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改革范文

制度是通过规范体系表现出来的,必须借助于有力执行才能发挥出制度规范效能。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劳教制度改革范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第一篇：劳教制度改革范文

劳教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2013-4-15 5:34:16来源：2013年04月13日 08:01:48 中国青年报已经在中国存在近60年的劳教制度将在今年内启动改革。

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

1月7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待报中央批准后，今年适时建议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可以预期的是，劳教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将在今年内定调，多年来，力主废除或是建言改革劳教制度的声音或大或小，从未消失过。在劳教制度缺少合法性基础、现实中屡屡被滥用、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已成共识的大背景下，如何确定改革路径尤为重要。

劳教制度是否应该被全盘推翻?是否应该有替代制度?目前有关劳教制度的一系列法律文件、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十几个，如何处理?此外，改革劳教制度后，现有劳教所是否取消、目前在教人员如何处置、劳教干警如何安置等等一系列问题，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劳教改革要走哪些法律程序

现行的劳教制度存在了近60年，规范这一制度的依据主要有三个：分别是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979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订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此后几十年里，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等部门先后颁行了一些文件和指导意见，劳教对象范围不断扩大，针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纳入劳教，劳动教养的决定主体纳入公安系统。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劳教学会理事杨建顺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法律位阶来看，《决定》和《补充规定》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可以看作是准法律，《试行办法》可以看做是准行政法规。

在有关劳教制度存废和改革的多次讨论中，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一举废除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在一些行政法学者看来，规范收容遣送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废止相对容易，《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于2003年8月1日被废止同日，又有一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两者实现了无缝对接。

而目前劳教制度的依据中，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律性文件，废止这些文件后，是另立新法还是制定行政法规，目前尚无定论。

杨建顺认为，无论是直接废除劳教制度还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革，都要经过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对其批准的两个法规进行分类研究，公安部应该做好对《试行办法》中规定的劳教对象的梳理工作，为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建议。从历史上来看，劳动教养制度一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从立法的可行性上来讲，如果需要另立新法，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程序更现实。当然，这需要严格按照立法程序，时间成本较大。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认为，消除劳教制度改革的法律障碍，其实只需要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作出一个决定，废除相关文件就可以，公安部等其它部门可以根据要求同步废止或者取消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这并不困难”。

他认为，劳教制度是在革命斗争的社会背景下被动批准的，并不是正常的法律，而且批准纳入劳教对象的范围非常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范围更不合理，“如果我们单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考虑，那任何东西都动不了;如果从尊重人权的角度考虑，就应该立即行动。”莫于川说。

现有在教人员怎么办

《试行办法》规定了6种应当被劳教的情形，2002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规定了应当被劳教的10种情形，我国主管劳教场所的是司法行政机关。

据司法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劳动教养管理所351个，在所劳教人员5万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劳教制度改革，他认为，要剥离出部分劳教对象，纳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对那些本来就不该实行劳教的，要采取措施杜绝，如针对上访者的劳教、因办案期限所限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以教代侦”等;另外，目前占被劳教人员很大比例的强制戒毒人员，根据《戒毒法》和《戒毒条例》的有关规定，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由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分段执行;建议将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合并到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劳教所(戒毒所)，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和戒毒效果;把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措施都纳入改造后的“劳教”场所，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管理制度，缩短期限，加大社会化处遇，与社区矫正挂钩。

目前在下一步有关建立劳教制度的替代性制度、赋予这一制度正当的法律依据的讨论中，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阻止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剥夺公民不应该被剥夺的人身自由。不少人反对把现行的劳教情形全盘搬进“法律”，主张要有取舍。要以“人身危险性”为基准，只对那些对社会有现实的明显的危险性的人员，一般来讲是常习性违法者和不良瘾癖者，进行矫治。反对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涉法涉诉上访者”纳为矫治对象，更反对对一般的不够刑事处罚的轻微违法人进行“兜底式”劳教。

现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的陈冀平曾经长期担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他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停止劳教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主要违法行为都能依照法律处理，比如对于吸毒的人，可以依照《禁毒法》予以处理。近年来，政法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不断提升，社区矫正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运行效果较好，有利于教育一些虽有违法行为但尚未达到刑事处罚规定的人。

陈冀平表示，目前中国劳教人员的数量已经非常少，公安机关对于劳教人员的审批掌握得非常慎重，可以说，基层应该已经做好了劳教改革的准备。而停止劳教制度的关键在于提高基层政法干警、尤其是公安民警的执法手段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能力。

第二篇：司法部部长：劳教制度改革正在积极稳妥推进

2013-4-15 11:25:15来源：中新网 2013年03月07日

中新社北京3月7日电(记者 许云峰)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正在积极稳妥推进。

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对中外媒体开放，吴爱英参加审议。

会后答记者问环节，有记者向吴爱英提问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进展情况。吴爱英回答，“劳教制度的改革我们正在做，有关工作，我们将按照有关的部署积极稳妥推进。”

但就关于改革的具体进度，有关省份准备停止劳教审批的情况，吴爱英并未回应。

此前，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胡旭曦本月3日向中新社记者透露，湖南省目前已停止劳动教养审批。

第三篇：劳教改革

Lunti 一劳教废止的原因及意义：

劳动教养是指对有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条件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处罚性措施。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依法治国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民众对民主法治的要求日益提高，对人权、程序正义和公正等问题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明显不符合我国不断健全的法制要求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不少批评甚至攻击。

一、劳动教养违背多部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一)劳动教育制度与我国和国际现行法律相违背：

1、劳动教养制度是依据我国1954年《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设立的，该规定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从法律上看，《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并无任何强制性教育改造的立法授权，因而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宪法根据。作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3年的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都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制定主体不一，效力等级参差不齐，没有一部基本法律对劳动教养作出规定，作为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冲突。

2、劳动教养与国际人权公约相违背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1 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而在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下，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应受劳动教养的根据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根据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这种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是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的。而在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中，只要被劳动教养人本人对劳动教养决定没有异议，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这一现实，显然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上述精神的。 如今我国的法律体系基本健全，劳动教养这个法治社会的“怪胎”，该制度形成之初是为了配合“镇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改革开放后，为了处臵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并实现了劳教对象向普通违法行为的转型和延伸。尤其是九十年代末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在管制效2 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处罚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的存续和膨胀明显的违背中央政府提出的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执政方向，并且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形象。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罚”，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于是就造成了劳动教养的随意性强的特点，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此制度已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领导有权力的意志为旨意，赋予了官员法外惩罚的权力，他们失范的行为引发社会不稳定，公权私用，进一步的加剧官员的行为失范，于是社会反弹，引发官员更加暴力的镇压，从而社会就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维护稳定-更加不稳定，恶性循环中，所以**，游行等群体性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并且对政府和党越来越不满，这无疑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并且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劳动教养制度也成为了错案、冤案的温床，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案件、法院清判案件、3 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现今河南项城“呕吐死”“躲猫猫死”“喝开水死” “睡觉死” “螺丝钉死”等等，其实都是借口和理由。劳动教养也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近日，因被上访而被劳教的永州母亲唐慧让人动容，令人心酸，终于在媒体的帮助下母女团圆。其实因上访被劳教的比比皆是，甚至如今已成政府基层的潜规则，很多人的冤屈无处去申诉，因为基层的政府派出很多人去抓这些上访者，甚至公安局随便按个罪名去劳教。当你上访时打扰了领导的饭局，休息或是心情时，当你上访因情绪激动的大喊冤屈时，当领导不愿受理你的上访时，你随时都可能被拉去劳教，时间一年到四年不等，到底劳教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还是限制了人民的上访，所以劳教一日不废，谁还敢上访，长时间的积怨，必然会引发**。

诸多事实表明，乱象从生的劳动教养制度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它的巨大负面效应足以让中央政府改弦更张、从善如流，反思现有的治理模式，从而4 推动立法部门早下决心，尽快废除这一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严重背离亲民、爱民政策的劳动教养制度。

二劳教废止对人权保障的意义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文明的进步要求，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现行宪法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了明确规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使在一般法律法规中关于公民权利及人权保障规定的实现有了根本的保证。我们要积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全面贯彻宪法精神，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履行职责的最高守则，彻底摒弃“重打击、轻保护”的陈旧观念，为尊重和保障人权提供良好的保障。

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公平与正义彰显的社会，是人们懂得合法地维护自身利益，又能够理性地尊重他人权益的社会。因此，只有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公民人权意识普遍提高，只有公平与正义得到彰显、尊重和保障人权具备良好的社会氛围、制度安排和法律保证，社会生活才能真正走上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和谐发展。

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尊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强调一切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发。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政府作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庄严承诺，被国际舆论赞誉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

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赋予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列宁曾经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这是我国宪政理念的进步和人权法律保障的重大发展。只有充分认识并有效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就要切实尊重和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以及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必须切实树立维护社会秩序与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观念，既要认识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保护多数人权利的需要，又要在实施执法和管理过程中注意保护相对人的权利;既要认识到依法及时打击犯罪是对大多数人权利的保护，也要在刑事诉5 讼活动的各个环节严格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既要严格履行惩罚和改造罪犯的职责，又要有效保障罪犯的人权。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在执法活动中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

牢固树立并努力实践依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观念，是政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新时期的新要求。各级政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把学习宪法、增强宪法观念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更加牢固地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切实承担起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责任，使“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依法办事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不断提高执法水平，为维护新疆的社会政治稳定、推进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进程作出新的贡献!

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中强人权保障，是形势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上层建筑应当适应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尚未改制。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或契约经济，它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主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地积极投入市场竞争。修正后的刑诉法加强人权保障，使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尽量不受或少受专门机关的非法侵犯，这是与提高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加强公民主体的观念相适应的。

其次，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党中央确定的重要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规范。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的关系上要求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任何剥夺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中则要求从程序上赋予被追诉者与国家追诉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使其有效抵御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3通过加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以防止国家专门机构在追诉、惩治犯罪活动中滥用权力。这显然符合现代法治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须的。

再次，是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几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6 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我们一方面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1991年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即指出，中国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加以纠正和改变，那么它们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处于被动的境地。我们在保护人权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将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现代司法在价值取向上越来越寻求一种平衡，即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而且在保护人权时，不再单纯地强调保护违法者的权利;执法、司法要注重的是一种三角形的利益关系，这个三角形利益关系指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和违法者的利益。保护违法者权利不是惟一的价值取向，还要考虑到其他社会公众的需要。公众有享受安宁的不受犯罪侵害之生活的权利。应当看到，重视保护人权、程序公正时，要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地强调保护人权和程序公正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在价值取向上寻求一种平衡，兼顾保护人权和打击犯罪。司法公正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兼顾的一种公正观，片面追求某一方面都会弊大于利。在执法办案中，把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紧密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执法与保障的关系，切实把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有机统一起来，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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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最高法：配合劳教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案快审快结机制

2013年10月23日 20:50:00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杨维汉)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23日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上提出，各级法院要积极配合劳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延伸审判职能，帮助罪犯早日回归社会。

周强要求，各级法院要建立健全重大敏感案件审理监督指导和舆情应对机制，确保重大敏感案件的审理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要全面清理久押未决案件，逐案建立工作台账，分析原因，研究对策，落实承办时限，限期予以解决。要进一步规范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工作，促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周强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涉诉信访改革，提升涉诉信访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加强同检察机关的协调配合，依靠案件所在地党委、政府，推进解决涉诉信访突出问题。要大力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强化对调解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升基层办案水平，推动破解诉讼难题。

第五篇：劳教废止制度

一、什么是劳教制度?

二、相关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

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三、唐慧案件劳动教养弊端分析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

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

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

一个人有轻微违法，要劳教三年可以基本上无程序可言。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则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报捕、移送起诉，已经很繁琐了，检察机关还要批捕、起诉，法院还要开庭审判，审判时，还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讼技的律师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几份主要证据不能采信，则此人会无罪释放。在此，从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经过三堂会审，加律师辩护，还极有可能成漏网之鱼，检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诉。法院可以判无罪，可以定罪免处，还可判缓刑。相比之下，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定劳教三年。

四、废除劳教的意义：其一，维护法律权威，为推进法治中国提供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废除劳教制度无疑维护了宪法的权威。

其二，避免侵犯公民权利事件的发生。除了侵犯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以外，劳动教养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废除这一制度对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义不容忽视。

其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显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明显与上述人身自由权原则相适应的，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废止劳教制度，无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央全会正式做出了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进步，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来不会有行政权来决定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经过司法审判、法庭抗辩、律师辩护、法庭合议，由法院来决定一个人该不该被剥夺自由，这个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改变了五十多年来有一块是由行政权来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确保对每个人人生权利的保护。同时取消劳教之后也会带来社会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健全轻罪的追究方式，健全社区矫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