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汪丁丁教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是一本大书，精神与内容同样厚重，全书超过60万字。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经济学以逻辑繁复严谨，充满大量数学推导著称。但繁冗的经济学似乎已经成为书斋里的纯粹学问，既无法应对社会现实的挑战，又不能真正使人们获得人生幸福。

第一篇：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

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

主持人语：

作为一种研究“生成”而不是研究“存在”的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无疑有其独到价值，这种价值在中国这样一个明显处于经济社会结构演化过程中的大国而言，更显突出。因而，促进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包括研究其传播与发展中的问题，都是有价值的。杨虎涛的《什么是演化经济学?——基于学科类比的说明》以一种独特的类比方式对演化经济学的特征进行了说明，尤其对演化经济学为何强调异质性、新奇和层级性等问题。该文并未使用复杂的、深奥的方法论术语，但是却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交待得十分清楚，这对于我们理解演化经济学确有裨益，也有助于演化经济学知识的“通俗化”。刘志高的《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有两点弥足珍贵。首先，该文非常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演化经济学学术力量，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地图，这对研究者搜寻学术资源很有帮助;其次，该文提出了一个演化经济学长期目标的问题，那就是在学习、借鉴乃至解释中国问题的“同时”，而不是“之后”，如何去提升中国演化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拙文《演化经济学：如何更好地传播与发展》则结合笔者对新制度经济学传播与发展的感受，提出了一些想法。

主诗人：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要;尽管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已经开始受到重视，但如何更好地传播和发展仍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这是其发展的最大基础，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演化经济学的异端传统为其传播带来了不利影响，而克服这一不利影响.依赖于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创新上的作为。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理论创新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日渐升温。在Google上键入演化经济学，出现的搜寻结果已高达431 000个，键入新制度经济学，出现的搜寻结果是593 000个。与演化经济学相关的论文、著作也在日益增多，繼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贾根良教授主持翻译的一套演化经济学丛书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孟捷教授主持翻译的一套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浙江大学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期刊也发行了两辑，而在几年以前，关于演化经济学的著作不过两三本。在中国期刊网上，以演化经济学为篇名搜索词，1999年的结果仅为1篇，而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高达118篇，其中期刊论文111篇，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4篇;尤其是2005年以来，文献增速明显加快。不少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开始尝试在不同层次的教学领域中引入演化经济学。笔者所在的学校，两年前已经尝试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开设演化经济学课程;在今年拟新编撰的经济思想史教材中，也将演化经济学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包容其中，以针对本科生教学。

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升温，与其输入源头有直接的关系。近20多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演化经济思想也正在得到重新审视与发展。如果以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合著的《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的复兴运动至今不过27年时间，但一直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问题上，以新熊彼特学派为代表的几个演化经济学阵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种研究动态、异质性和多样性生成的分析方法，演化经济学确有其独到之处，这也是它能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得到迅猛发展的原因，即使在主流经济学最为强大的阵营——美国，演化经济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华南理工大学刘汉霞博士的统计，在全球42名顶尖的演化经济学研究专家中，就有20名是美国学者。

作为一名长期专注于新制度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我注意到，时下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情形，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初期阶段十分相似，也表现为基础理论的介绍、一批西方学者的著作的引入，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的兴趣。因此，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演化经济学会不会像当初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成为一个长期的理论研究热点?它的传播和后续跟进的研究会不会也像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学术力量?

任何一种理论的兴起，尤其是大规模的流行，总是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能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得到学术界的接受和认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国家处在一个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大量涉及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现象需要理论解释和指导，而这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优势所在。从企业制度的建设，到宏观经济体制转轨的路径与绩效，乃至于信任、信誉等非正式制度的现状、作用等等，中国的现实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题材基础;这是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在中国获得长足发展并最终能在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内占据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相当一部分大学的理论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阶段，都以不同方式(专业选修或必修)开设了新制度经济学课程。笔者认为，总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明显，它在解答中国问题，充实和完善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绩效，至今方兴未艾。

那么，演化经济学是否也具备这种发展基础呢?演化经济学这几年在中国的“升温”已经对此作出了正面的、肯定的回答。首先，同新制度经济学一样，演化经济学对制度变迁问题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只不过两者在处理方法和视角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对于中国这个仍处于体制调整与变迁阶段的国家，制度形成与制度演化这一主题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次，中国正处在一个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的阶段，技术创新与技术变迁的内在机理必然是一个长期课题，而在这一问题上，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范式，其典型代表是新熊彼特学派的一批学者，再次，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多样性与非均衡特征是中国经济社会体系的一个典型特征，系统协调性问题意义重大，而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时空特定性问题，也有其明显的现实意义。除了这些现实需要的原因之外，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还与中国经济学界宽容和多元的学术态度有很大关系。

那么，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会不会复制、效仿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呢?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有现实需求这一基础。从演化经济学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虽然升温明显，但还没有达到高峰期。目前主要的学术力量集中在引进国外的观点，处于介绍和学习的阶段，利用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系统的教材以及相关的教学课程体系也未形成，而后两者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理论已经经过了消化、吸收和初期传播阶段，进入了发展与系统传播的阶段。这些特征，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那么，演化经济学如

何才能迅速地达到其理论传播与发展的高峰期呢?笔者认为，要使演化经济学更好地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也应当对演化经济学传播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客观不利因素有充分认识，进而针对性地进行发展。

如果用供给和需求来描述一种学术思想在现实中的传播与发展的话，那么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都存在着需求拉动的力量;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进程，为两者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舞台。但是，在具体的发展、普及和应用上，新制度经济学还是与演化经济学存在一定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两者在传播方式和发展路径上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以新古典为内核的主流经济学的一支，它只是扩大了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保护带，使其在假设上有所松动，在研究主题上容纳了更为广泛的企业、国家、产权等内容，因而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它同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具体分析方法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时，很容易与原有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储备和理论基础形成一种一致性，加之现实问题的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就显得水到渠成。

而演化经济学则不同。在学术历史上，演化经济学一直是作为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纲领和范围的经济学流派的“异端”形象而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过程中，演化经济学也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者和替代者的姿态而出现的。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只是在保护带上对传统经济学体系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演化经济学是要触及和替换传统经济学体系的硬核。作为一种异端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演化经济学在传播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方法论基础的阐述。它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可以有并且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范式?演化经济学目前的很多文献都涉及这一主题，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阐释也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理论流派而言，它的纲领与范围是其特质的体现。但是，方法论的问题有一定的进入门槛。由于中国大学基本上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课程，这就给一些自学者理解方法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其传播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就理论体系本身而言，演化经济学本身也存在一些困难，而这种困难也必然会体现在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从整个理论的系统性看，演化经济学仍处在一个系统性的整合过程之中，尚未形成一种完整的、可替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箱。演化经济学的诸多思想，仍散见于几个主要的具有演化分析特征的思想流派之中，如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调节学派与演化生态经济学，包括近期兴起的以赖纳特为代表的演化发展经济学等。这几个学派各有所长，如奥地利学派在能动性问题和知识问题上的分析，老制度学派在习俗、社会价值等问题上的研究，新熊彼特学派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上的见解，演化生态经济学在低熵问题上的独特视角，都有其独到的价值。这些学派也没有止步于原有的理论，在演化经济学的复兴过程中，这些流派也对原有体系有所突破，比如，新熊彼特学派就在协同演化问题上有明显的转向。但总体上看，演化经济学几个代表性学派之间的整合还没有彻底完成，尚未形成非常清晰系统的框架。而且，在演化经济学的复兴过程中，在一些基础性方法的问题上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如价格理论、复杂建模分析方法和层级融合等问题，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完善。1996年，萨维奥蒂在评价演化经济学时就指出：现代演化经济学完全是生物学思想，加上非平衡热力学和系统理论、企业与组织理论，以及信息处理和有限理性理论的一个综合体。当代演化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奇逊也承认，演化经济学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从历史的经验看，一个综合性的系统理论的形成，的确需要长期的思想沉淀、检验与完善，这也是客观上影响演化经济学传播与发展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并不是说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全都是困难，就理论基础本身而言，演化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正处在一个经济学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是它最大的“天时”优势所在。21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已经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本身的很多内容与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而诸如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这类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流派，虽然与演化经济学并不完全重叠，但却在某些主题和方法上存在共鸣和声;它们的存在、传播与发展不会削弱，而会强化和有利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而就现实基础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大国，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确充满了“生生不已”的活力场景，包括系统地总结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回答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独一无二的“地利”条件。

当下，中国经济学人需要在“人和”，也就是人的能动性问题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方法论特质的论述和阐明仍是必要的，但应当尽可能鲜活简明，并突出其方法论的独特性。第二，演化经济学要尽快地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将其思想和观点创造性地应用于解答中国问题上，以理论指导和解释现实，以现实检验和反哺理论，从而实现理论发展的良性循环。第三，进行比较系统的教科书或专著建设，由浅入深，由总揽到细分深化，针对各种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出版系统的教材或专著，从而使其理念和思想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与传播。

参考文献：

[1]刘汉霞.演化经济学研究现状概览[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6).

[2]刘志高，尹贻梅.演化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6).

[3]贾根良.演化经济学译丛序言[A].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選——关键性概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杨虎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多元化研究趋势评析[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01).

(责任编辑：燕　祥)

作者：卢现祥

第二篇：演化与经济

汪丁丁教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是一本大书，精神与内容同样厚重，全书超过60万字。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经济学以逻辑繁复严谨，充满大量数学推导著称。但繁冗的经济学似乎已经成为书斋里的纯粹学问，既无法应对社会现实的挑战，又不能真正使人们获得人生幸福。追求幸福，这本是萧伯纳对经济学的定义，也是加里·贝克尔在诺贝尔受奖演说里的承诺。然而，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应用，并未兑现这一承诺，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和增长停滞，经济学家们多少有些力不从心;即使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传统经济学也遗留了不少缺憾。

结合心理学与经济分析方法的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正如行为经济学学者卡默勒所说，“20年前，经济学家普遍怀疑乃至反对把心理学引入经济学，而今这一趋势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从预测芸芸众生的消费行为，到确定最优的组织激励方式，上至预测和应对金融危机，下至描绘黑猩猩的争食夺偶，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都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与魅力。20多年的时间，行为经济学从稀疏的零散研究，扩展成一片广袤的理论丛林，既包括了一般的理论与实证方法，又包括了田野调查、电脑仿真、脑科学实验等新领域。由于议题的广泛与发展的迅速，任何“趋时”的教科书都有迅速“过时”的危险，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还没有完整系统的教科书。

《行为经济学讲义》的副标题是“演化论的视角”。读者在读这本大书时，也许会被它讨论问题的广泛性震撼，仿佛进入了一条道路纵横交叉的园林——脑神经元仿真、企业家精神、拉美模式、中国的家庭伦理、加来义民、维基百科。这还仅仅是本书第一讲所讨论话题的一小部分。然而，以上话题不是凌乱的堆砌，其中有“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可以说，“演化论的视角”是解开作者论述的钥匙，是内隐在全书中的伏线。

总体而言，此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可称为“社会经济学前沿”，它的关键词是“网络”，上述所有看似散漫而随意的话题，可以无一例外地落入这一关键词的涵摄。人类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展开合作，而合作秩序既取决于社会网络的整体性质，又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智力与品性，两者之间通过制度下的交往行为，不断地相互塑型;于是，自然地过渡到了第二部分，可称之为“个体行为的经济学”，这一部分介绍了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经济学应用，引述大量核磁共振脑扫描和神经心理学的实验成果，而其关键词，大致可以用“幸福”来涵括。

追寻幸福感，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终目标，然而，真正的人生幸福，不能不与“自由”和“道德”等核心价值相连结。本书的第三部分可称为“演化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从人的社会情感的心理基础出发，逐步过渡到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重在讨论“合作秩序的演化”。

在作者看来，合作秩序的演化漫长绵远而又日进日新：合作，源于有机大分子基于互补性而形成原始生命的时期，经过了数十亿年的演化，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合作行为已经至为精密和复杂多样。原始人的合作，培育了宝贵的情感能力，从中演化出的“社会脑”不但延续了种群的繁衍，还发展出独特而深刻的价值理性。

今天，人类不再是仅仅为了合作而合作，“德性的首要维度不是合作秩序，而是心性自由”，于是，对合作秩序的演化所做的讨论，使得我们又回到了“幸福”这一经济学的原初承诺。作者在全书结尾处指出：幸福，是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合宜状态，以东方传统的语言说：幸福是一种君子之道。

在这个社会充满危机、心灵饱含冲突的时代，对于那些足够敏感的学者而言，经济学已经处在一场“范式变革”的前夕。经济学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的“问题意识”能否贴近真实，能否由外在的机械的“解释”，转入内在的深入“理解”。经济学需要发展出一套直指人心、深入剖析决策心理的理论，同时也需要一系列描绘社会生活的方法。

本书引用的资料是全新的，基本是2010年发表在前沿经济学与科学期刊上的文献，但讲解深入浅出，多有来自现实的例证，以及来自思想史和哲学著作的印证。作为一部行为经济学的读本，此书更像是一张心智地图，引导着爱智者在“行为经济学”的密林小路中寻道前行。尽管已经是600页的大书，但它仍然是一部“导论”，一部值得与之对话和反复深思的导论。

作者为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

《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汪丁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作者：丁建峰

第三篇：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演化研究

摘 要：经济与伦理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二者矛盾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以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为主线，着重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中二者关系的演化。希望能够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伦理；关系演化

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和伦理学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两大学科。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合—分—合”的几个阶段：从萌芽时期经济思想不对称地从属于伦理学，到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古典经济学，再到疏远伦理学的新古典经济学，最后当代经济学再次寻求和伦理学统一。从现代经济学出现的种种问题中不难看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阿马蒂亚·森，2003）正是因为经济学不仅仅只是“逻辑和工程问题”，它更与人类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伦理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史中伦理思想的梳理，总结其演进变化的过程，从而加深对整个经济学继承和发展的理解，并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一些建议。

一、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伦主经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伦理居于主导，经济受制于伦理。在古代社会，经济学、伦理学都包含在哲学之中，没有得到独立化的发展。对于经济思想的思考主要都散见于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坚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上，却都有着相同的观点：

第一，财富是幸福的基础，但财富不等同于幸福，同时德行高于财富。色诺芬的财富观以物品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则提出商品有两种用途，既可以用，又可以交换。在对财富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强调人的德行以及灵魂的追求在人生幸福中的地位，认为“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为更可珍贵”。

第二，关注公平和平等。教会代表人物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他认为服务于公平利益的交换必须公共地进行。他肯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活动，却贬低为谋利的经商活动。在具体的经济交往中，亚里士多德主张遵循“平等”原则，对于那些“没有名分从某些人手里获得钱财”，却“取得过多”的高利贷者，应受到鄙视。

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联姻”是不公平的，因为作为其中一方的经济学并不具备独立性。我们可以简单把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理解为财富在此历史时期没有独立地位，哲学家和神学家仅仅把财富看成是一种幸福生活的补充，把人生的目的设定于对灵魂的拯救。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主伦从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概括为：经济居于主导，伦理为经济服务。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类似自由主义、最小程度政府干预等等思想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他们把经济学的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促成了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姻”。

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集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当中，核心是“无形之手”。“无形之手”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无形之手”的基础——利己心。斯密根据自利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前提，推论出互利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最基本法则。从市场角度来看，首肯利己心等于尊重人权，等于保护个人发挥自身才能的权利；从人性角度来看，利己心为个人充分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道德和伦理的指引下利己同时利他。第二，“无形之手”的表現——提倡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斯密认为，在自由的市场体系内部，无形之手会在法律的基础上解决经济人之间以及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决定问题，从而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够同时实现 “自然秩序”，无须政府干预。第三，“无形之手”的影响——公平分配和效率。斯密关心经济效率提高对于改善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方面的结果，将大多数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结果视为公平的重要内涵。正是无形之手促进了每个经济人对于改善自身境遇的动力，进而提高了市场的效率，提高了对于公平的关注。

斯密的思想包含了对经济行为的描述，也包括了对经济活动的规范研究。一方面，他试图摆脱伦理的干扰，为经济学谋得合法的科学地位，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可以通过纯粹的经济要素来分析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伦理学家的斯密不可能摆脱经济学和道德伦理的联系，他更多地将伦理因素引入到对经济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不是重点对市场中的道德因素作出论述。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伦分离

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与伦理相分离，道德因素最终被排除到经济学分析之外。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三个基本假定：理性经济人假设、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严格划分、价值中立。这些假设充分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经伦分离”的特点，即人是自私自利的，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以这一行为模式出发所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乃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是追求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方式。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最大化行为之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如约翰·穆勒在《逻辑体系》中解释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主张经济学是独立的科学；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名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在这一点上，它同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因此，经济学只须研究和解决“什么是”、“是怎样”之类的问题，不用分析解决“应该怎样”之类的带有伦理色彩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定义下的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伦理道德“划清界限”，对于纯经济化因素（例如财富、收入和效用）的关注，使得经济学留给自由、权利的空间越来越少。象征着衡量经济效率准则的帕累托原则更是忽视了分配和平等问题。正是因为有如此多问题的存在，才为经济学内涵的丰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机会。

四、现代经济：经伦复归

这一阶段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逐渐出现了复归的趋势，这个趋势的产生不仅有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内部因素的发展推动，也有政治哲学领域出现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奇克的权利论的外部压力。两者都试图恢复古典经济学家曾经有过的对社会、政治、法律和文化制度的广泛的兴趣。

面对主流经济学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严重的社会和伦理问题，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伦理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福山于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以信任为主线，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阿马蒂亚·森则“冒着风险触动主流经济学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中立’原则，推动现代经济学回归到奠定经济学学科基础的传统动因上，进而重建了经济学之中的伦理纬度。”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森着重强调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当然，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复归并不是说经济学一定要“吃掉”伦理学，或者说伦理学一定要“吞并”经济学。二者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影响才是发展的主流和趋势。经济学只有重建伦理道德的思维，才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为之提出解决方法。也许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五、结论和启示

在与伦理学关系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学不仅在自身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方面不断进步，并且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发生着联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产生二者关系演变的动因。另一方面，经济与伦理的复归本身就说明了二者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继承与发展。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第一，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肯定个人的正当物质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在保证二者实现的基础上通过伦理道德的引导方能实现市场交易的有序进行，保持“经济人”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第二，扩大人的自由选择是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商品经济，政府扮演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在中国，一方面需要提高人们的“自由”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由“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这样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公平分享发展成果是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则。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总量的增加，更是社会财富在成员中的合理分配，否则贫富差距将带来社会的动荡，进而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近期中国提出了实现包括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内容的“中国梦”，这就要求加快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发展制度这一“生产力”。

总之，在中国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经济观”和“伦理观”一个都不能偏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对于道德伦理的关注，才能更好地實现“中国梦”；在伦理限定的框架下加快改革、规范市场，才能使得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作者：王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