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死刑宪法学思考论文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完善三个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并不主张废除死刑，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死刑制度的轻率、伪善和残酷；后来认为死刑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适宜的，要求彻底废除死刑；最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死刑制度，死刑制度在共产主义将会彻底废除。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废除死刑宪法学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废除死刑宪法学思考论文 篇1：

死刑综述

作者简介：张欠欠，西藏大学政法学院民族法学。

死刑又被称为生命刑，是一种以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为主要处罚方式的的刑罚，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2年执行。随着人权保护的发展，这种以生命为处罚手段的刑罚，开始遭到了越来越多人和组织的批判。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走上废除死刑的行列，在此趋势下，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世界上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基于国际压力还是国内有关死刑的讨论都不得不将死刑问题纳入国家刑事政策的考虑之中。在2005年10月《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报告中，将死刑审判程序与复核程序作为2004年至2008年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删减了13个死刑罪名，占我国68个死刑罪名的19.1%。而在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又进一步删减了9个死刑罪名。至今，我国死刑罪名仅存46个。一系列有关死刑的改革进一步凸显出我国在废除死刑漫长的征途中做出的努力。废除死刑是一个历史趋势，废除死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不是废不废，而是如何废，以什么方式在不伤害民众的感情的基础上废除。因此，本文在探讨国外已废除和未废除死刑国家的个自缘由，结合我国关于死刑问题现状，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希望能为我国死刑废除道路提供理论借鉴。

一、死刑存废理论

1.废除死刑的理论

1764年7月16日，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氏主张限制和废除死刑的理念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阐释死刑的缺陷：第一，鄙视死刑的威慑功能，认为是不必要的。“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没有哪个人经过权衡之后还会选择那条使自己彻底地、永久地丧失自由的道路。不管犯罪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因而，取代死刑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任何决意的心灵。”同时，贝卡利亚认为死刑对某些狂热和绝望的人起不到丁点的威慑。第二，死刑的短暂性。贝卡利亚从人类心理角度分析认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因为，最容易和最持久地触动我们感觉的，与其说是一种强烈而暂时的运动，不如说是一些细小而反复的印象。”欲望常常能够让人们健忘，然人类的这些健忘却是自然地。第三，死刑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同情心而不是统治阶级所设想的威慑性。统治阶级为了增加死刑的威慑性，一般都在公开的场合执行死刑，而在大部分人看来，残酷地行刑场面无异于“杀鸡儆猴”似的表演。第四，死刑可能为社会树立起残暴的榜样，这是贝卡利亚等启蒙思想家反对死刑的主要理由。在他们看来，很多人走上犯罪的道路是由于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感，这些犯罪之人心灵麻木而残酷，但这确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本身并不是“万恶之源”。“死刑起着纵容人们流血、树立残暴榜样的作用。以暴易暴，只能造成暴行的恶性循环。”贝卡利亚认为：“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我认为这是一种荒谬。”贝氏主要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讨伐死刑的，他认为死刑是极其野蛮而且反人道的刑罚方法，其精神与改善主义理念的刑罚方法以及宪法精神相违背，而且死刑并不具有最大的威慑性。贝氏对死刑的讨伐为接下来废除死刑运动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反对死刑的观点主要是通过质疑报应理论和威慑理表现出来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贝卡利亚、边沁、斐利。如同贝卡利亚他们同样认为死刑的威慑力不够，“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认为死刑并不能起到人们预期的威慑作用，意大利犯罪学家恩里科·菲利以统计分析的方法证明死刑并不具有特别的威慑效果，并依据严格的数据统计后指出：“严重罪行的周期性变化与判处执行死刑的数量无关”。而且死刑一旦误判，后果无法挽回。在中国对死刑废除提出明确主张的当属邱兴龙教授，他认为应当迅速彻底废除死刑，其在2000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讲座《死刑的德行》明确指出，死刑是不道德的，因为从报应、罪行相适应以及功利的角度看，死刑都不具备充分的根据。最后，邱教授更旗帜鲜明的提出“给我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我一天之内就能废除死刑”。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激进学者的支持，如曲新久教授就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死刑，越快越好，明天最好。这些激进甚至有些偏激的观点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死刑存废的大讨论。接下来的高铭暄、赵秉志、马克昌等刑法大家也都主张中国应该废除死刑，但与邱、曲不同的是，他们主张中国死刑的废除首先应该从限制死刑开始，依据中国的具体人文历史来逐步实施死刑废除进程。

2.保留死刑的理论

在人权理论学者洛克的著作《政府论》中，洛克就指出：“罪犯在侵犯自然法时，已是表明按照理性和公道之外的规则生活，而理性和公道的生活则是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设置的人类行为的尺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洛克认为的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这一点与马克思具有相似之处。彼此都认为犯罪是对某一政治实体的违反。由此，洛克得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结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有处死一个杀人犯的权力。”。这里，洛克说人人，肯定也是包括由人民所组成的国家，所以统治阶级有权处死一个罪犯。由此，高举“天赋人权”大旗的洛克也同样将死刑视为一种惩罚制度。同样，康德也是旗帜鲜明支持死刑的。在他所设计的思想实验中，只要存在社会，就有死刑的存在。他假定在一个海岛上有一个公民社会，所有成员同意解散他们曾经通过契约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从此大家各自分散生活，不再重新组建社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监狱里最后一个故意杀人犯，也要在对其执行死刑以后，才能执行解散社会的决定。以康德看来，除非不存在社会，否则死刑就永远存在并有效。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是毫无保留的支持死刑的。而与康德观点类似的则是黑格尔的“国家说”，他认为国家根本不是契约，国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个人是融合在其国家和时代的整体文化之中的，每个个体都是国家与时代的一个子体，因此，个人只能通过国家才能实现他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的价值和实在。黑格尔因此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和社会伦理的整体体现，所以在一定情况下，国家可以要求个人为其牺牲。因此，国家对个人判处死刑是完全正当的。

二、世界各国死刑现状

截止到2014年，全世界有140个国家废除或不使用死刑，其中有88个国家废除所有死刑，包括英、法、澳大利亚，法律尚未废除但超过十年未执行死刑有35个国家，包括蒙古、俄罗斯、赞比亚等国家。而在全球仅有58个国家保留了死刑。在18世纪末的欧洲就开启了现代死刑废除运动，于19世纪初步形成规模。奥地利统治者在18世纪80年代就采纳了切萨雷·贝卡利亚所提出的废除极不人道且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死刑刑罚，创立一个与所犯之罪成比例的、更具有确定性的等级分明的刑罚体系的主张。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除了对一级谋杀外废除死刑的州。1861年，英国也将死刑限制在谋杀罪。在20世纪死刑废除运动又经过三次发展阶段，在20世纪前25年中一些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和平时期对所有的罪行都废除了死刑。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由于发生了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国际事件，原来一些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又重新恢复了死刑。如意大利，在1927年墨索里尼上台后，又恢复了死刑。第三次的死刑废除运动主要集中在80年代以后，截止到60年代，仅有25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其中很多国家还只是废除和平时期的普通犯罪死刑。如葡萄牙、荷兰、巴西、挪威、瑞典、阿根廷、丹麦、瑞士、意大利、芬兰、奥地利、以色列、新西兰和英国等14个国家。现如今，死刑在各国主要有完全彻底废除、保留、事实上废除三种形式，作者截取他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一一分析。

1.完全废除死刑——英国

欧洲的死刑是世界死刑废除最早、最彻底的，其中又以英国为最。英国死刑废除的历史进程虽然充满着曲折，但是它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在英国废除死刑的整个过程中，自身国情出发、依据社会实际情况、顺应社会发展要求，最终将死刑从国家刑罚体系中予以剔除。欧洲废除死刑的思想产生于16世纪，而英国是在19世纪才开始踏上废除死刑的征程，经过一个世纪的历程，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顺利完全废除了死刑。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刑罚异常严苛，判处死刑的罪名非常多。在重刑压迫下，废除死刑思想的产生，英国国内开始出现废除死刑的声音并且以议案的形式要求废除死刑。但是此时英国国内支持死刑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废除死刑运动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进入20世纪后，国内废除死刑主义者们仍然坚定不移的推动死刑的废除。他们不断试图以立法的形式完全废除死刑。与此同时，英国社会的犯罪率也呈下降趋势并已基本稳定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国民的态度以及社会舆论的导向也开始偏向支持废除死刑。最终1965年通过的《谋杀罪法》，完全废除了谋杀罪的死刑。自此，英国立法通过了废除死刑。此后英国又通过批准《欧洲人权公约第六议定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废除了死刑，英国在国内完成了漫长的废除死刑进程。

英国废除死刑的成功以下因素推动功不可没，首先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影响。在17、18世纪的欧洲发起的启蒙运动，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孟德斯鸠首先明确提出自由才是刑法的根基，第一次使刑法远离血腥镇压，成为保障自由的工具。后来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论证了国家权力的有限性与人民生命权的神圣性来证明死刑的不公平与非必要性，并列举了死刑的种种弊端来证明死刑超越了社会防卫之必要限度。虽然贝卡利亚不是坚定的死刑废除论者，但他对死刑正当性的质疑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国家开始反思检讨传统的宗教与国家制度，并开始以理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死刑问题。英国作为启蒙运动的起源地，所受到的冲击显然是巨大的。这股启蒙思想潮流为废止死刑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准备。英国率先开展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快速发展的英国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日益增大。死刑的广泛适用无疑是对劳动力的毁损。出于保护劳动力的需要，必然要限制死刑的适用。到完全废止死刑时，英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相当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当稳定，统治阶级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且完善的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监控机制。在此情况之下，统治阶级不再将死刑作为维护统治地位的手段，即使废止死刑也一样可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经济发展和统治手段的改进，使死刑维护社会管理职能的地位下降，死刑的威慑力进一步降低。据统计当时英国国内刑事犯罪情况是：13和14世纪时，每10万人中发生的刑事杀人案件的件数为23；16世纪时为7件；17世纪时为5件；到了18、19世纪分别下降到了1.5和1.7件；在1900-1940年之间，这个数字只为0.8在1950-1994年，这个数字也没有上升。从这些统计的数字中可以看出，英国国内刑事犯罪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逐渐转好的趋势。在20世纪末的时候，已基本控制在1件的范围内。当社会的犯罪率低到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时，统治阶级必然有信心调低对刑事犯罪的治理强度。国内上至统治阶级下至民众对废除死刑已是接受的态度。当时国际舆论的导向和国际组织的推动就成了最后一根羽毛。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上主张废除死刑的舆论占据主要地位，致力于废除死刑的国际组织也应运而生。1961年创立的大赦国际，由世界各国民间人士组成，主要任务就是监察国际上违反人权的事件。现如今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200万名会员，是全球最大的人权组织。该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废除死刑，它对全球的废除死刑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战后，联合国的有些组织也加入了主张废除死刑的行列。如“联合国预防犯罪暨罪犯待遇大会”。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六条规定，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并强调，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犯有“最严重罪行”的人判处死刑。1989年，又通过了《联合国废除死刑公约》，明文规定废除死刑。欧洲一体化的国际组织也在推动废除死刑的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通过的《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保护公约第六议定书》第1条提出：废止和平时期的死刑。因此，随着废除死刑成为了全球舆论的主流观点，这就更加坚定了英国政府废除死刑的决心。英国废除死刑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恰如其分的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2.保留死刑——新加坡

在保留死刑的58个国家中，很多国家都在尽力限制死刑的适用，如美国死刑制度一直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着司法控制性的适用，其目标是逐步迈向死刑废除。中国台湾自2006年至2009年，连续四年不再执行死刑，中国大陆自刑八开始削减死刑。多数尚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实质上已经走在废除死刑的道路上。但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不但没有削减限制死刑反而有进一步加强死刑适用的趋势。这一趋势与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依法治国理念是分不开的。他认为，人性本恶，必须设法抑制人性的恶。因此，他没有采用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人身保护令制度而是实施严格的公安维持令，采用中国法家式的“严刑酷法”的制度来治理新加坡。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他本人在日本统治下生活三年零六个月，日本人使用残酷无情的高压统治，尽管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人民半饿不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出奇的低。这必须归於日占领军的严惩不怠，“不必藉文明来伪装”，使当时的人们都不敢犯罪。自此，李光耀认为社会是需要严刑，人的恶必须要以酷法来加以抑制。在国父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期间，新加坡不但经济发展迅速，而且政治文明清廉，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此后的领导人也遵循着严刑酷法的治国理念。新加坡政府认为“死刑并不是一个人权问题，用何种法律措施和刑罚来有效地与严重犯罪作斗争完全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事情。”因此，新加坡政府保留并大规模的执行死刑。新加坡的死刑及其冷酷，不但死刑罪名较多而且实际执行人数较多，是世界上死刑执行率最高的国家，据政府透露的数字显示，在1991年至2000年间，被执行死刑的犯罪人有340人，新加坡按每年100万人口的年度处决比率高达13.33%，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罕见的。再者，新加坡采用是绞刑这种残酷的执行方法。在1984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制定的《保障措施》第九条宣布：“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在世界范围内保留死刑的国家多采用注射、枪决等方式。在美国，电椅和毒气室被认为是绳索的更现代、更有效、更人道的替代。而新加坡的绞刑相对于其他的执行方式还是比较残酷的。

3.事实上废除死刑——俄罗斯

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虽然在法律上存在判处死刑的条款，但是实际执行中却很少甚至几乎不适用死刑。2009年11月19日，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宣布，延长死刑暂缓执行期直至俄罗斯联邦会议批准废止死刑。与此同时，该宪法法院在一次声明中说：“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认可，在2010年后不再使用死刑。”这意味着，俄罗斯在1999年冻结死刑之后，将在法律上彻底废止死刑。俄罗斯的死刑废止进程是经过了“三起三落”之后被最终废止的。1917年10月26日，“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宣布废止死刑的法令。此时，一直处在农奴社会中的苏联贸然决定废除死刑是不明智的。因此，苏联人民委员会在1918年9月5日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规定普通法院不得适用死刑。四个月后，由于协约国的进攻，苏联再次恢复了死刑适用，并将其作为一种非常的刑罚规定在1922年《苏俄刑罚典》中，直到194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发布了《关于废止死刑》的法令，宣布在和平时期完全废止死刑。但是在1950年和1954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先后颁布《对祖国叛徒、间谍和反革命破坏分子适用死刑》的法令、《关于加重的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的法令，恢复了对背叛祖国、间谍行为、武装匪帮、情节严重的杀人罪的死刑。经过三次短暂的死刑废止之后，1960年《苏俄刑法典》和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都规定了死刑。1999年2月2日，为了兑现俄罗斯1997年对欧洲社会所作的三年内废止死刑的承诺和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签署了“冻结”死刑的决议。俄罗斯死刑在经历过三起三落之后能够最终在事实上废止，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回应世界废止死刑运动，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统计，世界上仅有58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国际死刑废止的趋势对保留国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俄罗斯死刑的废止，是对国际废止死刑运动的响应。二是俄罗斯加入欧盟的要求，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谋求加入欧盟。但是，废止死刑是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二条明确要求规定，禁止使用死刑。俄罗斯彻底的冻结死刑是综合考量了经济利益和区域性政治二者间的结果。其实为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发展，很多欧洲国家废止死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加入欧盟的需要。三是俄罗斯长期限制、废止死刑运动的实践的结果。苏联曾先后三次废2止死刑，虽未成功，但一定程度上对民众在废止死刑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中国死刑存废古今理论

死刑废止的基石是人权的发展、人道主义的传播。中国的人道思想发源于春秋时期，老子阐述的以人为本理念。他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对严酷的死刑老子又提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主张。孔子重“仁”，孔子认为治国之道在于重民、安民：“所重：民、食、丧、祭。”对国家治理又提出“子为政，焉用杀”的开明执政主张；而孟子更是将孔子的仁民、爱民思想发扬光大，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西汉董仲舒曾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宋朝二程：“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原民生为本，以妄而无忧为本。”总之，在儒家的视野中，人、人道一向是其关注的重点。清末的沈家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反思了死刑。沈家本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极力反对残酷、落后的古代酷刑、重刑，提出酌减死刑。其死刑思想集中体现了他深受儒家文化中“民本”这种朴素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中也蕴含着死刑是一种不人道、残酷的刑罚。但是整个中国古代乃至今天都没有将死刑废止的原因为何？借用沈家本的回答就是：““欲废死刑，先谋教养，教养普而人民之道德日进，则犯法者自日见其少，而死刑可以不用”。二是“国小者尚易行之，若疆域稍广之国，教养之事安能尽美尽善，犯死罪而概宽贷之，适长厥奸心，而日习于为恶，其所患滋大”。同时，他也指出，死刑的废止的难易和一个国家的大小成正相关。疆域辽阔则法律文化的普及就越困难。

现如今，在世界废除死刑大趋势下，我国的学者以及刑法专家学者对死刑的态度主要有三种，即死刑立即废除论、死刑保留论和死刑限制并且逐步废除论。邱兴隆教授是主张死刑应该立即废除，贺卫方教授也赞同此观点。贺卫方先生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说道：“我是主张废除死刑论者，希望此时此刻立即无条件废除死刑。”同样邱兴隆认为：“既然我们得出了死刑是没有道德根据的结论，那么，在中国便应该废除死刑。”邱兴隆教授在其《死刑的效益之维》一文中指出，死刑是无益、不具有最大效力、节俭的刑罚方法。他认为死刑不具有改造犯罪人的功能；死刑也不具有比终生监禁更大的威慑力，在该片文章的结尾，邱教授再次强烈呼吁：“立足于刑罚的效益价值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向国家发出停止以国民的生命为赌注的赌博，废止无法证明是必要的、节俭之刑的死刑的呼吁”。

大多数刑法学者都主张应当限制而且逐步废除死刑的适用，在他们看来目前中国对死刑应该少用、慎用，但不能废。陈兴良教授曾在《中国死刑检讨》一书绪论中指出，“笔者对死刑存置还是废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从应然性上来说，我是一个死刑废止论者；从实然性上来说，我是一个死刑存置论者—确切的说，是一个死刑限制论者。”赵秉志教授在《中国短期内能否废止死刑问题要论》一文指出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废除死刑的。因为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进行分析，中国大陆地区当下还缺乏死刑立即废止的文化条件。从社会的现实条件来看，中国大陆地区尚不具备在短期内废止死刑的必要。在《再论我国死刑改革争议的问题》中，赵教授指出我国现阶段“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死刑政策作更加积极而明确的合理调整，应将其修改调整为“现阶段暂时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并且逐步减少死刑和最终废止死刑。”综上可知，赵教授坚持死刑是要废止，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现阶段，死刑还必须保留只是在保留过程中予以严格限制。在其与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鹏祥合作的《中国死刑改革之路径探索》中，对限制死刑的路径提出了具体的规划。主要从死刑立法、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以及建立死刑的替代措施三方面来阐述。

但是我国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不废除死刑，比如冯军和谢望远教授就属于此列学者，他们一致认为死刑的存在有着它合理的地方。保留死刑论者主要是从以下观点出发：一是严格程序避免错误由于死刑有着极为严格的执行程序，非经最高司法机关核准，不得执行。因此，即便存在误，也仍有改正的余地。二是死刑并非是残忍、不人道的刑罚，当今的死刑执行方法多为注射、枪决，并且在监狱内秘密执行，世人不可参观，由此死刑增强残忍心理的说法不足为据。三是无期徒刑不及死刑的隔离效果，而且无期徒刑未必较死刑人道，国家亦须为犯罪人负担长期费用，远不如死刑经济。四是死刑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死刑不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它以剥夺少数生命为代价，救助多数人的生命，这正是德行的表现。如果废止了死刑，面对凶犯，警察、刑务人员和一般人都可能会不断地遭遇生命的危险。五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国家已设有死刑，犯罪人仍以身试法，足以说明其主观恶性之深，如若不对其处以极刑，很难保证他不会对社会再次侵害。六是增强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我国素有“杀人者死”的说法，对犯罪人处以死刑符合公民的道义理念。七是死刑可以安抚被害，死刑使犯罪人受到其应有的惩罚，由此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精神痛苦得以慰藉、报复情感得以平复。八是死刑具有威慑作用：虽然死刑对于部分精神异常的犯罪人没有恫吓力，但是对于多数一般正常人而言，死刑确有其他刑罚方法难以比拟的威慑力。鉴于此，仍有相当多的学者主张死刑不能废除。

四、中国死刑现状及未来

中国早在大禹时期就已经有死刑这种刑罚。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死刑基本上是作为第一刑罚予以适用。在中国不仅是民众还是政府来讲，都对死刑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在97刑法之前我国刑法共有70个死刑罪名。97刑法并未对以前的死刑做大幅度的修改，该法中仍然用47个条文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其中暴力犯罪为20种，约占全部死刑犯罪的30℅，约占全部63种暴力犯罪的32℅；非暴力犯罪为44种，约占全部死刑犯罪的70℅，约占全部358种非暴力犯罪的12℅。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在接下来的2015新的刑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在刑八的基础上又取消了集资诈骗罪、伪造货币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九个死刑罪名。现在我国的死刑罪名仅剩46个，国家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正在逐步削减死刑的适用，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也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的改革任务。

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转型期，根据我国具体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我们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仍不能操之过急。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要考虑以下5点因素：

1.正确对待民意：民意是废除死刑的最大公众基础。因为民意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民意与国家的形势政策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众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从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民意在废除的进程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自古以来就有“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说法，死刑是政府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而且死刑都是公开执行，以达到威慑民众的效果。久而久之，这种重刑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对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已深入民心，人们认为这便是“天经地义”，是犯罪人“罪有应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在逐渐减少和废除死刑的同时一定要听取民意，考虑到老百姓们的感受，照顾到他们的感情。但实践中，我们要听取正确的民意，吸收正确的意见，绝不能让不正确的“民意”干涉司法审判，损害了司法权威。法国在废除死刑时，1969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8%的民众赞成死刑。可见，一个国家在废除死刑时不但要听从民意的意见，还要对民众的思想给予正确的理性的引导。

2.刑事政策，政治因素的在死刑废除中的作用。在我国死刑与其说是一种刑罚方法，更不如说是一种形势政策更为确切。形事政策是国家政党或执政党为了形成和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一切以抑制最严重的分裂性社会行为为旨归的战略、策略和对略的总称。死刑是国家或执政党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抑制最严重的分裂性社会行为的刑罚手段，那么死刑形事也有赖于组织化、合法化的权力系统支持，是形事政策主体运用政治权利的过程和结果，是一种政治措施。“形事政策实际就是形事政治，即首先在政治层面上考量如何对付犯罪。”因此，在实践中，死刑的存废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事政策的运用问题，政策的选择决定着死刑的命运“多杀、少杀、不杀”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因此，在我国死刑废除的进程中，政治家应该拿出自己的政治远见和政治勇气来推进并进而实现形事政治文明。确立人道主义、和谐理念下的死刑政策，少杀或不杀的政策导向，进而引导立法、司法。

3.在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导向下，在立法上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把握好尺度，严格立法，废除不合理的规定，

修改死刑的适用条件。司法上限制死判决的产生，要从严掌握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案件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要对“罪行极其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等模糊性词语进行司法解释，对具体的适用标准加以明确，统一裁量规则，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其次，严格证据标准，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达到适用死刑标准的各个证据间要环环相扣，对于存疑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后，对于有自首、立功情节或是从犯、胁从犯等的非暴力犯罪人，要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在执法过程中对已有的死刑判决通过特赦、大赦、死缓、假释等形式减少死刑的执行。通过一整套的司法活动，在法律运转中使死刑淡出民众的视线，进而实现在事实上废除死刑。

4.鉴于我国民众的文化传统，从古代开始的以和为贵的理念的基础上，培养民众的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自古以来，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有关和谐文化的理念，是我国废除死刑最好的文化基础，对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内涵加以改造引导，大力弘扬整个社会的和谐文化。使和谐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让民众自发的形成与人为善、与人和谐相处的文化传统。为废除死刑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基础。形成不但在社会基层良好的和谐文化，在法律运作过程中也要贯穿和谐因素，营造和谐的法律文化。这需要社会舆论的大力宣传、政府形势政策的引导以及法律人在运用法律时都时刻贯穿和谐理念。（作者单位：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作者：张欠欠

废除死刑宪法学思考论文 篇2：

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及其启示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完善三个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并不主张废除死刑，只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死刑制度的轻率、伪善和残酷；后来认为死刑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适宜的，要求彻底废除死刑；最后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死刑制度，死刑制度在共产主义将会彻底废除。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可以得出几点启示：第一，必须动态、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只看到他们一时的死刑思想而忽视他们一生的死刑思想，或者将他们的死刑思想割裂开来都是错误的；第二，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废除死刑，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废除了死刑但由于其基本制度的不合理性也不是文明的社会；第三，死刑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其消亡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分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制度，大力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为消除死刑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

〔

马克思恩格斯很少直接论述死刑问题，相关论述十分零散。关于他们的死刑思想，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研究指出，马克思认为死刑是一种不文明、不人道、不公正的刑罚，缺乏一般预防正当性和特殊预防正当性，因此马克思是彻底的废除死刑论者①；也有学者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提出马克思是彻底的废除死刑论者缺乏根据②。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马克思死刑思想的认识，但有两个共同的缺陷：第一，都立足于马克思的《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以马克思一时的死刑思想来概括马克思一生的死刑思想显然是片面的，对马克思后期的死刑思想视而不见肯定是一种错误；第二，忽视马克思亲密战友恩格斯的死刑思想，可以说恩格斯的死刑思想是马克思死刑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试图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期为我国社会主义死刑制度的存废提供一些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萌芽

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首次阐发了他们的死刑思想，批判了鲁道夫关于死刑的种种老生常谈，反对他死刑立法两面派的做法：在杀人犯杀害别人和不触犯鲁道夫家属的时候，鲁道夫想废除死刑，想把惩罚变为忏悔；只要杀害鲁道夫的亲属，他马上便会要求死刑 〔1 〕265。马克思恩格斯在随后所撰写的《关于瓦德涅尔案件的妥协辩论》《汉泽曼内阁和旧普鲁士刑法草案》《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和《良心的忏悔》等著作中都提及死刑问题。1844年至1853年马克思的《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发表前夕是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萌芽时期。

（一）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萌芽的背景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三大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相继发生。反动的统治阶级用死刑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一大批工人代表被处以死刑。面对死刑，无产阶级没有屈服，罗姆、苏布拉尼等同志，“被国民公会中的贵族叛徒判处死刑后，还当面同凶手挑战，把一把匕首依次传递下去，用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 〕672，他们没有被死刑吓到，体现了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由于资产阶级的挑拨，工人内部出现了同类相残的现象，“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理性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为自己阶级的逃兵和自己事业的叛徒：判他死刑，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因为国家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 〔1 〕510，这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深受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为他们死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迫使资产阶级开始考虑修改法律，特别是宪法和刑事法律，他们假惺惺地限制死刑。死刑的存废摆在人们面前，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反对死刑，例如普鲁士国民议会左派议员利济斯基提出了废除死刑的建议，但遭到众多议员的反对。与此同时，以鲍威尔为代表的一批青年黑格尔派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为立场，主张“世俗的惩罚同时必须是基督教道德教育的手段” 〔1 〕227，把法律惩罚与神学折磨结合起来，对法国作家欧仁·苏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主人公鲁道夫所持的刑罚观大加追捧。在驳斥鲍威尔及其同伙对唯物主义的歪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死刑问题的思考。

（二）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萌芽时期的内容

1.批判资本主义死刑制度的轻率、伪善和残酷。1848年7月，在瓦德涅尔案件的辩论中，以鲍姆施塔克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议员认为，其他议会，立法和科学界的伟人在过去两三百年中都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都没有轻率地解决这个问题，拒绝或搁置废除死刑的决议，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险恶的用心，“看来，鲍姆施塔克先生希望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论再继续200-300年，而在这期间可以平静地看着人们被杀头” 〔2 〕340。

1848年8月1日，“普鲁士国家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通过司法部案卷的统计分析，如果实行1847年的刑法草案，莱茵省在过去18年内也许会整整少杀一个人，这篇文章热情歌颂了普鲁士新刑法草案的仁慈、优越和伟大。马克思恩格斯从多个角度批判了普鲁士新刑法草案的弊端：第一，被告没有受审权，无数的被告不能出庭受审而被直接关进监狱；第二，刑讯逼供，“用旧普鲁士的棍子来实行可耻的体罚”；第三，违反罪行法定，很多罪行并非来自法典，“是由普鲁士法的骑士的那种病态的和脱离现实的幻想所重新引起的”；第四，司法概念混乱；第五，违背道德的法律规定，很多的訴案是由于那些专横而恶毒的规定所引起的 〔2 〕351。马克思在鞭挞普鲁士新刑法草案的同时，也论证了即使在过去18年里少杀1人，普鲁士的死刑制度也是虚伪的。马克思还批判法兰西共和国死刑制度的伪善，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废除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马克思讽刺道：“政治犯被流放到寒热病流行的地区，在那里被处死刑无非是时间稍微晚一些，痛苦更大一些。” 〔3 〕580

1848年8月9日至30日，比利时政府为了镇压民主主义者，以里斯康土事件为借口，在安特卫普进行所谓的里斯康土审判案，判处梅利奈、巴兰以及特德斯科等17人死刑。恩格斯总结了他们被判死刑的原因，81岁的梅利奈的全部罪过就在于他曾保卫自己的老朋友贝克尔免受比利时官方报纸的攻击，当贝克尔在巴黎进行地下活动时，他们仍保持友好的关系；巴兰被判死刑的根据则因他是梅利奈的朋友并经常去拜访他，有人看见他同特德斯科一起进咖啡馆；特德斯科之所以被判死刑是因为他是德国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他同那些被比利时警察当作暗投假匕首的对象的人有联系，有人看见过他同巴兰一起进咖啡馆；对其他人判决的根据也是如此。恩格斯惊叹“由于里斯康土的滑稽可笑的事件，竟有17个人被判处死刑！……这是多么野蛮！” 〔2 〕447声称模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因为这个审判案再一次出丑。

2.无产阶级应该建立自己的死刑。1848年法兰西“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组成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国。可是这个共和国尽力迎合资产阶级的心意，为了表示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血腥恐怖手段的否定，它废止了死刑，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马克思强烈谴责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年轻的共和国误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制服敌人，它向国内外反动势力高声陈述了自己爱好和平的情怀：自己活，让别人也活，结果它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 〔3 〕23。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对敌人不施加极刑就是对革命的背叛。“二月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资产阶级窃取。面对革命失败后无止境的残害和屠杀，马克思告诫人们，“实行革命的恐怖”是缩短、减少和限制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和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的唯一办法 〔2 〕543。为了保障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萌发了对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的想法。

3.死刑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1848年11月，“新普鲁士报”建议德国首都从柏林迁到勃兰登堡，企图躲开革命群众的影响，可以自由地立法。马克思追问道：“议会在勃兰登堡是否能摆脱十九世纪的偏见和有害的革命情绪而自由呢？它的心灵是否会变得如此自由，以致可以把封建的狩猎权和其他一大堆腐朽的封建义务、等级差别、书报检查、捐税不均、贵族特权、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热衷的专制王权和死刑，……重新宣布为正式的信仰象征？” 〔4 〕32马克思认为，“即使它在勃兰登堡获得了‘外在的行动自由’，它也还是没有恢复波茨坦所期望的内在的自由” 〔4 〕33，没有恢复死刑的“自由”。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孕育着一个重要思想，即死刑并非统治阶级意志的结果，而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使然，死刑的存废还受社会舆论和阶级斗争力量的影响。

这一时期，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萌发了一些科学的死刑思想，但他们的唯物史观还没有深入到死刑制度上来，对死刑缺乏必要的论述，没有显示出较深的理论见解；他们的死刑思想还不够丰富，主要是对资本主义死刑制度轻率、伪善和残酷的批判，很多时候都在转述他人例如卡莱尔、哈尼和珀歇的死刑观点，很少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们并没有专门的死刑论著，只是在批判其他思想时附带论述问题，内容极少；而且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死刑，至少不主张废除死刑，他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死刑制度的残酷和伪善。

二、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是1853年马克思的《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这篇论文，这篇论文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唯一的死刑专论，更重要的是揭露了资产阶级死刑制度的野蛮，批判了为这种死刑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法哲学理论的谬误，提出了废除资本主义死刑的思想。从1853年到1871年巴黎公社前夕，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废除死刑，这是他们死刑思想的形成时期。

（一）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形成背景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谷，黑暗的反动势力统治着欧洲。许多国家恢复了专制制度，查封民主主义报刊和工人刊物，解散工人团体，公开地剥夺无产阶级必要的生活条件，取消无产阶级的出版、言论和结社自由，重新开始用死刑对付工人，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领袖和骨干被处以极刑。与此同时，一批腐朽的文人不顾人民废除死刑的强烈愿望，极力推崇死刑，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1853年1月26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自杀成风”的文章，列举一些事实，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我国每当公开执行绞刑之后通常会立即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或不幸事故；这是处死某一著名罪犯对神经过敏病患者和神经衰弱的人的强烈影响的结果” 〔5 〕577，公开歌颂死刑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关于死刑的小册子应运而生，在这篇死刑专论及其随后的一些论著中，马克思指出死刑是不公正的，是不适宜的，必须彻底废除死刑。

（二）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形成时期的主要内容

1.死刑是不公正的。“罪犯把违法说成是自己的权利。他的犯罪是对法的否定。刑罚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对法的肯定；这种法是罪犯自己要求的，并且是他强加于自身的。” 〔5 〕579在黑格尔那里，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是罪犯的权利，是罪犯本身意志的行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自由意志”背后的抽象人性论，他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具体的、历史的，受着各种社会条件影响，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一个具体的、特定的人，这肯定是荒谬的。死刑不把人当人看，侵犯人的尊严，是不公正的。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和法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 〔6 〕399，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國家和社会的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结果。“社会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国民犯罪行为的平均数与其说决定于该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不如说决定于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基本条件。” 〔5 〕580既然是国家和社会制造了犯罪和罪犯，则应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责任。国家不努力消灭犯罪的根源，却通过死刑制度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罪犯身上，这是极其不公正的。把刑罚看成是罪犯个人意志结果的理论只不过是古代报复刑的思辨表现。

1867年马克思在营救被囚禁在曼彻斯特的芬尼亚社社员时，呼吁英国政府对他们减轻刑罚，提醒英国政府在血腥做法和宽大仁慈之间作出明智的选择，减轻判刑不仅是道德上的正义举动，而且是政治上的明智之举。“处决在曼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的爱尔兰犯人，将会给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道义影响造成很大损失。根据虚假的证词和错误的判决处决四名犯人，将是一种政治报复，而不是司法行为。” 〔7 〕246即使法庭的判决和判决所依据的证词是正确的，没有被不列颠政府自己所污损，处死他们同样是不人道的。马克思再一次向国际社会申明，死刑是不公正的。

2.死刑是不适宜的。“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马克思反对将刑罚作为一种感化他人或恫吓犯罪分子的手段，他认为寄希望于死刑感化或恫吓犯罪分子等于缘木求鱼，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 〔5 〕577现实生活中，处死罪犯之后依然有很多自杀以及残暴的杀人行为，而且都是立即发生的。

有犯罪必然有刑罚。马克思认为刑罚的本质是一种自卫手段，是国家对付违犯社会生存条件的行为的自我保护，但反对把死刑作为社会对付罪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马克思对《泰晤士报》把死刑视为社会的最后手段进行了讥讽，“这里简直是在公开歌颂刽子手，因为死刑被称赞为社会的ultima ratio〔最后的手段〕，而这一切居然登载在一家‘指导性的报纸’的社论上” 〔5 〕578，马克思渴望废除死刑，建立一个没有刽子手的美妙社会。

3.必须彻底废除死刑。马克思认为犯罪取决于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基本条件，应该认真考虑改变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大量罪犯来为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否则，实施死刑也是徒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犯罪，才能彻底废除死刑。

1870年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彻底废除死刑的思想，“这些胆小的畜生以为，只要对刑事犯的死刑一废除，而且仅仅是在纸上废除，他们就完成了一件英雄业绩，现在就可以放心地把政治犯关进苦役监狱，并且像对待刑事犯一样对待他们。而对待政治罪行要靠戒严，继续保存火药和子弹” 〔8 〕457。这里恩格斯表达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不仅纸上废除死刑，而且要实际上废除死刑；二是不仅要废除刑事犯的死刑，而且要废除政治犯的死刑。政治犯是直接反抗现行统治关系的罪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与其他罪犯不同，政治犯有着强烈的政治信仰，而思想是自由的、不受法律约束，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 〔9 〕16-17，在这一点上，政治犯应该得到必要的尊重和宽恕，对政治犯判处死刑是一种野蛮的行径，必须废除政治犯的死刑。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形成时期，不是因为马克思发表了死刑专论，而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得到确立。客观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并非是反对死刑的第一人。1764年贝卡利亚就指出死刑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给人们提供了残酷的榜样，毒化人们的心灵，一旦发生错误则无法挽回，是无益的、不公正的，“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 〔10 〕45，但他废除死刑的思想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每个人作出的决定都是对自己最小的牺牲，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權奉予他人，怎么会把生命也搭进去，人们凭借怎样的权利杀死自己的同类？马克思继承了贝卡利亚死刑不公正和无效性的思想，并且超越了贝卡利亚，抛弃社会契约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阐明了资本主义死刑制度的不合理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犯罪增长的社会原因，废除死刑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产生犯罪的社会制度，消灭私有制。唯物史观在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死刑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三、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完善

从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到恩格斯去世，是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完善时期，其死刑思想的完善有两大标志：一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死刑制度的观点；二是揭示了死刑起源和消亡的规律。这两大死刑思想是对其前期死刑思想的发展，阐明了社会主义死刑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死刑制度的产生发展规律，为其死刑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完善的时代背景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以法国的失败告终，巴黎人民反抗本国政府腐败无能和割地赔款，1871年3月18日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巴黎公社。为了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1871年4月7日巴黎公社颁布了一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法令。梯也尔政府暂时停止了枪毙俘虏。但是，当梯也尔和他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他们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梯也尔政府不仅从外部对巴黎发动丧尽天良的战争，而且还想尽各种办法在巴黎内部开展策反和颠覆活动。72天后巴黎公社被反动政府剿灭。客观地说，“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3 〕4，但没有坚决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也是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巴黎公社革命促使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死刑思想的最终形成。

1877年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出版《古代社会》一书，“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11 〕29。这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兴趣，他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世界范围的古代公社历史，对很多著作进行了细心摘录、评注、删节、改造和补充，形成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整理遗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对《古代社会》所做的摘要和批语，恩格斯研究后根据马克思的笔记写出一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巨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探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科学地阐明了死刑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二）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完善时期的主要内容

1.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死刑制度的思想。面对凡尔赛政府的疯狂反扑和屠杀，马克思认为，公社不能恪守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不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 〔12 〕367，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必须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巴黎公社在马克思恩格斯倡议下实行死刑制度，并在程序上严格限定死刑的判决和实施，即未经执行委员会签署的判决书和决议，任何一项死刑的判决都不得执行。

革命暴力激起阶级敌人的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巴黎公社的残暴。为此，恩格斯于1872年写了《论权威》一文，针锋相对地反驳：“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13 〕344恩格斯告诉人们，正是因为巴黎公社利用了革命手段，它才能支持这么长时间，也正是因为革命手段用得太少，所以巴黎公社失败不可避免。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自己流血也要让敌人流血，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保留死刑这种武器来镇压反动势力的反抗，唯有如此，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共产主义。

2.死刑起源和消亡的思想。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死刑，民风淳朴，“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但也有纠纷。氏族内部所有的纠纷都由氏族首领来解决，氏族间的争端一般由部落酋长来协调，“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血族复仇是野蛮残酷的，是一个氏族对另外一个氏族的集体报复，将纠纷无限扩大化，在人口稀少的年代，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随着社会进化，原始社会慢慢进入血亲复仇阶段，即受害人亲属对加害人亲属进行家族报复，大大缩小报复的范围，保护了人口这一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接着人类进入同态复仇阶段，即对加害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和国家出现，氏族解体，国家接过私人暴力的控制权，对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的罪犯判处死刑。于是死刑产生了，取代了先前的杀人行为。“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 〔11 〕111。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死刑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说它是文明的，是指国家取代同态复仇的私人暴力方式，大大减少了死伤的范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有更多的、严密的程序设置，不让死刑滥用于无辜的人；说它是弊害，是指即使用最文明的行刑方式，也毕竟是杀人，是报复。

毫无疑问，死刑作为一种刑罚依附于国家。而“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14 〕228。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后，也继承了死刑这种刑罚，用以对付敌对分子的反抗，“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为止” 〔14 〕229。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死刑消亡的思想，死刑的消亡需要漫长的时间，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慢慢去除与国家相伴而生的“废物”，直到国家完全消亡，国家机器消失，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组成的社会取代国家 〔11 〕198，这个时候死刑才会彻底地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死刑思想深深影响着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深谙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对敌人镇压不力的指责，明确指出，“任何一个革命政府不用死刑是不行的，全部问题仅在于该政府用死刑这个武器来对付哪一个阶级” 〔15 〕175。在列宁领导下，1922年苏俄刑法典规定了死刑，鉴于废除死刑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列宁要求必须“说明恐怖手段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使它具有法律依据 〔16 〕187。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死刑思想，在新中国建立了死刑制度，他的死刑基本观点是“杀人要少，但绝不废除死刑” 〔17 〕546，邓小平也认为“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 〔18 〕153。在革命年代，他们把死刑视为对付敌人的有效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认为死刑是镇压反动派、巩固政权的有力武器，在阶级斗争进入相对缓和的阶段，他们仍坚持死刑，预防敌我性质的严重犯罪现象。

四、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启示

（一）动态、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有一个产生、形成与完善的过程，一开始并不主张废除死刑，只是反對资本主义死刑制度的轻率、伪善和残酷，后来认为死刑是不公正、不适宜的，要求废除死刑，最后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建立死刑制度，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废除死刑。因此，理解他们的死刑思想也必须从动态出发，正确把握其死刑思想发展的脉络，以马克思恩格斯中期的死刑思想认定他们反对死刑，是彻底的死刑废除论者，或者以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和晚期的死刑思想认定他们主张死刑，均有失偏颇。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还必须将二人的死刑思想结合起来，孤立地看待其中一人的死刑思想都会出现偏差。马克思恩格斯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他们的死刑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由于马克思去世较早，其后期死刑思想继承和发展的重担落在恩格斯肩上，恩格斯对马克思死刑思想的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晚年阐明了死刑产生和消亡的规律，把他们的死刑思想上升到科学的高度。

（二）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

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废除死刑，而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护自己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就应该保留死刑，死刑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废除。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将废除死刑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废除死刑，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如此，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死刑才能从根本上废除。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废除死刑是文明社会的重要象征。当今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废除了死刑，借此标榜自己的民主和文明，是马克思所说的“以文明自负”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主义社会相比的确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单从死刑的废除来看，也是一种文明，但由于其社会根本制度存在诸多的不合理性，很难说它就是文明的国家。

（三）为死刑的废除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不断演进的马克思恩格斯死刑思想告诉人们，死刑的存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结果，它的废除也需要一定的条件，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社会制度的发达完善，人民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当前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但社会财富还谈不上极大丰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较遥远，社会配套制度还有待完善；人民文化水平有了明显进步，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思维还广泛存在。这意味着我们废除死刑还需要一段时间。当死刑废除条件还不具备时，违背死刑的存废规律过早地废除死刑往往适得其反。当前我们主要的任务不是争论死刑的存废，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然要求消灭死刑，更不是通过废除死刑来改变现实，而是从现实出发，为死刑的废除创造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

注 释：

①参见张文、米传勇：《马克思死刑思想初探》，《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1卷（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或参见李晓君、杨秀英：《马克思死刑思想研究》，《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9年第4期。

②參见胡启忠、秦正法：《马克思死刑思想研究评析》，《湖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84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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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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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5〕列宁全集： 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6〕列宁全集： 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7〕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8〕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杨在平

作者：王贵东

废除死刑宪法学思考论文 篇3：

外国死刑制度对中国的借鉴思考

摘要：随着国际人权理论的发展与世界人权运动的兴起，死刑遇到挑战，经过很多国家的实践，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作为。对于我国来讲，死刑的废除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需要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努力。目前，我国死刑适用状况与国际潮流极不协调，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死刑制度重新审视和变革。

关键词：死刑制度；限制；改革

引言

当代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总趋势是以现有的死刑制度为基础，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并最终废止死刑。其中，限制和减少死刑是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和趋势，全面而彻底地废止死刑则是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长远目标。具体来说，可以先废除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再废除其他经济领域的非暴力犯罪以及其他非暴力犯罪，再废除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非暴力犯罪，再废除死刑故意杀人以外其他暴力犯罪，最后①废除故意杀人罪。从方式上来看，可以选择渐进式的路径：先通过立法限制死刑罪名，在司法上严格死刑适用条件，进而暂停死刑的司法适用，最终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从法律上废止死刑。

一、西方国家近现代死刑制度的变革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体制，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生。与此同时，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实现了从手工业生产到大机器工业的转变。工业革命的成果扩展至欧洲各国与美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君主专制和刑罚擅断的封建帝制，从法律上确立了主权在民和司法独立。资本主义各国在死刑制度上的变革，集中表现为逐步减少了死罪和改用较为人道的方式执行死刑，以减轻死刑犯临死前所受的痛苦。自从贝卡利亚1764年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后，很快得到各方面人士的呼应，最终导致欧洲各国陆陆续续地全部废除了死刑。

二、各国对死刑制度的态度

在限制适用死刑的制度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和限制，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都在绞尽脑汁，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手段表现出对限制死刑的积极态度，努力避免国际舆论的批评，主要的方法有：

第一，从适用对象上进行限制。根据有关国际人权公约，其中主要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在尚未被废除死刑的国家中，死刑适用的对象只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不适用于怀孕的妇女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罪行极其严重的含义是指死刑只能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并且所犯罪行只能是具有致人死亡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结果的故意犯罪；死刑不得适用于政治性犯罪、与背叛宗教信仰有关的犯罪、同性恋和非暴力性的性犯罪、经济犯罪和毒品犯罪。

第二，对宪法进行限制。例如，90年代以来，就有匈牙利宪法法院在1990年10月24日的判决中宣称：死刑违反了匈牙利宪法第54条规定的生命和人类尊严的本质权利0，这个判决在实际上起到了废除一切死刑的作用。1995年6月6日，南非宪法法院也作出判决，宣布死刑与南非宪法中禁止/残酷的、不人道或者侮辱性的待遇或者刑罚的规定不相符合，从而在实际上起到了废除故意杀人罪的死刑的作用。

第三，司法程序上的限制。一是在司法程序中强调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尤其是辩护权，要求在被告人无法支付律师费用的时候，国家应当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二是强调保护被判处死刑的人享有充分的上诉权。目前，除了极少数国家没有为死刑犯提供自动上诉程序之外，主要的问题是上诉期的问题。一些国家规定的上诉期只有3天，很少国家是30天或者更长。在美国的一些州，虽然上诉期可以更长，但是被告需要提出新的证据。三是使用特殊程序来最终确定死刑判决。除了中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之外，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是不限定死刑上诉审的期限，从而形成所谓的死刑行列，即被一审判决为死刑的人等待上诉的最终结果。

三、我国的死刑立法限制

（一）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死刑主体的条件设置在死刑制度中非常重要，如果死刑主体适用范围减少，死刑总量自然减少。我国刑法已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和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但对老年人、妇女、精神病患者、生理有缺陷者及智力低下者等弱势群体的死刑适用问题还未涉及。鉴于对老年人、妇女、精神病患者、生理有缺陷者及智力低下者的特殊情况，应减少对他们的死刑适用量，甚至不适用死刑，以更好地体现刑罚的谦抑性，也减少了死刑适用的总量。

（二）明确、细化死刑的适用标准。

现行刑法第 48 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从正面对适用死刑的条件所作的限制。但是什么樣的犯罪才是罪行极其严重，法律没有予以明确的界定。因此，这个关乎人的生命的界定就交由法官来自由裁量。而对于死刑这种慎之又慎的刑罚，法官们的自由裁量似乎又有其不确定性。因此，立法应当明确、细化“罪行极其严重”的适用标准，以此来限制法官对死刑的适用，从而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究竟如何理解和掌握“罪行极其严重”这个死刑法定标准，有以下几点：

首先，“罪行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唯一标准。对任何被适用死刑的犯罪分子，都必须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真正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才适合用死刑。

其次，“罪行极其严重”，具体到刑法分则中，死刑适用的对象不应仅仅被解为犯有“极其严重”的犯罪的人，而应是犯有“极其严重”的犯罪且具有该种犯罪最严重情节的人。如在规定死刑的分则条款中：“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情节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恶劣的”，“数额特别巨大的”等等。

最后，“罪行极其严重”，是区分死刑与非死刑刑罚的界限标准。凡是不符合“罪行极其严重”标准的犯罪分子，便不属于适用死刑的对象（包括死缓）。

四、当代中国死刑改革的具体策略

中国人民形成的最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对于中国最终要废除死刑的长远目标来说，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民众意愿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引导的，死刑废止的路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走。基于这些特殊的国情，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需要从自身情况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的改革方案。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推进死刑改革。

（一）在宪法中明文规定限制死刑。

我国现行宪法还没有明确保护生命权的条文，也没有有关生命權的宪法解释。有些学者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刚刚载入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进行扩大解释，确认此处的“人权”应首先包含生命权，这个解释并不为难，因为如果没有生命权，其他权利都无从谈起。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能以修改宪法的方式把生命权载入宪法将会更具有说服力，我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解释宪法的机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我国的宪法解释从未付诸实践，相反，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以来，已经有4次修正的经验，取得了 31条修正案。由此看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国家修改宪法比解释宪法更经常、更易操作，通过修改宪法方式明确生命权就更具可行性。

（二）主动推动死刑的废除。

在是否废除死刑的民意上，我们的立法机关不应该单纯迎合顺之，而应该更加注意引导民意。虽然说民众的心理感受影响死刑的存废，但是不能说死刑是否废除完全取决于民意，或者说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意。可以通过对死刑的透明化，比如更加宽尺度放开媒体对死刑犯的采访，适度公开死刑执行方式，让群众认识到死刑不人道性，以及通过废除死刑意义的宣传，中国民众会渐渐明白废除死刑并不意味着犯罪分子不加以惩罚，只是代以其他刑罚，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在以后接受通过非死刑的方式实现自己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三）逐步削减死刑罪名。

随着改革开放后侵害经济秩序的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比较猖厥，立法机关就大量地增加立法，颁布一系列的单行刑法，增加了若干种犯罪的死刑。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到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共颁布了 20多个单行刑事法规，由此增加的死刑罪名总计有50多种，死刑罪名空前高涨。这些增加的死刑罪名大多都属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的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相对于1997年刑法修改前，1997年修订后的中国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罪名虽然有一定减少，但仍然保留有68个死刑罪名.《刑法修正案（九）》中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的死刑，取消伪造货币罪的死刑、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等9个死刑，死刑罪名更少，这次刑法修正案由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死刑罪名将会进一步限制，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让我们看到法治进程进一步提高。

逐步减少死刑罪名，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既符合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和三、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要求，有助于彰显国家对生命至高无上价值的尊重，也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只能是作为最严重罪行的惩罚”的精神，进一步向国际社会宣示我国致力于从立法上严格限制死刑、逐步减少死刑的态度，有助于推进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标准的现代化和轻缓化，加强我国同其他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在人权领域进行平等互利的交流与合作。

注释：

①徐良 死刑制度与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思考，2012年9月。

作者简介：于晓敏（1990-），女，汉族，山东泰安人，贵州民族大学法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作者：于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