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医疗器械企业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药品、医疗器械企业反商业贿赂承诺书（精选14篇）

篇1：药品、医疗器械企业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加强药品、医疗器械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证人民群众用药用械安全有效。本企业承诺如下：

1．严格依照《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保证经营的药品、医疗器械安全、有效；

2．坚决抵制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医疗器械，绝不销售假劣及过期失效、霉变的药品、医疗器械，发现假冒伪劣药品、医疗器械后，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3．积极参与药品、医疗器械市场信用体系的建设，建立完善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信用档案，如实申报企业及主要负责人的资格资质信息、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信息和经营活动中的相关信用信息，接受食品药品监督部门的信用评级考核和分类管理，同意向社会公示本企业的所有优良或不良经营行为、奖惩记录，自觉遵守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信用档案管理规章制度，共同树立信用自律的道德观念和行业风尚；

4．销售药品医疗器械的过程中，不以各种名义给予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回扣、提成等财物；

5．原料采购、广告宣传和参与药品、医疗器械投标竞标过程中，不采取非正常手段获取商业机会或商业利益；

6． 药品、医疗器械审评、认证发证、检验检测等环节中，不采取非正常手段获得准入资质；

7．接受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督过程中，不以各种名义给予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

篇2：药品、医疗器械企业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现在开始开会。

参加今天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工作会议的有xx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全体机关干部，辖区内各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负责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贯彻市局和全县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县治理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共有三项内容：县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xx同志传达《xx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工作实施方案》、；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xx同志传达《xx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工作实施方案》；最后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xx同志做重要讲话。下面进行会议第一项，请局xx同志传达《xx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工作实施方案》；

下面进行大会第二项，请xx同志宣读《xx县食品药品监管局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工作实施方案》

下面进行大会第三项，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萝北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xx同志做重要讲话

同志们，今天会议的各项议程，到现在已经全部结束。在与会各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开得非常圆满、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会后，各单位、各部门要迅速组织传达x局长讲话精神，并认真贯彻、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并以此为契机，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工作素质，切实履行好职责，规范好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秩序，为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障全县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篇3：反商业贿赂,要“动真格”的

7月中旬,公安部门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展开调查,在国内外制药业引起震动。葛兰素史克通过一家旅行社利用办会等手段,甚至是虚构会议,从“招待费”中扣出钱来,作为公司高层的回扣以及向医疗机构直至政府官员行贿。去年公司在北京曾被一个政府部门查处,公司一高管拿出25万元最终摆平此事。

业界戏谑地将现在的药品价格称之为“含贿价”,意即药品在价格中分摊了行贿、回扣等违法违规的成本。被抓的葛兰素史克一高管交代,公司用于推销、回扣等成本占了总药价的20%～30%。而据业内人士推断,实际比例恐怕远不止这些,有的甚至占到总药价的50%左右。在业内“潜规则”作用下,药企纷纷在行贿、回扣上各显神通,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成为药价虚高不下的症结。

多年前,在一次由国务院总理主持的全国廉政会议上,将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工程建设等领域的不正之风界定为商业贿赂行为,并被确定为反腐败的重点对象。之后,严禁收受红包、回扣等一再成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时至今日,各种不法行为依然横行,有的甚至愈演愈烈。从葛兰素史克的案例看,医商之间的不法交易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而且绝非独此一家。据报道,英国制药商阿斯利康位于上海的办公室近日也已进入警方视野。

商业贿赂这个依附在医疗卫生机体上的毒瘤,败坏医疗行业风气,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给广大患者带来沉重负担,使医疗卫生发展受到严重损害,阻碍了卫生改革的深入开展。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始终是医改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只要行贿之风不刹,回扣之风不止,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只能是一句空话。

有业内人士指出,全球医药行业都存在行贿受贿行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的情况较为普遍,而且都是心照不宣。由此看来,坐而论道式的在会议、文件上开展反腐,作用实在有限,整肃风气必须“动真格”。因为在一个缺乏外部监督,把丑行、恶习当“潜规则”的环境里,拥有审批权、处方权的慎独君子只会越来越少,而不是相反。

篇4：反商业贿赂——难！

早在去年5月，美国司法部就有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在1991年到2002年间，向中国医务人员行贿累计达162．3万美元，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的产品。美国司法部判定，DPC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中“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的规定，判罚其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交纳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罚款，以及75万美元预审费等费用。这起发生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的贿赂案件，中国执法机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最终还是由美国人代为处罚，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很快也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

商业贿赂蔓延

长期以来，商业贿赂在一些行业蔓延，尤以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行业为甚，主要表现形式有：在交易之外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和实物；假借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之名，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财物；以报销费用或“红票”充账的办法给予贿赂；提供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等。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年～2005年，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例，案值57．5亿元，罚没款9．1亿元。然而，被曝光和查处的案件仅是冰山一角，可以说，商业贿赂目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和领域的“潜规则”。

《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商业贿赂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禁止；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又是一种腐败行为。商业贿赂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

商业贿赂相对集中在六个领域——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牵涉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人员。正因如此，使治理商业贿赂成为一项繁杂而低效的工作。

制度缺失是关键

从体制方丽看，在转轨时期，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存在，使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支持以及获得项目、特许、资源成为可能。同时，在国外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不断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今天，仍有一些行业、部门的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搞钱权交易。腐败现象的存在助长了商业贿赂之风。 从监管方面看，监管部门分散，缺乏协调统一和明确的管理责任，监管难度大。中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初始成员有18个部委，今年2月又扩充到22个部委。然而，部门虽多，却难以形成合力，能否高效地达到防治商业贿赂的目的还有待观察。比如，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是财政部门，而查处商业贿赂的部门是纪检和检察院，对于尚未构成犯罪的违规干部的处理又牵涉到人事部门，还有对账目进行审计的审计部门以及诸多相关协助支持部门。众多部门共同管理，诸多环节中，只要有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从目前来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还处于事后监督阶段，尚未实施由项目预算开始到验收合格结束的程序监督。查处商业贿赂也只停留在对“结果合法”的追究上，并不重视程序是否公平、公正、透明、合法。另外，由于监管、查处、处罚政出多门，加之目前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存在缺陷，导致商业贿赂查证难。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处罚力度远远不够也可以说，制度的缺失足当前我同治理商业贿赂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范围界定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的董事、经理、控股人、代理人、雇员等在商业贿赂行为中都有各自的作用，他们共同构成违法行为主体，应承担共谋者的刑事、行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法律没有规定，相关人便可逍遥法外。其次，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规定水够完善，处罚力度较弱。商业贿赂最直接的目的是要获得正当竞争所不能得到的商业利益，打击的短期策略必须是“惩处有力”，让贿赂双方得不偿失。比如美国，早在1861年林肯就签署了民事性法律来打击国内的商业贿赂，主要在经济上进行处罚，罚款以贿赂所得到的好处和贿赂行为对于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做基础，给予三倍的罚款。而我国现有的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应用中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处罚都是以贿赂金额作为判罚标准，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商业贿赂大案，比如在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合同金额动辄数十亿元，处罚过于轻微就会失去威慑力。

再有，举报人保护制度缺失。

反商业贿赂的美国经验

1977年，美国制定颁布《反海外腐败法》。同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同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要求公司根据该法加强公司财务制度；二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如果被定有罪，将对公司处以200万美元以下罚金，对股东、雇员和代理处以10万美元以下罚金并可削五年徒刑。《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问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足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他人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当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商业索赔被告的竞争对手可以对其提出诉讼索赔，理由是被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交易或收益，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主要依靠四个机制：

反垄断机制 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容易导致商业贿赂的发生。因此，美国早在1890年就颁布了《反垄断法》，打击市场垄断行为。在美国，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公平竞争机制在自由、激烈而义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动态平衡关系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若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就必然会导致公司产品成本的上升和质量的下降，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无论是公司管理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舆论监督机制 在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将成为丑闻而被公布于众，使行贿者、受赌者和相关公司都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对自身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法律机制 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订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

所以说，严格的法律，成熟的市场机制，全丽打击的氛围，是有效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保障。

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制度安排

尽快出台《反商业贿赂法》应尽快制订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集刑事、民事、行政责任于一体，整合相关的规定，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手段，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反商业贿赂法》中应当明确的内容包括：商业贿赂以及相关概念和主体的法律界定；查处商业贿赂行为的主管机关；有足够震慑力的处罚措施；行贿受贿人变相逃脱处罚的处理办法；对公司账目管理的责任规定；奖励举报措施；等等。

制定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规定行贿企业必须赔偿因其商业贿赂行为而失去商业机会的竞争对手，赔偿数额要有足够的震慑力，可以规定为商业贿赂行为所得非法收益的数倍。惩罚性民事赔偿会极大激励相关利益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对进行商业贿赂的企业形成巨大的诉讼压力和经济压力。

加大执法力度执法难是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难题。在治理商业贿赂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严格执法、违法必究，保持足够的法律威慑力；另一方面，更要提高执法水平，准确区分合法行为和商业贿赂，既维护法律的权威，又保持社会的公正。

行政管理制度安排包括全面的曝光机制；重新界定政府职能边界，减少行政权力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协调沟通制度；建立健全知情人举报保护和奖励制度。

篇5：药品、医疗器械企业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一、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充分认识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近年来，随着医药产业的不断发展，有的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为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和追求更大的商业利益，以回扣、开单提成等手段，进行商业贿赂，与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不正当交易。还有一些掌握着审评、审批等行政权力的工作人员，与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搞权钱交易。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直接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甚至给人民群众造成了疾苦;也诱发了某些药品监管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滋生腐败和经济犯罪的温床。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中央和省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都决定，对医药购销领域不正当交易行为的自查自纠工作，涉及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的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前不久国家局、省局和市局相继召开了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下发了有关文件和治理方案。根据市局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我局制定了《XX县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我们要结合我县药品市场实际情况，采取有力措施，认真组织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切实抓出成效，保证治理工作不走过场。

二、明确任务，把握重点，认真开展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现对全县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做如下部署。

(一)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中办、国办《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以及省、市局会议的要求，结合我县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和监管工作实际，统一部署，精心组织，突出重点，标本兼治，稳步推进，务求实效。

总体目标:通过自查自纠，使药械工商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普遍受到深刻的法律、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坚决纠正药品、医疗器械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的错误观念和行为，使企业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找准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改进监管工作。通过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严惩违法犯罪行为，震慑犯罪分子，有效遏制商业贿赂滋生蔓延的势头。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立健全监管制约机制，堵塞监管漏洞，铲除滋生商业贿赂的土壤和条件。经过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建立药械工商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营造药械经营领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树立科学监管理念，提高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监管水平，切实做到廉洁从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二)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的工作重点

确实抓好上级确定的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6个重点：

1、药械工商企业及营销人员在推销药品、医疗器械过程中，以各种名义给予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回扣、提成等财物的行为；

2、药械工商企业及相关人员在批发零售、广告宣传、投标竟标过程中，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机会或商业利益的行为；

3、药械工商企业在认证发证、检查验收、稽查处罚等重点监管环节中，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准入资质、减轻或逃避处罚的行为；

4、药械工商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虚报成本抬高药价获取商业机会或商业利益的行为；

5、药品监管工作人员插手干预药品、医疗器械企业经营或投资入股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6、药品监管工作人员在行使监管权力过程中，收受药械经营企业及相关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行为。

(三)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的指导原则

1、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综合运用教育、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对药械工商企业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综合治理。

2、统筹部署，有序推进。既要立足当前、搞好专项治理，又要着眼长远、建立治理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积极稳妥地把治理工作推向深入。

3、明确工作重点，解决突出问题。要以公益性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严重破坏药

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正常秩序的问题为重点，着力治理各企业以及药品监管机构表现突出的问题。

4、坚持把握政策，维护发展大局。既要区分正常的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政策界限，又要区分违纪违规与违法犯罪的界限；既要治理商业贿赂，又要保持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的正常工作秩序，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四)治理商业贿赂专项

工作的主要内容

1、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自查自纠工作要突出抓好四个阶段的工作。

第一阶段为动员部署(5月)。广泛宣传国家、省、市治理商业贿赂的部署要求，按照县局《实施方案》，深入开展思想动员，使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和药品监管系统工作人员认清商业贿赂的严重危害性，增强治理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阶段为查摆问题(6月到7月)。开展调查摸底，摸清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基本情况，分析药品监管工作的现状，掌握商业贿赂行为易发的关键环节和岗位;着重查找2003年以来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存在的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为;查找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严重损害公众健康与安全的突出问题，同时认真查找药品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对查找出的问题逐一核实查证，确定重点，分类处理。

第三阶段为分析整改(8月到10月)。要从体制机制、经营理念、监管理念以及思想道德观念入手，深入分析不正当交易行为发生的内在规律、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逐一进行整改。

第四阶段为总结提高(11月到12月)。全面总结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巩固提高治理成果。

2、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是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方面，是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有效手段。自查自纠与查办案件是两项重点工作，不能理解为前后两个阶段，要同步进行，相互促进。在查处工作中，一要畅通举报渠道。认真查找案件线索，充分发挥来信来访、举报投诉网络的作用。县局向社会公布治理商业贿赂的举报电话和举报电子邮箱，鼓励有关人员举报投诉。二要建立案件协查机制。要与检察、公安、工商等执纪执法部门建立情况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信息共享机制。对在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药品监管系统中的违法违纪案件，加大查处力度，深挖背后的商业贿赂行为。三要准确把握政策界限。要正确区分正当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对主动交待问题、悔过自新、积极退赃的，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商业贿赂案件要依法从严惩处。四要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县局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将根据各地开展自查自纠、群众举报反映出的突出问题，组成重点案件督查组，到一线进行现场督查。五要严肃查处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企业经营、谋取不法利益，特别是利用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案件。对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3，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我局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的力度，积极探索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要采取加强宣传教育、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诚信建设手段，引导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树立守法经营、诚实守信、优质服务的经营理念倡导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自觉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努力营造科学监管、依法行政、规范经营、公平交易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确保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取得实效

第一，要建立健全机构，加强组织领导。按照省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的要求，县局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XXX、XXX任副组长。并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等工作。

第二，要周密安排部署，加强协调配合。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涉及多个部门。我局要按照市局的统一部署，坚持条块结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方针，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任务。工作中要主动与纪检监察、检察、工商、审计等部门加强沟通与协调，建立信息通报、情况交流等工作机制，形成治理商业贿赂的整体合力。

第三，要加强调查研究，提高治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调查研究是做好治理工作的基础。我局要把调查研究贯穿于专项治理工作的全过程。及时总结经验，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县局党组成员将分别带队对重点、难点工作进行调研，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第四，要加强对药品监管队伍的管理，提高队伍素质。要按照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科学监管理念，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监管队伍。近年来，我县药品监管工作人员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勤奋工作，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必须看到，我们这支队伍的现状，与党和人民的期望，与药品监管任务的要求还有差距，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一定要非常重视食品药品监管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

篇6：药品、医疗器械企业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各位企业负责人：

4月13日，国家局召开了全国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4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了全国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5月19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治理商业贿赂的决心，今天我们根据市委的部署，召开上海市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大会。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涉及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商业贿赂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这是党中央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政治上的信任。我们要认真贯彻中央和市委的精神，统一思想，积极行动，把治贿工作认认真真地抓好。下面我对切实抓好企业治理工作提出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治理商业贿赂，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坚决治理商业贿赂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必然要求，是反对腐败的重要内容，要求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集中力量，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专项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反腐倡廉的重点，切实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这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视和决心，为我们深入开展治理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中央极为书记吴官正同志在全国治贿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或：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商业贿赂破坏市场秩序和交易规则，侵害群众利益，诱发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毒化社会风气，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我们要充分认识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近年来，在药品和医疗器械市场交易活动中，经营者通过给予财物等手段获取交易机会或其他利益的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医药购销领域蔓延的一种所谓“潜规则”，严重破坏了竞争机制，市场竞争的正常目的，是要求经营者在比药品医疗器械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促进医药经济健康发展。而商业贿赂的出现，使正常的比质、比价扭曲为比回扣、比私下所得“好处”，使假冒伪劣商品乘虚而入；商业贿赂助长了不正之风，贿赂、回扣的存在，使国家和集体蒙受巨大的损失，造成国家、集体财产被私人大量侵吞的严重后果。商业贿赂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发生回扣以后的高价、高额的医疗费，最终必然由接受服务的公众承担。尤其是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入市场后，老百姓成了吃“回扣药”的双重受害者。商业贿赂孳生了贪污腐败，由于商业贿赂行为的存在，企业经理、采购人员、供销人员以及政府官员利用工作之便，收受贿赂、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败坏商业风气，腐蚀了干部队伍，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经济领域中犯罪现象的一个突出问题。商业贿赂引发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们医药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中央提出要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是十分及时和必要。它是进一步促进医药经济健康发展、规范食品药品监管权力的正确行使、整顿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公众健康与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重要举措。

我们所有的企业一定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商业贿赂重大决策的精神，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密企业实际，认真做好治理工作，做到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

二、明确治理药品、医疗器械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总体目标、指导原则和治理重点

专项治理的总体目标：通过治理，使上海的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普遍受到教育，守法诚信意识显著增强，生产经营行为规范，商业贿赂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进一步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逐步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督制约机制，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专项治理的指导原则：要坚持标本兼治，实行综合治理。要明确重点，稳步推进，自查自纠、案件查处、建立长效机制三项工作。要坚持把握政策，维护发展大局。既要区分正常的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政策界限，又要区分违纪违规与违法犯罪的界限；既要治理商业贿赂，又要保持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的正常工作秩序，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专项治理的重点：（1）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及营销人员在推销药品、医疗器械过程中，以各种名义给予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回扣、提成等财物的行为；

篇7：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器械经营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良好发展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坚决反对和地址商业贿赂，加强法律、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严格依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经营，进行正当的商业交往。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加强对人、财、物等重点环节的管理，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反商业贿赂的各项规章制度，从机制上杜绝医疗器械不正当交易行为。

二、在推销医疗器械的过程中，不以各种名义给予医院，医院工作人员回扣、提成等违法行为。

三、在医疗器械销售、宣传和参加医疗器械投标过程中，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机会或商业利益。

四、不向医院和医院工作人员馈赠礼物、现金、有价证券及安排高档言情、高消费娱乐、旅游活动。

五、采取有效措施，树立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的职业道德风尚。

六、以上条款如有违反，我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处罚。

承诺单位（盖章）

2015年12月16日

医疗器械企业诚信经营承诺书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治理商业贿赂和纠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全市药械市场经营秩序，加强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管理，切实推进企业诚信自律，保证群众用械安全有效，我公司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经营活动，按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营方式、经营范围、注册地址、仓库地址等许可事项经营医疗器械，不经营假劣器械、设备。

二、严格执行《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加强对医疗器械进、销、存各环节的管理，严把进货关，坚持从合法企业、合法渠道购进合法的医疗器械，并按照规定索取进口设备报关手续及正规发票；认真执行验收制度，建立真实完整的验收记录，做到票、账、货相符；定期对在库医疗器械进行检查、养护、保证其储存条件达到要求。严把销售关，建立完整的客户档案，在销售时，指定1-2名公司正式员工与同一家客户联系业务，并开具与销售出库单内容完全一致的合法的票据。

三、在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再销售中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利益，不以任何名义给予购买使用本企业产品的医院负责人，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不从事挂靠经营、套税返点、承包经营、过票经营等违法违规经营活动，不进行、不参与舞蹈消费者的虚假广告宣传。

四、严格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和管理制度，在产品定价和投标过程，合理制定价格，规范价格行为，严禁价格欺诈行为，杜绝恶性削价等不正当价格竞争，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与正当利益。

五、积极配合各级管理部门的各类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不隐瞒、不虚报相关资料集数据，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

承诺单位（盖章）

篇8：药品、医疗器械企业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1 内部监督的必要性

在阐述内部监督的必要性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何谓监督”?商业贿赂监督就是对现场或某一特定环节﹑过程进行监视﹑督促和管理﹐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商业贿赂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商业贿赂的对象主要是掌握各种经济管理权限的政府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和经营者。从监督和商业贿赂这两个概念的解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商业贿赂不在医院发生或使其行为能被及时发现,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只有监督有效,才能规避商业贿赂风险,只有监督到位,才能及时发现商业贿赂行为,才能依法依规加以制止。没有监督,反商业贿赂工作很难落到实处。

2 内部监督的方式和手段

2.1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是实施有效内部监督的关键。领导不重视,实施有效监督将成为一句空话。曾获“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二等功”的广州市某医院院长,因涉嫌受贿16万元,在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并被判刑。这是一起“抗非功臣”因商业贿赂“落马”的案例。作为医院的“一把手”,由于其主管医院的全面行政工作,并分管该院医疗器械科工作和担任医疗器械招标小组组长,因而掌控着医院设备采购的“拍板权”,挖空心思与供应商串通一气,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这一案例说明该院从院长就不重视反商业贿赂工作,反而还挖空心思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这样的医院显然缺乏对内部监督工作的领导,责任不明,监督不到位。所以,医院反商业贿赂,必须首先从领导做起,强化内部监督。只有领导率先垂范,并明确监督责任,才能确保内部监督工作得到落实,才能确保反商业贿赂工作取得成效。

2.2 把内部审计作为监督的重要手段

内部审计之父索耶关于内部审计的定义是:对组织中各类业务和控制进行独立评价,以确定是否遵循公认的方针和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和标准,是否有效和经济地使用了资源,是否在实现了组织目标。1999年6月,内部审计师学会董事会通过了内部审计[1]的定义:“内部审计是一项独立、客观的咨询活动,用于改善机构的运作并增加其价值。通过引入一种系统的、有条理的方法去评价和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公司治理流程的有效性,内部审计可以帮助一个机构实现其目标。”

医院这些年被暴光的商业贿赂行为多为医务人员收受医药代表的贿赂,通过开大处方、开医药代表指定药物,满足医药代表的需求,同时从中获得个人利益。还有就是掌控药品、试剂、设备、基建等拍板权或有一定权限的管理者,收受供应商或施工单位的好处,通过与供应商串通,满足供应商或施工单位的要求,以中饱私囊等。

鉴于上述情况,如果在医院强化内部审计,对医院各类业务和控制进行独立评价,不仅可以确定各科室、各部门对制度、规定和程序的遵循情况,还可以评价履行职责的工作质量,发现舞弊行为[1],从而进一步确定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以便及时调整管理模式,尽量规避商业贿赂风险,并对涉嫌人员及时加以教育和处理。

2.2.1 确定审计目标,建立一套内部审计制度

内部审计的职能随着审计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并为实现审计目标服务[2]。就是说医院完全可以根据内部监督需要确定具体审计目标,通过对审计目标的审计达到内部监督的目的。要确保内部审计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就要建立一套内部审计制度,有了制度保障就会减少随意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作用。

确定审计目标、审计监督方式和制定审计制度时,要首先将审计目标罗列清楚并进行分类,确定对哪些审计目标分别采用哪种方式审计监督,比如对采购合同、专项工程合同等,可考虑采取人工审阅书面资料的方式实施审计监督;对医疗收费情况、医疗设备采购流程、使用情况、药品物价情况、专项经费来源、使用情况等可考虑采用信息化手段实施审计监督;对工程项目招标过程、施工过程、施工用料等可考虑采取现场查验方式进行审计监督等。一旦确定审计目标和审计方式,将其与相应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一并写入审计制度,并付诸实施。

2.2.2 严格合同审计

当今医院与社会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无论是医疗发展方面,还是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以及各项工程的装修改造方面,都涉及经济往来。有经济往来就难免会存在商业贿赂风险。为规避风险,就合同的签署工作,应该建立严格的审核工作流程,并将合同审计纳入合同审核工作流程。比如,首先可明确:合同在法人代表或委托人正式签字前应进行合同流转;其次可明确:先由责任科室和会签科室负责人及其分管院领导对合同进行初步审核并在流转单上签字。然后,交审计科由审计员、审计科负责人逐级审计,分别以书面形式签署审计建议。再经分管审计院领导审核并在合同流转单上签署审核建议后,交财务科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师对付款方式的合法性予以确认,最终由法人代表或委托人分别在合同流转单和合同上审核签字。并要求审计人员的书面审计建议与正式合同一并归档保存。

这样做,一是可以强化责任;二是可以加强责任科室、审计部门、财务部门、各分管领导、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等之间的相互监督;三是可以达到规范合同管理,有效防止商业贿赂发生的目的。

2.2.3 严格工程项目审计

各医院基本上都或多或少的靠申请专项资金来完成基建项目,要确保每一笔专项款都能充分、合理地得到使用,必须从项目的招投标,到项目施工过程,再到项目最终结算,均应加强审计监督和评价。这样既利于发现每个环节是否存在舞弊行为,也利于进一步确定是否存在商业贿赂。比如,如果审计发现在施工进程中使用的建材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执行或者付款进度与施工进度不符,审计可以对这一现象进行进一步跟踪审计并作出具体评价,从而确定是否存在舞弊行为和商业贿赂行为。

2.2.4 严格医疗收费情况

医疗设备采购使用情况、药品物价情况、专项经费来源使用情况等审计监督。由于医疗收费情况、医疗设备采购、使用情况、药品物价情况、专项经费来源、使用情况等比较复杂,管理上存在难度,也容易发生舞弊行为。所以,应该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监督的方式可采用信息化手段,比如,设计一套网络审计监督软件,将上述情况全部分别预设一套标准,并规范具体工作流程,安排专人对照标准和工作流程时时进行网络审计监督[3]。这样,一是可以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二是能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如果存在问题,如发生某种药品收入异常增多,或某种设备数量、型号等与中标结果不符,某笔专项经费没有按照合同进度支付使用等,系统会在监控程序中向审计监督人员及时发出信号或消息,利于审计监督人员对审计目标是否符合规定和标准,是否有效和经济地使用了资源,是否在实现组织目标等作出评价,从而及时发现是否存在舞弊行为,是否存在商业贿赂风险等。

3 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民众直接监督,是指民众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进行跟踪观察,并对其结果进行独立评估。简单地讲,民众能够看到的公开就是民众直接监督,任何脱离民众眼睛的不公开都可能蜕变成权力手中的玩具。

为强化内部监督,在医院完全可以将除保密以外的各项工作流程、医院重大决策、涉及物资、设备、药品、餐饮等采购、使用以及财务管理等有关制度、规定等向职工公开,并通过在院内显要位置设群众监督举报信箱,或在医院纪检监察部门设监督举报电话,向职工公布电话号码等方式加强内部监督[3]。也可以通过医院局域网让职工把网上公布的各项工作流程与现实中看到的有关部门执行情况加以对照实施监督。一旦发现事实与工作流程不符,可以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以便进一步调查确定某一个环节或某一项工作是否存在舞弊行为,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4 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作用

从2009年开始,北京市卫生系统全面开展了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要求各医院对内部运行的各种权力进行了全面梳理,并要求结合权力运行情况建立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工作流程,查找廉政风险点,制订相应的防范措施等[4,5,6]。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各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可以制订一套监督办法,对医院各项权力的运行过程、各项制度和工作流程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比如,可以要求各科室每半年或一年对各科运行的工作权力、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进行全面自查,并写成书面汇报材料交纪检监察部门备案;还可以成立监督检查小组,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科室廉政风险防范情况汇报,或查阅有关资料等,对各科室、各岗位尤其是重点科室和重点岗位的权力运行情况、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的落实情况进行抽查等。通过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作用,可以使全院的反商业贿赂工作联动起来,能够有效形成反商业贿赂的良好风气,预防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

5 结语

内部监督可以说是医院内部控制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只要重视内部监督,强化内部监督,并将其与反商业贿赂工作有效地紧密结合,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就一定会有效发挥其内部控制作用,使医院反商业贿赂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参考文献

[1]王宝庆.现代内部审计[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7:1-3,6-8.

[2]陈新环.企业内部审计项目管理规范操作[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56-62,98-102.

[3]丁建军,苏祖勤,张成军.行政监督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5-38,123-126.

[4]中共北京市卫生局党组.关于在全市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Z].京卫发[2009]14号,2009:1-5.

[5]中共北京小汤山医院委员会.北京小汤山医院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实施方案[Z].京汤医党字[2009]13号,2009:1-4.

篇9：中国如何反商业贿赂？

6月15日，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国掀起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一个高潮。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2005年，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例，案值57.5亿元。而据公安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目前查办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商业贿赂在中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但一直没有严厉的治理，直至疯狂的医药回扣引起全国民怨沸腾。

2005年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自1991年到2002年间，向中国医生行贿累计达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其母公司DPC公司的产品，并从中赚取2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判定，DPC公司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的规定，处罚其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交纳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罚款，以及75万美元预审费等费用。

令人深思的是，这起发生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的贿赂案件，中国执法机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这起事件引起舆论哗然，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

六大流弊

尽管政府治理商业贿赂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效果不佳，这其中制度缺失是根本原因。

一是商业贿赂点多面广，牵涉部门多行业多。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牵涉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人员，使得治理商业贿赂成为一项繁杂低效的工作。

二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取资源成为可能。这就为搞钱权交易得商业贿赂提供了土壤。

三是监管部门分散，缺乏协调统一和明确的管理责任。已经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初始成员有18个部委，2006年2月又扩充到22个部委，监管部门虽多，却难以形成合力，是否能高效地达到防治商业贿赂的目的值得商榷。比如，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是财政部门，而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部门是纪检和检察院，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规干部处理却牵涉到人事部门，还有对账目进行审计的审计部门，以及诸多相关协助支持部门。众多部门共同管理，诸多环节中，只要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导致全盘皆输。

四是理念落后。从目前来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还处于事后监督阶段，尚未实施由项目预算开始到验收合格结束的程序监督。查处商业贿赂也停留在对“结果合法”的追究上，并不重视程序是否公平公正透明合法。另外，由于监管、查处、处罚政出多门，加之目前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存在缺陷，导致商业贿赂查证难。

五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远远不够。首先是范围界定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的董事、经理、控股人、代理人、雇员等在商业贿赂行为中都有其各自作用，他们共同构成违法行为主体，应承担共谋者的刑事、行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法律没有规定，相关人便可逍遥法外。

其次，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规定不够完善，处罚力度较弱。商业贿赂最直接的目的，是要获得正当竞争所不能得到的商业利益，打击的短期策略必须是“惩处有力”，让贿赂双方得不偿失。比如美国，在1861年林肯就签订了民事性法律来打击国内的商业贿赂，主要在经济上给与处罚，罚款以贿赂所得到的好处和贿赂行为对于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作为基础，给予3倍的罚款。而我国的现实是，现有的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应用中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处罚都是以贿赂金额作为判罚标准，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商业贿赂大案，比如在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合同金额动辄数十亿元，处罚过于轻微就会失去威慑力。

六是举报人保护制度缺失。商业贿赂秘密进行，往往知情人也是违法者，所以法律必须提供一套举报人无罪和奖励制度，让知情人勇于举报。现在公安机关也在采用奖励制度，但是没有相应的保护制度。行政执法机关把举报人暴露出来导致举报人很可能受到报复。另外，行政执法机关如果不认为举报者举报的情况是严重案件，举报人也很难受到保护。

他山之石

在打击商业贿赂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得经验，有些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经验

1977年，美国制定颁布《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要求公司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加强公司财务制度；二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如果被定有罪，将对公司处以200万美元以下罚金，对股东、雇员和代理处以10万美元以下罚金并可判五年徒刑。

《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是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他人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当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商业贿赂被告的竞争对手可以对其提出诉讼索赔，理由是被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交易或收益，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主要依靠四个机制：

一是反垄断机制。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发生。为此，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于1890年颁布了《反垄断法》(Anti-trust Act)，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二是公平竞争机制。在自由、激烈而又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动态平衡关系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就必然会导致公司产品成本的上升和质量的下降，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无论公司管理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将成为丑闻被公布于众，使行贿和受赌者和公司本身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同时对自身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法律机制。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日本经验

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还时常涉及政治领域，造成政坛大地震。当前，日本已经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

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无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的主体必须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

设立保护举报人制度。日本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规定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将按有关法律严肃处理。

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招投标制度。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项目均采用真实的招投标制度，企业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有专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如企业发现员工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造成企业损失的，除赔偿损失之外，有关人员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三）韩国经验

韩国曾经是一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韩国政府历经二十多年反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腐败程度逐渐减轻，商业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清廉度明显提高。

2005年3月，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透明社会协约》，规定了公共部门、政界、经济界和社会公民共建透明、廉洁机制的办法。公共部门的任务包括，由国家清廉委员会、监察院、检察所（院）、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分工协作，建立防止腐败、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和纳税人诉讼等机制；加强票务管理；实行公营企业透明经营；加强对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等。

政界的任务主要是清除非法政治资金，防止金元选举。经济界的任务是实行伦理经营、透明经营；防止商业贿赂，绘制“反腐败地图”以切断商业贿赂的关系网；加强会计制度的透明度，建立企业内部举报制度等。社会公民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与反腐败有关的居民传唤制、居民投票制、纳税人诉讼制等机制；制定《透明社会实践市民参与宪章》；参与反腐败社会行动等。

我国香港地区经验

我国香港地区反商业贿赂工作由香港廉政公署（ICAC）负责，廉政公署是与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反贪机构，其首长廉政专员仅仅向特区政府最高长官负责。同时，特区政府委任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对廉政公署的工作进行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担任。

香港特区政府在贪污罪的界定上没有贪污与贿赂之区分，行贿与受贿者都以贪污定罪，先后颁布过3个特别法案：《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和《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列出了对贪污贿赂的定义、各项罪名的界定和相关细节及处罚措施等。

根据该条例，任何人士向政府雇员或公共机构提供任何利益都属违法。政府雇员未获得政府准许，因公因私均不得随意接受利益。比如，接受下属赠送的结婚礼物也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许可，并且有明确的数额限制。

《廉政公署条例》授予廉署调查有关贪污行为的极大权力。如凡获得廉署专员授权的廉署人员，无须拘捕令即可拘捕涉嫌者，进行审问；在调查时，有权直接调查涉案人员的银行账号；执行公务时，有权进入和搜查任何楼宇，不必说明理由就可中止任何官员的工作；必要时还可使用武力。

篇10：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郑重承诺：

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项目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保证做到：

1、公平竞争参加本次招标活动.2、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向医院工作人员、（包括采购主管领导、主办科室负责人、评审专家）及其亲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宴请等；不为其报销各种消费凭证，不支付其旅游、娱乐等费用。

3、同意按院方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做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院方招议标、廉政规定和诚信约定的保证金，中标后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未中标且无违规行为，投标保证金无息退还。并承诺有下列情况时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

⑴投标人代表未出席投标会或开标时被三次提名而无投标人代表应答的（自动弃权）；

⑵递交的招标文件和资质文件中有虚假内容的； ⑶违反招标法及院方关于反商业贿赂规定的； ⑷投标报价低于实际成本价的；

⑸中标后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中标合同的；

4、若出现上述行为，我公司及参与投标的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

公司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授权代表（签字）：

投标经办人（签字）：

（公章）

篇11：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太原市政府采购中心：

为了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我方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郑重承诺：

一、依法参与政府采购活动，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二、不向采购人、集中采购机构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提供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对索取或接受商业贿赂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向财政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三、坚决做到不提供虚假资质文件和虚假材料谋取成交。

四、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与其他供应商保持公平的竞争关系。

五、不与采购人、集中采购机构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串通，自觉维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六、不与其他供应商串通采取围标、陪标等商业欺诈手段谋取成交，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采购单位的合法权益。

七、严格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质保量地完成采购合同规定的任务，准确兑现售后服务承诺。

八、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财政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及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供应商全称（公章）：

篇12：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公司承诺：

在 招标活动中，我公司保证做到：

一、公平竞争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二、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向国家工作人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评审专家及其亲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费、宴请；不为其报销各种消费凭证，不支付其旅游、娱乐等费用。

三、若出现上述行为，我公司及参与投标的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

公司法人代表（签字或盖章）：

法人授权代表：

（公章）

篇13：药品、医疗器械企业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作为世界第三大矿业公司的澳大利亚力拓公司, 成立于1873年, 是一个跨国性矿产及资源集团。中国占该公司销售收入的5%。2009年7月5日, 新华社报道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澳大利亚力拓公司上海办事处胡士泰等4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路透社9日报道, 中国保密局8日的文章指出力拓的商业间谍行为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其中涉及国际市场上的原材料购买、知识产权等各个方面, 所提出的经济损失额度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0%, 达7000亿元人民币。随着各大钢企众多高层管理人员和负责铁矿石谈判的组织方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多位人士因涉嫌商业犯罪被拘捕或被带走调查, 此次“间谍门”背后的跨国公司商业贿赂也逐渐显现出来。

力拓案件与之前的“朗讯案”、“德普案”等, 均暴露了跨国公司在中国严重的商业贿赂问题, 但之前的案件为跨国公司在华行贿被外国监管部门发现、查处, 并且是跨国公司在华对中国人员行贿, 受到美国本土法律《反海外腐败法》的处罚, 但却没有公开信息显示受贿的中方人员受到了中国法律制裁。而“力拓案件”却是被中方的监管部门发现、查处, 并暂时对跨国公司的主要涉嫌人员进行了拘留, 对在华的涉案人员进行了审查。有报道称, 力拓案件是铁矿石贸易整肃第一张骨牌, 中国政府很有可能由此掀起一场铁矿石反腐战役, 彻底根除外贸进口领域中的潜规则, 由此改变铁矿石进口管理中政令不畅的局面。另外, 在此次事件中, 不仅存在跨国公司在华对中国人员行贿, 也存在中国人员向跨国公司的相关人员行贿, 至于案件的最终结果, 还有待案件的审理。

二、跨国商业贿赂的分析

(一) 商业贿赂的定义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了购买或销售商品而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和个人的行为。“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 包括经营者为销售和购买商品, 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 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方式, 给付对方单位和个人财物。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房屋装修以及解决子女亲属入学、就业等多种方式 (王靖, 2005) 。其本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严重危害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将商业贿赂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明令禁止。

跨国商业贿赂则指发生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商业贿赂。与商业贿赂相比,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跨国性”。一般而言, 跨国公司等跨国经济主体为了在母国以外的国家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向该国的对方单位或个人进行贿赂, 即构成跨国商业贿赂行为 (陆钰, 2006) 。

(二) 跨国商业贿赂形成的原因

1.不健康的商业文化, 市场经济不够完善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将跨国公司行贿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特殊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以及企业商界长期以来的“习惯性沉默”。中国人强调人际关系, 这一点在商业文化中也有所体现。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 由于缺乏关系网, 忽视中国文化中的关系, 错失了不少商机,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本土化战略的实施, 跨国公司认为, 想要在中国市场生存和发展, 必须遵守“潜规则”。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由最初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 政府手中握有大量的资源, 商业贿赂变得更加复杂, 发展为权钱交易及更多的寻租事件。

2.行业垄断, 巨大的市场带来的高额利润诱惑

铁矿石采购有着高额的利润, 由此产生了行贿的巨大空间。中国不仅钢产量连续十几年世界第一, 而且铁矿石的进口数量也自2003年后一直居世界第一, 增幅更是年年增长。中国作为铁矿石的大买家, 不但没有得到铁矿石供应商力拓的价格优惠, 反而是价格惊人的上涨, 当前铁矿石价格与1999年1月份相比, 涨幅为256%。不仅如此, 还打破了铁矿石同一市场同一价格的机制, 涨幅明显高于欧洲市场。

在铁矿石这样的垄断性行业中, 权利的稀缺加重了资源的稀缺。参与铁矿石谈判的中钢协是72家国有钢铁企业的代言人, 并且在铁矿石的贸易领域中, 也只有72家企业享有进口资质, 因此一些大型钢铁企业通过高价倒卖铁矿石赚取协议矿价与现货价的巨大差额利润。并且, 政府在铁矿石谈判中握有话语权与政策资源, 这无疑提供了更多的寻租机会。

这已不是单独的个案, 几年前的朗讯事件便是如此。在垄断性行业中, 采购合同往往金额巨大, 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各种形式的腐败 (薛荣久、樊瑛, 2006) 。

3.监管不力, 制度缺失

国内监管不到位以及反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为跨国公司进行商业贿赂提供了可乘之机, 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强调吸引外资, 对跨国公司采取超国民待遇, 或者放任他们的行为, 也使得在大量的跨国商业贿赂案件中, 有关部门很难发现他们数量庞大的行贿行为。

力拓案件中牵涉出来的大型企业多为央企, 而央企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 其监管一直是个难题。近年来, 央企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与此相对应的是规模逐渐增大, 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国资委曾针对央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引致资产流失的问题发布了《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但掌握处罚标准的国资委往往又是央企的大股东, 身份的双重性, 使得监管违规操作成为制度性难题。

(三) 在华跨国商业贿赂的危害

跨国商业贿赂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败坏了社会风气, 滋生了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 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1.市场方面

从经济学的理论中, 我们可以获知, 公平的竞争可以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 使得劣势企业被淘汰或转移, 优势企业得到更多更好的资源, 从而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但是, 跨国商业贿赂对市场的公平造成了扭曲, 破坏了公平竞争, 使得更多的资源不再流向优势企业而是流向了行贿与受贿者, 长此以往, 必将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并导致资源的配置处于非优状态。

2.企业方面

跨国商业贿赂增加了跨国企业本身的运营成本与风险, 打压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中国在许多高新技术领域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因此, 在一些商业竞争中, 往往是几个跨国公司在竞争, 但是商业贿赂迫使跨国公司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运营成本。并且大多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所在国, 如美国, 对商业贿赂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与处罚, 使所失大于所得, 因此商业贿赂也增加了跨国公司的运营风险。同时, 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 我国的民族企业本身在技术与竞争力上少有优势, 跨国公司凭借自己雄厚的实力在中国的市场上获得更多的优势与便利, 使得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不断缩小, 并有可能使原先具备竞争优势的民族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打压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

3.政府方面

长期以来, 政府对商业腐败在法律上有所规定, 并有着相当严厉的处罚规定, 但一直以来令行不畅, 貌似严厉但执行力不佳, 由此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期望, 一旦民众认定政府的相关规定只是一纸空文, 缺乏执行力的时候, 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会极大降低政府的执行力。

4.民众方面

商业腐败的存在, 如前所述, 使得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 消费的福利水平便不能达到最优状态, 另外, 高额的商业贿赂最终是由消费者来买单的, 高额的成本摊派无疑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 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三、在华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概况

根据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000多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名列全球前茅。2005年全年外商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44001家, 不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行业, 同比增加0.77%。

据南开大学法学院专门调查, 在商业交易中给予“回扣”以获取交易机会, 在我国已得到普遍的默认, 以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行业最为普遍, 形式也越来越隐蔽, 多数以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外出考察、赞助业内研讨会等看似合法的形式出现。被调查的一半以上公司表示, 为开拓市场, 曾有过商业贿赂行为, “给回扣”已成为许多公司竞争的法宝。可见跨国公司商业贿赂在中国的许多行业都普遍存在。如电信业的“朗讯风波”、金融业的“张恩照事件”、医疗行业的“德普回扣门事件”, 到如今的“力拓事件”。

四、反跨国商业贿赂的进程

商业贿赂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一个过程, 最初人们认为商业贿赂有助于交易的开展, 并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因此许多国家对国际商事中的商业贿赂持支持或鼓励的态度。例如德国在1997年前, 将贿赂费用作为税前可抵扣的费用给予税收优惠。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贿赂的弊端不断被暴露出来, 如扭曲公平竞争、损害政府的公信力等, 开始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碍。

跨国公司推进全球化, 使得全球竞争日益加强, 而日益加强的竞争促使商业贿赂日趋严重。但是相对于商业贿赂的实践而言, 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法律和相关制度是滞后的。截至1996年世界上仅有两个国家禁止本国公司或个人对外国工作人员行贿。

基于道德、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考虑, 1977年美国国会以绝对优势通过《反海外腐败法》, 禁止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 以此表明其旨在恢复美国公司海外交易的诚信, 重建公众对于美国商业系统的信心, 重塑商业伦理在商业实践中的作用。但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制定使得美国公司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 以1995年为例, 单失去合同一项, 美国就损失了大约45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为维护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一方面美国对《反海外腐败法》进行了三次较大的修正, 增加了一些免责规定和抗辩事由;另一方面极力在多边层面上推行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由1996年美洲国家间的《美洲反腐败公约》到1997年经济合作组织的《经合组织公约》, 再到2003年联合大会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多边层面的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国际合作从地区和特定组织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

五、中国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缺失

首先, 中国在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上存在一些规制真空, 商业贿赂问题至今尚以零散条文的形式存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 没有专门详细的界定、受贿主题的范围局限, 缺乏海外反腐败的相关规定等。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

其次, 在法律实际执行中, 多头管理导致打击不力, 导致管理存在疏漏。虽然我国多部法律对贿赂都有相当严厉的处罚规定, 如刑法中最高可处以死刑, 其严厉可谓世界罕见。但现实情况是法律执行不力导致我国反商业贿赂力度貌似严厉实则效果不佳, 尤其在执法意识上和执法力量分配上, 更重视查处受贿, 而非行贿;更重视政府部门的受贿而非非政府部门的行贿受贿。相关资料显示, 世界各国贪污贿赂案件的的查处率为50%以上, 发达国家达80%, 与大陆相邻的我国香港特区的查处率可达90%, 而内地的案件查处不足两成 (黄海燕, 2007) 。并在实际的处罚力度上, 与国外也相差甚远。如德普一案, 德普在美国受到的高额罚金远高于其所得, 但在国内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 同时国内的受贿医生也未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六、完善中国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建议

(一) 加强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

在国际社会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进程中, 体现出国际社会十分重视这一合作, 并且一些国际组织也积极采取行动来打击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目前国际上的做法一般是通过积极加入国际性或区域性的反腐败组织, 或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些统一、对等、公平、透明且有利于实践操作的法律文件、条约或协议, 并且以此获取国际上及其成员国的司法帮助和支持, 从而帮助本国进行反商业贿赂 (敖丹, 2008) 。我国也应该向其效仿扩大合作范围, 积极加入上诉的国际反腐败组织, 或者法律文件、条约或协议, 以寻求更为广泛的国际上的支持与帮助。

(二) 修改或制定相关反商业贿赂法律法规

不断被各大媒体曝光的商业贿赂案件在提醒我们, 商业贿赂已经不是简单的个案, 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金额之大已经开始威胁到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如前所述, 我国法律并不是没有相关规定, 但是由于有关商业贿赂的立法分散, 多头管理存在疏漏, 致使打击不力。而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反商业贿赂的立法实践, 有无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并不是决定因素, 而是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刑事等手段。而且我国在2006年修改的《刑法》中已经扩大了商业贿赂的主体范围, 并且国务院法制办也在积极进行相关法案的研究修订工作。因此, 我国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当务之急是修改或制定相关反商业贿赂法律法规, 确立立法机制和执法机制, 防止制度性漏洞出现。

(三) 尽量减少寻租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完全没有商业贿赂是很难也不切实际的, 但是商业贿赂之所以存在, 动力就是追求利润, 之所以能追求利润是因为有寻租的可能, 并且寻租一旦成功, 将带来高额的利润回报, 因此, 反商业贿赂的根本在于减少租源。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越是垄断和高利润的行业, 政府介入越多, 由此加重了资源稀缺性, 制度建设的落后加剧了责任与权利的不对等性。因此, 创新和完善制度, 转变政府职能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 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经济模式:提高商业贿赂的成本与风险, 降低商业贿赂的净收益, 并且要使商业贿赂的净收益低于正常生产的净利润, 以此来引导正常的资源流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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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海燕.我国商业贿赂特点及治理对策[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0721 (5) :7-9.

篇14：反商业贿赂的刑法障碍

自中央决定将反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的重点，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贿风暴在全国掀起，商业贿赂已成过街老鼠。

打击商业贿赂必须“依法”，而一旦将现实生活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和现行刑法相对照，便立即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目的之尴尬

商业贿赂犯罪，首先是行贿犯罪，无行贿便无受贿。

行贿犯罪，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四个罪名，即：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从表面看，四个罪名对行贿犯罪的囊括可谓全面：无论行贿人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也无论行贿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还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只要有行贿行为，就可能构成行贿犯罪。

但刑法对这四种行贿犯罪都规定了一个构成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只有行贿人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构成行贿罪，如果行贿人是为谋取正当利益则不能认定为犯罪。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购买、推销商品或服务或为赢得交易机会，而在账外暗中给予交易对方以钱财、利益的行为。从这个定义看，经营者为购买、推销商品，或为赢得交易机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谋取正当利益。只有当经营者通过行贿推销假冒伪劣产品时，才能说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是，经营者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多数情况下根本无法界定。

这些年来，收受“回扣”、“红包”、“佣金”蔚然成风，但受到刑事打击的大多是受贿者，行贿人则少见被抓起来定罪量刑的。“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所以成为普遍现象，刑法上的障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贿人身份之尴尬

行贿和受贿是共生犯罪，有行贿必有受贿。

关于受贿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三个罪名：受贿罪，单位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三个受贿罪分别规定了三类不同的受贿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构成的受贿罪；非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构成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受贿，构成单位受贿罪。

我国刑法在受贿犯罪的立法上是根据受贿人身份的不同而规定不同的罪名，这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当受贿人不具有上述三种受贿犯罪所要求的主体身份时，便没有相应的罪名可控。

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龚建平”受贿案就是一例。2000年至2001年，龚建平受中国足协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B组联赛主裁判，其间先后9次受贿共37万元。

案情披露后，龚建平被捕，但如何定罪却令司法机关大伤脑筋。经过层层请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最后批复，龚建平案件属于商业受贿，涉嫌罪名应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2002年12月19日，北京宣武区检察院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龚建平提起公诉。但开庭时，北京宣武区法院却没有支持检察院的起诉意见，法官们认为，龚的身份是足球裁判，足球裁判不是“公司、企业人员”。最后，法院认为龚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于是认定龚建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判决公布后，引起了刑法学界广泛的质疑。足球联赛的裁判不是“公司、企业人员”，但也算不上“国家工作人员”。龚建平是受中国足协指派，在全国足球甲级联赛中执法的裁判，而中国足协的登记性质为：半官方性的民间团体。因此，按我国现行刑法，龚建平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法院不能对其判处“受贿罪”。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公开表态：对龚建平这类人的受贿行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相应罪名，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龚建平只能以无罪论。

如果说龚建平受贿案凸现了我国刑法之尴尬，那么，近年来随着商业贿赂的大量出现，我国现行刑法遇到的挑战更加严峻。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贿，该如何定罪？

事业单位职员受贿已非个别现象，如医生接受医药代表的“回扣”，多开医药代表推销的药品；高校教师接受考生的“红包”、培训机构的“劳务费”，有意无意地“透题”。

按我国现行刑法，非国有事业单位职工、国有事业单位中没有领导职务的一般职工，既不是“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也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因而，这些人员受贿只能以无罪论。因吃“回扣”、收“红包”而真正受到刑事处罚的少之又少，主要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类似尴尬在外国刑法中则不存在。发达国家法律并不按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将公司、企业分成国有、集体、民营、合资等种类。受贿人不管在谁投资开办的企业中工作、也不管具有何种身份，只要有受贿行为，其受处罚的罪名和法定刑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刑法处罚的是“受贿行为”，而不管受贿人身份。

“金钱或财物”： 贿赂犯罪标的之尴尬

在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的8种罪名中，要构成行贿或受贿犯罪，必须是给付或收受了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财物。给付或收受金钱、财物之外的非物质性利益，我国刑法均不视为犯罪。

但商业贿赂中，有时交易双方给付或收受的是非物质性利益。比如吃喝宴请，因为太常见，以致现在一般社会公众都不认为“吃吃喝喝”是问题了。比如性贿赂，经营者为获得交易机会或更优的交易条件，邀请有决定权的交易相对人接受性服务，或干脆送给对方“攻关小姐”、“二奶”，已是常有的事。或者以参观、考察、访谈的名义安排国内外旅游，或者安排子女就业、留学，严重的甚至是让子女、亲属只在相关公司、企业挂个名，每月固定领取工资、奖金，又或者给荣誉、给职衔、授予可换取实际利益的资格，等等。

现实中的商业贿赂方式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繁多。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刑法规定，只有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财物才构成贿赂犯罪。给付非物质性利益，即使情节特别严重，由于刑法未规定为犯罪，按罪刑法定原则，只能以无罪论。

我国刑法中不视为犯罪的“收受非物质性利益”行为，在外国刑法中却是要受到严惩的。美、德、日、韩四国刑法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泛：凡是能满足人的需要或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当然包括高规格接待、宴请、提供性服务等等。因收受非物质性利益被曝光导致公司总裁、内阁部长甚至内阁首相下台的事件，在国外并不鲜见。

看来，要依法打击商业贿赂，我们首先必须严密刑事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