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先发展

第一篇：新常态下的先发展

加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2015-07-11 孙洪敏 求是网红旗文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态势明显向上向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更为活跃，多渠道的诉求和多样化的表达机制逐步健全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自信。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特别是国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动摇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对此，我们要以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增强主动性，从战略高度，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新常态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进一步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指导思想和领导权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只有牢牢把握这一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不会动摇。1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认同是信仰的基础。对任何一种事物，只有当你认识并接受了它，才能真正信服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建立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才能确立起来。也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自觉性的特质，才使信仰具有一种强大的动力。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任何一种外在的力量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惟一能指导我们从事社会实践的正确理论，是惟一能指导我们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内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永远不会过时。2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全面深化改革，为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增加了新的内容，也使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引起意识形态的新变化。特别是随着改革逐步向纵深推进，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和深层次矛盾会暴露得更加充分，诸如就业形势严峻，下岗职工增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突出，假冒伪劣和浮夸谎报屡禁不止，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难免使相当一部分人因为认识不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而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必然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新的挑战。中国的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使国人看到了我们的优势和差距，也逐渐提升了我们奋发有为赶上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勇气。但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为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方便。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写道：“他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与我们做生意，需要我们的技术，他们无法阻挡我们的无线电广播。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应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去。”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对我国民众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和破产论，鼓吹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质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有这些宣传都在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乃至抵触情绪，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企图瓦解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这些无疑是在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意识形态工作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文化特别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和基本态度，也要求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党要始终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意识形态资源配置的控制权，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审核权，以及对意识形态领域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3牢牢掌握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冷战的结束，使民族、国家、跨国资本、大众传媒、价值观、政治导向和全球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直接体现为文明和文化的冲突。这种文明、文化的冲突，不能完全等同于意识形态冲突，但也不可能完全超越意识形态。文明冲突是以“文化差异”为基础的，而不同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恰恰是不同民族国家的基本精神。这种民族国家的基本精神往往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印记的精神，是民族国家之魂。当然，存在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否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承认“文化差异”，承认世界文化多元化这个基本事实的同时，需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明个性和文化特征。当然，这种交流必须建立在平等正义的基础上，能够在保障“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消除由此带来的冲突因素，消除对不同文化的双重标准和文化霸权主义。意识形态语境内的价值观，往往具有国家界限。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存在“价值冲突”的，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会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干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所以，总书记在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断创新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方式。现在我们面对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地研究分析新形势、新任务和新特点，有针对性地用新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理念、领导内容和领导方法，不断提高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通过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实现的。对于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之提供渠道和平台，该管的要管起来，违法的要依法查处。只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才能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凝聚最大共识。1用科学的方法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无异于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广义的管理，是指一定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协调他人的活动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系列社会活动过程。管理的实施是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基本活动进行的。当前，我们要积极探索意识形态的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要不断创新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管理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及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技术管理手段;另一方面，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为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管理上要不断探索新路径、新方法，实现新突破。2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治理框架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就要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国家治理范畴，实现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顶层设计，形成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的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机制，堵塞制度漏洞，特别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防止意识形态渗透的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打击互联网犯罪的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当前要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立法，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要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管，有组织、有计划、有声势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以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用正能量抵消并战胜负能量，用主旋律压倒歪风邪气。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时机、尺度，注重意识形态工作的效果。提高意识形态国家治理能力，还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不断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判断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和复杂局面应对能力等。将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纳入国家治理框架，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创新。意识形态管理创新的主旨是创造一种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使之在意识形态管理过程中更好地发挥综合统筹、指导协调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这里所说的投入，不仅仅指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投入、信念投入、精力投入和使命投入。要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管理水平，必须使意识形态工作者具备世界眼光，体现时代精神。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既要有积极的态度，也要有旗帜鲜明的政治勇气、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和主动自觉的政治责任感。1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旗帜鲜明的政治勇气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只有亮明我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才能变消极防御为主动出击。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和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西方动辄对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问题、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我们不能客气，要力争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于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的错误言论，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给予强有力的回击。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同样需要冲锋陷阵、敢于牺牲的勇气。要敢于直面矛盾和问题，敢于亮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要不怕“中枪”，不怕被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人诬陷;要敢于讲话，敢于论战。有了这种政治勇气，我们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首先，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其次，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第三，要有坚定的中国立场。现代社会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除了海盗、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之外，价值观的问题，指导思想问题，民族文化问题和人才流失问题等，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这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比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国家主权和领土受到外来入侵问题，显得更为紧迫，更为隐秘，也更为棘手。只有保证意识形态安全，才能确保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受侵犯。第四，要有坚定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站稳政治立场，不能混淆是非，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左右摇摆。2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不仅要敢于讲话，而且要善于讲话。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从而凝聚起最大共识。要有理、有节，组织强有力的专家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意识形态工作的反渗透、反颠覆。首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摆事实，讲道理。要从实际出发，把道理说清讲透;要以理服人，而不能用大批判的语言和方法。其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不能走极端，也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讲究战略战术。第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有理有力有节。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但要把握节奏，有攻有守。第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要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问题的关键，抓住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所谓“纲举目张”。3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需要主动自觉的政治责任感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严峻的、紧迫的，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形态渗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许多敌对势力往往把自己隐藏起来，有的利用手机和微信平台散布谣言，散布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散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试图动摇我国人民的理想信念，进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有些人以“不争论”为借口躲避矛盾，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甚至不以为然，放弃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这样的态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危害极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要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增强坚定性、强化自觉性、发挥主动性，建好用好管好网络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不断提高议题设置的能力，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者：辽宁社会科学院院长)

第二篇：深抓能效对标，探寻新常态下的稳健发展

作为高耗能的行业，水泥行业一直备受关注。近两年来，水泥行业整体呈现一种“新常态”：即产量低速增长，产能过剩短期内难以改善，大企业兼并重组进程加快，中小企业夹缝中艰难生存;环保和节能减排要求日益提高;拼规模、拼成本的竞争方式正在改变......

为了深入推动建材行业节能降耗，提高水泥企业能效水平，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国发[2014]23号)文件，各省都纷纷响应。其中，山西省政府办公厅颁布《山西省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经信委组织编制了《山西省水泥行业能效水平对标活动实施方案》，在水泥行业启动了能效对标活动，“对标”进一步深入水泥企业的管理创新工作中。

其实，早在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对于央企业绩考核新规定中就首次引入“行业对标”原则，引导企业以同行业先进企业的指标为标杆，通过持续改进，逐步达到标杆企业先进水平。2013年起国务院国资委正式下文号召广大企业，加强开展对标管理，下属很多单位都已经在开展对标培训、导入标杆管理项目。

水泥企业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技术与装备都得到了大力提升，但是管理模式上却一直没有突破性创新。权威对标管理专家陈泓冰先生指出，对标不只是一种管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管理哲学和管理规律。如何在新常态环境中加强管理创新、做好同业及跨行业对标、改变传统发展模式、降本增效、搭建及优化高耗能企业的各项指标，实现企业健康增长尤其是大幅减亏，这是摆在每个水泥企业面前的新问题。

在对标管理这种较新的管理模式实践中，有不少其他行业的企业走在前列，电力行业、能源矿业、电信邮政、金融银行、商业及房地产、烟草、交通航运物流、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媒体广电、医疗及制药等均在开展对标管理工作，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取得了惊人的效能。水泥行业在今年进一步明确了将“对标”作为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必将会优化内部管理，在节能降耗方面找到全新的出路。

第三篇：新常态下的楼市

最高决策层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那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房地产经济当然不能例外。什么是楼市的新常态?我觉得通俗点说就是，因为成本和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化，是个房子就能大卖的暴利时代过去了。

楼市：

国际形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资金外逃，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入中国;而国内禁止对土地所有权买卖，唯一能承载如此数量级别的国内财富与国外资金的只有楼市和股市。

国内形势：房地产事业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原因很简单，地方经济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政府来引导和投资，政府的钱一方面是通过税收，但是税收又难以满足地方政府的胃口，于是地方政府逐步制定出一套有利可行又短期内不会出问题的方案，地方政府将拥有土地卖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向银行贷款来支付土地购置费并建好楼房，并将此作为银行贷款的抵押，然后将楼房高价卖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没钱，只能向银行贷款，这样，地方政府征收了高额的契税以及购置税，房地产将贷款转嫁给老百姓并赚得高额利润，银行“绑架”了诸多还贷的房奴，获得大量的还款利息，大家皆大欢喜。可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手持重金的财团便在这种模式下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种种原因，资金流入的多了，势必产生泡沫，泡沫大了，就有可能要爆炸，泡沫爆炸首先损失的是银行，因为银行的贷款并非以现金流的形式摆在银行的金库里，而是那些空房子，这些房子的价值到时候将远远小于泡沫时的价值，银行将面临倒闭。第二损失的是政府，政府失去原有的房地产模式的赚钱机器，已经开始牵头投资的项目得不到资金注入，必将烂尾，同时还要背上巨额的财政赤字(注意这里已经埋下隐患)。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国家出面将所谓盲目乱窜的资金引入A股市场，来抑制房市泡沫继续膨胀。 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负债累计超过250万亿美元，已经相当于目前全国GDP的两倍之多，而这些债务只会越来越多，银行破产还会有新的银行，但是政府破产...那怎么办，中央出台新的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当然这些债券是以税收作为抵押，英明伟大的我党制定了如下政策，这些债券其实真正的买主并非老百姓，而是中央银行，银行可以接受地方政府的债券作为抵押将现金贷给地方政府，各大银行将这些债券转入中央银行，相应的各大银行换得资金，这就是为何央行一再降准，然后中央银行通过大肆印钞来冲平这些债券，大量的资金流入市场，势必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抑制大宗商品大幅涨价，进而引发社会恐慌，首付20%的政策逐步扩散，这样使房价五倍溢价，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房市——杠杆机制逐步形成，党媒姓党的媒体不断报道房市的火热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百姓购房的紧迫感，让大量资金继续流入房市。这样可以减缓物价上涨，但是自然规律不是人为可以完全改变的，物价终会上涨，于是政府提出了到2020年的十三五收入翻番，这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所以近期房价肯定不会大幅回落，现在依旧不是买房子的最佳时机，待到物价上涨，通货相对膨胀，工资翻番的时候再买不迟，

说完了楼市，最后综述一下，新常态 宏观层面：

1、要调整经济结构，国家就越会摆脱GDP对于房地产的依赖，土地财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结构的瓶颈。

2、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行政干预手段将不会像往年一样频繁，目前看是限贷将成为长期金融政策。

3、为调整经济结构，拉动国家GDP增长的两项指标即出口下滑、投资放缓，刺激消费成为当前经济的着力点。

中观层面

1、类似成都的二级城市房地产市场将趋于缓慢增长的新形势。

2、地方政府暂时还无法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然后由于投资性买房得到有效抑制，导致各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公积金、购房补贴的政策支持，以获取开发商对房地产投资的热情。

3、开发商为应对淡市，以价换量成为当下标准营销动作，市场泡沫得到一定程度的挤出。

4、日光盘将不复存在(普遍现象)，开盘认购率低于60%将成为常态。

微观层面

1、广告宣传对购房者的吸引力成逐年减弱，大品牌+好产品+优物业成为销售的绝对优势。

2、购房者越来越理性，认为市场不好，开发商必会降价，特价房什么时候什么楼盘都买的到。

3、受限贷影响刚需客户向改善客户过渡，但又希望以刚需的价格购买改善的产品。

4、国家出台的房产税政策和当下房地产市场形势，投资者认为买房并不能增值。

第四篇：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改革

作者： 邓聿文 | 发表时间：2015.03.16 刊发于总2101期《中国经营报》[评论]版

2015年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其实正是新常态的表现。那么，在新常态下，当几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召开两会，共商国是，部署一年发展，人们能够从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读出什么新变化?

经济仍是重中之重

经济是中国两会的主题。对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表述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去年经济增长7.4%，首次低于年初预定目标。今年这一目标定为7%，足以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困难有充分预估，两会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显示了这点。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告别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学界其实并不乐观，很多人忧虑经济的问题不是强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较长时间锁定在中低速增长的路径中。一些学者最近发文表示，中国去年较为平稳乐观的经济数据存在两个“看不懂”：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与实际经济增速背离。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以及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假如这种看法是真实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其实不低，不经过努力很难达到。

当然，既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即使是保增长，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是大上项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必须在保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此，需要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力度更大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国企大扩张;围绕实体经济进行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债务危机的燃点;扎实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蔓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5年，中国经济必须保增长和促改革同步推进，才能真正体现新常态之特质。

改革须向纵深挺进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啃了不少硬骨头，今年仍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发展新动能。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滥用专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显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剧烈，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留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若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用执政党的话说，很可能“亡党亡国”。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实施的重点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预算、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改革、公务员车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应该说，取得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像公务员车改，十几年来屡次试点，但总是在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多年来无法突破，这两项改革均被认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进展。

2015年的改革，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将继续把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作为重头戏，在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金融、国企、户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让人民从改革中受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围绕治理现代化来进行，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需要的“新”改革。为此，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因为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政治改革之一种，如预算改革。故而，经济改革最终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和社会改革。

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分权和制衡机制;社会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解决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三者合力，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法治开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务，而2015年则是开局之年，这个“局”开得好不好，代表委员的履职情况如何，两会是一个检验。

两高报告不用说，政府工作报告也多处涉及到依法治国。即使是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看起来和依法治国关系不大，但其实大有关系。国家的规划和预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直接关乎依法治国的质量。

在中国的政治设计中，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立法的质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今年的人代会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颁行的15年里，影响了国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单单根据《立法法》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一条，就废除了严重损害公民权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

这次《立法法》修改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二审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将原来只对40多个城市的立法权扩大到全部280多个地级市，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作了进一步细化。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将明确税种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此外，引人关注的还有，无法律依据，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之规定。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动辄用限号、限行、限购等方式，来限制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很大意见，如果这条通过，将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会前，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改革65条，提出要设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人权保障;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等措施，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实，它们着眼于提高法院特别是审判的独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个长过程，在2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中央提出了抓“关键少数”的提法。“关键少数”一般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因为他们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其法治意识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带头遵守法律，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对依法治国，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非常关键。然而，这“关键少数”能不能包括非官员代表委员，大体说来，这上千名的非官员代表委员是社会精英，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比起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来，多得多，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其影响力，真正行使法律赋予代表委员的职责，中国的法治状况将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届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执政党最得民心的举措。3月2日，军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的腐败情况。紧接着，3月4日，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对反腐，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指出的：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十八大后的中国反腐，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第五代领导人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从目前来看，腐败状况还非常严峻，反腐要深入面临着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领域的腐败黑幕没有揭开或者刚刚揭开一点，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视组对第一批央企巡视意见的反馈让外界看到，央企的腐败不亚于官场。包括央企在内，中国的国企有上万家，加上金融机构，这一大块的腐败还只是撕开一个小角。除此外，学校、科研机构、文化领域的腐败尚未触及。可见，反腐任务还非常繁重。二是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能否建立一套与法治相衔接的预防腐败体系。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腐败存量，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反腐方式还不能退出，但客观而言，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规模反腐后，适时推进制度反腐。这当然不是说，目前的反腐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加强了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和统领。

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包括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就此而言，它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和相对党委的独立性，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

当前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进展。去年新修了预算法，规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纳入全口径预算，加大了对政府的预算约束。刑法修订也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的惩处力度，还建立了国际追逃网络，加强反腐的国际合作。另外，进一步规范了对裸官的管理，官员财产申报也强化了抽检环节。中央深改组会议最近还通过了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以遏制涉及官员亲属的裙带腐败行为。

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从一开始，这轮反腐就有着明确思路，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尽管如此，同腐败官员的较量还任重道远，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加强执政党内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外部多元主义去遏制政府权力腐败。

环境问题格外被关注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两会上，环境问题愈来愈受到代表委员的重视。

对于环境问题，要说政府不重视那是假的，五大建设中就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四段集中进行阐述，表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并未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还在加重，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该阶段客观上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谓先污染后治理，这可能是人类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规律，至少在当下人类尚没有找出一条没有污染的发展之路，不承认这点不行。二是保护环境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普遍存在，但在环保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环保部门由以前的副部级升格为部级，成为内阁的一个机构，可在各政府部门中，一向是个弱势部门。当然，环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重滞后于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此，乃在于长期以来以GDP为政绩的考核体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地区之间的竞争又加剧了这一倾向。

不论富贵与贫困，环境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雾霾后，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权益被激活，环境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与政治问题，这些年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越来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识到不解决环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厉的环保法，强化了政府责任，明确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对政府及其有关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完善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和过程管理;集中解决环保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环保部门可以对污染企业实行日罚。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环保法还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制度和诉讼制度，允许环保组织对企业进行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开启公民环境参与之门。

政府工作报告除表示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外，还提出要采取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措施。

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来看，要改善环境，一方面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决策透明化和阳光化;另一方面是严格环境立法，启动公民环境参与，形成环境参与的强大公民行动。如此才能还公众一个美丽家园。

让权力不再任性

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关键在执政党和政府。事实上，对一个垄断社会关键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反腐败以及社会治理，都和它有关。而某些政府部门的问题，则是有权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定篇幅，从四个方面谈了如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坚持依法用权，倡俭治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到勤政为民，把中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句话，成为一个现代政府。这就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政府要“大道至简，有权勿任性”;换言之，政府不应将简单的事情弄得太复杂，太复杂了，权力就会任性，但这需要为权力划定清晰边界，精简政府职能。

尽管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本质上还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因为现代政府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权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没有对权力的高度自觉，权大于法，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就会任性，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有利怎么来，从而，公民的各项权利势必会遭到权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为一个廉洁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须按照治理现代化要求对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对政府应限权，把政府打造成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该管的事情基础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揽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应的权力去支撑，否则，有责无权，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赋予政府过多过大权力，又必然会带来腐败后果。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腐败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

目前，对政府限权，除了用法律明确规制政府的权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去年中国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7项，其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和就业的有160多项，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有70多项，有力地激发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针对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简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所谓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指要减少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尚未改变的、对市场或社会过多介入的事项，让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和命运。当权力在制度约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设好，中国也就不会犯大的颠覆性错误。 一切重在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实。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规划和设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空中楼阁而已。从这个角度说，强调制度的执行力，是如何都不为过的。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没有设想，而在于执行不力，宏图早已画好，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虎头蛇尾。不只计划是这样，立法、制度、政策、规章甚至领导人的命令也难逃这个宿命。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中央一再强调，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担心的就是这么好的东西落实不了。特别是在当前反腐态势下，一些官员抱着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积极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对此，两会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能让事情阻断在这“最后一公里”上，这说的仍是执行和落实问题。

两会一定程度上是贯彻落实的会议。大的规划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经明确，真正要两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会很多，两会只要把发展蓝图或者施政纲领，在代表委员讨论和审议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们落实下去。尤其是今年的两会，两个主要的决定在去年都已出台，今年的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总之，要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这是基于过去历次的教训。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规划作出后，如何落实就成为攸关成败的大问题。改革和法治是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前者是动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将两个决定的规划和部署一条条贯彻落实，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务，建设法治国家，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了。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战斗力就体现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保证国家的战略部署能够得到落实上。

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和决策，就不能大而化之，而应制定一个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内中有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有对应的部门，有监督者，越细致越好，从这点来说，两会前出台的公安改革100条和司法改革65条，值得赞赏，因为它把要改革的任务和达到的目标都一项项列出来，并承诺完成时间，建立问责机制，这样才能倒逼政府主动作为，不得偷懒。

第五篇：试论新常态下的质量工作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规律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下的质量工作，必须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有个清晰的理解与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然而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换档、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阶段。综合各方面来看，我国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也为新常态下的质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推动质量发展，提升供给质量

质量工作关系到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到千家万户，产品质量更是直接影响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党和国家历来重视质量工作，始终将提高质量发展水平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十八大提出，中央明确提出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总书记突出强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重要论述。李克强总理提出以质量的提升“对冲”速度的放缓，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实现“三个转变”，迈向“质量时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安全需求，是新常态下质量工作面临的新要求和挑战。近年来，州委州政府大力实施质量发展战略，出台了《xxx质量发展纲要(2013—2020年)等一系列文件，明确了全州质量发展的具体目标，将质量发展目标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质量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内容，普遍建立了质量工作联席会议、质量安全问责、企业主体责任、企业联系点等相关制度，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四大质量稳步提升。但是，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地区优势之间的差距，全州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的发展方式转变面临巨大压力，传统农牧业转向文化旅游业和现代农牧业的绿色崛起任重而道远，发展动力从依靠资源和初级农畜产品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经济下行压力给企业经营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产品更新换代和转型升级存在着无形的障碍，市场竞争、资金配置、人才流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有着先天的短板。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引擎，是新常态下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动力。推动质量发展已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迫切需要。我们要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推动质量发展，建立大质量格局，坚守生态红线，以提升文化旅游业、现代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发展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攻方向,把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供给作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积极推广精益制造、卓越绩效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解决困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关键、共性制度机制问题，形成促进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的内在压力和外在动力，切实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为实现绿色崛起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二、夯实质量基础，助力创新发展

质量工作系统性、规范性、技术性比较强，只有抓好基础、打牢根基，质量发展才有坚实保障。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是国际公认的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计量、检测是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凭数据指导生产，监控工艺，检测成品，质量才能真正得到保证;标准是质量的前提和基础，标准对质量有重要的牵引作用，有好的标准，才会有好

的质量和效益;认证认可是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四者之间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标准为计量、认证可认可和检验检测提供了依据，计量是制定、实施标准的基础和保证，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通过计量手段判断是否符合标准。我国质量监督工作体系正是依托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建立完善起来，并通过履行和发挥市场准入、生产许可、监督抽查、风险监控、执法打假、缺陷召回等质量监管职能保障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基础的发展始终与科技相伴、与创新相随，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对依托生态高地绿色崛起，确保2020年与全省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在坚持和完善现有质量监管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标准、计量、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这4大质量技术基础建设。强化计量基础支撑作用，加快完善计量标准和量传溯源体系建设，结合绿色发展、节能减排、循环经济、贸易公平、改善民生等计量新需求，大力推进法制计量，强化能源计量监管，规范计量校准行为，合理配置计量检测仪器和设备，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加强标准化工作，加快现代农牧业、文化旅游服务业、节能减排、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培育一批国家和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与监督机制，以标准化推进金融服务、现代物流、

商务服务、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和旅游等服务行业的规范化，提升供给质量水平;推动完善认证认可体系，建立健全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认可约束、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认证认可管理模式，加快实施旅游文化、节能减排、现代服务业等新领域认证认可制度，提高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有效性，增加第三方认证的权威性，推动自愿性产品认证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管理体系和服务认证制度;加快检验检测机构整合工作，优化检验检测资源配置，建设检测资源共享平台，形成布局合理、公正可信的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体系;完善工业产品、食品、农产品质量快速检验检测手段，提高检验检测质量和服务水平，提升社会公信力。

三、构建质量共治，筑牢安全底线

“质量是基础，安全是底线”。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国家形象。在新常态下，市场和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和质量，频频发生的质量安全问题暴露出传统监管方式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由传统监管方式向服务型监管方式转型，逐步建立规范有序、科学有效、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质量监管体系，已成为亟须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质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不断改进质量监管方式，切实改变传统“分段式”质量监管模式(切香肠式)，深化质量管理体制改革，由“传统型”

向“服务型”转变，逐步建立规范有序、科学有效、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质量监管体系，实现从源头、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监管。重点加强食品、农产品、工业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加强生活性和服务性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监督，强力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安全需求。切实发挥好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坚持以质取胜经营战略，全面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承担起“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让诚实守信者通行无阻，违法违规者寸步难行。通过政府、部门、企业的共同努力，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产品和重要领域，综合运用监督抽查、执法打假、投诉处理、集中整治等手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切实增强全社会的质量意识、维权意识，群策群力、齐抓共管。着力构建质量社会共治机制，注重从源头上抓质量安全，构筑起安全、环保、健康、优质的“质量大堤”，全面提升质量水平，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四、推进质量提升，提高质量效益

提高质量水平，已成为广大群众共同的意愿，成为实现青藏高原绿色现代化示范区和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的关键环节之一。事实证明，在新常态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是供给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跟不上去。我们有优质的高原特色农畜产品，无污染、绿色、有机的林下产品和农畜产品，我

们有雄伟秀丽的自然景观、广阔的草原景色、风格独特的寺院经堂、色彩缤纷的民族风情和光辉灿烂的红色传承等文化旅游资源，但我们的特色农畜产品并没有太多走向市场，文化旅游业并没能做大做强，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供给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跟不上去。我们要重点围绕文化旅游业和高原畜牧业两大首位产业，依靠质量控制、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标准完善，促进行业质量水平提升。大力提升产品质量，督促企业强化质量安全责任意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高企业的质量控制能力，从源头上严把质量关。大力提升工程质量，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严把工程原材料关，强化过程监督，严格工程验收，促进工程质量的提高。大力提升环境质量，围绕“国家重要的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和黄河、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水源涵养区”功能定位，牢固树立“金山银山不如青山绿水、千好万好不如生态良好”的发展理念，加快实施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规划，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重点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大力提升服务质量，积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转变，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高品质提升，建立健全服务标准体系和测评体系，规范服务质量分级管理，推动建立优质服务承诺标志与管理制度，从基础设施、

人员素质和企业文化方面进行改进，促进服务质量水平的提高。

五、加强品牌创建，发挥品牌引领作用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方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提出更高要求，更加注重品质，讲究品牌消费，个人消费市场呈现出个性、多样化、高端化、体验式消费的特点，爆发出巨大潜力。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升级，是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是今后一段时期加强经济方式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的的重要举措。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xxxx“十二五”期间名牌培育规划》，健全完善质量品牌发展奖励制度，完善质量品牌激励措施，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深入推进甘南州特色优势产业和产品的甘肃名牌、驰名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鲁班奖、飞天奖、绿色、有机、无公害产品认证等品牌的推荐申报和创建活动。从项目、信贷、技改等方面，扶持主导优势产业、特色优势产品和名优产品，支持企业加大品牌创建投入，丰富产品和服务品种，提高产品和生活服务品质。同时，加大品牌的宣传力度，形成旅游产品、旅游景区、旅游服务等高原特色品牌效应，切实发挥品牌对产业升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引导企业加快质量创新与质量提升，助推经

济发展转型升级。

六、开展质量宣传，树立价值导向

加强质量宣传，对提高全民质量意识，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围绕全州质量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充分利用报纸、宣传栏、电视等传统媒体优势，全面覆盖到网络、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加大对质量先进经验、先进事迹的宣传力度，曝光一批质量问题和违法案件，发布社会关注的质量信息，提升全社会质量意识，弘扬追求卓越、崇尚质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

新常态的特征就是高质量，要实现高质量，必须有大质量体系，大质量就是全面质量管理，更是人人参与质量的过程。通过推动质量发展，夯实质量基础，构建质量共治，推进质量提升，加强品牌创建，开展质量宣传，努力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良好氛围，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