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论文范文

2022-05-09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农户经营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文章提出“生存型農户”“经营型农户”以及“农户转型”一组新概念，以表征贫困地区农村以家庭为经济单元的发展路径特征。

第一篇：农户经营论文范文

现阶段我国农户经营行为特征及其选择

摘要:处于转型加速期的我国农户,在政府“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正在朝着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适度规模化方向发展,组织化已成为农户经营行为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整合,构建促进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动态成长模式,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农户经营;行为特征;路径

Characteristic and Choice of Farmer Household Management Behavior at the Present Stage in China

LI Yu

(Financial Institut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China)

Key words:farmer household managemen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path

农户作为一个经营组织单位,婚姻、亲情等契约约束使其具有天然的稳定性,构成我国农业的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也是认识和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农户经营的生产成本可能很高,但其组织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却相当低,追求的是“家庭效用”和“利润”一致的最大化。家庭承包经营制是适应我国农户经营的特殊性和农业生产的适应性而作出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变迁,体现了农户经营自身的“生产效率”。现代农业是市场配置的农业、是商品经济的农业,对传统农业赋予了新的内涵、功能、定位,不仅包括种植业、养殖业,还包括产前的化肥等生产,产后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等,贯串了一、二、三产业,与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和计划经济的农业有着根本区别。现代农户也不再是传统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已融入到开放、流动、分工的社会化发展中,同时也改变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农户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过程大大提升着农户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产生了内在的矛盾,需要以新的思路应对变化之中的农户需求。

农户经营经历了从自给性生产到自给半自给性生产,再向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转变,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处于转型加速期的我国农户,在政府“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引导和支持下,正在朝着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适度规模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

一、现阶段我国农户经营行为特征

(一)生产的专业化

最初的农户是自给自足的,这是由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不可能产生发达的分工与市场交易,农户的生产基本上处于“小而全”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户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在满足自身需求后出现了剩余,产生了市场交换。市场交换的发展,为农户提供了生产生活必需品来源,农户逐渐放弃了部分经营活动,专门从事自己拥有比较优势的经营活动,“小而全”的范围逐渐缩小,推动了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的进一步发展。收入增长来自结构调整,真正促使农户进行家庭经营结构调整的是产业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比较优势,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经营活动。

为了分散和化解农业生产的自然和市场等风险,农户会选择从事多种经营活动的兼业经营,并逐渐分化为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和非农户。通过分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可能,为利用农闲时间创造财富提供了机会,也为纯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或小规模集约经营的专业化生产创造了条件。一方面,通过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和区域性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农户可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符合市场需求、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产品,从而改变传统小农“小而全”的生产状况;另一方面,逐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和就业体系的建立,为农户分化和进行专业化生产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二) 交易的市场化

农户的经济活动以市场交易为手段来实现自身目标,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通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户经营的市场化导向上作出的制度安排来反映(如表1 所示);另一方面,农户经营的市场化发展可以用农产品商品率、经营收入与经营支出的货币化率加以衡量。农户经营的商品化发展反映了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家庭经营与市场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农户家庭经营所处的阶段,是主要为家庭自给而生产还是为市场而生产等等,即生产经营决策是否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并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生产决策和产品结构。

一般地,商品化率和农村居民收支的货币化率是衡量农户交易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衡量标准,市场化程度在0-15%为非市场经济;10%-30%为弱市场经济;30%-50%为转轨中期的市场经济;50%-60%为转轨后期市场经济;65%-80%为欠发达市场经济;80%以上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生产的商品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居民货币收入率逐年提高,改变了过去较长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的自给半自给状况及以农为主的单一生产结构,农村居民的实物收入为主状况逐步被货币收入的迅速提高所替代,农户的生产职能和消费职能逐步趋于分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农村居民出售农副产品收入人均仅为27元,占总收入的 17.6%;人均全部货币纯收入为56元,货币收入率只占 41.9%。1998年农民全年出售产品收入提高到1 029元,比1978年增长38倍,占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到34%,提高了16.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纯收入中,货币纯收入额达到1 400多元,增长24倍,货币收入率提高到了67%以上;农村居民人均货币性生活消费支出额由48元达到1 128元,增长了23.5倍,货币性生活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41%提高到1998年的70.7%,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 587元,工资性收入人均1 37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0元,增长17%,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为38.3%;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 15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人均2 061元,同比增长11.2%,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8.5%,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上升为40.0%。

另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199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6年到1996年,农户粮食商品率由33.7%提高到35.6%,11年间上升不到2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农户生产的经济作物和畜产品则以高商品率为主要特征,这种变化表明农户经营己经步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

(三)服务的社会化

随着经济、社会和市场交换的发展,农户的生产、生活、交往已突破家庭、地区、国家界限而融入到社会化大系统之中,农户经营被卷入到社会化大分工的网络中,需要社会化服务来支撑,主要包括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

生产社会化是农户经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是区别传统小农的重要标志。产前社会化包括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都通过社会化服务进行购买,很少使用自制的生产资料;产中社会化包括播种、犁田、除草、收割等环节都开始由社会化服务来代替,特别是在平原等适合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基本实现社会化;产后的社会化包括农产品的销售、加工和运输等环节,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农户生活社会化,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日常生活支出、赡养老人等都逐渐融入到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之中。农民不再自己缝制衣服,不再自备柴火,连同走路都离不开社会化的服务。

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包括土地、资金、劳动、信息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随着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开始变大。2004年以后,随着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制度的实施,农村土地价格由负变正,加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农户已将土地作为股份参与投资,或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等,将大大加速土地要素的流动,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农户生产经营和生活的关键因素,随着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民间金融逐渐成为农村资金社会化的主体,再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农户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化的资金。农户经营除了农业必需的劳动力以外,家庭其余劳动力都进行社会化配置,外出打工或雇入劳动。

(四)经营的适度规模化和组织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小农是一家一户靠自己的劳动对小块土地进行独立经营,规模不大,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而进行的农业生产[1]。当然,马克思所处的不承认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社会与我国转型加速期的现代社会是不同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明,适度规模经营对促进农户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农户的适度规模经营包含内涵式集约经营和外延式集约经营两种方式,内涵式集约经营指对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使用先进的生物技术,进行劳动密集式精耕细作,或通过组织(如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整合,将若干个相互独立的小规模经营单位组织起来,纳入一体化、产业化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组织化与社会化程度,以群体的组合优势扩大农业整体产业的经营规模。具体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依赖于双层经营方式进行的小规模内涵式集约经营(C₁);二是依赖于其他社会化服务力量(如农业公司、专业化合作组织等)进行的小规模内涵式集约经营(C₂)[2]。

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占较大比重,农户数量增多,土地细碎,户均占有耕地逐渐减少,这种严重超小型、高度分散的农户经营体,没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内在冲动。从1986年到1996年,户均耕地面积由9.2亩减到7.8亩,人均耕地面积由2.0亩减到1.9亩,劳均耕地面积由3.7亩减到3.1亩,分别比1986年减少15.7%、5.6%、15.0%。户均耕地块数1986年为8.4块,到1996年的仍然有6.2块。土地流转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户均耕地转包面积也只由1986年的0.3亩增加到1996年的0.4亩增加了38.7%[3]。

根据1986-1999 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10个村跟踪观察户资料表明,就农户家庭主要经济资源利用效率比较看,无论是劳动资源还是资金或农地资源,其利用效率在大多数年份最好的应当说是经营规模在1-3亩的农户,其次是规模超过10亩的农户。随着农户经营农地规模的扩大,农户分布呈典型的“∩”状,而农地收入水平以及资源利用效率则呈“U”状或下降趋势。这一结果意味着现行的农地配置是极不合理的,虽然从公平的角度上看,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从农地利用效率发挥看,则是最差的。因此,实现规模经营已成为浙江农村以及农户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4]。

根据2002年我国粮食主产区10个省30个县的3 000个农户调查数据表明,粮食主产区户均、人均、劳均耕地面积分别为10.71亩、2.75亩、4.16亩,仍属于小规模经营,但户均和人均耕地都比全国平均水平的7.69 亩、1.48 亩要高。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经营的农地规模明显偏小,在经营农地的农户中70%多的农户经营规模不足10亩。在粮食主产区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农户耕地在10亩以上,其报酬是递增的[5]。2006年,农村人均耕地面积1.41亩,户均耕地也只有7.3亩。因此,如何将农地经营由分散转向集中,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

实际表明,通过土地流转机制或股份制等形式实现外延式集约经营,扩大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进行适度规模化生产的经营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但决不是权宜之计,进行劳动密集式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内涵式发展也只能解决短期的生计和发展问题。因此,比较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组织化发展道路,借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降低了农户经营的市场和自然风险,提高了农户经营的效率,同时又扩大了农户经营的外在规模,实现规模经营效益。

农户经营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规模化只有在组织化发展基础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组织化是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市场化为农户经营组织化提供动力,专业化是农户经营组织化的产业基础和支撑,农户经营组织化又为社会化服务提供保障,组织化已成为农户经营行为的必然选择。

二、农户经营行为的路径选择

研究农户经营行为,必须与农户个体、农户群体和农户经营组织的行为联系起来,现有的农户经营行为特征、行为选择及其绩效已经为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农户和农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农民对其组织的功能性要求,农民的利益是农户和农业组织存在和变革的根本前提,其能否真正发生必然遵循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原则。

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较小,大多数农户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经营状态,组织化程度较低,这种状态造成农户经营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风险较大,竞争能力减弱,利益也难以得到保证,必须进行组织创新。组织创新必须依据成本-收益原则作出选择,这就要求这一创新组织的制度安排能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并对他的努力给予应有的回报。农户经营包括经营主体-农户和客体-农业两个方面,它们是密切联系的统一体,农户的性质决定农户经营本身是有效率的,这就要求组织创新必须在保持农户经营独立地位的基础上,从农户这一组织外进行。

引导农户进行组织创新要遵循农业产业组织化和农户组织化两个思路展开,农业产业组织化强调农业生产要素功能的协调性和合理性,主体是农业组织,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首要目标,在农业专业化分工前提下从事专业化生产,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并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农户组织化强调人的组织化,主体是人格化的农户,以维护农户利益为首要目标,为了提高自身的弱势地位,必须通过农户之间的联合、合作,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整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形式参与竞争,从而改变自身的弱势为强势竞争,巩固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两种组织形式,整合、构建出促进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动态成长模式,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

(一)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农业产业组织化就是将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采用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一体化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使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组织体系。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化发展的要求,龙头企业需要组织起来的农户,农户也需要组织起来与龙头企业对接,这已成为产业化经营中的一种新趋势。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通过“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式,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农户经营纳入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把分散独立的许多生产过程,融化为一个社会生产总过程,形成小群体、大规模、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和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使农户致富,本是制度安排的初衷,一些龙头企业的建立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确实起到了带动农户致富的作用。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加入WTO,政府逐步退出竞争领域,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也在减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龙头企业与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农户竞争力量的悬殊,使得农户大部分的收益仍然被龙头企业获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农户之间需要组织起来,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公司平等竞争。在“公司+农户”这一产业化经营基本模式的基础上,衍生出“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不同类型的产业化组织模式,出现了产业化经营与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融合的组织化模式。农户借助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发生联系,不仅使农户消除农产品的销售障碍,避免由于信息不灵、渠道不畅等原因造成的市场风险,而且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使农户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是实现农户进入市场、发展市场农业的有效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相衔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已成为带动农户经营组织化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

(二)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中,农户处于仍弱势地位,分散经营,法人主体地位缺失,不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对外交往也缺乏应有的商业资信,不能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相应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也不利于农户参与到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当中。国内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合作经济组织是引导小农户进入市场的最佳途径,通过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将拥有不同资产的农户通过一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行横向联合、合作,即在不改变农户家庭经营的前提下,对农户进行组织整合,形成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专业合作经济法人组织,既可以较快地沟通、传递市场信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减少生产盲目性,又可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既可以通过利益的纽带和内部章程,约束、规范农户经营行为,把不同农户通过专业化生产经营组织起来,提高其谈判地位,又可以独立享有民事权利与承担责任义务,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为广大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提供一系列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解决了单个农户家庭经营所面临的技术、生产、资金、供销、信息、农机、农产品加工储运等问题。同时,以农业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合作意愿为前提,合作组织内部成员分散生产,民主管理,统一对外经营,既发挥了合作的优势,又不损害农户家庭分散生产的积极性,既能体现农业家庭经营活动的内在要求和独特优点,又解决和克服了广大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的弊端,实现了家庭承包基础上的外部规模经济和规模经营效益,从而把农户经营与农业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和规模化经营有机统一起来,提高农户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达到稳固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为农民提供多种有效服务。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对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各级政府扶持的贷款担保公司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服务范围,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办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发展农业农村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各种专业服务。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含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如专业协会、技术协会和专业合作社等,其利益联结机制不同,具有不同的组织边界,包含了不同的治理结构,产生不同的“合作收益”,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在成长机理的基础上,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系进行构建,不断完善其内在运行机制;同时,还要认真完善、贯彻执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相关法律,积极引导农户成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加强对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使农户真正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受益。

(三)整合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我国的农户经营组织发展实践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是在没有动摇农户这一微观经济主体独立产权的基础上,引导和组织农户改变以往单个农户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两种组织都是外在地扩大了农户经营的规模,确实实现了农业微观经济主体的组织创新,但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加以优化。由于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存在着天然的融合性,共同内生于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中。因此,需要对这两种“组织”进行有机整合,将二者共同纳入农业产业体系中。

农户经营组织整合就是在保持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前提下,以农户为基础,以农业专业化生产为依托,通过劳动与资本联合或劳动与土地联合为纽带,按照公司制、股份制、合作制或合同制等方式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将二者重新整合为适应农业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有利于推进农业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经营组织形态,目的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改变广大农户经营自身的不利地位。其基本模式表现为农户横向联合、科层纵向联合与农业产业纵向一体化联结的经济共同体,即“公司+合作社(或协会)+农户”模式。

农户为了提高自身的市场谈判能力和竞争能力,获得较好的服务,较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根据专业化生产的需要首先在小范围内通过组建专业协会,对内相互提供技术、服务,进行专业化生产,对外以合作体的形式进行销售,提高在市场中的讨价还价能力,获取更多的市场收益。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为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能力,提高组织自身的投资和融资能力,有可能吸引一部分企业加入,通过较紧密的利益联结方式组建合作社或股份合作社,利用合作社内部的有效联结机制,将业务向产前或产后环节延伸,对内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将社会化服务内部化,降低交易费用,对外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或收益。由于受到合作社组织边界的限制,当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获取更多的合作剩余,合作社之间可以通过较松散的专业协会形式进行联结,突破区域界限,扩大市场边界,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而企业为了更好地获取原材料来源,满足利润最大化需要,不得不与协会或合作社进行合作,尽可能让利于合作社,建立自己稳定的原材料生产基地,由此可以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并使之得以巩固和稳定地发展,农民增收得到保证。如图3所示,随着市场化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组织结构梯度演进,利益联结机制逐渐紧密,呈现出一个动态的逐级递进的互动成长过程,从而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拓展为“公司+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农户”的一般形式。

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的弱势性,加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农业产业链的构建当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从整个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出发,不仅从宏观上对整个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进行规划,而且要在微观上对农户经营组织进行政策支持、引导和保护;不仅要对龙头企业进行扶植、培育,而且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支持、保护和协调,构建支持保护体系,推动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和稳固发展,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罗必良.农地经营规模的效率决定[J].中国农村观察,2005(5).

[3] 农业部农研中心.家庭经营与农户劳动力配置:1986- 1996年[J].中国农村观察,1997(6).

[4] 钱贵霞,李宁辉.不同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农户效益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5(4).

(责任编辑:李江)

作者：李瑜

第二篇：论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生计资本条件

摘要：文章提出“生存型農户”“经营型农户”以及“农户转型”一组新概念，以表征贫困地区农村以家庭为经济单元的发展路径特征。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以课题组2018年在西北四省区收集农户经济金融数据为研究基础，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测算，依据农户家庭经济特征区分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分析农户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农业信贷在两类农户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明显正向作用，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增加单位金融资本使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发生率更为显著增加。相关结论对“后贫困”时期的启示是，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増加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并改善其结构，以实现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化，使农户在实现劳动力价值以外获得可观的土地、财产、管理和技能收益，由此巩固、扩大国家扶贫攻坚战略效果和防止返贫，是政策瞄准必须考虑的因素。

关键词：生计资本；生计可持续；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存型农户；经营型农户；农户转型；后贫困时期

收稿日期：2020-01-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后贫困时期农村金融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17JJD790016）、陕西师范大学2018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重点项目“西北地区‘后贫困’时期农村金融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明，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货币经济与金融市场、农村金融、环境金融和马克思经济理论。

一、引言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的基本单位，是研究农村贫困地区发展问题的重要对象和基础。生计（livelihood）在英语词典中被定义为“生活的手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将“解决穷人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随着我国学者对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和扶贫实践的进展，学术界普遍认为贫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复合结果，仅依靠外部介入和转移支付从而增加贫困家庭收入不能根本解决贫困问题。事实上，粮食不够充足、物质资本匮乏、教育机会稀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环境的脆弱等，都直接影响到贫困地区农户实现脱贫。相关研究表明，一定程度上增加穷人的资产，可以提高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从而为农户脱贫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在农村社会中，农户家庭作为基本的生计单位需要承担来自市场和自然的风险。可将生计脆弱性概念应用于分析农村贫困问题。用生计脆弱性刻画农户抵御市场与自然风险的能力，生计脆弱性即表示农户应对生计困境的能力不足。较早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被广泛地用以研究农户脆弱性[1]，目前学界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对“生计”的定义由Chambers提出，认为生计是个人或家庭维持生活的手段[2]。将农户的生产活动视为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任何环境节点的风险都可能对农户生计产生冲击（Fafchamps，2003）[3]。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起来呈现出不同的生计策略。Panth J（2016）提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基础是生计结构和转变过程，进一步揭示了生计资本结构、生计策略和生计目标之间的影响机制[4]。Scoones（1998）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单一农业型生计策略和生计多样化生计策略两类。此后关于生计策略的划分多以此为标准，围绕着农业生产活动对农户的生计策略进行划分[5]。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生计脆弱贫困户大多存在生计资产仅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发展需求受到抑制，生计适应性较差等问题（李小云等，2007[6]；徐鹏等，2008[7]；谢东梅，2009[8]；张大维，2011[9]）。农户生计脆弱性主要受家庭内在要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杨光，2014）[10]。家庭内部人力资本匮乏、物质设施落后是生计脆弱性的主要诱因，自然灾害、疾病突发事故等外部环境因素也会导致生计脆弱（金莲，2015）[11]。陈传波（2005）基于风险分析框架及农户脆弱性进行研究，认为贫困农民由于生计脆弱以及抵抗风险能力弱，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12]。王成超（2012）提出生计资本、家庭结构、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受教育水平，自然条件和居民点布局等因素都对农户生计有决定作用[13]。抵御生计风险的基础是资产（池文芳，2014）[14]。关注贫困群体的生计脆弱性，可以有效地防止贫困反复，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樊丽明、解垩，2014）[15]。同时，应当优化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保障其生计安全，并将能力建设放在精准扶贫首要位置（池文芳，2014）[14]。

阎建忠等（2009）提出，应鼓励非农多样化生计策略，建立发展型生计[16]。典型山区农户应实现以单一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生存型”目标向多样化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发展型”目标转型（何仁伟，2013[17]；吴海涛，2015[18]）。传统农户建构适应市场机制的现代生计方式，是其能否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李海鹏等，2016）[19]。为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防止贫困户脱贫后再次返贫，基础性扶贫政策的制定要着眼于消除长期贫困，在社会层面要重点消除对返贫户的社会排斥（彭新万等，2015）[20]。通过改善脆弱性背景、持续扩张生计资本（唐丽霞等，2010）[21]，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张峻豪，2014）[22]。许汉石（2012）研究表明，多样性的生计策略组合能够增加农户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降低农户的生计脆弱性[23]。

贫困状况是一种动态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特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困”本身也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我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人口后，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将成为理论界和政策关注的焦点。贫困地区小农户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特征等农业生产条件的制约，家庭经济大多仍局限于满足家庭成员基本生活需要，主要依靠实现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价值获取收入来源与生活资料，本文定义具有上述特征的家庭为“生存型农户”。生存型农户未来能否长期稳定且较为“丰裕”地安居农村生活，即取决于能否突破家庭生计资本稀缺的内部局限以及各种外部约束，使家庭单位劳动力能够推动相较当下倍增的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实现劳动力价值之外，获得可观的土地、财产、管理和技能收益，即由“生存型农户”转变为“经营型农户”。事实上，贫困地区农户能否在内生动力与外部支持的合力作用下由生存型农户转变为经营型农户，是国家推进扶贫攻坚战略获取成功，并巩固、扩大其效果和防止返贫的关键。本文提出“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范畴，依据在西北贫困地区的田野调查数据刻画农户生计资本的规模与结构，按照一定标准对农户类型做新的划分，探索、发现家庭生计资本如何促使“生存型农户”转变为“经营型农户”，即将“农户转型”作为关涉农村经济金融领域新的命题加以研究，冀望引起经济理论界的重视。

二、田野調查概述与农户类型界定

（一）田野调查概述

课题组于2018年在宁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豫旺镇）、陕西省商南县（富水镇、试马镇）、甘肃省康县（长坝镇、王坝镇）及青海省乐都区（雨润镇、达拉乡）先后走访2068户农村家庭，收集问卷2068份，其中有效问卷1960份。所调研农户基本信息如下：第一，人口年龄分布。所调研农户家庭成员中16岁以下占比19.57%，16—30岁占比20.72%，31—45岁占比23.67%，46—65岁占比24.15%，65岁以上占比11.87%。农户家庭人口年龄分布较为均匀，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下，劳动力比较充足，但是已经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趋势。第二，农户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小学以下学历占比29.54%；小学毕业占比18.37%；初中毕业占比27.13%；高中毕业占比15.02%；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9.93%。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只有初中以下学历，由之影响、决定劳动力技术水平并制约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第三，农户拥有的耕地类型及面积。四县（区）中同心县户均耕地面积最多，为35.3亩，康县和商南县户均耕地面积较少，分别为7.52亩和3.96亩，乐都区户均耕地面积最少，为3.09亩；从耕地类型来看，同心县和乐都县户均水浇地耕种面积较多，分别为1.4亩和1.78亩。按照耕种面积，同心县的耕种条件较好，其他三县（区）总体耕地面积偏少。商南县、康县耕地集中在山区，实行机械化生产的条件低，从而加剧农作的艰苦程度。

（二）农户类型划分

将在西北四省区获取的农户样本区分为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划分农户类型的思想源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论述“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也源于作者2003年以来在陕西、青海和重庆（城口县）贫困地区的调研。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均属于小农户范畴。两种类型农户的划分标准为：（1）满足以下所列一项即为生存型农户：家庭年收入在三万元以下①；土地规模在60亩以下；在课题组家访、调研期间（2018年6—7月间）仍未脱贫；（2）经营型农户有商业经营、加工作坊等家庭产业，且满足以下所列一项：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土地规模在60亩以上；家庭拥有大型农机如收割机、抽水机等生产工具。在按照以上条件筛选出两类型农户后，计量分析选取样本进一步排除个别数据收集不完整的家庭。

“生存型农户”属于较为典型的“小农户”，是以保守农业生产行为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以维持生存为主要目标的农户类群。生存型农户按照是否有农业收入，可将其分为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和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生存型农户家庭大多仍保有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农户倾向追逐整体收入流增长的初级层次②，即其需求为迫切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力求摆脱贫困。在西北贫困地区，生存型农户具有数量多、规模大、对地区发展影响深远的特点，更为接近传统“小农户”特征，生存型小农户具有勤劳、质朴、节俭的优点，但传统上也被视为贫穷、落后、保守的社会群体。其经济地位及拥有资源处于弱势，使其面临严重的金融支持瓶颈，成为“金融排斥”的对象。

经营型农户是指生产具有一定规模，其农业经营不限于传统的小规模种植与养殖业，已经超越传统社会中以小规模农业为主、以小手工业者和小型商业（小商贩）为兼业的“小农”③。从事小规模工商业或规模农业的农户类群，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存在生存与生活压力④。将经营型农户按照是否有农业收入，可进一步区分为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和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经营型农户较生存型农户生产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具有显著投资行为，倾向追求整体收入流增长目标的中间层次，即获得可支配收入能够明显改善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并形成对家庭生产生活的良好支持。经营型农户家庭所从事种植业主要为经济作物，而非较为保守的传统粮食种植，将家庭劳动力配置于获取较高效益的产业。

三、生计资本测量与模型构建

（一）生计资本指标体系的构建与量化

我们采用“主观赋权法”量化农户生计资本。该方法灵活程度较高，对农户生计资本刻画更为接近农户生计资产真实状况。理论界对量化和测算生计资本的方法做了大量研究。李小云（2007）对农户的脆弱性进行定性研究，选取生计资本测算指标计算出农户不同生计资本指标值，从而刻画农户生计资本的总体水平[17]。参考相关研究，并基于课题组收集西北四省区样本农户经济金融调查问卷，筛选相应指标体系用于测算各项生计资本。

自然资本。选取土地面积和土地质量衡量自然资本。土地是农户通过生产决策实现劳动力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主要生产要素，对农户的生存质量以及生活方式有重要影响，传统农户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维持生计。若家庭受到负向冲击，面临预期支出的刚性和预期收入不确定性，经营土地成为农户最后的生计保障手段。

物质资本。物质资本为农户用于生活的房屋、用于生产的设备和相关设施。根据家庭住房面积与当地房屋均价计算得到家庭住房的市场价值，以此比较不同类型农户生活和居住情况。家庭耐用消费品与生产工具可以被看作家庭拥有财产状况。家庭所拥有财产的度量值为按照不同选项的市场平均价值折算的金额。

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包括农户对可以支配的资金进行储蓄和因投资、消费而筹集的贷款。储蓄和贷款在农户资产组合中的作用是它们可以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是农户最直接的储备，以供农户发展生产，应对各种风险。金融资本不足通常会抑制农户的投资和发展。金融资本的可用性反映了农户创收以及动员和使用资源的能力。

人力资本。户主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其具备的技能可以大致反映农户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往往直接决定了农户所从事的生产经营类别。一般来说，家庭能获得长远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均具有促进作用。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农户实现不同生计策略所需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相对较难衡量与框定，选择家庭是否有干部成员和礼金支出以刻画其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生存型农户生计选择的意义在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产和生活遇到阻碍时，外部对其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可能性大小和程度。社会资本对每个农户单位来说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其对农户生活质量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个人吸收的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所参与社交网络的质量和规模。例如，在被调查的宁夏同心县，该地区将礼金支出作为人情往来的重要途径。

根据课题组所做田野调查数据确定样本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并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对生计资本的定义和描述见表1。

（二）生计资本指数计算

对农户生计资本测算采取融合定性与定量分析层次分析法（AHP）。首先通过决策者的经验判断当存在多个衡量目标时每个目标能否实现。进一步通过计算，得出每个决策方案的标准权数。由权数可以得出各方案的优劣次序。具体步骤为：一是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测算和确定的最终目标看作最高层次需求，即需要解决的问题；将需要考虑的因素称作决策准则，定义为中间层（准则层）；将决策的对象定义为最低层。就相邻的两个层次而言，可以将较高层看作是目标层（次级目标），较低层看作是因素层。按照研究主旨，目标层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准则层为五种生计资本。二是构造判断矩阵。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判断矩阵，构造方法为一致矩阵法，即把所有因素放在一起，进行两两相互比较，而不是对所有因素一起比较。

四、对农户类型转变机制的分析

（一）对样本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价

由农户的生计资本值（见表3）发现其自然资本在总体生计资本中占比较高（仅次于人力资本）。观察不同地区农户样本，西北四省区的情况不尽相同。陕西商南县与甘肃康县人均土地面积较少，且以山地居多，供农户耕作的土地稀少；宁夏同心县农户拥有土地面积大，但由于气候干旱，严重缺水，土地质量较差；青海乐都区农户土地质量较高，种植业发展较好。经营型农户的土地质量与生存型农户比较无明显优势，但土地面积多于生存型农户（与对农户分类有关）。

根据定义，人力资本以家庭劳动人口及其受教育程度计算。样本农户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但由于劳动力质量较低，大多数农户从事技术与资本配置水平低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之间人力资本数值差异不显著，说明提高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提升其文化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一般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并转而影响其生产生活。在所调研地区户主的教育水平以小学和初中居多，且大多数农户缺乏种植、养殖之外的农业或者非农业技能。

经营型农户的物质资本远高于生存型农户，拥有更多生产、生活资料。经营型农户对于房产的投资高于生存型农户，但其拥有牲畜存栏数量与生存型农户相当，少数农户拥有大型养殖农场。乡镇、村基础设施没有计入农户家庭生计资本，调研发现农户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表示满意，说明政府投入资源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获得农户一致认可。

农户的金融资本数值在五种生计资本中处于末位，经营型农户的金融资本略高于生存型农户，两种类型农户金融资本值分别为0.19、0.18。说明农户金融资本积累较低，承受风险能力弱。按照家庭年收入与购买保险总额计算的金融资本指数，经营型农户大于生存型农户，同时反映两种类型农户保险意识和投资保险的资金实力差异。贫困地区两种类型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均不足，生存型农户尤甚。宁夏同心县农户信贷水平是一例外，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农户的社会資本总体水平在五种生计资本中最低，说明农户获得外部支持的能力较弱。社会资本是以家庭是否有干部成员与礼金支出金额衡量，两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差别起因于家庭是否有干部成员和礼金支出数额。经营型农户在两个分项均优于生存型农户。较高社会地位可以为经营型农户家庭经济发展提供更好支持。传统血缘和地缘社会关系网络决定礼金支出数额，同时也与是否重视与亲朋之间关系有关。社会资本整体测算值较低，表明农户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得到来自社会关系网络的帮助的可能性较小。

由于对农户单个生计资本数据已经做标准化处理，所以允许对两类农户生计资本合并加总分析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状况，以及对两类农户各自生计资本分项及总体进行比较。观察表3可以发现：

第一，农户家庭五种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自然资本水平明显高出其他资本，两项合计占家庭生计资本总量的56.36%（依据表3计算）。参考对问卷的统计描述，农户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所拥有的土地质量不高和数量有限（同心县较为特殊）。综合生计资本结构判断，说明农户总体生计资本是稀缺的。

第二，两种类型农户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均处于末位，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在金融体制与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也是制约农户家庭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农户配置资源的能力，是在较高层次参与生产经营与市场活动的最活跃和极具渗透力的生计资本⑤。

第三，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生计资本中社会资本差距最大，为46.15%；物质资本次之，差距为35.71%；其他依次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按差距降序排列）。如果参照这一排序，隐含地说明金融部门对经营型农户给予的信贷倾斜支持仍显不足，或者经营型农户对正规金融交易的参与程度较低，未体现出相对生存型农户具有明显优势⑥。

需要说明，由于收集资料的局限，表3反映的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的差距可能存在低估。因为，无论测算家庭劳动力或者全部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若仅仅依据受教育程度加以衡量，舍弃通过各种培训获得的技能及由代际传承或经验习得的经营能力因素，就容易遗漏掉人力资本中很重要的分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确定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由前文可知，由于对不同生计资本的拥有量及组合情况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农户类型。有鉴于此，对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演进过程生计资本的影响做进一步分析。

观察表4发现，金融资本相对丰富的生存型农户有较大概率转变为经营型农户。当其他条件已定，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生存型农户转化为经营型农户的发生率增加2.74个单位（e1.008×1= 2.74）。当其他条件不变，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经营型农户发生率减少0.13单位（e-2.049×1= 0.13）。上述结果的启示是，仅增加土地面积和提高土地质量，缺少金融资本支持，难以实现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的转变。

社会资本对生存型农户转化为经营型农户存在正向作用。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为家庭是否有干部成员及礼金支出数额。村干部是农村农业政策的直接宣传者和执行者，生存型农户家庭中若有干部成员，表示该农户社会地位更高，所接触到的资源、生产机会更广泛，转化为经营型农户的可能性也更大。礼金支出规模代表农户与周围关联农户的亲密程度，也隐含着社会网络对农户提供生产生活支持的发生概率。社会地位以及与社会网络的疏密程度均将影响农户获得外部资源的可能性，从而影响生存型农户能否顺利实现转化。

观察计量验证结果，说明样本农户的物质资本对农户类型转变影响不显著。潜在原因是农户住房资产对获取信贷资产等生计资本尚未发挥作用，其他家庭生产工具在物质资本中比例很低，也不足以发挥支持农户转型的积极功能。

（三）区分有无农业收入的实证结果

在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目前部分贫困地区农户已完全不再经营土地，这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为在周边县市取得务工收入或者从事种植、养殖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因此，将农户进一步细分为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分别研究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演进过程中生计资本的影响作用。

由表5可知，在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演进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五项生计资本的待估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对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演进具有正向作用，即五项生计资本越丰富，农户类型成功实现转变的可能性越大。不过，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对农户类型演进起到较为重要的影响，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有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有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转变的可能性均扩大约3个单位。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每增加1个单位，有农业收入农户类型转变概率分别增加1.17、1.12单位。

由表6可知，在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演进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待估系数均为正数，说明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对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演进具有正向作用，即上述两项生计资本越丰富，农户类型发生演进的可能性越大。金融资本对农户类型的演进具有重要影响，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无农业收入生存型农户向无农业收入经营型农户转化的可能性增加2.67个单位。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待估系数为负值，其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类型转变起到反向作用。关于土地面积等自然资本增加对生存型农户转型的反向作用，可解释为当土地面积在一定范围增加（增加规模有限），农户家庭实现温饱以后的“守成”观念形成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阻力。多数农户家庭社会资本构成主要为礼金支出，对于无农业收入农户，大多又属于以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礼金支出抑制了农户将消费后剩余收入转化为家庭产业投资，由此导致社会资本对农户转型的反向抑制作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农户转型的影响结果不显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农业收入与无农业收入农户由生存型演进为经营型，生计资本对其影响作用是不同的。自然资本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来说，在其由生存型农户转化为经营型农户过程中起到反向抑制作用；对有农业收入的农户而言，增加一单位自然资本，有农业收入的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演进的可能性增加1.17个单位。金融资本对有农业收入和无农业收入的农户的类型演变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来说，增加一单位的金融资本，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演进的可能性更大。物质资本对无农业收入农户的类型演进影响不显著，对有农业收入农户的类型演进影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結论

西北贫困地区的生计资本总体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生存型农户尤为如此。在持续实施国家扶贫攻坚战略强大作用以及农村部门努力下，预期2020年底以前我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贫困地区农民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将得到明显改善。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农户依托的产业条件基础仍然比较脆弱，相对贫困、发展的“机会贫困”问题在一定时期仍然存在，原有贫困地区将进入上述意义的“后贫困”时期。通过外部政策支持和充分发挥农户群体内生动力，实现农户生计资本可持续发展，促使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型，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农户经济生活条件的长期过程。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有待完善，农业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户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仍然较弱。金融资本在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的演变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包容性、普惠性金融，提高农户通过扩大内涵、外延再生产获取收入流的能力，其实质是促进农户类型的转变。社会资本同样是促进农户类型转变的重要因素，生存型农户可以通过积累社会资本提高发展能力，增加规模农业及非农产业收入，最终实现农户类型的演变、跃迁。

目前，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策略多较为单一和不可持续。贫困地区仍以生存型农户居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进城务工。经营型农户大多对市场应变能力不足，所依托产业规模和产品、服务的附加值低，人力资本水平低和技术含量少。脆弱的生计资本水平限制了农户的生计策略改变，制约其向经营型农户的转变进程。

（二）政策建议

1.有效利用自然资本，优化提升物质资本

根据土地资源特点发展特色农业，合理、综合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根据技术变化以及市场对农产品新的需求组合，调整农业生产内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土地荒废，充分释放土地资源的经济社会功能。贫困地区农村物质资本明显改善意味着农户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提升，也意味着农户具有从生存型向经营型转变的迹象。对于贫困山区，要同时发挥农村公共服务与金融系统的功能，促进畜牧养殖业农户掌握现代养殖技术，扩大养殖业规模，注重提升畜牧养殖业产品品质，打造品牌效应，适应市场需求，有效增加农户养殖业收益。

2.增加培育社会资本，培训提升人力资本

农户自给自足经济形式以及与之对应的相对脆弱的社会资本是生存型农户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应加强培养生存型农户的互助意识和契约精神，建立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之间的帮扶关系，从而提高农户群体的组织化水平，增强其抵御和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引导农户加入各种专业合作社，提高不同类型农户群体的集体生产力。在面对不可预知的外部风险和压力时，能够获取各方面及时充分的帮助和支持。

人力资本是促进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极为重要的生计资本。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户群体的“知识贫困”和“智力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要重点关注生存型农户，帮助其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促进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化。

3.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水平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区域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地区发展活力很大程度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政府应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加强贫困地区与外界联系为最主要目的，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尤其应增加对山区乡村的道路升级改造投入，明显改善自然村落、乡镇与大中城市之间的通达性，节约人流、物流的时间成本和运输附加成本。

生存型农户尤其缺乏抵御风险以及释放生活压力的能力。应继续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更加广泛。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促进先进的医疗卫生资源向贫困地区农村延伸，强化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基本健康和生活安全保障。

4.创新农村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资本服务质量

金融资本不足是制约贫困地区生存型农户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信贷投放规模有限，信贷投放短期化不适用农户长期投资，金融生计资本脆弱是贫困地区农户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政府需要探索新思路，创新农业金融制度和农村金融市场，完善农村信贷机制，提高商业银行对农业类贷款的投放，增加小额贷款投入，支持生存型农户发展，帮助推动经营型农户发展壮大。扩大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覆盖面，为农户提供便捷金融服务，在农村扩大设立金融服务网点，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规模适度和差异化、多元化金融支持。建立贫困地区农户信用体系，通过建立信用体系以及采用家庭联保方式，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可以考量相关金融管理和监管机制设计，将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相关指标纳入对农村商业银行的考核激励。

注释：

①2011年11月，中央决定将农村贫困人口认定标准调整为人均收入2300元/年，新标准比原有标准提高80%（原有标准为1274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2017年贫困标准为人均收入3335元/年。课题组收集的是农户家庭2017年可支配收入数据。家庭收入3万元以上约等于（高于）贫困线标准的2.3倍。

②依据收入、储蓄（积累）特征可以将家庭收入流划分为：（1）初级层次，指家庭收入主要用于基本生活消费，储蓄仅是象征性的，收入流不稳定；（2）中级层次，指收入用于基本生活消费后有一定规模储蓄，可将部分储蓄用于投资，收入流相对稳定；（3）高级层次，指收入除消费以外有大量剩余，可用于积累和对金融、实物资产投资，收入流持续增长。

③黄宗智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农村社会的“小农”家庭定义为以耕作土地取得主要收入来源，同时兼业小手工业、小商业获取少量收入弥补家用，即所谓“拐杖逻辑”。目前，由于大部分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进城务工，或者依靠在当地经营小规模工商业为生，已经无法以“拐杖逻辑”刻画当代“小农户”的经济与社会特征。

④按照税负相关划定标准，本文所界定分类的“经营型农户”与“生存型农户”均属于“小农户”，尚未达到“小微企业”划定标准。税收中的小型微利企业包括三个标准：一是资产总額，工业企业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不超过1000万元；二是从业人数，工业企业不超过100人，其他企业不超过80人；三是税收指标，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规定，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⑤用以度量社会资本的信息具有局限性，但并不影响此处结论。

⑥物质资本主要内容是农户房产价值，物质资本对金融资本拉动作用没有体现，原因在于农户宅基地与住房抵押贷款仅在近期开始试点，未在大范围推广。其中也有因估值、抵押物变现等具体障碍没有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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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莫仲宁

作者：刘明冯丹蕾张云丹吴娜娜宋丽蓉田丽君

第三篇：“大农户”背景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摘要：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土地流转与“大农户”形成的逻辑关系;然后运用河南省土地流转基本情况的基础调研数据，研究土地流转与“大农户”形成的现实路径，解析土地规模经营、“大农户”形成与农业经营体系的耦合机理;最后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政策体系、科技体系、生产体系、市场体系、服务体系等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动态优化制度设计。

关键词：“大农户”;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土地规模经营

收稿日期：2015-12-26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课题(编号：14240041003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编号：2013-GH-035);河南科技大学SRTP重点项目(编号：2015107)。

作者简介：李举锋(1989—)，男，河南嵩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研究。E-mail：jufeng27@126.com。

通信作者：张学军，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区域发展研究。E-mail：haustxj@126.com。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一直是近几年我国研究的重点课题。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由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服务体系共同组成。以“小农户”为代表的旧的经营主体因没有经营积极性以及对农业科技缺乏兴趣，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要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的“大农户”为主体，它们是农业发展的新动力。

[BT(1+1]1“大农户”的基本概念与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主体的研究现状[BT)]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入城市，农村的土地及劳动力流速明显加快，我国农业的经营体系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据农业部的资料，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0.21亿hm2，占家庭总承包耕地面积的23.9%。在此基础上，“大农户”逐步成为新的农业经营主体。

1.1“大农户”的基本概念

“大农户”的字面意思是指拥有较多的土地和较多人口的农村家庭。经过土地流转，土地会集中到一些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或者农业龙头企业(公司化农业生产企业)等手中，广义上这些都称为“大农户”。

1.2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主题的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广泛推行了联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学术界针对农业经营体系的研究也逐步增多。关于农村经营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不同经营主体效率的评价和作用的认识方面。韩俊等学者，分别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角色定位及发展趋势进行详细分析[1-3];生产方式的复杂性决定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这必然是一个包括技术条件、权利结构和组织形式3个维度的完整系统[4-5];王征兵等从技术基础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和变迁[6-7];樊万选提出“弱化所有权、强化承包权、放活使用权”来调整、完善农业经营权利结构的具体思路[8];胡亦琴更是大胆提出建立市场化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以穩定家庭承包经营的长期发展[9];袁迎珍从交易的角度找到农业经营组织产生和变迁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制度安排[10]。学术界关于创新农业管理体制的重要意义已经形成共识[11-12]。

綜上可知，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所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对下一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但是研究主要侧重于农业经营主体，关于农业经营体系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见。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研究有增多趋势，但是有关基本理论、基本构架和运行机制研究仍存在较多空白。本试验在“大农户”背景下展开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研究。

2土地流转与“大农户”的形成逻辑

2.1土地流转是“大农户”形成的逻辑起点和环境背景

河南省是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188.27万hm2，占家庭承包耕地的29%。因此，在土地流转不断加快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土地向一些有技术、有能力的种植大户流转，从而是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其结果自然会促进“大农户”的形成。

当前河南省土地流转已进入规模扩大、速度加快的新常态。随着农村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的数量不断攀升，“大农户”的形成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大农户”顾名思义即随着土地流转，一些流入土地的家庭随着流入土地数量的增加，自己手中的土地也在逐步增加，并可以连片经营，从而实现土地的规模化、机械化经营。随着土地的不断集中，自己的家庭收入也在不断增加。

2.2土地流转与“大农户”形成的现实路径

为深入了解土地流转与“大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所在课题小组于2015年1—3月对河南省4市19县37乡116个行政村展开调研，期望通过此次调研从农民的视角来审视当前土地流转与“大农户”的形成逻辑。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其中有效问卷652份，同时还获得了4个典型案例。(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这次调研总体上看，调研对象的个性特征差异较大。其中既有年纪较大的老人，也有年龄较小的青年，既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新型农民，也有目不识丁、一辈子从事土地耕作的传统农民。具体情况见表1，在此次调研中，男性居多，且多集中在41～50岁这个年龄段，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1岁，年龄最小的只有20岁。62.8%的农民认为土地流转后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25.3%的农民认为土地流转后生活水平变化不大，另外有11.9%的农民认为土地流转后生活质量出现下滑，在土地流转前家庭主要收入是非农收入。大部分被调研者都是小学和初中学历，高中以上学历及不上学者较少，而这些高中以上学历的农民往往成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受益者，这些农民是“大农户”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具备文化和知识，在土地流过程中一般都是获的土地，成为种植大户或家庭农场，从而变为“大农户”。

(2)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情况。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从地域类型看，调查样本覆盖了河南平原的传统农业产区、河南西部丘陵农业产区;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调查样本覆盖了河南经济较为发达的洛阳、商丘、河南经济欠发达的周口以及经济发展处于中游的南阳，其覆盖面积广，具有较大的代表性。相关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反映河南省的基本情况。

2.3家庭联产承包制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大农户”形成的内在根源

在调研中发现，随着我国近些年来土地流转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有土地流转的意愿，具体如表3所示。通过表3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农民具有显著的退出意愿。其中，农户退出承包权的意愿还高于经营权，可见当前我国的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赋予农民替代性的生活和福利保障有利于农民进行土地的流转。因此，构建高效的、创[JP2]新的农业生产体系，解决土地流转农民的保障及后顾之忧有利于我国土地流转的不断扩大，也有利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我国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JP]

在调研的652个农户中发生土地流转的一般都是流转给一些种植大户，流转给工商企业的则较少。这些种植大户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多，逐步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即种植大户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当前52.7%的农户都把土地流转给了种植大户，39.0%的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

[FK(W5][HT6H][JZ]表4土地流转流出方向[HTSS]

[HJ*5][BG(!][BHDFG1*2，WK10，WK9。2W]土地流出方数量所占比例(%)

[BHDG1*2，WK10，WK9。2DWW]种植大户24652.7

[BHDW]家庭农场18239.0

[BH]工商企业398.4[HJ][BG)F][FK)]

当前我国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向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流转。而这些家庭农场正是“大农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当前我国土地流转的趋势是逐步向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靠拢，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扩大，土地逐步集中，从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其结果自然促进“大农户”的形成。因此，“大农户”的形成是土地流转的必然结果。

3土地规模经营、“大农户”、农业经营体系的耦合机理

随着土地流转面积的不断扩大，土地逐步向一些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方向流转，土地也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流转不仅促成“大农户”的出现，也带来农业经济组成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转变，这些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都有很大的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涉及经营对象、经营内容、经营手段、经营方式、经营制度等，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决定因素，也是衡量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因此，构建高效的、创新的农业经营体系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通过调研及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土地所有制、土地流转形式和规模、农业经营主体等的相关分析和比较，有利于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土地作為重要生产要素与农业经营体系的耦合机理和互动关系。

3.1新中国成立60余年我国土地制度的变迁

3.1.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私有化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保障民生、强化国家经济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全面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把农民的土地及各种生产资料平均分配给农民。在这一时期中，农地的所有权归农民所有，土地实行私有制，同时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的。[JP]

3.1.2国家工业化要求农业生产合作化和集体化

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在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在全国完成，土地分散形成的小农生产效率低下逐步显现。为推进国家工业化，提升小农生产的低效率，进行规模化生产，快速增加粮食产量非常有必要。于是农村开始进行“合作化”运动，在“合作化”运动中，农民依然拥有自己的农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只不过在生产活动中农民间进行分工协作而已。到1955年，农业生产互助组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生产中最主要的生产组织方式，超过一半的农户参加互助组[13]。所以，在此次合作化运动土地的性质并没有变化，被改革的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以合作化或集体化的生产取代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随后的“人民公社”运动以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集体化大生产取而代之。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对生产形成掠夺性的影响，造成粮食连续3年大幅减产，人们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自此，人民公社体制正式确定下来，意味着农地作为生产资料被共有，生产资料被集体化。客观地说，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间里停滞不前，表明土地的人民公社制度及农业生产的集体经营体制并不适应当时中国的现实国情。

3.1.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肇始于湖南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广并取代了人民公社，集中的土地再一次被分配给一家一户。同时，集体化的大生产也被化整为零。相应地，农业生产的经营活动也从小农生产被集合成人民公社下的集体化大生产，进而又恢复成小农生产。

3.1.4随着土地流转加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逐步显现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受到一定的冲击。曾经在激发农民积极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逐渐显现出不能适应机械化生产、效率底下等弊端。解放以后的歷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在改革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对于当前我国的政府而言，国家的稳定应是第1位的，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成为当前我国的必然选择。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对的土地改革措施，从而建立高效的新型经营方式。

3.2土地规模经营与农业经营体系的耦合

3.2.1土地的规模经营要求建立完善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通过我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土地流转不仅促成“大农户”的出现，也带来农业经济组成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转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生产要素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土地依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想建立高效的农业经营体系，必须推行新型产业化体系建设、新型组织体系建设、新型市场体系建设、新型科技体系建设、新型制度体系建设。因此，建立新型农业经营涉及面广，涉及许多生产要素的变动，而新的、高效的农业经营体系有利于我国土地更好地流转。

3.2.2现行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不完善造成农民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调研小组在对土地流转前后失地农民的收入进行调研发现土地流转前，占41.3%的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务农，剩余部分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工薪酬、个体经营等。失地后，72.1%的失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工资，17.3%依靠个体经营收入，还有少部分人依靠福利性收入来维持生计。由主要收入方式的转变可以看出，土地流转后许多农民已经基本适应城市生活。具体土地流转前后农民收入的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收入为5万及以内的居民中，土地流转前占94.6%，土地流转后占95.1%。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较高收入者中，土地流转前占5.4%，土地流转后占4.9%，其他收入段中土地流转前后的人数所占比例相似。由表5还可知，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下降了。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在调研中也发现，种植大户及家庭农场的收入基本上呈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总体收入呈较快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生产经营体系并不完善，许多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建立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土地的流转。从具体措施角度来看，可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培育新型职业化农民，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化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新型职业农民在身份上不一定是农民，但是其从事的是农业工作，由于新型职业化农民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优势，他们可以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他们将固定乃至終身从事农业，是农业的真正继承人。

3.2.3土地流转后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具体做法

一是培育专业大户，种植大户是规模化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种植大户有利于我国的粮食安全。鼓励他们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使土地逐步实现适度规模化，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二是发展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以户为单位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使我国农业达到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生产的自我耕种型农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党国英认为，我国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应在4 hm2以上，种粮的多一些，种菜的少一些。现阶段，种粮规模在百亩以上的土地利用率会提高10%，经济效益会提高25%。根据目前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服务配套体系等多种因素，平原地区种粮农户不宜超过20 hm2，种菜不宜超过 2 hm2，家庭农场应是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三是积极构建新型农业服务组织。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起来，可以有效地把各种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家庭经营之中，能够把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经营变为千家万户相互联结、共同行动的合作生产、联合经营，实现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大幅度降低市场风险。我国过去“公社+社员”的路子教训已经很惨痛，眼下“公司+农户”的弊端正在显现，未来“农户+农户”[JP2]的形式才是正途。总之，应该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把家庭经营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家庭经营为主是保证我国农业生产得以高效、顺利进行的基础保障，是农业进步和发展的基石。多元发展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形式的拓展和补充，通过多元互动、多元互补可以让农业家庭经营得到延伸和发展，进而确保家庭经营这一最适于农业生产的基本制度的稳定。这些体系的建立无不建立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土地的流转，而土地流转才会催生新型农业经营体系。[JP]

3.3“大农户”形成与农业经营体系的耦合机理

3.3.1“大农户”是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前提

传统经济学认为，适度规模经营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及农业专业合作社，既符合农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内在要求，又符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更符合农村家庭的致富愿望。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地的适度集中，是提高现有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题的培养，是我国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都是“大农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3.3.2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对经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提出要求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正常运转和高效运作，需要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各个环节的协调发展，但更主要是对经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提出要求。一方面，这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加大对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对认定的“大农户”重点倾斜新增农业补贴，也可通过实行以奖代补，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农户”予以奖励。要加强对“大农户”的指导和服务，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土地流转的专项资金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大农户”流转，以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推动新型经营体系的建设，具体的耦合机理如图1所示。

通过图1可以看出，土地流轉能使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大农户”，“大农户”的产生有利于我国形成高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因此，土地流转、“大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

[BT(1+1]4“大农户”背景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动态优化制度设计[BT)]

4.1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JP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已实现了以家庭承包为主导的农户自然人，即农户成为生产经营主体。随着农村土地制度等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农村经营主体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包括农业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等“大农户”占比越来越大，成为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要想更好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通过强化对专业种植大户和现代新型农民的培育，提升農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多途径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等方式。[JP]

4.2构建新型农业政策体系

构建新型经营体系，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为主要目标，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要求，实现新型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完善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次，优化合作组织制度以增强农户之间的合作互惠;再者，放宽金融准入政策以鼓励农村金融发展。

4.3构建新型农业科技体系

农业现代化及“三农”问题中的农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因此，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的新型农业科技体系，是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说，可以拓展农业科技创新主体，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性;构建农业科技成果高效推广和转化体系，从而不断提升农民的农业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民接受和利用农业科技成果的程度。

4.4构建新型农业生产体系

积极推进合理的农业产业布局，完善农业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功能互补。不断完善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的标准体系，加大标准实施和监管力度，提升农产品价值链。

4.5构建新型农业市场体系

[JP2]注重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和完善，不断规范农村土地流转。通过转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创造要素集聚和规模经营条件;完善农产品市场，从人员、场地流通、规则等方面加强农产品批发、销售市场建设。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完善服务市场，做强、做大农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JP]服务业，促进农业生产和服务逐步分析。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向农业生产服务领域拓展，不断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JP]

4.6构建新型服务体系

建立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更是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选择。要建立完善的新型服务体系，就要积极培育农业服务主体，构建新型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涉农信贷投资，推进农村金融服务组织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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