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共7篇）

篇1：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近几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从官方到民间，从平面媒体到电视网络媒体，似乎大部分人都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了解决中国尖锐矛盾的最锐利的工具，我也多次谈到过“政改”，但我对“政改”的预期没有大家那么乐观，据我的观察，90%以上的老百姓其实也许并没有看懂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什么回事，“政改”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更没几个人能够洞悉，本文我先不对“政改”下结论，到最后一章我再下结论，我现在只是谈谈当前中国为什么热衷于搞“政改”。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包括领导体制，行政机构，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方面的改革，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目的在于调整部分社会关系，提高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大家注意：上面谈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和目标并非是一个很新鲜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提出“政改”已经将近快三十年了，但是，政治改革却越改越倒退，越改越僵化，当今中国的政治环境，如果直爽一点讲也许不如六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样停滞和倒退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一次“政改”高潮如期而至，我这样说可能还带有一点大道理的成分，如果再进一步具体化一点，我想此次政热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与经济体制改革脱钩。

我这种提法与主流中国政治改革专家是不同的，官方人物通常表述为“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我为什么不这样表述呢？因为我不认为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滞步不前的根本原因，近三十多年来，人们的思想都完全“经济化”了，任何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符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只有经济是永远正确的，经济是整个国家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这不是唯物主义观点，更不符合真理标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发生碰撞，肯定是双方面都各自存在相互抵触的地方，比如说：经济体制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大方向，完全资本主义化了，那么你怎么要求政治体制适应经济体制？这个时候单纯要求政治体制转向实际上就涉及到要社会主义转向的问题，这又与当时提出的“社会主义总方向”相抵触，所以，这个时候再谈两者如何适应的问题，就要涉及到宪法原则问题，宪法不调整，政改自然不能前行，这就是为什么政改快三十年了，还是无法推动的原因之一。

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寄希望以经济体改革的名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种非常善良单纯的想法是很难实现的，中国的经济经过长时期变革以后，已经

形成了“国有、私营和外资”三足鼎立的格局，如果想以经济推动政治的话，很明显就涉及分权的问题，不要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私有方和外资方作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们要么成为政治势力中的重要成分，要么就是中国政治矛盾的严重阻力，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间接或直接干预政治，他们甚至可以用足够的工具打击国有经济和中央政治权威，他们手上的隐形政治控制力已经逐步向西方政治模式跨越，他们用金钱来化解中央的政策和政治作用，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是不可行的，上层建筑必须率先作出准确判断和改革定位，保持双方的相对同步才能保证双方的和谐共处。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很高的国家，要想推动什么改革非常容易，没有什么经济力量能够阻止中央的执行力，这有点想当然，表面上看中央确实集权度很高，领导人说什么下面念什么，媒体宣传什么，赞歌也唱什么，但是，大家是否看到另一种背离现象：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也就只能停留在政策文本上头，下面搞阴阳两套，能够落实的政策微乎其微。最典型的案例是房地产调控，中央每出一次政策，就削弱一次政府形象，打击一次政治公信力，表面上看好象没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实际上，资方已经在一步步地撬动共产党的地基，他们将一块块的砖头搬走，如果不有限度地约束好经济利益集团的挖墙脚行动，迟早有一天会出大问题的。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脱钩是中国必须进行“政改”的原因之一，改革的视野不要只盯在政治体制上，同时，也要盯在经济体制上，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就要经济压倒一切，必须适时取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简单提法，为经济为中心了，其它的东西就必然只能服从经济，一旦经济改革方向走错，其它改革也要跟着错下去，政治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形成“双约束”，只要人类社会“国家”的概念还存在，政治和经济就需要双腿走路，偏废不得，迁就不得，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改革缓慢，并不是政治体制本身错了，而是它在屈从于经济体制改革，它在迁就就经济体制。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决策核心层，几乎没有几个政治领导人敢于挑战“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原则，否则就是与邓小平唱对台戏，就会失去资改派的支持，最后形成一种局面：大家都把政治体制改革挂在口头上，不做实事，经济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至于经济改革方向是否合乎宪法和法律，就留给理论专家去自圆其说吧。中国未来的政改之路，必须首先解决两者脱钩的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谁向谁靠拢呢？目前只有一个标准——宪法。如果大部分国民认为宪法也不行了，需要先修宪，那么国家就应当优先启动修宪程序，再启动政改程序。

篇2：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载人航天是航天技术的集大成者，它对世界格局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

1月7日下午，北京北郊的航天城，“神舟”四号飞船的返回舱回到了它的诞生地。

“准确发射、正常运行、安全回收”，“神箭”―――长征二号F总指挥、发射场副指挥长黄春平如此概括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正式载人之前的4次飞船发射。

载人航天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 黄春平是在他工作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里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位运载火箭专家说：“1月9日，我就要去开一个会，准备载人火箭的工作安排。”黄春平告诉记者，俄美在正式载人前发射了十几次，而我国只发射了4次就要进行载人飞行试验，感到压力很大，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够的。因为火箭、飞船的安全性、可靠性是靠概率来统计的，要有一定子样。至于应对措施，黄春平说：“‘神箭’、‘神舟’四号的技术状态和载人时完全一样，直观地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我们在数据分析中不会放过任何微小的问题。考虑到不会再试了，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以4次试验为准，技术状态能不改坚决不改，以更加‘严、细、慎、实’的作风搞好第五次发射。”

另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宇航员。黄春平说：“目前正在培训的宇航员有14人，其中2人是教官，当然，他们也能上天。”2名教官曾在国外接受过培训，回来后再教其他人，“因为全部都送到国外培训费用非常昂贵”。黄春平告诉记者，“神舟”飞船准备了3个宇航员的座位，发射设计也是按照3人来考虑的。至于首次飞行上几个人，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未来，将有科学家上太空搞科研。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在今年10月发射升空。黄春平表示，这个时间目前还不能确定，万一数据分析出了什么问题，整个工作进程可能就会改变。黄春平的同事告诉记者，“神舟”四号飞船的发射时间就在黄春平的坚持下推后了一天，原因是原定发射的那一天气温低到了零下28摄氏度。黄春平说：“虽然我们的仪器是按照零下35摄氏度照常工作的标准设计考验的，但有规定低于零下20摄氏度不得发射。载人航天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为什么要冒险赶这一天?那可能把载人工程至少推迟两年完成。” 黄春平提到，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于1992年9月21日经中央专委批准的。当时就确定了“三步走”的中国载人航天规划：一期先搞载人飞船，之后再建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最终建立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在21世纪初使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载人航天正是空间实力的一个标尺

“神舟”四号的发射，得到批准去现场采访的国内媒体记者屈指可数，就更不用说外国媒体了。但是，这些外国媒体的记者想方设法打听有关的消息，他们最关心中国载人航天在安全战略上的意义。黄春平说：“所有国家的航天事业都是从研制导弹开始起步的，全世界都一样，国家有这个安全需要。后来航天技术才更多地服务于国计民生，比如通信卫星、资源卫星、救灾卫星、海洋卫星等等。我们是以和平利用空间的目的来搞航天事业的。” “国家安全”里有领海、领空的概念，领空通常是指在领土、领海之上一定高度之内的空间范围。再往高，大气层之上呢，那是太空，被称为在陆地、海洋、领空之外的人类第四疆域。然而，国际上并没有明确太空里哪块是哪国的范围。黄春平说：“设想一下，你头上很高很高的地方就有别国的太空设施，你干什么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有什么感觉?因此，我们也要发展空间技术。”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发展空间技术是单纯为了民用的。美国曾着手建立庞大的星球大战作战平台。海湾战争中，美国发射了大量卫星，严密监视伊拉克。美军的每个小分队都配备了卫星定位系统接收器，人在哪里，发布什么指令都一清二楚，根本不像过去打仗，还靠短波电台联系。

中国军方一位搞战略研究的人士说，正因为技术都一样，所以专业人士都明白运载火箭能把飞船精确送入预定轨道对导弹意味着什么，多模态微波遥感技术对侦察监视意味着什么。在现在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要想不受制于人，就必须有相当的空间科技实力，否则就会被人欺负。载人航天正是空间实力的一个标尺。美国的一份官方报告称，载人航天是航天技术的集大成者，它对世界格局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1961年，当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安全返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太空轨道飞行的.宇航员时，美国感到大惊失色，觉得他们一夜之间就从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上掉了下来，于是立即集中力量搞“登月计划”。直到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他们才重新找回了优越感和自信心。

中国下决心集中人力、财力，加速载人航天的发展 正因为空间技术具有如此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才坚定地下决心集中人力、财力，加速载人航天的发展。迄今，载人航天工程包括的宇航员、应用、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和回收场七大系统，一共动用了100多个单位、3000多个厂家的数以万计的科研、制造、统筹人员，整个工程投入巨大。

黄春平向记者解释了这笔费用的用处。其中大部分花在地面的建设上了，比如工厂、基地、设备等等，形成了固定资产，可以通用在许多国民经济领域。“真正打到天上去的钱，其实并不多”。

载人航天比不载人航天难在哪里 黄春平告诉记者，宇航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出丝毫意外。为了实现载人航天这个目标，“神箭”―――长征二号F火箭增加了故障自动检测系统和逃逸系统。故障自动检测系统里设定了310种故障模式分析，一旦发生危险立即自动报警，命令宇航员逃到安全区域。谈到逃逸系统，黄总起身走到矗立在办公室内的“神箭”模型旁，指着其侧面4个折起的栅格翼说道：“这是逃逸系统里最难的部分，我们曾想咨询一下俄罗斯专家，他们开价1000万美元，最后还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

关于中国航天技术的整体水平，黄春平说，虽然我们宇航员的上天时间比加加林要晚42年，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航天技术比美俄落后42年。他分别从火箭、飞船、卫星等方面做了分析。作为运载“神舟”飞船的“神箭”火箭的总指挥，黄春平自信，中国运载火箭是世界一流水平。在宇宙飞船方面，与目前俄罗斯仍在使用的“联盟”号飞船相比，“神舟”飞船体积更大，内部设备更为先进，总体来说已经达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中国的卫星发展水平相对要滞后一些。美、俄的卫星寿命达到了十几年，而中国的卫星寿命还只有几年，主要是在卫星自带控制系统的火箭推进剂问题上有差距。

篇3：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从当前的研究来看, 对社会转型 (Social Transformation) 的界定学术界尚没有取得共识, 研究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从宏观上看, 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 社会学倾向的观点。

如李培林教授认为, 社会转型“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 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 是除政府和市场之外推动社会发展的“另只看不见的手”;“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化、机构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在社会转型时期, 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总体来看, 社会学者认为, 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整体性变迁过程, 涉及到器物、机构和观念等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第二, 哲学倾向的观点。

贾高建认为, 学术界关于社会形态理论与技术社会形态的区分, 其目的在于规避意识形态对社会转型地影响, 从而弱化社会转型的意识形态阻力。此外, 社会形态结构模式也具有同样的规避功能。应该从社会形态的变化来理解社会转型的实质, 那种试图将社会转型与社会形态完全分离或隔绝开来加以研究的做法, 是不正确的。

第三, 有关社会转型的文化研究视角。

社会转型的文化视角主要侧重于从转型期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变化的角度把握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如戴志祥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贪污腐化等社会现象, 面对这种“道德滑坡”现象我们必须建构一种基于道德人格和法律人格相融合的新的价值坐标。也有学者从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的角度研究社会转型问题。这些观点虽然论述各异, 但是其立论基础依然是整个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

二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并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政治的必然发展。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以及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得到印证。如果从政治制度转型来看, 中国还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从这方面找到根源。有学者认为, 在权力体系不发生变革的形势下, 如果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共同瓜分公共财产和肆意侵占私人财产那将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 我们可以断言,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将成为衡量中国社会转型程度的标志。

三

从现实来看, 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与经济发展, 导致了严重社会问题。十七大报告列举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八个方面的问题, 除了“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之外, 七个方面都与政治体制有关。所以, 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中国的社会转型对政治体制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从理论和现实来看, 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保障, 政治转型的实质是建构现代政治体系, 具体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 把公平与正义作为政治制度的核心原则。

公平与正义要求国家从社会的统治者转变为公正的仲裁者, 并把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凌驾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之上。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是按照公平与正义的要求改革政治体制, 维护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 建立起公平的初次分配和在分配体系, 确保弱势群体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二, 扩大政治参与, 建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 这是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我国公民一直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参与, 这是导致权力不受约束的根源。只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失范, 更好的规制权力实现“权为民所用”。广泛有效地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根本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扩大政治参与也是建构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前提。

第三, 政治转型必须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从改革开放至今, 虽然政治体制的人治色彩有所淡化, 但是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特别是最近几年, 政府的“集体越轨”和权力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法治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 正确处理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 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七大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完善各种制度,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 如何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 必须改变党的领导方式, 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 切实以宪法和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

摘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中国社会转型”逐渐成为热点问题。社会转型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意识在内的整体变迁过程。纵观国内学术界对转型问题的研究, 重点大多集中在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领域, 对政治体制的转型较少涉猎。本文认为, 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制约因素在政治体制层面, 只有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进行体制创新才能确保中国社会成功转型。

关键词：中国社会转型,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文明

参考文献

[1]《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专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南风窗》, 2008 (9) :44.

[2]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2-18。

篇4：为什么要搞联片教研活动

为什么要开展联片教研？

1、学校分散，参加活动不方便，我们梁邱镇共有12个联小外加7个办学点。学校分散，柱子联小和加爱侨心两个联小的距离在40公里以上；

2、师资紧张，参加活动没保障。由于英语队伍的缺乏，一个英语教师就要担负着全校的英语课，跨四个年级，三四年级只有两课时，如果耽误了，相当于半周时间的课；

3、教师缺少锻炼的舞台。有效的开展联校教研，能最大限度的整合地区资源，达到多所学校之间的相互沟通，挖掘每个学校骨干教师的潜能，营造良好的教科研氛围，以研促教、以研兴教，实现多所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校本教研、校本培训、教育信息、课题研究、教学设施等资源的交流与共享，促进各校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一、联片教研活动为兄弟单位教师搭建了交流的平台

教研活动，不仅能促进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还为校际之间的教学交流创设了平台，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辐射作用，使教师参与教研、投身教研的积极性有所增强，在浓郁的教氛围中，为青年教师们打开了与名优教师交流学习的大门，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大家的学识，让所有参与者更深深地感受到成为学习型教师、研究型教师和重要性，还为优秀教师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领头作用，发挥教研员的引领作用，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营造开放、互动的教研氛围，努力实现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缩小校际差距，促进各校内教育共同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二、资源共享，双向互补。

联片教研活动加强了校际之间、教师之间的联系，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补，联片教研以问题为中心，以教学片为平台，以学校为基地，以教师为研究主体，构建了研修一体化的校本研修模式。联片教研以促进区域教育资源均衡优质发展为目的，以推动校本教育工作为重点，以校本研修与网络研修为平台，形成以校为本、城乡结合、校际互动、教师间互动、中心辐射，以强带弱的校本教研机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促进区域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交流研究、共同成长。

联片教研活动的开展，使基层教师拥有更多的参与教研的机会，拥有了更多展示自我的平台，拥有了更多共享交流的空间，联片教研改变了教师独学无友的状况，满足了教师交流研究的渴望。达到了专业引领、同伴互助共同成长的目的。在相互学习交流中自加压力、自生动力，努力挖掘、发挥各自长处、辐射四周，从而达

四、联片教研可以促进课堂的有效教学。

联片教研，聚焦课堂，进行课堂诊断、教学方式、学案的使用及单元教学设计的研究，解决教师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了联片教研团队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学校的教研活动，同时也增强了教师提高自身素质的意识，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增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对促进老师的课堂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和启迪，促进了对课堂教学的研究。

针对我们梁邱小学的现状，我们联研采用分片联研的方式，设三个点（以距离的远近）：郝小一个点，柱子、孟小；完小一个点：镇东、卧虎、油坊、关司；书房一个点：加爱侨心、息城、安山头。活动前先选拔优秀教师备课，上午三节课，下午讲课教师说课，听课教师评课，发挥优秀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

篇5：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强调:“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明确了中国政治体制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使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成为热点, 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次, 如何具体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 成为大家思考与探究的重要问题。

一、消除特权, 推进政治领域公开化, 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无权者到掌权者这一重要角色的转变。大批的党员干部进入到政府机构, 成为拥有实际权力的管理人员, 建立起来了党政合一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党的官僚化色彩越来越严重, 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权现象[2]。

特权的横行会激起百姓对政府的不满, 对政府的不信任, 长此以往, 就会动摇我们政府执政的根本。所以, 为了有效地消除特权, 我们必须要对政治权利和行政权力进行合理的限制及制约。

首先, 就要使人民能在选拔和任用“决策者”上体现自己的意志, 只有这样才能选拔出人民信任的、能为人民办实事的“决策者”。这需要我们在涉及到干部的选拔和任用方面, 要充分考虑民意, 将民主测评纳入干部的任命等考核体系, 消除特权, 实现真正的民主。

其次, 在政策的制订过程中, 要扩大群众参与, 以更加开放透明的方式征求民意, 进行广泛的咨询, 从而实现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同时, 要认真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各项公共政策的批评和讨论, 吸取精华, 去其糟粕。

最后, 加快制定法案, 明确规定政府部门要公开财政开支细、公开各项政府信息等,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二、推广基层民主模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不断地加强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 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 拓宽范围和途径, 丰富内容和形式, 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1]。

我们国家现在的基层民主模式还不完善, 各地区的民主意识程度有高有低, 我们要在进一步增强发达地区人民民主意识的同时, 更要加大力度提高偏远地区民众的民主意识, 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责监督意识和参与意识。

1.建立基层民主制度, 使广大人民群众可以利用职工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等形式, 通过民主选举参与到基层的事务管理和政权建设上。

2.建立社区联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即派社区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让人大代表进入到社区, 听取百姓的心声, 为广大民众办实事, 进而对政府制定政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落实对人民代表的监督权、罢免权

公民选举代表, 实际上是把权力委托给自己所选出的人民代表, 由这些代表代替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民众的意志、行使国家的权力。但实际上, 广大民众并不知道他们选出的人民代表准备了哪些提案、在参加人大会议时有什么表现, 是否反应了民众的意愿、是否做了与广大选民意愿相悖的的事情等等。这种情况使得广大选民们不仅不能对这些人民代表进行有效地监督, 也缺乏了在下一次选举中是否继续选择他们的依据。

为了能有效落实广大选民们的监督权和罢免权, 我们可从两方面着手:第一, 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 不断增大竞争性。同时扩大代表人数与候选人人数之间的差额, 鼓励那些具有参政议政热情及能力并且愿意真实反映民意的公民参加选举。第二, 在保证对国家安全问题和重大决策保密的情况下, 要逐步实现将各级人大代表们的提案、发言和表决公开, 以便于人民了解各级人大代表们在参政议政中的表现, 便于对他们进行监督和罢免。

四、建立专门的廉政机构

目前, 我国反贪腐的机构包括监察部门、纪检系统、检察院 (重点是反贪局) 以及预防腐败局这四大部门。部门虽然多, 但是一些重要的反腐败法律并未出台, 不能对贪污腐败的预防与惩治形成合力。当前对贪污腐败案件的办理流程是:由纪检系统牵头, 监察部门协助对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立案侦查, 如果构成犯罪, 就移送到检察;若不构成犯罪, 就给其党纪政纪的处分。党纪多、国法少, 而且在运行机制上“政出多门”, 所以可以借鉴香港的运行模式, 由一个部门负责, 成立一个独立运行并且能达到高度统一的廉政机构, 严厉打击贪污腐败, 还政治的一片清明。

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我们相信, 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不断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才能实现国家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前进, 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 将各方力量集于一体,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2-11-18, (01) .

篇6：要搞真科研

我们现在的确有学校是为科研而科研, 有一种“课题崇拜”情结, 学校门口挂个什么国家级科研课题“实验基地”的牌子, 似乎就是一种荣耀, 而并不认真做科研。挂牌子本身就是目的。喜欢申请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各种课题, 似乎课题越多学校就越有档次。课题申请下来之后, 也不怎么做, 只是到了快结题的时候便编造文章, 找专家来“结题”。这就是我说的“假科研”。

什么叫“教育科研”?我经常对老师们说:“带着一颗思考的大脑从事每一天平凡的工作, 就是教育科研。”我还说:“把难题当课题, 是最真实也最有价值的教育科研!”教育科研不是做给谁看的, 而是我们教育本身的需要, 或者它就是教育本身。

课题从何而来?我认为, 教育科研应该目光向下, 对准课堂, 对准心灵。“目光向下”, 就是不要从文件中找课题, 不要从领导人的讲话中找课题, 而应该从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找课题。教育科研需要理论指导, 但千万不要追逐理论时髦, 不要追求时尚。有一个真实的笑话, 二十多年前, 中央提出要重视德育, 于是便有人研究“学科教学与德育”的课题, 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子课题是“生物教学与德育”, 还编了一本书, 标题是“生殖系统与德育”, 当时就把我笑翻了!前些年, 有一段时间“建构主义”被炒作, 于是有人研究“建构主义与课堂教学;过段时间“多元智能”又吃香了, 有人便转而研究“多元智能与素质教育”;领导人说“成都市要搞城乡统筹”, 于是便纷纷研究“素质教育与城乡统筹”……如此等等, 就是“眼睛向上”。我说教育科研要“对准课堂, 对准心灵”, 就是要把每一天的教育实践都当做教育科研。

教育科研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得奖吗?是为了提升学校的档次吗?是为了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吗?都不是, 我认为, 教育科研得不得奖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改变学生, 提升教师, 发展学校。在改变学生的过程中提升教师, 而学生改变了, 教师提升了, 学校自然发展了。学生的改变, 教师的提升, 学校的发展, 就是我们的教育科研成果。在学校, 我提升教师素质的方法主要是倡导“五个一”, 并且强调我是“倡导”, 而不是“强求”, 更不是“强迫”。比如写教育随笔, 我只是提倡, 没有要求每一个老师非写不可。因为如果我强迫, 很可能就有人应付, 甚至还有可能弄虚作假。那我多难受啊!同时, 我认为, 全校老师也没有必要搞一刀切。有的老师因为种种原因, 只要能够把课上好, 就很不错了, 他不写文章不读书不要紧的。我虽然不强迫老师们写, 但是我通过点评, 通过推荐, 通过发表, 通过出书等方式, 鼓励老师们写作。这比简单地用什么“每个月写一篇奖励五十元, 否则扣五十元”有效得多!

对普通老师来说, 我特别强调的是, 要把难题当课题。我们不少老师真的是这样在做教育科研, 而且颇有成效。比如我们学校的唐燕老师, 刚来的时候, 她向我抱怨, 说班主任难当, 因为班上有一个学生太不好管, 很顽劣。我说:“恭喜你拥有了教育科研对象!现在你的难题正是你的课题!你就研究这个孩子嘛, 而且最好随时把你的研究过程记录下来。”果真唐老师开始研究这个孩子了。那段时间,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网上看到唐老师写的研究日记。一年后, 这个孩子转变了, 唐老师也写出了上万字的研究报告, 其实就是她转化这个孩子的故事, 非常精彩!后来我将这个长长的故事推荐发表了。那天, 我还和潘玉婷老师谈心, 鼓励她总结一下最近几年来教育转化特殊孩子的体会。几年前, 潘老师对我说, 她班上有一个同性恋的男生, 她感到非常恶心!但我还是那句话, 恭喜你有了研究对象!我对她说, 你遇到了以前从没遇到过的难题, 这正是你的科研课题。后来潘老师真的开始研究了, 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她还遇到过患抑郁症的女生, 还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学生。几年来, 她所遇到令人头疼的学生,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差生”。传统意义上的“差生”主要是思想问题或道德问题, 而这些学生, 比如同性恋、抑郁症, 和道德没关系, 主要是生理原因, 甚至基因的原因。而几年来潘老师的研究很有成就, 这些研究就是每一天和孩子的陪伴、倾听和引导。我对潘老师说:“你的研究并不是申请一个什么级别的‘关于特殊儿童教育’的课题, 而是你从自己的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几年下来, 你不但有成就, 而且还有体会, 比如对这样的孩子, 首先不要想到去改变他———同性恋怎么能够改变呢?这里面要改变的首先是我们的观念——理解、信任, 然后走进心灵, 把阳光洒进他们的内心。对这样的孩子, 需要等待, 需要从容, 需要宽容……这都是你的体会。这不就是教育科研成果吗?更重要的是, 在和这些特殊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 你也提升了。比如, 增加了你的教育智慧, 拓展了你的教育领域, 甚至丰富了你的许多知识, 比如你研究同性恋, 便要读相应的书, 等等。”潘老师的研究, 就是典型的“把难题当课题”, 就是典型的真科研!

(选自《四川教育》2013-9)

篇7：中国为什么要搞政治体制改革？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现状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指国家总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对政治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我党的历次代表大会, 都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予以提及。从十二大到十七大, 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走向经历了党政分开、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民主等。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评价:总体上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成功的,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经济的飞速发展必得益于相应的上层建筑;我国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 包括了立法、司法、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人事、行政管理等各项制度。但是, 我们决不能满意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 事实上, 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的我们, 要努力提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间的契合关系。

二、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和产品越来越超出一国和一地区的限制, 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过程。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它们以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实力为依托, 向外进行资本与商品输出, 将发展中国家当成加工市场, 从中获取巨大利润。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打破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主导局面, 冲击了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 暴露了原有模式中弊端, 促进了资本输出主体的增多, 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吸引金融资本、创新商品消费机制的机会, 从而逐渐形成新经济全球化。新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机会, 中国必须掌握新经济全球的主动权, 这不仅需要经济基础做出应对, 更要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调整, 关键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新经济全球化中, 发展国家经济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创建新的消费市场和造民族产业优势, 我国现存的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是一种“倾向于政府部门分配”的经济体制, 不利于扩大内需, 这经济体制与政治上权力集中有密切关系, 权力过分集中会形成不受约束的权力, 往往会忽视社会利益, 注重经济利益, 因而引发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创建新的消费市场和造民族产业优势对创新也提出了要求, 创新才能建立中国的特色产业与优势产业, 进而形成支柱产业。同时为保障制度和政策的运行, 需建立健全监督和反馈机制, 在与国际社会接轨中, 需加强法治建设。

三、在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可变的只能是具体的机制, 而且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的。在全球化的引领下, 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思想,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 健全监督与反馈机制, 加强法治和司法独立建设

我国政治制度和政策是相对完善与合理的, 但在运行中总会出现一些偏差, 这源于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反馈机制。完善监督机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加强司法独立的建设。而完善反馈评价机制, 能够使决策者了解制定政策的走向和效果, 以便及时调整, 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法治是一种治国的原则, 也是为新经济全球化奠定政治基础的重要一步, 我们应将法律作为国家统治和统治的最高准则, 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统治和管理。这就需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既要逐渐完善各个方面的法律, 又要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 也不能忽视与国际运行机制和国际法的协调。

(二) 为扩大内需供政治体制支持, 注重创新意识培养

在新经济全球化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在政治层面要求权力的下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给予基层更多的权力, 增强基层的自主性, 更好的为本区域的人民群众谋利。我们还可以推动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 逐渐把经济决策权和经济管理权归还给市场主体, 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让市场能独立承担经济后果, 要注重发挥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实现民众的“自主决策与自主管理”。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 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行政效率, 转变依靠行政审批管理的方式、减少对民间金融投资的限制。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依靠相应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因此, 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当前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传统的出口与加工业已经不能适应新经济全球化的形势, 必须建立知识型、科技型的支柱产业, 创新即成为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中, 要为创新提供支持与平台, 并改革相应的教育体制, 促进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新全球化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要对这些影响有足够的认识, 积极应对。全身心的投入我国的建设与发展中去。我们坚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必将推动世界的政治发展,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

摘要：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新经济危机后, 经济全球化逐步向新经济全球化模式转变。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深入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 分析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经济全球化,政治体制改革,影响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31-32.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