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问责制

审计问责制（精选6篇）

篇1：审计问责制

摘 要：本文以“审计问责”在现行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作用现状，提出要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的审计监督职责，找准审计监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的着力点，并对审计问责制度、机制、方法、内容不断加以完善，以确立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应有地位，并取得良好的问责效果。

关键词：审计问责 行政问责制 作用

以2003年“非典问责”为起始，大凡发生重特大事件，必有相关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初步建立。这从实践的角度诠释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也是2003年，时任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引发了被媒体称之为的“审计风暴”。但是，与重特大事件后强势的行政问责所不同的是，“审计风暴”之后，并未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问责风暴”。

“审计风暴年年刮，屡审屡犯的现象依然严重”。面对审计机关的诸多审计成果，社会的反应越来越平静，审计机关也显得越来越无奈。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步伐加快，建立和完善审计问责机制，让审计监督在行政问责体制的建立与健全中找准位置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及其关系

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促进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行政问责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

审计问责机制，是对政府审计结果中涉及的个人或组织使用资产的流向、使用效率和使用效果的一种社会交待和责任追究制度。它是有关部门基于审计查出的问题，而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和惩戒制度。

在我国，《宪法》确定了审计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地位。因此，审计问责必然是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行实践上看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审计问责是行政问责的前提。问责需要有前提，这就是要明确责任，即责任的确定。而长期以来审计机关以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规性、合法性为基础、以“查错纠弊”为重点的审计目标，恰恰反映了审计在当前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侦察兵”、“守门人”角色。其次，行政问责是审计问责的归宿。审计查出的问题，较多的是通过审计移送的方法，由相关职能部门追究相关责任，即审计结果的运用。行政责任的追究，是行政问责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归宿。在现实当中这种归宿往往与审计问责所确认的前提有一定距离。

二、现阶段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作用现状

一般认为，基本的行政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两类，前者是指行政系统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而后者是行政体系之外的问责主体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基于这种理论基础之中的审计问责，则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两难境地。从行政关系上看，审计机关属于政府行政部门，特别是基层审计机关，其审计对象基本集中于本级政府部门、单位，而这些部门单位与其是平级单位，所以将审计问责归属于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问责”，显然并不完全准确。但审计问责又明显不属于异体问责。由于审计问责主体的不确定性，使得审计查出问题后需要通过审计移送的方式，才能得到追究和处理。也许这也就是当前审计问责相对“弱势”的原因。以此来客观分析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作用情况，本文认为尚存在明显的弊端和不足：

从责任追究的内容上看，存在“三重三轻”的情况。一是重重大事故的追究，轻财经责任的追究。“重大突发性事件”、“重大安全事故”以及“环境影响事故”等，追究相关责任部门(单位)的相关的人责任已经常态化。而连续数年的“审计风暴”，则未有相关责任追究的消息见于报端；二是重违纪违规问题的查处，轻损失浪费责任的追究。某个单位“侵占、挪用或是贪污、私分国家或集体资金”，哪怕是区区几万元，也必然要受到严肃查处，而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损失浪费，只要不是“下口袋”也就“难究其责”；三是重结果责任的查处，轻决策责任和管理责任的追究。一般情况下，凡产生严重后果，特别是产生重大性、社会性影响了，必然要有人为此负责，不然对上对下都难以交代；而对其结果形成前的决策不正确、管理不严格的责任，则基本不追究或追究不到位。

从责任追究的对象上看，存在“重事轻人”的现象。各级各类审计报告中披露的总是“某某部门、某某单位挪用资金、违规收费”等，而隐晦掉“事”的实施者——人。即使是必须要有人为事“负责任”，在责任追究中也往往是“追下不追上”、追执行者不追决策者、追当事人不追管理者。

三、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着力点

审计监督是行政问责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所决定、并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所证明的。前任审计长李金华同志曾经指出：审计最大的成效就是促进建立问责制度。国家审计有着众多的审计对象和多方面的职能，其资源相对于大量的被审计事项，永远是稀缺的。让稀缺的审计资源发挥作用的最好途径，就是要找到推动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着力点，这个着力点就是

责任。

（一）关注政府及其部门在公共财政支配和使用中的责任。政府的预算分配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体现，而审计预算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如果不能明确责任，预算的分配过程就有可能产生权利的寻租，使人民的权力落空。因此，审计机关应当充分运用好预算执行审计这个平台，关注政府及其部门在预算执行中的责任，通过审计反映和揭示预算收入的完整性、真实性，公共支出范围的规范性、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专项资金的使用、分配和管理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政府采购行为的公开性、公平性和真实性等。

（二）关注社会资源有效支配的责任。国家审计应当走出“账簿”的本位观，实现从微观审计向宏观审计层面的变迁。要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关注社会资源的有效支配。就我们基层审计机关而言，要通过审计监督，重点揭示和披露脱离地方实际，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从而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甚至付出了人力、物力、财力、生态、环境的巨大代价，给地方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长期包袱的现象。促进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配置、使用、利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促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关注领导干部职责履行情况的责任。实践表明，经济责任审计具有其特有的责任调查、评价与监督功能。因此，围绕领导干部行使的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财经政策执行与监督权，通过对权力运行情况的审计监督，从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入手，关注由于管理不善、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和国有资产的侵蚀问题，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有效，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在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时，时刻不忘对人民承诺的责任。

（四）关注政府工作效能、政府投资效益的责任。近日公布的《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明确“将全面推进绩效审计，到2012年，每年所有的审计项目都开展绩效审计”。政府负有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使用和管理各项资源，并使其最大限度地达到目的的责任。全面推进绩效审计，不仅有利于推动建立健全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促进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绩效审计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绩效审计的结果，行政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

四、审计问责如何更好地在行政问责制中发挥作用

《检察日报》曾发表社论提出“行政问责不妨从问责审计结果做起”。这为审计机关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开辟了一条思路。本文认为，审计问责在现行体制条件和制度框架下，要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在找准着力点，力求为行政问责提供最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应该也可以做好以下几点：

（一）建立健全审计问责法律法规。日前，最迫切也是最切实可行的是，加快《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和《经济责任审计条例》制定的步伐。在《审计法》确定的法律框架之内，力求在《审计法实施条例》和《经济责任审计条例》等法规中，明确审计问责的内容、方式和问责主体，进一步增强审计问责的法律地位。

（二）凸现审计问责的法律特征。“依法审计”的内涵，不仅决定了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以及审计评判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决定了审计结果的法定性。因此，实施审计结果问责要从行政问责转向法律问责。法律追究的原则就是坚持谁违法谁担责，加大法律事后惩戒在审计中的介入，能够起到事前威慑作用。此外，实施审计结果问责要从组织问责走向个人问责。确保所有相关责任人应承担的责任都得到追究，才是行政问责制的真正体现；实施审计结果问责还要从行为问责转向后果问责。行为问责是行政问责的前提和基础，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而后果问责则应是进一步的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

（三）充分发挥和利用经济责任审计的平台作用。从1999年开始实施经济责任审计以来，通过组织、纪检、审计等相关部门的探索与实践，是现有问责机制中制度基础和运作机制最好、部门协调及问责效果最佳的模式。因此，审计机关要最大限度地运用好经济责任审计这个平台，不断研究和深化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和方法，努力使经济责任审计更符合、更贴近干部监督管理的要求；不断完善和巩固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和促进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利用和成果的转化。

（四）充分发挥“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作用，实现审计结果的全部公开。审计结果公告要让所有的信息需求者具有相同的信息量，不能像以往一样，针对不同的报告对象设计不同的报告版本。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信息的可信度，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要使审计结果公开成为“常态”，成为审计机关必须履行的义务，通过审计结果的公开、透明，“让应该进一步追究责任的事诉诸公众，让阳光和社会为问责导航。”

（五）完善审计追踪报告制度，促进审计结果的整改和落实。温家宝总理指出，审计“不仅要揭露问题，而且要重在整改，要给老百姓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因此对审计结果公告中出现的问题，应实行后续追踪审计，对审计结果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形成审计—公开—整改—制度补救的审计整改模式。一是建立审计整改情况报告制度。在加大《审计决定》执行情况的跟踪监督的同时，要求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及采取的改进措施，对有关责任部门、责任人的处理情况以及整改尚未到位的原因等做出书面报告和说明。二是完善审计整改情况督查制度。要强化对审计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建立向人大提交《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专题报告》制度，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三是探索和尝试审计整改情况公告制度。探索和尝试审计整改情况公告制度，促进审计发现问题得到积极有效的整改。

（六）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弥补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不足的问题。强化审计监督与行政监察的联动配合，促进审计结果在行政监察工作中的利用，追究一些单位和个人的政纪责任；强化审计监督与司法机关的联动配合，将审计发现的涉嫌犯罪的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或邀请司法机关适时介入审计工作，展开同步调查，将构成犯罪的人绳之以法；加强审计机关与舆论监督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协调配合，要通过舆论宣传，不仅让社会各界知晓审计了什么，更要让社会公众知道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纠正和责任追究情况。

温家宝总理强调：“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努力建设责任政府”。只要我们增强责任感，在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的同时，对审计问责的制度、机制、方法、内容不断加以完善，审计问责不仅能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确立其应有地位，而且一定能取得良好的问责效果。

篇2：审计问责制

行署监察局：

近年来，审计部对开展行政问责制工作高度重视，成立了推行行政问责制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并结合审计部门工作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采取了有效措施，认真抓好制度的落实，取得了预期效果。现将落实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推进行政问责制实施

我部高度重视行政问责制的贯彻落实工作，把推行行政问责制工作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和加强自身建设，转变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推动当前审计工作的重要机遇来抓。

一是成立以部主任为组长，副主任为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贯彻落实行政问责制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具体负责落实行政问责制的日常工作，通过精心组织，明确责任分工，强化责任意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确保了推行行政问责制工作的有效落实。

二是结合实际，制定了印发了《审计部关于贯彻实施<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工作方案》；结合推行行政问责制，进一步明确、完善、修改、细化了全体审计人员的岗位职责，对领导干部及各类工作人员应承担的职责，做出了完备、细致的规定，把责任落

—１— 实到人；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审计部审计执法责任及执法责任过错追究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审计部内部问责的范围、内容、主体和程序。

三是集中时间，组织全员进行学习贯彻，采取集中学习讨论和个人自学相结合方式，组织学习了《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行政许可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行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黑龙江省内部审计条例》、《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审计部审计质量控制办法》、《审计部审计执法责任及执法责任过错追究制度》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通过集中学习，全体审计人员学懂弄通了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目的和意义、任务和要求，增强了学习教育和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懂弄通了行政问责制的问责范围、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和问责程序，熟记与依法审计有关的问责事项，明确问责重点，根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等行为，增强了遵守行政问责制的自觉性；组织领导干部及其他工作人员制定了文明审计、高效审计、依法审计、廉洁审计的具体措施，部主任以下干部要在本单位职工大会上公开承诺，并张贴公示一个月，每名审计人员都在自觉履行承诺，强化了审计规范化建设，提高了审计项目审结效率，增强审计人员履职的严肃性。

—２— 四是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要按照权责统一、赏罚分明、责罚适当、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的原则，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对审计干部在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和效率低下等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情形进行问责。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要对相关责任人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做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要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要对相关责任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在对责任人进行上述责任追究的同时，依照规定，相应追究分管领导和相关科室负责人的责任。

二、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规范审计行政行为

一直以来，我部以提高工作效率、强化审计监督、服务经济发展为目标，以规范行政行为为切入点，就先后制定完善了《审计部工作目标责任制》、《审计组审计工作纪律》（十不准）、等一系列制度，并通过不同方式将各项制度向社会公开。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实践和总结，逐步提升和完善了审计部的制度建设。我部自2010年开始，结合内部审计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开展了规范权力运行工作，制定了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审计部加强规范权力运行制度建设实施方案》，按阶段分步骤，有条不紊地组织实施，根据《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了清理和规范各项审计权力、绘制权

—３— 力运行流程图等工作，制定了《审计监督权运行制度》、《通知有关部门暂停拨付或使用款项权运行制度》、《通知有关部门扣缴款项权运行制度》、《申请冻结被审计单位存款权运行制度》、《封存资料资产权运行制度》、《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处罚制度》等六项制度和《部务会议制度》、《关于规范权力运行制度执行监督检查办法》、《关于违反规范权力运行制度追究问责办法》，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通过了地区评审指导组的验收，初步构建起审计部规范权力运行制度体系，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强化了对审计监督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监督，进一步提高了依法审计水平。

三、推行行政问责，强化行政效能建设

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审计部领导班子把抓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按照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清廉、业务过硬的审计队伍的目标要求，坚持以效能建设为核心，积极创建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的审计队伍，突出强化了三个意识。

一是强化了学习意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审计人员知识结构急需改善，业务水平亟待提高，对现代审计的理解和适应能力亟待加强。审计部领导班子从实际出发，积极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全体审计人员必须进一步强化学习意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养成勤于思考，善于研究的良好习惯，真正把学习作为永恒的主题，不断提高审计人员运用和执行法律的职业素养，—４— 依法审计的能力水平，从而提高服务大局的本领。

二是强化了服务意识。为党政领导宏观决策、被审计单位改善经营管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服务是审计监督的出发点和归宿。审计部领导班子不满足于完成多少审计项目，查出多少违纪违规金额，而是立足于整改，重点检查被审计单位全面落实审计决定和建议，促进依法行政。坚持用理解自己的理念去理解别人，用监督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严格规范审计人员的言行，不以监督者自居，做到文明审计。

三是强化了创新意识。创新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强化审计队伍的创新意识，对于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质量和水平，推进审计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体审计人员以推广应用易通审计软件为契机，全面推进审计技术方法的创新；同时还结合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的逐步推广应用，积极推进审计管理方法的创新，促进审计机构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审计部领导班子努力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思考探索，促进审计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创新，推动内部审计向更高层次发展。

四、实施行政问责制取得明显工作成效

强化督查，是确保行政问责制落到实处的重要环节。我部自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建立了考核督查制度，坚持不定期督查，对各科室的审计程序、审计项目质量、审计纪律执行情况、文明审计情况等进行重点督查，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确

—５— 保行政问责制和工作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一是结合项目审计，自觉接受监督，规定审计组在送达审计通知书时，必须向被审计单位或个人宣传审计工作程序、服务承诺内容、审计纪律规定和文明审计规定，同时将“十不准”规定送达被审计单位，向被审计单位做出承诺，自觉接受监督。审计工作结束后，审计组按照规定程序将《执行审计纪律情况反馈表》报送综合科。从已收到的审计组执行“十不准”规定反馈情况来看，未发现有反映审计组违反审计程序和审计纪律规定的情况。

二是加强监督检查。部领导采取不同方式，不定期地对审计组执行各项制度的情况进行抽查回访，听取审计组对情况汇报，与被审计单位及相关人员座谈，听取意见，广泛接受监督。未发现违反规定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

三是将领导责任制具体化。我部落实行政问责制，实行部领导→科室领导→审计组长负责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并把遵守行政问责制情况作为考核、各种奖励、评比和职务晋升的重要条件，实行一票否决。在推进落实行政问责制的基础上，实行上下联动，把落实行政问责制延伸到科室和每一位职工，并强化督促检查，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公开，逐步实现从注重执法权限和程序公开向执法过程、执法结果公开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了审计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提高了审计工作效率和审计项目质量。

综上所述，我部在贯彻落实行政问责制、加强机关行政效能

—６— 建设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上级的要求还有差距和不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学习借鉴其他单位的好经验、好做法，按照高标准、严要求，改进工作方法，对不足之处认真进行整改，把我部推进行政问责制工作提高到更高水平。努力把审计部建设成为程序规范、高效、廉洁、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审计部门，为全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篇3：浅析审计问责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审计,问责制,重要意义

我国1982年宪法有关于审计制度的规定, 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新发展。我国审计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对政府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 对国家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政收支进行审查监督。国家专门设置审计机关, 依法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国家审计是对国家的财政、财务进行检查监督的制度。

现在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设置了专门的审计机关, 建立了各自的审计制度。一般说, 审计独立是各国的通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 审计的含义已不限于事后审核财政收支情况的消极查错防弊范围, 而成为积极帮助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以至企业、事业单位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手段。

一、审计问责制的含义及内容

审计问责制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既主要就是对政府机关行为的监督。简要的说, 审计问责制就是对国家审计结果中涉及的个人或组织使用资产的流向、使用效率和使用效果的一种公开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而公共权力是指各级政府、各级国家机关等公共部门, 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公共利益, 以实现当权阶级的具体利益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 用客观理性处理公共事务, 行使特定权力。

审计按审计主体可以分为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三种。民间审计也称注册会计师 (CPA) 审计。审计的对象就是审计所审查的客体, 是对被审计内容的概括。

审计关系必须由委托审计者、审计者和被审计者三方面构成, 缺少任何一方, 独立的、客观公正的审计将不复存在。这是由于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而决定的。也正因为这样, 审计才有了权威性, 审计意见才为各方所接受。

1、审计问责制度具有法律基础。

在我国的现实状况下, 审计问责制度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其实行的具体环节有待改进。审计署在2008年4月的中央五部委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会上明确指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审计问责制度通过国家审计在法律上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我国《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 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按政府的财政收支, 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 进行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的领导下, 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进行审计监督。

2、审计问责制度是对决策失误责任的追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健全公共财政体制, 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 “改革预算编制制度, 完善预算编制、执行的制衡机制, 加强审计监督”, “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等目标, 强调了审计作为一种制衡和监督机制在我国国家预算管理中的重要地位。2003年“非典问责”为起始, 大凡发生重特大事件, 必有相关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 标志着我国审计问责制的初步建立。这从实践的角度诠释了“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含。“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要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并逐步实现制度化, 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行政府问责制, 实行综合执法, 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 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制。

3、审计公告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力手段

审计公告的实行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的重要举措和条件之一。它不仅是政府实施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 而且是对权利进行制约监督的重要环节。当然, 要真正建立审计问责制, 还需要在实行工作中处理好权与法、权与民、权与责的关系, 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审计问责制的障碍。实行审计问责制度, 对于增强审计执法力度,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促进全社会遵守财经纪律, 充分发挥审计的免疫作用, 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健康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加强审计问责制的思路

当前我们要健全审计问责机制, 可以有效解决对违规违纪者问责不严、处罚不力的问题, 使其感到切肤之痛, 对从根本上遏制屡审屡犯现象具有重要作用。完善具体法律规范, 建立有法可依的法律体系, 填补缺位的法律法规, 构建合理的评价标准, 扩充现有法律法规的内容, 真正使审计信息公开机制的运行不仅有法可依, 而且有章可循。

1、审计问责制能使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和约束

从理论上讲, 审计问责模式以责任追究为核心, 强调任何问题都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责任承担的具体化, 使得责任追究直接与责任人的切身利益挂钩。这样掌握权力的官员在滥用权力时就会考虑不法收益与责任风险的相关性, 当承担责任所带来的损失超过不法收益时, 权力才真正受到法律的控制和约束。

2、建立完善的审计追踪报告制度

对审计结果公告中出现的问题, 实行后续追踪审计, 坚持不整改不通过, 不完善制度建设不放过的原则, 对审计处理结果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 形成审计——公开——整改——制度补救的审计整改模式。同时应进一步明确国家审计报告制度的法定程序;明确审计结果公开的法律内容及运行机制;明确审计公告的监督、救济及法律责任以及违反法规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和追究责任的标准。

3、扩大审计问责制的问责范围

从向组织问责走向对个人问责, 是问责范围的扩大;审计问责体系应从行政问责转向法律问责, 相对于行政问责, 法律问责带有更大的强制性、规范性和稳定性。法律追究一般要坚持谁违法谁担责的原则, 具有直接的目标性, 给当事人带来的惩罚力度要高于行政问责。加大法律事后惩戒在审计中的介入力度, 能够起到足够的事前威慑作用。

篇4：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建设与发展

（一）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问责法律法规，关于问责制度仅仅是在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稍有提及。由于立法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从而致使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主体、客体、标准、利用等方面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规范，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效能也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发现问题后，由哪个部门负责追究责任，如何进行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往往缺乏操作性较强的规定。

（二）经济责任审计问责主体单一

我国的问责制主体是同体问责，实施审计问责制的主体除了审计部门外，主要是各上级主管部门。在实践中，较多的是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部门与审计机关的配合，但是人大、民主政党、公众和舆论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审计问责变得势单力薄。缺乏异体问责是目前政府问责制实施中的又一困境，长此以往会削弱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实施效果。

（三）审计问责对象和范围还不够明确

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客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问责对象，即向谁问责；二是使用范围，即问责什么。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比较好确定和追究，而一些违纪问题明明有直接的责任人，却将责任推向集体决策，责任就很难界定。在以往问责实践中，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大多是针对出现“有错责任”问题时才进行问责追究，而对未出现有错责任问题，例如不作为者和绩效低者却难以问责，必然导致审计问责实际效用递减。

（四）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未能得到充分运用

经济责任审计由审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而审计结果问责和运用主要是由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客观上造成了审计过程与利用结果问责的分离。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还没有成为党委政府进行干部考察和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审”、“用”没有紧密衔接，审计结果报告成单项投入，其运用体现不充分，作用有限。

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原因为：一是实际中还存在“先任后审”或“先离后审”的现象。使审计结果严重滞后，加重了审计与问责、经济责任审计与干部考察任用脱节，起不了监督领导干部廉政勤政的效果。二是相关部门对审计结果的运用重视不够。审计本质就是一种查责的过程，在发现单位责任人的责任缺失和违法违纪问题时，涉及对责任人的处理处罚，审计往往只有建议权。审计机关给其他相关部门提供了审计结论及处理意见，但实际上很多审计结果都没有得到相关部门有效的运用和转化。

二、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对策

（一）推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法制化建设

问责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涉及到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权力、问责管辖、问责程序和问责信息披露等一系列事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既可以为问责提供法律依据，又能规范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行为。因此，需要建立一套较完善的审计问责法律法规体系，对经济责任审计问责的主体、客体、程序、信息披露、处理处罚等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真正实现有法可依。同时，应当在法律限度内赋予审计机关一定的行政裁量权来解决责任认定的条件、幅度或范围等具体的实际问题。

（二）建立多元化经济责任审计问责主体

应该逐步引入更多的异体问责主体，通过行使立法权、审查权、建议权和否决权，充分发挥人大的问责职能，这将是我国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的一个关键突破口；还应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以及监督作用，努力培育民主党派等问责主体。这样，将建立起以审计机关、人大、纪检监察、司法、组织人事、国资监管等多个部门和民主党派的联合问责体系。此外，应逐步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纳入公告制度，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让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行政行为处于公众监督视线内，达到强化审计监督和行政问责的目的。《陕西省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实施办法（试行）》就明确提出试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选择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有典型意义的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告。

（三）明确重点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对象和范围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将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区分为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但是在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实践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问责对象和范围，做到问责规范的标准化、完善化。针对审计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集体负责”现象严重、“个人负责”缺失的情况，必须强调追究个人责任，坚持“权责一致”、“责任自负”，确保所有相关责任人都按照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受到追究。同时，对前任责任与现任责任的界定不应是机械地进行任期时间上的截断，而是要根据经济事项的重要程度和延伸性特点来正确界定经济责任的归属。另外，传统的经济责任审计问责通常关注的是领导干部的过错或过失，在当前积极推进绩效审计的大环境下，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也应关注绩效责任。

（四）创新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机制

1.推行经济责任告知制度。对法律规定的问责客体，在其任职初期由组织部门发放《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告知书》，采取书面的形式，向领导干部告知其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使领导干部到职后，在对所承担职责有整体认识的基础上，及时了解并掌握所承担的经济责任。

2.建立经济责任审计问责链。要将经济责任审计问责贯穿于领导干部任职前、任中和离任的全过程，坚持任前告知、任中审计和离任交接相结合，明确“先审计，后离任”的原则。纪检监察部门要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机结合起来，组织人事、国资监管部门要把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与领导干部职务升降、交流、免职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成果“一果多用”的功能。对审计查出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相关的问题依法处理和处罚，实施必要的直接问责，促进落实财务责任和绩效责任，强化责任追究。

3.尝试开展联合问责评议。在界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的集体决策作用，各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在审计机关依据审计情况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分别对领导干部做出评议，再汇总形成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总体评议。审计结果问责评议的最终成果主要是由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领导小组对审计结果报告、问责对象的专题报告及整改措施、群众评议结果和领导小组专题会议问责评议记录等进行综合评定，并在干部监督管理中加以运用。

篇5：审计问责制

义审计长指出“国家审计按照法律的授权和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演进，最终必然要关注政府的责任”。可见，研究进一步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经济责任审计和行政问责制概述

经济责任审计是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的一项审计制度，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推行的一项强化干部管理和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经过十多年的积极探索与稳步推进，这项制度对加强干部监督管理，维护财经法纪，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推动依法行政，促进领导干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遵纪守法意识以及自我约束能力，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行政问责制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体现了“责任政府”的原则，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其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是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

二、经济责任审计为什么可以在行政问责制建设中的发挥作用

第一、经济责任审计以其特有的独立性，超然于授权人与被授权人之外，保证了其在行政问责制中的公允性和独立性，可以说审计实质上具备了作为“异体问责”主体的某些特性。审计对权利的制约与监督具有自身特有的优势，审计产生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作为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监督活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来考核、认定和评价有关人员经济责任的履行状况，包括检查其是否认真履行经济管理职责，是否存在渎职、失职或越权、滥用职权等问题以及权力使用的程序、效率、效果等。对被授权人经济责任进行认定和评价。审计自身这一特有优势，在行政问责制建设中，起到了其他职能部门所无法发挥的先天优势。

第二、经济责任审计以其审计内容的客观性、定量性和审计程序的法定性，保证了其在行政问责制建设中，客观、准确、科学的反映出领导干部是否依法行政和全面履责的情况。在行政问责的过程中，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用传统的定性考核方法难以做出全面科学的评价，而经济责任审计以政府及部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为基础，通过对其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做出重大经济决策情况、执行国家政策情况和个人廉洁自律等情况的审计，用具体数据和经济指标评价其任职经济责任和工作业绩，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工作实绩和存在的问题；这样以来可以改变过去单纯依靠组织谈话和依靠群众举报、偏重表面情况调查等情况，使考核更加深入、客观和科学。

第三、经济责任审计以其特有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可以发挥其在行政问责制中的建设性的作用。刘家义审计长指出，“国家审计按照法律的授权和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演进，最终必然要关注政府的责任”。而政府责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评估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可以改变个别领导“有权无责”的状态，促使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严格依法行政、全面履行职责的自觉性。通过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工作业绩和廉洁自律等方面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促使其认真履行职责，廉政勤政，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水平和决策能力，而且能够有效地查明和纠正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财政收支及其其他相关经济活动中的违规违纪问题，帮助相关单位和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经济秩序，提高管理水平，从而在根本上保障国家利益。

三、目前基层经济责任审计在政府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经济责任审计问责主体不明确，审计部门与组织部门、纪委监察部门、人事部门等经济责任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不顺畅。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一般包括：组织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审计部门、人事部门等。在行政问责的过程中，责问主体还没有明确规定。有些问题审计部门可以直接处理，而有些涉及违反党纪、国法等问题则需要相关的部门进行处理。所以如果没有明确审计部门作为经济责任审计行政问责的主题地位，明显不利于经济责任审计在行政问责的发挥。

还有，比如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安排上，现在由组织部门主导，审计部门被动接受，也存在协调机

制不顺畅的问题。组织部门的计划安排时间和审计部门的工作实施时间可能存在时间衔接不好或有时间冲突。如果组织部门于3月份下达该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建议书，审计部门一般在3月份或是上半年有大量的上级审计机关安排的其他审计项目，这样在具体安排实施审计的时间就会明显冲突，不利于该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及时完成，也不利于审计问责的时效性。

第二、经济责任审计目前的具体审计内容、方法还不能完全适应行政问责制建设的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新形势新环境，必然要求审计人更新审计思路、创新审计方法，不能就账查帐。因为有些经济活动可能不在账上，而是进行账外资金运作；这时仅审计账面内容肯定是不够的，仅采取查账的方法也是不行的，必须要进行账内账外相结合的方法，拓宽审计的视野，拓展审计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转化不够、责任追究落实难。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是党委政府进行干部考察和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审计结果报告是干部管理工作中反映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的重要信息源。做为审计机关竭尽全力提供客观、公正审计结果报告，并及时报送到纪检、组织、监察等部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审计局提供的信息多，但被各部门利用的情况少。“审”、“用”还没有紧密衔接，审机结果报告成单项投入，其运用体现不充分，作用有限。

四、怎么样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

（一）强化审计部门在行政问责制中作为问责主体之一的作用，以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为平台,协调组织、纪检、监察、司法等相关部门，分责联动，完善行政问责协调运转机制。做到审前共商计划，审中互通情况，审后联合落实。

首先，加强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的计划管理。在每年年底前，召开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由审计部门主导，根据政府关注、群众关心的问题和事项，统筹安排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项目。只有安排好经济责任审计的具体项目、确定好审计关注方向，才能在后续可能的行政问责中发挥更好作用，也为行政问责的开展打好基础。这一阶段审计部门要和组织部门作好协调。

其次，分责联动，完善协同配合机制。当审计工作遇到阻力和干扰时，审计部门要主动提请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及时介入，协同配合，将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线索一查到底。当纪检监察部门发现领导干部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线索需要审计手段查证落实时，审计也应主动出击，最终将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并归入干部廉政档案。只有这样才能将各个部门的优势得到发挥，将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经济责任审计中来，才能将经济责任审计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发挥到及至。

（二）深化创新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和方法，提高审计工作自身质量，充分发挥其在政府问责制中的专业化监督作用。

首先，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以全部政府性资金为主线，围绕领导干部履责情况，关注科学发展观落实情况、民生资金使用情况、决策的科学性等情况。不仅关注资金流向的痕迹，更要关注政府权力运行的轨迹。具体来说，应以财政财务支出为基础，检查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各项支出的合规性、合法性；以经济决策执行情况为重点，检查被审计领导干部决策、管理能力；以内控制度为重点，检查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内部管理有无重大漏洞，检查领导干部有无违反内控制度，造成损失浪费的问题；以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为重点，检查领导干部遵守财经法规和廉洁自律情况；以政府负债为重点，检查领导干部有无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形成超过偿还能力债务的问题。

其次，审计方法上主要采用绩效审计、计算机审计理念，实施新的“abc”分类审计方法，建立以任中审计为主的经济责任审计模式。即细化“先审后任”、“先审后离”的方法，对a类拟提拔的领导干部严格实行“先审计，后离任、再任命”；对b类群众意见大、举报多、疑点多、问题不清的干部，严格执行“先审计，后任免”，即离任者先离岗待命，待审计后依据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出安排；对c类免职、辞退、退休的领导干部，实行“先离任，后审计”。采取分段审计的方式，即任期3-5年的，任中及届满各审计一次，任期5年以上的，每2-3年审计一次，保证3年审计一遍，从而使监督关口前移，变事后监督为事中、事前监督。

（三）构建经济责任审计行政问责追究制度，促进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在行政问责制建设中的全面转化落实。

（1）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行政问责，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权责一致、分清责任；违规必究、分工负责的原则。由审计部门对经济责任进行行政责任认定，也就是审计部门依法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对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管理使用的政府性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作出审计评价，出具审计结果报告，确定被审计领导干部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包括直接责任和主管责任。

（2）经济责任审计行政问责的具体情形包括：1.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主要包括：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截留转移预算收入；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偷漏国家税款；私设小金库；2.违规决策或管理不当造成政府性资金较大损失与浪费的行为；3.违反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规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行为；4.提供虚假资料，拒绝接受经济责任审计行为；5.利用职务便利，将国有财物据为己有或违规滥发钱物、私分钱物或在下属部门领取不当报酬；6.国家大额投资、大宗物品采购等未按规定实行公开招投标或审批程序不合法；7.严重失职，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或有制度不执行，内部管理混乱；8.审计发现的其他违规、违纪或违法行为。同时，对审计机关依法作出的审计决定，被审计单位不认真执行、执行不力的或拒不执行的，被审对象也要承当相应的责任。

（3)经济责任审计行政问责的具体步骤：

1.审计部门根据审计结果,发现有违规、违纪或违法行为时，界定直接责任或主管责任，并向组织部门出具审计移送处理书，提出责任追究依据和建议。

2．组织部门根据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书和审计移送处理书，经审查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情节轻重程度，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对于一般性的问题，由组织出面进行谈话、教育；对于问题较多但够不上党纪政纪处分的，给予诫勉提醒、限期改正等；对于工作失职造成严重损失或有经济问题的，交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3．对于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依法作出责任追究决定后，应将领导干部经济责履行问题责任追究结果存入被审计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和组织考核档案，作为领导干部廉政谈话的内容之一和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依据之一；在考察干部时，将责任追究结果写入干部考察材料。还应及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报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审计部门。

5．逐步实行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和责任追究结果的信息公开。以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办公室为平台，由审计部门牵头，定期召开审计结果情况分析会，梳理审计问责情况，并将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和行政问责落实情况在公共媒体予以公开。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推动经济责任审计在行政问责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篇6：问责制

06行管（1）班060105106顾娟

行政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经历了长期了发展后，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进行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

问责制的特点是：问责的主体既包括行政领导又包括选民，并以选民的评判为主导，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民主性；问责制的前提是官员职责明确，政府行为透明，体现了现代政府的责任性和行为的透明性；问责制通过法定程序，体现了程序的正义性；问责制对失职的官员来说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司法责任，对通过政治任命的官员来说，而且要承担政治责任，体现了权责相当、追究责任的普遍性和法定性。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进入2008年，各级党政部门继续积极推进问责制。2008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今年，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且覆盖面呈现扩大趋势，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确实这次中央问责的力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可以说中央在这次问责风暴当中显示了他们治党理政的一个决心，也是对民意的一个尊重和交代。

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先是波及全国的奶粉事件，后是山西溃坝事件，三起灾难又接踵而至：黑龙江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河南登封煤矿瓦斯突出事故——数百生命逝去让人痛惜，暴露出的问题让人惊心，曝光出的政府失职和官员渎职让人愤怒。惟一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政府迅速掀起的问责风暴：继孟学农引咎辞职和山西官场地震后，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了，石家庄市委书记免职了，深圳火灾相关责任官员迅速免职，河南登封市市长矿难后第二天就被建议免职。这些因或重或轻、或大或小事由而丢官的现象正形成一股强烈的惯性思维冲击：对过错责任人就地免职已成为行政问责的必然。

问责不是一种政治表演，不是为了做给舆论看和讨好公众，不是为了安抚死难者家属和平息公众愤怒，而是让官员为自己的失职承担代价，在高调问责中震慑官员，从而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杀鸡儆猴，问责更多是做给官员看，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所以我更关注官员对这场问责风暴的反应。公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媒体又对问题紧追不放，问责制在舆论推动下日益制度化和常态化，看起来问责威慑的强度已经很大了。不过细想起来，这场问责风暴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性威慑。

问责缺乏一种“违规即追究”、“失职即问责”的内在驱动机制，而是依赖于媒体和舆论的外在驱动。确实，许多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责很多时候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外在的舆论监督驱动的，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问责制度运转起来。这种舆论依赖的表现是：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待。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很小，问责程序很难会正常运转起来。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与事件影响大小和民愤没有多大关系，问责制的运转依赖的是“失职就必须担责”这种责任伦理的驱动。这种“舆论依赖”让官员对躲避问责心存侥幸。如果某种失职能够瞒过媒体，也就能躲过问责。即使不幸成为舆论焦点而被问责了，当某一天淡出舆论视野的时候，也许一样可以瞒着媒体悄悄地“带病复出”。

问责并没有常态化，并没有贯穿到日常政治的始终。发生了重大事故才会启动问责制，而像被审计署审计出违规审批了哪个项目，违规乱花了纳税人多少钱，错误决策造成了多大浪费，乱设许可侵犯民权这些细琐、庸常、普通的“政误”，则很少被追究责任。重大安全事故毕竟不会经常发生，只要不出大事自己就不会被问责。事实上，许多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正源于日常问责缺乏下一点点问题的缓慢积累——一次违规审批不了了之，一次监管失职轻松过关，一次乱设许可没有追究，久而久之就给大事故埋下了隐患。大事故后再严加问责，可能只有暂时的震慑，好了伤痛忘了 1

疤，当风暴慢慢淡出舆论视野后官场会故态复萌。

提到问责，大家都会想到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故，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这是他在他的从政史上的第二次引咎辞职，第一次是大家都知道的2003年的非典期间从北京市长位置上辞职。上次丢官，不到五个月之后，他就担任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正部长级)、党组副书记；您会发现，引咎辞职的他在短期内奇迹复出，而职位级别仍然是正部级，似乎问责并没有给他的仕途带来什么重大。而国家统计局前局长邱晓华被革职后，近期以中海油高级研究员的身份露面，舆论因此对不透明的高官复出制度提出广泛质疑。一些官员因问责被免职后不久换个岗位继续干的例子，已经让不少人对“免职”这一“处罚”能在多大程度上警醒当事官员和警戒后来者产生了怀疑，这些一免一任的现象的确值得人们深思。作为一个公共权利的掌握者，如果出现了一个伤害公共权利，伤害公共利益的巨大事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去承担责任的话，既让民心不顺，同时也代表着对给予你权利的民众的一种不尊重。透过这些人一波三折的官运，高官问责制呈现得很复杂，从向上级领导负责转为向社会民众负责犹有难度，特别是对改革深层次的行政目标似乎力有不逮。

今年，一轮问责风暴自上而下，席卷中国南北，且覆盖面呈现扩大趋势，官员被问责原因多种多样，问责方式也各有不同。可以预见，如果能够走向健全成熟并能在制度上加以配套，问责制度将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而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但是，在中国，要求发展出一套真正的问责制度，首先必须对问责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在目前的讨论中，对问责制度还有不少的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把问责制度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其实，引咎辞职仅仅是问责制度的一个方面，问责制度的内容不止于此。也不能把问责制度仅仅理解为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度的确涉及到追究责任，但又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

第二个误解是把问责制度简单理解为上问下责。如果问责制度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如果上级失职谁来追究上级的责任？如果问责制度就是上问下责的话，那么在最关键的地方，恰恰无人问责。这样的“问责制度”也未必能带来责任政府。

第三个误解是把问责制看成是上级对下级某个已知的具体过失的惩罚。这种误解把政府与官员的责任局限于具体的事件，包括施政的重大失误，特别是重大责任事故，或“政治”责任事故。好像不发生事故，就不发生责任。这样的问责制追问的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过错，变成一种纯粹的惩戒措施。问题的关键是，只有平时认真负责，才能减少重大事故的发生。问责制度关键要解决的是，确保政府与官员在平时就充分承担责任。而对官员因过失作出的惩戒，通常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已为时太晚。所以问责制度关注一切责任，惩戒则只关心事故的责任。

对于重大公共危机，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养成了一种遮掩和压制的“本能”。假如让相关官员能够以免职顶罪，这种“本能”就不会得到真正改变。其实，中国的许多政府部门何尝不是以“隐瞒本能”应对重大危机？公开危机将被追究责任，很可能要被免职。而隐瞒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则可能蒙混过关，即便最终败露，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免职。推进依法行政的同时，依法严究刑事责任可能是扭转官员这种“隐瞒本能”的唯一办法。

问责在制度设计上还有缺陷。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会撤职，追究责任会追到哪个级别和何种程度，除撤职外还须承担何种责任，以后又如何复出——这些都似乎还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而只有这一切成为稳定、必然的制度，才能给官员确定的预期。否则官员只会对同僚被问责充满“碰上了就自认倒霉”的同情，而不会兔死狐悲地反思自身的职责。被问责者也会对被撤职毫无愧疚之感，满含“那谁谁谁怎么就没事”的委屈和悲愤，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只平息民怨的替罪羊。

随着我国社会法治化的不断推进，尤其是近年来，人们对政务公开、透明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对廉洁、高效政府的要求不断提升，问责制成为反腐倡廉中的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责制是现代国家，由选民和行政上级依法追究因失职而造成不良后果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失职的政府高官责任，以强化和明确政府官员职责，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权力可能带来腐败的一种政治制度。问责制要求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能和效率，注重加强执行力和公信力建设。建设责任政府,对

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现代政府发展的取向,一要各级政府官员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二要各级政府官员始终具有宪法法律的现代意识,并通过自己执掌一定公共权力的有利条件,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理政;三要各级政府官员勇于承担风险,勇于承担责任,始终保持一种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四要各级政府官员努力学习,不断进取,通过自身思想理论素质和专业知识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应对现代复杂局面下的公共管理;五要各级政府官员当好人民“公仆”,公正廉洁,艰苦奋斗,诚实面对公众,接受人民对其行为的监督。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方法。

首先，要注重加快健全和完善政府的岗位责任制。因为问责制是建立在官员职责明确，政府行为透明基础之上的。我们要使每一位国家官员明确自己岗位的职责和所肩负的法律责任，克服传统政府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职责不明、集体负责等于无人负责、工作失职，不予追究、也无法追究的现象。从而建立精干、到位、负责的政府工作机制。

其次，必须健全和完善政府行为的透明机制。政府行为的透明机制是问责制的核心内容，如果选民不了解政府官员的职责和行为，也就谈不上什么监督和问责。美国宪法规定，国会必须就其每次会议的内容、辩论、表决、国会的开支等方面的情况向公众定期发布。美国总统也必须到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政府官员如果犯法，司法过程要公开，以确保公民的知情权。我们也要健全政府政务的公开制度，规定：按时、按地、按方式公布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情况、各级政府政务的事项和内容、行政或司法追究失职官员的过程和结果。同时我们还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申诉等渠道获得政务知情权的救济，我们也有必要加大新闻监督的范围和力度，以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再次，必须建立和完善问责的程序制度，这是保证问责制实现的重要途径。问责必须是合法的主体，如人大、选民、上级行政机关等；问责的事项必须是有法律意义的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等；问责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如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这些程序都必须以法律具体规定。问责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运作，违反程序规定的问责是无效的。

而要保障问责制的实现，加强各级人大的问责权是关键。人大是我国人民参政、议政、实施法律监督的主要机构，也是实施问责制的最具权威的国家机构。各级人大也应切实履行自己的问责权，以保证民众问责权的实现，人大可以将质询权、特别问题调查权等固有的人大监督制度融于问责制之中，以健全和完善人大自身的问责制。

加强有关问责制的立法工作是健全和完善问责制度的重要方面。问责制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目前我们各级立法机关应将有关健全和完善问责制的立法列入立法规划，从立法方面积极探索、支持问责制的健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