的利益，则是政府的职责，所以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定和执行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为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6]这就要求作为全体人民代表的政府必须对土地行使政治控制权(即垄断管理权)，并独占土地的所有权，以保证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与公平。然而，在现行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下，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既无效率又缺乏公平，也带来了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社会重大问题，甚至危及到人类生存。因此，在目前态势下，必须变革中国土地管理体制，其取向是：政府应更新土地管理观念，培养“以人为本”、“地为民用”、“以地养地”的意识[7]，制定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体系，基于公平与效率着力统筹利用城乡土地资源，并彻底退出土地利用的利益链，回归其管理职能，

消除“土地财政”现象，并按照“中央部门决策、垂直机构辅助、地方政府执行、督察机构督办”的方式，建立中央督办性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为此，笔者建议，可从以下方面变革土地管理体制：

1.再造土地垂直管理的府级关系

在“省管县”公共权力重新分配的背景下,加强中央政府宏观控制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与决策能力，适时再造土地垂直管理的府级关系。也就是说，在变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重在立法层面，完善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统筹全国土地资源及其功能分布的基础上，科学规划主体功能区与土地发展权(特别是农地发展权)，建立地方政府科学执行土地利用规划的“标杆”，变革区域政策，重构绩效评价与考核体系，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矛盾与冲突，坚决退出土地微观管理事务，切实赋予地方政府土地利用的执行权，充分发挥其智慧、调动其积极性;地方政府应坚持对中央政府负责的态度，以贯彻执行中央政策为主责，统筹全省土地资源利用规划，严格执行中央核定的指标以及主体功能区与土地发展权规划，落实中央制定的产业发展布局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积极弥补法律法规体系、产业与经济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缺陷，彻底摒弃寻找“漏洞”、“跑要”优惠、注重政绩等狭隘主义。

2.建立健全土地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现行土地法律主要有《刑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城市规划法》、《城乡规划法》及一些土地使用暂行条例，中央政府还应该制定《土地法》、《住宅法》、《农地保护法》等基本法律，完善土地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界定土地违法行为及其责任，建立严格的追惩责任制，避免违法收益大于其成本与风险，消除土地违法动机，构建保护耕地、抵御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的制度屏障，使土地管理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依法追惩，使土地管理走上法制化道路。同时，政府应在统筹全国土地资源的基础上，合理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严格制定土地发展权，特别是农地发展权，保障人们生活对土地的基本需求，控制不合理的土地需求，以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3.改革利益分配机制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30%上交中央财政，70%留给有关地方政府。这种分配格局是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竞相压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或变相补贴形式)出让工业用地、擅自转用农用地为建设用地等的根本动力，也是地方政府不积极供应土地于保障住房建设、公用事业建设的根本原因，更是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中存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普遍博弈的根源。因此，中央政府应依据土地资源在社会生活、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考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的利益，调整土地所有权出让收益分配，建立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统一事权与财权，以加大中央所占比例、降低地方政府所占比例，切断利益驱动的根源，调整和完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各主体的权利、利益、责任关系，以减少实际工作中不必要的摩擦和不应有的博弈，建立健全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

4.建立土地安全保障基金

为了保障土地的安全，特别是耕地安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政府应建立土地安全保障基

金，用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对土地毁损的修复，用于非农建设用地的修复，用于非农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补偿(购买农地发展权)以及土地整理等。从目前来看，可将土地所有权出让收益全部纳入土地安全保障基金，分中央和地方两部分。中央掌管土地安全保障基金主要用于修复自然灾害毁损的土地，购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工业发展建设用地的农地发展权，购买国防、交通运输、教育、卫生、保障体系等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的农地发展权;地方政府掌管的土地安全保障基金主要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监督下，用于购买县域经济发展建设用地的农地发展权。当然，在目前体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掌管的土地安全保障基金由中央政府代管，监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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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也逐步推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进入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从1982年起, 我们先后经历了五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即1982 年、1988 年、1993 年、1998年和2003年。应该说每一次改革, 面临的环境和任务是不一样的; 同样每一次改革的结果, 也是有差异的, 总体上, 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从过去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今天大体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一、1982年的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1982年开始的第一次改革历时三年, 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实现干部年轻化，减少层次, 压缩编制。

(一)改革背景

1982年，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第二，国务院机构庞大臃肿。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1年，国务院工作部门从52个增加到100个，人员编制达到51000人。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编制也随之增加。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二)改革内容

1982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改革了国务院领导体制。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了副总理的人数，设置了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二，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精简了国务院机构，裁减合并了一批经济部门，大大减少了直属机构。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少到61个;第三，打破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使一大批老干部退出了一线;第四，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四化”方针，选拔了一大批年轻的领导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干部的职数也基本实现了规范化的要求。

总结1982年的机构改革，最主要的成果：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这次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部委的领导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从64岁减到60岁，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从58岁降到50岁。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本次改革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职能没有转变。

二、1988年的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88 年的政府机构改革, 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性的命题。这标志着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 开始突破只注重数量增减和单一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向政府职能的重新选择、重新定位的转变。

(一)改革背景

1984 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通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首次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政府机关实行政企职责分开, 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要求国家机构按照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1986 年, 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1987 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政府行政改革的任务。1988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1988年的中央政府改革便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进行的。

(二)改革内容

1988 年的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转变政府积能,下放权力,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搞好配套改革。在改革政府机构的同时,推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抓紧建立和逐步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办行政学院,培养行政管理人才。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改革的重点，在经济管理部门中，又以裁减合并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司局为重点，非经济管理部门也被要求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和精简人员。如，将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合并，重新组建国家计委;撤销了煤炭、石油、核工业、机械、电子等一批专业经济部门。第二，加强宏观调控部门、经济监督部门、社会管理部门以及资产、资源和环境管理部门的职能、机构和编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计委成为宏观调控的“三驾马车”。第三，通过试点进行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三定”)，在取得经验后总结推行“三定”制度。第四，力图解决、理顺中央政府各部门间的关系。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此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在于按照转变职能的方向和原则,本着加强综合管理与宏观调控,减少直接管理与部门管理原则, 着重对国务院的专业经济部门和综合部门中专业机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合并,为建立一个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行政管理体系打下了基础。

三、1993年的行政改革——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1993 年国务院进行的第三次机构改革是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次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把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机构改革的目标, 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 在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一)改革背景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并要求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组织机构。1993年3月十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机构改革方案。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讨论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随后，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从1993年开始，又一轮自上而下进行的全国性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始。

(二)改革内容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务院综合经济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等,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改革要求, 进行具体的改革调整。具体为：一是转变职能，坚持政企分开。要求把属于企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把应该由企业解决的问题交由企业自己去解决，减少具体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做到宏观管好，微观放开。二是理顺关系。要求理顺国务院部门之间、尤其是综合经济部门之间以及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合理划分职责权限，避免交叉重复。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划分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使地方在中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三是精简机构与人员。对专业经济部门，一类改为经济实体，不再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一类改为行业总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保留行业管理职能;还有一类是保留或新设的行政部门，这些部门的机构也要精干。对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除保留的外，一部分改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一部分并入部委，成为部委内设的职能司局。四是规范机构类别。明确原由部委归口管理的15个国家局不再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而是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作为一个机构类别，并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局与主管部委的关系。

1993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其主要成就在于, 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对传统的计划、财税、金融、流通、社会保障等体制进行了改革。初步构建了政府宏观调控体系。随着《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从1993 年10 月1 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初步建立了对国家行政人员进行科学管理的规章制度。

四、1998年的行政改革——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1998年的改革是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的目的是解决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一)改革背景

1997年十五大报告再一次提出要“推进机构改革”，认为当时“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在这种背景下，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序幕在1998年被拉开了。

(二)改革内容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职能。明确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的主要职能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制定行业规划和政策，进行行业管理，引导本行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维护行业平等竞争秩序。二是调整部门分工。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在部门之间划转了100多项职能，相同或相近的职能尽可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过去长期存在而没有解决的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等问题有了很大改进。三是精简机构编制。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共10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各部门内设司局级机构减少200多个, 机关人员由3. 2万人减为1. 6万人。省级政府工作机构由平均55 个减少为40个, 平均减少20%; 人员平均精简47%, 共减编7. 4 万。

这次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较前四轮改革有了更大的进展, 突出表现在不仅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 而且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同时, 完善了国家公务员制度, 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五、2003年的行政改革——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

(一)改革背景

2000年世纪之交，形势有很大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提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2003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随后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这样的形势下，2003年开始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二)改革内容

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二是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三是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__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四是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五是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此外，2004年各级政府还以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大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005年4月颁布的公务员法，也对规范行政管理主体、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量的要求转向了质的突破，从重视形式转向了重视内容的调整，从表现层次转向了深度层次。此次改革没有对政府机构人员精简提出具体的数量指标，而是抓住重点，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保障。第二，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应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四个方面，要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第三，从整体上讲，本次改革就是为了解决国务院、中央政府目前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总结：回顾近30 年的改革成就，可以用“一个基本判断”和“一个历史性转变”来概括。所谓“一个基本判断”，即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所谓“一个历史性转变”，即基本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尽管改革还要继续深化，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尽管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还要经过一些时间，但是，从总体上说，体制转换、政府转型已经取得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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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展望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围绕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这三个目标展开。政府组织体系逐步优化,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步伐,公务员队伍结构明显改善,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不断提高,廉政建设工作深入开展。本文通过对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溯分析,可以集中探讨改革目标的实现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目标取向作出展望。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change with the three goals unfolding.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system gradually optim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make major strides civil service structure markedly improved, and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policy-making level increases, honest construction work thorough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since 1978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an focus on the back analysis discusses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 targets effect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future goal orientation prospected.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职能转变;公共服务

一、改革目标的回溯分析按目标设定,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到1992年,以精简机构为主要目标; 1993年到2002年,以转变职能为主要目标; 2003年至今,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主要目标。

(一) 机构改革为主要目标阶段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随之推行。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一阶段,主要以机构改革为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当时政府机构臃肿。1981年底,国务院设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和办公机构5个,共100个工作部门,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机构设置数量的最高记录。中共十二大确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为领导体制问题。1982年,邓小平强调,“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指出:“要抓好机构改革的工作”。1978年到1987年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定位于机构改革,政府规模过于庞大的弊端已经显露,却只能单纯地依靠撤销、合并、调整、增加或恢复机构或编制来解决,虽然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多年机构改革实践积累的经验对之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是随着执政党和政府对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渐进地进行的。1987年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1988年的机构改革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最大特点是明确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这个关键性问题,改变了以往就机构论机构的做法。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突破只注重数量增减,只进行单一的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开始关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当然,此次改革还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指导思想的,政府职能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进行的机构改革具有过渡性质。

(二)转变职能为主要目标阶段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机构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1993年开始,一轮自上而下进行的全国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1998年的机构改革更是坚持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为了实现转变政府职能,要“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此次改革涉及面广、改革力度大,真正强调了政府职能特别是经济职能的转变,开启了政府职能模式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实质性转变,把政府职能转变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阶段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等,对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现实中的一系列问题,如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等,暴露出政府长期“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不足。这样的形势促使2003年开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共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此次改革目标把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其应有的责任联系起来,强调政府公共行政体系的服务职能,体现了建设学习型、法治型、服务型政府的方向特征。

二、改革目标实施的成效分析

(一)机构改革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1982年的机构改革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第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重新确立,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总的来看,这次机构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1988年的机构设置格局奠定了基础。1982年之后的六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而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步伐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1988年的机构改革特点:第一,首次将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强调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第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提出“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第三,在改革措施上采用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方案,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结合政府的实际情况,首先确定各部门的职能,然后再根据职能确定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改革措施。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明显。正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的,“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要“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成效,报告提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一项艰巨任务,必须统筹规划,精心组织,上下结合,分步实施,三年内基本完成”。

但是,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仍然强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说明,改革开放后前三次机构改革收效甚微,政府机构先减后增,人员编制得不到有效控制,精干政府的目标未能实现。

以上分析说明了机构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后至1992年,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机构改革还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同时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所以机构改革成效受到一定局限。1992年以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围绕市场经济打造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组织体系,需要经由实践与理论研究两方面的努力。此外,机构改革成效受限还与人们的认识局限、官本位意识、人员分流困难、缺乏相应配套改革等有关。

(二)转变职能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对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在新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开端。实际上,中共十三大以后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说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随着经济体制的调整而渐次展开的过程。就其转变内容而言,首先,重新确定政府角色,定位政府职能,改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政府职能限定于应该管、管得好、管得了的领域。其次,在职能及其实现方式方面,由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微观的直接管理转变为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间接的宏观管理;最后,为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机构设置上强调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1990年代开始的广泛而深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颁行的《行政许可法》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作出法律规定,这是当代中国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对有关政府职能作出的法律限定。通过多年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以及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职能重心的位移,由原来重政治统治职能转向重管理和服务职能。政府经济领域的职能逐渐明确,政企分开的步伐加快,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日渐削弱,宏观调控职能不断增强.

当然,当代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不断逐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复杂性,政府职能存在越位、缺位或错位的现象实不可避免。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为防止市场机制的局限,政府要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作用;再者,政府应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公平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公共服务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也不断得到改善。从2002年开始,各级地方政府开始进行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政府建设创新。2003年的SARS危机更是引起了政府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注,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许多重要的公共服务指标从低收入国家行列升到了中下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断增加,国家财政的社会文教支出由1978 年的146. 96 亿元上升为2005 年的8953. 3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3. 1%上升到26.39%.

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文盲率由1978年的22. 8%下降到2003年的8. 7%,小学毕业升学率由1978年的87. 7%上升到2005年的98. 42%。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1 ] (P178)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达17487万,参加失业保险的人为10648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为13783万[2 ] (P162) ;社会救助水平有了较大发展,截至2007年6月底,中国大陆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到2068万人。尽管如此,但由于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时间还不长,经验不够丰富,在公共服务目标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理论认识不足。打造公共服务体系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新的任务,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实践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对公共服务的特点、内容和基本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分歧仍旧较大。政府对于相关问题也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部分部门公共服务意识不足或者是服务方式、手段不当。第二,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财政体制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型,体现在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上,即经济性支出比重逐渐下降,社会服务性支出比重逐渐上升。但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具有浓厚的生产投资型财政的特点,公共支出过多投入了那些本应由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如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仍然占公共支出的26. 56%,社会文教费仅占26. 87%,非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如国防与行政管理费与之前相比仍旧居高不下。第三,公共服务垄断性明显。垄断意味着排斥和限制竞争。公平健康的竞争是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最有效的动力。正如公共选择学派所言,垄断免除了公共部门外部竞争的压力,同时也就免除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公共服务机构的大多数“顾客”也就因此处于劣势地位[ 3 ] ,使得他们难以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反过来又促长了服务提供者盛气凌人的态度。

三、改革目标的发展展望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发展阶段,触及深层次的关键性改革目标也日趋明显合理。

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规划了未来十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今后五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凸显出如下特点:

第一,改革发展的系统性。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表明,未来的改革要克服局部性、孤立性的局限,从系统观点出发,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注重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要注重各相关领域改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解决好行政管理体制相关领域改革的协调发展问题。通过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性计划,确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目标和子目标、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确改革的整体性框架以及框架下各个改革组成要素的关系,合理安排各项改革的进程和程序。这对于引导和协调各方面的改革行为,实现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职能取向的服务性。转变职能一直是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题。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动不断对职能进行调整。鉴于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模式改变是一个过程,政府职能转变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在未来的改革中,依然要以职能转变为核心,按照中共十七大的部署,“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仍然是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权责配置的合理性。权责配置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横向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要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要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其次是纵向管理层次权责的配置。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公众的服务与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增强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四,机构改革的综合性。未来的机构改革涉及政府机构、事业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等。对于政府机构,首先,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做好发展规划和计划、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其次,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再者,为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不再保留的,任务交由职能部门承担,要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涉及跨部门的事项,由主办部门牵头协调。确需设立的,要严格按规定程序审批,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最后,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根据各层级政府的不同职责重点,合理调整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在中央确定的限额内,需要统一设置的机构应上下对口,其他机构因地制宜。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对于事业单位,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进行分类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相关财政政策。

对于行业管理部门,要整合完善其体制,注重发挥行业管理部门在制定和组织实施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国家标准等方面的作用。

根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抓紧制定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方案,制定和完善国务院部门“三定”规定,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组织法律法规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严格控制编制,对违反规定的限期予以纠正。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组织人事管理的配合制约机制,加强对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快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第五,政府行为的法治性。

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加快建设法治刑政府,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工作,健全行政执法体制和程序,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制度。

[参考文献]

[1 ]沈亚平1转型社会中的系统变革:中国行政发展30年[M ]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1

[2 ]李军鹏1公共服务学———政府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M ]1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71

[3 ]周志忍1 公共悖论及其理论阐释[ J ] 1 政治学研究,1999 (2)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