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文本角度比较《飞鸟集》郑振铎译本与冯唐译本

2022-10-22

一、副文本理论

“副文本”一词于上世纪70年代由法国学者杰拉德·热奈特提出, 指的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 (Genette, 1997: (1) 包括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包括书籍内部的相关信息, 如封面、标题、副标题、前言、后记、注释、致谢等;外副文本则包括独立于书籍外的一些资料, 如针对书籍的采访, 或由作者本人提供的日记等。副文本因素在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协调作用, 因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手段。蔡志全认为, 热奈特对副文本的系统研究打破了传统上注重比较原文和译文内容的研究范式, 而且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批评工具 (蔡志全, 2013) 。笔者拟从副文本角度 (包括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 对《飞鸟集》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 以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译者的翻译差别。

二、《飞鸟集》的郑译本和冯译本比较

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飞鸟集》因其极大的文学性, 被译成多种语言, 在国内出现过很多译本。作为五四时期中国翻译理论的拓荒者, 郑振铎先生认为泰戈尔“在举世膜拜西方的物质文明的时候, 独振荡他的银铃似的歌声, 歌颂东方的森林的文化。他的勇气实是不能企及。完美对于现代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似乎至少应该有些了解” (郑振铎, 1998:553) , 因而翻译了很多泰戈尔的作品, 也是国内公认翻译得最好的译者。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文学性极佳, 本文探讨的有关该译本的副文本主要是外副文本, 存在于郑振铎先生的相关译论里。冯唐是近年来出现的一名诗人, 作品包括《冯唐诗百首》等, 并于2015年出版了《飞鸟集》的最新译本。相较之下, 冯唐的译本则更突出个人特色, 彰显个人对于诗歌的感悟, 关于该译本的副文本主要指书的后序《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

(1) 关于重译。郑振铎先生提出应持“慎重与精审”的原则:如果一本书有多种译本, 应当把各种译本都收集来, 仔细比较对照, 最终选择最有权威的一种译本作为根据;翻译完毕, 需要找精通原文语言的人把译本和原文校对 (郑振铎, 1998:75) 。在《飞鸟集》郑译本的“一九三三年版本序”中, 郑振铎先生指出“我曾看见有人把这诗集选译过, 但似乎错得太多, 因此我译时不曾拿它来参考” (郑振铎, 2012:6) 。冯唐并没有明确指出参考的译本, 但从译本的后序中可以确定他主要参照的应该是“流行译本” (冯唐, 2015:331) 郑译本, 且认真讨论了他认为郑译本第219首存在的翻译问题[1]。

(2) 关于忠实原著。郑振铎先生视翻译为一种文化行为, 在《介绍与创作》一文中, 强调了在文学改革的关键期, 翻译工作对于滋养和孕育新文化的作用 (陈福康, 1991) , 郑振铎先生认为翻译可以有效改变文化传统, 引导多角度的思想碰撞。他将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的翻译原则进行了细致的评述, 认为翻译的第一要义为“忠实原著” (王芳, 张文钰, 2014) , 即译文需转移原作的全部含义, 译文应具备原文的风格, 译文和原作需同样流利。且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中, 郑振铎认为诗歌的本质和音韵可以分离, 虽然韵律不可移植但本质和艺术美可以再现。冯唐称没有查证过泰戈尔的孟加拉文原文是否押韵, 无论是泰戈尔的英文翻译抑或是郑振铎的汉语翻译都不押韵, 整本诗集更像是散文。但他认为“好的短诗不是对于生活的过度归纳, 而是山里的玉石、海里的珍珠” (冯唐, 2015:340) , 因此把整本书译成短诗。而且冯唐认为“押韵是诗人最厉害的武器” (冯唐, 2015:335) , 诗如果不押韵, “就像姑娘没头发一样别扭” (冯唐, 2015:335) , 因此在冯版《飞鸟集》里尽全力押韵[2]。

(3) 关于译本的风格。郑振铎非常谨慎, 在译序中开篇便指出“译诗是一件最不容易的工作……散文诗算是最容易译的, 但有时也须费十分的力气……有的时候, 简直不能译。如直译, 则不能达意。如稍加诠释, 则又把原文的风韵与含蓄完全消灭, 而使之不成一首诗了” (郑振铎, 2012:3) 。“我的译文自信是很忠实的”, 郑译本以直译为主, 意译为辅, 并没有按照当时的语言规范进行翻译, 而是选择了一种与英文原文相似的平行结构, 使用的白话文旨在更好地传达原文含义, 也使中国的读者能够更准确的理解原文。冯唐选择了更贴近现代诗的风格, 尽可能略去标点, 分行成诗, 选择这样翻译“最主要的原因是, 现在是现代了” (冯唐, 2015:337) 。如第17首。泰戈尔原文:These little thoughts are the rustle of leaves;they have their whisper of joy in my mind.郑译本:这些微飔, 是绿叶的簌簌之声呀;它们在我的心里, 欢悦地微语着。 (郑振铎, 2012:13) 冯译本:这小小的心思娑娑响的叶子我心里欢喜不止” (冯唐:2015:17) 。

(4) 关于译者。郑振铎先生提出做翻译的人无需是创作天才, 只要对源语和目的语有充分的了解和使用能力即可, 且在译序中郑振铎先生谦虚表示欢迎读者“公开地指教” (郑振铎, 2012:5) [3]。冯唐在翻译《飞鸟集》的过程中, 认为“译者有一定的自主权……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 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中增加的, 仿佛酒倒进杯子。” (冯唐, 2015:347) , 冯唐认为翻译应该“有我”, “翻译的‘有我’之境, 不只是译者的遣词、造句、布局、押韵, 更是译者的见识、敏感、光明、黑暗。” (冯唐, 2015:339) 。区别于郑振铎的谦虚, 冯唐对于自身作为诗人的身份愈发坚定, 见到自己的作品广为流传, “我忍不住, 笑出声了”[4,5,6]。 (冯唐, 2015:350) 。

(5) 关于排版。郑译本没有特别考虑诗歌的格式, 因为诗歌较短, 每页不止一首诗;冯唐译本一页只有一首诗, “多余的空间就空在那里, 仿佛山水画中的留白” (冯唐, 2015:338) [7,8]。在英文原版中263首与98首相同, 郑译本在译序中指出并将重复删除, 冯译本则在诗后的注解中注明“在英文原版中, 这首诗与98首相同, 这个译本依照原样收录” (冯唐, 2015:263) 。

三、结语

副文本理论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译本在目的语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产生和接受机制, 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手段。本文借助各种副文本, 对《飞鸟集》郑振铎和冯唐两种译本进行对比, 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译者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 及不同译者的个人特点对译作风格的影响。郑振铎先生始终坚持翻译作品为国民人生启蒙的原则, 使得郑译《飞鸟集》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新时代的冯唐译本则更加彰显了译者本人的特色[9]。

摘要：《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 国内出现了很多译本。本文采用副文本理论, 从多个翻译角度对郑振铎译本和冯唐译本进行比较。

关键词：飞鸟集,翻译,副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