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一篇：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展望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围绕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这三个目标展开。政府组织体系逐步优化,政府职能转变迈出重要步伐,公务员队伍结构明显改善,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不断提高,廉政建设工作深入开展。本文通过对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溯分析,可以集中探讨改革目标的实现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目标取向作出展望。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cusing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change with the three goals unfolding. Th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system gradually optim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make major strides civil service structure markedly improved, and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policy-making level increases, honest construction work thorough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since 1978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an focus on the back analysis discusses the realization of reform targets effect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future goal orientation prospected.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职能转变;公共服务

一、改革目标的回溯分析按目标设定,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到1992年,以精简机构为主要目标; 1993年到2002年,以转变职能为主要目标; 2003年至今,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主要目标。

(一) 机构改革为主要目标阶段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随之推行。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一阶段,主要以机构改革为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当时政府机构臃肿。1981年底,国务院设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和办公机构5个,共100个工作部门,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机构设置数量的最高记录。中共十二大确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为领导体制问题。1982年,邓小平强调,“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指出:“要抓好机构改革的工作”。1978年到1987年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定位于机构改革,政府规模过于庞大的弊端已经显露,却只能单纯地依靠撤销、合并、调整、增加或恢复机构或编制来解决,虽然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多年机构改革实践积累的经验对之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尤其是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是随着执政党和政府对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渐进地进行的。1987年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1988年的机构改革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最大特点是明确提出了政府职能转变这个关键性问题,改变了以往就机构论机构的做法。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突破只注重数量增减,只进行单一的组织结构调整的局限,开始关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当然,此次改革还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指导思想的,政府职能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进行的机构改革具有过渡性质。

(二)转变职能为主要目标阶段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机构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从1993年开始,一轮自上而下进行的全国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1998年的机构改革更是坚持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定位。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

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为了实现转变政府职能,要“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此次改革涉及面广、改革力度大,真正强调了政府职能特别是经济职能的转变,开启了政府职能模式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实质性转变,把政府职能转变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阶段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等,对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现实中的一系列问题,如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等,暴露出政府长期“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不足。这样的形势促使2003年开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共十六大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共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此次改革目标把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其应有的责任联系起来,强调政府公共行政体系的服务职能,体现了建设学习型、法治型、服务型政府的方向特征。

二、改革目标实施的成效分析

(一)机构改革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1982年的机构改革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第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重新确立,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总的来看,这次机构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1988年的机构设置格局奠定了基础。1982年之后的六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而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步伐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新一轮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1988年的机构改革特点:第一,首次将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结合,强调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第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提出“要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第三,在改革措施上采用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方案,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结合政府的实际情况,首先确定各部门的职能,然后再根据职能确定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改革措施。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明显。正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的,“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要“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为了保证改革的成效,报告提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一项艰巨任务,必须统筹规划,精心组织,上下结合,分步实施,三年内基本完成”。

但是,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仍然强调“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说明,改革开放后前三次机构改革收效甚微,政府机构先减后增,人员编制得不到有效控制,精干政府的目标未能实现。

以上分析说明了机构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开放后至1992年,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机构改革还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同时受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所以机构改革成效受到一定局限。1992年以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围绕市场经济打造与之相适应的政府组织体系,需要经由实践与理论研究两方面的努力。此外,机构改革成效受限还与人们的认识局限、官本位意识、人员分流困难、缺乏相应配套改革等有关。

(二)转变职能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对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问题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在新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开端。实际上,中共十三大以后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说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随着经济体制的调整而渐次展开的过程。就其转变内容而言,首先,重新确定政府角色,定位政府职能,改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政府职能限定于应该管、管得好、管得了的领域。其次,在职能及其实现方式方面,由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微观的直接管理转变为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间接的宏观管理;最后,为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机构设置上强调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1990年代开始的广泛而深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颁行的《行政许可法》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作出法律规定,这是当代中国首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对有关政府职能作出的法律限定。通过多年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以及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职能重心的位移,由原来重政治统治职能转向重管理和服务职能。政府经济领域的职能逐渐明确,政企分开的步伐加快,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日渐削弱,宏观调控职能不断增强.

当然,当代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不断逐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复杂性,政府职能存在越位、缺位或错位的现象实不可避免。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为防止市场机制的局限,政府要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作用;再者,政府应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公平价值,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公共服务阶段目标及其实施成效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也不断得到改善。从2002年开始,各级地方政府开始进行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政府建设创新。2003年的SARS危机更是引起了政府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注,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许多重要的公共服务指标从低收入国家行列升到了中下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断增加,国家财政的社会文教支出由1978 年的146. 96 亿元上升为2005 年的8953. 3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3. 1%上升到26.39%.

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文盲率由1978年的22. 8%下降到2003年的8. 7%,小学毕业升学率由1978年的87. 7%上升到2005年的98. 42%。200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1 ] (P178) ;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达17487万,参加失业保险的人为10648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为13783万[2 ] (P162) ;社会救助水平有了较大发展,截至2007年6月底,中国大陆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初步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到2068万人。尽管如此,但由于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时间还不长,经验不够丰富,在公共服务目标实践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理论认识不足。打造公共服务体系是中国政府的一项新的任务,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实践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对公共服务的特点、内容和基本任务等问题的认识分歧仍旧较大。政府对于相关问题也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部分部门公共服务意识不足或者是服务方式、手段不当。第二,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中国财政体制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型,体现在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上,即经济性支出比重逐渐下降,社会服务性支出比重逐渐上升。但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具有浓厚的生产投资型财政的特点,公共支出过多投入了那些本应由市场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如2006年经济建设支出仍然占公共支出的26. 56%,社会文教费仅占26. 87%,非民生型公共服务支出,如国防与行政管理费与之前相比仍旧居高不下。第三,公共服务垄断性明显。垄断意味着排斥和限制竞争。公平健康的竞争是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最有效的动力。正如公共选择学派所言,垄断免除了公共部门外部竞争的压力,同时也就免除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公共服务机构的大多数“顾客”也就因此处于劣势地位[ 3 ] ,使得他们难以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反过来又促长了服务提供者盛气凌人的态度。

三、改革目标的发展展望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发展阶段,触及深层次的关键性改革目标也日趋明显合理。

中共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规划了未来十年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今后五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为实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凸显出如下特点:

第一,改革发展的系统性。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表明,未来的改革要克服局部性、孤立性的局限,从系统观点出发,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注重改革的整体性、关联性。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要注重各相关领域改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解决好行政管理体制相关领域改革的协调发展问题。通过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性计划,确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目标和子目标、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确改革的整体性框架以及框架下各个改革组成要素的关系,合理安排各项改革的进程和程序。这对于引导和协调各方面的改革行为,实现新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职能取向的服务性。转变职能一直是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题。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围绕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动不断对职能进行调整。鉴于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发展模式改变是一个过程,政府职能转变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在未来的改革中,依然要以职能转变为核心,按照中共十七大的部署,“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仍然是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权责配置的合理性。权责配置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横向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要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要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其次是纵向管理层次权责的配置。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公众的服务与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科学配置各级政府的财力,增强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四,机构改革的综合性。未来的机构改革涉及政府机构、事业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等。对于政府机构,首先,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做好发展规划和计划、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其次,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再者,为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不再保留的,任务交由职能部门承担,要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涉及跨部门的事项,由主办部门牵头协调。确需设立的,要严格按规定程序审批,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最后,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根据各层级政府的不同职责重点,合理调整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在中央确定的限额内,需要统一设置的机构应上下对口,其他机构因地制宜。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权责关系。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

对于事业单位,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进行分类改革。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转为企业;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强化公益属性,整合资源,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监管。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相关财政政策。

对于行业管理部门,要整合完善其体制,注重发挥行业管理部门在制定和组织实施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国家标准等方面的作用。

根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认真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抓紧制定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指导意见和方案,制定和完善国务院部门“三定”规定,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执行政府组织法律法规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严格控制编制,对违反规定的限期予以纠正。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组织人事管理的配合制约机制,加强对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快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第五,政府行为的法治性。

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加快建设法治刑政府,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工作,健全行政执法体制和程序,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制度。

[参考文献]

[1 ]沈亚平1转型社会中的系统变革:中国行政发展30年[M ]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1

[2 ]李军鹏1公共服务学———政府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M ]1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71

[3 ]周志忍1 公共悖论及其理论阐释[ J ] 1 政治学研究,1999 (2) 1

第二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之回顾

一、1982年的行政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二、1988年的行政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三、1993年的行政改革——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四、1998年的行政改革——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五、2003年的行政改革——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六. 2008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七.2013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行政体制改革

1.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完成新组建部门“三定”规定制定和相关部门“三定”规定修订工作。组织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制定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意见。

2.简政放权,下决心减少审批事项。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对确需审批、核准、备案的项目,要简化程序、限时办结相关手续。严格控制新增审批项目。

总结：回顾近30 年的改革成就，可以用“一个基本判断”和“一个历史性转变”来概括。所谓“一个基本判断”，即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所谓“一个历史性转变”，即基本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尽管改革还要继续深化，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尽管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还要经过一些时间，但是，从总体上说，体制转换、政府转型已经取得重要成果。

第三篇：中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综述

一、中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基本概念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组织被划分为行政单位(行使政府某项职能的部门，吃财政饭的如财政厅、商务厅)、事业单位(以某项事业为主要工作目的的单位如学校、医院、研究所、出版社、报社等)、企业单位(以生产经营为手段以谋求利润目的的经济实体)等几大基本类型。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事业单位具有不同于行政机构、企业单位的社会地位、性质、目标、功能和运行管理方式。一般认为，中国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内的“事业”，是特指没有生产收人、所需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工作”。所谓„“事业单位”，则是特指受国家行政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人，由国家经费开支，不实行经济核算制，提供非物质生产劳动服务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等部门和单位，而“体育事业单位”则是其基本构成部分。所谓“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对体育事业单位及其事业活动所采取的各种管理组织、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与管理手段等到的总称。

二、中国传统体商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与弊端

(一)体育事业单位地位与功能的政治化与非经济化

在旧体制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均被视为“政治”或“社会”活动，而不是经济活动。这种非经济化或“泛政治化”的定位，导致各项体育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严重地抑制和阻碍了社会体育生产力的发展。

(二)体育事业单位机构的行政化 在高度集中统一的体育事业组织体系中，政府充当着体育事业举办者、体育事业行政管理者、体育事业经营者等多重角色，扩大和泛化了政府的体育事业职能范围。

(三)体育事业单位经费的财政供给化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既然国家要包办一切体育事业，财政就只能统包供给一切体育事业经费。因为作为国家实现其职能所需经费的唯一供给者，财政供给的范围当然要与国家职能的范围相适应。

(四)体育事业资源配置的非社会化 主要表现为体育事业单位投资的重复建设、体育事业单位服务面向的相对封闭和体育事业单位运行方式的效率低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事业单位的行政化与福利化，使“全民所有”的事业单位实际上变成了“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地方所有”、“单位所有”乃至少数“官员所有”，造成公共体育资源的相互分割、相互封闭、互不开放，从而造成公共体育设施闲置和利用率十分低下。(青海新闻网讯 日前，西宁市体育局在全市范围内，对社区管理的体育健身设施做了普查，结果显示，设施利用率较高，维护较好，整体情况令人满意。据西宁市体育局群体处和经济处的负责人介绍，省体育局通过一些项目，为西宁市配备了健身场地1263个，健身路径123条，体育健身设施218件。通过使用单位自愿申请等方式，这些体育健身设施已发挥出了作用。在许多社区及住宅小区内，也配备了体育健身设施，方便居民就近健身。令体育管理部门欣慰的是，市民素质在不断提高，对公共设施的保护意识越来越高。体育管理部门也坦言，目前，缺少相关的配套资金，制约了体育健身设施的广泛覆盖和更好使用。由于社区本身经费少，加上设施维修时，大多需要专业配件，导致一些社区在申请时有顾虑。)

(五)体育事业单位职能范围的扩大化

“政事不分”是导致国家体育事业职能范围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体育事业活动的非产业化，是我国体育事业单位职能范围扩大化的另一个主要根源。体育事业单位的福利化，也刺激了国家体育事业职能范围的扩大化。

上面我们分别从体育事业单位和功能目标的政治化与非经济化、体育事业单位机构性质的行政化与官僚化、体育事业单位经费来源的财政供给化、体育事业资源配置的非社会化、体育 1 事业单位职能范围的扩大化与福利化等若干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出发，分析和论述了中国传统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一些主要特征及其弊端。事实上，上述各方面的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基本特性及其表现，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都根源于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也是与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中国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也曾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它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在较短的时间里奠定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基础，使我国成为竞技体育的大国，促进了我国群众体育的迅速发展)。只有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利弊得失，才能更客观、更透彻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实际状况、基本特征及其功过得失，从而找到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和具体对策。

三、当前我国体自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现状及其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阻力和困难重重。归纳起来，主要面临如下主要问题与障碍：

(一)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从总体上看，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仍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与我国体育产业和体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比较而言，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二)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片面推进 由于体育事业单位改革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事业资金严重不足和事业发展难以为继等，所以，前期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拓宽事业经费来源上。当然，体育事业经费不足是影响和制约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难题，但并不是改革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因此，导致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处于片面推进的状态。

(三)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缺乏整体目标

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和发展方向，我国体育事业单位改革尚处在单项推进、局部试点、各行其是的探索阶段。缺乏统一的改革行动方案和科学的改革理论依据。这种相对盲目的改革，既不能触动传统体育事业管理体制的根基，也不能解决体育发展中的难题，甚至造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给改革增添新的困难。

(四)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缺乏整体配套条件

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面临着一系列难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人员分流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问题，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也难以推进。(搜狐体育讯 记者从(2007年9月)12日召开的全国优秀运动员保障暨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国家六个部委联合印发《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将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作为运动员聘用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指导全国运动员聘用工作。《办法》实行运动员聘用制，将运动员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坚持运动员聘用工作统一规范、分级管理。 《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将运动员管理纳入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管理体系，将运动员保障纳入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坚持运动员聘用工作统一规范、分级管理。实行运动员聘用制，是我国运动员培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认为，《暂行办法》在五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优秀运动队全面实行聘用制，与运动员签订试训合同或聘用合同;二是规范了运动员聘用程序，统一聘用工作审批部门;三是明确了运动员培养机制，实行职业转换过渡期制度;四是保证了运动员试训及职业转换过渡期间的经费来源;五是明确规定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优惠措施。据介绍，《暂行办法》起草工作从2006年开始着手进行，历时一年多，先后三次征求了全国各省区市及有关部委意见，并多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 2 该《办法》从2007年9月开始实施。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

此外，刘鹏表示，我国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竞技体育发展相适应，努力构建“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医疗照顾、伤残抚恤、就业指导、退役安置、困难帮扶、学习资助、创业支持”等为内容的多层次全方位运动员保障体系。 据新华社电)

(五)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仍存在许多误区或禁区 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对于体育事业形成了许多片面和僵化的认识;而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和禁区，又必然导致改革行动上的误区和禁区。例如，什么是“体育事业单位”?体育活动具有哪些功能和性质?如此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片面认识，必然会束缚我们改革的手脚。就这个意义上讲，错误的认识和落后的观念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才能加速推进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存在许多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尚没有明确目标、科学的依据和整体配套条件。一些事业单位进行被动的、盲目的、片面的改革，既加大了改革成本，又达不到改革的目的。还有一些事业单位希望加速改革，却不知如何改革，只好等待观望。可以说，现在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全面推进这项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在于改革向何处去。

四、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既然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则是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针对中国传统体育事业管理体制的各种弊端和当前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应沿着下述方向继续推进。

(一)体育事业发展主体的多元化

必须改变过去由国家包办一切体育事业的旧体制，建立国办。民办、社会办等多方举办体育事业的新格局，走政府管、社会办相结合的社会化道路，实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主体的多元化。

(二)体育事业资源配置和运用的社会化

实现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与利用社会化，应该是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这就必须改革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打破国家体育事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行政化分割，打破国家公共体育资源的部门所有制和单位所有制，真正实现社会公共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资源共享。

(三)体育事业活动的产业化与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按照市场经济思路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把体育作为事业来办，视之为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同时要把体育事业作为产业来办，市视之为生产部门，充分发挥体育的经济功能，走产业化道路，依托市场，增强体育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事业要求得到发展要走“政府拨款、社会赞助、个人掏钱、自我开发”的四条聚财之道，完全靠国家事业拨款，必然限制体育事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的基本范围，将现在绝大多数体育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实现部分国有体育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民营化、社会化与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我国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

(四)体育事业管理的民主化与法制化 为了保证我国各项公共体育事业的稳步发展，必须改革传统的体育事业管理模式，加强体育事业立法。只有实现体育事业管理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强化公共体育事业的规划、预算和监督管理，才能确保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五.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3 市场化是中国各项改革的大方向。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先进管理经验，针对中国传统体育事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结合中国现行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应当是：

第一，在重新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的基础上，将现有部分体育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使其向企业化、民营化、社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逐步调整、收缩和转换国家的体育事业职能范围，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包办一切体育事业的局面。

第二，实行国家体育事业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相分离，重新划分、调整和规范政府机构与体育事业单位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切实转换政府的体育事业管理角色与职能，改革体育事业单位的运行机制，增强其发展活力，提高管理效率，实现政事分开，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体育事业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现代体育事业管理制度，实现制度创新。由此可将我国现行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设计如下(274页)

六.深化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与关键问题 由于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和系统的配套条件，前期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也难以按照原有改革模式继续推进下去。所谓改革，就是要对原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主体组织和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力的地位与角色及其相应间的权、责、利关系进行重新划分或调整。因此，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分析和明确“体育事业单位”在我国各类社会主体组织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性质、特征、功能与目标等基本问题，重新划分和调整不同类型社会主体组织之间的界限，实现“政事分离”、“企事分离”，净化“事业”内容，收缩“事业”范围。要实现上述总体改革构想，必须重构社会组织体系，分化社会活动，划分和规范各类社会主体组织及其相互间的权、责、利关系，使其各就各位、各行其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担其险、各循其规、各守其法、各得其利。具体说来，我们应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划分社会公益互益与私益组织，正确区分公有与私有。公立与私立、公营与私营等不同性质社会组织的社会地位及其权。责、利关系，正确识别公益与私益、公务与私务、公财与私财之间的界限，如此等等。只有重构社会主体组织体系，分化各种不同性质和目标的社会事务，我们才能重新确立体育事业单位在整个社会组织体系中所处的主体地位，从而做出新的制度安排。

七.界定国家公共体胄事业职能范围的基本标准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我们既不能继续沿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事业”界定标准，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流行的所谓“公共产品”界定标准。那么，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界定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范围呢?

社会共同需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识别和界定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范围的客观标准。依此标准，凡是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性质的体育事务，就属于国家体育事业职能范围，应该由国家举办，由财政供给;凡是不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性质的体育事务，就不属于国家公共体育事业职能范围，不应继续由政府举办，相应的体育组织机构也就不能继续保留在国家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内，而应从中剥离出去，推向社会和市场。

八、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共体自事业职能的基本范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几乎包办了各类体育事务，包括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体育运动训练、体育运动竞赛、体育科研、体育专业教育、体育队伍、体育场馆与体育器材、体育宣传、国际体育交流、国际体育技术合作、体育计划与财务管理等等。为了包办这些体育事务，国家还专门成立了相应的体育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下属的体育事业单位。

依据上述界定标准和理论分析，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管理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共同经验，结合中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国家应该承担以满足社会生存与发展共同需要为目标的社会共同体育事务，而不必包办个人及家庭消费体育、企业消费体育及产业体育 4 等。

具体说来，国家只能有选择地举办一些最重要的具有社会共同需要性质的社会公共体育事务，除了公共体育馆、公共体育场。国家体育运动队等一些重要的公共体育设施。公共体育队伍和公共体育运动之外，其余的体育场、体育馆、武术馆、游泳馆、俱乐部和运动队等各种消费性、生产经营性的体育经营机构和体育经营活动，都可以推向体育市场，实现体育生产、开发、经营、眼务、消费活动的产业化与市场化。 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收缩国家的公共体育事业职能范围，净化国家体育事业经费支出的内容，从而集中必要的公共财力来办好应该由国家举办的各项社会公益体育事业，强化国家的公共体育事业管理职能，实现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促进社会经济和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满足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各种生产经营和消费服务性的体育活动推向市场，实现体育产品的商品化与市场化，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和体育经济的健康发展，繁荣体育市场，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各种体育生活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

九、深化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体育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性改革，积累了一些有益的改革经验。然而，要实现上述改革目标，仍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障碍。现提出下述改革建议。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是继续推进体育事业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体育的社会化与产业化，是中国体育事业体制改革的两大基本目标。然而，在中国传统体育事业管理体制下。竟技体育的单纯政治化导致中国体育事业的片面发展，而群众体育的单纯福利化又抑制了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不改变传统的体育观念，就无法有效地推进体育事业体制改革。

(二)加速培育、发展和规范各类体育市场，实现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的商品化与市场化

政府应加强公共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各种有益的体育消费教育，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与居民个人进行体育投资，逐步取消各种不必要的体育补贴，改变体育消费福利化的状况，提高体育商业化的程度，促进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

(三)加速体育事业单位的社会化进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统一规划并投资建设一些基本的公共体育设施，择优举办一些国家体育运动队和一些具有示范性的重大体育竞赛活动，而将具有的娱乐性、休闲性、健身性特征等体育生产、经营和消费活动推向市场，使现有绝大多数事业单位实现企业化、民营化、社会化与市场化。

(四)培育体育中介组织，大力发展体育产业 进一步转换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各种体育中介组织、建立现代体育组织制度，实现各类体育运动员的职业化与商品化，不断提高运动水平、促进体育生产发展。

(五)加强体育立法工作

明确划分和规范各类体育投资者、体育赞助商、体育俱乐部。体育运动员、体育中介人、体育管理者及社会各方面的权力、责任与义务、实行依法治体、确保各项体育事业和体育市场的健康发展。(净化我国的体育市场)

我国体育发展遭遇的体制性障碍

进入新世纪，我国体育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既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也是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的必然;既是国际体育潮流发展对我国的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必然要求。中国体育的发展不仅包括社会体育 5 数量的增长与结构的改善，也包括竞技体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在实力基础和和实力表现的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局限，我国体育在新世纪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或环节甚至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兆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失控，竞技体育异化现象日趋严重。

竞技体育的参加者丧失自主意志和兴趣爱好，参加竞技体育活动是在高额悬赏的诱惑下，在求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或其它各种社会目的的驱使下进行的，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竞技体育不能直接与参与者的终身幸福相关联，往往造成参与者精神上、躯体上、社会性上的不幸。运动员成王败寇，成功者被捧为社会贵族，不成功者成为社会弃儿。

运动训练的野蛮化。在运动训练中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即不尊重运动员的人格，对运动员采取侮辱、打骂、威胁、惩罚手段;轻视运动员必要的文化教育;不顾忌运动员的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盲目加大运动负荷。更有甚者，在训练中使用违禁药物与方法。

运动竞赛的局外操纵。出于商业、体育赌博或其它政治目的，用暗示、“君子协定”、“场外交易”、“分配金牌”、“假球”、“黑哨”、“官哨”、运动员资格作弊，甚至黑社会介入，以伤害运动员、裁判员生命等威胁手段操纵比赛结果。运动成绩充斥谎言，运动成绩的真实性遭到普遍的怀疑，最终导致竞技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到支持的程度急剧下降。

当各级政府从竞赛的组织者、管理者、指导者变为参与者和利益分配者的时候，对上述异化现象的控制就变得十分疲弱，甚至姑息、纵容、袒护，因此，竞技体育异化这股暗流就变得十分猖獗。2007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发生了严重斗殴事件，但最终所有代表团都无一例外获得了“精神文明奖”，就是典型一例。

2)权力过度集中，体育资源逐渐向高端相应集中，中心密度加大，而社会化程度降低。现有体制始终把目光盯在奥运会、国际大赛的最终结果上，而忽视这一结果的形成过程，于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在少数尖子运动员身上，竞技体育的优质资源向高端集中的结果造成了对政府财政(包括彩票)的更大依赖性。同时，造成了专业训练与业余训练的严重脱节。再加上一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更伤害了属于弱势地位的业余训练，如用巨资把少数运动员送到国外去训练，虽然短期内可“立竿见影”，但打破了国内的公平竞争机制，最终挫伤了地方业余训练的积极性。

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已十分严重。有的运动项目的基础训练长期处在萎缩状态，一些优势运动项目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个别运动项目甚至出现了倒金字塔的结构，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在观念上引起警惕，在体制上加以改革，在训练实践上予以扭转。

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水平是靠两个层面构成的，一是竞技体育的实力基础，一是竞技体育的实力表现。在特定的情况下，后者可能高于前者，但最终不可能游离和超越于前者而独立存在。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业余训练基础上的。而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水平注定是昙花一现的。在美国参加课余训练的学生总数是730.23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3%;前苏联为1 000万占4.4%;德国175万占10.4%，而我国只有470万占0.39%。日韩世界杯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日本、韩国足球的迅速崛起，而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为建设雄厚的足球群众基础所做的卧薪尝胆式的工作。

而我国的情况却大相径庭，比如，1993年山西省有85个县(市、区)开办青少年业余体校，10年后已减到25个，参加训练的人员也从8 000多人锐减到1 700人，一个全省的县级体校田径赛，只有4个单位7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一惨相不能不令人咋舌。

3)现行体制的垄断性质，各级政府背上了金牌的沉重包袱，成了竞技体育经济代价的背书者、政治风险的承担者。

在我国竞技体育的投入、管理、经营、受益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全运会、民运会、城运

6 会、农运会、体育大会，以至省运会、市县运动会，实际就是同级政府之间的比赛。这就使各级政府很忙、很累、很担心，也很无奈，因为这些比赛都是以一级政府的信誉作担保的，也因此运动会的成绩成为部分官员升迁任免的条件之一。金牌排行榜，亦称“龙虎榜”，在各级体育局随处可见，成了评判政府体育工作高下、体育官员业绩优劣的主要根据。

在我国体育发展中，忽视体育发展代价的倾向仍然存在，这种不计成本，只看运动成绩，“一俊遮百丑”的情况，是实行体育资源垄断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源被垄断，出现低效、寻租、利益独享而成本由国家承担的情况，就如同所有国有企业一样无法规避，这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在多元文化时代，社会的注意力日趋分散，而竞技体育是集中和调度社会注意力的主要文化方式。这就提醒我们应更加注意竞技体育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指向。今天，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再回避竞技体育中可能造成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更不能将这些因素转嫁到政府身上，因此必须降低政府的权威性。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运会，引起舆论的普遍非议与责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在竞技体育中的位置不当，背负起了沉重的十字架。

4)体制的功利偏差，造成竞技体育价值与功能的单一化。

竞技体育是一种价值宽阔、内容丰富、层次多级、形式多样，可以惠及社会多数成员的文化活动，但在我国由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操控，竞技体育基本丧失了文化教育本原，沦为政治工具和商业手段，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成为竞技体育的看客，绝大多数青少年被剥夺参与竞技体育活动的权利，不能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育。我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全国性综合性运动会，但都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演化为“金牌大战”，城运会成为“第二全运会”，大学生运动会成为退役运动员逞能的天下;少数民族运动会成为少数民族运动项目的“汉族”运动会;农民运动会少有农民参与。一批非职业的“职业”运动员，当了农民当市民，当了职工当(在校)大学生，混迹于各种比赛之中。为了应付国内比赛，运动员“买来卖去”，国家总体体育资源没有增加，而在做无谓的重复投资。同时，由于政府科层管理(即层级式管理)的特点，国家竞技体育的终极目标被各级行政部门肢解，奥运战略、全运战略、省运战略、市运战略各行其是，难以统一起来。“国内练兵，一致对外”已经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则大行其道。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却普遍发生的现象。

作业分工：

资料搜集：张扬、韩晓琴、乔黎瑞、伊西求措 资料整理、分析：毛晓俊、吴俊龙、申红超 作业展示：申红超

第四篇：第九章中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第九章中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和创新

第一节中国公共事业改革历程

中国公共事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事业活动非经济化;我国公共事业机构的行政化;我国公共事业资源配置非社会化;我国公共事业运行机制非效率化;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非法制化。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放权”和“搞活”;“让利”和“免税”;“开放”和“联合”;鼓励和提倡全社会办事业。

第二节现代事业管理设计——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模式选择

现代事业制度的基本概念：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一项基本的组织管理制度，它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事业管理制度，也不完全照搬外国的事业管理模式，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事业管理制度。

现代事业制度的基本框架与主要特征：

健全的事业法人制度;

多样化的事业组织模式;多元化的事业组织模式;

多元化的事业投资与经营补偿制度

科学民主的事业领导制度

新型的事业人事管理制度

第五篇：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来源：《求是》2013年第1期

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我们要按照十八大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统筹规划，坚持协调推进，确保行政体制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措施的有效性和工作的协调性，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成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紧紧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个中心，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通过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明显加强。二是政府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建立了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组织框架，职能配置和权责体系趋于合理。三是行政层级改革深入探索。通过省直接管理县和扩大县级政府社会管理权限试点，逐步优化行政层级，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四是依法行政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执法程序不断完善，执法行为不断规范，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五是阳光政府建设持续深入。通过强化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呈现全面推进的良好态势。六是责任政府建设进展明显。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健全，问责力度逐步加大，政府绩效管理制度

正在建立。七是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建立。全国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稳步推进，应急管理机制基本形成，政府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八是公务员制度不断完善。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公务员选拔、管理、培训走上科学化和法制化轨道，公务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素质和能力明显提升。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步的主要经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正确改革方向;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改进公共治理方式，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体制;坚持科学规划、统筹推进的改革策略，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实现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各方面的承受程度相统一，积极稳妥、循序推进;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积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公共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些宝贵经验，也是今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坚持的原则。

二、积极贯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了战略部署。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改革的结合点，涉及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和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

础的必然要求”，这是十八大报告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深刻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生产力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432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提高到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超过20%。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所有制结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分配关系呈现多样化态势。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这些新变化新任务都呼唤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加快，呼唤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此适应和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伟大变革。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一论述明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型政府以及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重大问题，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战略目标，同时也明确了深化改革的路径。这是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必将指导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并从政府职能、组织结构、行政层级、行政区划、管理方式、机构编制、事业单位、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些新形势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抓住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到202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努力完成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为完成党的十八大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要重点在以下八个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推进。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核心是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为此，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严格遵循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是行政权力高效运行的基础。在科学划分、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的基础上，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进一步理顺部门关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机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扯皮、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机构进行调整;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逐步建成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大部门制行政机构体系。

推进行政层级改革。科学的行政层级是行政权力顺畅运行的前提。一要优化行政层级，有条件的地方继续探索实行省直管县(市)体制。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合理界定省以下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职能与权责关系，健全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权责统一的财税体制。二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要适应经济体制转轨、政府职能转变及城镇化发展等对行政区划提出的新要求，加强

对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合理配置行政资源。三要深化乡镇体制改革。要按照精简、统

一、效能原则，优化乡镇机构设置，建立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一要推进政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完善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扩大政务公开范围。要稳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公开行政职权依据，公开权力运行，保证公开内容真实可信、过程有据可查、结果公平公正、监督及时有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要加强政府绩效管理，加快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加快建设效能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机制和程序，强化行政责任。三要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加快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行政问责力度，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精干高效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总量，减少领导职数。加强和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加快推进机构编制和人员管理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要不断优化行政程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完善行政流程，使行政管理方式更加科学规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要遵循“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方针，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逐步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要

完善法律制度尤其是行政法制体系，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坚决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甚至执法违法等现象。要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依法科学规范行政运行和行政行为，做到用法律管权、依法律办事、靠制度管人。

加强行政权力监督。一要建立健全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强化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要不断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确保行政权力行使规范、运转协调、科学高效。二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行政权力。三要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坚持反腐倡廉，坚决查处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和商业贿赂等腐败案件。要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严格防控廉政风险，做到干部清政、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