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第一集影评

敦煌第一集影评（共3篇）

篇1：敦煌第一集影评

陶炳辉聚焦敦煌，聆听百年前的无声倾诉

——敦煌文化的魅力

莫高窟以数量浩繁，技艺卓越的壁画艺术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千余年间的社会历史图景。《敦煌》之‘探险者来了’平静、如涓涓细流讲了一些故事，带给人的不再是因文物流失而产生的遗憾，更多的是感动。以故事化、人物化、细节化来表现，画面精致、意味悠长。以真实的史料完美展现了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感叹的的同时，也不禁引起共鸣，也许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更需要的是我们去悉心呵护。

以纵向的时间顺序，通过描述人物的命运故事，对敦煌的历史和生活进行生动的展示。本片涉及到的主要人物主要是，中国王道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美国人华尔纳以及俄国和日本先后来到敦煌获取经卷文物的人，还有最后出现的常书鸿；充分表现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情景当中的情感和思想的痕迹，以及他们的传奇经历。其中最重要是人物是王道士和斯坦因。敦煌莫高窟内的藏书是有王道士这个不起眼的中国农民发现的，也是他把大批的经卷、书画卖给斯坦因；最终死后，被冠以‘文化卖国贼’的名声，也有评价说他是发现者；他一生的命运就如那些流失了经卷，一次次被遗弃又重新拾起。

本片运用多种方式还原历史情景，试图引领观众重新走进大漠，走进敦煌。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本片运用了情景再现的手法还原了探险者们来到敦煌的情景。斯坦因的驼队，大木头箱子，横穿沙漠、不远万里。影片中多次出现斯坦因在户外的篝火旁思索和书写的场景，以及站在荒漠中向远处眺望的场景，诸如此类的无不展现着，敦煌文化对于外来者的吸引力，和它的恒久价值所在。

除却情景再现，片中还运用了大量照片和影像资料来还原历史。比如当斯坦因来到莫高窟后，给王道士拍的照片，还有藏经洞门前对方的经卷情况；以及在其来时路途中拍摄的祈祷照片等等，都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情景，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斯坦因的行程以及与王道士达成协议并取走经卷、书画的过程。此外，法国人伯希和给佛像编号的情景，还有展示30年代中国社会背景环境的影像资料，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历史事实的还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带我们重温了敦煌那段令人惋惜又赞叹的时光。

时空交错，传递出一丝欣慰。影片采用了古今对比、现实时空与历史时空交替出现的手法，在这种被冷落和被推崇的对比中，即使历史是怎样，但它已经过去，现在的我们正在用心体悟着和呵护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比如，片中在讲到斯坦因与王道士进行交换谈判的过程中，就插进了现在的沙洲县的夜市场景，以及游人蜂拥进入石窟的情景；也许现在的人们并不知道那段已经被遗忘了的历史，和流失在外的许多经卷、书画；但敦煌的魅力丝毫也没有改变，一如既往的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目光。

拍摄手法巧妙，细节之中流露真情实感。该片构图力求精美，特别是运用了相当数量的摇镜头来展示整个敦煌洞窟的宏伟场面；仰拍壁画与佛像，显示出古人的智慧与辛劳。特写佛像头部、脸部，那种变化着的线条尽收眼底。以动衬静，在书画作品本来以静物状态出现时，却用以移动拍摄或者推拉镜头，使得沉寂的文化即刻活了起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此外本片由几处细节值得欣赏，其中主要的两个是埋在沙土中倒了的佛像和沙土中时隐时现的怀表。这两处细节都极具象征意中义；怀表是时间的象征，在历史的进程中，表被一次次掩埋，又一次次被风吹去沙土，这是一种时间的流逝，时间在流逝，但我们的情怀不变，对于敦煌，对于那些被取走的经卷，我们是否还有些许的还念与不舍。另外一个就是倒在荒凉沙土中的佛像，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外国人运走文物时的情景，她的眼镜紧紧的盯着沙漠，也许她并不愿离开，也许她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

《敦煌》之探险者来了，在真实的基础上运用娴熟的艺术手法，将文物流失和敦煌独有的吸引力进行了完美的阐释；不论在世界各地，不论在天涯海角，那些已经被带走的或零散的经卷、书画、壁画.......都有一个共同的家——敦煌。

篇2：敦煌第一集影评

这几年电视里经常会冒出一些大制作的东西，所谓大，自然是投入大，但未必水平高，有些实在是生造出些大场面的热闹，胡扯地糟蹋钱；还有一些投入大也确实有诚意，因制作者水平问题，出来的东西大而空洞、华而不实，用力过猛却难打动人，再加上如今是个炒作的社会，万事不离一个炒字，“震撼、终极”之类的宣传词铺天盖地（如果件件如是，人只怕早都被震到地球外面去了！）所以看电视的期望值真不敢太高了，不过记录片《敦煌》的诚意、水平和境界还确实打动了我。据说为了这部片子，5年里摄制组先后9次深入敦煌，行程数十万公里，拍摄素材近400盘磁带，制作者为了充分了解敦煌的底蕴，多次与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及多位敦煌学者、研究人员进行文稿讨论，再将这些徐徐反应出来，采用了一集演一个主要人物的表现手法，拍摄水平也不错，高清摄像，很多画面极美！关键的一点——境界如何呢？以前看敦煌的片子和文章，里面常常会为流失的、损毁的文物痛心疾首，人一激动就难免不客观，纪录片的一大忌讳就是不客观，不过《敦煌》制作者的历史观是以前很少看到的，这部纪录片很平静、如涓涓细流缓缓地去讲一些故事，带给人的不再是恨，而是感动。片子的定位很恰当，没有想把自己宣传成大制作的东西，而且很少有特别正式的记录片会用许巍的歌声来做主题曲，虽然《悠远的天空》是个老歌，但放在这个片子的片头很合适，悠远、空灵、虔诚的歌声正是这部片子想向人传达的感觉。片头中制作者的名字在显现片刻后即化作了沙被风吹走了，一下子让我心里涌上了淡淡的悲伤，敦煌以及我们和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化作沙被风吹走„„好像这是首次对那些原来称为掠夺者的人采用了西方一致认可的称呼“探险者”（探险者本身是个中性词），“探险者们”的所作所为曾经成了中国文化人心里沉沉而尖锐的痛，但是说实话，看了整部片子之后，我不再象以前一样为那些文物被掠夺而愤恨了。敦煌经历了辉煌、沉寂后在中国国力最弱的时候被发现就是最大的悲哀，也就注定了后面悲惨的命运。当年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洞后也曾经上书慈禧请求保护，一些经卷被运到北京，部分就被当官的私吞了，私吞到也罢了，怕事情败露，将那么多年大漠环境中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唐时经卷一撕两半，取好的自己留下，剩下的再交上去！英国的斯坦因也好、法国的伯希和也好，包括美国臭名昭著的华尔纳，或骗或买或偷或抢，但是他们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没有糟蹋（华尔纳破坏了壁画），或交或卖都给了各自国家的博物馆，而中国剩下的呢？被撕得不忍目睹，所以想想那些珍宝只要还在，还被好好保护着，就比被自己的败家子毁了还是强太多！再说点题外话，在我看来，美不因政治、国家而存在而产生，美是属于全人类的，我很憎恶一种行为：把艺术品毁掉以抬升剩余艺术品的价钱！敦煌的建造持续了千年，一千年间，无数的画师、工匠、雕塑者用毕生心血浇灌出了这一旷世之作，那么多人！能想象吗？那么多人的精神、心血倾注进去形成的东西气场该多强大？ 那些人的作品很多都可以超过如今所谓的大师，现今的“大师”们为了名与利都太浮躁了，没人会象当年的画师毕生

在敦煌临摹，只为在偶尔一个机会里能在一个哪怕很小的洞窟里留下哪怕一面壁画。在敦煌，我们看到很多类似吴道子画风的作品，吴带当风，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曹衣出水„„敦煌的美是直指人心的，当一个人去塑造自己所爱的，所追求的，所向往的东西和只是为了名与利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能一样！那些制作者们与其说在画画在塑造泥胎不如说是在创造理想的世界！莫高窟一定是有灵魂的，它的灵魂是所有这些创造者以及后来保护者灵魂的汇集，所以它能够那么动人，这种动人一定可以超越宗教和国界，一直被称为强盗的华尔纳在日记中写到“我不是佛教徒，但是这里塑的满天神佛是那么美，美得让我忍不住跪下去”该片中还是有为尊者讳的地方，只提了张大千对敦煌的保护而没有提他对敦煌的破坏！华尔纳破坏的壁画又怎么能和张大千相比？？国人接受的教育总是非此则彼的，其实人是最复杂的动物，绝不该是单一方向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承认呢？这片子中已经用和原来完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和体谅王圆箓了，那为什么不能再客观点介绍张大千呢？辩证法存在那么多年了，还非要在宣传上走极端，被表扬的人就不能做坏事？被批判的人就不能做好事？何必呢？有一点让我略感惊讶的是，保护敦煌的人大多是长寿的，72岁的樊锦诗简直就算壮年，90多岁的学者还有那么多健在，由此我看到了，原来艰苦的物质环境并不会让我们的寿命损失多少，心灵的纯净可以这么有力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一个一个学者用他们几乎毕生的精力倾注进去保护敦煌，这些皓首穷经、长年修炼的中国学者真值得人去深深致敬！片子最后一集里的一个镜头很美也很

篇3：追根溯源（第一集）

2008年开始，经济危机的迷雾笼罩全球，西方国家不约而同地打出了这样一张牌——“国有化”。全世界开始激烈地讨论，究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抵御危机？

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物质精神生活。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和魄力，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可当西方人把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发现，在这个国家内部，关于“国有”二字的争论，比他们还要激烈。

中国的国有企业，似乎总蒙着谜一样的面纱。

国有经济的角色？

美国《财富》杂志总编苏安迪，对“财富500大”榜单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很感兴趣，在上榜的79家中国企业中，有63家是国有企业，比例接近80%。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企业，是苏安迪中国之行的一个目的。

得知中国铁建地铁加隧道建成的里程达到1万公里，几乎把地球沿着直径能够打通。苏安迪有点惊讶，但他也找到了这家企业在榜单中迅速上升的原因。从2006年进入“财富500大”榜单，中国铁建每年的营业收入都在以超过25%的速度增长。

根据公司营业收入制作的“财富500大“榜单，描绘出了这样的竞争轨迹。

1975年的第一张榜单，美国上榜企业最多，有241家，日本54家，英国49家。直到1989年，这张榜单上才第一次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从2002年开始的十年，美国和日本上榜的企业数量逐渐减少，榜单上的中国企业数量一直在增长。

身处冰冷的隧道，苏安迪触摸到了中国经济的热度。在他看来，当前全球的目标，是从国家层面摆脱危机。每个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模式。

苏安迪说：“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很灵活，并不僵化，一方面这些企业引入了公众股份，但同时政府给他们帮助和支持，两样都有，我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方式，对中国有效的话，那么就适合中国。”

就在苏安迪探访中国铁建的同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也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工业化进程下，中国模式的由来。胡鞍钢说认为，“工业化也有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做私人发动，就是主要靠私营企业，基本上欧美国家是这样。第二种是政府发动的。”

中国一直在工业化的路途上追赶。

1949年，车水马龙的列宁格勒，显示了苏联这个新兴国家的繁荣；之后不久，英国约翰布朗造船厂里，巨型船舶正在轰鸣中建造；当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在富士山上测试耐久性，当萨拉托加号航母驶出纽约港；中国，还是一个在田野上跋涉的国家。

为了快速建起新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156个“国家重点项目”，近5万家国有企业应运而生。他们，支撑起新中国经济的基础，为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但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地就从一条腿变成两条腿，既有国有企业，也有个体户，后来又有外资企业，进而又有了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两条腿走路。

借助国家力量的推动，来实现经济复苏和追赶，并非中国独创。在欧洲，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模式。

《石油战争》的作者恩道尔，28年前定居德国。铁路是他出行的基本工具，也是他观察欧洲经济的一个窗口。恩道尔的家距法兰克福50公里，坐火车只要7.3欧元，比开车省钱。而德国铁路就是一家国有企业。

在德国，目前还有59家国有控股企业，德国3.5%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这些企业。

独立经济学者威廉·恩道尔说：“德国的国有企业在过去的20年中进行了改制，比如德国铁路和德国电信，这样的国有企业都在上市后成为公众公司，但是国家依然拥有大多数股份，或者控制一定的股份。”

国有企业在欧洲大规模出现，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出于备战和对抗危机的需要，英、法等国将一部分私人工矿企业收归国有，而欧洲另一次国有化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

威廉·恩道尔还说：“法国二战后百废待兴，经济落后，只剩下了农业，而且是初级农业，可戴高乐的理想是将法国建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能够与美国比肩，于是他们制定了国家5年发展计划。”

戴高乐的理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法国出现了欧洲宇航、空中客车等一批世界级大企业。在英国，铁路、电力、电讯等行业，当时也百之百属于国有。

然而，这些企业也开始显现出效率低下的一面，那时候的英国装一部家庭电话需要等上两年。面对民众的抱怨，英国政府启动私有化改革，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在这一轮私有化浪潮中，俄罗斯的故事尤为曲折。

康斯坦丁是俄罗斯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他正在全世界寻找可以借鉴的发展路径。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康斯坦丁已经去了欧美十几个国家。现在他来到了中国。

康斯坦丁对私有化问题格外关注，源于俄罗斯当下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俄罗斯政府刚刚宣布，2013年以前至少会将8家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政府的举动，让包括康斯坦丁在内的很多俄罗斯人都很担忧。他们不希望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震荡再度上演。

1991年，苏联解体，引入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开始了大规模私有化，价值1万5千亿卢布的国有资产以私有化证券的形式，分给了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那时候还在上小学的康斯坦丁，还记得他家每人都分到了1万卢布的证券，后来变成了废纸一张。

从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总共有12万5千家国有企业被出售。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缩减了45%，工业总产值下降了60%。此后十几年，俄罗斯政府逐步收回了国家对重点行业的控制权。

国有经济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争论如果追溯历史，中国要比西方更为久远。

养马场与招商局：国有经济的历史与现代样本

两千年前，西征的霍去病在甘肃西部，为汉武帝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办养马场，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国有企业。

马场两千多年的历史，正成为这里开发旅游的招牌。慕名而来的，有些是很特殊的游客。独立学者畅钟，曾在深圳经商多年，他发现困扰现代企业的很多问题，也曾困扰着古人。

“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大臣桑弘羊倡导的盐铁专营，让大汉的国库迅速丰盈起来，军力也得以快速扩张。

而盐铁专营制度的创始人，还不是桑弘羊，早在春秋战国，管仲就提出：“唯官山海为可耳”。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国家可以通过垄断山泽之利，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这样的制度，可以让人们感觉不到赋税的压力，但却为国家形成了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然而，当国营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出现，争论也随之而来。

这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辩论，持续了两个月。留下了一本会议纪要《盐铁论》。民间代表认为，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应该废除，桑弘羊则辩论说，没有盐铁专营，国库就会空虚，驻守边关的将士连吃饭都会成问题，怎么能停呢？因为没人能提出更好的经济策略，辩论最后无果而终。盐铁专营，此后在中国延续了千年。

一百多年前，官营和民营又引发了一场惊动朝野的辩论，这次的焦点，是一家企业，招商局。

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今年73岁的袁武，已经在招商局工作了四十多年。

走过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上环西港城，就是袁武最初工作的地方。

从官营、国营到国有（清朝是官商，国民党时是国民党的官商，解放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营机构），这扇大门背后，是招商局走过的风雨历程。

2012年是招商局成立140周年。画布上描绘的，是“轮船招商公局”开业时的盛况。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育宁介绍招商局的起源，“清朝末期，朝廷的财政资源有限，想兴办这么一个现代的产业受到资金的局限，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能够有效发掘社会资本，当时奏折里边写到一句话就是‘设局以招商’，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傅育宁还介绍，公局当时的设立可能考虑政府主导的因素比较多，政府倡议发起，那么以后商业股东参与的比重和起的作用逐渐加大，再叫公局有不妥之处。招商局在它整个一百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商界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在招商局成立仅仅十年后，一场拉锯战，让这家企业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展开了激烈而又漫长的博弈。

一位财经作家从他的视角，写下了这段历史。

1884年，时任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和会办徐润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试图将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改为民营。信中说，政府的款项他们会慢慢归还，今后就不要再派官员来招商局任职了。究竟是为了分得更多利润，还是为了改良企业，历史并没有留下详细记载。但这封信引发的结果，是招商局被朝廷接管，变成官商型企业。因为在李鸿章看来，招商局不仅仅是为了盈利而存在的企业。

同样在1884年，日本明治政府却把当时最大的日本造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1块钱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就是后来的三菱株式会社。

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日本当年的选择是，国有企业逐渐从这些竞争性的行业中退出了。中国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故乡，它很多问题是一个一百年以前就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它在经济制度上，在企业制度上就会有很多独特性的体现。”

不同的选择，让同样期待工业化的两个国家，此后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1884～1930年，招商局又经历了两次从官营到民营再到官营的反复，每一次收归国有，都是出于对国家航运安全的考虑。

从公元前81年的盐铁大辩论，到百年前风雨变幻的招商局，中国，在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反复讨论着国有经济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友谊商城：国有资本的进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83岁的厉以宁，在中国经济界曾充满争议。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企改革陷入胶着的时候，因为提出国有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革，他被当成“私有化“的代表，并由此得了个绰号“厉股份”。

无论怎么被评判，厉以宁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怎么来改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股份制是最好的形式，承包不行，它跟农业不一样，农业是一家一户的，承包地自负盈亏，国有企业怎么办？不能用承包办法。”事实上，中国的国有资本一直在进退中摸索。

以商场为例。十几年前，胡子敬刚刚接管国营商场，面对的是个烂摊子。“晚上大概8点多，到了商场以后，灯特别暗淡，整个营业间几乎没有顾客。零零散散的营业员坐在柜台里面，有的看报纸，有的聊天，有的打毛线。”

因为当年的友谊商场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企业经营和职工利益没太大关系，一些部门经理经常向供应商索要回扣，商场成了大家的提款机。

喜欢下围棋的胡子敬，一有时间就到岳麓山上和棋友对弈，在棋局中，苦苦思考企业出路。

进退相宜，攻守气合，尽管在棋局中胡子敬游刃有余，但怎么盘活友谊商场这盘棋，却整整困扰了他十年。国有资产既不能卖掉，也不能引进民间资本，没有政策企业困局谁也破不了。

1999年秋天，一份关于国企改革的重要决定，打开了胡子敬的思路。

胡子敬将2900万国有资产，按1：1的比例折算为国有股，之后按设计好的国有、职工和经营者持股比例，将新公司2600万股交给职工认购，还有2500万股由经营者团队和民营资本认购。

2009年，友谊阿波罗在深交所上市，国有股比例进一步缩减到28%，但是这部分国有资产的价值，却从最初的2900万，增值到了现在的12亿元。十几年前，友谊商城一个季度的营业额为一千万，而现在完成这样的营业额，只需要一天。

改制、兼并、租赁、出售，国有资本已经从许多领域逐步退出，最近20年，国有企业已经退出了4.7万户，在工业企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了5%。然而，进与退之中都有很大的学问。

大企业的担当

延安，中国第四大石油基地。最近三十年，陕北这片黄土高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当时，政策允许将一部分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承包给个人。陕北引进了很多投资开发石油。山上废弃的井架，仿佛还在向我们讲述曾经的淘金故事。那时候，延安平均每80平方公里，就有一家私营油田。粗放式的开采，不仅浪费了资源，甚至影响到了延安人的生活。

1999年，陕北石油乱开采引起国家关注，政府委托延长石油集团，对当地的油井进行有偿重组。

就在那时，张积耀，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被调入了延长石油。这座大型石油炼化厂就是延长石油重组后扩建的。他说，“当时要是不重组的话，不但没有今天的延长石油，陕北地方石油就不会像今天这个规模和效益，就开采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早早就破坏掉了，浪费掉了。”

现在延长石油在技术改造和环保上的总投入每年都超过24亿元。张积耀很喜欢“延长”这个名字，他希望企业能让资源的生命延长，再延长。

在中国西北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有中国极为稀缺的一种资源——钾，是农作物生长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没有它，农作物的产量质量都没有保证，但中国的土壤里恰恰缺钾。李浩，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公司总经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钾盐专家，2000年来到罗布泊之后，就一直守候在这里，开发这种和石油、黄金一样稀缺的资源。

水是这里的稀缺资源，要从400公里外的哈密一车车地拉进罗布泊，一吨水要245块钱。

这些用盐块砌成的房子就是李浩和同事们十年前的宿舍和办公室。这里不缺钾盐，但要把这些钾盐提炼成钾肥，当时却相当困难。

那时候，美国、加拿大、以色列和乌克兰四个国家垄断着全球90%的钾肥生产和贸易，钾肥技术也从不转让。为了提炼钾肥，美国人在犹他州大盐湖，研制了整整十五年，而李浩他们在罗布泊琢磨出中国人自己的钾肥技术，只用了四年。

从2006年生产出第一袋钾肥，到现在年产量120万吨，中国钾肥的进口依存度，从70%下降到50%。当李浩一次次走出茫茫戈壁，代表中国在世界钾肥大会上发言，这片荒漠，也因为这家企业的驻守而变得更加生动。

中国，是资源需求大国，近14亿人的生活，需要有实力的大企业去未雨绸缪。

在南海深处，矗立着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水钻井平台，代号981。为了建造它，中国海洋工程的顶级专家们用了五年时间。这个重达3万吨的大家伙，整体高度几乎相当于45层高的大厦，它既可以像船一样在大海上自由行驶，也可以不用锚就固定在任何海平面上。而981平台能在深海固定的秘密，就在一间中控室。

盖凤喜，动力定位师，这是981平台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岗位。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只有4个。

上981平台之前，盖凤喜一直在挪威的深海钻井平台上工作。那时，中海油还只能在500米以内的近海采油。如果租用外国平台，每天的租金要50万到65万美元。

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7%，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直逼30%。而中国南海集中了全国1/3的油气资源，其中70%蕴藏在深水区。

从2012年5月9日开钻以来，981平台已经钻出了三口深水油井，并逐步向更深的海域挺进。这间十几平米的司钻房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司钻正在通过电脑操作钻杆钻向海底3000米的深处。

981平台最大钻井深度可达到一万米。中海油的深海作业舰队，正不断挑战新的作业深度。在这壮阔的深蓝色海底，他们锁定的是能源安全的未来。

而对中国来说，更久远的梦想，需要有人为之探路。

全国性的水利资源考察，仅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做过，但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却一直是个空白。2006年中国电建集团，提出做一次系统的考察，为国家补足这部分资料。

虽然这次考察，短期内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利润。但从整个国家来看，水电资源的利用，需要长远规划，就必须依靠详细的调查来支撑。生态、环境、水文、地理，考察队这次要拿到尽可能多的数据。

晏志勇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副董事长，他说，“我们干这个事，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作为国企一种责任的担当，虽然我们是企业，但集中了中国，应该说一流的、骨干的，水电的规划、勘察、设计、建设的精英。”

2006年10月5日，在西藏林芝拍完全家福后，20名考察队员兵分两路，踏上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危险的一段行程。在无人区里工作的整整24天，他们翻越5300米的雪山，趟过乱石丛生的急流，因为不知道峡谷里会有什么动物出没，晚上，他们不能熟睡。

队员们用脚一步步走过雅鲁藏布江下游258公里的河段，发现这里的落差超过2300米，如果未来开发利用，这里的年发电量相当于7个三峡水电站。

这次考察获得了200多箱资料，它们被存放在国家档案馆。

从罗布泊，到南海；不论是过往还是现在；当我们踏上一万两千公里的寻找之路，发现中国经济中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