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分工

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分工（精选8篇）

篇1：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分工

生产技术科、采煤队、掘进队技术员分工情况

生产技术科、采煤队、掘进队的技术员出具体分工如下： 林锋：负责生产科全面管理工作，负责矿井质量标准化工作，负责煤质管理工作。

苏飞宏：负责编写综掘队作业规程和安全措施，编写采掘接替计划、相关图纸上电脑、质量标准化台帐、编制计件工资结算工作，协助矿井质量标准化工作及煤质管理工作。

韦新志：负责井下、地面测量工作、填报交换图，井下涌水量检测和水文地质测量标准化台帐，负责巷道地质素描及各种水文地测资料的收集，负责锚杆巷道观测站的安装和有关数据收集工作，协助矿井质量标准化工作及煤质管理工作。

任英勇：负责掘进队职工技术培训和作业规程、安全措施编写工作，负责工程质量标准化现场整改监督工作。

王 晖：负责采煤队职工技术培训和作业规程、安全措施编写工作，负责工作面工程质量标准化具体监管工作。

右江矿务局林场矿

2009年9月15日

篇2：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分工

科长安全生产责任制

1、负责全矿采煤、掘进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2、贯彻执行国家煤炭开采技术政策和上级主管单位有关开采的技术规定和要求；

3、负责全矿井采掘设计工作；

4、负责落实分管领导安排的工作，并下发督办通知，限期完成；

5、参与研究编制全矿年、季、月生产计划，为计划编制提供资料，参与编制“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安全技措计划；

6、掌握生产完成情况和安全动态，搞好综合平衡，组织均衡生产，协调生产单位与辅助部门的关系，协助矿领导抓好安全生产；

7、参与采掘工作面接续、生产能力平衡和生产准备工作，保证采、掘工作面的正常接续；

8、完成矿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掘进副科长安全生产责任制

1、协助科长负责分管区队的现场管理，工程质量、矿压观测、支护参数修改、文明卫生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

2、按照生产接替计划，及时下发分管区队的业务联系通知单；

3、负责分管区队矿压观测和资料的收集，及时把信息反馈到科长；

4、按时参加生产科组织的各项工程质量检查、质量达标评比、顶板隐患排查和月末工程验收等活动。

5、按时参加其他科室组织的安全检查、机电检查、材料检查、“一通三防”检查、防治水检查等活动；

6、经常深入井下，了解分管业务范围内的生产情况，动态管理和顶板、地质构造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做到技术先行和预见性，预防事故的发生。

7、协助科长编制月度、季度、生产作业计划。

8、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9、按时参加分管区队的班前会，掌握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和质量问题，以及急需解决的一些事项，确保分管区队正常生产。

10、根据生产情况，及时采取可行的方案，协助区队搞好作业规程和措施的审批和复查。

篇3：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分工

我国自实施“科技兴贸”战略以来, 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的开展。据科技部《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 (2012) 》显示, 2011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美元, 贸易顺差达856亿美元;中国香港、美国和欧盟是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前三大出口市场, 共占61.4%的出口份额, 而香港地区多为转口贸易, 最终消费地则主要以美国和欧盟为主;我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亚洲的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 三者之和占据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市场45.1%的份额, 而欧盟和美国则位居其后。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推出创新战略, 提出“再工业化”之路和清洁能源计划, 重振美国经济;我国一直将高技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和扶持的产业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后, 我国制定了《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并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鉴于美国在全球高技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以及我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相对重要性, 分析我国与美国高技术产品分工与贸易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指标

(一) 数据来源

我国科技部和商务部参照美国先进技术产品 (Advanced Technology Product, ATP) 进出口目录, 确定了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统计目录。该目录包括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和其他技术共九大技术领域, 突出了高、精、尖的技术特点。按照国际可比性原则, 本文依据海关合作理事会《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HS) 》, 选取六位数《HS2002》版本的上述九大领域高技术产品年度进出口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样本区间为2002—2011年,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UN COMTRADE) , 其中报告国选择中国, 伙伴国选择美国, 贸易流向包括进口和出口。

(二) 分析指标

1.GL指数

Grubel和Lloyd (1975) 年提出GL指数, 作为衡量产业内贸易 (Intra-Industry Trade, IIT) 水平的重要指标, 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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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与Mi分别表示i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GLi∈[0, 1], 0表示完全产业间贸易, 1表示完全产业内贸易。若i产业中包含n种产品, 则以每种产品的进出口额占i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权数计算的i产业内贸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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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品分类不够精细时, 计算出的GL指数容易产生产业汇总偏误, 虚高产业内贸易水平, 影响实证研究的解释力, 因此学者建议至少采用SITC三位数层次或HS四位数层次的贸易数据, 衡量产业内贸易水平;由于在UN COMTRADE数据库中对于商品成交数量单位的统计, HS统计数据要比SITC统计数据记录得详细, 例如对于不同的商品采用升、千克、件数等具体单位, 计算进出口单位价值时相对科学, 所以本文选取HS六位数编码统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2.贸易特化系数

GL指数只是衡量了产业内贸易的水平, 不区分国际贸易流向, 因此可以借助贸易特化系数 (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 TSC) 加以补充。i产业的TSC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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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TSCi∈[-1, 1]。TSC越接近于1, 说明该产业出口额远超过进口额, 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越强;反之, 若TSC越接近于-1, 则说明该产业出口额远小于进口额, 该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弱。

3.FF份额指数

Fontagné和Freudenberg (1997) 将贸易类型划分为产业间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 进而可以计算不同类型贸易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Fontagné and Freudenberg (1997) 整理

一般而言, 各国出口统计以FOB价格计值, 进口以CIF价格计值, 考虑到运费、保险和利润等因素, 在FOB价格基础上加成25%是合理的, 即质量相当的同种产品的出口单价和进口单价之比 (UVundefined/UVundefined) 应位于合理的区间内, 此时双方开展的贸易类型为水平型贸易;若UVundefined/UVundefined超出该区间, 则双方进行的贸易为垂直型贸易, 表1体现了这种思路。

其中, UVundefined和UVundefined分别表示i产业j产品的出口单位价值和进口单位价值。

4.FF份额指数扩展

尽管FF份额指数能够显示出产业间贸易、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份额, 但不能衡量出贸易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和竞争力水平, 从而无法判断在垂直产业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鉴于中美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 因此可以在FF份额指数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垂直产业内贸易划分为两种类型:低端垂直产业内贸易 (VIITL) 和高端垂直产业内贸易 (VIITH) 。若UVundefined/UVundefined<0.8, 则贸易类型为VIITL;若UVundefined/UVundefined>1.25, 则贸易类型为VIITH。从事VIITL的国家以生产和出口低质低价产品为主, 在高技术产业链国际分工中处于加工制造环节;而从事VIITH的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优质高价产品为主, 在高技术产业链分工中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

三、中美高技术产品分工与贸易模式分析

(一) 产业内贸易水平

九大技术领域中, 生物技术和其他技术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偏低, 样本区间内GL指数均低于0.1, 年度均值分别为0.06和0.04, 标准差分别为0.01和0.03;生命科学技术和材料技术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高, 年度均值分别为0.35和0.44, 标准差分别为0.02和0.22, 材料技术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波动相对较大, 2011年和2012年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 分别为0.75和0.81;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业内贸易水平呈下降趋势, 由2012年的0.29逐渐降至2011年的0.05, 转变为以产业间贸易模式为主;光电技术和电子技术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基本稳定;航空航天技术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近年来略有增长, 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整理, 以下同

(二) 产品竞争力

九大技术领域中, 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其他技术产品TSC历年均为正, 均值分别为0.88和0.66, 说明我国这两类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材料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四类产品历年TSC均为负值, 说明我国这四类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劣势;光电技术产品由负值逐渐转变为正值, 说明我国此类产品正逐渐建立起比较优势;生物技术产品逐渐由正值转变为负值, 说明该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生命科学技术产品整体而言处于比较劣势, 详见表3。

从全部高技术领域产品来看, 对美贸易中, 我国具有弱比较优势, 这似乎与上述按领域分析的结果相矛盾, 因而需要做进一步分析。通过计算每个技术领域产品对美进出口额占所有高技术领域产品的对美进出口额的比重, 可以得到我国高技术产品对美贸易的结构。

由表4可以看出, 我国九大技术领域中, 只有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额占据绝对优势, 历年平均比重达67%, 其次是电子技术产品和航空航天技术产品, 历年平均比重分别为12%和8%, 其它领域优势不明显由此不难解释我国对美贸易高技术领域产品的弱比较优势。

(三) 贸易模式

采用FF方法计算的同一产业的产业间贸易份额、水平产业内贸易份额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份额三者之和等于1, 因此, 可以采用三角形图直观地分析上述贸易类型, 离顶点越近, 说明该类型贸易份额越多;离顶点越远, 则该种类型贸易份额越少。

图1显示出各标志点离水平产业内贸易顶点较远, 说明整体而言, 我国高技术产品水平产业内贸易比重过低。如图1所示, 生物技术、其他技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这与GL指数相符;材料技术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2002年, 材料技术产品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而2011年水平产业内贸易则占据近40%的份额;电子技术产品2002年三种贸易类型均占据一定比例, 到2011年则发展为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兼有少量产业间贸易;航空航天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和光电技术产品以产业间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产业间贸易份额要大于垂直产业内贸易份额;生命科学技术产品产业间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均有, 但垂直产业内贸易份额要明显大于产业间贸易份额。

(四) 产业分工

由于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和材料技术产品垂直产业内贸易份额较高, 因此, 进一步计算这三类产品VIITL和VIITH在垂直产业内贸易中所占比重, 从而可以判断出我国在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

注:VIITL和VIITH之和为1

由表5可见, 各年份我国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产品VIITL的比重明显高于VIITH的比重, 说明这两类产品出口单位价格明显低于进口价格, 在中美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低端, 对美贸易中, 以出口低价格、低技术含量, 进口高价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材料技术产品起初处于产业链高端, 然而, 近年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2011年对美贸易中, 主要出口低端产品。

四、结论与建议

依据样本数据计算, 2002年中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为243亿美元, 顺差41亿美元;2011年进出口总额则增为1150亿美元, 顺差扩大至591亿美元。虽然整体而言, 我国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呈现顺差, 但是我国高技术产品竞争力不均衡, 只是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和其他技术领域建立了比较优势, 对美贸易以产业间贸易模式为主, 互补性较强;光电产品领域正逐渐建立起比较优势;而其他6个领域均处于比较劣势, 此外, 我国高技术产品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有很大关系。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模式以产业间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而在垂直产业内贸易份额较多的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和材料技术产品分工中, 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 以加工制造为主, 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产品, 缺乏国际知名品牌, 出口产品附加值很低, 国际竞争力不足。因此, 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一) 多角度入手解决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问题

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领域, 如计算机与通信技术领域,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 扩大对美直接投资额, 实施“走出去”战略, 进行国际化经营, 有助于减轻对美贸易顺差压力, 减少贸易摩擦;优化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结构, 适度降低加工贸易所占比重,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使其由简单的组装加工向研发设计、营销物流等高端环节延伸;重视进口对于外贸协调发展的平衡作用, 在技术管制相对宽松的领域, 可以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 扩大产品的进口规模, 在技术管制相对严格的领域, 只要技术条件允许, 可考虑进口其中间产品, 在国内加工成成品销售, 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加强与美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沟通与协商, 敦促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 为双边高技术产品贸易营造良好的氛围, 有助于扭转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的局面。

(二) 鼓励我国高技术企业向产业链上游攀升, 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建立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微观激励机制, 加大对高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和对高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引领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注重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益的稳步提高, 使企业从依赖低成本竞争向依靠综合实力竞争转变, 从规模扩张向集约化生产转变,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的附加值, 同时提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的贸易比重, 这既是我国开展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关键所在, 又是增强我国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此外, 积极探索技术引进新模式, 提高技术引进的有效性, 打破技术引进中的不良循环, 不断提高外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和层次, 制定优惠政策引进我国真正需要的高技术项目。鼓励美国高技术企业来我国直接投资, 设立研发中心, 此举不但可以绕过美国设置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壁垒, 而且能够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加快消化吸收与开拓创新进程, 提高国内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 在产业链国际分工中争取到有利地位。

(三) 政府应为高技术产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首先,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使高技术产业成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要推动因素。其次, 加快研究和制定符合WTO规则的产业和贸易政策体系, 并根据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技术特征, 实施有差别的政策, 着力培育和发展技术先进、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与美国相比, 我国生物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关键领域明显处于比较劣势, 在今后的政策中应予以倾斜。第三, 落实科技兴贸规划, 建立健全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和投融资政策, 适当加大对部分高技术领域产品的出口退税力度, 强化对高技术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和风险资本投入, 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支持作用等, 解决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第四, 加强与国外政府、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坚持以人为本, 完善高技术产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激励机制。

摘要：分别采用GL指数、贸易特化系数和FF份额指数及其扩展, 对2002—2011年中美高技术产品九大技术领域贸易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模式以产业间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 在国际分工中, 我国大部分高技术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 缺乏竞争优势的结论。在此基础上, 提出多角度入手解决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问题;鼓励我国高技术企业向产业链上游攀升, 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政府应为高技术产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高技术产品,国际分工,贸易模式

参考文献

[1]Grubel H and Lloyd P.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M].London:McMillan, 1975.

篇4：“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

关键词：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技术-劳动； 性别分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6005505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由其后继者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20世纪60年代，第二浪潮女性主义从理论上开始转向关注性别政治、性别身份、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从心理分析、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寻找性别从属与性别压迫的深层原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是有共同交集的，女性受压抑、受歧视的现象都是两者所不能容忍的，而马克思主义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社会弱者反抗命运的权利，因此马克思主义可以从理论上支持女性主义，指导实践，女性主义又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联姻，首先在于两者在把握世界时都是采用否定性与批判性思维方式，不是根据静态平衡而是根据对抗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其次在于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特征就是“不平等”，女性主义力图解决的是性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力图解决的是阶级不平等；最后在于两者都主张通过“社会变革”来改变阶级或性别不平等的状况[1]65-70。本文拟探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以揭示技术与劳动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从劳动的视角实现女性解放与技术领域实现性别平等，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最后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进行理论评价及展望。

一、米切尔：工业劳动和自动化技术为妇女的解放准备了前提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同其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一样，着眼于女性解放问题，只不过更多地关注技术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代表性人物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1940-），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存在“四类机制”，导致女性受压迫。这四类机制是：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在进行四类机制研究时，米切尔谈到了技术在女性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但是，这种自然是什么？恩格斯倾向于接受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生理原因导致了男女最原初的劳动分工。在米切尔看来，即使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历史上有其形成的原因，但在现代社会却没有继续存在的根据，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性别分工结构并不会自然地消失，这需要妇女组织起来进行革命，而妇女的革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2]。她进一步认为，完全用生理原因（即男性身体强壮、女性身体弱小）解释性别分工显然是不够的。她指出：“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3]1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体力型”的劳动越来越少，体力已经不是劳动的主要因素，理论上女性的身体弱小就不再是劣势，因而妇女应该迎来解放的“契机”。历史事实是，随着科技革命以及由之引发的产业革命，确实使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迈入到就业大军之中。女性“走出”家庭，托了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福”，但“走出”家庭只是解放的前提，她们会不会受到另外一种压迫呢？米切尔指出，“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3]19。技术的发展使劳动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体力，也就是技术使得劳动越来越适宜女性，但技术是社会中存在的技术，技术子系统发生了变化，但技术子系统所依赖的社会大系统没发生变化，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就很难得到实质性改变。

第二类机制是“生育”。至少在现代生物技术出现之前，生育是女性的独特功能。米切尔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缘起于女性的家庭地位，女性的家庭地位缘起于生育与性关系。世世代代以来，女性在生育、性和教育后代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成为女性的天职（即通常所说的“女主内”），女性的从属地位就被视为历史事实而不可避免，这也形成了女性受压迫的因素锁链，即母性、家庭→不参与生产和公共生活→两性不平等。她认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女性的存在受制于她们无法控制的生物进程，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3]20。米切尔进一步指出，现代生育技术的发展，使女性的生育很容易得到安全、有效和便宜的控制，但“遗憾”的是，绝大部分女性却不使用或拒绝使用它们[4]172。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的另外一个流派——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现代生育技术的出现是拯救妇女的一个契机的原因之一。

第三类机制是“性关系”。 米切尔从“性解放”研究入手，认为“性解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性解放浪潮可能导致女性更大更普遍的自由，因为向传统性关系“开战”，以“满足性欲”为目标，无须承担“责任和义务”；但另一方面却是预示着一种“新的压迫”的到来。在性压迫与性自由的关系中，米切尔提出，性解放浪潮可能预示着新的压迫形式，她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与性自由运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妇女认为，这种性自由打破了双重性道德，大多数妇女体验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压迫[5]。

第四类机制是“儿童的社会化”。父亲和母亲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分工。母亲从事家务，对儿童主要起到“情感”的作用；父亲外出工作，对儿童起“工具”的作用。米切尔认为，这样一种角色分工，“害了”女性，使她们走不出家庭，缺少到外面工作的机会，而因此导致经济上的不独立，又使她们受制于男性。并且，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家庭规模的变小、生育时间变少而改变多少。endprint

米切尔认为，生产、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这四类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四大结构既各自相对独立又互相依赖地构成了对妇女的压迫。唯一的出路在于，改变这种紧密结合的形式，而不是只改变其中一个，如果改变其中的一个结构，则会被另一个结构的加强抵消掉，结果只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3]31。对于米切尔描述的妇女在生产、生育、性关系与儿童的社会化等方面所受的“综合性压迫”，女性主义者布伦娜和拉马斯认为，这种压迫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减轻，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生物再生产（即生育）领域中的避孕、流产等技术的发展，确确实实使妇女免除了生更多孩子的沉重负担，但却愈益将对生物再生产的控制权交到了国家机关、医院和开业医生手中。技术的发展，并没有顺理成章地给女性带来福音，只是转换了一种压迫形式而已。

二、性别分工：女性从事低技术的私人领域劳动

为了实现女性解放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把目光聚焦在“技术-劳动”的性别分工问题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但是，这种自然是什么？恩格斯倾向于接受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生理原因导致了男女最原初的劳动分工。然而，完全用生理原因解释性别分工显然是不够的。来自人类学的研究显示，在原始的人类社会结构中，有女性同样从事农业与狩猎工作，男性承担抚育婴儿的工作。可见，性别的劳动分工并不一定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社会行为。再者，当把女性的压迫问题追溯至劳动的性别分工，同时又把性别分工还原为一种生理结构，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用社会关系界定生产关系的初衷有所背离。贾格尔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两种观念之间摇摆：女性完全参与生活的每个领域的激进观念与女性的生物性可能只允许她们部分地参与的设想”，而“男女之间特定的未说明的生理差异意味着决不会完全抛弃对劳动的性别区分：在家中，在工厂中或者在床上”[6]。性别分工涉及到对性别差异的理解，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原点，同样面临如何理解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相互关系、如何解释社会性别分工的问题，而是否能够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也意味着是否能够合理地解释妇女受压迫的社会事实。

具体来讲，女性的“工作”被限定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家庭或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而男性则广泛地分布在“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的性质是耗费时间、精力、杂碎、平庸、单调、重复、机械、充满压抑。并且，这种性别分工成为性别政治不平等的根源。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属于私人领域，家庭内部的事情属于“家务事”，与政治“无涉”，不属政治讨论的范围。男性从事的劳动属于公共领域，涉及到如何行使国家与公民的权力，男性因此获得对公共事件与公共决策的发言权。也正因为如此，女性在家庭或私人领域也处于性别政治不平等的状态，家庭生活长期保持着一种男性家长式的“中心化”状态。女性依然是家庭生活的“底层群体”、“家务事工具”。因此，女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叙事框架”就是“日常生活批判”[7]。

18世纪的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随着棉纺织业需求增大，女工和童工的雇佣成为最早的资本剥削的对象，妇女开始在劳动雇佣市场受到资本主义和家庭的双重支配，从事从属的缺乏技术和低报酬的工作，而在家庭中陷于更加依附的地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家庭与劳动分离，男人更少依靠妇女进行工业生产，而妇女却在经济上更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妇女成了丈夫的家庭奴仆。在公共领域的工作上，男性比女性时间略长；在家庭劳动上则是女性所费时间远远长于男性；把两项劳动相加，女性每日的劳动时间比男性要长得多。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劳动时间更长，因为家庭劳动绝大部分都落在女性身上[8]。

女性所从事的家庭劳动不仅“技术含量”低，而且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女性主义学者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ion）认为，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工作（家务）停留在“前市场阶段”，处于贸币经济体系之外，没有进入市场就直接被消费掉了。按照政治经济学商品生产的逻辑，女性所做的家务工作只具有“使用价值”，通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而也被认为是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的工作。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里，女性是一个处于金钱之外的群体[1]19。也就是说，女性从事的家庭工作不是属于“商品生产”，是没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劳动，不具有“交换价值”，因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工作。因此，本斯顿悲观地指出，所谓妇女，是指这样一些人，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在与家庭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负责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1]19。

正因为女性从事的“技术含量”，是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的家庭劳动，因而使女性在整个性别政治中处于“屈从”的地位。从这个视角看，要如何“解放妇女”呢？恩格斯指出，女性的压迫发生在私人领域，那么妇女的解放就必须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他指出，只要妇女仅仅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把社会的生产劳动排除在外，那么所谓的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不管是在何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换而言之，妇女解放是建立在她们极少时间参加家务劳动，大部分精力放在社会生产劳动的基础上[9]。现代大工业生产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条件，因为现代大工业“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因此，恩格斯认为，妇女的解放必然伴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和私人领域的消退。但是，私人领域完全消失似乎也不可能，因为家务劳动仍然必需占据妇女们“极少的时间”。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本斯顿提出，有如下两个条件决定了妇女解放与否：第一，在公共领域的就业机会是否平等；第二，妇女是否已经从琐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但这两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不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公共领域的机会平等是不可能的；妇女被禁锢在家庭而不去公共领域工作，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工业化）也无以成立[1]22。基于上述分析，本斯顿提出了自己的妇女解放的“二阶”策略，“第一阶”是家庭劳动的“社会化”，“第二阶”是女性介入公共领域。作为“第一阶”的家庭劳动社会化是非常必要的，对这种必要性认识的提高，能给予妇女应得的更多尊重[4]157。只有家庭劳动社会化了，原本由女性承担的属于私人领域劳动的工作才能变成公共领域的事情，并由社会共同承担。“第一阶”得以实现是“第二阶”得以成立的前提，而之所以家庭劳动社会化处于更高“阶位”， 本斯顿认为，不先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就盲目地鼓励女性积极加入公共领域，对女性的解放无疑是“雪上加霜”。她是这么说的：“家庭劳动历来都是推到女人身上，如果她们加入公共领域，那就意味着她们在公共领域的工作和私人领域的家庭劳动均不可偏废。这相当于她们做了两份工作：她们在能够完成作为首要任务的家庭劳动的前提下，才被许可加入公共领域劳动力队伍。在前苏联和西欧，女性加入公共领域劳动的机会非常多，但实际情况是她们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自由。公共领域的男女就业平等，诚然是女性得到解放的先决条件，但这个条件本身并不足以给女性带来真正的平等；只要家庭劳动仍旧是私人领域和女性的必要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负担”[1]21。endprint

对于恩格斯和本斯顿提出的解放“策略”，另外两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玛莉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与 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均提出反对意见。她们既反对恩格斯提出的“女性要解放必须先进入社会公共劳动”的主张，也反对本斯顿提出的“家庭劳动必须社会化然后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主张，她们提出“家庭劳动工资化”的女性解放策略，即应该给女性从事的家庭劳动支付工资。科斯塔与詹姆斯认为，这笔工资应该由国家出面支付，因为国家财政收入最终是依靠“资本剥削女性”取得的结果。“家庭劳动工资化”可以使人们深刻领会家庭劳动的本质，强化人们对家庭劳动重要性的认识；“家庭劳动工资化”实际上也使人们认可到了女性同样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同样是遭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也就为女性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家庭劳动工资化”在理论上成立后，那该如何在行动上实施呢？科斯塔与詹姆斯基于家庭劳动计酬策略，提出了两个“行动策略”：一是“拒绝工作”。女性本来就承担着繁重的家庭劳动，如果再参与到公共领域，被资本家“雇佣”，实际上就承担了两份工作，为资本提供了家庭劳动服务和作为工资劳动者的服务，在现有社会结构中，所谓“劳动获得解放”无疑是天方夜谭。第二，在公共领域问题、家庭劳动无偿性、两性不平等、女性与公共空间隔绝等问题上，动员“工人阶级妇女”，以便使家庭劳动的斗争“社会化”[10]。

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理论意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联姻”的产物，在她们看来，性别问题不是孤立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生态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问题都是内在联动且互相制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技术-劳动”的性别视角研究，属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大家族中的一员，它为了达到技术批判的目的，“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诸如“异化”、“劳动”、“社会生产”、“社会再生产”、“全面发展”等关键词来进行理论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制度批判”增添了“父权制批判”，“阶级斗争”增添了“性别斗争”，“劳动异化”增添了“性别异化”，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家族相似性”，但又通过上述的“增添”方式，体现其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流派独有的价值理想。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的视野中，技术既具有阶级特征，又具有性别特征，且两者具有内在相通与关联的特征。男性对技术的全面控制，是女性少有机会接近技术的主要原因。就像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宣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研究与科学（技术）知识是对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性别（男性）利益的反映。”也就是说，技术不是“纯客观”或价值中立的，是由处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建构出来的，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和强势性别的利益或价值，既具阶级特征，又具性别特征，且两者互相嵌入并浑然一体。

女性主义力图解决的是性别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力图解决的是阶级不平等；两者在把握世界时都是采用否定性与批判性思维方式，不是根据静态平衡而是根据对抗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术反思，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品格，又具有女性主义理论所蕴含的抗争品质，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体系中的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领域中女性面临的全部问题，都归因于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受到类似于阶级似的压迫，至少在现实或经验上，显得有些牵强。女性群体不是抽象的“类存在物”，而是由现实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女人”的集合。发达国家的女性与第三世界的女性，白人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知识女性与文盲女性，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女性与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女性，尽管都属于同一性别，但对技术的认识与技术素养、所获取的经验、采取的立场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对女性群体进一步“细分”，探讨与女性相关的技术问题或与技术相关的女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只有这样，相关研究才能真正促进女性尤其是其中的边缘群体的真正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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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G]//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18.

[4]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72.

[5]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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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小寒.对西方女性问题的系统性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3）：66-70.

[8]李银河.妇女、家庭与生育[J].江苏社会科学，2004，（4）：171.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8.

[10]秦美珠.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36-40.

篇5：技术部工作分工流程

尹连东的工作流程：

1.负责技术部文件搜集整理、合理分配工作，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与客户在技术上的沟通，对上级指令及时准确的传达。

2.简易模具、工装夹具、新产品开发打样、刀具，磨头（轮）的设计、产品图三维制作、协作生产部对生产攻装、工艺进行改进和对质检部检具的设计等工作。

3.图纸的审批、各部门之间的技术交流、新产品（样件）生产跟踪。黄军节的工作流程：

1.负责技术部电子文（图）档的整理保存，生产部门的沟通协作，与客户在技术上的沟通，对上级下发的指令做出及时的反应。

2.碳刷设计、选择材料与材质、新产品设计制图、特殊集电环的设计、刷架总成设计打样、图纸更新、产品图三维制作。

3.图纸的审核、各部门之间的技术交流、产品生产跟踪。刘金球的工作流程：

1.负责技术部、生产部、销售部、质检部、总助的图纸整理下发，与生产部门的沟通协作，对上级下发的指令做出及时的反应。

2.集电环设计、刷架设计打样、测绘、图纸分解、更新、产品图三维制作和产品在生产应用中的模具设计。

3.图纸的审核、各部门之间的技术交流、产品生产跟踪。图纸的审核流程：

尹连东出图，刘金球审核，黄军节批准下发。

黄军节出图，刘金球审核，尹连东批准下发。

刘金球出图，黄军节审核，尹连东批准下发。

上海摩腾技术部

篇6：项目经理和技术主管的分工

开发Web系统时，客户企业经常会要求使用EJB、XML、Web Service等较新的技术。项目经理为了满足客户企业在技术上的要求，不得不依赖于技术主管。另外，项目经理通常要照看多个项目，因此与之相比，技术主管接触客户的机会更多一些。

这样，在Web开发中技术主管的职责范围变得非常广泛。因此，项目经理和技术主管的职责分工很容易变得模糊不清。绝大多数情况下，职责分工问题不仅没能形成书面文档，甚至连简单的协议都做不到。极端的例子就是“除了钱的问题，其他全部委托给技术主管”。

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但是在大规模项目中，通常会有足够多的时间和人力来规避风险，因此即使发生问题，也总有办法解决掉。但是小规模、短期的Web项目中，由于职责分工不明确而导致项目内部的意见不一、决策效率低下等，是项目失败的直接原因。

篇7：项目经理和技术主管的分工

(1) 在需求定义结束之前，实现哪些功能、采用什么开发工具、安全实现到什么程度、如何应对繁忙时的业务量等，这些关系到系统需求的重要事项必须由项目经理和技术主管协商决定。

(2) 在设计阶段之后，不影响进度、人员计划的功能追加、修改等项目范围内的事项，首先由技术主管做出判断，交由项目经理确认之后再做决定，

篇8：生产技术科技术员分工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壁垒和跨国生产成本都大幅下降,全球贸易一体化与生产片段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垂直专业化分工提高技术水平,但技术水平提高不能只依靠技术外溢,否则将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研发投入同样重要。本文在以往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探究垂直专业化分工与研发投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收入分配效应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借用Feenstra和Hanson(1996)建立的连续统中间投入品模型来分析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假定将产品生产环节按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在区间[0,1]上排列,技术密集程度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初始分工格局形成,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生产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中间产品,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较多,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上升,而高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由发达国家生产,发展中国家依赖进口,释放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下降。但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影响国际分工的格局,因此发展中国家相对工资也会有一定的动态调整。

分析发展中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分工格局形成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企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其次发展中国家生产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高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通过进口获得,方便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模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再次发展中国家企业集中承接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中间产品成本降低,规模效应有利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最后企业谋求在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位置,本身也会加大科研力度,开发创新,提高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的变化使得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改变,影响相对工资。技术进步一般是熟练劳动力偏向型的,发展中国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发展中国家可以承接的生产环节范围增加,发展中国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垂直专业化分工通过改变熟练劳动力的相对供给情况和生产技术水平来影响收入差距。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与本国企业研发创新,技术水平提高,在分工中得以承担部分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发展中国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扩大收入差距。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

1、模型设定

假设生产商品需要三种投入要素:资本K、熟练劳动力S、非熟练劳动力U。采用Murphy(1998)生产函数,则形式为:

λ为分配参数,度量生产要素密集度,其中AS与AU分别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高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为时,高低技术产品之间才表现为替代效应,本文假设σ>1,则由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

两边同时取对数,则有:

相对工资与熟练劳动力相对供给程度、熟练劳动力相对生产率有关,而熟练劳动力的相对生产率与技术水平有关。垂直专业化分工通过对熟练劳动力供给和技术水平的影响来影响收入差距,因此将垂直专业化分工作为影响因素纳入影响收入差距的模型。由于工资具有黏性,当期的相对工资与前一期有关,基础模型为: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镇人均相对收入(gap)。gap代表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值。

(2)解释变量。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vss)。本文采用进口加工贸易额与出口的比重来衡量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

滞后一期的农村人均相对收入(gapt-1).由于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惯性,所以加入gapt-1作为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的程度(rd)。技术水平的变化不仅仅来源于技术外溢,还与本国的研发投入有关。

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中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大部分来源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

本文选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共23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考察时间定为2000到2013年,数据来源于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四、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表1为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模型1为基准回归模型,在模型2中考虑了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作用。由表1可知,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城镇人均相对收入的影响始终为正且显著,说明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拉大了各省内部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垂直专业化分工与技术研发的联合效应,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与技术研发的联合作用会扩大收入差距。

注:统计软件为Eviews6.0;*,**,***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将熟练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到发达国家,本国生产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中间产品,带来熟练劳动力的供给过剩。但是分工带来技术进步、研究开发增加,生产水平提高,参与部分熟练劳动力中间产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多,收入差距扩大。通过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可知垂直专业化分工与研发投入水平提高会扩大收入差距,企业技术水平提高导致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多,超过初期对熟练劳动力的负面影响。

我国政府和企业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要注意缓解收入分配恶化的现象。首先我国要积极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通过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分工合作促进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其次,虽然就目前来说,垂直专业化分工恶化收入分配,但是长远来说,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还是积极的,所以国家在鼓励融入国际分工时要制定政策缓解收入分配恶化的现状,例如提高教育支出,关注农村人民收入状况、个税改革等等。最后,本国企业要加强研究开发,提高技术水平。

摘要：本文阐述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并提出了研发投入程度的影响,探讨了垂直专业化分工与研发投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运用23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就垂直专业化分工与研发投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与研发投入都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垂直专业化分工,收入差距,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1]Feenstra.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8,12.

[2]Feenstra,Hanson.Globalization,Outsourcing,and Wage In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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