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错案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错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4年检察机关纠正冤假错案五大案例

来源：法学教学案例网

3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4年检察机关纠正冤假错案五大案例。内容如下：

案例

1、最高检历时7年督办广东徐辉申诉案

点评：

这是一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7年的申诉案。

从2006年12月25日受理徐辉申诉案，到2014年9月15日徐辉被宣告无罪，在7年多的时间里，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与广东省检察院上下联动、相互配合，注重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积极主动发挥监督职能，对徐辉案的重新审理及改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此案发回重审后，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持续督办此案进展情况。广东省检察院安排专人跟踪法院办理情况，多次督促法院尽早进行审理。针对珠海市中级法院2012年8月开庭重新审理但迟迟未判的情况，最高检与广东省检察院共同研究，向珠海市中级法院再次发出《纠正违法检察建议书》，对其久拖不决、审而不判进行监督。

观察该案平反过程，并未有新证据出现。法院再审判决书显示，原审裁判认定徐辉构成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是因真凶出现、亡者归来而改判。其主要依据正是广东省检察院《检察意见书》中列出的几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维护公平正义的坚强决心。

案例

2、最高检发出检察建议开启再审黄家光错案

点评：

黄家光申诉案是刑事申诉案件办理程序改革以来，又一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并得到改判的案例。

刑事申诉检察是检察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最后程序，是司法救济程序的重要环节，是监督纠正冤假错案的最后一道关口。黄家光14年的坎坷申诉路，也折射出检察机关刑事申诉的变革。

2012年，最高检调整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程序，改变以往刑事申诉检察部门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案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的模式，改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直接报请检察长或检委会讨论决定，为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

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在加大自身办案力度的同时，加大督办力度，并对下级院办理的重点、疑难、敏感案件主动介入，予以指导。黄家光案件就体现了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的这一指导思想———承办检察官在仅仅半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

2014年11月，最高检印发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修改后规定规范和细化了办案程序，加强了对自身办案活动的规范和监督，强化了对申诉权的保障，突出了刑事申诉检察的监督属性和纠错功能。比如以前并没有对立案前的刑事申诉案件规定具体的审查期限，造成个别办案人员拖延不办或者“选择性办案”，修改后规定明确要求，受理后2个月以内必须作出审查结案或者立案复查的决定，只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批准才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此外，规定还加大了公开审查力度，规定复查刑事申诉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听证等形式进行公开审查。

案例

3、检察机关察微析疑推动纠正王本余错案

点评：

这是一起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真凶，察微析疑，推动纠正原审错案的案例。 北京市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另一起故意杀人案高度重视，认为王本余案为错案的可能性较大，检察机关对发现的问题应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尽快查清事实，掌握第一手情况，使真正的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立即组成调查组赴内蒙古调查取证，经询问王本余本人和其他证人，查阅案卷，实地调查，进行法医鉴定等，检察机关发现王本余案存在诸多疑点，原审判决中认定王本余故意杀人、强奸证据不足。经多次沟通协调两地司法机关，推动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纠正一起错案，充分彰显了检察机关不枉不纵，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

案例

4、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纠正王玉雷错案

点评：

保定市两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在批捕环节严把证据关，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同时提出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抓获真凶，充分发挥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也成为检察机关更加主动、有效开展诉讼监督，监督纠正的典型冤假错案案例。

纠正王玉雷错案，是检察机关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落实错案防止、纠正和责任追究制度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检察机关健全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坚持全面调取、综合判断各类证据，坚决排除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2013年9月，最高检制定出台《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要求提高法律监督水平，确保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

案例

5、检察机关洗冤“于英生杀妻案”

点评：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司法公平是重中之重。

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使得蒙冤17年的于英生得以沉冤得雪、重获自由。检察官们的辛勤付出，让这一刻的来临比于英生的预期提前了整整10年。

安徽省检察院前后两任检察长接力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安徽省检察院两级检察机关合力监督，最终以法律的名义为于英生讨回了公道，洗刷掉罪名。这一刻，公平正义就体现在检察人员监督执法、纠正违法的不懈努力中。

防止冤假错案，这是司法公平的底线，也是法律尊严的底线。肩负法律监督神圣职责的检察机关一直在行动，维护公平正义是他们永远的核心价值追求。

第二篇：《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3〕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我院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并及时转发下级人民法院。

各级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10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依法准确惩治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对人民法院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树立科学司法理念

1.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尊重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3.坚持程序公正原则。自觉遵守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判案件,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4.坚持审判公开原则。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审判过程、裁判文书依法公开。

5.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二、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机制

6.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死刑案件，认定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

7.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8.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

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9.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于命案，应当审查是否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

三、切实遵守法定诉讼程序，强化案件审理机制

10.庭前会议应当归纳事实、证据争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庭审时重点调查;没有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适当简化。 11.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12.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除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庭外调查核实的外，未经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13.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14.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理由、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当庭或者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及理由。

15.定罪证据存疑的，应当书面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在二个月内未提交书面材料的，应当根据在案证据依法作出裁判。

四、认真履行案件把关职责，完善审核监督机制

16.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事实负责。承办法官为案件质量第一责任人。

合议庭成员通过庭审或者阅卷等方式审查事实和证据，独立发表评议意见并说明理由。 死刑案件，由经验丰富的法官承办。

17.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委员依次独立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

18.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的，不得发回重新审判。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上诉、抗诉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判。

19.不得通过降低案件管辖级别规避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不得就事实和证据问题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20.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意见。证据存疑的，应当调查核实，必要时到案发地调查。

21.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的，应当依法报请延长审理期限。

22.建立科学的办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不得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单项考核指标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

五、充分发挥各方职能作用，建立健全制约机制

23.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24.切实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辩护权利。辩护人申请调取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

25.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代表等旁听观审。 26.对确有冤错可能的控告和申诉，应当依法复查。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及时纠正。

27.建立健全审判人员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审判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追究。审判人员办理案件违反审判工作纪律或者徇私枉法的，依照有关审判工作纪律和法律的规定追究责任。

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司法底线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答记者问

一、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防范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问题专门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基于什么背景，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刑事司法的目的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打击与保护必须并重，如果失之偏颇，就会背离刑事司法的目标。强调保护忽视对犯罪的打击，将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强调打击忽视保护，就有可能产生冤假错案，司法就会失去公信力和权威。今年7月份，中央政法委为了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下发《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对执法司法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规范、更加具体的要求。为贯彻落实《规定》的精神和要求，有效防范刑事冤假错案，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研，并广泛征求各级法院和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近日，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要健全错案防止机制。可以说，《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意见》主要具有以下意义：

一是有助于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打牢防范冤假错案的观念基础。实践表明，错误的执法理念和司法观念，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彻底纠正那些不符合法治精神的错误观念和做法，才能消除冤假错案再次发生的现实危险。《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坚持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促使人民法院和刑事法官从观念上牢固树立防范冤假错案的思想防线。

二是有助于完善审判工作机制，夯实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基础。从目前发现的冤假错案看，许多案件都存在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和审判制度要求的情形。只有严格执行“两法”、“两个证据规定”和相关的审判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冤假错案发生。《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强化证据审查机制，强化案件审理机制，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制约机制，从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明确要求、确定标准，为人民法院和刑事法官严格依法办案提供明确、具体的依据和指导，从根本上提高办案质量。

三是有助于发挥各方职能作用，共同防范冤假错案。防范冤假错案是一项系统工程，取决于侦查、起诉和审判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仅靠人民法院自身是不够的。只有依靠诉讼程序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和各方力量，建立健全制约机制，才能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发生。《意见》明确提出，在案件审判阶段，既要重视发挥诉讼程序内部辩护律师的职能作用，重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也要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依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广大群众的力量、智慧。

二、从防范冤假错案的角度来看，当前刑事审判应当坚持哪些原则和理念?

答：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科学的司法理念，是刑事法治的基石，也是防范冤假错案的基础。《意见》主要强调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则和理念：

一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只有在诉讼过程中依法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才能切实避免冤假错案发生。要将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作为刑事诉讼领域人权保障的底线标准。在审判过程中，应当尊重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等诉讼权利。

二是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这是确保办理案件质量，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前提，丝毫不能放松。审判案件必须以坚持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决不能因为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

三是要坚持程序公正原则。从现在已发现的冤假错案看，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或者突破刑事诉讼制度规定，甚至公然违背法定程序的地方。程序公正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既有独立的价值，也是实体公正的有效保障。完备的程序制度，是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基础。要自觉遵守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切实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不当观念，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诉讼活动。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要严格依法处理。

四是要坚持审判公开原则。司法的公开化、透明化，是提高公安司法机关及办案人员责任意识，提高办案质量的重要途径。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审判过程和裁判文书要依法公开。近期，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推动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工作，就是要通过审判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

五是坚持无罪推定和证据裁判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但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等现象，为案件质量埋下了隐患。要彻底摒弃“有罪推定”、“宁错勿漏”的错误执法观。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三、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出台“两个证据规定”，对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确保办案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看待《意见》和“两个证据规定”之间的关系?

答：“两个证据规定”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是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对于提高执法办案水平、确保办理案件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内容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被吸收为法律规定。《意见》在“两个证据规定”的基础上，立足司法实际，强化了证据审查机制，对证据审查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新规定：

一是明确指出，要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疑的，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事实证据不足的，不得判处死刑。

二是明确提出要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除了要杜绝隐匿证据，人为制造证据外，对于现场遗留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指纹、血迹、精斑、毛发等证据，未通过指纹鉴定、DNA鉴定等方式与被告人、被害人的相应样本作同一认定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涉案物品、作案工具等未通过辨认、鉴定等方式确定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强调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对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依法排除。为了严格落实在规范办案场所办案的制度，对于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都应当依法排除。这些规定，有助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要求。

《意见》是对“两个证据规定”的深化、发展和完善，是防范冤假错案的综合性指导文件。要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两个证据规定”和《意见》对证据制度的各项规定，始终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四、《意见》规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机制，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

答：立足审判实际，《意见》主要规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机制，分别是证据审查机制、案件审理机制、审核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

一是严格执行法定证明标准，强化证据审查机制。冤假错案之所以发生，追根溯源是事实、证据出现问题。因此，防范冤假错案，关键是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意见》基于证据裁判原则，从明确证明标准、重视实物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等方面强化了证据审查机制。该问题前面已经介绍，这里不再展开。

二是切实遵守法定诉讼程序，强化案件审理机制。庭审是事实、证据调查的核心环节。为防范冤假错案，要树立“审判中心”和“庭审中心”的观念，并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意见》主要有以下规定：第一，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要真正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第二，要严格遵守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三，要认真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于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四，要切实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的发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理由、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当庭或者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第五，要依法严格审查案件的事实、证据。定罪证据存疑需要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的，如人民检察院在二个月内未提交书面材料，应当根据在案证据依法作出裁判。

三是认真履行案件把关职责，完善审核监督机制。为了在诉讼程序内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法律设置了诸多审核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这些机制的案件把关作用。《意见》主要有以下规定：第一，要明确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办案职责。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质量负责，承办法官为案件质量第一责任人。死刑案件，由经验丰富的法官承办。合议庭成员通过庭审或者阅卷等方式审查事实和证据，独立发表评议意见并说明理由。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委员要在听取合议庭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依次独立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上述规定的要求，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精神。第二，要理顺

一、二审法院之间的审级职能。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的，不得发回重新审判。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上诉、抗诉后，不得再次发回重新审判。下级人民法院不得通过降低案件管辖级别规避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不得就事实和证据问题请示上级人民法院。这些规定，有助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的要求。第三，要高度重视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确保死刑案件“零差错”。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意见。对证据有疑问的，应当调查核实，必要时到案发地调查。第四，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的，应当依法报请延长审理期限。不得以上诉率、改判率、发回重审率等单项考核指标评价办案质量和效果。

四是充分发挥各方作用，建立健全制约机制。防范冤假错案，不仅要强化法院和法官应尽的职责，更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意见》主要有以下规定：第一，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人民法院不得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第二，要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切实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辩护权利。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第三，要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积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代表等旁听观审。第四，对确有冤错可能的控告和申诉，应当依法复查。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及时纠正。第五，要建立健全审判人员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审判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追究。对审判人员办理案件违反审判工作纪律或者徇私枉法的，依照有关审判工作纪律和法律的规定追究责任。

五、为切实贯彻执行《意见》的各项工作机制，有哪些具体安排?

答：《意见》作为人民法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对确保办理刑事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要切实贯彻好、执行好。

一是要重视对《意见》的宣传培训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将通过专题培训等方式，系统地介绍《意见》的基本理念和具体要求，确保各级法院所有刑事法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掌握相关规定的内容，并在实践中严格贯彻落实。

二是要加强与公安检察等机关的沟通协调。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陆续出台了防范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意见》的一些规定也涉及公安、检察等机关的协调配合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就相关问题积极与公安、检察等机关沟通，妥善解决工作机制的衔接问题，共同构筑防范冤假错案的机制。

三是要完善重大冤错案件分析通报制度。对于实践中发现的重大冤错案件，要对照《意见》的要求认真查找问题，深入剖析根源，确保已经发生的问题不再发生，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将以《意见》实施为契机，完善相关工作制度，督促各级法院切实提高办案质量，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发生。

第三篇：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

2013年08月12日 06:29 来源：法制日报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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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央政法委出台意见要求

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制度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

本报北京8月11日讯 记者蒋皓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强调，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意见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

意见强调，切实保障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审中发问、质证、辩论等辩护权利。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对罪犯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不得扣压，应当及时转送或者提请有关机关处理，有关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指标。 据了解，为保证这个意见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政法委机关近日召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部署，要求政法各单位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新一轮司法改革，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意见落实到执法司法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以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不断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第四篇：冤假错案

谈谈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信息化，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出现的犯罪现象不断发生。刑事冤假错案频繁发生，在国内发生的许多冤假错案频被媒体报道，诸如陈满、佘祥林、赵作海、等等这些涉事主体的名字被人们所熟知，然而，他们 背后的案情总是会发人深省。 严重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冤假错案之所以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哗然，在于其严重的危害性，冤假错案首当其冲是对当事人人权的严重侵犯，再着，其对司法公信力有着致命性的打击力。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坚守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下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这都充分显示出中央及我国司法系统尽最大努力减少冤假错案的决心 我认为形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主观层面原因

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

我国刑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但深受传统思想“如实招来实”、“抗拒从严”、“有罪推定”的影响，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仍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每一起案件在当时看起来似乎都是铁证如山，而直到发现真凶或受害人突然现身时才会引起办案人员的重视，如此重大的惊天冤案方可重见天日。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案件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明显存在重大疑点，并且公检法相关办案人员对既存的问题都很清楚。因此，只要检察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严格根据证据标准定案，就可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不需要多么精通专业业务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然而，正是由于检察机关如此的“法律监督”，冤假错案最终还是没能防范、杜绝，众多案件还是被事实评判为冤案，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很显然，“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刑事执法观念特别是错误的执法理念已深深束缚着办案人员的法律思维，是诸多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2.对公安机关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形成的案件，审查

把关不严是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

现行《刑事诉讼法》既有“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也有“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认罪从宽”的规定，两者的规定不明确导致了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仍然重口供、轻证据，刑讯逼供现象也就屡禁不止。刑讯逼供便成为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但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防范冤假错案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若作为第一道监督防线的侦查监督部门对公安机关违法取证和刑讯逼供的案件不严格审查把关，冤假错案的发生似乎难以避免。

依据《刑诉法》第七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由此形成了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与执行的模式，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即侦查机关“做什么饭”，公诉机关就“端什么饭”，审判机关也就“吃什么饭”的司法历程。案件的处理多是“做饭的说了算”，也正是源于此，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普遍存在，案件基本上都是基于被告人的供述而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许多待固定、收集的证据还没有固定、收集。经过公安、检察和审判阶段的几经反复后，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久而久之，此种重口供、轻证据以及刑讯逼供的观念或行为已然束缚着办案人员的法律思维，而后随着“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等情形酿成冤假错案。换言之，尽管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工作直接决定了“证据”的成色和案件的进展，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行为造就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检察机关作为侦查监督的重要环节，如果尽到审查把关职责，遵循司法公正准则，不徇私、不舞弊，不受行政权力的影响，冤假错案将大为减少。反之，若检察机关不能严格审查把关，没有尽到检察机关应尽的监督职责，冤假错案亦就难以减少乃至消除。

(二)客观层面原因

1.非法证据难以排除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和基石，非法证据的出现将制约司法公正的实现，阻碍“法治梦”的实现。非法证据主要是指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控诉证据，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因而理论界和实务界都竭力确立和实践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裁非法取证行为以保障司法正义。我国现行法律做出规定，刑讯逼供或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但由于证明证据不合法的责任通常被强加

在辩方身上，因而诉讼中缺乏一种足以排除这些非法证据的有效机制。

近年来，检察系统普遍实行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部分地方公安机关也对一些重大的暴力犯罪案件做了类似的尝试，这不失为司法的一大进步，对冤假错案的减少有一定的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的“侦查人员依法将其主要精力放在立案及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之前未作‘同步录像’的‘调查’期间，以致侦查人员于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期间制作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像’的制度形同虚设，丧失了其监督侦查人员审讯活动合法性的功能。”{3}特别是对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的证明，除非因侦查人员刑讯造成了被刑讯人死亡、伤残等严重后果，或因侦破其他案件而抓获真凶致使案件真相大白，否则即使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怀疑该口供系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所得，亦无法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口供属非法证据并予以排除。

2.社会环境对刑事检察活动的不当影响

毋庸置疑，针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社会各方面必将对其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检察机关是否立案、是否批捕、是否提起公诉，常常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而做出裁判，通常需要审视社会各界的意见及评价后方能做出全面的评判。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有些错案主要就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

第一，地方党政权力部门的影响。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受现行体制的影响，检察机关并不能始终坚持“只服从法律”。实践中，冤假错案除了检察环节上办案人员的失误所致外，地方党政部门形成的事实压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政权力部门对于某些案件的过问、协调或提出某种要求，尤其是当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事实认定和定性上发生重大分歧时，办案机关本身亦希望一些主管的党政领导部门出面进行协调。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这种权力介入兼有积极、消极两种意义，有可能防止冤假错案在检察环节的发生和发展，但也极有可能酿成冤假错案。

第二，被害人和公众形成的压力。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但就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言，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是相当微弱的，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首先取决于检察机关。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被害人提出的正当诉求检察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和满足。但是，当案情复杂或发生重大变化时，受情

绪支配的受害人可能会采取种种方式乃至极端手段给检察机关施加压力，要求检察机关对依法不应当批捕或不应当起诉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鉴于此种情形，特别是当公众全力支持被害人要求时，检察机关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佘祥林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被害人和公众的诉求常与社会大局的稳定相关联，检察机关在决策时应慎重考量案情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确实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并自行处理好压力事宜，真正实现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法律要义。

第三，“未审先判”的媒体舆论压力。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一些媒体基于收视率、成本低和无风险的考虑，对未决案件进行大肆报道，使人们误以为警方锁定的嫌疑人就是案件的真凶，带有“未审先判”的主观臆断。“未审先判”的报道确实可以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案情，形成公正裁判的力量来源，但有可能造成冤案的发生，在某些环节上容易给检察机关形成压力，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比如当媒体对案件事实和情节作了较多的渲染性报道，已经扇起民众的某种情绪，而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立案、批捕或起诉缺乏充分的条件或理由，此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给检察机关造成了压力和被动是不言而喻的，可能促使检察机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做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决定。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法律是明确的，当诉讼案还未了结而法庭正在积极审理的时候，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给审案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如影响法官，影响陪审员或影响证人，甚至会使普通人对参加诉讼一方产生偏见。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讯审讯’或任何其他宣传工具的审讯。”{4}

(三)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得不到合理采纳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结构呈现出控方实力强大，缺乏制约，辩方职能弱化的情况，刑事辩护对控方的抗衡制约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对于某些热点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社会公众、被害人家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多重压力的感染下，在明知案情存在疑点的情况下，即便律师提出合理质疑，也很难以下定决心作出正确的处理。在此局面下，有的辩护律师不敢直面对抗公诉方，惧怕检察机关的威严及威慑，这无疑則弱了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作用和功效。回顾近期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律师辩护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律师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而在于律师提出的正确的辩护意见“曲高和寡”，没人理，得不到采纳。{5}例如在佘祥林、杜培武案中，律师

的辩护意见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之所在，而事后证明这些意见都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都没有被采用。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难”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面对刑讯逼供，律师无能为力，也不敢调查取证。其原因在于取得无罪证据就是对侦查工作的否定，律师随时有涉嫌伪造证据罪而至牢狱之灾的可能。换言之，律师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代为申诉控告权等基本权利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缺乏刑事辩护律师的侦查、裁判更容易衍生冤假错案。

(四)案件处理过程的复杂性导致冤假错案

首先，一般情况下，在绝大部分的案件中，都是犯罪行为发生后才有的侦查行为，司法人员没有亲身经历犯罪的整个过程，为了“还原”整个犯罪过程查明犯罪事实，他们只能依靠收集到的证据。而这个“还原”犯罪过程查明犯罪事实的过程是由结果到原因的挚果溯因的过程，有人将这个过程比作考古一般，案件事实的过程有点像考古，诸如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完善侦查设备技术水平等客观条件，以及犯罪分子的狡黠程度、证人的表达能力、司法人员的能力素质能主观条件的制约。而整个过程中，这些制约案件侦查的因素只要一旦出现并有效地干扰了案件事实的查明，极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其次，公检法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失效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在一些地区，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配合有余，但监督制约不足，导致案件在起诉、审理判决的过程中都是有瑕疵甚至是有问题的。还有的地方政法机关之间常常协调定案，对有些证据不足或证据瑕疵的案件，经有关方面协调之后便予以定罪判刑。如佘某某案，经有关部门协调后，虽然几级法检机关都认为证据有问题，但最终都未能依法办理。

(五)执法办案人员的思维固化导致冤假错案

执法办案人员的思维固化导致冤假错案

一直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办案人员甚至是领导干部的主观原因导致的。个别执法办案人员秉持打击违法犯罪是重中之重的观念，而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这样的观念往往会使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还有的办案人员往往把口供看得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其他证据，常常取得口供之后，对关键物证不鉴定，中由于草率而产生错误。还有的办案人员忽视犯罪嫌疑人、律师等辩解意见，冤假错案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告”大多都会进行辩解，甚至能提出各种反证证明不具备作案时间、作案条件等，有的甚至还指名了真凶并提供了有效侦查的线索，但由于办案人员的思想固化，简单地认为

这是当事人“不老实”的表现，是在“狡辩”。辩护律师也通常都会对事实、证据等提出异议并且绝大多数都是作无罪辩护，但办案人员未能予以重视也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此外，有的部门将破案率机械地纳入考核，甚至会提出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等机械硬性考核指标，不可否认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对案件的处理会有积极作用，但是过于机械和激进的做法，往往会对案件质量造成消极影响，也会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伏笔。如在实践中，为了快速“破案”，曾经出现过不重视相反证据甚至是故意隐匿相反证据的案例，更有甚者为了完成办案任务或立功，办案人员故意设计、制造假案。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犯罪也呈现出高发的态势，我国很多政法机关案多人少的矛盾异常突出，办案人员常常高负荷工作，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思想固化疲于应付的精神状态，最直接的就会拉低办案的质量，从而也为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

综上原因所述，所以我觉得防范冤假错案的对策和建议有以下几种：

(一) 防范冤假错案首先从司法观念的转变抓起

承前文所述，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人，司法人员的主观方面的错误大部分情况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尽力减少冤假错案光从制度上下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是树立现代司法的新观念，诸如从传统的“重实体”转变为“实体与程序并重”， 由以往的“疑罪从轻”的处理方式转变为“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实等等。在我国现有的司法实践环境下，基于多种原因，“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尚未完全根除，反之是“无罪推定”的法治观念尚未得到有效树立，很大程度上为冤假错案的发生的埋下了较大的隐患，而这种隐患殊不知就会变成现实。因此，司法办案人员应当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并注意思想观念的转变，并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从主观层面上来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要始终秉持惩治犯罪的同时要注重保障人权，注意实体公正也要注重程序公正，依法收集证据也要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等法治理念与司法意识。

(二)防范冤假错案应始终秉持司法公正

总书记对司法工作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其中有一则是“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必须恪守司法公正的宗旨，同时也指出，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司法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和团体的制约和干涉，也

不能收到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干扰，如果这些干扰因素不能得以排除，那么就会使冤假错案的产生埋下隐患，甚至直接导致冤假错案“应运而生”。在案件的处理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逾越法律的底线。

(三) 防范冤假错案必须恪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决定大多数情况下，导致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刑讯逼供，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杜绝刑讯逼供的“良方”之一。纵观在我国有着较大影响的那些冤假错案，可以说每一桩背后都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在作祟的情况。防范冤假错案，在处理案件的时候除了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之外，非法证据规则坚守更显得举足轻重，这就要求司法办案人员坚决杜绝和远离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行径，绝对地制止滥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以及侵犯嫌疑人合法权利等违法行为。同时，有必要落实刑讯逼供的问责制，从根源上防范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出现，从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防范冤假错案应当有效发挥制约监督作用

在注重公检法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各个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作用。比如，检察机关注重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时刻要树立起监督警戒，防范并及时发现、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从冤假错案成因的初始就遏制了它的蔓延与后续发展。具体说来，侦查机关应该注重无罪证据的收集，坚决抵制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的滋生，杜绝隐匿证据、伪造证据行为的发生，监督机关要尽最大努力及时发现并纠正侦查行为中的违法情形，从根本能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五)防范冤假错案必须保障当事人和律师辩护的权利

在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充分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的权利，重视他们辩解的内容。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提出的侦查活动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要毫不逃避，依照法律严格处理。依法排查有可能存在于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对于任何可疑点都要严查予以最终确认。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要坚决依法予以排除，对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供述，以及采用暴力、胁迫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经审查确认的，必须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外，要切实依法保障律师的各种相关权利，在司法诉讼过程中，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

要充分重视，要切实保障辩护律师、其他辩护人对案件处理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权利，充分保障和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六)提高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如前文所述，冤假错案的产生的原因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个别司法办案人员能力素质不达标导致的。据此，防范冤假错案的重中之重是提高办案人员的能力素质，而能力要求是多方面的，如前文阐述的转变执法观念非常重要之外，还有办案业务素质、办案良好作风的塑造等等。加强办案人员业务素质能力的培养，加强对新修订的各项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司法办案人员侦查取证、审查判断证据、适用法律政策和发现纠正错误等能力。针对许多地方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办案一线力量，使案多人少的矛盾能够得到缓解，并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使业务骨干能够稳定在基层、稳定在执法办案一线，从而为防止冤假错案提供坚实的人才队伍保障。

第五篇：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摘 要】刑事冤假错案对基本人权造成严重伤害，也严重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刑事执法形象，给司法公正带来冲击。刑事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有罪推定的办案理念和“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执法观以及不完善的司法程序模式等。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必须更新办案理念和执法观念，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从人权出发，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转变侦查模式，拓宽侦查手段，依托科技强侦，坚持新的证据规则，坚决杜绝非法取证，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机制，利用社会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

【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防范措施;司法公正

一提起冤假错案，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十年劳苦牢狱之灾终换来一纸无罪释放的判决书，张氏叔侄的洗冤之路的艰辛让公众揪心，而更让人揪心的是背后折射出的整个司法程序上的漏洞。而这个案件连同之前的上海两梅(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河南李怀亮杀人案、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给司法公信带来灾难性影响，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面对冤假错案给司法公正带来的冲击，如何最大程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首先，必须要正视此阶段冤假错案发生的危害性和客观情况。一个案件从立案到侦查到起诉最后到审判要经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也有要遵循的相应的不同程序。而根据我国司法制度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情况，公、检、法三大机关担负起了一个案子不同阶段的不同责任，而其中无论哪一个环节都对一个案件、几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在法律理想层面的公检法三大机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构想在中国司法的实践中并未实现，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正视其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即了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制度缺陷。

第二，正视问题，转变法治理念。一个国家法治理念的树立与尚法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虽说法律是“恶之花”，但却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规范和准则。而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理念的贯彻和法律意识在公众行为与意识中的养成与树立，这包括宪法权威的树立和社会法律意识的培养。当然，面对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需要加强对公众的法制宣传与教育，更要转变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司法观念。例如，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重客观证据，不轻信口供，坚决禁止刑讯逼供;重程序规范，坚持合法合理取证，坚持有罪证据收集与无罪证据收集同时兼顾;重司法规律、科学规律，不一味追求指标数据，等等。

第三，健全和完善司法制度。首先是立法，我们说社会遵循法律的前提必须要求这个法是良法，这就要求从立法上确保我们的制度是遵循公平和正义的，是符合宪法和国情的。然后是程序正当。强调程序的合法正当，是强调重视程序的价值，目的是让我们的办案机关、检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时刻铭记程序法的力量和约束，以形成对其权力使用上的意识制约。不仅如此，程序公正更是一种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保障，使每一环都合乎程序，合乎正当。另外，公检法三者的职能及其界定、监督和牵制也需要法律加以规定和确立。

第四，建立和完善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制度。关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保护，包括辩护制度，“疑罪从无”理念以及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等等。辩护制度的发挥，主要体现在诉讼阶段控方与诉方以及法庭三者的关系上。长久以来的法庭和控方压制诉方的三角局势要转变，变为三者法律主体地位的平等。而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正视将“疑罪从无”纳入条文，但其中的思想却值得我们贯彻落实。即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坚持有罪证据调查与无罪证据调查并重等。关于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也就是在调查过程中最起码的对人身权利的尊重，即不能采用高姿态地屈打成招和变相的引诱逼供等。

第五，执法机关方面。(1)落实执法终身制规定。(2)建立执法管理长效机制，完善案件监督审理机制及考核制度，强化执法质量考评结果运用，严禁使用下达硬性指标完成数。

第六，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现代化社会大背景下，数据网络庞杂，信息泛滥，利用科技的手段不仅权威可靠，而且能提高效率节约资源。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对于办案侦查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要求加大对基层科技设施配备的投入与比重，全面提升基层公安机关的运用能力。当然，现代化的力量必然应与传统的手段相结合，社会与历史相结合，不能完全依赖科技，也不能丢弃传统侦破手段，而是使其相互配合，兼容并济。

最后，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利用社会各方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就强调了群众的力量。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利用群众的智慧，接受社会的监督，使公平正义透明亲民。在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听取意见和建议，争取支持。可尝试结合各方尝试设立陪审团、旁观席，也可组织专家学者讨论，集中其智慧。做到沈德咏副院长倡导的“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共同为守住公正司法底线创造宽松、理性的环境。”

总书记强调，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并且引用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了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源头。因此，最大限度地防范冤假错案，才能使公平如水，社会稳定。但冤假错案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只能在未来随法治发展得到很好的防范，毕竟是人在办案，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影响着案件，但是我们应当尽力避免冤案的发生，作为执法人员秉公执法，依法办事，坚持避免冤假错案的底线，防止它的发生，维护司法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