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户投资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投资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户是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许多学者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农户投资不足及其原因、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农户投资行为的特征等四个方面。

第一篇：农户投资论文范文

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使用面板VAR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一是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但教育和培训、健康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各路径对農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有所不同，而收入对各路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也有所差别。二是各路径人力资本投资波动受自身影响较大，而各路径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波动的贡献率有所差别。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严重滞后，基础型消费仍占较大比重，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面板VAR模型；人力资本投资；收入

一、前言

人力资本作为收入增长最重要的要素和发展基础，在经济生活中处于战略地位。作为一种日益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其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中国农村人力资本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在传统农业中，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最低，耕作技术通常依靠代际传递，但现代的农民必须能够掌握农业技术、应用现代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Welch（1970）指出，在帮助农民更快适应杂交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巨大价值已开始显现。随着城市化的较快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流出的大多是受教育程度高、年轻力壮的青年，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受教育水平较低、掌握技能较少的“老弱病残”，甚至有的地方出现撂荒现象，这进一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农民增收是越来越受到重视的问题，弄清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阶段，有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关系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考察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舒尔茨（1964）指出通过增加对农村教育、农业科研投入等提高人力资本的途经，对农业生产有重要作用。白菊红、袁飞（2003）指出，农村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技术采用等机制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另一类文献则研究农民增收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Gershon Feder、Richard E.Just and David Zilberman（2003）指出，农业技术创新的采用吸引发展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新技术提供增加生产和收入的机会，但是许多新技术的开发只取得部分成功，表现在观察到的较低采用率。传统观点认为限制创新快速采用的要素有缺乏资金等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要素。

现有文献表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关系，但现有文献仅分析了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的单方面机制，多为静态分析，并没有考虑二者的双向影响关系，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研究贡献就在于：第一，采用对理论性要求不强、不需要基于某种理论假设的面板VAR方法，研究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第二，舒尔茨（1960）指出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构成。人力资本形成路径包括教育和培训、健康和迁移。本文克服了前期文献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单个内容、多为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教育层面）的局限，扩展到教育与培训、迁移和健康，并提供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经验证据。第三，前期有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的文献，存在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还是农民收入增长催生了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的争论，本文通过分析二者的动态关系提供了相关依据。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实证模型及数据说明，第三部分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Sims（1980）首次提出VAR模型，自此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到广泛应用。它不需要预先假设系统中何者为解释变量、何者为被解释变量、不预先确定因果关系，在经济理论不足以说明变量之间关系以及可能存在内生解释变量时，根据数据判断因果关系。本文采用面板VAR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是将系统中所有变量视为内生变量的条件VAR方法与考虑不可观测个体效应的面板数据方法相结合

P阶VAR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是双变量向量{capital，income}；capital代表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资本形成四条路径，即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本文选用拟合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人力资本等四条形成路径，分别用capital¹、capital²、capital³、cap-ital⁴表示；income代表收入；n代表固定效应变量；Y代表时间效应；e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t采用连玉君（2009）在Inessa Love，Lea Zicchino（2006）编写的PVAR基础上改进的PVAR2进行分析。针对面板数据采用VAR程序需要去掉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使用前向均值差分去掉个体效应（Arellano and Bover，1995），使用组内去芯去掉时间效应。

PVAR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面板单位根检验、利用系统GMM回归分析进行统计推断及运用方差分解解释对内生变量预测的误差变异数中，每一个正交单位冲击的贡献比例。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实际农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衡量农民收入income变量，实际农民收入运用以1985年为基期的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同时为消除数据波动和异方差的影响，对实际农民人均纯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选取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食品、医疗保健支出及交通和通信支出作为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的替代指标，分别用capital¹、capital²、capital³、capital⁴表示。本文各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2001-2010年，样本对象为中国除了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PVAR稳定性检验

面板VAR需要满足保证模型是稳定的随机过程。对于模型1来说，也就是要求当k趋近于无穷大时，矩阵特征根的绝对值小于1，这时，等式右边的“和”才能收敛。尽管等号右边的“和”能否收敛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所构成的矩阵的稳定性，但“和”分别代表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效应以及不随个体改变的时间效应，二者相对稳定，从而所构成的矩阵具有稳定性。

由图1可以看出，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食物消费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构成的四个面板var模型均满足面板var模型所要求的平稳性。

（二）面板矩估计

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的PVAR估计结果见表1。各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AIC、BIC和HQIC准则，遵循如下原则：选择AIC、BIC和HQIC值最小的模型；当三者不一致时，通常BIC/HQIC优于AIC；有时也不能完全依赖上述准则，需要做一些人为判断。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是由表1第一列可知，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影响在滞后一期、二期系數为负，在滞后三期系数为正，这说明农村居民家庭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短期内为负，长期为正。短期为负，是由于农民教育支出挤占了农民收入，教育和培训支出的成本尚未超过获得的收益，农民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时滞，到达第三期，农民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能够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农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滞后一期和三期均为负，滞后二期为正，都通过显著性建议。可见，农民收入增加并不必然引起农村居民家庭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这也说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尚未升级到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这一发展型消费阶段。有关居民消费结构的划分标准本文参照王学真等人（2011）的研究，其中，基础型消费包括食品和衣着消费，享受型消费包括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交通通信支出，发展型消费包括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二是由表1第二列可知，食物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滞后一期系数为负，这说明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结构尚存在不合理之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升级，从而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健康效应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食物消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滞后一期显著为正，这说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也说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中食品这一基础型消费仍占较大比重。三是从表1第三列可以看出，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滞后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均为正，说明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使人们增加从业时间，使人们工作效率提高，进而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收入对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不存在单一的线性关系，滞后一期、三期为正，滞后二期和四期为负，收入增加并不必然引起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尚未升级到医疗保健这一发展型消费阶段。四是表1第四列表明，迁移人力资本投资在滞后一期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即迁移能够有效提高居民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关；而滞后一期收入增加，交通支出降低，但不显著，这也说明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交通通信支出这一享受型消费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方差分解

为了更清晰地度量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一步利用方差分解，考察预测未来值均方误中各变量各自贡献比例。表2和表3分别给出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之一（食品消费）及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之二（医疗保健消费）、迁移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的方差分解结果。

在收入与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食品消费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波动中，自身均占较大比重。在第十期，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食品消费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方程中，收入受自身的影响分别为75.7%、93.3%，而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食品消费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受自身的影响在第10期分别为88%、60.4%。

在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方程中，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影响长短期有所差别，存在时滞效应。短期来看，对其影响较小；长期来看，对收入的影响较大，在第十期分别达64%、59.8%。而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受自身影响较大，在第10期分别达89.8%、95.8%。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的PVAR模型，分析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表明：

由面板VAR模型结果可知，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路径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有所不同。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影响短期为负，长期为正；食品消费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为负；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均为正。而收入对不同路径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也有所差别，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引起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但收入增加能显著增加食品消费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这也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严重滞后，基础型消费占较大比重，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在系统趋于稳定状态下，在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食品消费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的波动中，自身均占较大比重；而在收入波动中，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投资以及食品消费健康人力资本投资所占比重较小。但医疗保健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迁移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短期影响较大，但从长期来看，对收入的影响较大。

作者：刘炳序 翟越

第二篇：国内外农户投资行为研究综述

摘要：投资对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户是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许多学者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农户投资不足及其原因、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农户投资行为的特征等四个方面。虽然同样是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研究，但不同学者的分析结论和观点往往不太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产生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农户进行投资时所处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所作的假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农户;投资行为;综述

由于投资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户是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因而，农户投资行为将直接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结构和方向等众多方面。所以，不少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户投资不足及其原因

1964，舒尔茨(Theodore.William.Schultz)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他发现，传统农业中对原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极其低下，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从而农户不愿意增加投资。Bela Mukhoti(1966)也较早对农户投资不足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农业生产率和农地规模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他指出，农业(种植业)经济的本性为较大的农场主提供了较多比农业投资更有回报率的投资机会，大户可能对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其中贸易的存在导致或者扩大了人为的农业投资稀缺;大户在贸易等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可获垄断利益，这是导致农户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2]。但Gill(1968)通过分析Bela Mukhoti所做各种假定的不合理性，对此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3]。

国内学者陈立双和张谛(2004)认为，农户的农业投资状况总体在恶化，原因是农业收入增长速度降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差及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因素导致农民对农业的投资预期降低, 抑制了其对农业的投资冲动和投资行为[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不少有益的观点。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生活消费发生了挤占效应;农业投资环境的恶化;金融支持不足;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经营规模过小;政府对农民重视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

2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Steigum(1983)认为，关于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从是否强调金融变量产生的作用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两大学派[5]。一是调整成本理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假定农户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是不受限制的，最优的长期资本存量应是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和技术进步诸变量的函数，且认为可以用调整成本来解释单个企业的投资率;与调整成本理论对应的另一学派则比较强调金融变量在投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Steigum的概括是精辟的，但他归类的视角是农户是否存在融资限制。这种概括可能会忽略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Lewis 等(1988)在研究澳大利亚农业时发现，资本的使用成本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收入却不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6]。20 世纪 90年代后，国外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计量经济研究明显增多。Reardon, Thomas; Crawford, Eric; Kelly, Valarie (1994)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去研究非洲农户非农收入和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农活动的增加有时会使农户的农业投资减少;但非农收入有时也被用于农户投资[7]。Jacoby(1995)等，他们发现：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助于农户增加土地投资和土壤改良[8]。Bjornson, Bruced(1995)研究了商业周期对农地投资的影响，指出：1961—1990年间的农地投资回报率显著地受到商业周期资本市场风险状况和贴现率的影响[9]。英国农业经济学家Upton Martio (1996)指出，投资是有风险的，所以投资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农民才愿意投资;农民进行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灵三个方面[10]。Gruyter(1996)通过对1949—1991 年荷兰农业投资数据研究发现：存在金融状况的约束下，在荷兰影响农业投资的显著因素有资产资本比、贴现率、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而储蓄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农业投资。

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林毅夫教授所做的实证分析[11]，他指出(2005)，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学者认为，抑制农业投资的潜在因素是农场规模、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和金融的不充分性。他以三省四县800农户的调查资料以上观点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每户的生产性投资和土地规模成正比，但资本土地的比例并未随着土地的规模而增加;在流动性投入严重不足时，信贷也不是制约农场投资的因素;1989年以前土地使用权的低安全感并没有对投资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然而，随着15年承包期的逐渐到来，这个问题可能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除了林毅夫在此领域的研究外，郭敏和屈艳芳(2002)的实证研究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其研究结论大致如下[12]：(1)农户收入与农户投资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2)农地收益水平对单位耕地农户投资有较强的正向影响;(3)在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下，农地规模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4)农户的农业贷款资金和农户投入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5)农户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农户投资起着实质性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对此的相关研究也是富有意义的。刘承芳(2001)研究指出[13]，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信贷可得性、家庭其他方面投资与消费行为、非农就业比、土地规模、国家政策、拥有资产的形式等因素的影响。辛翔飞和秦富(2005)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等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研究农户投资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提高农户投资水平的对策。张健(2005)分析认为，土地产权强度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14]。贾丁(2004)认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基本家庭情况、拥有的资源状况、市场条件外部经济环境。

3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Boehlje, Michael D.和White, T. Kelley(1969)构建了一个同时引入投资和生产决定的农场成长的模型，并对印地安纳中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农场成长过程中投资与产出之间相互作用;且在现有条件下最优的农场成长并不是规模上有效的[15]。Sadan，Eara(1970)分析了风险状态下农业经营中的投资行为[16]。他首先描绘和界定出了风险状态下作为投资决策者的农业生产单元所面对的“效率边界”，这个边界的大小取决于预期的现值和未来净利润和变化;其次，他还给出了简化的跨时期边界代数方程式(模型)，在该式中农业产出水平由单一的投入自变量和随机干扰项所决定的，并且其函数形式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以此方程对风险状态下农场经济中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也考察了不同的生产和消费政策对“效率边界”的影响。最后，他还指出经过适当的调整后的模型可以用来模拟其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国内也有些学者对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史清华(1999)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都会促进农户经济收入的增长[17]。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18]。

4农户投资行为的特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的确立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农户家庭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内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户的生产性投资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户投资积极性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引发许多学者对农户经济行为及(生产性)投资行为的极大关注和深入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农户投资行为的诸多特征。胡继连(1992)从农户投资的动机和需求出发以行为科学理论、激励理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农户投资行为，他认为，农户投资行为具有短期化、货币化、双向兼业等特征。马鸿运(1993)研究发现，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规律是：农户投资行为具有创新、模仿和保守性并存的特点[19]。孔祥智(1998)分析指出，农户投资行为的特点在于其目标的多重性，这事实上是体制转换的产物。这些分析是从农户的动机、目标、结构及制度环境等方面来展开的，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对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定性分析，而定量实证分析较少[20]。张改清(2005)认为，农户投资呈现规模小、力度不足、分布不均的特征，并进行了不少定量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不少有益的研究，由于篇幅的原因并没有在此将其全部列出。前人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虽然同样是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但众多学者的分析结论和基本观点往往不太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不同学者所分析的农户在进行投资和生产决策时各自所处的外部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于是，我们在研究农户行为时绝不能简单照搬农户经济行为相关研究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因此，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所进行分析，应该将农户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经营对象本身的规律及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参考文献：

[1]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Bela Mukhoti,“Agrarian Structure in Relation to Farm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a Low-Income

Country—The Indian Case,”J.Farm Econ.48:1210-1215,Dec.1966.

[3]G. S. Gill, “Agrarian Structure in Relation to Farm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a Low-Income Coun

try—The Indian Case: Com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0: 1042-1044, Nov.1968.

[4]陈立双，张谛.影响农户对农业投资的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2005，(47)：28-28.

[5]豆志杰.内蒙古自治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研究[D].内蒙古农业大学，2006.

[6]贾丁.北京市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4.

[7]Reardon, Thomas; Crawford, Eric; Kelly, Valarie: Links Between Nonfarm Income and Farm Investment in African Households:

Adding the Capital Market Perspective J.Farm Econ.76：1172-1176，December. 1994.

[8]张广胜.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户经济行为研究[J].调研世界，1999，(2)：25-33.

[9]Bjornson, Bruce , The Impacts of Business Cycles on Returns to Farmland Investments J.Farm Econ.76：566-577，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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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Upton, Martio. The Economics of Tropical Farming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1]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郭敏，屈艳芳.农户投资行为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2，(6)：86-92.

[13]刘承芳.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研究——江苏省的实证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01.

[14]辛翔飞，秦富.影响农户投资行为因素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05，(10)：34-37.

[15]Boehlje, Michael D.; White, T. Kelley,A Production-Investment Decision Model of Farm Firm Growth, J.Farm Econ.5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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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adan, Ezra,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a Farm Firm Operating Under Risk,J.Farm Econ.52:494-504, Nov. 1970.

[17]史清华.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18]张改清.农户投资与农户经济收入增长的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19]胡继连.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2.

[20]孔祥智.现阶段中国农户经济行为的目标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1998，(2)：24-27.

作者：黄安胜

第三篇：转轨条件下我国农户投资理性的测定

摘 要：针对时下热议的“三农”问题，笔者在回顾农户投资理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数理模型的构建和其在我国转轨条件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不同地区农户的投资理性度及变动趋势，探讨了农村市场化进程度和在不同地区进程的分布态势，从而得出了初步结论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农户;投资理性;生存理性;经济理性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夏　爽　谢士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