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废除孙志刚

制度本身是一种行为的规范,就是为了形成和建构社会秩序。怎样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劳教制度废除孙志刚》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第一篇：劳教制度废除孙志刚

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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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

核心内容：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有哪些?劳教制度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正式废除。劳教制度废除源于劳教制度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劳教的严厉与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不相符合等弊端。法律快车编辑为您详细介绍。

12月28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决定规定，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劳教制度废除的主要原因：

首先，劳教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它与国际人权公约、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三个法律依据的精神相冲突，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

按照劳教制度，被劳教的人没有经过合格的法庭、经由正当的程序做出公正的判决即被剥夺人身自由，这是有违公约精神和原则的;2000年，《立法法》实施后，由行政法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已失去合法性基础;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立法机关又在宪法中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中国对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努力。

其次，劳教的权力集中于公安机关，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

按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需要实施劳动教养的人，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但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实际上是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集中于公安机关，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再次，劳教的严厉程度也与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不相匹配。

劳教属于一种行政权决定的行政处罚，但剥夺人身自由可以多达4年，而刑法的有期徒刑最短只有6个月。其严厉程度与刑罚相当，甚至比短期徒刑、拘役、管制更加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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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中全会废除劳教制度 南方周末范文

三中全会废除劳教制度 南方周末：废了劳教 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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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1 16:19:08 更多

关键字 >> 劳教劳教制度废除劳教南方周末十八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公报轻微罪社区矫正劳教制度改革聚焦三中全会

2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废了劳教，多了什么》为题，回溯了劳教制度被废除的历程。文中，回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废除劳教制度”的相关内容。对劳教怎样废?什么时机通过什么方式废除?建立怎样的制度来转化、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空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早在三中全会《决定》面世之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劳教所都已经悄然转型。近两年以来，如何替代“劳教”也始终是法律界人士的讨论内容。其中，“轻微刑”和“社区矫正”成为劳教的取代方案。 对于这两者，《南方周末》在报道中提出观点，认为“轻微刑”处理必须有立法授权，而不是通过司法解释扩大刑罚覆盖范围。同时应防止社区矫正成为“第二个劳教”，“程序应是司法化的程序，决定机关应是法院，场所、对象是谁，要在法律中明确”。

《南方周末》 在报道介绍，近几年各地劳教机构已经悄然转型。

以下为《南方周末》记者郭丝露等报道全文。

废了劳教，多了什么

张宇杰的毕业院系和工作单位最近都换了名字：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系更名为矫正教育系，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和劳教所摘下“劳教所”的牌子，成为专职戒毒所。

这些变化都来自劳教即将废止的消息。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据是，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根据“谁通过谁废止”的原则，接下来，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56岁的劳动教养制度将正式寿终正寝。

具体方案目前尚未出台，《决定》透露的信息只有短短二十几个字：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现在的问题不是废不废，而是怎样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说，关键是在什么时机通过什么方式，建立怎样的制度转化来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空白。 一部法律不能解决问题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法党组会上提出，要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这样的表态与《决定》对照，基本一致。不过消息传出时，外界仍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联系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被视为替代劳教的方案，2005年和2010年它曾两次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一直未送交审议。

“唐慧案”代理律师徐利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读周强的话：立法机关、公检法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已达成一致——未来代替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其决定权将不在公安，在法院。

过往的媒体报道披露，制定该法的前提是没有废止劳教，“参与立法讨论的学者透露，当时最大的分歧在于由谁来决定劳教，即矫正机关设在哪里。” 据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对该方案持反对态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说，这部法律之所以难产，不仅涉及国家管理职能，还关系到部门利益，“劳教没了，经费、人员、编制都没了”。

在沉寂多年后，《决定》一锤定音：不仅不提《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劳教也直接废了。

“十八大”召开后，中央政法委曾组织有关部门对司法改革进行讨论和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参与了多次讨论。

他说，中央的改革决定公布之后，社会对《决定》中“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存在误读，认为其是劳动教养的替代措施。

他解释说，“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不是特指一部法律，而是一个在广义上包含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劳教的“精神”要废，但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

利益的角度看，“劳教”不能废。

没有劳教就乱了?

11月17日，在《决定》对外发布的第三天，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组织了一个劳教研讨会，有人就提出：一年下来，没劳教也没问题啊。刘持保留态度。在2012年底中央释放出劳教改革信号之后，2013年初，有多省正式宣告暂停劳教审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说，彻底废除劳教，从人权保障和顺应民心的角度讲，是最理想的方式。劳教的“精神”要废，但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劳教”不能废。 劳教对象的严重泛化，始于1983年“严打”之后，人大及相关行政部门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小偷、卖淫嫖娼、吸毒、破坏治安等行为都纳入劳教。2005年在各界强烈要求废除劳教的背景下，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将上述行为纳入治安处罚的范围。

不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不再规定劳教，但留下了一个“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开放式概念。而有关部门往往因为治安处罚不够用，仍在使用劳教手段。 马怀德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传播贩卖制作淫秽物品和嫖娼等人员，也采取教育和收容措施：“只是换了个地方规定，没有明确说是劳教而已”。

司法部《中国司法》原总编辑王公义介绍，现在劳教制度的管制对象主要包括四类人：吸毒复吸的;嫖娼卖淫、传播贩卖制作淫秽物品的;结伙作案、多次作案、流窜作案且已经受过治安处罚的;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的。

“如果没有劳教管，社会就乱了。”王公义说，原先劳教处罚已与治安处罚、行政处罚和监狱处罚并列成为我国四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现在一下子从四种处罚变成了三种，这个缺失必然要用一些东西填补空白。”

他举了一个例子：对小额偷盗行为，以前的处理方法是，第一次被抓获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款，第二次被抓就要被处以劳动教养，“但现在(废劳教后)第二次抓到还是得罚款，第三次还是罚款，那第四次呢?” 从劳教到轻微罪入刑

周强所说的“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也是劳教改革的配套措施。快审快结机制是2009年最高法院的“三五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提高审判效率。

此外，记者注意到，2013年以来，“两高”针对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抢夺罪等罪名出台了司法解释，均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如情节不严重或行为人积极认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免予刑罚甚至或“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陈卫东解释，劳教废止后，刑法的改革分为两步：一是将原来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方式纳入刑法“轻微罪”的范围，“也叫入刑吧”;二是在“入刑”后，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

陈卫东说，这就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配合劳动教养废除作出的改革措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刑法学教授林维担心，入刑意味着这些人成为了罪犯，用扩大刑罚覆盖范围的做法，将公民从劳教中解救出来，可能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他们会面临失业，后期的融入社会甚至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他提出疑问：“这是因为我们的容忍度低了，还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就索性这样处理?本来是可以用小刀处理的，但我们没有小刀，所以对不起我们还是用斧头来处理吧?”

刘仁文也指出，以司法解释规定轻微刑的层级太低，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司法解释只是权宜之计。”陈卫东说，修法是必然的。他和刘仁文都提醒记者注意，刑法修正案

(九)已列入2013年10月全国人大公布的立法规划中。

“社区矫正”在2009年已经全面铺开，图为安徽池州市社区矫正对象走进大墙

接受教育。 社区矫正：不能成为“二劳教”

2013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五年立法规划里，社区矫正法赫然在列。今年2月，由司法部承担起草的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已提请国务院审议。 陈卫东说，劳教废除后，将把有违法行为但不足以受到刑法处罚的轻微刑事犯罪，也纳入社区矫正管辖。

“社区矫正”正式入法，是在2011年2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林维告诉记者，按照刑法规定，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假释、采取监外执行和缓刑的刑事罪犯，是为了解决服刑者短期禁闭刑效果差、融入社会困难等问题，“是一种有条件的短期自由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认为，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是合理的。从大陆法国家的经验来看，针对特定的人群，特别是针对轻微犯罪人群，都有一些特定的措施，“大部分叫做保安处分，也有叫做教育矫治”。

不过，现实中已经设立的各类社区矫正中心，与现有法律中的“社区矫正”概念，涵义和内容并不一致。

社区矫正工作10年前开始试点，2009年起已在全国铺开。

姚颖所在的广州市尚善社会服务中心就成立于2009年3月。她说，“尚善”承接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服务项目。

“尚善”2013年还和越秀区检察院合作开展了一个“免予起诉的未成年人”的项目。检察院如果认为涉案未成年人可能适用缓刑，就直接先让矫正机构介入，矫正对象将有一个考验期，“如果觉得可以免予起诉，我们会出一个书面的建议书给检察院，这样检察院将不予起诉。”姚颖说，类似的模式全国的社区矫正机构都在探讨。

为了不让社区矫正成为“第二个劳教”，焦洪昌建议抓紧立法：“程序应是司法化的程序，决定机关应是法院，场所、对象是谁，要在法律中明确。”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我相信也没有时间拖延了。”陈卫东说。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陈卫东提出疑问：“社区矫正法”属于行政法还是刑事法?因为“社区矫正法”确定矫正对象需要通过司法裁决，但在性质上又是行政事项。 社区矫正法是否将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新形式?陈卫东给出了否定的答复。 在林维看来，现在之所以将刑法已规定的“社区矫正”单独立法，就为了应付劳教废止“再弄出来的一个法律”。 低调转型

劳教所摘牌后，现在张宇杰的单位名称只有一个：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张宇杰说，这是全国最大的劳教所。2007年，张宇杰考入时的单位全称叫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劳教戒毒所。不久后戒毒法出台后，原本属劳教管辖的戒毒被分开，从那时起，全国大多数劳教所都挂有劳教和戒毒两个牌子。

王公义说，劳教废除后劳教所其实很好处理：大部分把劳教所的牌子一摘，只做戒毒所;没有戒毒任务的变成监狱;不变监狱也没有戒毒任务的，还可以变成社区矫正场所。

张宇杰说，劳教废除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影响，因为“已经有两年没有接到与劳教有关的案子了”。早在2009年，广东就已将劳教机构定义为强制隔离戒毒和戒毒康复工作职能部门。

自2013年起，各地除了暂停劳教审批之外，劳教所的转型也都在低调进行。 “唐慧案”的所在地湖南省，2013年5月也将劳教所工作重点向收治强制隔离戒毒对象转变。

有媒体报道，2013年2月江苏省司法厅就启动了大规模戒毒矫治业务培训，到5月底，已结束省内所有劳教所向强制隔离戒毒的转型。

有人注意到，北京市大兴区的团河劳教所在2013年7月份也挂上了“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牌匾。

收教人员的分流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上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在上海，收教人员已全部依法解教，劳教场所和干警的转型正在推进，教育矫治将成为上海应对轻微刑事犯罪的重点。

从各地的措施可见，劳教所仅存的一些收教人员，大多得到了宽大处理：要么被直接宣布解散，要么将在劳教期满后重获自由。

而对与劳教相关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马怀德认为依然有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按照被劳教时的法律规定，依法作出维持或撤销劳教的处理。 “劳教是最后一个明确法律依据不足，又没有程序规范的强制措施。”马怀德说。

第三篇：废除劳教 中国受得了

导语

11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制度供给应跟上时代脚步》的时评，指出"我国现行劳教制度模糊，违反了《立法法》，已经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现行劳教制度的荒唐和废止的必要性据此可见一斑。但还有另一种声音，一些人认为应"恶法制恶人"，他们担心：现行劳教制度一旦废除，数万被劳教人员涌入社会，是否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被劳教者是恶人吗?

劳教只针对轻度违法行为，这决定了被劳教者难有“大恶人”

劳动教养制度最早可溯源自1955年08月25日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规定：“对于罪行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的右派，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应进行劳动教养。即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而在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则正式明确了劳动教养制度。这个《决定》延承了之前的原则，即劳动教养主要针对没有触犯刑法的，“罪责较轻”的“右派”。

1 劳教制度存在几十年。图为北京团河劳教所场景，拍摄于1986年6月12日 之后“劳动教养制度”又经过了多次演变，一直到了2002年0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部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一部。但其中也只规定了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是：年满16周岁，符合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扰乱工作生产秩序和教唆他人犯罪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人员。需要强调的是，这部《规定》也只是公安部颁布的一部行政处罚措施，并不是法律。

所以，符合刑事犯罪的人员会被以刑法处理，而劳教人员只是“轻度违法而且并未构成刑事犯罪处理程度”。从“罪行严重程度看”和处理规定看，劳教人员罪行不大，而且只是被行政处罚人员，不是罪犯，不应该被扣上“大恶人”的帽子。„[详细] 此外，劳教这个“口袋”让很多普通人也可能莫名被劳教

实际上，有些被劳教人员甚至并未违法，只是“做错了事”的普通人。根据律师魏汝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的分析，目前劳动教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处罚上访人员、管制维持社会稳定和延长刑事侦查的羁押期限等功能，甚至在部分地区劳教还成为了公安机关的“创收”工具。 劳教的主要功能中，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姑且算是劳教的分内事，但其它功能则十分牵强和不合理。比如处罚上访人员，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研究，因上访被劳教的，甚至占全体上访人员的18.8%。于建嵘教授出版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一书，收入了大量因上访被劳教的案例，也佐证了胡星斗的结论。

在媒体的关注下，“幼女被迫卖淫案”被害人母亲唐慧被劳教的决定最终被撤销

此外，由于劳教场所是国家财政拨款，劳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待遇并不好，经 2 费保障不足，为了解决经费和被劳教人员的生活问题，强制劳动被十分看重，被劳教人员必须自己创收养活自己。而为了免于辛苦的劳教，向劳教所的工作人员和地方相关领导行贿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根据《重庆晚报》的报道，曾是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民警的魏某就是利用了法制处相关人员的职权，违法为4个有前科的劳教人员办理了劳教所外执行，并从中收取6.3万元“好处费”。在重庆，帮助劳教人员等所外执行的中介甚至还有专门的称呼，叫“捞人串串”，可见，劳教的“创收”作用之大。„[详细] 任建宇转发微博被劳教案、进京探亲被劳教一年、唐山劳教所学员“骷髅死”和之前的《一元劳教案让人发指》、《遭轮奸幼女之母被劳教》等专题关注的案件就都是普通人被劳教的典型。

02 没了劳教，那小部分"恶人"会不会逍遥法外?

废除劳教制度是以更合理的法律取代，不是放任违法行为不管

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是“大恶人”，但不少人也是违法人员。将这些人在社会中放任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最近的浙江虐童女幼师就是一个例子，行为令人发指，却无法可依，对这样的恶人难道不应该“恶人用恶法”劳教她吗? 这些忧虑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废除不合理的劳教制度，并不是要放任违法行为不管，相反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现行法律，用更合理的制度去治理违法行为。

而且这个更合理的法律已经在各方促进下正在酝酿。早在2007年，贺卫方等知名学者就向国务院法制办郑重建议，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到了200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方案，直指劳教。2010年3月，全国人大也宣布了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就是被认为会替代劳教制度的法案，它从根本上修正了劳教制度最不合理部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从公安调整到法院来行使，以确保这项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化。这个决定权将能直接改变公安对劳教“一手遮天”的现状。另外，一些细则也可以保证如今的劳教制度弊端可以尽少出现。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中，劳动教养的期限设计为半年至一年;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一年半。与现在最长4年的期限形成鲜明对比。

现行劳教制度实行封闭式管理，被劳教人员被当成了罪犯

更重要的是，草案规定，劳教场所将杜绝封闭式管理，设计为半开放式或开放式，实行人性化管理，将不再有铁窗、铁门和铁丝网等;被劳教者还可以周末回家。新法规定了被矫治的对象主要为两种人：轻微违法，不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严重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人。„[详细] 所以，即便废除劳教制度，也不会出现数万人员(根据司法部数据中国2008年劳动教养人数为6万，戒毒人数为20万)一股脑涌向社会的情况，认为废除劳教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而且，恶不恶只应由法律裁定，恶人也不应从恶法

现行劳教制度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人是否被劳教由公安机关直接决定和执行，即公安机关可以劳教他们认为有罪的恶人，不用通过司法程序，就可以处以最高四年的劳教处罚。可即便是恶人，也不是恶法的牺牲品，也有按司法程序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罪，就应以“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将其释放。

虽然严守司法程序，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恶人逍遥法外”，但更多的普通人却能因此保障自己的自由。按法律权衡，保卫公民权利，废除劳教绝对是利大于弊。借用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的一句话：“劳动教养这种模糊的制度只能废，不能改，也无法改。办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重者入刑(刑法)，轻者归行(行政处罚)。”

03 进一步看，如何处理违法人员可"双赢"?

社区服务令：同样是用劳动来代替刑罚，但却成为世界趋势

与“中国式劳教”的巨大争议不同，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有一种以“劳动”替代监禁等处罚的举措，即社区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 order)。它虽然是一种刑罚，但却成为替代监禁的一项判刑选择，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4 采用。

社区服务令相比剥夺自由的刑法更人性化和轻缓化

现代的社会服务令起源于英国，最早在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The criminal Justice Art 1972)中创立“社区服务”刑种。该条例规定，法院判处社会服务的最长期限是240小时，最短为40个小时，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服务工作，让违法者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种公益劳动，以弥补因其违法行为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这类命令通常根据缓刑犯监督官的报告而提出，同时必须征得罪犯本人的同意，并于12个月之内执行。

从法条中可以看出，社会服务令既有惩罚的成份，也能很好的使违法者弥补社会的损失，帮助违法者改过自新。现在，在美国、葡萄牙、芬兰、荷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社会服务令都作为一种针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刑罚选择，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

须补充的是，社会服务令作为刑罚种类之一，虽然对象是违法人员，处罚形式也是劳动，但其权力主体是法院，而不是警察系统。„[详细] “双赢”的处罚：轻微违法人员不必被监禁，社会也可获得补偿

社区服务令之所以能够快速被普及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制度使得违法人员和社会都能收获益处。而这种双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方法，通过行刑场所和行刑社会化，把罪犯的矫正教育工作完成于社会服务工作之中，避免了短期限制自由的罪犯交叉学习罪行的弊病;其次，社会服务令的适用很大程度的减少了监禁刑的适用、缓解了监狱的压力，降低了刑罚执行的成本;另外，罪犯在开放式的社区中进行无偿劳动，有利于他们重归社会生活，恢复家庭关系，从而避免了再次危害社会。 总结起来，社会服务令这种“劳教”不但可以协助违法者改过自新，也具有补偿社会的功能，且更加人性化和轻缓化。„[详细] 结语

5 被劳教人员并非十恶不赦，有一部分甚至根本不是坏人。所以废除劳教，中国受得了，而合理的废除劳教，对中国，不但无害还有利。

第四篇：池州国考面试：废除劳教完善法治的重要一步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 《决定》精神，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这意味着深受质疑且在中国适用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劳教制度从此正式 “寿终正寝”。废除劳教制度无疑是我国建立和完善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司法体制改革范畴中最具突破性的举措之一，其意义不应低估。追根溯源，我国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据考证，劳动教养制度的原型即为列宁时代的“劳动营”，全称是“苏联劳动改造营业总管理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引进了前苏联的这一制度，并将其演变为我国独有的一项行政处罚制度。应该看到，劳教制度施行50多年来，确实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质在于：公安机关无须经过法院审判程序，即可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之人投入劳教场所，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至三年，必要时甚至可延长一年。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劳教制度之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饱受诟病，完全在于其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合法和不合理。

首先，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严重损害宪法法律权威。《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教制度中公安机关不经检察院批准或决定，也不经人民法院审判，便可随意对公民人身自由限制长达数年之久，这比“逮捕”严厉得多。可见劳教制度的存在实际上已经严重违宪。就目前有关劳教制度的立法文件而言，其最高位阶的立法仅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然而，《立法法》第九条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事项必须且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加以规定，并且排除了“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的情形。因此，劳教制度不仅严重违宪而且没有支撑其合理存在的法律依据。

其次，劳教制度的存在导致了违法犯罪行为惩罚机制的混乱。在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被写入《刑法修正案

(八)》之后，其与劳教制度的并存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有罪之人有可能被社区矫正 (非监禁)而不被剥夺人身自由;一般违法者则可能会被适用劳教(监禁)而较长期被剥夺人身自由。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违法与犯罪不同惩罚机制和方法上的颠倒和混乱，而且也与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相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违法者还会起到“鼓励犯罪”的心理暗示作用。

最后，在劳教案件中，公安机关集审批权、执行权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此种角色定位与制度设计实在难保公平正义。劳教制度的权力运作因其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而当然无法达到程序正义，在实践中，极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进而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权利。

可见，劳教制度已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当然，废除劳教制度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

一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必须依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劳教制度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本次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劳教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二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应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完善同步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的不少条款进行重新修改和完善，以便对原来属于劳教的对象进行分流处理。

劳教制度废除后，或许会被其他惩罚制度取而代之。然而，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也无论对何种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以取代原有的劳教制度，我们都应该彻底摒弃隐藏在劳教制度背后的潜意识：即由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一家独断的观念。做好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防止其他替代性措施重蹈劳教制度覆辙，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当下，在劳教制度废除后，我们应该防止出现另外一种超越宪法法律的惩罚制度，特别是要避免“换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再现。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各级行政部门在失去了这一用惯且有利治理社会的“工具”时，可能感到很大程度的不适应，甚至可能会想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加以 “弥补”。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坚决予以杜绝。特别是在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原劳教制度给公民基本权利带来的严重危害，在限制行政权力过度行使的理念下，设计合理的制度，以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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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之探究

孙妍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意味着在我国已存在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将寿终正寝。劳教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因其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其存废或改革的讨论不断。终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好声音”：这项颇受争议的制度废除了，劳教制度终于成为历史当中的一页。 关键词：劳动教养

废除

意义

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是将违法尚不够刑罚处罚的人员，送进劳动教养管理所(场)进行强制性劳动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与劳动改造不同，劳动教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根据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法规所制定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不经法庭审讯即可定罪，对嫌犯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这必将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从此意义上来说，废止劳教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及发展

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2] 依据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的《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是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其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但主要集中在学术界，没有形成大众舆论。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意味着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开始实施。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

近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劳教制度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因为劳教本身是法律判决以外的，由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处罚(虽然劳教处罚决定以当地政府劳教委的名义发出，但劳教委其实是公安内部的另一块牌子)，使得劳教制度完全失去辩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劳教制度直接违背这些已经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法律[3]。所以，劳教制度何去何从，是已经逼到眼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至此，在我国经历58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最终不复存在了。

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劳动教养制度和我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势必存在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存在争议

劳动教养虽然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而实施的制度，但它的很多制度安排则是由国务院有关决定或者是行政法规来实施，劳动教养本身虽是一个具有劳动性和教育性的制度，但其本身又会限制公民的自由，依据立法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措施应该是由法律制定的。因此，它的制定依据是否正当颇有争议。

(二)劳动教养的程序存在弊端

劳动教养期限可以一到三年，必要时可以延长至四年，这一措施由是劳动教养委员会来实施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是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民政机关组成的，其日常机关设在公安机关，但实际执行程序则是通过行政程序来完成的。刑法中管制、拘役要通过公检法几个机关，最后经法院判决实施，而劳动教养是一个行政程序，现在单纯通过行政程序可以限制到四年，它的程序性当然存在很大问题。

(三)劳动教养的适用中有滥用的情形

初期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有劳动能力但又游手好闲、不愿承受工作的人群，后来逐步发展到经常有违法行为，通过治安管理处罚仍不够力度而按照刑罚处理又不够重的情形，适用的基本对象是惯犯。在现实中确实出现一些对信访的人采取劳动教养的方法，另外出现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做劳教处理，这实际上扩大了劳动教养的对象，造成一些滥用。

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

劳教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了法律的制度，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以维稳名义进行的劳教制度实际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劳教本身就是一个法外之罚，废除劳教制度是回归了司法本身，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也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一)有利于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治国的最权威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把政府与公民、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都有法可依，这对于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都有重要意义，也维护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二)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实现其自主和自由的具体体现。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它的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由于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条件没有明确的界限定，审批程序缺乏制约，当事人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羁押状态，由此执法人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可避免地侵害公民的权利。这些问题根源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制度上堵塞、消除执法机关的恣意妄为，对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有着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

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潮流，人权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保障人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而我国劳教制度的设置为侵犯公民的人权留下很多“疏漏”，劳动教养也被某些西方国家称为“没有审判的监禁”，成为国外敌对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的“靶子”[4]。面对这种挑战，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我国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国外在人权保护方面的经验，以现有的国际人权法为基石，认真履行自愿承担的义务，切实通过国内立法，不断改善我国人权状况，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保障活动中加强对话与合作，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决定》明确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其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落实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根本的目标。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既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又有助于严格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还可以提升当代及未来中国的法治文明，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 [2]何三畏.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J].南方人物周刊，2012.11 [3]彭淑.劳教制度今与昔[J].山西青年，2012.9 [4]郑利涛.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9(16)

作者：孙妍，女，(1982-)，籍贯：河南 学历：本科

工作单位：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职称：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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