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的作用

第一篇：美国最高法院的作用

1787年美国宪法的内容及作用

宪法基本内容

理论根据或原因 地与联邦政府的关系

【三权分立制】国家职权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孟德斯鸠——三权分立门且相互制约

【共和制】总统和国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 出版、集会和信仰自由

允许黑人奴隶制的存在，黑人按人口的3/5折算

维护种植园奴隶主的利益

① 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② 助长了种族歧视政策和意识的发展

学说

卢梭——人权主义说

具体作用

①有利于加强中央联邦政府的权威， ②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①防止专制和独裁的出现

②维护了美国长期的政治稳定局面 把人权在民的理论付诸实施 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般原则

【联邦制】联邦政府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大权 如何解决原13个殖民

【1789年宪法增加10条修正法案】规定人民有言论、天赋人权说

19世纪中期英法美侵略扩张

国家

范围

【侵略】缅甸、阿富汗、伊朗、中国

大洋洲：【占有】澳大利亚、新西兰 非洲：【入侵】埃及 拉美：进行经济侵略

法国 【侵占】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

【侵略】中国、越南

【殖民地】印度支那联邦

美国 【侵略】中国、日本及拉丁美洲

目的

抢夺原料产地、扩展市

场

方式

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

英国 亚洲：【占有】印度、新加坡

英美德法日俄六国的帝国主义特征

国家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俄国 日本

帝国主义特征 托拉斯 容克资本阶级 殖民 高利贷 军事封建 带军事封建性

原因

托拉斯是美国最盛行的垄断组织形式

① 容克地主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密切联系

②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和垄断资本阶级的扩张欲相结合 殖民地对英国的兴衰具有极大意义 每年从信贷和国外投资中获取巨额利息 ① 改革后封建势力仍很强大 ② 沙皇政府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

① 自身不能通过经济手段同西方帝国主义竞争

② 主要依靠军事手段而非经济手段夺取殖民地，取得市场和

原料产地 ③ 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垄断集团同军阀集团相勾结，推行侵略

扩张政策

第二篇：桥西法院科学考评干警业绩激发队伍活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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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西法院科学考评干警业绩激发队伍活力的作用

近年来，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高度重视业绩考核工作，坚持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大胆探索创新，构建了一整套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和法官职业特点的业绩考评机制，评出了精气神,评出了正能量，营造了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形成了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育人、用制度激励人的新局面，有力带动了队伍规范化建设和审判质效提升。2015年，该院涌现出23名结案200件以上的法官，人均结案173件，位居全省前列;2016年1-8月份，全院共结案7669件，其中结案200件以上的法官5名，人均结案139件，结案数位居全省基层法院第三名、全市法院系统第一名。特别是在8月员额化改革中，该院思想重视，考核数据详实，考核方法科学，考核结果客观公正，全院干警高度认可、情绪稳定，员额化改革蹄疾步稳、有力有序，取得较好效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严抓落实，实现考核“科学化”。院党组高度重视，把业绩考核作为破解“案多人少”、规范管理的重要抓手。高站位、高起点谋划,成立干警业绩考核领导小组，院长负总责，亲自抓，强力督察督办。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政治处，成员由组织人事科、宣教科、研究室、办公室、计财科、审管办、信访办、纪检监察室、法警队等职能部门组成，形成由政治处主抓、全院统一协作的“大考核”工作格局。每年年初，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院党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确定年度重点工作，同时制定《综合业绩考核方案》，将工作任务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既考核结案数、发改率等审判执行指标完成情况，又考核考勤、学习会议等遵守工作纪律情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考核体系。

二是强化通报排名，量化指标，实现考核“有序化”。在法院内网和办公楼led大屏专门设立“审管通报”、“质效排名”、“本院通报”、“业绩考核”等栏目，建立常态化通报机制。各考核职能部门根据岗位职责，区分部门及个人，每月对审判指标、考勤、学习、会议、信访、安保、卫生、工作纪律、信息宣传等12个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通报公示。实行全院干警业绩数据月度大排名，用动态化、全面性的记录反映干警的工作实绩，并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有效地调动了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尤其是加大审判管理力度，抢抓审判工作主动权，将原来的年度考核改为月考核、周督导，每月向各业务庭下达办案指标，月末进行考核通报，督促干警“又好又快”均衡结案，彻底改变了以往“前松后紧、突击结案”的旧习，降低了审判周期，提高了审判质量和效率，促使审判工作步入良性循环。

三是推行“三段式”测评，综合衡量，实现考核“全面化”。该院坚持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经反复研究、科学论证，推出以业绩数据排名作参考，主、客观相结合的“三段式”民主测评办法，既考核审判绩效指标，又考核德、能、勤、廉等现实表现情况。其中，审判绩效指标重点考核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数量，德、能、勤、廉指标主要考核职业操守、作风纪律、基本技能等。考核时要求干警当场述职，公开晾晒工作“成绩单”，院领导、庭处长及正式干警在每个考核项内，均按照“优秀(90-100分)、良好(75-89分)、一般(60-74分)”三个层次分别进行打分，360度全方位测评干警业绩，切实做到了既看重数字，又不完全唯数字论，确保了考核结果全面、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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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注重考核结果运用，严格奖惩，实现考核“导向化”。该院坚持用数据、用排名说话，充分发挥业绩考核的“风向标”、“指挥棒”作用，规定只有完成“重点工作”任务且无“一票否决”事项的部门与个人才有评先评优资格。同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警提拔任用、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把奖惩情况计入业绩档案，干好干坏不再一个样，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近三年来，该院根据业绩考核结果，对排名靠前的27名干警进行评先评优，共有14名干警被提拔任用为正、副庭长，13名干警晋升为正、副科。其中，办案质效高的法官赵晓渝、刘燕分别被评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省优秀法官”;22名干警被评为全市办案能手。还有10余名干警因存在长期未结案件等情形，被“一票否决”，取消了评先评优资格。

文章来源：律伴网 http://www.lvban365.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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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谈论前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

“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

美国是如何把苏联拖垮的? ——杨斌

近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策略，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反思。许多人将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归于计划经济的僵化，这种观点有道理但却是不够全面的。尽管前苏联、东欧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曾是欧洲非常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日俄战争中无论海战、陆战均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但是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战时期，前苏联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领先于日本，以致在外蒙和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显得不堪一击。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曾撰写《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提到以1913年的工业生产为基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1938年，前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较美国快数倍，确保了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对抗德国侵略。尽管前苏联曾在二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美国因本土未受到战火的波及，工业科技实力进而大大增强，但是，前苏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并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80年代许多工业品生产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军事力量无论在常规军备和核导弹方面，强大到足以对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国。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80%，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同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经济仍然相对落后，无论在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仍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50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许多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美国的1/3，到了80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67%，工业生产上升到美国的80%，钢铁、石油、化肥、水泥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就业水平和社会分配方面，前苏联、东欧经济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相当多的部门还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社会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黄油面包”，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实际上，布热金斯基曾经担任政府的国家安全秘书，深知这正是美国瓦解前苏联制度的秘密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80年代国债从7000亿猛增至3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60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事实上，前苏联的农业、轻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的供应，小轿车等耐用品以及郊区别墅的拥有率也很高，匈牙利60年代实行改革并改变发展战略后，出现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农业生产率接近西欧国家。值得指出的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有充分就业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仍然高于大多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许多贫富悬殊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许多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社会**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但是，美国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出发，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顾由此引起广大人民贫困状况恶化，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我国的许多学者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体制改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的确，前苏联在发展重工业和备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了生产率进步，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挥的应有经济潜力。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在60年代就开始试尝经济改革，如前苏联实行了更加重视利润指标和物质奖励的作法，匈牙利从1968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采取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战略，这些改革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缓解了体制僵化的矛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历史事实不采取简单的态度，而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是发生在体制僵化或谨慎改革时期，而恰恰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年代。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8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里根政府推行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进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争，压低油价，枯竭外汇来源，造成很大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其实，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远远不及二战后初期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善良有余而未经风浪，老练不足，误入美国攻心战陷阱导致了前苏联崩溃。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80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着许多的改革选择，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就是瓦解前苏联但是，却被美国精心诱导走上了毁灭之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彼得·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话如此露骨，倘若我们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难免哪一天也吃错药重蹈前苏联覆辙。

经历了多年的曲折转轨过程，一些东欧经济学家前不久指出，独联体、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遭受失败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应努力避免受到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特别是应防止陷入了五个经济理论的误区。

第一个经济理论陷阱，是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一些独联体、东欧国家已经“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仍深陷经济萧条，保加利亚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50%，失业率保持在16%～20%，贫困率仍高达85%～90%，经受了保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一位保加利亚前民主积极分子痛心地说，“在共产党垮台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共产党政府有关美国的一切说法和警告，纯属欺骗和宣传。从1989年到1993年，我是一个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们的陷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民主和开放的引诱。那些老人、妇女搜寻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见了心痛欲碎10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当初这一切都没有发生”。1999年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回来吧，齐奥塞斯库同志，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也在这座城市，爆发了诱发社会剧变的动荡，后来有报道说是西方特工机构操纵的。

第二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付出代价后，很快会得到补偿。经济理论家向人民宣扬这样的观点，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价，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确，国民经济迟早会从衰退转入复苏，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经历了三四年的严重衰退后，逐渐开始了经济复苏，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绪变得比衰退时期还要强烈，因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许多人的实际收入仍在下降。据《华尔街日报》刊登《中东欧经济评论》1997年5月号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1996年匈牙利仅有6%的人口收入增长，72%的人口收入下降，21%的人口收入保持不变;波兰仅有20%的人口收入增长，37%的人口收入下降，40%的人口收入大体没有变化。尽管西方报刊将波兰视为“改革楷模”，宣扬靠引进外国投资培育了新中产阶级，但是，占70%多的大多数人口仍未真正受益，属于类似拉丁美洲的两极分化型经济增长。

第三个经济理论陷阱，是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承担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痛苦。东欧人民认为那些付出艰苦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致富，但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改革的成果“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种情形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如出一辙。原来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对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食饵”的态度，以前给予大量援助的许诺并未兑现。

第四个经济理论陷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均富。许多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像理论家宣传的那样产生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而是导致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老弱病残陷入赤贫的地狱。理论家认为私有化企业提高了效率，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实现再分配，达到比原来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事实上，私有化企业并没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税收，如叶利钦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根本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无法给现有职工和军队发工资，为了赢得1996年总统选举，强迫中央银行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拉拢人心，却加速了1998年爆发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五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台湾、南朝鲜二战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近年来东欧国家的土地改革，则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其归还给地主。例如，保加利亚曾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产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西方国家一般是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对象是任何国有企业，包括大批盈利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剧烈的产权变更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私有化从一种经济手段变成了经济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的新生贵族阶层。

法国《费加罗杂志》于1999年7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的谈话。20年前这位前苏联作家季诺维也夫，曾因反对当局而被驱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诺维也夫感到悲伤的是，尽管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看到俄罗斯也随之被毁灭了。季诺维也夫回答法国记者说，“我过去离开的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大国，现在重新见到的却是一个被打败了的、破败的国家。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这乃是西方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他还说，“俄罗斯的灾难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划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知道内情。我看过一些文件和材料，参与过一些准备引导俄罗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动。我对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无法生活在那个要消灭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阵营里了”。

自从前苏联解体之后，国内外对前苏联的改革及其解体的原因的研究几乎一直没有中断。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来看，当然是以学术论文为主，特别是国内，学术专著的出版主要集中在1992到1994年之间，而且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也是一目了然。从研究成果的时间分期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2～1995年，第二个阶段为1996年至现在。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从实质上看，更多地含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意义，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国内的“姓社姓资”之争，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与“前苏联模式的失败”之争，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学术研究背后的深层含义。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当然也不能完全避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客观性、理性的思考无疑是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这与国内的学术环境的改善是分不开的。

真正能抛开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纯学理性的研究的展开，应该是在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使得真正的学者们有了一个可以避开“权力话语”的压力，冲破政治之网的约束的表达场所。当然，网上的研究成果也并非尽如人意，学术水平的参差不齐，学术讨论也往往具有盲目性、随意性，甚至还有不道德的人身攻击等等。(但是这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特网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

纵观这些年来对前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将它们划分为两个研究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和学理层面。当然，这两个层面本身是互相渗透的，这里的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一)

前苏联解体之后，国际社会对之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社会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破产”;社会主义阵营则称之为“前苏联模式的失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破产”。因此，双方的研究的意识形态的针对性不言自明。

在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这源自于西方的“人性恶”的文化传统：由于人的本性是恶的，我们不能期望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对人性的约束的唯一手段是法律，因此，建筑在对人人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大厦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因此西方的学者在研究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把主要的目光关注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既违背了民主的原则、扼杀了人的自由与发展，又阻碍了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为适应冷战思维而不自量力地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在国际上实行“霸权主义”，强迫东欧等国接受其政治、经济模式，从根本上违背“人道主义”的精神等等;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追述到了讨论“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的程度。而前苏联的解体，更是给他们抓到了“现实的证据”：社会主义制度是违背人性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是封建的集权统治，是对人权的践踏，终将被人民所抛弃。曾担任过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著作《大失控与大混乱》中，通过归纳出的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几条主观的、客观的因素之后，认为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年久日深地逐步落到这种境遇：促使既作为一种制度，又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发生突如其来的和令人惊异的和平方式的向心聚爆，”从而“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的。

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研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如何吸取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上。从政治背景上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针对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主要观点可以表述为：尽管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尽管前苏联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这些只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一国的失败，并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证据，更不能据此而否认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此，研究的思路多数集中在前苏联的历代领导人如何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例如有学者认为，斯大林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有偏颇，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质的判断不准确，在某些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上有疏漏，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上有大俄罗斯主义和大党主义倾向，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等等，至于对戈尔巴乔夫的批判则更为普遍。而对前苏联的党建的教训的研究，对前苏共对军队的失控的教训的研究等等，其意识形态的味道则更为浓厚。

(二)

抛开意识形态的因素，单从学理层面上看，这些年来对前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民族的因素。下面就将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一加以介绍：

1、历史的因素：对前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的研究结论基本可以表述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或称之为“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是在20、30年代斯大林执政期间形成的，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一模式从思想、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背离了列宁的路线，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前苏联实现工业化、完成备战任务和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中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即使同意当时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的学者也不否认它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弊端在于：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缺乏民主、个人专断、官僚主义严重的政治体制，带有大俄罗斯主义倾向的民族政策等等。而其后的赫鲁晓夫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却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斯大林模式”，从而导致了这种落后、僵化的模式一直延续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其错误的严重性与斯大林相比应该说是不相上下。所以，不管是赞同社会主义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在对历史因素的研究中都具有一致的观点：基本上都对斯大林模式持否定态度。

2、政治的因素 ：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冷战及其所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对峙，军备竞赛，和平演变等等应该是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国际因素，其中以对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的战略为研究的重点，在国内出版的几本专著中几乎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而由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算撇开对其出发点和其结果的价值判断不谈，也显然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政治因素，其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改革的思路严重脱离实际现实，在政局变幻的关键时刻优柔寡断等等，直接造成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纵观国内对其政治改革的批判，除去背叛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等意识形态因素外，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政治改革的时机的选择有误，在经济改革尚未取得实效的情况下，贸然地全面推行政治改革，使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严重脱节，使整个改革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二是对其数位前任的全盘否定直接动摇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再加上其改革进程过于激烈，以至于在后期失去控制，

3、经济的因素：经济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一切改革或革命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的失败是前苏联政府和共产党最终失去人民支持的主要原因之一。所有的学者都不否认前苏联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在总结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因素中都或多或少地要提到前苏联的经济改革。对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的批判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经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上的失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济改革把加快发展速度作为战略目标，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对经济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在实践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而在遇到阻力之后又轻率地把改革重心过早地向政治体制改革转移，从而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全局性的失败;二是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错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没有从前苏联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如所谓的“哈佛计划”)，而且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使其制定的经济政策多数脱离现实，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最终导致了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三是忽视了农业改革的重要性。前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重工轻农、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经济方针，而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三年之后，即1988年才真正意识到农业问题的重要性，直到1989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才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做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农业问题一直没能成为前苏联改革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在总结他当政时的教训时曾经客观地指出：“我们没有把农业当作改革进程的起始点，后来又半途而废，我想这就是我自己最大的失误。”

4、民族的因素：前苏联是世界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大小民族共有100多个。从沙皇俄国时代起，民族问题就一直存在，虽然在前苏联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有过比较缓和和稳定的时期(如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但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一直没有得到过彻底的解决，这就为前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对前苏联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在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研究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民族问题在前苏联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纵观对民族问题的研究，除了历史因素之外，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提高和加强。前苏联的民族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前苏联只存在局部的民族问题，因为前苏联时期推行的民族融合政策，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现代化过程淡化了一些外在的民族特征;但是在改革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破坏了原先大一统的价值体系，进而使前苏联丧失了作为“祖国”的凝聚力和国家观念的逐渐淡化，于是民族自我意识不断提高，最终导致了民族问题的整体化。其次是各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政治地位的不平等。这里既有历史因素中的遗留问题，如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的大俄罗斯主义等等，又有现实的因素，主要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对潜伏的民族矛盾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制定调整民族关系的政策，对一些民族主义组织的消极作用估计不足，贯彻干部民族化政策不力，在解决一些民族热点问题时动作迟缓、方式失当等等。

(三)

从以上的综述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对前苏联解体的研究的理论视角还不全面。首先，缺乏社会学的理论分析。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剧烈转向，前苏联解体应该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多得好教材(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在这种社会变动中，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及其动力等等，都值得社会学界认真研究;其次，缺乏对前苏联解体过程中社会心理的研究。由于前苏联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特例，其社会心理本身就非常复杂，在其改革和解体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理所当然值得加以认真研究;再次，缺乏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作为科学的政治学不应当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用纯理性的政治学原理对前苏联解体的历程进行分析，是完全可以而且很有必要的;当然，还应该有其它的各种各样的理论视角，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2、对前苏联解体的研究缺乏非意识形态的客观性、中立性。研究者不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就是站在资本主义一边，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疑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并由此而导致了：

3、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理论上说，对前苏联解体的研究最终应该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前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属，二是对前苏联解体的价值判断，即前苏联的解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于第一个方面，显然西方的学者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发展的历史必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的必然命运，是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的大胜利，当然，由此可以符合逻辑地推论出对第二个方面的结论：利大于弊。与此相反，共产主义者尽管对责任的归属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前苏联模式，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有人认为是冷战和“和平演变”。但对于第二个方面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把前苏联的解体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重大挫折，虽然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但毕竟是弊大于利，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这两个方面都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所以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其结论的科学的说服力。

(四)

当然，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的研究中不尽人意的情况的出现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难以回避的意识形态因素。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中国现在是、将来还依然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国内的研究的焦点就必然集中在如何吸取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上，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服务。对于西方来说，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存在始终是他们心目中的最大的威胁，也是他们称霸世界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如何制定、实施更有效的、更具针对性的和平演变政策，是许多西方学者最终的研究目的。

其次，资料收集的困难。从已发表的论文、专著中可以发现，大多数的论述、分析都是纯理论性的，缺乏详细的、具有权威性的统计数字的支持几乎是一个共同的缺陷。这就使得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理论预设出发，有可能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虽然前苏联解体已近十年，但很多有关的档案还没有解密，很多相关资料只能从一些有关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中略窥一二。而且在前苏联的改革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后期，由于社会比较动荡，不论是国家研究机构还是学者个人，可能都没有进行科学的、详实的资料统计、分析的工作的环境。这也是纯学术性研究难以进行、难以深入的主要原因。比如，由于缺乏对改革期间人民的心理变化的调查资料，就难以进行对前苏联社会大变动中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这确实是理论研究中的一大遗憾!

第四篇：在法院工作中如何发挥廉政监督员的作用

廉洁司法、 公正司法不仅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灵魂和生命线, 也是司法机关提升司 法公信度的关健所在。 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 关系到 法院的权威和法官的形象, 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努力消除腐败现象, 是当前人民法院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王胜俊院长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以最大的决心、 最 大的力度、 最硬的措施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为进一步加强法官队 伍廉政建设, 2010年 6月,依安法院实行廉政监督员制度,在重点部门和岗位聘请了 5名 资深法官为廉政监察员。自实行廉政监督员制度以来,全年全院干警无一例违反“五个严 禁”、“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规定的行为,实现了连续七年“零违纪”。

一、廉政监督员制度取得的效果

(一充分发挥了廉政监察员表率作用。 廉政监察员率先垂范,以落实“五 个严禁”和“四个一律”为重点, 以身作则, 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 同时, 协助抓好了法官队伍工作作风、 学风、 纪律作风建设, 做到了以优良的作风带动 行风建设。

(二充分发挥了廉政监察员的监督作用。 廉政监察员充分发挥其业务熟、 政治素质高、 审判经验丰富的优势, 为严防审判工作中出现执法不公、 执法不廉、 执法不严等现象,对审判工作,通过了解案情、查阅卷宗、旁听合议等方式加大 监督力度,确保司法廉洁公正。

(三 充分发挥了廉政监察员参谋助手作用 。 廉政监察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 不断拓展工作领域, 发挥熟悉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的优势, 针对系统内反腐 倡廉建设, 积极建言献策, 当好参谋助手, 使反腐倡廉建设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 处。

二、廉政监察员发挥作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实施廉政监察员制度以来, 该院廉政监察员在院党组、 纪检组及监察部门的领导和支持 下,按照岗位职责和工作目标, 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探索有效的监督手段和方法, 有效地遏 制了法官及其它工作人员违法、 违纪、 违规行为的发生。 为了提

高廉政监察员的工作积极性, 各地法院从廉政监察员走上工作岗位起, 都想方设法给予廉政监察员以物质保障, 同时明确 其职责, 严格按考核办法进行考核, 充分发挥廉政监察员的监察作用, 促进了反腐倡廉建设 的健康发展,为法院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教育防范。 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开展经常性的廉政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将上级有关反腐倡廉的要求及时传达到的每一位法官及其它工作人员, 使全体干警能正确树 立廉洁从政意识, 掌握廉政规定和相关要求, 自觉执行有关规定。 同时及时掌握全体干警的 思想状况和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苗头, 分析原因, 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工作, 防患于未 然。

(二监督制约。 实行廉政监察员制度,注重从机制和源头上开展预防和治理腐败,切 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等工作, 形成了执法有依据、 操作有程序、 过程有监控、责 任有追究的监督制约机制, 确保了法院审判、 执行工作的健康有效运转。 廉政监察员在各项 工作中, 认真履行职责, 积极采取措施, 确保了党风廉政规定和监督制度在单位的贯彻落实, 为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保障和监督制约作用。

(三 信息反馈。 配置廉政监察员,为纪检监察部门与一线部门提供了信息反馈的渠 道, 解决了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 廉政监察员按照其职责, 直接向纪检监察部门定期或不定 期汇报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事项, 加强了纪检监察机关与一线部门的联系, 使纪检监察 机关能更及时、 全面地了解一线干警的思想动态, 掌握一线干警在公正司法、廉洁自律、行 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增添措施,有的放矢。

二、如何在法院工作中发挥廉政监督员的作用 (一多管齐下,提升廉政监察员的业务素质

该院按照政治思想过硬、作风纪律优良、审判业务精通的标准,选任了 5名业务骨干作为廉政监察员。 为使廉政监察员熟悉工作流程, 尽快转变角色, 尽 早融入

新的工作岗位, 院纪检监察部门对全体廉政监察员进行了岗位培训。 系统 组织学习上级法院和本院 《廉政监察员实施办法》 及 《纪检监察党风廉政工作探

索与实践》、 《党纪政纪法规政策汇编》等相关书籍,明确了工作重点和目标要 求。同时,不定期召开廉政监察员例会,组织廉政监察员交流工作经验,探讨解 决问题的方法, 增强自身在部门内监督的有效性。 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交流, 廉 政监察员的业务素质得到了明显提升, 为切实履行职责、 扎实开展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

(二勇于创新,发挥廉政监察员的纽带作用

按照市纪委《关于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标准化工程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部署 要求, 该院创新工作思路, 充分利用廉政监察员处在各庭室中的纽带作用, 广泛 宣传,切实查找所在部门的廉政风险,真正发挥了“廉政监督哨”的职能作用。 将纪检监察的触角延伸到审判执行工作之中, 使得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工作始终与 审判执行工作如影随形, 实现了法院纪检监察与审判执行工作的对接, 确保审判 权和执行权依法规范运行,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办案一线存在的不规范、不公正、 不廉洁等问题。

(三内外互动,净化重点领域的司法环境

在充分发挥廉政监察员内部监督功能的同时,该院结合县委政法委执法检 查等相关活动, 邀请县委政法委相关部门出席廉政监察员例会, 对执法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进行现场通报, 现场交换意见, 现场评议。 使各廉政监察员从新的角度 了解到自己所在部门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明确整改方向, 加大整改力 度, 使廉政监察员成为上情下达的“直通车”, 反腐倡廉的“监督哨”, 了解法 官的“显微镜”, 法院发展的“助推器”。 内外监督的有效结合与互动, 使得审 判与执行工作运行中存在的漏洞和廉政风险点能够及时被发现, 形成了更加有效 的震慑和制约机制。

在下阶段工作中,该院将不断开拓创新,更好的落实上级法院有关廉政监 察员制度的各项举措, 加强民情民意的沟通, 全面推进廉政监察员工作, 真正发 挥廉政监察员的监督作用, 推动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建立起 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

第五篇：试论传统文化在法院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庄辛晓 徐欣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院文化要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深沃土之中，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动地加以继承、改造和发扬，赋予其符合现代中国国情和现代法律精神的新的意义，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司法体制改革服务。

论文关键词 法院文化 传统文化 核心价值观

法院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院文化对法院工作起着根本性、基础性和长期性的推进作用。在法院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方面，是部分与全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一、法院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及基本内涵

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和国家根据新形势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法院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院文化对法院工作起着根本性、基础性和长期性的推进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越来越多的问题都需要司法渠道的解决，同时人民群众对于法院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和要求也越来越高，但仅靠制度约束和司法技巧并不能完全满足民众期待，实现司法的社会价值。法官是一个需要创造性思维的特殊职业群体，其专业能力固然重要，但其精神理念却对个案审判起着决定性作用，个案的公平最终汇聚成了司法的公平正义，而对法官价值取向起主要作用的内因，则来源于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理论的宏大深刻也必须以日常的现象和事物作为附着。法院文化有三个成递进关系又相辅相成的层次，第一层次是物质要素，是人们通过法院的整体环境、法院建筑装饰、以及法院工作人员服饰仪表等直接感知的，因而是法院文化的基础;第二层次是行为要素，是法院文化本质外张的具体表现，是法官及其辅助人员的精神价值在行为上的反应，包括裁判行为、生活社交等制度规范指向的内容和折射。第三层次是精神要素，即法院在审判、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法院特色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法院文化的本质。可以这样说，法院的庄严与神圣不在于大楼，而在于高品质的法官和法院工作者群体，在于赋予法院设施、制度规范等外在事物以内涵、精神。

二、当前法院文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一是法院文化建设参与的深度、广度和持续度不足，与当前形势和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明显不相符。有的法院只注重专门性文化建设部门的职能，而不重视法院文化的整体性质，缺乏主动搞好文化建设的思维，文化舞台总是那几个人，参与面不宽。另外针对法院中的聘用制工作人员参与文化建设的关注度不够，应当认识到这些人员担任的工作很多都需要直接面向当事人，对社会公众对于法院的主观认识、法院形象和法院文化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法院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没有他们的参与就无法演奏出和谐的法院之音。

要重视法院文化的集体沉淀，应重点考量这些积累对法官和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影响有多大，能起到多大的正面作用。

二是法院文化建设形式单一，忽视文化的精神要素本质。一些法院简单地将文化建设等同于红色旅游、书画展、摄影展、有奖征文、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形式单一僵化。凡提到法院文化建设成果就罗列信息宣传工作上了多少稿件，组织了多少文化活动，成立了多少文化协会，建设了多少文化长廊等物化的东西，而对这些物质要素掩盖下作为本质要素的精神价值却很少研究。一些法院领导将文化建设看作是其政绩的“放大器”， 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文化的人格构成，不注重通过文化建设培育作为法院文化主体的法官的“集体人格”，过于追求形式化的东西和短期效应，或者说是没有将法院文化形象化的东西凝聚汇集成精神要素，形成推动法院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是法院文化建设缺乏向公共空间的辐射，文化活动仅限于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法院对没有打过官司的人来说是陌生和神秘的，他们对法院和法官形象的认知是通过感受到法院文化开始。中国人以诉讼为耻，认为“家中没病人、外面没官司”是中国人的理想境界，进而对法院、医院避而远之，对法院不一定有正确的感官认识。 法院文化建设不能局限于法院的“一亩三分地”，要积极主动地将法院文化建设投放到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中，不能只顾闭门造车，还要放眼法院“窗外”的社会公共空间，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践行为民司法的宗旨，贴近民生了解民意，通过法院文化建设搞好法制宣传，让社会了解法院，注意对社会公众的行为引导，用法制的力量重建社会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

法院文化建设作为一项气势恢宏、持续繁复的系统性工程，不能抱有一蹴而就的心理。应当认识到，虽然全国各地法院的文化建设不断掀起热潮，但我们的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依靠实践和理论进一步加以丰富和完善，促进法院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

三、建设新时期的法院文化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先进的法院文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导向，着重塑造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来确保法院文化建设的思路、方向正确，保障法院文化建设深入人心、成果丰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基因。 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院文化要符合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求，又要扎根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并发扬其精华，只有这样法院文化的精神价值才能成为法院工作人员潜意识的价值导向，才能真正形成公正、廉洁、为民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同样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土壤，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不是简单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直接延续，而是建立在在批判地吸收、扬弃的基础上。

可见中国的法院文化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时时处处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院文化就必须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深沃土之中，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动地加以继承、改造和发扬，赋予其符合现代中国国情和现代法律精神的新的意义，从而更好地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司法体制改革服务。

四、充分发挥法官在法院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培养法官的传统文化素质

“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精神”，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最活跃的因子，法官队伍的状况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决定因素。 法院文化的形成与法官队伍建设是一个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过程，建设先进的法院文化必然要突出法官的主体性地位。只有先进的群体才能产生先进的文化，在法院文化的建设中要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这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传统文化浸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官文化素养的高低与司法能力密切联系，法官文化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法官熟练裁判案件的技巧以及实现裁判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法院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大力倡导学习文化经典著作，能够将公正、廉洁、为民思想成为法官内心崇尚的理念，并最终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司法行动。

提倡法官的礼仪之道，文明司法，遵守司法礼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涵义非常广泛，它是封建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规范、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家庭秩序的纽带以及人与人交往的准则，从精神层面到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规范、仪式、礼节都有涵盖。 尽管礼法文化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的宗法伦理与等级制度，体现的是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家族、国家的关系图式，但其主导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经过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割裂之后，在当今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包括法院之中，对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司法礼仪是法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院文化的外化、直观和感觉形象，它不仅作用于法官自身，而且对于社会公众有着无以替代的感知、影响和接纳作用。 在庭审过程中，法官某一些不恰当的语言、动作甚至一些细微的表情，都有可能使当事人感到不被尊重或者法官有意偏袒对方当事人，从而产生不良情绪甚至会将不满情绪发泄到法官、法院，影响矛盾化解工作，影响和谐稳定的大局。因此在法院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大力提倡礼仪之道，不能只注重注重办案的程序，更要注重司法礼仪的外在形式和表现细节，重视司法礼仪及其效果的研究和实现。法官在生活和工作中都要严格依照法院司法礼仪来要求自己，注重职业礼仪约束，仪表庄重、举止大方、态度公允、用语文明，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风范，维护法官的良好形象，避免公众对法官公正执法和清正廉洁产生质疑，避免对审判机关的公信力产生不良影响。

提倡法官的君子之道，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法官作为个人来讲追求一种更高品质的生活是无可厚非的，提高法官待遇也是预防司法腐败、提升法官职业荣誉感和职业道德感的重要手段，这是符合人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法官作为法律运行的领航者、法律正义的完善者，应当做到德才兼备、品格崇高，绝对不能让公众看成是君子的对立面——小人。法院文化应找到与中国优秀文化结合的切合点，把法官的政治之梦凝结成君子之梦、人格之梦，树立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恪守君子之道自觉做到慎用权力，决不能谋取私利，司法为民自觉做到戒除贪欲，在各种考验和诱惑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谨慎交往自觉做到君子之交，不搞江湖义气，不交狐朋狗友。时时刻刻绷紧廉政这根弦，筑牢反腐倡廉的坚固防线。

总之，法院文化是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院中的具体体现，同时，法院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司法核心价值观是通过法官一言一行体现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法官价值观中的印记，传统文化对法官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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