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建设制度伦理环境论文

摘要：制度伦理对官员道德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规定性，同时，官员道德对制度伦理的构建和实现也起着重要支撑和保证作用。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充分重视政治制度改革，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并从三个结合推进官德建设，才能使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相得益彰，真正提高官德水平。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道德建设制度伦理环境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道德建设制度伦理环境论文 篇1：

制度伦理研究探微

[摘 要]中国社会的转型促进了制度伦理的发展，制度的伦理性诉求与伦理的制度化建设相互作用，推动了制度的完善和道德的重建。制度伦理建设既适应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关键和突破口。制度伦理建设本身需要通过多途径的努力得以实现，同时，制度伦理建设侧重外在规范性要求，必须与个体道德建设相结合。

[关键词]制度伦理；制度中心论；伦理中心论；制度伦理论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期”，也到了“矛盾凸显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两大问题日益突现：如何完善制度?如何重建道德?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其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疏通、调整和解决，根本上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制度伦理正因兼有制度与道德的双重功能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伦理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

一、制度伦理的内涵

当前学界对制度伦理内涵的界定仍未达成一致，总的来说，有3种不同理解，分别是“伦理中心论”、“制度中心论”和“制度伦理论”。

在持“伦理中心论”的学者看来，制度伦理就是制度蕴涵的伦理价值、道德原则，也可以称为“制度中的伦理”；或者指制度的合道德性，也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即“制度的伦理”。此类看法是从制度的设立要依据特定的伦理原则、道德要求和人们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两个方面来考察制度伦理的内容的。它以道德为参照系，强调制度的建设问题。“从概念上分析，制度伦理不外乎两种：制度的伦理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1]虽然学者们对具体的概念表述有所不同，如“制度伦理”、“制度德性”、“制度的道德”、“制度性伦理道德”、“体制伦理”、“体制的道德性”等等，但其实质都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制度伦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万俊人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2]。除此以外，持“伦理中心论”的学者在剖析制度时从伦理的视角来考察制度伦理时认为：“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与制度运行伦理。制度设计伦理就是人们在设计和建立制度时对伦理的考虑，它既指制度建立的伦理观基础，又指制度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3]；“制度伦理是对社会性正式组织为主体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的伦理思考和要求。它既包括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要求，也包括对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伦理安排，既包括对制度本身的道德要求，也包括对制度运行中一系列环节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4]。“伦理中心说”的制度伦理认识到并主要强调伦理在制度中的积极意义。

在 “制度中心论” 的学者那里，他们主张制度伦理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和原则，亦即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把制度伦理称之为伦理制度，并把它作为与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独立的制度体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制度为参照系，强调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途径问题。“制度伦理就是指：作为与政治法律制度相并存的、且借助于这些制度力量所形成的‘道德法庭’，即针对全社会个体与群体行为所采取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5]；“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问题研究的规则”^[6]；“道德需要制度的伦理关怀。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得到正当解决，这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7]。

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前两种看法的综合，可以称为“制度伦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伦理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与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换而言之，制度伦理既包含制度的合乎伦理道德性，又包含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它凝结了制度评价和道德实现两个问题，体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前两种观点即“制度中心观”和“伦理中心观”各自都有片面性，两者的结合可谓之为“制度伦理观”或曰“两者统一论”。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龚天平先生所提出的：“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8]

虽然学者们对制度伦理内涵的具体理解各不相同，但这种争议恰恰促进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和理解。综合上述3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制度伦理的共识：一是就“制度伦理”的本质意义说，可以概括其二重性内容：一方面对制度的道德评价与约束，即关于任何一个制度本身是否合乎公正、正义的伦理原则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道德规范本身的制度化建设与操作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抽象、神圣和不确定的道德情感、理想和现存的各种具体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其“物化”成为普遍的、强制的、约束人们行为的现实制度力量。二是就“制度伦理”的特征来说，主要可以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个人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角度来加以把握，相比较前者，制度伦理具有普适性、外在强制性和客观性等特征。

二、制度伦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研究都越来越成为热点，其背后则是整个社会制度化强化的发展趋势。如开篇所述，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制度伦理或许正能适应当前的需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伦理支撑。

首先，制度伦理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伦理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指向和基本判断问题，即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还是利己的?由于市场的价值设计是“经济人”，因而市场经济应当承认利己性。既然市场经济是利己的，那么对市场经济的利己性就要予以尊重。如果利己性要得到尊重，那么能否任其发展?市场经济运行几百年的实践表明，“经济人”是有理性的，但只是有限的理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对自我利益的始终关心，对货币的直接追求，容易形成个人中心主义和拜金主义，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又极易使人们不择手段，忽视伦理道德。同时，由于种种原因，遵守道德在一定情况下往往是直接利益的损失，从而更容易诱使背离道德原则情况的发生。“经济人”在其经济活动中，既可能是在主观追求私利的同时，客观上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又会纯粹以损人利己的手段来谋利，甚至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干有损他人、有损社会的勾当。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趋利活动，追逐利润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所以在现实中“经济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为一旦某种经济行为导致效益递减，“经济人”就会自动终止这种行为，而转向能带来更大效益的行为。所以，“经济人”的道德理性只有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才有其现实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是在完善的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和政策)和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之上才有可能。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必须是一种制度经济，制度的背后，则是需要何种制度支撑，制度伦理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其次，制度伦理是解决当前价值支撑缺位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传统伦理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人性的过高设计，要求人人都做君子、圣人。不做君子，就是小人。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人人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毛泽东也曾坚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诸多思想家都从人性善的立场上努力阐述每个人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并希望现实中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这种高估人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相结合，更获得了极大的宣扬。因为计划体制的思想特点就是通过道德激励，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几十年的道德实践中，我们看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是因为：第一，人性本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从自然属性上来说，趋利避害，自我保全乃是应有之意；从人的本质来说“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在劳动尚且只是个人谋生手段的现阶段，让每个人做圣人是不现实的，反而会导致“双重人格”；第二，高调伦理讲多了，在现实中反倒会忽视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建设，使道德建设无从着落。虽然目前对道德现状存在着“滑坡”与“爬坡”的争论，但不管是“滑坡论”还是“爬坡论”，其背后的原因是相同的：一方面，传统伦理文化不能有效因应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尚未引起市场主体的完全认同和社会的完全确认。这种原因致使社会生活作为存在的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位、或者缺失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而制度伦理从承认人性的弱点出发，它要求从制度上来防范人性的弱点，通过制度规范来建构和保障道德，因而能有效地为现代社会提供价值支撑。

最后，制度伦理可以有效应对制度设计的挑战。当前，制度设计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我国当前政治体制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制度的设计如何因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其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进行伦理的考量；另一方面，政治领域中权力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实践证明，教育引导不是万能的，靠法律约束也是不够的。现实迫使我们从更本源的问题上来思考问题，这就是制度和体制问题”^[10]。邓小平也曾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1]“制度是影响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的重要资源，是支配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又优先的力量。”^[12]但不论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还是就我国现状来说，制度化并不一定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些制度能引导社会向善，有些制度可能是无济于事，有些制度甚至是胁迫人们从恶。制度的双刃剑作用表明，制度在设置、安排以及运行过程中必须进行伦理考量，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要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制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正是制度伦理研究的任务。

三、制度伦理建设的途径

综合前面关于制度伦理内涵和现实必要性的探讨来看，制度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如何体现其道德性、合理性?第二，道德伦理要求如何规范化、制度化?第三，制度及其运行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什么影响?由这些问题出发，制度伦理建设应该遵循如下路径。

首先，关于制度伦理建设路径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制度本身入手。“制度设计体现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反映一种分工和理性，一种制度安排给人以一种价值导向”，“必须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第一，制度设计时，要考虑怎样处理伦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第二，制度安排时，以什么伦理价值观作为参照系；第三，制度设计时，有一个是社会本位，还是个体本位问题。如果是个体本位，还有一个是强者本位，还是弱者本位的问题”^[10]。具体来说，第一，一个社会的任何制度选择与安排都应该体现正义的伦理道德价值(关于“正义”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不是此处讨论的范围)。如果说个人负有支持制度的义务，那么制度首先应是正义、公平、公正的。如果制度的结构不合理，甚至不道德，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不可能起到多大的社会作用，而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的手段，甚或造成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境况。美国学者萨拜因认为“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13]。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大量事实说明，社会道德要求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并转化为多数人的行为规范，首先取决于制度标志着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并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了基本道德原则。所以制度本身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制度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

其次是伦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即把社会基本道德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在贯彻其基本制度的过程中宣传渗透其道德观和价值观。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管理社会、提高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一种必要而有效的手段。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群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而形成的伦理制度，有助于监督人们遵循由伦理制度化所滋生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规范。例如前面提过的“道德立法”，就是要求以社会的名义把道德的基本要求从法律、制度角度予以确认。这对切实保证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执行有重要作用。这也或许可以说明我国所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契合。

最后，在制度伦理建设的具体手段上，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做起：第一，从职业道德入手。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包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相比较而言，职业道德建设更具有外显性和操作性，我们要根据基本道德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制定和完善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准则与规范并强化落实和实践，从而提高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第二，从法制建设入手。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大环境里，加强道德立法，改变传统文化中对法律本质的工具化解释，建立新的法律观念，使广大社会成员能自觉地将法当作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来看待。第三，多管齐下，强化监督管理。比如社会呼声很高的“诚信制度”的建设，就是主要从经济约束的角度强化道德责任；另外，新闻媒体作为当代的“第四种权力”，有着不可推卸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责任，可以通过其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制度伦理建设提供外在的监督监控；此外，还可以建立权威的评价机构，而不只是停留在泛泛的群众监督的水平上。

四、制度伦理的限度

从制度伦理含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谈伦理，还是从伦理的角度讨论制度，亦或是持综合论，他们的最终目的都决不是取消道德的作用，而是使道德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制度伦理有着自身的限度。

第一，就道德建设而言，我们应该克服两种片面性：一是片面迷信道德教育，二是走向反面，片面依赖规范约束。事实上，就道德建设来说，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缺一不可，也就是德性伦理和制度伦理不能片面强调一方，忽视另一方。从现实中我们看到，道德建设如果单纯注重说教而缺乏制度的伦理性和制度化的道德措施，实际上很难有成效，既不能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也很难使基本制度所规定的伦理原则转化为现实社会的道德行为；但另一方面，决不可忽视个人内在自觉性即德性伦理的重要作用。制度缺陷固然是造成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道德水准下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某些人不具备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精神品质，不理解制度所展示的伦理意义和精神价值，从而不能把外在的规范约束内化为人的某种需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一个社会中，良好的精神面貌(这是社会成员德性伦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制度能健康运作并有效发挥作用的粘合剂。德性伦理强调个体的内在性和自律性，缺少了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在执行和运作时便不能得到有效贯彻。

第二，从制度本身来说，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也是靠人来实施，并且是为人服务的。在这里，人的主体性不仅不能被消解，反而应是更加地突显。所以制度伦理不能代替伦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伦理都制度化。“人的道德生活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综合性系统，这一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终极信仰层次、社会交往层次和个人心性修养层次，具体到伦理学的理论结构来说，应该是‘信仰伦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制度伦理是以社会规范伦理为基本理论维度的，它虽然必须结合信仰伦理和美德伦理来发挥作用，因为信仰伦理对于社会规范伦理具有某种导向作用，同时规范伦理也只有为道德个体所普遍接受才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信仰伦理和美德伦理都制度化。在这一点上明确了道德和制度的根本性区别。”^[14]

第三，自律是道德的基础，更是道德的根本特征，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绝不只是停留在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外在约束上。传统的道德教育以及道德修养其重点在于培养人们的道德自觉，提高道德自律意识，但制度伦理立足于否定性的人性把握方式，依靠外在他律起作用。我们不能因制度伦理的出现而否认自律这一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伦理只是我们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进行伦理建设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道德建设的最高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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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永华.道德失范以及制度伦理的思考[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10-11.

(责任编辑 顾正彤)

On the Studies of Systemic Ethics

JIANG Zuo-jun¹，YU Ren-wu²

(1.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Soochow University；2.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021，China)

Key words：systemic ethics；system centrism；ethics centrism；theory of systemic ethics

作者：江作军　余仁武

道德建设制度伦理环境论文 篇2：

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

摘 要：制度伦理对官员道德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规定性，同时，官员道德对制度伦理的构建和实现也起着重要支撑和保证作用。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充分重视政治制度改革，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并从三个结合推进官德建设，才能使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相得益彰，真正提高官德水平。

关键词：制度伦理；官德建设；价值取向

制度伦理是规范个人、群体、组织（政府）等主体的制度、政策、法规所内含的道德性要求，是社会理性对制度的各种伦理追求，也是对社会体制的正当、合理与否的道德评价和价值评判，它具有个体伦理道德所不具备的功能特征和实践范式。制度伦理对官员道德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规定性，同时，官员道德对制度伦理的构建和实现也起着重要的支撑和保证作用。近年来，较多的文章强调制度和制度伦理对官德的作用，似乎制度和制度伦理包治百病，其实，官德对制度伦理也起着保证作用。本文认为，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强调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和推进官德建设要齐头并进，才能相得益彰。

一、制度伦理对官德的规范和导引作用

制度伦理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制度、法律、法规等建立健全伦理道德的规范、制约和导引机制，将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从而约束、规范道德主体的价值选择，影响道德主体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过程。它具有的权威性、强制性、确定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对人的思想行为具有影响和形塑作用，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制度范围内，他们的观念受到制度的过滤，他们的行为受到制度的形塑。［1］基本制度的道德是社会其他道德的基础，通过蕴含伦理价值的制度框架、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方式产生良性的制约、影响和导引作用。特别在现代社会，制度安排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一切公共空间，成为调整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形式和力量。传统社会中依靠社会风俗、习惯、道德等维系的秩序已经让位给制度、法律等。因此，建立具有伦理道德精神的制度，比之个人的道德修养更为重要。

首先，制度伦理内在地要求将官德的制度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换言之，官德更需要制度伦理的约束、规范和导引。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据此可以理解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倡导的道德首先要内化为社会管理者的主导价值观，然后由他们示范，大众接受，从而成为约束整个社会的公共规范。当今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是各项制度、原则的制定者、执行者、推动者和维护者，他们的内心信念如何，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取向如何，对制度的建立和创新、运行、维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实践上来讲，当前官德建设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既有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社会转型期中利益分化剧烈、价值观多元导致的一些官员放松自身思想道德修养的原因，更有制度约束不到位、制度的价值导向不合理的原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因此，在官德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制度伦理对官员道德的形塑、规范和导引作用。

其次，制度伦理对官员个体道德具有客观约束力。从一般伦理学的角度看，在个体道德体系中，道德原则、道德规范要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必须以人们的认同为中介，并变成主观良心的感召，才能起到道德的激励、教育和规劝、禁止等作用。而制度的道德性对不同的行为主体具有同等的客观有效性，它不为官员个体的偏爱所左右，而且对个体的偏爱、价值追求起着矫正作用，把个体的行为纳入到统一的社会道德秩序中来。因此，制度与体制的道德化能够实现对官员个体行为的调控，能够强化道德的他律性，把褒扬和惩治结合起来，使一切行政行为都能够在这一道德化的条件下有规可循、有据可查、有法可依。

制度伦理为官德建设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和价值导向。任何制度都提供一种社会活动环境，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可以在此范围内选择，活动在此空间中进行，这就是制度和制度体系独特的规范作用。“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行为模式，社会或团体力图用这些行为模式去模塑其成员；而社会或团体的成员则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认识、验证、实践这些行为模式，当他们接受了这些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并付诸实践，以至在任何同类场合都以这种模式行事时，这套行为模式即被制度化了。”［3］制度和制度体系规定了官员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指明了大多数人们活动的预期，它的设计、建立、完善、实施都受一定伦理价值体系的指导。因此，可以说，任何制度都蕴含着价值导向，具有明显的和明确的导向作用。单纯靠道德调节不足以让官员在现实的利益冲突面前保持纯洁，必须在道德调节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硬性制约。通过制定代表公民的利益，体现国家意志的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法规、方针政策，给予官员以明确的道德判断、选择和评价的模式和能力，促使道德规范与原则成为官员的一种内在的、稳定的品质。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伦理规范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之中，通过法律的强制力维护行政伦理的纯洁性。如美国于1978年出台《从政道德法》，对上至总统下至一般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和限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对公务员兼职、受礼、捐赠、股票、保密等行为均有法律方面的强制规定。在这些国家中，制度伦理为官员行为规范提供了指导，也为惩罚那些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

最后，制度伦理强化了对官员道德的赏罚机制和力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伦理学家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当人们处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4］因为“人若发现某种制度或规范是不公正的，它偏向某一群体、组织和个人时，一般的做法不是去改变这种制度的不公，使其成为一种公正的制度，而是去改变自己的身份，努力加入某一群体，去分享这种利益”［5］。制度伦理中扬善惩恶、奖优罚劣的设定为官员明辨是非、知荣知辱创造有利的机制。

波谱尔认为，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而能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加以有效控制的制度却将逼迫最坏的统治者去做被统治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换句话说，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6］。他的说法虽然带有制度决定论的色彩，但含有肯定制度伦理重要性的合理成分。

二、官德建设是制度伦理确定和实现的重要保证

罗尔斯《正义论》的开篇就有一句经典名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7］罗尔斯把正义看作社会制度功能发挥的最高成就，因而可以看作是一种首要的制度美德和社会制度的道德成就。但另一位当代美国伦理学家、共同体主义的代表人物麦金太尔却指出：“正义的规则只有对那些具备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是有意义的。”［8］也就是说，作为人格美德的正义乃是制度正义美德的前提，没有前者，后者既不可能，也无实际意义。他的着眼点是人的主体性，从另外一面揭示了制度伦理实现的条件。官员道德在创制、实施和支撑制度伦理的实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制度伦理的创制有赖于官员的道德观念及管理水平。马克思曾经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9］西方制度经济学派大多持制度设计的观点，他们甚至认为制度的形成本来就是由精英设计出来的。诺斯对此十分明确宣称：“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形塑人们互动行为的一系列约束。”［10］“制度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它由许多能力或强或弱的人小心地创造出来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原因指导其形成。它们常常在黑暗中摸索前行。”［11］每一个时代的制度由每个时代的人进行创制，人对制度的选择与遵守固然是对客观规律或对象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却不是被动的、盲目的。这些人必须从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及观念出发进行创制活动，从自身当下的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生成和建构具有价值取向的对象世界和制度框架，并随着社会和人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通常创制制度、确定制度价值取向的这些人是各行各业的领导人物，他们要按照其内在尺度去认识、把握客观世界，根据自身特定的知识结构、认知图式、理念去创制制度。因此，他们的道德观念和业务水平决定了制度的科学性和道德性，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及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现实社会中，官员自身的道德取向决定了他们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规章制度所体现的价值指向、所代表的利益人群。而一些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将利益部门化、固定化、制度化，严重妨碍了制度伦理的确立。

其次，制度的道德必须依靠官员道德支撑。“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揭示：现代政治正义制度无法脱离公民美德精神而独立存在，必须获得公民美德精神的支撑。”［12］正义的基本制度安排仅仅是普遍正义的前提性条件，它还需要公民的美德资源支持。如果没有公民认同并自觉维护制度的正义，制度伦理是无法自动实现的。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指出：“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3］一般的民众如此，作为管理者、制度执行者的道德素养对制度伦理的支撑作用更是如此。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官员是经过严格选拔、各种培训的优秀人才，他们对各种制度规范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应该具有较高的理性认识水平。官员的理性和道德水平高低影响着、决定着公民的理性和道德水平，从而决定和影响制度伦理的维护和运行。官员是从民众中选出来并生活、工作在民众中的，他们时刻面对人民大众，官德就是民德的榜样。社会管理者首先要遵守社会公共规范，他们的道德引导示范人民群众的道德，对制度伦理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制度伦理的实现靠有德行的官员推进。在制度伦理的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理念、认识及道德水平对制度的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有句古语，“徒法不足以自行”，有良德无良吏也不行。如果制度主体，特别是官员们的认识及道德水平与制度的理念或所承载的价值之间有较大差异，就容易导致制度的虚设。以我国制度创新和执行为例，由于我国的有些制度创新在时间和逻辑上优先于民众的观念更新，因而人们的观念变革与思想更新和制度创新相比显得相当滞后。这样，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会与新的体制发生冲突。人们想的不是如何去认同、服从制度，而是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人情、关系等去争取制度的“豁免权”，而许多官员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在其中浑水摸鱼、推波助澜。一些制约官员的制度形同虚设，这使得制度制定得越来越多，而起作用的制度却不多，陷入“制度陷阱”。深层原因是执法者的价值观念问题，制度伦理由于缺乏社会成员精神品质的支持而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制度的规范和价值导向功能的实现。

三、加强制度伦理，推进官德建设

马克思曾经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14］只有在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中，人性才能得以健康发展，马克思事实上于此揭示了在重要性上社会制度公正优先于个体行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重复邓小平对此的经典论述：“……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5］马克思还说过：“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6］固然，人的本性改变有着客观的物质基础和必然性，但既然作为人类本性，其主观性色彩也是免不了的。事实上，制度伦理是一种制度善，制度正义为个体善提供一个现实的环境与基础。同时，制度伦理又依赖于个体善，制度善与个体善是一体两面之存在，两者的建设都不能偏废。因此，制度伦理和官员道德建设要齐头并进、相互促进。

首先，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必须充分重视政治制度改革，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当前，社会转型还未完成，各种利益分化深重，新旧观念冲突严重，善恶是非界限十分模糊，这就亟需建立一系列明确的规范，使官员在对与错、善与恶之间，在被鼓励的、允许的行为与被反对的、禁止的行为之间有明确的标准与界限，并建立起坚定的道德价值取向。当务之急是建设一个科学有力的制度环境制约、监督官员。从宏观上讲，我们要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善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制度体系，充分重视和体现基本政治制度设计的伦理价值内涵，以及具体制度及运行机制的伦理建设，注重政治体制设计的科学性、人民性、可行性等。从微观上讲，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官员的选拔任用制度，将官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责任实现状况作为重要条件来考核，选拔任用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好入口关；在使用过程中，加强教育与培养，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明确积极健康的精神追求，营造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进一步完善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通过良好的制度引导和规范官员的行为，促进官员自觉地坚定政治道德信念、遵循政治组织原则，养成担当道德责任的习惯。对廉洁自律、勤恳为民的官员加大奖励力度，既包括精神的褒奖、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也包括物质利益激励。同时，建立和完善官员的淘汰机制，对那些缺乏起码道德素质和责任的官员坚决地加以罢免和撤职。对违反行政伦理道德的官员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行为的“成本”，使他们在政治、精神和物质上都得不偿失。

其次，改进官德教育方法，促进官员在制定、执行、改革、维护制度中的正向功能发挥。一是将组织教育和自我修炼结合起来。组织教育既要组织学习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因子，让千年积淀的为政以德理念重新焕发新的道德力量，又要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还要组织学习和掌握作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底线——法律、法规，注重吸收现代国家的官德建设经验。在社会、人事安排、物质奖励上，营造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官员的自我修养。二是将制度伦理建设与价值观引导结合起来。价值观和制度伦理建设的分离容易造成“两张皮”，导致官员在实践中的人格分裂。比如，主导价值观倡导科学发展，而具体的考核制度却注重GDP的发展，两者相矛盾的情形就会导致官员无所适从。因此，我们要将主导价值观渗透到各项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中去，把主导价值观与制度建构统一起来。三是将官德建设与民德建设结合起来。官德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对社会道德的进步具有示范、导向作用，而民德是良好官德形成的深厚土壤，没有良好民德和民风的培育，没有民众对官员道德的期待、推进、监督、考评，要想建立很高的官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两者一起抓，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的道德环境和机制。

最后，重视从他律到自律转换机制的构建，提高制度伦理促进官德建设的力度。我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的生活境界有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心理学家皮亚杰阐述的个体道德认识发展的逻辑顺序依次是：“无律—他律—自律—自由”。自然境界与道德发展的无律阶段相符，功利境界与他律阶段相符，道德境界与自律阶段相符，天地境界则与自由境界相符。这就揭示了自律道德的形成要经过他律，而他律成功转换到自律需要设计多种机制。不同的人转换机制有所不同，没有统一的模式，但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可以用于促进官员的他律转换为自律。比如，可以提出有效的信仰追问方式，可以引导将个人利益计算与社会利益计算结合起来，可以制定比较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等等，以便不断强化官员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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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56.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张桂珍

道德建设制度伦理环境论文 篇3：

基于会计伦理制度化的思考

摘要：随着我国会计法规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会计制度伦理已成为会计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分析会计法规制度的制定及执行问题，以期对我国会计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伦理　会计伦理　制度化

我国虽然在会计法、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了有关客观、真实、公允等伦理原则，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规定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但由于前者原则性太强，无相应执行细则，可操作性较弱；而后者概括性和层次性不强，且不具有强制性，执行力度较弱。因此，我国现有法规制度以及会计职业道德规范难以解决会计伦理道德失范问题，使得会计造假案时有发生。本文试从会计伦理制度化的角度来探讨会计伦理问题，以期对我国会计法规制度建设以及会计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参考。

一、会计伦理制度化的内涵

(一)制度伦理与伦理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在对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伦理”概念。制度伦理问题提出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学术界对伦理制度的理解，主要思路有：一是制度的伦理化；二是伦理的制度化；三是二者的结合。沿着不同的思路，对制度伦理的界定各有不同，而究其存在不同思路的原因，在于对“制度”和“伦理”的理解不同。如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制度是以“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诺斯则更直观地表述为“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制度”解释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即“制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习惯，通常是指有组织的、整套的社会规范体系。制度本身并不是空泛的，而是既有主体，又有客体，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而这些方面是否合理，是否公正，是制度伦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另外，学术界对“伦理”的理解也并不一致，通常人们总是将伦理等同于道德，如亚里士多德等学派。而到了黑格尔时代，其将伦理和道德加以区分，认为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而伦理的对象，主要是关于国家、政府和国家体制，并进一步表述道德是主观的，伦理是客观的。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伦理是指处理人们之间不同的关系以及所应当遵循的各种道理或规则。笔者认为对制度伦理的理解，第三种思路最为恰当，制度伦理既包括制度的伦理化，又包括伦理的制度化，即制度和伦理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的。制度伦理凝结了制度评价和伦理实现两方面的问题，体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制度评价即为从伦理的角度对制度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作出评价；而伦理实现则指伦理原则通过制度的形式得以实施。

对伦理制度化的理解，曾经出现过多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伦理的制度化是以制度为中心，强调伦理道德制度化，明文化，主张道德立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制度伦理就是“伦理制度”、“道德制度”等，以陈筠泉、王南提、刘怀玉等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观念均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仅靠传统道德的软约束已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伦理制度化加以保障，而现阶段道德建设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制度化程度低，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结构失衡、制度供给质量低等特点。因而，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问题就成为切入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制度伦理是与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并存的，且借助于这些制度力量所形成的“道德法庭”，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和组织行为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此种观点突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伦理建设必须走制度化的道路。以上观点尽管表述不一，但其核心思想都是强调伦理原则以制度的形式对外体现。由此，可以将伦理制度化定义为，是将一定的社会伦理原则以制度或法律作为载体和表现形式，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伦理制度化作为一个概念，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在当今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迅速滋生和不断蔓延，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如在市场交易时违背诚信原则，进行恶性竞争等，鉴于此，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会计领域讨论伦理制度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会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会计制度伦理”这一概念，严格来讲是由制度伦理派生而来的，由于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的制度化两个方面，因此会计制度伦理也包括会计制度的伦理化和会计伦理的制度化两个方面。本文重点探讨会计伦理制度化这一方面。目前，我国对会计伦理学的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主要是对会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涵义、性质、结构及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而对会计伦理的界定很少。大多学者认为会计伦理就是会计职业道德，并将二者结合，因而有会计伦理道德的说法。实际上，会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虽然意义相近但却并不等同。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的考察中，可以说明这一点。虽然伦理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但“伦理是客观的，道德是主观的。伦理更关注的是和谐，这是伦理关系的核心，而道德更强调规范，是伦理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说，伦理是道德的基础和前提，而道德则成为伦理的主要载体和形式。从人类历史来看，伦理关系的最初承担形式是道德，而随着伦理关系由人伦关系外化为政治关系、国家关系和阶级关系等，伦理关系的调节载体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如政治、法律、国家政党、经济制度等都成为这种调节的载体和形式。由此可推知，会计伦理并非等同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伦理是内在的、基础的、应然的价值关系，而会计职业道德则是会计伦理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

长期以来，会计伦理以两种形式为载体：一种是以会计职业道德为载体和表现形式，即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另一种是以会计法律制度为载体和表现形式，即会计伦理制度化。以上两种载体的主次位置是由所调节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并非一成不变。到目前为止，似乎会计以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为载体占据主要地位。针对前者的研究较多，如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建设、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实施、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等；而单独针对后者的研究却较少，大多学者将会计伦理制度化理解为会计职业道德制度化或法律化，这显然是错误的。会计伦理制度化是会计伦理的另一种载体和表现形式，其路径是会计伦理→会计制度的转化过程，而并非是会计伦理→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制度的转化过程。也许会计伦理制度化的某些内容(原则)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相似，甚至有些会计伦理原则在过去就是以会计职业道德为载体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环境的改变，所调节的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以职业道德规范这种自律形式为载体已经不能发挥会计伦理应有的调节作用了，因此有必要淘汰这种自律形式，转而采用强制形式作为载体来调节相应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会计伦理制度化。综上，可以将会计伦理制度化定义为是将会计伦理原则以会计法律法规作为载体和表现形式，来调节会计人员的各种社会关系。其目的是增强会计伦理原则的有效性，防止会计造假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

二、会计伦理制度化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一)会计伦理制度化的可行性从实践方面分析会计伦理制度化的可行性，尽管“会计伦理制度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时间较短，

但是会计伦理制度化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将会计伦理制度化的国家是英国。英国1844年颁布《股份公司法》，要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必须是充分和公允的；次年的《公司章程法》又改为要求资产负债表是一份“真实的报表”，损益表显示“明确的盈亏”。1948年英国修订的公司法要求公司财务报表的披露要符合“真实与公允”，从而将“真实与公允”这一伦理原则确定为财务报告的指导思想。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1989年所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也将真实和公允观点或者公允表述列为财务报表的质量特征。由此可见，“真实与公允”伦理原则制度化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我国会计法律、法规中也有类似规定，如《会计法》第4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会计法》第9条：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1998年财政部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制度的规定，编制和提供合法，真实和公允的财务报告。《企业会计准则》第16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同时，我国不仅对企业的会计人员进行了道德立法，而且还颁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准则》，对注册会计师提出独立、客观、公正、胜任能力、保密等道德要求，以确保注册会计师担负起社会公众的责任。此外，还要对公司的内部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因此还必须对经营者的行为加以约束，如对董事会成员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

从理论基础来分析会计伦理制度化的可行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法学家、社会学家里昂·狄骥认为，当经济规范和道德规范被违反，若危及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时，经济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应该上升(或转化)为法律规范。尽管笔者并不赞同狄骥的全都观点，但就其关于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转化而言，确实极有启发意义。我国将伦理原则制度化甚至法律化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现行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其他一切立法的依据，宪法要求每个公民“尊重社会公德”，就为全体公民设定了必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律义务。如果某些道德规范不被遵守，破坏了公共秩序，影响了经济秩序，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尊重社会公德”的宪法规定。于是，为了保证宪法的实现，国家就可以行使国家的立法权，将这些道德规范法律化，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从而维护宪法的尊严(潘佳铭，1998)。同理，当会计伦理原则被违反，且危及到社会经济秩序时，国家就可以行使其立法权，将会计伦理原则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如将会计伦理原则写进会计法或者会计准则等。

(二)会计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

当今，对会计伦理内涵的认识各国及不同的会计职业团体并不统一，但其核心内容大致相同，如客观、公正、诚实、守信、敬业、廉洁、业务能力、保守秘密等。由于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约束是一种自律行为而非强制行为，具有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人，对善恶、是非、正义等的标准的理解不相同，这也就是会计人员在处理会计业务时所表现出的思想差异。因此，依靠会计职业道德的自律行为，并不能应付和解决会计造假问题，那么就只能通过会计伦理制度化来解决上述问题。原因在于，伦理制度以制度的形式使得某些伦理原则被强制化，其所带来的客观结果就是展示了具体的、明确的、系统的道德要求，使得社会伦理原则具有了可操作性，并且通过相关的奖惩措施保障符合伦理原则的行为(吴秀莲，2006)。另外，“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尤其是我国当今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资本市场正在形成时期。由于法规制度总是滞后于新问题和新情况的出现就给投机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如部分企业利用虚假会计信息蒙混上市；有的企业上报虚假会计信息，偷税漏税；更有甚者，利用虚假会计信息贪污舞弊，将国家和企业资产据为己有等。纵观国内外一系列舞弊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利用虚假会计信息作为手段，在短时间内蒙混过关，达到侵占财产的目的。可见，会计信息在社会经济秩序中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会计信息是由会计人员提供的，要解决虚假会计信息问题就只能通过对会计行为实施有效约束。当前，对会计行为的约束主要包括法规制度约束和职业道德约束两个方面。当法规制度落后于新问题、新情况时，职业道德就可以发挥约束作用。因此，在此意义上，职业道德比法规制度具有更广泛、更灵活的约束性。然而，职业道德约束是一种自律行为而不是强制行为，那么在法规制度约束缺位，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约束软弱无力的情况下，要解决会计信息虚假问题，就只能通过把会计伦理由自律转变为他律，将会计伦理原则强制化、条文化和制度化，即会计伦理制度化。因此，会计伦理制度化是当今特殊经济体制下的必然选择。

三、会计伦理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机制

(一)构建会计伦理制度化体系纵观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虽然在《会计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法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多处体现了伦理道德精神，但均不具有系统性且操作性不强。另外，财政部于1996年发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专门规定了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虽然比较全面，但不够概括且不具有强制性。现结合各种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相关内容，提炼出如下会计伦理原则：一是客观真实原则。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会计人员办理会计事务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二是公正诚实原则。会计人员应当具备正直、诚实的品质，公平正直、不偏不倚地对待有关利益各方。三是胜任能力原则。会计人员不得从事不能胜任的工作或业务，会计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理论及政策法规知识、业务处理能力、专业判断能力等。四是爱岗敬业原则。会计人员应当热爱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五是廉洁奉公原则。会计人员要依法理财，廉洁奉公，公私分明，不得受领导利诱而合谋，也不得接受客户除正当收费以外的任何钱财。六是保守秘密原则。会计人员应当保守本单位或客户的商业秘密。除法律规定和单位领导同意外，不得私自向外界提供或者泄漏本单位或客户的会计信息。以上原则是会计伦理的基本原则，会计人员必须遵守，不得违反。若违反以上规定，视情节轻重，将依法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民事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笔者认为可以将此会计伦理原则作为制度体系以单独的章节纳入我国的《会计法》，也可以单独颁布《会计伦理准则》或者《会计伦理实施条例》。以上不论哪种做法，都可以使会计伦理原则得到强化，由自律转化为他律，增强其约束性。

(二)建立会计伦理激励及惩罚机制尽管在《会计法》第六条中规定到“对于认真执行本法，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做出显著成绩的会计人员，给予精神和物质的奖励。”然而由于无具体的实施细则，如做出显著成绩的具体衡量标准，由谁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级别的和物质奖励的数量等，导致了上述条款可操作性较低。另外，在《会计法》第六章法律责任中规定了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其中多处提到情节严重的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情节严重的无具体标准很难把握，何种情况构成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比照刑法哪些条款定罪量刑，均未规定，实践中难以操作。因此尽管会计造假案时有发生，但少有因此而定罪判刑的，这与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有关系。为了保证以上会计伦理原则的有效实施，应制定相应的激励及惩罚措施，笔者认为可以将该措施纳入《会计法》，也可以并入《会计伦理准则》或《会计伦理实施条例》。

对职业会计师进行激励是非常重要的。如由行业协会每年组织对职业会计师的考核评优活动或者举办类似“全国十佳职业会计师”、“全省十佳职业会计师”等评选活动，此评选活动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职业会计师的会计理论知识(可通过考试)；二是职业会计师从业以来的职业道德履行情况，时间越长越有代表性(可通过考核)。对于评选上的职业会计师应由行业协会给予重奖，如五千元，一万元，甚至最高可达十万元奖金。为使激励更有效，可以采取如果被连续评上，可获得更高奖金的奖励办法。法律或制度的威力在于其惩罚措施，因此，制定详细而严密的惩罚措施是保证制度或法律有效执行的关键。对于违背会计伦理基本原则的，应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衡量情节的轻重以及是否构成犯罪。定性主要是指会计人员违背会计伦理道德基本原则是牟取私利还是受到领导授意或胁迫，这两种情况的处罚标准应该不同；定量可以按造假的额度或者给使用者造成损失的额度来定标准，如造假金额或者给使用者造成损失达五千元以上，就可定为情节严重，构成了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并附带民事责任，此处可比照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有关内容来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如违背保守秘密原则，可比照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二百二十条(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处罚标准来制定本标准。低于标准的，应承担行政责任，同时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承担等额或几倍的赔款(或者罚款)；另外，不管是否情节严重，都应该吊销其相应的会计资格证书，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该终身禁入会计行业，情节较轻的，也必须规定五年之内不得进入会计行业。

编辑　刘姗

作者：黄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