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2022-10-29

第一篇: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

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展望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围绕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这三个目标展开。政府组织体系逐步优化,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步伐,公务员队伍结构明显改善,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不断提高,廉政建设工作深入开展。本文通过对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溯分析,可以集中探讨改革目标的实现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目标取向作出展望。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change with the three goals unfolding.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system gradually optim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make major strides civil service structure markedly improved, and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policy-making level increases, honest construction work thorough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since 1978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an focus on the back analysis discusses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 targets effect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future goal orientation prospected.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职能转变;公共服务

一、改革目标的回溯分析按目标设定,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到1992年,以精简机构为主要目标; 1993年到2002年,以转变职能为主要目标; 2003年至今,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主要目标。

(一) 机构改革为主要目标阶段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随之推行。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一阶段,主要以机构改革为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当时政府机构臃肿。1981年底,国务院设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和办公机构5个,共100个工作部门,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机构设置数量的最高记录。中共十二大确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为领导体制问题。1982年,邓小平强调,“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指出:“要抓好机构改革的工作”。1978年到1987年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定位于机构改革,政府规模过于庞大的弊端已经显露,却只能单纯地依靠撤销、合并、调整、增加或恢复机构或编制来解决,虽然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多年机构改革实践积累的经验对之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是随着执政党和政府对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渐进地进行的。1987年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1988年的机构改革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最大特点是明确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这个关键性问题,改变了以往就机构论机构的做法。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突破只注重数量增减,只进行单一的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开始关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当然,此次改革还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指导思想的,政府职能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进行的机构改革具有过渡性质。

(二)转变职能为主要目标阶段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机构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1993年开始,一轮自上而下进行的全国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1998年的机构改革更是坚持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为了实现转变政府职能,要“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此次改革涉及面广、改革力度大,真正强调了政府职能特别是经济职能的转变,开启了政府职能模式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实质性转变,把政府职能转变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阶段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等,对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现实中的一系列问题,如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等,暴露出政府长期“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不足。这样的形势促使2003年开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共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此次改革目标把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其应有的责任联系起来,强调政府公共行政体系的服务职能,体现了建设学习型、法治型、服务型政府的方向特征。

二、改革目标实施的成效分析

(一)机构改革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1982年的机构改革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第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重新确立,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总的来看,这次机构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1988年的机构设置格局奠定了基础。1982年之后的六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而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步伐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1988年的机构改革特点:第一,首次将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强调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第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提出“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第三,在改革措施上采用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方案,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结合政府的实际情况,首先确定各部门的职能,然后再根据职能确定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改革措施。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明显。正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的,“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要“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成效,报告提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一项艰巨任务,必须统筹规划,精心组织,上下结合,分步实施,三年内基本完成”。

但是,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仍然强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说明,改革开放后前三次机构改革收效甚微,政府机构先减后增,人员编制得不到有效控制,精干政府的目标未能实现。

以上分析说明了机构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后至1992年,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机构改革还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同时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所以机构改革成效受到一定局限。1992年以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围绕市场经济打造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组织体系,需要经由实践与理论研究两方面的努力。此外,机构改革成效受限还与人们的认识局限、官本位意识、人员分流困难、缺乏相应配套改革等有关。

(二)转变职能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对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在新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开端。实际上,中共十三大以后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说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随着经济体制的调整而渐次展开的过程。就其转变内容而言,首先,重新确定政府角色,定位政府职能,改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政府职能限定于应该管、管得好、管得了的领域。其次,在职能及其实现方式方面,由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微观的直接管理转变为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间接的宏观管理;最后,为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机构设置上强调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1990年代开始的广泛而深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颁行的《行政许可法》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作出法律规定,这是当代中国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对有关政府职能作出的法律限定。通过多年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以及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职能重心的位移,由原来重政治统治职能转向重管理和服务职能。政府经济领域的职能逐渐明确,政企分开的步伐加快,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日渐削弱,宏观调控职能不断增强.

当然,当代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不断逐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复杂性,政府职能存在越位、缺位或错位的现象实不可避免。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为防止市场机制的局限,政府要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作用;再者,政府应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公平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公共服务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也不断得到改善。从2002年开始,各级地方政府开始进行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政府建设创新。2003年的SARS危机更是引起了政府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注,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许多重要的公共服务指标从低收入国家行列升到了中下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断增加,国家财政的社会文教支出由1978 年的146. 96 亿元上升为2005 年的8953. 3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3. 1%上升到26.39%.

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文盲率由1978年的22. 8%下降到2003年的8. 7%,小学毕业升学率由1978年的87. 7%上升到2005年的98. 42%。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1 ] (P178)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达17487万,参加失业保险的人为10648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为13783万[2 ] (P162) ;社会救助水平有了较大发展,截至2007年6月底,中国大陆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到2068万人。尽管如此,但由于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时间还不长,经验不够丰富,在公共服务目标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理论认识不足。打造公共服务体系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新的任务,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实践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对公共服务的特点、内容和基本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分歧仍旧较大。政府对于相关问题也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部分部门公共服务意识不足或者是服务方式、手段不当。第二,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财政体制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型,体现在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上,即经济性支出比重逐渐下降,社会服务性支出比重逐渐上升。但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具有浓厚的生产投资型财政的特点,公共支出过多投入了那些本应由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如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仍然占公共支出的26. 56%,社会文教费仅占26. 87%,非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如国防与行政管理费与之前相比仍旧居高不下。第三,公共服务垄断性明显。垄断意味着排斥和限制竞争。公平健康的竞争是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最有效的动力。正如公共选择学派所言,垄断免除了公共部门外部竞争的压力,同时也就免除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公共服务机构的大多数“顾客”也就因此处于劣势地位[ 3 ] ,使得他们难以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反过来又促长了服务提供者盛气凌人的态度。

三、改革目标的发展展望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发展阶段,触及深层次的关键性改革目标也日趋明显合理。

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规划了未来十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今后五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凸显出如下特点:

第一,改革发展的系统性。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表明,未来的改革要克服局部性、孤立性的局限,从系统观点出发,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注重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要注重各相关领域改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解决好行政管理体制相关领域改革的协调发展问题。通过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性计划,确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目标和子目标、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确改革的整体性框架以及框架下各个改革组成要素的关系,合理安排各项改革的进程和程序。这对于引导和协调各方面的改革行为,实现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职能取向的服务性。转变职能一直是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题。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动不断对职能进行调整。鉴于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模式改变是一个过程,政府职能转变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在未来的改革中,依然要以职能转变为核心,按照中共十七大的部署,“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仍然是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权责配置的合理性。权责配置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横向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要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要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其次是纵向管理层次权责的配置。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公众的服务与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增强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四,机构改革的综合性。未来的机构改革涉及政府机构、事业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等。对于政府机构,首先,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做好发展规划和计划、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其次,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再者,为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不再保留的,任务交由职能部门承担,要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涉及跨部门的事项,由主办部门牵头协调。确需设立的,要严格按规定程序审批,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最后,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根据各层级政府的不同职责重点,合理调整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在中央确定的限额内,需要统一设置的机构应上下对口,其他机构因地制宜。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对于事业单位,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进行分类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相关财政政策。

对于行业管理部门,要整合完善其体制,注重发挥行业管理部门在制定和组织实施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国家标准等方面的作用。

根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抓紧制定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方案,制定和完善国务院部门“三定”规定,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组织法律法规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严格控制编制,对违反规定的限期予以纠正。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组织人事管理的配合制约机制,加强对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快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第五,政府行为的法治性。

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加快建设法治刑政府,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工作,健全行政执法体制和程序,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制度。

[参考文献]

[1 ]沈亚平1转型社会中的系统变革:中国行政发展30年[M ]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1

[2 ]李军鹏1公共服务学———政府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M ]1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71

[3 ]周志忍1 公共悖论及其理论阐释[ J ] 1 政治学研究,1999 (2) 1

第二篇:当代中国改革的阻力

一、洋务运动的制约因素有:

1、封建中国皇室独揽大权,很难实行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2、固守中华文化中心主义和一厢情愿的外交追求。

3、甲午战争大量的赔款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彻底打乱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进程,中断了经济结构的转换,

4、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依赖性、和腐朽性。

二、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史历程,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很快,成绩很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问题也很多,问题同样也不能忽视。改革初期以求效率为其主要特征,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大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然而片面追求效率而没有辅之于较完善的政治、法律、文化思想体系和较为有效的调节手段,造成了目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任务十分艰巨,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看病、上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人们思想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等诸多问题。(1)贫富差距问题(2)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寻租问题。以求平衡求和谐为其特点的所谓科学发展阶段。在上一个阶段造成的问题需要很好地解决,其解决的办法只有坚持改革一条路。而继续坚持改革阻力很大,其阻力我认为主要来源于第二阶段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是行业既得利益者。一个是地区既得利益者。当改革之初,决策者们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采取了市场经济的非常态形式。一些官员错把这些当成正常现象,千方百计地把持着“权力租”不放,或者干脆“设租”。这些不但不是改革造成的,而且是改革开放的重大阻力,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若要推向前进,必须清除这些“权力租”。(3)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

三、从改革开放新阶段的矛盾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下一步的改革至少有四大任务。

第一,以市场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制度安排。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关键是推进资源的价格改革,资源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资源价格改革,二是粮食价格改革。从现有的资源价格上来讲,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二是不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环境保护的突出体制缺陷是,环境的外部成本难以内部化 。 二是继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从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看,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为政府主导的特点。 三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首先要通过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加强,为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安排。

第二,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社会和谐建设。一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从全国总体情况看,主要矛盾不是财力问题,而是财政支出结构问题,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设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很难实现。 二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衡程度。现在城市、农村,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差别很大。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完全均衡很难,但是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要同步进行。 一是行政体制的合理安排。从总体上分析,现行的行政体制上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包括: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力的制度安排矛盾问题太多;行政体制范围内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尚未破题;长期权力结构和短期权力结构的关系没有解决好。相对来说,政府的工作目标大部分是短期的,而人大 这样的立法机构应该考虑更长期的目标。就是说,长期的权力结构和短期的权力结构要取得平衡。 二是公民社会的有序发展。比如说社会组织的发展问题;比如说在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协商制度的安排问题;再比如说社会监督体制的建立问题等等。 三是政府转型的进程。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最关键的是推进政府转型,政府转型问题解决不好,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就很难建立起来。为此,要加快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13]

第四,加大力度,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中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是重点也是难点。

第三篇: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网络考核改革方案

经研究决定从2009年秋行政管理专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程一律参加中央电大网络考试。

一、课程基本说明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是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以介绍当代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基本概况为主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学科。

学习本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全面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熟悉我国政府现行的各项政治制度。另外,还应使学生把握我国政治制度改革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运用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网上考核方案

1、考核方式

通过网上进行考核。网上考核包括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形成性考核成绩占课程综合成绩的60% ,终结性考核占课程综合成绩的40% ,两项总分合成为课程综合成绩。形成性考核成绩与终结性考核成绩都必须及格方为本课程考试及格。

2、形成性考核

形成性考核由五次网上考核构成,考核采取开卷答题方式进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次形成性考核成绩以百分计,各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20%。

形成性考核的重点是学生对所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兼及运用所学知识对我国现行各项政治制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综合的能力。通过网上形成性考核可以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帮助学生更好的自主学习、自助学习,更好地实现教学互动。通过网上形成性考核也可以加强对地方电大教学过程的指导与监督、教学效果的了解与评估。

3、终结性考试

终结性考核采取网上考核形式,考核采取闭卷的形式进行,时间为90分钟。终结性考核以百分计,占综合成绩的40%。

终结性考核的重点和形成性考核基本相同。

三、网上考核实施方案

(一)形成性考核实施方案

1、第一次形成性考核

考核发布时间:需要学生在学习完导论到第三章之后完成本次考核。考核发布时间是在第七周。

考核完成时间:发布后十日内。

考核内容:导论到第三章教学内容。题型为单选、多选、辨析、简答、论述题。

考核形式:学生网上自答。可以在平时多次完成,以最高成绩的一次为准,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20%。但每次必须在3小时内提交完整试卷。

2、第二次形成性考核

考核发布时间:需要学生在完成导论到第三章教学任务之后完成此次阶段性考核。考核发布时间是在第十周。

考核完成时间:发布后十日内。

考核内容:讨论:联系实际理解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

考核形式:小组研讨。讨论时,小组人数为4—6人,一周内随时发帖,有效帖子不得少于15个。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要撰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论文细纲。教师根据每一位学生的论文提纲以及小组讨论的表现给每一位学生评分,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20%。

3、第三次形成性考核

考核发布时间:需要学生在完成第四章到第八章教学任务之后完成此次阶段性考核。考核发布时间是在第十二周。

考核完成时间:发布后十日内。。

考核内容:第四章到第八章教学内容。题型为单选、多选、辨析、简答、论述题。考核形式:学生网上自答。可以在平时多次完成,以最高成绩的一次为准,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20%。但每次必须在3小时内提交完整试卷。

4、第四次形成性考核

考核发布时间:需要学生在完成第九章到第十四章教学任务之后完成此次阶段性考核。考核发布时间是在第十四周

考核完成时间:发布后十日内。

考核内容:讨论:联系实际说明党管干部问题。

考核形式:小组研讨。讨论时,小组人数为4—6人,一周内随时发帖,有效帖子不得少于15个。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要撰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论文细纲。教师根据每一位学生的论文提纲以及小组讨论的表现给每一位学生评分,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20%。

5、第五次形成性考核

考核发布时间:需要学生在完成第九章到第十四章教学任务之后完成此次阶段性考核。考核发布时间是在第十六周

考核完成时间:发布后十日内。

考核内容:第九章到第十四章的教学内容。题型为单选、多选、辨析、简答、论述题。考核形式:学生网上自答。可以在平时多次完成,以最高成绩的一次为准,占形成性考核总成绩的20%。但每次必须在3小时内提交完整试卷。

(二)终结性考核实施方案

终结性考核采取网上考核形式,考核采取闭卷的形式进行,时间为90分钟。考核时间:参见中央电大考试中心通知。

考核内容:参见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考核说明。

考题形式与形成性考核有所不同,没有简答、论述题,即:

1.单项选择:每题1分,20题共计20分。主要考核学生的知识面,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教材,掌握课程的基本知识点。

例如:法官任职的年龄要求是()。

A、18岁B、20岁C、21岁D、23岁

2.多项选择:每题2分,15题共计30分。主要考核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判断、分析能力,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教材,辨析有关观点。

例如:行政监督包括()。

A.纪律监督B.上级监督

C.社会监督D.审计监督

E. 监察监督 F.舆论监督

3.辨析题:每题5分,10题共计50分。主要考核同学们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情况,主要考查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教材,理解基本知

识与理论,辨析有关观点。答题时,需要在题后的括号内,正确的填“对”,错误的填“错”,并简单说明理由。

例如:一国两制的最早提出是针对香港问题。(错)。因为最早提出是针对台湾问题。

第四篇: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过程分为形成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过程分为形成、演变、初步改革和改革深化四个阶段,所称“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一套以户为单位、以人为对象的户口管理制度,包括户口登记、户口迁移、户口统计、常住人口管理、暂住人口管理等内容。4.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及其特点

从1992年开始,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到一个新时期。首先,有关公民定居落户的规定更加自由。一是实行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新出生的婴儿可以在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常住户口。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二是放宽了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对已在被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城市落户。三是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对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在其他地区离、退休人员,需要返回原工作单位所在地或原籍投靠配偶、子女的,应优先予以解决。其次,公民迁移进城的限制在逐步打破。一是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二是放宽了到小城镇落户的条件。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根据该试点方案,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再次,流动人口管理开始有序化。1995年7月8~11日,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因势利导,加强管理,兴利除弊。要通过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发展乡镇企业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等,就地消化和吸纳绝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在此前提下,可根据城市经济的需要,组织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秩序地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逐步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教育、服务措施。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流动人口管理应重点加强的几项工作:第一,加强领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第二,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调控和管理。第三,加强对外来人员落脚点活动场所的管理。第四,做好清理盲流人员的工作,依法严厉打击流窜犯罪活动。第五,加强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的服务和宣传教育工作。

以上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具有朝着公平、自由、流动、有序方向发展的特点。可以预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完善,强加在户籍制度身上的等级差别将不复存在,人们的居住迁移将更加自由,劳动力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流动将更加灵活有序。

5.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户籍制度,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已有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距尚远,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从长远看,户籍制度改革应注意以下问题。

5.1要进一步转换职能,理顺人口管理体制。目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控制人口的出生、统计育龄妇女数及人口的生育状况;公安部管理户口登记、控制人口迁移、进行年末人口统计;国家统计局进行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委管理“农转非”计划;国务院还直接领导全国人口普查。实践证明,人口管理政出多门,难免出现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比如,在基层,计划

生育政策的执行与人口的出生登记制度经常发生冲撞;户口迁移多头审批,给群众增添了不应有的麻烦,也降低了行政办事效率;公安部、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分头统计人口,使人口统计数据间经常有出入;基层户籍警察承担了大量本属民政部门职能的老人赡养和困难户照顾等任务,加大了工作量。为此,有必要成立统一的人口管理委员会,统筹全国的人口管理工作。1980年,刘铮、邬沧萍、林富德教授曾撰文,建议成立一个常设的“人口委员会”,来统筹中国人口发展,拟定人口规划,贯彻执行人口政策,开展各种有关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中国人口发展的经验。1996年,张庆五教授在《人口统计方法科学化研究》一书中,也提出了组建“国家人口管理委员会”的设想。笔者认为,这些专家们的建议是十分中肯的。成立人口委员会,是加强人口统计工作的需要,是统一协调管理人口自然变动、人口机械变动和人口社会变动的需要,是统筹规划户籍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精简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在中央,应以现有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为基础,并入公安部的户政管理业务和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业务,成立“人口管理委员会”,既管全国的人口登记与统计,又管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同时还管人口的迁移变动和产业人口布局。在地方,本着精简效能的原则,各级计划生育部门、户政管理部门和人口统计部门应合署办公。

5.2要建立政策调节与法律约束相结合的人口管理机制。杨遂全在《中国人口法律制度研究》一书中说:“人口大国如果靠自发调节,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人口问题。”(注:杨遂全:《中国人口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历史和现实均表明这一论断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中国人口的发展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加以统筹调节。从国家、政府的角度考察,人口发展的调节方法主要有政策调节与法律约束两种。中国以往政策调节多,依法控制不足,导致人口的自发现象较多,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有必要加强人口立法。但是,单纯的人口立法在中国现阶段既不现实也难办到,因此,应该政策调节与法律约束两法并用。人口政策调节的范围主要在人口出生和死亡、人口迁出与迁入、人口社会变动等方面,人口法律控制的范围主要在户口登记、身份证件管理、人口调查与统计、各类人口管理等方面。当前,应完善的人口管理法律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和流动人口管理法等。

5.3改革户口迁移政策,取消“农转非”制度。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农转非”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弊端丛生,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农转非”政出多门,给户口管理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农转非”政策的制定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在办理“农转非”的过程中要盖数十个图章,给户口管理工作带来混乱,也给人民群众正常的户口迁移带来不便。第二,“农转非”制度在事实上以行政手段限制了城乡人口之间的通婚。一部分人受户口性质差异的影响,被迫在狭小闭塞的圈子里互相通婚、繁衍。这种状况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一部分地区人口素质的下降。第三,把人分成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个类别,并且在利益分配上向城市倾斜,形成了事实上的户口等级制度。非农业人口优于农业人口,户口划分变相地转化为利益分配功能。第四,有的地方以筹建城市建设经费为由办理“农转非”,公开买卖户口,极大地损害了户籍管理的严肃性。第五,“农转非”政策一般并不公开,透明度低。同时,有关管理部门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使得不少群众并不明了国家的“农转非”政策。一部分群众急于达到“农转非”的目的,往往不惜花重金请客、送礼、行贿,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第六,导致了城市的畸形发展。“农转非”指标不分城市、集镇大小,一律规定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和“农转非”的人数不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2‰,这样势必使大城市人口继续膨胀,中小城市由于非农业人口基数小,其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第七,制约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农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固守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限制了规模经营和集体

化生产,浪费了农村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城镇大型厂矿、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难以从农业剩余劳动力中补充,城乡人口的流动受到了限制,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第八,压抑和浪费人才。在农村,不乏有经济头脑、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但因长期划地为牢式的户籍管理和“农转非”制度的约束,人才流动受到许多限制。有些人即使有幸进入城市,因为无城市户口,给住房、子女入学就业带来许多困难,农村人才的发展因此肩负着沉重的担子。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烙印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别、农与非农的差别日益缩小,取消“农转非”制度的条件日趋成熟,有关方面应及时研究取消该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法。

5.4不断研究动态情况下的人口管理对策,运用科技手段实现人口管理的现代化。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尽管我们作了许多努力,探索了许多管理办法,但人口流动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人户分离现象的大量存在,影响了农村的土地承包,也不利于加强城市管理。因此,如何强化动态情况下的人口管理,仍是户籍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应将现有按常住地管理人口的办法,逐步改为不分常住、暂住,一律按现居地登记管理。即使是外来公民,只要其在现居地有固定住址、有稳定职业、有可靠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就应视为常住人口进行登记管理。随着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完善和电子计算机知识的普及,户籍管理应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初步设想是:应给16岁以下的居民颁发出生证,16岁以上的居民颁发身份证。对出生证和身份证所反映的居民信息,统一借助电脑录入管理,人口动态控制与统计则可在电脑上完成。 作为国家社会行政管理的一项最基本制度,户籍管理往往是建构或者执行其它社会制度的基础和依据,世界各国对此都十分重视。[12]与世界通行的户籍管理政策相似,中国的户籍管理政策亦具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证明公民身份。户籍登记是证明公民身份的基本资料,不仅证明公民个人的身份,如出生年月、性别、民族、籍贯等,也证明公民家庭关系。二是提供人口资料。人口资料的掌握是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基础,通过户籍登记可以掌握人口的基本信息,了解全国人口的分布、增减和变动等基本情况,为国家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三是发现和防范犯罪。人口管理是最基本的公共安全管理,掌握了全部户籍人口的基本情况,就能够了解一些存在或可能存在越轨行为人口的情况,从而对这类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控制管理,发现和预防犯罪。

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政策与世界通行的户籍政策相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或者功能。

一是利用户籍管理来控制人口迁徙,尤其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以户籍控制为手段,强化人口迁徙管理,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实行事前迁移政策,居民必须凭迁移地有关部门核发的户口准迁证予以迁移。为达到特定背景下的特定政治经济目的,户籍管理被赋予了控制人口迁徙的责任。由此可见,控制人口迁徙并非户籍制度的必然组成部分,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特定政治经济目的制约的产物。中国户籍政策在改革以来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然而,控制亲属投靠、家人团聚为特征的社会性迁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突出的家庭问题,使得不少家庭不得不忍受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痛苦。另外,在市场要素逐步发育,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在城市中的居留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户籍管理对人口流动无力或者不能继续进行控制的条件下,严格控制户籍迁移在社会上造成了大量的人户分离,从而进一步影响了户籍管理基本功能的发挥。

二是因户籍性质不同带来的户籍权益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系列权益配置性制度在不同的户籍性质之上建构起来,造成了户籍的权益化。如上文所言,户籍制度已与粮食、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教育就业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等结合在一起构成独特的户籍政策体系。户籍成为个人权益配置的基础,户籍的类别差异、户籍的地区差别使依附于其上的权益具有很大差别。一般来说,非农业户籍所附加的权益要大于农业户籍的权益;在非农业户籍内部,直辖市户籍的附加权益要大于省会城市,更大于地级城市及县城镇户籍的附加权益。在很大程度上户籍的附加权益差别造成了中国特有的公民权益的“空间等级结构”,使户籍具有很强的福利色彩和身份意味。这些制度从其本来的意义上而言根本就不属于户籍政策的范畴,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行政管理等部门出于特定的经济非经济动机,或者为工作“方便”而基于户籍建构相关制度措施的产物,最终是为转移农业剩余等原因对农民剥夺的结果。这种户籍权益尽管在改革以来逐步减少,但至今依然存在。

中国户籍政策体系所具有的这两个特征,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体制的中心是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对人口迁徙及户籍权益的计划安排也就成为必然。这一户籍政策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制约下人为选择的结果。这种政策当时虽然具有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带来国家公民的不平等、延缓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妨碍城乡结构的协调发展等,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保障国家重大发展计划的实施、稳定整个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两个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特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角进行透视,已成为两个极大的缺陷或弊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建立要求市场要素的流动和市场化,而人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人本身的解放和自由流动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户籍政策,逐步建立起和市场经济相应的户籍政策。人口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和人才的流动,及其平等公平竞争等,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这就一方面要求改革限制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的户籍政策,另一方面要求逐步取消因为户籍不同而带来的权益差别,使得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诸多权益差别逐渐淡化消失。伴随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政策、制度、法律的功能也由计划经济下抑制市场发育、确保实现国家计划转变为调控市场、确保市场公平竞争,户籍政策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适应国家政策、制度及法律变革的功能需求。在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户籍政策的改革及其功能转换优化必不可少。

事实上,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国家对户籍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的重点也主要集中在人口迁徙和户籍权益这两个方面。就人口迁徙调整而言,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放松对人口流动和居留城市的限制,没有本地户籍的外地人口基本可无限期在城市居留。公民身份证件实行,便于个人的经济社会流动。同时,国家对户籍迁移的控制也在放松,“开口子”的特定政策使一些特定人口迁移进入城市;自理粮油户口、当地有效地方城镇户口的实施使一些具备城镇生活条件的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准非农业人口;小城镇户籍制度的试点及其户籍改革的正式推行,基本解除了小城镇的迁入限制,在小城镇层次实现了迁移自由;户籍管理中突出问题的解决方便了以夫妻子女投靠为特征的社会性人口迁移。2000年,为吸引本科以上人才,京沪等地纷纷出台新政策,放松户籍控制;2001年始,东部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内的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省会或全省范围内取消户籍性质差异和进城指标的限

制;就连户籍控制最为严格的首都北京也松动了投资性经济迁移和投亲性社会迁移。但是应该看到,户籍迁移制度改革仍未到位,这将构成未来户籍政策改革的重点。

户籍权益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行之中,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需实现市场化,住宅推行商品化,医疗、养老保险和劳动保护制度改革改变了国家统揽、个人享用的局面,教育制度改革使非本地人口可得到教育机会,就业制度改革完全改变了国家统包统分的就业格局,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在建构中,兵役制度改革使城乡退伍安置的差别大大减少,婚姻家庭制度变革使婚姻选择中户籍性质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城乡通婚大为增加,这一系列建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权益配置性制度的改革,使户籍性质所附加的户籍权益大大减少,从而出现了户籍权益平等化的趋势。但是,户籍权益化政策的改革远未到位,在户籍平等化趋势出现的同时,围绕户籍甚至在建构新的户籍权益,例如失业保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都以具有正式城镇户籍的非农业人口为对象。这方面的改革将构成未来户籍政策改革的难点。

第五篇: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义

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演进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党90多年执着奋斗、60多年执政兴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继往开来实现中国梦,改革这条道路要更加坚定地走、这个法宝要更加坚定地用。如何走得更好、用得更好,出路和关键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梦内涵丰富,既体现了中国人民在物质层面的理想追求,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在精神层面的理想追求;既反映了中国人民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雄心壮志,又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人的发展方面的雄心壮志。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的总布局相契合,与全面深化改革“六个紧紧围绕”的总思路相辉映。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发展和矛盾相伴,集体诉求和个体诉求交织,实现中国梦除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外,别无他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注重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注重眼前和长远相统筹,注重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全面部署了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要求和特征,有利于实现国家、民族、大家“三个都好”。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要求

实现中国梦,要跨越“两个一百年”关键节点,汇聚十几亿人口的目标诉求,必然涉及方方面面,涉及深层次问题、深层次矛盾的有效解决和重要利益关系、基本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等等,任务之复杂、之艰巨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破瓶颈、涉险滩,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向前进。

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从目标方位和领导力量上确保了实现中国梦的改革之路继续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总开关,以着力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和带动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为主要任务,从重大关切和核心举措上确保了实现中国梦的改革之路是一条国家富强之路、民族振兴之路、人民幸福之路。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要求

从时间坐标来看,实现中国梦,2020年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个时间节点契合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体现实现中国梦的阶段性时间要求。这种战略机遇期,在历史进程中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可以说稍纵即逝。抓住了,国家、民族会乘势而上;抓不住,就有可能重蹈落后挨打之覆辙。

在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实现中国梦的战略布局中,建党100周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到这个节点,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是实现中国梦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可以说,没有这个基础性工作的完成,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节点确定为2020年,这不论是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节点都高度吻合,赋予了全面深化改革特殊之意义,说明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合着发展的时代节拍,中国梦必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肖君华、邓子纲、陈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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