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条例（精选6篇）

篇1：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条例

【法规名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

【颁布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

【发 文 号】 [2005]行立他字第4号

【颁布时间】 2005-12-12

【实施时间】 2005-12-12

【效力属性】 有效

【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 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2005]210号《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05年12月12日

附：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与答复

一、湖北高院请示的问题

湖北高院认为，随着《信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实施，人民法院立案机构在审判工作中遇到一项新的问题，即：当事人因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湖北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因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的主体资格比较特殊，难于分辨其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非行政行为。(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三)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实体审理时难度大。

第二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因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是：(一)《条例》是一部行政法规，已明确人民政府所属职能部门和部分人民政府行使信访管理的职权和分工。(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机构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专门从事信访工作的机构或人员，依照《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为行政行为。信访机构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处理信访活动，与行政相对人——信访人之间发生行政法律关系。(三)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机构或者从事信访工作的机构或人员实施的行为是可诉行政行为。(四)《条例》中“不再受理”的规定不能视为最终处理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进行审查。

二、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后认为，从《信访条例》赋予信访机构的性质、地位，信访与诉讼的关系，以及国家关于信访的政策考虑，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但是信访工作机构、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违反《信访条例》规定的权限、程序，作出新的实质性的行政处理决定，符合受案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评析意见

(一)信访工作机构的行政法律地位和处理信访事项行为的性质分析，信访工作机构不能成为适格的被告，其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理由是：

1．信访工作机构的法律地位。《条例》第五条将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关称为信访工作机构。“机构”与“机关”虽仅一字之差，性质却截然不同。信访工作机构是代表其所在的本级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门处理信访事项的内设机构，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其处理信访事项的活动后果应当归属于其所在的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访工作机构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即使是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具有可诉性，被告也不应当是信访工作机构，而是其所在的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门。比如对建设部信访机构的处理信访的行为不服，本质上应当是对建设部的行为不服。对国家信访局的处理信访行为不服，本质上是对国务院的行为不服。湖北高院的请示中将信访工作机构称为信访行政管理部门，显然是不当的。

2．信访工作机构的权限。根据《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信访工作机构履行的职责包括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这个职责定位表明：信访机构不直接替代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做出处理决定，也无权直接改变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而是运用《条例》赋予的权限，中转、协调、督导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理信访事项。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访工作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条例》并未规定对这些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3．信访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性质分析。《条例》是规定信访渠道的程序性法规，信访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属于程序性行为，不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因而不具有可诉性。这如同法院根据诉讼法、仲裁机构根据仲裁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根据复议程序进行的程序性操作，不允许当事人为此以诉讼方式起诉法院、仲裁机构和复议机关一样。《条例》虽为一项行政法规，但并非所有的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都是可诉的。例如国务院就行政公文的处理有个规定，显然是不可诉的。一个基本的法理念是，纠纷解决机构对纠纷所作的调解、仲裁、诉讼后形成的结论，当事人纵有不服，也不能以纠纷解决机构为诉争对象。

尽管如此，如果信访工作机构超越《条例》规定的职权，对信访事项作出新的处理决定，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以信访工作机构超越《条例》规定的职权为由，依法判决予以撤销。

(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是否具有可诉性?一般而言不具有可诉性

理由是：

1．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和复核意见，其法律效力如何，由于《条例》未作规定，因此值得研判。从《条例》：的系统性解释看，这些“意见”一般不具有可诉性。理由是：其一，从字面解释看。通常所谓“意见”只是表明一种倾向和将要照此作出的行为，尚未产生拘束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尚未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人民法院不宜受理。其二，从行政决定的形式要件看。一般而言，这些“意见”形式上不表现为行政处理决定所要求的程序性、规范性，不能对抗原行政处理决定。这些“意见”需要经过法定的行政程序转换，上升为行政处理决定，才能撤销或者变更原来的行政行为。这和人民法院的再审立案通知书或者驳回申诉通知书，不能改变原生效裁判的效力，是一个道理。其三，必须引入“信访程序系属”的概念，正确认识信访途径与法定途径的关系问题。信访“受理”产生的系属关系，表明排除了其他方式的适用。信访程序与诉讼程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程序，对信访程序中的行为，人民法院不宜介入，不宜进行司法审查。《条例》的精神也是尽量避免信访途径与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的交叉和重复，并在其第十四条和十五条得到充分体现。《条例》规定了信访三级终结机制：对处理意见不服的，只能根据条例规定走复查程序，不能转而寻求司法途径，不能请求法院对处理意见进行司法审查；对复查结论不服的，只能根据条例规定走复核程序，同样不能寻求司法救济。

《条例》已列入修改计划之中，修改稿应当进行立法上的漏洞补充，对这些“意见”的效力予以明确。但是，如果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没有严格依照《条例》规定的程序，其作出的“意见”实质上表现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影响信访人实体权利义务的，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2．对不再受理决定，能不能进行司法审查的问题。复核程序是终结程序，信访人仍然不服复核意见，提出投诉请求的，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湖北高院审委会的第二种意见认为：对不再受理的决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受理。此处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无权自行确定终局行政行为，故人民法院有权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信访人对不再受理的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限期履行法定职责。但是这种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1)复核意见才是信访程序的终局意见，不再受理决定并非终局性行政决定。一个基本的法理是：在一定条件下，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最终要让位于程序的安定。即使复核意见真的有错或者不公，信访人惟有忍耐，这如同对生效裁判，即令确有错误或者不公，如果再审途径走不通，当事人惟有忍耐一样。通过信访程序解决纠纷与通过法定程序解决纠纷的法理是一样的：通过正当程序作出的决定应当认为是公正的；程序不能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必须要有终结机制。(2)不再受理决定是一种纯程序性决定，不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如同法院裁定终结诉讼、终止执行一样，没有必要再给予救济途径。(3)如果允许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责令被告再次受理信访事项，那么被告受理后，还是得走处理、复查、复核程序，再走一个循环。如果信访人再不服，再起诉，法院还得受理，还得判决被告受理信访事项，被告就得走第三个循环。这种无限循环处理信访事项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既无效率可言，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同时导致信访渠道与法定渠道出现交叉和反复。

3．有关行政机关根据处理意见、复查意见或者复核意见作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这些“意见”实质上表现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性质分析。此时，这些“意见”已经付诸实施，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这种转换具有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法律意义：从实体上看，新的行政处理决定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对信访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产生强制力，因而信访人具有诉的利益；程序上看，表明其已经脱离了信访渠道，进入法定渠道，因而可以寻求法定途径。例如，县公安机关根据市公安机关的复查意见或者省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改变其原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行为，重新作出处罚决定，信访人对不服对县公安机关的新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果市公安机关根据其复查意见，直接作出改变县公安机关原处罚行为的行政处理决定，信访人对市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但不是说根据这些“意见”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都可诉，信访事项的综合性、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必须依法审查。

当然，如果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没有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程序运作，其作出的这些“意见”实质上表现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信访机构不作为是否可诉的分析

信访机构不履行《条例》规定的登记、受理、协调、督办等法定职责，信访人起诉信访机构不作为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此种情形亦不应当受理。理由是：信访途径是行政机关启动内部监察监督程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一种方式，不是正常的、规范的、法定的纠纷解决程序，不是法治社会的主流途径。信访权的性质毕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民主性权利，终究不是不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行使的申请仲裁权、申请行政复议权或者诉权，不具有可以等同法定纠纷解决机构权力的效力和地位。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通过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纠纷、实现正义，应当成为现代人的理性选择。即使是倡导ADR的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把信访途径作为一种ADR方式的。在社会作用中，信访途径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和诉讼等法定途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法定途径兴，则信访途径衰；法定途径不畅，则信访途径兴盛。显然，如果允许法院对信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则必然将信访途径转化为法定途径，改变了信访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我国香港的申诉专员所提建议是不受司法审查的。我国香港申诉专员对于所受理的案件，并无直接的处理、撤销或变更的权力，其所提出的建议之所以能够被普遍接受，在于建议的内容符合客观情况且合情合理。由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一个社会公认为能够主持公平与正义的机构，在双方非对抗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和主持调解，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则其建议易为各方接受。(参见亚洲监协第七次会议国外论文《香港申诉专员制度评介》，林莉红著。)我国香港的情况可以作为解决本案问题的参考。

(四)信访本身是否是一项权利，有无给予司法救济的必要

从《条例》第二条规定看，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取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可以看出，信访的表现形式是“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形式”；信访的实质内容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信访的本质，对信访人而言是一种行为，对有关行政机关来说是一项“活动”。尽管现行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和建议权，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三大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的起诉、上诉和申诉等各项诉讼权利，但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信访是一项权利。从社会主体来讲，信访是有关主体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的方式，是实现法定权利的途径，负载着一定的政治民主权利或者诉讼权利，但其本身不是一项权利，没有独立的权利外观；从国家来讲，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根本目的是使得现有的各种纠错、救济机制(即信访渠道)更加畅通、有效地运转，不是要另起炉灶创设一套新的纠错、救济机制。社会主体要表达政治主张，通常要采取或信或访的形式；纠纷主体要确认权利、解决纷争，也要到法院通过或信或访的形式表达，但人们往往不把社会主体的起诉、上诉称为信访或者涉诉信访。如果信访本身就是一项法定权利，则由于其内容的高度涵盖性，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和建议权，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起诉、上诉和申诉等诉讼权利，就没有必要重复存在了。

基于“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理念，既然信访不是一项法定权利，就没有给予单独司法救济的必要。从信访的内容看，大体可分为政治参与类、民主监督类和权利救济类。如果是政治类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等既有的政治途径获得救济；如果是民主监督类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纪检、监察、检察等监督机关获得救济；如果是私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关解决纠纷。从保持司法的功能自治考虑，人民法院对政治参与类、民主监督类信访请求，应当保持克制、消极的态度，不宜过度介入。反之，将这类纠纷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如果无法有效、圆满解决，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使本来就脆弱的司法公信力雪上加霜。

(五)信访功能的理性定位：需要但不能依赖

信访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通常被称为申诉专员制度、公共监察专员制度和请愿制度等。申诉专员制度起源于1806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申诉专员”一词源自瑞典，意思是“人民的保护者或代表”。南非共和国公共监察专员署根据宪法设立，对国民大会负责，公共监察专员有权对国家事务或任何级别政府公共管理中被指控或被怀疑的行为展开调查并提出报告，采取相应的补救行动，但对于法院判决的调查不属于公共监察专员的权力范围。澳大利亚的申诉专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受理公众对政府公共行政服务的投诉。香港的申诉专员制度成立于1989年，其目的是为一般香港市民提供和增加申诉、投诉的途径，申诉专员是代表人民的监察者，其职责是监察公营部门有没有行政失当。行政失当是由于法律、政策、资源甚至包括人性在内的各种原因而导致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而在经济高速发展，行政权力日趋扩大的世界性趋势下，表现得愈益突出。香港的申诉专员制度是在普通法传统的救济方式无法对行政失当行为实施救济的情况下，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香港实际而建立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制度。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申诉专员或请愿制度，但他们各级政府部门大都有专门人员或者兼职人员负责各类问题的意见、建议或投诉。巴尔的摩、芝加哥等一些城市还设立了“311”非紧急事件求助电话，除了水、电、煤、交通、道路、卫生等公共事业方面外，市民还可以通过这门电话向市长反映意见、提出建议、投诉控告等，几乎没有范围的限制。那么，在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分权制衡的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还需要“信访”制度?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救济制度和监督制度，无论各国法治程度如何，信访有它存在的意义。我国香港申诉专员戴婉莹的解释理由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根据我国香港的司法制度，法官担当裁判的角色，法庭不会就案情进行调查，投诉方需要证据和法律支持，而且诉讼费用高昂，程序繁杂。经验表明，很多针对政府部门的投诉交由法院以外的机构处理，将能获得更迅速和适当的解决。其次，有些事件透过政治渠道提出投诉，也不一定是缓解不满的最佳方法。在大多数社会里，人民代表通常都肩负多项公职。与群众联络并处理群众对政府的投诉，固然是人民代表的职责，但他们很少有充分资源，详细调查政府的决策过程。由于上述情况，便有需要另设一些独立的、简便的、高效率的申诉渠道，处理一般市民的申诉。(参见亚洲监协第七次会议国外论文“申诉专员制度与公民监察权”，香港申诉专员戴婉莹著。)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社会冲突解决的干干净净，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在主体制度之外产生一些社会冲突的“余量”：而信访制度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余量”而安排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信访和法治应该不矛盾，相对与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信访承担的是一种拾遗补漏式的补充救济角色，即使法治很完善了，这种救济方式也可能有存在的必要。

由于信访行为通常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性，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对百姓上访是持否定有时甚至打压态度的。在国家治理实践上，对民之疾怨、政之得失、官之臧否的了解，更多是通过设置专门的监察机构、专职的谏官甚至微服私访等方式来完成的。早在尧舜时代就有所谓讽鼓谏钟的做法。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要有所褒抑，加强引导，不能等同发展。所谓“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要实现法治国家，必须设法消除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错误心理，坚决扭转一些群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博弈心态。信访途径只是解决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时的治标之策、权宜之计，终非治本之策、长久之计。中央关于，畅通信访渠道的政策要求，不能解读为排挤或者取代法定途径。《条例》将信访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治理，并不表明信访途径变成了法定途径。相反，旧《条例》的16条、新《条例》的第14条，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贯主张和支持法定途径解决纠纷的态度和立场。因此《条例》明确将仲裁、行政复议和诉讼列为法定途径，将信访途径排除在外。***同志曾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些群众不知道、不善于或者不愿意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习惯于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遇到困难就上访，把上访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途径。由此造成大量矛盾纠纷在法定途径之外寻求解决的不正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法制的权威和尊严。因此，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善于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调解等多种途径解决问题。”如果允许信访人起诉信访部门不作为，将信访职责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必然导致信访途径最终变成了正常的、法定的途径，改变了信访途径的性质，混淆了非法定途径与法定途径的关系。在信访无须缴纳诉讼费的约束，无繁琐的程式，办结期限比审限更短，执行起来更有保障，且有较之法院的二审终审更高级别的三级终结制的审级优势下，信访或会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主流途径，因而最终是人治兴、法治衰，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之潮流。但在信访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无论信访官员权力有多大，人员有多少，无论有多么高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只能解决巨量的信访中的极少数问题。所以，信访永远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主渠道，依赖信访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

意见综述如下：

1．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信访机构不履行《条例》规定的登记、受理、协调、督办等法定职责，信访人起诉信访机构不作为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信访工作机构超越《信访条例》规定的职权，对信访事项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变更或者撤销了原行政行为，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2．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关行政机关根据处理意见、复查意见或者复核意见做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这些“意见”实质上表现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篇2：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条例

第一条为了保持山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各级人大常委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各级人大常委会当做好信访工作，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认真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人监督。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书信、电报、电话或者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大常委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建议、申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提出控告、检举，要求有关机关和单位调查处理的活动。

进行前款规定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称为信访人。

第四条信访人依法进行信访活动，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五条信访人进行信访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多人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的，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话等形式提出；需要采用走访形式上访的，应当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数一般不得超过5人。

第七条各级人大常委会按照有利工作、方便信访人的原则，确定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具体受理、办理信访事项。

第八条各级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职责：

(一)受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二)办理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交办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项；

(三)办理上级人大常委会交办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项；

(四)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本行政区域内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交办或转办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项；

(五)反映信访情况、动态和信访中的重要问题；

(六)检查、指导、督促本系统的信访工作；

(七)受理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信访问题。

第九条各级人大常委会受理本行政区域内下列内容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一)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二)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决议、决定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三)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违法反法律的行政、司法行为的申诉信访件；

(五)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和申诉；

(六)对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或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七)对不服本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和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不予起诉决定的申诉信访件；

(八)人民群众反映的人大常委会职权内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十条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件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交有关职能部门或者下级人大常委会办理，有关部门必须认真调查处理；

(二)发函交有关职能部门查办的信访件，应明确提出要查实的问题，承办单位应在三个月内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查处结果，并答复来信来访者；到期不能上报的，必须书面说明情况；

(三)对承办单位处理不当的，可以通知重新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或者通知其补充说明，承办单位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办结，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结果；情况复杂的，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四)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因职责不明、管辖不清而不予受理的控告、申诉案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协调处理；

(五)对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后处理的信访件，分别情况，责成各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必要时，经人大常委会决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调查。

第十一条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办理信访件中，需要向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调阅案卷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对上级人大常委会交办的信访件，承办单位应当在三个月内或者按上级人大常委会规定的期限办结并报告结果。

第十三条对信访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大常委会及有关领导机关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四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可分别情况责成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群众来信不及时阅办，对应接待的群众来访，拒不接待的；

(二)对群众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推诿、拖延或者拒不办理的；

(三)对上级机关交办的信访件拖延不办，又不说明理由的；

(四)索贿受贿、徇私枉法、打击报复信访人的；

(五)将控告、检举材料转交或者转告被控告、被检举者的；

(六)利用职权引诱、恐吓、胁迫、打骂信访人的；

(七)其他违纪违法行为。

第十五条信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可责成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者由民政、公安部门按照规定作出收容遣送、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理取闹，长期滞留，不听劝告，妨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二)聚众闹事，拦车堵门，张贴大、小字报、标语等，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

(三)侮辱、威胁、殴打、伤害信访工作人员的；

(四)利用信访渠道捏造事实诬陷他人，或者造谣惑众的；

(五)其他违纪违法行为。

第十六条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有实际问题要求解决的，由其监护人或者亲属代为反映。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上访，由接待单位通知其监护人、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负责接回。扰乱信访工作秩序的，由接待单位会同驻地公安机关予以制止。

第十七条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各地区工作委员会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适用本条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参照本条例执行。

篇3：《信访条例》立法缺陷评析

一、《信访条例》立法依据的缺失

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并没有“信访”这样的词语,也未明确规定信访权,但从权利性质上来看,信访权的实质就是宪法第41条所规定的直接监督权,公民的信访活动实质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行为的直接监督活动。为什么这样认定?依据《信访条例》第2条的规定,信访是信访人“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或意见、投诉请求”的活动内容并没有超出宪法第41条所规定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活动的范围,如果对公民的信访活动进行法律规制的话,立法依据只能是宪法的第41条。几种法文件的内容也证明了这样一点。《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试行)》第1条明确规定该细则的首要制订依据是《宪法》第41条,1982年4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第2条则更明确规定,“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向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要求、建议、批评和揭发、控告、申诉,是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也是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国家各项工作、监督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方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障人民群众行使这项民主权利。”因此,信访权利实质是公民的直接监督权,《信访条例》所规制的乃是公民对国家机关的直接监督权。

有学者曾疑惑,为什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试行)》、《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法文件中都明确载明其立法依据是宪法第41条,而1995年、2005年《信访条例》没有载明其立法依据。其实,无论载明与否,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没有发布相关法文件或经最高权力机关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无权直接依据宪法第41条之规定来规范公民的信访活动。根据2000年《立法法》第56条之规定,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可就(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二)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作出规定。迄今为止,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未就如何规范公民的直接监督权制定法律,而如何规范公民行使直接监督权显然并不是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此外,依据《立法法》第9条之规定,对“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事项,即便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不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公民通过信访活动,提出建议、反映情况、进行投诉,行使直接监督权,是公民参政议政的一种方式,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信访条例》的许多条款实质都构成了对公民直接监督权这种政治权利的剥夺或变相剥夺,如第18条第2款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以行政法规限定公民信访人数,事实上是在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

因此,《信访条例》的制定,既无法律依据,又未经授权,实为越权立法。

二、《信访条例》的合宪性缺失

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所以,一切规范性法文件都不得与宪法规范、宪法原则相抵触,违背宪法精神,否则就构成法文件本身违宪,法文件则无效。《信访条例》的诸多条款,明显违反宪法规定和精神,是缺失了合宪性要求的法文件。主要表现在:

第一,超越权限,违背宪法确立的以人大为中心的宪政构架。中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宪政构架,在政权组织体系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府两院”应当接受人大的领导。《信访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在第15条明确规定信访人向人大、法院、检察院提出信访,应当遵守该条例的有关规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从属于全国人大,但却规定信访人向人大提出信访,要遵守《信访条例》的规定,这明显超越了职权范围;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国家政权机关,“两院”与“一府”之间既不是隶属也不是从属关系,同样信访人向“两院”提出信访,要遵守《信访条例》的规定,这也明显超越了职权范围。这样的规定其实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宪政架构的现实状况,即政府主导,人大、司法行政化严重,而这恰恰是宪政建设所要极力改变的现象。《信访条例》第15条则使中国本已严重倾斜的宪政架构更加倾斜。

第二,违反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其一,无论是从信访的定义还是从对信访范围的界定来看,条例都没有明确信访与诉讼、仲裁、复议等法定救济方式之间的关系。从信访现实看,信访人将信访作为穷尽法定途径之后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从条例第15条“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的规定看,信访也似乎是与诉讼、仲裁、复议并列的“非法定”救济方式。无论是信访机构还是信访人将信访作为法定途径之外的救济方式,必然违背了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作为社会最终救济手段的基本原则,则信访机构将如何摆正自身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关系?其二,条例所确立的一些信访工作制度和方式,如联席会议、排查协调机制、信访督察工作制度等,在目前的政府管理中常发挥独特的作用,短期内产生良好的效果,但这些制度和方式是临时性的,由此产生的机构或组织本是备受诟病而需裁减的议事协调机构,就连信访机构本身,在性质上说,也不是宪法所规定的单独序列的国家机构。人们常常会疑问,行政机关内部有监察部门、司法机关有上诉制度,为什么还要都各自设立信访机构?如果政府的法定职能需要不断的叠床架屋才得以完成,需要通过不断层加的督促机制来鞭策,最终结果只能是设立更多的机构解决以前的机构所存在的问题。其三,条例所产生的一些所谓创新性工作制度,如第10条要求政府部门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接待日制度,看似为解决信访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条件,但却为行政机关肆意干涉、介入司法工作,妨碍司法公正埋下隐患。信访之所以被信访人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在于信访人寄希望于行政首长的“指示”、“批示”来解决问题,而法律对信访案件的处理大多没有规定严格的实体标准,行政首长对个案的批示又太过随意,以致调起了信访人过高的期望值,导致一个旧的案件解决了,却引发出更多的新案件,有时甚至误导一些人弃诉讼、复议等法定途径而选择找领导要批示这样的捷径。所以,类似“负责人接待日制度”的条款规定不但为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权的行使提供了法定依据,更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第三,《立法法》是一部宪法性的法律文件,普通法文件的制定必须要符合《立法法》有关法的形式结构的规定。根据《立法法》第54条前2款的规定,法文件的形式结构是按编到章、章到节、节到条、条到款、款到项、项到目的顺序排列;编、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信访条例》第4章第21条的形式结构则违背了《立法法》第54条的规定,条款排列混乱,项中有款,即第21条第3项出现了两段,由此,人们无法确定该条中到底有几款,由此,足见《信访条例》立法质量之差。

三、《信访条例》的合理性缺失

经过修改的2005年《信访条例》力图加大信访工作的力度,强化信访工作的实效,加强对信访人的权利保护,但条例的一些规定则可能使这种意图完全落空。

其一,条例规定信访工作原则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就是信访事项原则上由事发地政府解决,事发地政府解决不了的,可以由上一级政府解决,下级政府不能将矛盾直接推给上级政府。“谁主管、谁负责”就是在明确信访事项归哪一级政府负责后,主管此项工作的政府部门应当承担具体办理的责任,不能把矛盾推给政府。该原则强调信访事项属地管理的优先原则,明确了地方各级政府在处理跨地信访和越级信访时的主导作用,体现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的要求。这样的工作原则实际上有违一般的逻辑常识,因为越级上访和过激上访之所以频繁发生,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解决不了信访人的问题,所以,在信访量对于考核地方政府工作业绩具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属地管理原则就可能再次成为地方政府掩盖矛盾的压力,难保不会促使地方政府再一次走上压制信访的老路。因此,强调属地管理可以视为中央将信访处理任务下移、减少越级上访、减少中央政府信访压力意图的体现,在没有基础性的配套制度和措施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安排的后果极有可能是不断加剧和积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

其二,条例第32条、第34条、第35条是关于信访事项处理、复查、复核程序的规定,第32条、第34条都明确规定要将处理结果和复查意见书面答复信访人,第35条却没有这样具体的规定。从形式上看,复核程序与处理、复查程序相比似乎也不缺什么:对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不服还可通过复核程序给予纠正,并且有复核办理期限30日的明确规定。从逻辑上讲,经过这样复杂程序处理的信访案件应该是办妥结果的结案,但在现实中却往往相反。条例实施至今,信访事项复核处理无结果的案件屡见不鲜,复核处理结果常常杳无音信,信访人得不到应有的处理信访事项复核意见满意答复的法律文书,严重侵害了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所以,看似差别微小的法律规定,实际反映的是信访工作监督机制程序仍不够完善,监督职能无力正是信访矛盾不断积累、扩大乃至激化的温床,绵绵不断的“重复访”恰恰与信访监督机制不完善有较大的关系。因此,只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才是衡量信访事项处理机构不作为的法定依据,否则,谁无法证明信访机构作为与否。

其三,条例第40条至第46条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信访条例相关规定需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款,其中关于处分机关均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第41条、第42条、第43条虽规定处分机关是“上级机关”,但上级机关属于哪一级机关或者哪一个管辖部门均未作更具体的规定。由于法律授权处分机关不明确,造成处分机关与处分机关之间相互推诿现象的存在,使得监督职能的兑现大打折扣。在信访工作实践中,对信访事项相互推诿、拖延、塞责和敷衍了事,造成信访矛盾激化和升级,信访秩序混乱,信访案件得不到应有解决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条款在信访实践中形同虚设,可操作性极差。难怪自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信访人有关这方面的诉求,信访机构就常名正言顺的答复无此权限。

结束语

《信访条例》上述立法缺陷的存在反映了立法工作不够切合实际,在公民维权意识、法律意识愈加高涨和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当今社会,这种罔顾民情民意的闭门造法愈来愈不适宜,立法缺陷也往往遭到无限放大。因此,国务院应对《信访条例》的立法缺陷及时进行修改,并且要开门立法,切实达到有法可依基本要求,确保信访秩序畅通无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仅有信访法规于公民信访权利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公法上的反射利益理论认为,出于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目的,法律规定行政主体负有一定的义务,而法律本身并无保障公民权利的意图,公民因此而享有的事实上的利益只是法的反射性效果,即反射利益而非法律赋予的权利[2]。作为行政法规的《信访条例》以及地方人大和政府的信访法规、规章更多地是为了规范信访机构受理信访事项的工作流程,无意当然也无权限对公民的信访权利进行规制。因此,依据信访条例、法规、规章对公民的信访权利进行保护有点南辕北辙,于公民信访权利保护十分不利。故而,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而且要尽快由全国人大制定一部法律以保护公民的直接监督权,以使“信访困境”得以理性求解,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摘要：2005年的《信访条例》存在重大立法缺陷。其一,信访权利实质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直接监督权,在没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立法依据或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的情形下,行政法规无权对公民的直接监督权进行法律规制;其二,《信访条例》有许多明显违背中国宪法的条款规定,对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构成重大侵蚀;其三,信访工作的属地管理原则有违一般的逻辑常识,不但不利于信访困境的解决,反而有可能积累、加剧社会矛盾,同时,条例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处分主体机关规定模糊不清,表明信访监督机制仍不够完善,不利于建立畅通的信访秩序。

关键词：信访条例,缺陷,评析

参考文献

[1]赵凌.中国信访制度实行五十多年走到制度变迁关口[N].南方周末,2004-11-04.

篇4：耀邦同志与人民信访

耀邦同志是从1979年1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有人作过统计，他在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六年多时间里，共阅批人民群众来信两千多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6年多有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也就是胡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平均每天都要阅批一封人民群众来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拨乱反正、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里程的起点。自那时起至1985年6年多时间里，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决策，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这一侧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决策来自群众，来自实际，是我们党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智慧的结果。

1984年10月，耀邦同志的案头放着20多封河南省农民要求帮助买汽车、办交通的来信。这些来信反映了农民们对勤劳致富的道路越来越广的喜悦，也反映了他们在交通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透过这些来信，可以看到中国形势变革时期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遏制的趋势。

耀邦读罢这些来信，不但就如何解决农民办交通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意见，而且深刻地指明了经济改革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写道：“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国营企业人员利用物资短缺情况搞囤积垄断，用高价敲诈勒索群众，一个是一批国营企业人员自己不会经营，利用国营招牌，排斥和打击个体企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有关部门都要抓一抓。”他还说：“我们有些同志要注意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说话，要注意倾听非国家企业非国营人员的呼声。”

不久，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农民办交通的若干政策规定，农民办交通在各地兴盛起来。

1984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耀邦读完此信遂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央组织部数次派出工作组调查了解培养和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1984年秋，全国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组部在会上向各地推荐了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五位党委负责同志。从此，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逐渐摆上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跨进党的大门。

1983年5月，一封来自天津的群众来信向党中央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所自“文革”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单位的牌子都还是“革委会”……来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个所的混乱局面。

看着这封来信和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耀邦同志奋笔疾书：“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总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1983年12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位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同志，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已退休，仍然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

这封信当天送到耀邦同志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又退到了中央信访部门。上面写道：“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惜才之心，爱民之情，溢透纸背。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1985年元旦，老人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感慨地说：“旧社会我是一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在湖南省溆浦县的群众中，流传着在耀邦同志的关心下，金佑生丢失三年的孩子又重新找到的故事。

1981年12月，溆浦县副食品公司金佑生四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玩耍时突然失踪了。全家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上、电台上刊登、广播寻人启示，除在本省的市县寻找外，还跑到山东、河南、湖北、福建、河北、江苏、贵州、北京等省、市的200多个县找，时间用去600多天，行程达3万多公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讯。

1984年1月，耀邦同志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助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耀邦同志的随行人员。没想到，五天之后，金佑生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询问他丢失的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完这封来信，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扑簌簌往下掉。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武华终于找到了！这一喜人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耀邦同志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1984年，上海几位落实政策的对象致信党中央，反映他们在“文革”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有人来北京上访三个星期，走了八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耀邦阅读完他们的来信，写下了这样的批语：“6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群众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由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陕西省西安市有个叫吴金狮的油漆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油漆花纹新工艺”和“无笔画”，受到专家们的重视。可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关方面虽然过问了，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1984年底，他投书耀邦同志诉说苦衷。耀邦同志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事情都要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就能获得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的一些同志办具体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而是机械地根据某项规定，或去听从某几个不正确的意见而拖着顶着不办，实在不好。”

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耀邦同志写信，反映其在锦州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革”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生活实在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要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锦州看一看，过问一下这件事。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领导了解了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他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回到北京，向耀邦同志报告了对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耀邦同志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访部门的报告中，他又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50多件事，100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6千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秉公办事，敢于负责，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是耀邦同志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

胡耀邦同志对人民群众来信，一次又一次击中要害的分析，一回又一回的深刻教育，使很多部门和很多干部的作风变得踏实起来，关心群众疾苦的风气变得浓厚起来。

篇5：信访条例宣传标语

1、深入贯彻实施《意见》、切实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

2、加强信访工作、构建和谐社会

3、学习宣传《信访条例》、依法处理信访问题

4、深入开展信访法规宣传、引导群众依法信访

5、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6、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秩序

7、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遵守法律、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

8、贯彻实施《信访条例》建立高效有序的信访工作秩序

9、《信访条例》是畅通信访渠道、维护信访秩序的.法律保障

10、遵守法律，维护信访秩序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11、信访人走访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12、建立并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是保障信访群众合法权益必然要求

13、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到有关机关设立和指定的接待场所

14、信访事项的提出应当客观真实、不得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15、信访过程中禁止在国家机关办公场地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

16、依照《信访条例》提出信访事项，依法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

17、营造规范有序的信访环境，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篇6：信访条例讲

1、哪些事项可以信访？

信访条例规定信访人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1）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3）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4）社会团体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派出的人员；（5）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信访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2、信访应向哪个机关或部门提出？

根据《信访条例》第4条规定，信访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这 一原则是根据现行的管理体制做出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处理信访问题中的责任和分工，属于哪个地方的问题就要在哪个地方进行处理。不能越级上访。

3、信访的方式有哪些？

根据《信访条例》第17条规定，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取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信访人提出投诉请求的，还应当载明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有关机关对采用口头形式提出的投诉请求，应当

记录信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

4、信访人在信访中应遵守哪些规定？

根据《信访条例》第20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1）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2）携带危险物品、管制器具的；（3）侮辱、殴打、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4）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的；（5）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6）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对于信访人违反上述规定的，可以进行如下处理:第一，由接待信访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劝阻、批评和教育;第二，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第三，违反集会游行示威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信访事项办理的期限是多久？

根据《信访条例》第33条规定，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信访人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该怎么办？

根据《信访条例》第34条规定，信访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θ日内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书面答复。

7、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该怎么办？

根据《信访条例》第35条规定，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向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请求复核。收到复核请求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起30日内提出复核意见。

复核机关可以对于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举行听证，经过听证的复核意见可以依法向社会公示。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8、信访人违反有关信访秩序的规定应承担何种责任？根据《信访条例》第47条、第48条规定，违反《信访条例》第18条、第20条规定的关于信访秩序规定的信访人，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

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信访人，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

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作了限制性规定，信访人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信访事

项己经受理或者正在办理的，信访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关的上级机关再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该上级机关不予受理。

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应当推选代表，并且代表人数不超过5人。违反上述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

9、侵犯信访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根据《信访条例》第40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2）行政机关应当作为而不作为，侵犯信访人合法权益的；（3）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犯信访人合法权益的；（4）拒不执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作出的支持信访请求意见的。

10、信访人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