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

2022-04-18

〔关键词〕乡村振兴，小农户，现代农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篇1：

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摘要：【目的/意义】探究当前我国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为优化旅游农户的农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过程】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结果/结论】调查显示，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人数、从事农业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能够间接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建议应加大农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制定灵活多样的农业政策，提高重点政策的实施针对性，满足不同个体特征及各类资源禀赋的旅游经营农户对相关政策的多元需要。

关键词：旅游经营农户;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意愿;江西省

文献标志码：A

Key words：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agricultural polic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ingness; Jiangxi Province

近年來，在各级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我国乡村地区快速迈入了旅游发展的“黄金时代”，各地的农家乐、渔家乐、果蔬采摘园、生态观光园、乡村民宿等旅游业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由此涌现出了一批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户。他们大多数既从事旅游经营，又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是乡村旅游地重要的生产经营主体，更是农业景观的生产者和保护者[1]。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前农业比较效益较低的情况下，不少农户更倾向于从事旅游经营，以至于逐渐减少或放弃农业生产。因此，如何激发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作用，不仅决定着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本质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还深刻影响着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金灿：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当前，为了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的稳定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农资和粮食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那么，这些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是否有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利用农业政策来调控他们的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形成机制理论框架，并利用江西464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意愿影响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实证分析惠农政策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垂直性效果。Andrzej[2]以波兰北部牛奶生产区为考察对象，认为只有加大乳制品部门的补贴制度并适当购买现代化农业设备才能提高奶农的生产意愿。何文剑等[3]将研究目光锁定在林业种植农户群体，提出现行的林改政策虽然对农户造林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仍未达到加速农户扩大林地投资的程度，有些政策甚至对林木采伐和管理起到了负面影响。时小琳等[4]通过对福建油菜种植农户的微观调查，得出现有的油茶补贴政策对农户的油茶种植起到了高度的正向作用，而高成本的劳动力则会对拓宽油茶种植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2）深度挖掘农业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行为的作用机理。Manitra[5]通过建立水稻生产指数模型，提出了人力资本、政策接纳程度等会极大影响农户的稻米生产力。刘滨等[6]认为农业政策和补贴对劳动力、交通、耕地等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的生产决策起着不同效益的影响。孙伟艳[7]提出各类资源禀赋的农户对农业政策有着大相径庭的认知程度，且认知程度亦对农户的种植和生产行为具有一定影响。（3）实证研究不同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Yao等[8]利用供需平衡模型检验了不同的采购制度和交易价格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黄季焜等[9]详细分析了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的实施效果，得出这两种补贴实际上并没有改善市场，对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农资投入亦没有产生正向影响。吕晓等[10]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土地政策上，提出农户对土地政策的了解和认知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其土地转出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率。通过上述文献可知，学术界对不同农业政策与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度探讨，并得到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旅游经营农户因其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截然不同，他们对农业政策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导致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践中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而只有深入了解旅游经营农户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农业政策才能实现彻底的“对症下药”，而目前学术界鲜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乡村旅游地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研究”课题组的调查。2014年7月至2016年8月，课题组从江西全省所有11个地级市中选取2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并派调查人员赴实地与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为了避免旅游经营农户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对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造成干扰，问卷的填答主要由调研人员对题项进行一一解释并询问之后记录答案。本次调查共访谈了531户旅游经营农户，剔除错答、漏答等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464份，问卷有效率为87.4%。为了检验本次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SPSS 20.0对问卷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Cronbachα系数为0.857，信度良好且达到了实证分析的基本要求。

1.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Friedman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11-12]，预期收入以及长期利益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基本原则。旅游经营农户作为精打细算的理性经济人，一般家庭经济行为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家庭对从事这一行为所产生的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但是在实际情况之中，旅游经营农户选择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不仅是为农家乐、采摘园、土特产等经营提供保障，还有满足自家生活需求的考虑[13]。而且需要注意到的是：旅游经营农户的家庭情况和资源禀赋迥然有别，他们会在综合考察个人情况、家庭特征以及各类资源禀赋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是否继续从事农业活动以及长期性的农业生产是否会对正常的旅游经营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14]并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变量设置为初始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这3种类型，同时根据这3种变量构建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分析框架（图1）。初始变量选取农户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中间变量选取相关农业政策评价，旅游经营地农户在5年内是否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则为因变量。其中，因变量和中间变量均为定距变量，对其测量采用直接赋值的方式。相关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设定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以及“非常满意”这5个程度，分别为其赋值为“1、2、3、4、5”。

根据张淑杰[15]、冷博峰[16]、钱加荣[17]等学者关于惠农政策与农户生产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基于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3种假设：

假設1：初始变量会直接影响因变量，即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能够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个体特征属于旅游经营农户与生俱来便具有的内在属性，而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则具有较强的后发性与主观性，会受其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各个方面影响，因而本研究认为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能够对其旅游经营农业生产意愿造成直接影响。与此同时，资金、收入、劳动力、耕地面积等经济与资源禀赋不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指标，更是影响旅游经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源动力，因此本文假设旅游经营农户的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农业收入的占比越小，家庭的日常资金使用主要来源于旅游收益而非农业带来的收益，则农户越不会倾向于进行农业生产。此外，旅游经营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禀赋越强，但可支配的农业劳动力越少，那么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越不高，也就更不愿意在旅游经营之余进行农业生产。

假设2：中间变量会对旅游经营农户的農业生产意愿产生影响。保证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是我国推行农业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的出发点，倘若满足了这两大目标，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提高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农业政策往往会以不同的实施条例、标准、方式、程度等传达到千家万户，再加上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对于所获得的每一项农业政策的认知具有普遍差异性，自然便会导致农户对这些政策和补贴的实施效果产生不同的评价和满意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因此，本研究选择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评价、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评价、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评价以及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等10个具体的农业政策作为中间变量，且这些变量能够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造成直接影响。

假设3：初始变量可以通过影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因变量。旅游经营农户并非纯农户，土地和粮食对其而言并不是唯一的生活保障，因而以旅游经营农户为代表的非纯农户是否加入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大军，并非是从农业政策之中获取微薄的补贴那么简单。因而，现行所实施的农业政策能否促进旅游经营农户形成长久性的农业生产意愿，关键在于所实施的相关农业政策和补贴能否让其农业生产与旅游经营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若既能保障粮食安全，又能提高农户收入，还能不影响正常的旅游经营，那么就会提高旅游经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意愿。然而农户们对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评价参差不齐，会受其迥然有异的资源禀赋和截然不同的个体特征的双重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初始变量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还能影响中间变量，从而通过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变量统计描述

2.1.1 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基本描述根据实际调查结果，在464份合格问卷中，32.1%的农户在回答“5年内是否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问题时给出了“否”的答案，这表明了他们更愿意进行旅游经营而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大，余下的67.9%的旅游经营农户则表示十分愿意在未来进行农业生产，因而有近70%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热忱度处于较高水平，这也从侧面说明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对农户的生产意愿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但具体影响到生产意愿的分别是哪些因素，仍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2.1.2 中间变量的统计描述在表1的统计数据中可看出，旅游经营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评价的均分在3分左右，处于一个较为客观的中等水平。其中，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的平均得分都超过3分，而农户对农业贷款政策的评价在所有中间变量中取得了3.22的最高分;此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土地流转政策和做法这4个政策的评分稍低，处于2～3分之间。总体来看，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评价的差异最大，而对农业贷款政策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的评价差异则最小。

2.1.3 初始变量的统计描述根据以往学者的分析思路和理论结果，在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方面，选取了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这4个变量;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将从事旅游经营人数和从事农业生产人数设置为变量;在经济资源禀赋方面，旅游收入比例和农业收入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而在耕地资源禀赋方面，则选取自有耕地面积和实际耕种面积这2个变量。各个变量的相关定义和具体的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2.2 中间变量对农业政策评价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首先将中间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SPSS 20.0将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设置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完成分析框架中第一个步骤。结果显示模型的解释程度达到了45.3%，整体拟合度较高。根据表3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土地流转政策和做法的P值大于0.1，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点：一方面，江西一带多丘陵和山地，耕地分散不均且开垦难度大，要达到“低规模+高收入”的农业生产预期难度较高，倘若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等相关政策在其中没有起到一定的补贴及调节作用，那么将会极大地弱化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另一方面，旅游经营农户属于“兼职农户”，他们对农业及土地的依赖性不强，而旅游经营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收入高于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益，因而农户会将农业生产作为副业，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可为家庭带来更高收入的旅游事业之中。长此以往，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生产这一行为的采纳度便会大幅度降低。由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土地流转政策评价均没有通过模型检验，因而在下文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和因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路径探索中则不再对这4个变量进行讨论。

2.3 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和因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初始变量对因变量农业生产意愿的回归结果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总体模型解释度为6.3%，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解释度不高，极大低于农业政策评价对因变量45.3%的解释力，因而可以推测出初始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间变量来对因变量产生间接影响，这符合上文拟提出的第二条假设。从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农业政策评价的各项回归数据来看，6个模型均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整体呈现出较好的拟合效果。在初始变量对这6个中间变量的解释程度中，除了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偏低的3.1%的解释度之外，其他5个变量的解释度均值均超过了5%，其中农业保险政策对初始变量的解释程度最高，达到了6.8%。根据各项回归结果与统计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这8个初始变量显著影响到因变量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此外，显著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从事旅游经营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建设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性别、年龄、从事旅游经营人数、旅游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性别、文化程度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防灾救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

2.4 影响農业生产意愿的路径分析

从表5可得知各项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以及因变量的影响路径。其中，间接影响数值=初始变量（农户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以及耕地资源禀赋）对中间变量（农业政策评价）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各中间变量对因变量（农业生产意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总影响数值=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由于排除了前期所检验得出的不合格数据，表5中只显示出通过了10%显著水平检验的各项回归系数。通过各条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这8项初始变量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影响，而职业和实际种植面积这2项变量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则并无影响。在这些初始变量之中，性别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程度最大，总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接近于0.1，达到了0.096;影响程度次之的初始变量是自有耕地面积，总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是0.044;而文化程度、年龄以及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依次排在总影响系数的第3～5位;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农业收入比例等初始变量的路径系数均<0.02，影响程度较低排在末位。根据上述路径表述，具体分析如下：

2.4.1 性别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女性旅游经营农户对目前的农业政策评价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且不愿意在将来进行农业生产。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男性是农业生产行为的主力，而女性则更偏向于处理家政、照顾亲人等私人领域，较少参与公共事务。作为旅游经营农户的女性亦是如此，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成为打理旅游事务的一分子，更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繁忙重任，在时间和精力的双重约束下，她们很少主动了解相关农业政策或是参与农业生产，从而导致其对相关农业政策的评价较低且不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中，女性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这4个政策的评价较低，主要原因是她们缺乏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认知，对农业种植和生产的参与程度与男性农户相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女性旅游经营农户的引导，对其进行合理的农业政策与技术的宣讲与支持，倡导她们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行动中来。

2.4.2 年龄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年龄越大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评价较高且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家庭的旅游经营事务主要依赖于年轻劳动力，老龄旅游经营农户的体能较弱，劳动效率不高，因而他们很少去参与家庭的旅游经营事务;但在另一方面，相较于年轻农户，老龄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更长，农业实践经验更为丰富，对家庭的农业生产贡献较大，因而他们愿意去了解相关农业政策并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由于老龄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和农业贷款政策的评价较低，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老龄农户的教育和宣传投入，使其提高对新型农业政策和机构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从而在立足老龄农户的经验优势之上，保障他们能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

2.4.3 文化程度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的评价越高且更愿意去进行农业生产。在对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路径中，文化程度对其产生了3.1%的直接影响;而在对农业政策评价的间接影响中，文化程度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的影响最大。旅游经营农户作为一类特殊的“以农为辅”的“兼农户”，由于身肩“旅游+农业”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日常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事务中，他们不仅要了解瞬息万变的旅游市场，更会去主动掌握实时农业信息和相关政策，这需要敏锐的“信息嗅觉”和较高的信息识别能力。文化程度高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解读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具备较好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的适应性，因而一定的文化和教育程度才是帮助旅游经营农户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并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所在。政府在进行农业政策推广和实施时，要注意对农户进行一系列前期性的教育和培训，帮助其缩小认知偏差并掌握相关农业知识和技能，只有这样，旅游经营农户从农业政策中所获取的益处才会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2.4.4 人力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由于人力资源禀赋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0.002%的总影响力，这一结果说明在家庭劳动力之中，从事旅游事业人数越多则进行农业活动的人数越少，对农业政策评价则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且更不愿意在将来进行农业生产。其中，从事旅游经营人数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农业保险政策造成了间接性影响;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则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造成了间接性影响。由于旅游经营农户的“兼职农户”属性，他们与一般的“专职农户”相比有着更丰富的谋生方式和更广阔的收入渠道，因而他们更多的是把能够给其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旅游经营活动列为“主业”而逐渐淡忘农业生产活动，在家庭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自然会更加倾向于在旅游经营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劳动力是支持劳动者进行人力运作并获得相关效应的前提和保障。作为旅游经营农户，无论是进行旅游经营管理还是农业生产劳作，充沛的人力资本是帮助其获取最大收益的关键。为了帮助旅游经营农户在进行旅游经营事业的同时不忘进行农业劳作，帮助其实现“双向经营”，相关农业政策要给予从事农业生产人员额外的税收和补贴关照，并加大技术与资金支持，鼓励旅游经营农户在今后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去田地中进行农业种植和生产。

2.4.5 经济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由于经济资源禀赋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0.003%的负向影响，说明在经济资源禀赋之中，旅游收入比例越高则农业收入比例越低，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评价和认知的水平越低且更不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中，旅游收入比例除了对农业贷款政策不产生中间影响之外，对其他5个政策均造成一定影响，因而旅游收入比例是本研究至关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农业收入比例对农业补贴政策和中介服务组织建设这2个政策产生中间影响。对于以农业收入为辅的旅游经营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主要来源于旅游经营活动，因而耕地和土地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保障而不是生活寄托。农业收入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对待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对立平衡，因而相关农业政策要打破目前旅游收入和农业收入这种“不平衡不对等”的局面，就要降低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种植成本，加大物资和技术的投资力度，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通过农资管理市场适时有效地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缩减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从本质上提高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并激励其未来的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

2.4.6 耕地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家庭所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越好，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其中自有耕地面积是唯一能够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农业保险政策等全部6个政策产生间接影响的初始变量。从古至今，土地都是一切农户的命根子，它承载着所有农户的希望。对于旅游经营农户而言，只有自有耕地达到一定的规模，农业生产符合预期目标，实际收入取得一定效益，才会激发他们进行持续性农业生产，而了解相关的农业政策与知识则会帮助其更好地进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因时制宜”地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旅游经营农户的自有耕地面积越大，越能激励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一系列的农业政策以及相关农业知识则起到了间接的调节性作用。

3 结果讨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以及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并有近7成的农户表示愿意在未来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其中，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能够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在这9个初始变量之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人数、从事农业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和自有耕地面积是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而实际耕种面积只能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简而言之，当前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直接且积极的影响，而农户的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亦是影响其农业生产意愿所不可或缺的中间影响因素。

3.2 政策启示

在乡村旅游地，要想提高旅游经营农户这类特殊“非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保障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以及缩小农业收入与旅游收入二者之间的差距是重中之重，通过实行合理有效的农业政策便可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鉴于此，应从以下3个方面对农业政策进行完善：

3.2.1 加大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提高重点政策的实施针对性在农业政策的支持方面，主要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农业补贴、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农业贷款以及防灾救灾和手段技术推广上满足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实际需求，其中要重点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农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而充分调动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

3.2.2 制定灵活多样的农业政策，满足不同个体的多元需要对于老龄旅游经营农户，在重视并发挥其宝贵的耕种经验的同时要给予其更多的政策关照，保障老龄农户的合法权益;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旅游经营农户，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技能培训力度，让其对农业政策和基础知识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知;对于耕地资源较差的旅游经营农户，要引导其加入农业合作社，设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增加其农业收入。只有实行“因人制宜”的政策原则，才能让不同资源禀赋的旅游经营农户都能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受益。

3.2.3 深化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鼓励旅游经营农户进行规模化生产作为“以农为辅”的旅游经营农户，他们或许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但毫无疑问其更倾向于通过旅游经营实现发家致富，因此，只有强化这类“非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额外补贴，才能极大地提高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更应该适度提高对规模化种植的旅游经营农户的补贴力度，通过规模化种植，可以将目前“小、分、散”的乡村旅游地农业生产格局有效地调整为“大、整、合”的适宜局面。今后，政府在制定農业政策之前要多加关注以旅游经营农户为主的“非农群体”，多关注他们的意见和态度，通过出台和实施合理的农业政策使其成为稳定的农业劳动群体。

参考文献：

[1]冯娴慧，戴光全.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业景观特质性的保护研究[J]. 旅游学刊，2012（8）：104-111.

[2]ANDRZEJ P. Influence of Selected Agricultural Policy Instruments on the Regional Variation in Changes in Milk Production in Poland[J]. Economic and Regional Studies/Studia Ekonomiczne i Regionalne，2018，11（1）：76-89.

[3]何文剑，张红霄. 林权改革、产权结构与农户造林行为——基于江西、福建等5省7县林改政策及415户农户调研数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13（2）：192-200.

[4]时小琳，刘伟平，戴永务. 补贴政策对农户油茶种植决策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J]. 林业经济，2017，39（9）：94-99.

[5]吴海涛，霍增辉，臧凯波. 农业补贴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5-31.

[6]MANITRA A R.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olicy distortions on the productivity gap： Evidence from rice production[J]. Food Policy，2010，36（2）：147-157.

[7]刘滨，康小兰，殷秋霞，等. 农业补贴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农户种粮决策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江西省为例[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4，13（4）：376-383.

[8]YAO SJ，COLMAN D R. The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on the patterns of specialized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An application of a quadratic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in the Chinese grain sector[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17，18（2）：81-95.

[9]黄季焜，王晓兵，智华勇，等. 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2011（1）：4-12.

[10]吕晓，臧涛，张全景.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5）：100-110，154.

[11]余立凡，杜洋. 中国农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设消费理论在中国农村的实证分析[J].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3（4）：38-41.

[12]STEVEN N D. A theory of persistent incom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1（1）：75-93.

[13]黄平芳. 乡村旅游地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研究[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58-60.

[14]劉克春.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分析——以江西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10（2）：12-21.

[15]张淑杰，孙天华. 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360户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2（12）：68-74.

[16]冷博峰，任建超，郭军. 农作物良种补贴对农户种植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河南和河北208个小麦种植农户的经验[J]. 财经问题研究，2012（6）：124-129.

[17]钱加荣，赵芝俊. 现行模式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5（10）：41-47.

作者：金灿

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篇2：

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关键词〕乡村振兴，小农户，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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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认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与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1 〕。在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13亿多人口中农民所占比重为46.15%，约为6亿人。即使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未来达到70%，依旧还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小农户维持相当数量并且长期存在，是由我国人口特点和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也是我国区别于世界发达农业国家的原因。农业现代化没有最佳和标准模式，只有最适合模式。考察世界各国实践，主要存在美国、加拿大等国人少地多的大规模家庭农场模式，荷兰、日本等国耕地资源有限的小规模家庭农场模式，法、德等国资源禀赋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适度规模家庭农场模式，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小农户与大农场并存的发展模式等四大模式〔2 〕。尽管条件差异较大，但这些模式仍然存在某种共性，就是普遍采取了以自然人为基础的家庭农业经营制度，法人公司制农场的比重占有率很低。因此，新时代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科学认识中国小农户的作用和地位，将小农户发展纳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全过程，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增强小农户的获得感，确保上亿小农户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切实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一、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推动结构转型，实现共享发展

有别于恰亚诺夫的“道义小农”，舒爾茨认为小农户属于典型的“理性小农”，也改变了专家、学者认为小农户愚昧、落后的传统偏见，小农户能在特定条件下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其他经济主体区别不大〔3 〕。充分发挥小农户积极作用，推动结构转型，达成产业兴旺的目标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小农户破解了农业生产劳动难以计量、监督的弊端，单位土地面积的利用效率高。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条件下的小农户生产较规模经营而言，单位生产效率占明显优势，由于无需外部监督、计量，不存在道德风险，交易成本不高。我国土地资源分布不均衡，人均占有率低，小农经济较好地契合了这一资源禀赋特征，具备较明显的社会效率优势。在我国中部、西部地区的多数地方，由于地理区位条件所限，即使是农业企业规模经营模式，也只能通过发展订单农业，依托小农户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二是小农户是农业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动力。伴随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也会发生相应改变，会由满足温饱需求转向满足健康需求。小农户会根据市场变化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从单一粮食种植类型转向果蔬、粮果蔬或种养一体类型，提升土地单位利用价值，达成利用增效、产值提升、收益增加的目标，实现“隐性农业革命” 〔4 〕12。三是小农户是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小农户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的个性化需求，消除规模生产产品单一的弊端，生产出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手工艺品或绿色农产品，推动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养老等健康产业发展，带动小农户收入增加。

小农户收入水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共享发展理念。共享突出强调如何分好“蛋糕”，为谁而发展。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城乡收入差距、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旧突出，农民特别是小农户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扩大。因此，必须从增强小农户的获得感入手，提升小农户的发展水平和能力，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构建利益分享机制，确保农民尤其是小农户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二）有利于加强乡村治理，实现乡风文明

乡村治理是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和保证，事关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和农民自身利益的维护，充分发挥小农户的作用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一是有益于形成乡村治理的“德治”氛围。乡土社会中小农户之间彼此熟悉、相互信任，逐渐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地缘关系为补充的人际关系网络，传统社会的礼俗规范和熟人社会的信用约束成为乡土社会的秩序基础。理想的乡土社会秩序维系无需监督，维系礼序规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干预力量，而是源于内部熟人社会的传统习惯和良心，成为“法治”的有益补充。二是有利于夯实乡村治理的“自治”基础。基层民主、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农民的政治素质、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和主人翁意识得到不断提高和增强，成为普通民众的最切实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本质。

与此同时，乡土社会的小农精神是乡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农户艰苦勤奋、坚忍不拔的精神，敬畏传统、利用自然的智慧是乡风文明的典型表现，成为指导小农户正确处理社会与自然、现在与将来关系的行动指南。另外，小农户也是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者，有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小农户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乡土文化、村规民约、婚丧嫁娶礼仪，既成为他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传承和保留，影响一代又一代小农户的生活。

（三）有利于促进精准脱贫，实现共同富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大的短板在农村，最主要的难点也在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以小农户为代表的兼业农户在我国农民构成中占绝大多数，并将长期存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典型特征和农业经营的基本组织方式。一方面，小农户在解决就业、增加收入、农耕文化传承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发挥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尤其是农村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的困难群众绝大多数是小农户，通常采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为促进精准脱贫攻坚战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增强小农户等贫困群众的内生发展能力，转变扶贫方式，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实现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农民生活富裕不仅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组成目标之一，也是我国实行全面小康的基本条件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改革开放以前，农民基本生活靠农业生产维持;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基本生活转变为依靠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维持，小农户依靠半工半耕的方式维持基本的生计。在目前城乡二元条件下，小农户通过兼业方式不仅能满足其对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而且可以维持农村的社会稳定，实现农业生产稳步向前发展。

（四）有利于加快生态建设，实现全面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后期全世界都在探究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提升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是在国家发展理念上的重要历史性飞跃。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生态建设方面，一直以来，小农户顺应自然、生态规律，注重提高地力和涵养水源，在其承包地上生产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农产品。反观部分规模经营农业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水平和盈利能力，采用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和手段，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采取掠夺性方式使用土地，忽视农业生产周期和规律。在生态多样性维护方面，小农户在一代又一代的生命与生活传承过程中，把自然、生命、文化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联结起来，赋予村庄自然功能和文化功能，维系村庄的完整性和多样性，“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本目標和要求，但是在此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很难在城市安定下来，而提升小农户收入水平、鼓励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模式，有利于提高小农户的就业水平，提高收入，为返乡农民提供就业保障，发挥经济、社会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蓄水池与稳定器的功能和作用，最终达成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只有不断提升小农户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优化配置各种资源要素，同时把小农户发展纳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统筹考虑，才能实现产业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发展目标。
二、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分散经营的生产弱势导致农业生产效率较低

虽然分散经营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出效率较高，但由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不大、耕地细碎化问题，难以实现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分散经营的生产弱势往往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土地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在全部农户中占比最高，约为97%，近2.6亿户。全国约有350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在50亩及以上，耕地经营总面积约为3.5亿亩，规模经营平均值约为100亩。为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缓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引发的土地荒芜问题，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全国约有0.7亿农户参与了农村土地流转〔5 〕。按照过去10年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年均增长3%的速度估算，预计到2020年、2030年、2050年，土地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分别约为2.2亿户、1.7亿户、1亿户，这些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村耕地面积分别占全国耕地面积总数的80%、70%、50%。因此，我国农业经营主体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依旧还是小农户。

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直接决定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而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是扩大生产规模、生产集体和实行专业分工，实行生产的社会化。与这些要求比较，小农户显然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小农户的机械化装备程度低。小农户分散经营的土地面积少，耕地细碎化程度高，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落后，劳动效率低下，机械化水平低。而现代农业发展则要求生产、运输、储存能力强大，营销渠道通畅，资本投入水平、资金回报率、土地经营规模要求高，小农户很难具备相应能力。二是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滞后，农技推广、病虫害防治、农产品质量监督和评价等公共服务能力还有待增强，小农户获取的生产服务和帮助有限，影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融合，成为二者有机衔接的障碍。

（二）产业脱节的市场弱势导致农产品价值增值较低

小农户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因素制约，成为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方面，小农户的市场竞争优势明显不足，表现为小农户生产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农产品较工业品而言具有鲜明的特征，供给生产受天气等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大、季节性时间明显、生产难以统一集中，空间高度分散，但消费需求却表现为时间的集中和空间的积聚。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农户由于缺乏资金与技术优势，很难大规模、成批量生产、储存和运输农产品，供给农产品商品市场的品种和数量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不是短缺就是剩余，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存在严重的缺位与错位现象。此外，小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较差，获取市场信息的水平低下，信息获取、传递、转化滞后，难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节生产计划，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较大，抵抗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小农户的市场微观竞争能力欠缺。表现为小农户的文化程度较低，整体文化素质较差，运用现代生产技术、获取技术信息的能力低下，难以适应创新经济的形势变化。同时，由于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户兼业现象变化明显。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将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速度，留在农村的一般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妇女和老人愈加缺乏适应市场的能力和意愿。

如何通过农业现代产业的发展带动小农户发展，既是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又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课题。目前，农产品加工业同农业产值的比率大体为2.2∶1，加工业加工率约为65%，预期到2025年，可以发展到75%的水平，届时，农村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将出现新变化，呈现新局面。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农产品的消费需求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在消费总量增加的同时，降低初级农产品的消费量，快速提升加工农产品的消费量;在农产品消费品类方面，增加肉、禽、蛋、奶、鱼等消费需求;在农产品品质方面，增加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消费需求。相对小农户来说，由于自身能力约束，获取市场信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利用科学技术能力限制，十分有限的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投入束缚严重阻碍了小农户适应形势变化，快速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绝大多数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仅局限于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强，很难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

（三）金融供给短缺的资本弱势导致从业人员吸引能力下降

资本在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合中发挥黏合剂的功能，对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宽松的金融环境满足小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资金需求。但是，当前农村金融市场提供的金融服务难以有效满足小农户的融资需求，导致小农户在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境地。

一是小农户的抵押担保物欠缺，融资能力低下〔6 〕。小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难以显化财产属性，虽然目前部分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试点，但进展缓慢，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难以实现国有土地的同权同价，很难达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抵押、担保要求。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涉农贷款业务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小农户资金需求分散，次数多，数量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此类业务的信息搜集和风险监管成本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很难迅速降低，开展此类涉农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开发适应小农户信贷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意愿缺乏，小农户难以获得与其他资金需求主体同等的金融服务。三是小农户获取资金的融资成本较高。小农户即使满足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信贷的要求，由于其经营规模和资金需求特点，往往是金融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缺乏金融产品议价能力，既要承担融资服务费，又要花费融资使用费。小农户的资本弱势带来较高的融资负担，削弱了小农户的信贷意愿。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囿于农村土地经营规模，小农户通过农业经营获取的收入在其总收入构成中的比重迅速降低，农业生产的吸引力和比较效益迅速下降，导致小农户中青壮年和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快速外流，这种局面出现又加剧了小农户经营粗放问题，甚至出现弃耕弃种，任由土地荒芜，引发农村“空心村”问题和农业“空心化”现象〔7 〕，这严重背离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四）信息滞后的技术弱势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缓慢

据测算，当前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约为56%，主要农作物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约为63%，作物良种率高达96% 〔8 〕，先进机械设备、先进技术运用于农业的局面基本形成。但是，占农业经营主体的小农户往往处于被遗忘的境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技术信息供需传导不畅，现代农业应用技术推广片面考虑农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忽略了小农户应用现代先进农业技术的需求。由于小农户的农业应用技术需求得不到满足，往往只能凭经验采用传统的农业技术生產方式生产农产品，小农户生产农产品的效率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在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上下并行”不对等。工业品下乡易，农产品进城难〔9 〕，由于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小农户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低下，绝大多数小农户只能依托农业合作社、协会或中间商对接市场，面临的市场风险较大，农业增值收益分享能力有限，缺乏独立的订单与议价权利。同时，分散的村庄分布和较高的农村物流成本也制约了小农户参与信息化浪潮的积极性，信息技术应用滞后。三是现行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收集与关注小农户的信息不充分。由于规模经营偏好，政府在鼓励农业产业、生产与经营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过程的资金补贴和扶持中，优先鼓励和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但是，这种扶持和补贴得到实惠更多的是农民中极少数和涉农的绝大多数工商资本，绝大多数小农户被排除在外，难以分享改革红利和农业现代化成果。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提升农业附加值，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需要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但部分区域出现的“资本下乡代替了老乡，没有带动老乡”现象有悖于乡村振兴战略“资本下乡不能代替老乡”的基本要求，农业产业园建设异化为工业园，成为“穿农业马甲的工业项目”，阻碍了农业科技成果示范、转化的平台和渠道。
三、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实现路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广大农户有效参与、共享改革发展红利的可行路径。没有小农户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因此，需要有效调动小农户的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小农户的积极作用，实现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发展。

（一）优化科技和社会化服务形态，加快构建农业现代生产体系

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要基于中国国情，积极开发适应中国气候和土地分布特点的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掌握农业科技进步的主动权，为我国农业由大变强奠定坚实基础。一是鼓励发展现代农业技术，在育种、深加工、精加工、信息、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集中攻关，进行重点突破，达成成本降低、产量增加、质量提升的目标，呼应与保障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关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绿色、健康发展。二是优化农业物质装备发展，提升和改善农业生产装备水平，尤其要提高农业机械化利用率，缓解农村人力不足的困境。充分利用现代装备、设施和技术手段改造贫困地区的传统农业，发展绿色农业、健康农业，提升农业标准化、信息化水平，实施“一村一品”工程，促进产销对接，努力解决小农户农产品价低卖难问题，提高小农户收入水平，进行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以构建农业新型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抓手，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大力推动生产性农业服务业的发展。要在试点基础上总结推广社会化全程服务经验，培育扶持农机、排灌、统防统治、烘干、仓储等服务经营性组织，充分发挥农机、邮政和供销等涉农服务综合平台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和多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优化产业和人力资源形态，加快构建农业现代产业体系

快速推进农村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现代农业体系的构建进程，确保广大小农户充分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做到种养业要优、加工业要精、服务业要活，通过产业链条的延长，实现价值链的提升。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进行形式多样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小农户的农业生产。通过培训支持和政策扶持，确保农村“三产”融合收益更多地留在农村主产区，增加包括小农户在内的农民收入，完善健全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把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户融合纳入到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确保小农户更好地分享农村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一是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丰富产业融合内容。大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养老健康产业的深度融合，充分挖掘农业的各种功能。二是鼓励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实现产业融合手段的创新，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三是努力探寻农村“三产”融合的多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农村发展、农民富裕的关键在“人”，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作用。一方面要增强农民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觉醒。努力提高小农户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构建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一致的家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充分发掘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要稳步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开展适应农民需要的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提高小农户的劳动技能和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三）深化农村改革和优化组织形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要科学、辩证地看待农村土地耕种分散与集中的关系，妥善处理小农户与农村土地的关系。要深化农村改革，加快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进程，保障小农户共享改革发展红利;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实现机制〔10 〕，通过示范、带动鼓励小农户通过土地互换、联耕联种、代耕代种、股份合作、集中流转、土地托管等方式提高农村土地经营规模，探索以普通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让小农户成为农村改革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满足小农户量少次频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大力开发针对小农户金融需求的金融服务产品，建立满足小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的服务组织，缓解小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金融需求困境，实现差异金融定制的小农户个性化服务。

要充分考虑农业农村发展的客观实际，发挥农民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作用。要支持、鼓励小农户融入农民合作社，实现农业生产与经营的分工优化，提高小农户面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抵御能力，提高小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在品种选择、技术应用、生产资料采购、产品分级、品牌建设、产品营销、仓储、运输等环节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用，由其提供统一服务、统一经营。同时，要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专业合作功能，发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解决土地细碎化和农村产出能力不足问题。

（四）优化农业補贴和农民增收渠道，加快完善财政支农体系

鼓励农民群众尤其是小农户参与价值链收益分享，完善和调整农业补贴政策，确保财政涉农补贴更多更广地惠及农民特别是小农户。也有地方尝试将财政涉农补助资金量化为农业合作社社员或受益农户股份，通过股权分红，全程参与农业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收益分配。财政涉农补助资金要重点支持和扶持以小农户为基础发展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支持通过订单农业与股权合作紧密建立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改变过去处于利益链底端的小农户不能参与财政支农红利的弊端，使其充分分享政策支持红利。

要采取可行措施拓展农民增收渠道，鼓励返乡农民就近就业、就近创业，建立健全就业、创业扶持服务体系，营造城乡劳动者就业平等的氛围，构建就业平等的保障制度。一是积极创造就业条件，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渠道，完善健全就业转移服务支持体系，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各种灵活方式外出进城务工，并能在城镇生活稳定下来，实现安居乐业。二是在政策、资金方面支持和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完善产业扶持、配套服务和人力支持政策，鼓励返乡创业人员带动乡村小农户发展小众、特色和附加值高的产品、产业，增强小农户的增收能力，提高小农户的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01-28（01）.

〔2〕韩俊.农业改革须以家庭经营为基础〔J〕.农村工作通讯，2014（9）：52.

〔3〕马良灿.理性小农抑或生存小农——实体小农学派对形式小农学派的批判与反思〔J〕.社会科学战线，2014（4）：165-172.

〔4〕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屈冬玉.以信息化加快推进小农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7-06-25（07）.

〔6〕彭魏倬加，李中.农村土地确权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基于湖南县域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6（7）：160-166.

〔7〕邱兆祥，王树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协调发展研究〔J〕.理论探索，2017（4）：28-34.

〔8〕王成军，吕晓宏. 中国粳稻生产中技术进步研究——基于粳稻主产省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评论，2016（10）：79-88.

〔9〕高强，徐雪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农地确权〔J〕.理论探索，2017（3）：11-17.

〔10〕刘卫柏，郑爱民，彭魏倬加，等.农村土地流转与劳动生产率变化——基于CIR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7（12）：195-202.

作者：刘卫柏徐吟川

农户家庭农业生态论文篇3：

宁波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及路径研究

摘要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实地调研，掌握宁波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的实际成效以及存在问题，选择典型案例总结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小农户”的产业联盟，将是宁波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并提出政府部门应从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制定向小农户倾斜的惠农带农政策、增加小农户培训次数等方面为产业联盟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施路径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0.04.07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Interest Connection Mechanism and Path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ubjects in Ningbo

ZHAN Chai1，LIU Ya-nan2， LI Jia-dan1（1.Rural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Ningbo Agricultur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Ningbo，Zhejiang 315014;2.Business Academy，Ningbo University，Ningbo，Zhejiang 315211）

Key wordsSmall farmers;Interest linkage mechanism;Implementation path

小農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和重要主体，也是推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1]。当下小农户面临着人均土地占有率低、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力不足、农业技术投资低等一系列问题[2]，很难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向现代农业方式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确定为推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对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实施路径、利益联结机制、政策保障等作出了顶层设计。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对小农户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小农户健康发展对农业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重要性。

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概念提出以来，与之相对应的“小农户如何发展生存”一直是农村农业领域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小农户的发展应该走规模化的道路[3]，也有学者认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要突出小农户的优势[4]。关于应该采用何种路径来突出，孔祥智等[5]认为可以从土地流转后利益重新分配方式创新和社会化服务带动两种路径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姜长云[6]认为积极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引导小农户增强自身的能力等双向作用来增强有效衔接。关于如何保障这些实施路径顺利落实，张红宇[7]认为政府首先要在发展理念、制度和政策上重视和指导小农户。刘益平[8]认为政府首要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康发展是解决小农户经济的必然出路。

综合当前学者关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研究集中在3个层面：第一，明确了小农户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主要作用和地位;第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形式多样，其中以“农民组织化+服务规模化”延伸出的各类衔接形式是主流观点;第三，政府部门应转变以前侧重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路，适当调整向支持小农户发展倾斜，使更多优惠政策惠及处于弱势地位的小农户。总结得出，学者们当前研究的重心集中在理论层面的推导和个案的优化研究，针对某一个地区进行综合全面调研基础上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通过对宁波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走访调研，研究当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模式、存在问题以及阻碍因素，丰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实践经验。

1宁波市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现状及问题分析

1.1小农户生存发展现状

“十三五”期间，宁波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绿色都市农业强市的發展战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省前列。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以小规模经营为特点的小农经济依然长期是宁波市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据《宁波市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以下简称“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宁波全市共有1.1万个农业经营单位，64.7万个农业经营户，其中有1.9万规模农业经营户，小农户占比97.6%。农业经营单位和规模农户通过建立并逐步完善与农户的产销衔接、合同订单、保护价收购、股份合作、二次分配等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开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据统计，到2017年底，宁波市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51家，吸纳农民就业18.5万人，联结带动农户126.4万人，年均增收4万元，辐射带动种养植业基地16.20万hm2。合作社总数达2 645家，入股社员4.37万户，联系带动农户34万户，联结基地面积5.86万hm2，合作社统一组织购买农业生产投入品总值11.6亿元，统一组织销售农产品总值32.5亿元[9]。分析得出，第一，宁波要完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先思考如何将小农经济纳入到现代化农业发展目标中来;第二，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积极与小农户构建利益衔接机制，但对小农户具体增收有何益处，缺少数据展现，需要进一步实地调研去探究。

1.2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模式及问题分析

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其中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当地小农户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对小农户增收起到了正面的带动作用，但绝大部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衔接并不紧密，小农户发展前景依然不大明朗。

1.2.1农业龙头企业与小农户联结方面。

据数据统计，宁波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联结带动的农户占全市农村户数的72.5%[10]。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农业企业通过承租土地、招聘短期用工、收购部分农产品等方式联系带动农户，这些方式对小农户进入现代化农业体系的作用还很有限。少数农业企业与小农户签订了购销订单，这种模式稍微紧密一些，企业层面可以收购到质量可控、数量客观的标准化农产品，小农户也不愁农产品销售的问题，但在合作中，当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如果小农户不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交付给企业农产品，偷偷将好的产品卖到市场上去，企业对分散的小农户没有约束力;当行情差的时候，企业会对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挑三拣四，变相压低价格，甚至有个别农业在协议中使用模糊性的语言和增加免责条款等方式逃避应有责任，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总体来说，当前调研的农业企业规模都较小，各个环节附加值还比较低，带农惠农意识还不强。

1.2.2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小农户联结方面。

数据显示，目前宁波市农业合作社平均带动17家农户，每个合作社平均仅经营22.0 hm2耕地，合作社规模还很小，带动农户十分有限。调研中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统计数字背后隐藏着大量“空壳”合作社，有1家或亲朋好友几家组成1个合作社，也有1个主体注册几个合作社等情况比较普遍，正常运营的合作社大约在10%左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7年对浙江、陕西、吉林等8省10多个县的调查结果显示，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常运营的比例大约为20%，有的地区这一比例低于10%）。在正常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很多是由几位种植大户和有市场渠道的能人控制，与其余小农户仅有土地租赁和短期雇佣关系，没有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合作互助的精髓未得到体现。合作社的发展受限于带头人的技术和市场渠道，产业拓展和价值链提升空间狭小。一旦带头人脱离合作社，合作社就会名存实亡。

此外，家庭农场通过雇佣工人、承租土地与小农户联系，尚未建立利益分配机制。总结来看，目前宁波市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结还处于起步阶段。

1.3原因分析进一步调研总结当前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衔接中的问题，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引致。

1.3.1政府政策激励机制不完善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农积极性。

目前政府出台的相关农业政策以及财政扶持的农业项目都存在照顾规模农户的现象，小农户受关注比较少。随着小农户发展呼声提高，政策扶持方向也在慢慢转变，2018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绿色都市农业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出“通过财政支农资金折股量化、土地股份合作、发展订单农业等方式，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调研发现真正实现的很少。部分农业建设项目验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有相应考核分值，调研中很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要拿出部分财政扶持资金给小农户购买一些农业物资，就算达到了利益联结的指标要求。政府引导力度不够大、扶持方法不够具体、考核要求不够明细等原因都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联农带农的积极性。

1.3.2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缺位制约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

调研中了解到部分小农户因自身技术缺乏、资金少、信息渠道窄等原因渴望加入农业产业化组织抱团发展，进入后务农收入有一定的增加，但幅度不大，可持续性不强。农业产值的持续增长需要不断深化产业链发展，极尽发挥各产业环节的价值，目前农业企业和合作社往往只在几个产业环节上有优势，联合后也很难将农业产业蛋糕做大，亟需专业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填补空位，一起共同推进整个产业链产值的增长。调研中发现目前市场上存在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农机服务、农资供应、瓜果蔬菜种苗繁育、技术指导等环节，病虫害统防统治、农产品收储、产地初加工、市场营销、农业金融等领域均比较缺乏。

1.3.3小农思想制约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中主人翁意识的发挥。调研中发现目前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小农户户主年龄在50岁以上的偏多，很多小农户进行农业活动是为了守住最后的饭碗，并不想依靠这个产业大幅度提升收入水平，认为参加农业合作社交入股资金存在损失风险，与企业签订长期土地租赁和订单协议容易失去对耕地的控制，且认为自身话语权小，难以在与企业经营者谈判中争取到利益。

2典型案例分析与经验总结

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比较好的模式，现挑选2个案例进行总结分析。

2.1“合作社+農户”产业链延伸增值共享联结模式

ZX花木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现有社员255户。在“四明山区域生态发展”背景下合作社带领社员开创出了一条融合林下经济、水果采摘、民宿经济等业态的致富路径，社员共同分享农旅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增值收益。因成效显著，2019年被评为“国家级示范性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与小农户利益联结发展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资金入股。成立之初由20个农户每户出资5 000元作为合作社运转资金，社员负责自家林地花木种植管理，合作社负责产前农资集中统一购买、育苗栽培技术培训和指导，市场宣传、品牌塑造和销售渠道开拓;第二阶段，土地入股，为了优化花木种植品种，发展多元化产业，合作社鼓励社员以自家耕地入股建设良种樱花园和集体苗木基地，培育的樱花新品种扩繁后免费发放给社员，集体苗木销售的利润部分作为合作社运行和储备资金，部分按照股份分红给社员。第三阶段，分工协作提供长期工作岗位，在花木产业步入下行通道，农旅融合业态市场兴旺的背景下，合作社继续鼓励社员土地入股发展林下经济、特色果品采摘业态，运用储备资金长期租赁废弃林场管理房发展民宿餐饮，规划社员苗木种植基地发展旅游观光，业态拓展后产生大量稳定的就业岗位，面向社员招聘。至此社员增收渠道从最初的花木销售扩展到土地租赁、土特产销售、观光采摘、餐饮民宿、景点门票收入等分红，以及合作社务工等多个渠道。接下来，合作社将引入加工企业合作开发樱花系列加工品，进一步提升樱花产业附加值，增加集体分红的收入来源。

2.2合作社+农户社会化服务拓展增值效应分享联结模式

CN粮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现有社员354人，主要业务有水稻种植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等，先后荣获“宁波市级示范性社会化服务组织”“省级规范化合作社”“全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点”等荣誉称号。

合作社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小农户通过资金入股、机械设备入股、长短期务工等方式参与合作社经营。具体在服务过程中，合作社通过农资统一采购、全程机械化耕作，助力社员地均生产成本下降;合作社联合承包大面积耕地，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后统一销售，集体经济收益大幅提升，社员获得更多股份分红;社员利用合作社信息、技术、市场资源的共享，用自己的农机为周边非社员农户提供服务，大幅提高机械年作业量，增加经营性收入;合作社成立不同服务小组，面向社员的就业岗位增加，为社员带来工资性收入。入社后小农户通过土地入股分红、机械入股分红、农业单产利润提升、合作社务工、出外非农务工时间延长增加工资性收入等方式提升了收入水平。据合作社测算，入社前后对比小农户年均可支配收入提升50%以上。

接下来合作社计划承包更多的耕地，建设粮食加工分级生产线，强化品牌效应，进一步带领社员做强产业价值链。

2.3成功经验总结

以上2个合作社的成立都是为了解决小农户生存问题，成立初期都形成了稳定规章管理制度和协商议事方法，紧随市场导向优化利益联结机制。小农户通过资金入股、机械设备入股、土地入股等方式组成农业合作社，随着合作社成员和入股资本的增加，逐渐形成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专业分工格局以及组成相应技术人员团队，顺利拓展产业纵向链条和横向边界，将产业增值空间尽可能地留在合作社内。同时合作社在发展壮大中，与市场谈判能力逐步增强，表现在农用物资采购成本的下降、农产品销售价格的提升等方面。业态和环节的增加相应在合作社内部催生出大量就业岗位，为社员脱离耕地选择就近就业提供了可能。

3对策与建议

根据实地调研中收集的建议，以及学习国内一些典型模式路径，针对调研中总结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3.1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体的产业联盟，做大利益分成蛋糕

通过调研分析，针对当前宁波市“农业企业+农户”和“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中的缺陷，综合考虑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体的产业联盟，联盟内农业企业在营销渠道开拓、品牌运营管理、产品精深加工、资金支持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农业合作社能发挥传播农业种植技术，对社员进行规范化管理，通过熟人关系网对社员契约行为形成道德约束，在企业和社员之间充当信用保障等作用，社员具备丰富生产经验，充沛劳动时间，农旅融合业态所需的房屋、特色美食手艺、民俗文化传承等资源。三者的结合，将有助于发挥各自优势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各环节的附加值，助力农业全产业链价值实现整体飞跃，使农户和企业都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完善稳定的协同发展模式。

3.2扩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保障产业联盟可持续发展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产业联盟”的融合剂，产业联盟中企业、合作社和农户都只具备各自领域的核心技术，亟需大量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来补充。健全农业服务体系主要从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服务和社会组织提供的经营性服务两方面入手。公益性服务方面，政府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等服务，尤其是农业技术推广方面，考虑到政府部门推广队伍力量有限，需要鼓励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加强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系，采集小农户对良种良法的需求和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产品加工保鲜、质量安全检测、产业布局规划等方面的诉求，以此为导向开展科学研究，有好的成果和成熟技术后及时通过培训班、微信公众号、上门服务等多种形式向产业联盟内各主体推广，形成“科研单位+示范基地+农业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和示范平台;经营性服务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惠农政策补助等方式鼓励经营性服务组织在传统的农业信息、农资采供、统防统治、农业科技、农产品营销服务的基础上，开展农产品质量监测服务，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制度，围绕农产品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开展法律政策咨询服务，满足小农户实际生产经营需要[11]。

3.3推动更多惠农政策和项目资源向小农户倾斜，细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考核指标

首先，保障小農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享有平等被扶持的权利，是政府未来出台相关农业政策和开展农业项目建设需要考虑的重点，权利上平等了才能激起小农户主动对接现代农业发展的信心，同时也能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识到与小农户结合是“合则两利”的事实;其次，可以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的数量和利益联结程度作为政府扶持政策的重要衡量指标，扶持前明确具体的利益联结形式，验收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以及实行“一票否决制”，促进利益联结机制不断紧密完善;再次，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签订的协议因自然和市场风

险出现频繁毁约的问题，政府应鼓励引入相应的保险机制，补贴部分保费，降低各方的风险损失，保障各方契约关系长期稳固有效。

3.4加强小农户生产经营理念的培训，提升主动融入现代农业体系的认识

针对小农户主动参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积极性不高、参与进来忽视自身利益争取等问题，向小农户宣传自身的优势和现代化农业产业价值成为促进小农户主动融入农业产业化组织的第一任务，首先通过政策的导向、基础设施的改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等转变小农户的心态，让小农户看到实处、心有所依，认识到小农户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有主动学习的愿望[12]。其次，通过开展针对性强的小农户科学技术和市场、经营意识的培训，弥补小农户种植技术落伍、经营能力欠缺和市场敏感性差的不足。当前宁波每年都会举办多次针对新型农业农民技术、经营管理理念、农业发展前景等知识技能的培训班，参加培训班的以各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带头人和技术骨干为主，后续要进一步鼓励小农户参加，根据小农户生产规律合理安排开班时间;另外也可以通过组织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定期定点技术培训、构建直达农户的咨询平台等多种方式对小农户进行帮助和指导，助力小农户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参考文献

[1]王亚华.什么阻碍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J].人民论坛，2018（7）：72-73.

[2] 吕颢，葛文光，白浩宸.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文献综述[J].现代化农业，2019（6）：61-63.

[3] 张士云，江激宇，栾敬东，等.美国和日本农业规模化经营进程分析及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4（1）：101-109，112.

[4] 贺雪峰，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2）：45-65.

[5] 孔祥智，穆娜娜.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J].农村经济，2018（2）：1-7.

[6] 姜长云.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篇大文章[J].中国发展观察，2018（Z1）：47-50.

[7] 张红宇.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N].农民日报，2017-11-21（001）.

[8] 刘益平.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的必然出路：基于湖南省4市8县的调研[J].农村工作通讯，2018（11）：39-41.

[9]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宁波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报告[R].2018.

[10] 宁波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宁波统计年鉴201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

[11] 熊磊，胡石其.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找寻：重庆案例[J].当代经济管理，2019（7）：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