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戏剧活动中的

论戏剧活动中的（精选6篇）

篇1：论戏剧活动中的

论戏剧活动中的“物造型”

摘要：在戏剧创演活动中，演员的表演艺术环节，是以演员富于生命表现力的身体为材料的“人造型”环节，那么于此相对，那些借助各种物质材料为媒介的舞台造型因素，如舞美造型、灯光造型、服装造型、化妆造型、道具造型之类，我就将其统称为舞台的“物造型”艺术。

关键词：舞台艺术

舞台空间

烘托

1.1物造型在戏剧活动中的位置。主要出演使用目的而产生和存在，也有一定的“形象”造型目的。古希腊演员戴面具，穿长袍，这样，不但因为“变”角色的一种简便办法，还是演员可以扮多个角色的办法。在中国的早期戏剧中，也有面具，如戏剧史几乎都要提到得《兰陵王》还有现存典型的古代戏剧化石的戏，都有面具。中国戏剧的面具勾脸、高底靴、化妆的浓妆艳抹与打击乐的震耳欲聋、逼尖了嗓子的唱与念都是相协调的，戏场子演出要适于观众的听觉与视觉的需要密切相关。

1.2舞台美术在戏剧创演活动中，不是附庸于表演艺术的因素，而是根据自己的特殊手段造型、创造成为戏剧行动中的一个“无言的角色”。戈登克雷提出舞台“物造型”是舞美艺术家阅读剧本、烂熟于心之后，结成的“心像”在舞台上的展现。因此他反对摹仿和抄袭自然，他认为的舞台“物造型”不是肉眼看惯了的世俗事物，而是剧本形象在舞台艺术思想、情感中聚合成的一种意象的物质造型。这种造型要能够暗示剧情、渲染氛围、帮助塑造性格和激发诗意的想象。

1.3舞台“物造型”只是一种戏剧艺术创造的辅助手段，它必须以演员的“人造型”活动为聚合核心而成为戏剧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对于戏剧情节的意义来说，它只是附着于演员的表演并与之协调起来，才有意义。没有表演，“物造型”的意义只是其自身的存在的意义，这时没有戏剧了。中国戏曲不反对用舞台“物造型”手段来帮助表演，偶尔一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亦能大增其彩。

2.1舞台空间的美术造型。在古希腊、罗马的背景回音壁以后，在中世纪漫长的宗教剧、神秘剧、奇迹剧发展过程中，舞台空间的美术造型长足地发展了。背景墙有时就变作了上绘图案的屏风式建筑。搭建的舞台布景和用一些装置造成的机关设施，就是所谓的“建筑布景”和“机关布景”。“机关布景”在中国戏曲的鬼戏、武戏和神仙戏中也常常出现，到中国20世纪初的上海戏曲舞台，便将这种“机关布景”发展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机关布景”给观众带来的心理刺激、感官愉悦以及剧情表现的方便。

2.2中世纪以后，从文艺复兴的17世纪到19世纪中，由于光学、绘画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戏剧进入了室内，1618年意大利建起了世界上最早的“镜框台口”的法尔纳斯剧场。这时，以镜框舞台给观众的视觉效果为基础的“透视背景”和“侧片体系”布景出现了。两者统一在“透视效果”的原则下，利用一道道侧片绘景与背景焦点的协调，来创造一种壮阔深远的景物以与戏剧表演环境交相适应。庄严的宫廷、宏阔的广场、深邃的柱廊、幽森的森林等等，建筑布景难于或不能变现的，在透视布景的侧片体系这里能够表现了。这种布景以绘画为特点，所以称为“绘画布景”。

2.3舞台的空间造型在漫长的发展史中，从实用走向多功能，从舞台空间的框定到戏剧活动空间的框定，从提示性地、再现性地说明剧情时、空环境，到变现性地创造一个直喻的、揭示性的感染性的戏剧空间造型设计。

2.4舞台空间造型在戏剧创演活动中有着：框定表演空间，为演员表演活动提供物理性定位；提示剧情环境，给演员表演提供时间、空间的视觉形象；暗示人物的家庭教养、经济状况乃至人物性格。

3.1舞台空间的灯光造型。为戏剧活动照明，满足观、演交流的必须条件。演出时的灯光运用，大概最初是为了照明以便演出活动能在夜晚进行，观、演双方能够彼此相视和交流。在远古，狩猎归来，女人们忙着烤肉，孩子们在篝火旁人缝中跑来跑去，繁星下，树林中，崇拜火的初民，在脸上涂上红泥，手拿火把，就举行仪式，跳起了兴之所至的舞蹈。这就是在有戏剧因素的活动中最初的灯光使用。

3.2为戏剧情节时间、空间服务。舞台灯光可以是为剧情时间的自然推移，从早到晚，或从晚到晨，由暮入夜都可以，出月亮，出朝阳，或出繁星，或出朝阳曙光，可以视剧情需要而随心所欲地变化。

3.3为戏剧情节提供环境性的景物。天阴天晴，晨曦暮霭，都市高楼，乡村原野，都可以用景灯来处理，在天幕上打出幻影来。

3.4切割演员的表演区和戏剧空间。比如《雨夜》里，前红军女战士的老大娘在讲述与回忆的时候，灯光是将舞台一分为二的，一部分表演区是回忆场面的表演，另一半是表演区是剧场现在时的表演，这就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两个场面中的表演组织在一起了。

3.5配合剧情情调，渲染、烘托人物情绪。这方面可以用彩片灯控制的彩色变化来与舞台情绪相配合，神秘恐怖气氛。

3.6开辟一扇戏剧创演者的主观意念之窗。在一定速度控制下的跑片灯在天幕的长条形中叠印出一片和平、宁静的景象。

3.7造成特殊的艺术形象视觉效果。突出人物体态的美感，遮去前台部分的光，只从天幕打出光源，造成人物剪影，酿造诗画情境。如《死水微澜》中在教堂门口的三爷、吃洋教的女人沐浴在光里的剪影，从顶部斜照下来，配以教堂钟声，造成一个富于宗教情调的环境。

4.1舞台空间的服装造型。舞台服装，从19世纪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洗礼后，对服装必须符合生活与人物、时代的“真实原则”的要求，就成为戏剧活动中的普遍常识了。人物服装，要与剧情变现的时代、环境、种族、人物社会地位甚至人物经历、性格相吻合。服装造型使人物形象具有戏剧的视觉美感，标明人物的身份、地位。好的服装造型在具备上述特点以外，还能够点明人物性格和情感类型。

5.1舞台人物的化妆造型。舞台人物通常是演员穿上一定的服装，带上面具或进行面部化妆后扮演一定情节中的角色而产生的。舞台人物的化妆，一般分为普通化妆和特殊造型化妆。

6.1舞台的小道具运用，也是戏剧创演中帮助人物性格塑造的促进情节发展的通常手段。如《雷雨》中周家客厅摆着的梅侍萍的照片，一方面是让鲁妈“发现”周、鲁两家恩恩怨怨、不明不白的纠葛，另一方面也为了揭示周朴园性格的两面性。

7.1戏剧活动中的“物造型”是整场戏剧的一部分，烘托作用。

篇2：论戏剧活动中的

内容摘要:“在场”是戏剧的本质特征并和戏剧史上各种潮流变迁息息相关。现代主义的戏剧传统推崇文本的叙事建构,贬抑戏剧性和舞台形象。“在场”被界定为通过模拟的手段将不在场的“现实”展现出来,使观众仿佛置身于事件发生的现场。20世纪60年代,受阿尔托思想的影响,戏剧重新张扬演员的身体及视听意象,尝试自发性表演以及观众和戏剧之间随机互动。“在场”成为演员在戏剧当下自发地呈现内心精神以及戏剧和观众在不断变化的空间和无预先设定的条件下真实地、共同地创造一种不可重复的戏剧经验。然而,德里达和鲍德里亚关于“延异”和“拟像”的理论否定了纯粹的自发性和即时性,任何“在场”都无法逃脱“再现”的命运。进入后现代之后的当代戏剧将严肃议题、传统的结构、后现代元素和先锋戏剧的舞台能量混合制成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戏剧糅合这种形式的“在场”并在呈现在场的同时,又揭示在场的幻觉。

关键词:在场 再现 残酷戏剧 解构

“在场”(presence)是20世纪文学艺术领域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它一直和戏剧紧密相连,并和“即时性”(immediacy)、“自发性”(spontaneity)、“现场感”(liveness)、“本真”(au-thenticity)、“偶发性”(contingency)和“亲密性”(intimacy)等相互重合的概念一道成为描述戏剧最根本特质的词汇。

在场是一个集合性的、相互交叉或冲突、并不断演变的概念。当人们谈及戏剧的“在场”时,他们可能在谈论不同时期戏剧的不同层面。一种解释是将“在场”等同于“即时性”。在戏剧的语境下,“即时性”意味着观众和舞台上的戏剧经验同步并行。美国剧作家桑顿,怀尔德曾指出“戏剧永远展现的是当下”(qtd.in Power 4)。柯斯丁,斯切梅特(KerstinSchmidt)在《转换的戏剧:美国戏剧中的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指出:…在场’和戏剧密切相关,因为戏剧表演在本质上来讲是此时此刻发生在某一群体的观众面前的一种原创性艺术行为”(66)。瓦尔特·本雅明在描述“光晕”的概念时,强调机械复制的作品所缺乏的是其原作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在场”。他解释说:“也就是唯一存在于原本存在的地方”(Benia-min 220)。在这个意义上,在场接近“本真”和“独创性”(authenticity)。罗格·科普兰(Rog-er Copedand)则强调“在场”的空间意义和交流功能。他的“媒介的在场”一文将“在场”界定为“推进演员和观众之间交互作用的舞台演出的建筑和技术空间层面”(copedand 30)。

可以看出,这些对于“在场”的陈述各自切入的角度不同。即便是看似相同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阐述,其实也是不同的概念。在怀尔德的观念中,戏剧的“现时感”更多地指向观众与戏剧故事铺展的虚拟时空所产生的契合。而斯切梅特的“在场”则发生在“第四面墙”之外,意指观众由于剧场、舞台背景及道具等物质存在以及演员的声音、动作而生发的“现时感”。这两种“现时感”在同一部戏剧中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也就是说观众对于剧场的真实时空的认同会削弱戏剧幻觉和文本的“即时性”。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在场”?在整个西方戏剧理论和实践当中,“在场”的观念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回到戏剧的最基本的命题之一——“在场”的观念和戏剧史上各种潮流变迁的根源在于戏剧传统对于“真实”(real)与“非真实”(unreal)、“戏剧文本”(drama)和“戏剧舞台”(theater)的区分以及二者此消彼长的冲突和角力的过程。

一、“在场”与西方主流戏剧传统

戏剧(drama)和舞台(theater)对立的观念始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当中,亚里士多德规定了悲剧的六种因素,其中,情节、性格、思想、语言都属于戏剧的内在本质属性,而舞台形象(spectacle)和歌曲是外在和表面的属性,是次要因素。他认为,“情节的建构应该是这样的:即便没有亲眼看见,(读者)也仿佛能听到令人恐惧的事件并对发生的一切感到痛惜”(Aristotle 13)。亚里士多德的这种VA“模拟”为主旨,以戏剧文本为重心的思想借着19世纪末期兴起的现代主义尤其是自然主义文化大潮走向了极致,从而形成了贯彻这些理念的镜框式舞台和“幻觉剧场”(illusional drama)。在这样的语境下,“在场”的含义也被界定为通过模拟的手段将不在场的“现实”真实地展现出来,使观众仿佛置身于发生事件的现场。这就是说,戏剧的“在场”是通过“模拟”的两方面作用来实现的:演员是发之于心而形之于外的整体性模仿,观众则是内模拟,他们身在观众席上,心灵中却重演着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产生各种情感上的反应。考麦克·鲍尔(cormac Power)将这种在场命名为“虚构的在场”(6cfional presence)(Power 15)。这种“在场”发生在“再现”的整体框架之内。

篇3：论戏剧剧场中的观演关系

关键词：观众,观演关系,场效应,假定性

一、中西方戏剧中的观演关系

戏剧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为:1. 作为演员的扮演者;2. 作为观众的观看者;3. 一定长度的行动;4. 观演契约的假定性。戏剧演出的唯一对象是观众,观众对戏剧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没有观众的竞技比赛,仍可以分出胜负达到比赛的目的。而没有观众的戏剧演出,便失去了演出的意义。

波兰导演格洛托夫斯基在自己的“实验剧团”里进行一系列的戏剧实验,比如:《忠诚的王子》就去掉了角色华丽的服装,男性角色赤裸上身,用布包裹自己的下体,赤脚。舞台中央只有一个四方形的高台,去掉复杂的道具,删减掉可替代的音效,将舞台中的物造型尽可能的简单化,演员通过表情、肢体、肌肉等进行表演,目的是为了凸显戏剧中最本质的东西,格洛托夫称这种创作为“贫困戏剧”。不论是斯坦尼撕拉夫斯基还是梅耶荷德等戏剧创作者在导演手法上运用的都是加法制,而他在创作手法上运用减法。减去了舞台上可代替的诸多元素,但是其中唯一不变的是观众。他在书中写道:“逐渐去掉证明是多余的东西之后,我们发现,没有化妆,没有戏装,没有绘制舞台布景的透视法,没有一块独立的表演区(舞台),没有灯光和音响效果等等,戏剧是能够存在的。”1格洛托夫斯基在创作剧目时,十分重视观演关系。他认为的戏剧观演关系并不是观众走进剧场去看一出戏,而是观众参与了演出。在《浮士德》中观众就是他请来的客人、在《忠诚的王子中》中观众就是事件的旁观者。演出的目的是为了观众的欣赏,但表演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取悦观众。

而中国戏曲的观演关系是一种固有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台上表演与台下的观众几百年来相互之间的一种默契。

在戏曲演出过程中“叫好”叫得是否恰到好处,可以评判你是否是一个“懂行”的戏迷。演员在舞台上完成一段慷慨激昂的演唱时,在进行武打动作时,在胡琴演奏高难度“过门”时,观众总是能够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声喊道“好”。观众在“叫好”结束后,会得到一种强烈的快感,而演员会得到一种强大的满足感。

二、“场效应”——观众与演剧共同营造的剧场气氛

“场效应”是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出与舞台下的观众在观看演出时产生的共鸣,也可以理解为演出时的“剧场气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和观众各自创造诗人在自己的作品所提示的那种情绪,演员是在舞台上创造这种情绪,而观众则在剧场的另一半创造者。……两股来自舞台和观众厅的对立电流会发出活生生的交流的火花,从而立即是成千观众的心同时燃烧起来。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和这样的创作下,才能从舞台上传达那难以表达的东西,亦即无意识的东西,这种东西构成了优秀的新旧作品本质……”2“场效应”的好与坏影响着观、演双方的心理。

“场效应”所制造出来的演剧气氛绝不是个人,一定是一个集体。“‘场效应’是在一个群体中发生的‘情绪传染’效应”3这个群体是观众与观众之间、演员与观众之间、演员与演员之间在剧场中产生的强大戏剧气场。为什么戏剧观众必须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社会心理学的先驱者古斯塔夫·列·邦曾提道,“一个人群的集合体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个集体的那些单个人。集体在一个集体中的所有的人,他们的情绪和思想都是一致的,并朝着同一个方向,而他们的个人意识消失了。……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使他们的感觉、思想和行动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这和每一个单个人处于孤立状态时他们的感觉、思想和行动截然不同’。”4也就是说,“场效应”的气场的强大与否不在于观众人数的多少,但一定是一个群体的现象。

三、观演关系的假定性

“如果说,‘假定性’是戏剧活动的‘游戏规则’,‘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是‘游戏内容’,那么,演员与观众就是‘游戏’的‘合作者’了。剧场效应的共同创造者。”5

戏剧演出一定是观、演关系的构成。而戏剧本身就是一个“假”的构成。戏剧舞台与我们现实的生活相比,人物的关系是假的,人物的语言是假的,舞台的空间是假定的,舞台的物造型是假的,舞台的音响效果是假的甚至舞台上发生的故事也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走进剧场观看演出时却会被戏剧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带到他们假定的时空中去呢?这即是观众与艺术家们的契约。在艺术家们创作的戏剧作品中,包含着艺术家们无穷的想象,人物、舞台道具等一切所谓“假”的东西,放到戏剧之中,就产生了这种符合生活逻辑的“假”,这样的“假”也就成为“真”(下接第34页)的了。

戏剧舞台能够展现出浩瀚宇宙中所有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作为戏剧演出的观众来说,他们在观看演出时比创作者的想象力还要丰富。通过观看戏剧,观众会想象自己就是剧种的某位角色或是想象如果我跟剧中的角色的命运一样该怎么办?“我们在想象中形成了许多形象,或者说产生了许多想象的杰出,激起我们的欢乐、笑声、愤怒、悲哀或者疼痛。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我们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座位。”6这是威尔逊对于观众的想象给予的看法。除了情感上想象以外,在演员的肢体动作、空间变换上,观众也会有自己的联想。中国的戏曲在舞台布景上有着“大景虚、小景实”的说法,在《贵妃醉酒》中酒醉的杨玉环在百花厅中展现种种醉态,表演看花、闻花;轻倚围栏看水池中金色鲤鱼;《拾玉镯》中孙玉娇在家门口做针线活,无实物地表演从书中拿出一根线、把线搓成双股、穿针引线等情节。像这样“做工”较多的戏,即使是从来没走进过剧场看戏的观众也能看懂演员的表演。因为他们的无实物的动作是生活化的,是能够给人一种生活状态联想的。

四、结语

篇4：论戏剧活动中的

关键词：儿童教育；戏剧活动；游戏性；审美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11-0104-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闽台儿童戏剧教育比较研究”（编号：GLA102047）的科研成果。

目前，我国幼儿园及小学阶段（即儿童教育阶段）的教师对儿童教育戏剧活动的理解及实施，主要直接地表现在各级各类课程中的“角色游戏”、“情景模拟游戏”、“故事表演”、“童话剧、课本剧表演”、“绘本表演游戏”、“经典改编表演游戏”等形式中。[1]本文通过课题组对台湾地区戏剧教育活动的对比研究，就其中的游戏性审美特质问题提出专门的思考和论述。

一、戏剧——游戏

经过对福建幼儿园及小学戏剧教育活动的调查发现，许多教师认为刚开始时教育戏剧活动能够活跃课堂气氛，但不久之后渐渐放弃了，并把原因归咎于“戏剧表演游戏太小儿科了”，而实际上是存在限制儿童发挥创意及寻求自我的空间等问题而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的情况。这个问题在台湾的学制内戏剧教育活动已经得以解决，其根本原因正是台湾教育界重视戏剧教育活动的游戏性审美特质。

戏剧之所以能够作为教学媒介，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媒介可以让儿童以某种角色的身份进入到想象的世界中，通过体验、思考、行动，切身地达成某种感受的体会或对问题的解决，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但如果仅仅把戏剧作为教与学的手段或媒介，而忽视了儿童教育戏剧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取向：戏剧本身是一种艺术，游戏是儿童戏剧教学本身的存在方式，也就仅停留在渗透式戏剧教育的初级层面就止步不前，儿童教育戏剧活动研究需要在游戏性审美理论上作出回应。教师如果能因此在各种课程中让儿童真正体会戏剧的魅力，充分关注儿童教育戏剧活动的参与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游戏兴趣和探索欲望，并且能够和戏剧家一样，遵循规律设计安排和掌控课程而不至于使学生对儿童教育戏剧活动失去兴趣，那么最终一定能够使学生发现自身对于戏剧语言与生俱来的喜好与发展的需求，使学生渐渐乐于并善于用戏剧思维进行戏剧语言（符号）的表达、思考和认识，才能真正实现由师生共同建构的指向人文精神的审美教育。

二、游戏——自由

无数的实践证实，在儿童教育戏剧活动过程中“游戏”与“戏剧艺术”无法切割，游戏性是儿童教育戏剧活动过程的本质。纵观审美理论领域，“游戏”是西方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在古希腊就有“艺术和游戏类似”的说法。康德认为美的产生来自知性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游戏便是成为一种先验的主体能力活动，同样肯定了游戏性的重要价值。而对艺术理论不熟悉的教师却往往贬低戏剧游戏的艺术价值。席勒同样把“游戏”理解为艺术存在的本质，提出“游戏冲动”最终完成人性升华，进入纯粹审美的艺术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与席勒的“游戏”都是指主体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状态，是主体的游戏。[2]

这正是关键，在部分教师的课堂上，为了达到所谓的教学目标而把剧本费心费力地写得一丝不苟，然后让学生一板一眼地模仿，学生仿佛机器人般复制，并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自由状态，怎么能够触碰到美学感受呢？借鉴了台湾小学的戏剧教育活动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教师在音乐课中引导孩子根据音乐的情节进行编创表演。教师不担心游戏对课堂效果的冲击，反而通过戏剧冲突元素“羊仔囝与小牧童、小牧童遇上老叔公、羊仔囝遇上狗、小牧童追羊仔囝”引导孩子们体会戏剧的节奏和情感强度的变化，以及参与游戏而习得的同理心，充分发挥对追赶游戏的理解力，他们自由地选择角色、自由地演绎角色遇到冲突后的表现，创造出很多人物之间诙谐幽默的动作配合教学内容，并把握了台位、路线、舞台空间的设计，达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审美是儿童游戏过程中的必经行为和必然效果。人的审美需要指的是人发现美、追求美的心理，满足审美需要是儿童精神活动的重要方面，当主体的精神处于自由状态时，从生命的角度考虑，这能够获得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从而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即自由的状态，实现人性的完满。

三、游戏——观赏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认为游戏的存在方式是自我表现，游戏是游戏者和观赏者的整体，游戏的意义通过观赏者实现。[3]因此，游戏性审美特质的实现有很多方法和技巧，本文无法一一穷尽，在此仅强调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当好观赏者。游戏是最自由的生命的实践形式，它使人扮演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角色，是对未来的“预先占有”，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超越。儿童教育戏剧活动审美具有动态性表现。教师已经有了比较固定的模式和设计，看似优美规范，实则千篇一律，违背了游戏审美的特质。例如，在小学阶段，语文教师喜欢运用“分角色朗读”的教育戏剧活动方式来演绎课文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和情感碰撞。希望学生能够体会分角色朗读过程中的情感强度，但没有意识到这个游戏过程需要活动安排者在审美空间上与观众分离，需要“演员”有意识地在审美空间中将自己分成为自我与非自我，真正地理解自己向观众所呈现的内容，而一味地要求个体在表演中所呈现的结果与教师心中的预期吻合，最后的结果就是“演员们”的兴致消退，而且这个经验也会导致学生今后无法再投入到儿童教育戏剧活动中。又如，在某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木笛》的教学中，教师希望学生在课堂上体会朱丹悲凉凄切的心情，但却没有创造由参与者探索的戏剧情境，以及引导他们寻找这一情境的形成过程。一般情况下，儿童都会自然而然地从游戏中找到乐趣，部分儿童在这个过程中露出笑容的时候，教师就会严肃地批评他们，因为与教师希望的氛围不一致，学生只好尴尬地收起笑容，导致戏剧教育活动效果不佳。

游戏带来的绝不是肤浅的感性或理性愉悦，而是一种超越的情怀与审美的态度。在游戏的状态中，人的本质才能不断显现出来，人的创造潜能也能不断地被激发。因此，同样的角色可以有不同的诠释，这往往反映的是游戏者的游戏与审美需求。在进行儿童教育戏剧活动中，教师将自己放在观赏者而非绝对评价者的位置，才有可能充分地让儿童在游戏中表达自己对美的理解。因为它的游戏性审美特质，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民主意识，建立平等的“游戏”关系，创造和谐的审美环境，留给学生思考空间，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质疑、解疑。以质疑为突破口，随时捕捉“智慧的火花”与“灵感”，为他们提供火花迸发的机会。学生意见与教师相左时，教师不能过早评判、过多限制，应允许不同意见互相补充，使每个学生充分享受游戏，充分享受教育戏剧活动，因为这里包含着人类艺术的精华。同时，教师应创设戏剧环境，给予适当的戏剧指导和宽松的戏剧评价，使最终的游戏效果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张金梅.论儿童戏剧教育的组织形式[J].幼儿教育，2001，（1）.

[2]周文杰.游戏：审美实践的本真形态[J].学习与探索，2011，（09）.

[3]白雪.伽达默尔游戏观及其美学思想[J].齐鲁学刊，2007，（09）.

篇5：论自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作用

内容提要：莎士比亚在人与自然间建立起一种“通感”关系。早期喜剧用丰饶和具有生命力的绿色世界表达人类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理想。这种“人化的自然”是作者预先设定的美好生活理想，是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而存在的。中期悲剧或将自然世界的荒原与人的道德荒原联系在一起，或用自然的狂风暴雨映衬人类社会的混乱状态。荒原世界不是人类生活企图效仿的世界，但人可以从荒原世界中观照自我。与早期喜剧中的自然不同的是，传奇剧中的自然，是“自然的人化”，渗透着人的主体性力量，而人的精神理性也因自然而得到提升。

篇6：论老舍戏剧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老舍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巨人、唯一的话剧“人民艺术家”，无疑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语言运用的别具风格，形成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他的戏剧结构设计的别具匠心，打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他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创作意识是分不开的，这也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笔者试从几个方面讨论老舍戏剧创作的艺术特色：产生独特戏剧艺术特色的成因和对《茶馆》和《龙须沟》等作品的分析，从戏剧冲突、结构、人物和语言等方面阐述老舍戏剧独特的艺术特色.关键词: 老舍、戏剧创作、艺术特色、戏剧冲突、朴素自然、结构、语言幽默、民族性、今京味护话剧

老舍先生生于一八九九年，卒于一九六六年，北京满族正红旗人。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作为中国唯一的话剧“人民艺术家”，为中国现代话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许多话剧作品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中的经典。作者生活的年代为十九世纪末到文化大革命，创作期由1924年开始到1966年，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时期，而老舍更是经历了“五四”运动后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社会变革，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1946年到1949年在美国从事写作和演讲活动，所以老舍的作品是时代历练的结果，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结晶。他虽然在话剧创作的时间上晚于田汉、曹禺、夏衍，而且开始创作的多为抗战宣传剧，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如田、曹、夏三人，但他却后来居上，在社会体制大转型、意识形态一体化的20世纪50年代，创造出了《龙须沟》、《茶馆》等传世精品，开辟了中国话剧的新时代。

老舍对新时期以来的戏剧创作有着直接、集中、鲜明、突出的影响，它甚至形成了一个“茶馆派”。比如苏叔阳、李龙云和何冀平等人，在进行戏剧创作时都深受以《茶馆》为代表的老舍剧作的影响，表现出类似的文学见解、共同的美学追求和大致相同的文学风格，自觉地向老舍先生学习。也就是说，与《茶馆》等老舍剧作一样，他们的创作也以北京中下层市民为主要描写对象，塑造人物群体的时候充分使用了现实主义描写手法，使得每个主体形象都十分鲜活，通过描写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生活上的变迁，进而反映社会的变迁，表现出深沉的民族情感与历史意识。《茶馆》等老舍著名剧作对新时期以来我国戏剧创作的深远影响，是以往任何作品所难十比拟的。“如果说老舍抗战期间的剧作中所表现出的京味特色还没有被人们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现象引起足够关注的话，五十年代老舍的话剧则以数量多，社会反响大而第一次在北京话剧舞台上刮起了‘老舍风’。老舍的京味话剧以它的高品位使京味话剧在发展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京味话剧也第一次有了公认的权威性的代表作家，京味话剧作为话剧的一种风格流派，从此令世人刮目相看。”作为唯一的话剧“人民艺术家”，老舍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贡献是巨大的。后来又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老舍戏剧创作的独特意识(一)动机明确

他的写作动机是被一种明确而具体的社会功利目的鼓动起来的。对此，老舍丝毫不掩遮，不回避:“我急于写出作品，并期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剧本这个形式适合我的要求。”这样的表现，把他的心急如焚的创作渴望和为了“劳动人民”看戏的创作动机，极其自然地熔铸在一起了。这个连接点就是“期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简言之，就是“立竿见影”和“教育”。由此确立了老舍的戏剧观乃至其艺术观的基本内核，这也决定了老舍戏剧的大众性，取材生活化，冲突自然性等戏剧特点。

（二）心急如焚

老舍在写于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表述:“十年来，我主要的是写剧本与杂文，没有写小说。为什么呢?首先是忙啊。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长的时间，我等不得，我急。”1这几句话，十分真实地袒露出他的创作心态，“我等不得，我急”，成为他创作驱动力的高度概括。在这样的驱动力的牵引之下，老舍从原本是轻车熟路的创作轨道上转移下来，果断地走上了另一条充满艰辛的创作路途。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显然，老舍的转向饱含着浓重的情感因素，然而由于这种情感因素来源于热爱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来源于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革命的赤诚之情，深厚之情，它又是植根于坚实的理性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转向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强烈的主动性，坚韧的持久性。老舍建国以后始于1950止于1966年的戏剧创作活动，不容置疑地证实了这一点。十六年间，他始终保持着“每七八个月生产一部”的写作速度，共计创作出二十三部戏剧作品。这确凿的数字，为老舍的“我等不得，我急”的创作心态，作了极富说服力的诠释。

1．老舍：《十年笔墨》

(三)满怀热情

老舍认为：即使对创作题材缺乏了解，但是只要有“热诚”，仍然可以进行创作。由此还可以再推进一步:素材的不足完全可以由“热诚”来弥补。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而《龙须沟》所取得的成绩给了老舍以莫大鼓舞，使他更坚信上面的结论，甚至把它归结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经验。正是他的这种热情理论，促使他的创作毅力练就了坚韧的耐性，文学创作必须借助于饱满的情感状态才得以进行和完成，这是无需多说的常识。所以，作家的“热诚”“热情”，不仅不可缺少，而且是难能可贵的。

(四)舞台意识

前面说到小说和戏剧是文学艺术的两个独立分支，因此具有不同的艺术特色。老舍的创作着重点既然从小说转换到戏剧上，那么，他就不能不对剧本与小说各自独具的艺术特征，以及在表现方式上的差异，进行探究和把握。这两种样式对于接受者来说，小说专供读者阅读;剧本自然也可供读者阅读，但是更主要的却是通过舞台演出供观众观赏。由于老舍专心致力于剧本创作就是立足于让劳动人民看戏这个基点上，所以，写作剧本时，“舞台”仿佛是一座精神殿堂，一直耸立在他的创作意识之中。

(五)广纳意见

老舍写剧本的起因，常常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创作欲望，而是被友人劝说或者引导以后，萌生出写作动机。老舍认为:“这个剧本的写成，的确具有民主精神，大家的意见都包括了进去。”所以，老舍宣称:“我的作品叫作‘民主剧本’。”“民主剧本”的称谓，显示了老舍是一位具有广泛的群众意识的剧作家。不过，群众意识的强化却导致了老舍主体意识的淡化。文学创作完全可以理解为

是饱含作家个性特征的、独特的艺术创造行为。“个性”和“独特”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具体外化。所以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只宜增强，不宜减弱。从这个角度来透析，“我的作品叫作‘民主剧本，”，可以看作是老舍主体意识淡化的一个鲜明的印记。此外，老舍作品的创作往往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紧密联系，并且受时局动荡所左右。

二、老舍戏剧独特艺术的体现

话剧《茶馆》、《龙须沟》两部作品的艺术成就最高，影响面也最广。下面试图通过对《茶馆》、《龙须沟》两部作品的分析、比较，论述老舍戏剧的艺术特点和魅力、举重若轻的戏剧冲突。

（一）举重若轻的戏剧冲突

戏剧是舞台表演艺术，剧本集中表现的是矛盾冲突，如果把一出戏比作一幢房子，那么戏剧冲突就是房子的脊梁，他是戏剧艺术的生命，作者正是通过舞台上的护矛盾冲突护，掀起观众的感情波澜，产生动人的艺术力量。传统的戏剧讲求开门见山式的揭示矛盾，紧凑发展矛盾并迅速推向高潮。例如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届原》，都是写一天中发生的故事，依赖严密的组织结构达到短时间内高度集中，产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激烈戏剧冲突。而老舍先生的作品却反其道而行，含蓄、内敛、毫不张扬，看不到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在话家常般的描述中，达到出神入画的戏剧效果。

1．自然流露的尖锐矛盾

老舍曾自言: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创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我这里所说的“打架”换个词就是“戏眼”。戏无眼而不立，戏有眼则灵通。这其实就是上文提到的“戏剧冲突”.老舍的作品含蓄、朴素，描写重大历史事件惜墨如金，展现人物冲突不着痕迹。这一点在《茶馆》第一慕中表现得相当精彩，也最能体现老舍戏剧的风格。

《茶馆》第一幕以戊戌变法(1898年)失败后的清末社会为背景，写年轻掌柜王利发经营的裕泰茶馆中，宾客满座，三教九流一应俱全，流氓忙着调解打架，乡妇卖自己的女儿，常四爷说了句“大清国耍完”，被清政府的暗探抓了起来。坐在角落的马五爷轻轻一声“二德子，你好威风啊”，就制止了地痞的撒野，原

来他是“信洋教、说洋话、吃洋饭的”。皮条客刘麻子在说媒拉纤，要农夫康六以十两银子把十五岁的女儿卖给四十岁的庞太监为妻。最后，大幕在下棋茶客一句:“将，你完了!”中落下。

曹禺在他为《茶馆》演出本所写的序中说:“我记得读到《茶馆》第一慕时，我的心即评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张庚：《茶馆漫谈》，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如此众多的人物，活灵活现，勾画出了戊戌变法后整个中国的形象这四十分钟的戏，也可以敷衍成几十万字的文章，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毫不费力地把厚重的时代托到观众面前。七十余人，上至宫中大太监，财大气粗实业家，下到普通百姓，城市贫民、地痞流氓、特务打手，各色人等在裕泰茶馆里演绎着他们的人生，表现着各自的性格，却又处处透着时代的风云。从马五爷一句话镇住二德子可看出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的强大。马五爷对常四爷的不屑，生动地表现了他其实并不是为了主持公道，而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仰仗洋人所获得的威风.《茶馆》第一幕中最精彩的一段也是全场最尖锐的一段矛盾冲突是“秦庞对阵”。庞太监代表的是封建皇权，秦仲义代表新兴的资本家。“谭嗣同问斩”是两人斗嘴的核心。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斩后封建顽固派洋洋得意，民族资本家表面屈从而内心不满。一个是慈禧派的人，一个是维新派的人，两人斗嘴话中有话，绵里藏针，从侧面写出百日维新从开始到失败的整个过程及最后结局庞太监一句“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语带杀机，而秦仲义的“我早就知道”轻轻拨掉了对方递来的千斤重负。短短几句对话，表面上秦仲义对庞太监毕恭毕敬，但正如庞太监所言“您比做官的还厉害呢”，刚刚兴起的民族资本家生气勃勃，骄傲自负，而封建皇权虽大权仍握，但己日暮西山。颇具讥讽性的是老舍将康六卖女儿作为表现后党“胜利”的情节。一个老太监买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做媳妇，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段情节更形象说明晚清政府的黑暗、残酷和愚不可及。

2．逼真再现生活，深刻的现实矛盾

老舍的又一部力作《龙须沟》为我们展现了北京一条臭水沟解放前后的巨变。全剧共分三幕。第一幕写解放前的龙须沟，小杂院里的四户人家生活凄惨赵老头孤苦无依，贫病交加，依靠邻里，挣扎度日;人力车夫丁四受兵痞的气，挣不到

钱，整天灌“猫尿”。程娘子靠摆烟摊养活“疯”丈夫，竟还耍遭流氓恶霸的欺侮。王大妈母女以焊镜子和做针线活勉强过活。到这里，作者为我们正面描写了龙须沟给民众生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赵老头年年夏天发疟子。每逢下雨，道路精湿烂滑，中摆摊子的摆不出去，卖力气的出不去尸，人们就得“瞪着眼挨饿”，而且“臭水往屋里跑，把什么东西都淹了”。丁四出外拉车，因为路滑经常“泡’在外面回不了家。程疯子说:”我这里，没毛病，臭沟熏得我不爱动”臭沟还”熏”跑了王大妈的大女儿，”熏”得丁四”工作不大起劲”，”熏”得二春整日想离开龙须沟，嫁到外面去。臭沟给人民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反动政府不仅不闻不问，还向龙须沟的居民征收”卫生捐”。第一幕的结尾是小妞子为了给小金鱼儿弄水草，让臭沟给淹死了。至此，人与中沟中尖锐的矛盾摆在观众面前，舞台上没有声泪俱下的控诉，但就像一针针戳进了反动政府溃烂的心脏。透射了人与”官”的矛盾，人与”反动政府”的矛盾，矛盾越尖锐，就越充分显示出第二、三幕解放后人民政府及时修沟的重大意义。通过“沟”的变化，写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

（二）横断连缀式的剧情结构 1．地点的高度集中，时间的高度分散

老舍最重要的两部作品《茶馆》和《龙须沟》都没有完整的情节，都是以地点作为剧名，所有的情节也都在“茶馆”和“龙须沟”中发生，两出戏都是三幕，同样截取不同的时代为背景，《茶馆》表现了清末戊戌变法失败、民国军阀割据，内战频繁、抗战胜利三个历史时期，横跨半个世纪。《龙须沟》表现的是解放前后几年中发生的故事。

戏剧是高度浓缩的艺术，要在两个小时内，方寸之中表现一个人物的命运已然很难，而像上述两剧在同一个地点内，表现不同历史时期人物命运，时代风云则难上加难。对于《茶馆》的结构，历来有“展览式”、“卷轴式”、”蜡像馆式”、“剪影式”等多种提法，虽提法不同，但都肯定老舍采用了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慕内部也以许多小的戏剧冲突连缀.全剧人物出场更达到了七十余人，这些人物的命运又暗示着时代发展，人物虽多，但关系并不复杂。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单一的，人物之间的联系也基本上是单线的、小范围的。他们在茶馆里各说各的话，各做各的事，偶尔碰撞产生冲突，也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矛盾，也和茶馆最终的没落产生不了直接联系。这样的结构本来容易变得松散，但老舍以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小说家驾驭时空的本领，克服了这方面的困难，同时又为这七十余人提供了一个展示三教九流生存状态的聚集场所一裕泰茶馆，使这些本来没有联系的各色人等，因为茶馆这个地方而交汇在一起，展现被社会操纵的各自命运，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2．弱化情节为人物服务.看了《茶馆》让人觉得他是戏，又不像“戏”，传统的戏剧集中表现矛盾冲突，要求剧情集中，不光得开门见山式地揭示中心矛盾，还耍有连贯的剧情，通过正反面人物激烈的矛盾冲突，将全剧推向高潮.而在《茶馆》中看不到一段完整的情节，前后幕间没有直接联系。他没有突出的主人公，也没有一件贯穿到底的中心事件，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过去，成为一条独立的故事线。甚至这些人物身上都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舍对于他的剧中人物既同情也作了无奈的批判。曾经有人建议老舍用康顺子和康大力参加革命作为全剧主线，结果被老舍否定了，因为那样写虽然故事性强了，但“我的葬送三个小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以垮台了。”

（三）形散神聚的人物描写

老舍是以小说起家，他开始写剧本时已经40岁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占大部分的是小说，而非戏剧。小说家善于描写人物，老舍的文字功底尤其好，因而老舍的戏剧是以人物和语言取胜，而并不是以故事情节取胜。他塑造的典型人物，往往是三言两语，轻描淡写，便让读者和观众印象深刻，这也是老舍自称为“写家”的高人之处。

老舍善写人，最善于描写老北京性格各异的市民形象，通过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来反映现实、表现主题。他不是因“事”铺排，而是随“人”赋形，以人物带故事，具有形散神聚的特点。

1．以“人第一”的人物塑造

老舍自己认为：《龙须沟》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老舍：《<龙须沟>的人物》，《老舍的话剧艺术》)这体现了老舍“人第一”的戏剧观，也是本剧的优点和艺术特色。

程疯子是该剧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旧社会中丧失了人的地位和尊严，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城市底层人民的典型。他“原是相当好的曲艺艺人”，由于不事权贵和不服恶霸，丢了饭碗沦落龙须沟，靠娘子摆烟摊过活。他虽穷困，却梦想还有再次登台的那天。他选择忍气吞声、装疯卖傻逃避现实。虽然被人称为疯子，却是小杂院中为数不多的清醒者。他对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对未来怀着真诚的向往。在他被流氓毒打之后有一段台词：“我是好人，二姑娘，好人要是没力气啊，就成了受气包儿！打人是不对的，老老实实地挨打也不对！可是，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挨打„„哼，我不想作事吗？老教娘子一个人去受累，成什么话呢！”足见疯子是清醒的，他清醒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生存状态，他“不肯低三下四地侍候有势力的人”丢了卖艺的饭碗，他不能养家糊口，愧对家庭，面对流氓的欺侮他无力反抗，只能忍受毒打来保护妻子。

《龙须沟》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全凭不多的几个人物支撑全剧。不同时期的生活断面是全剧的纬线，人物是此剧的经线，纵向发展的线性结构和横向展示的面性结构交织融合，形成了一幅龙须沟新旧变化的立体图。

2．生动的人物来自生活的升华

老舍的戏剧很少有解放初期主流戏剧教条式、口号式的情节描写，也没有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因而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老舍的作品并未被融入主流行列。老舍对戏剧情节的提炼和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建立在他自己对生活的独到观察、分析和体验上的。

老舍是北京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守卫皇城的士兵，在八国联军入侵保卫皇城之战中捐躯。从此后他与母亲艰难度日，他生活在北京底层市民聚居的大杂院中，这就为日后创作《龙须沟》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养料。正因为老舍对剧中的人物和生活烂熟于心，才能在舞台上表现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并且感染读者和观众。就像本剧导演焦菊隐说的：《龙须沟》“没有庸俗的套数，没有冗长的描写，没有口号式的对话，没有神出鬼没的布局——所有的，只是一片生活，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和现实人物的内心思想与感情。”[2]

《茶馆》中裕泰茶馆的原型在老北京到处可见，老舍善于观察并把他们提升为艺术形象。用老舍自己的话说：“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小人

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2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去写《茶馆》。” [3] 3．对底层市民的同情与批判

《龙须沟》为我们描写了一幅生活在臭水沟边上的劳动人民有情有义，苦中作乐的生动画卷。二嘎子为徐六看鱼摊，因为妹妹小妞“没有个玩艺儿”就拿了两条金鱼回家，丁四嫂要打二嘎子。程疯子脱下长衫要嘎子去换金鱼。二春赶忙让疯子穿上大褂，拿出两张票子，让给徐六送去。这些诚实善良、侠肝义胆的受苦穷人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老舍走的是“俗文化”的路子，最擅长描写骨子里透着小农意识的老北京市民形象。他的作品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声望，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作品描写了人类普遍存在人性弱点，一方面对底层市民悲惨生存状态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消极应对生活的批判。《茶馆》中的王利发就是老舍即同情又批判的典型小市民形象，他精明能干，懂得以“改良”来应对时代变迁，是在夹缝中求生的一类小人物，同时他又胆小怕事，不敢惹麻烦，对于穷人也相当冷漠，象这样的小人物即便在今天的社会中也是能够找到生活原形的。

三、极富韵味的语言艺术

戏剧塑造人物形象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表现，因而，“台词”在戏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老舍曾说：“对话是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精彩的对话也正是老舍剧作独树一帜的语言艺术生动体现。

（一）简洁、洗炼、性格化的人物语言

话剧是语言的艺术，他的目的能够在舞台上展现人物，而不仅仅成为案头文章，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对话。老舍的文字功力尤其深厚，看似大白话，实际上极端考究，不仅轻描淡写，出神入化，而且音韵和谐，极富舞台表现性。《龙须沟》中第一个出场的是丁四嫂，她与小妞子就讲了三句话，一个心地善良的劳动妇女形象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面前。四嫂一边递给妞子一盆水，一边说：“你要是眼 2．《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剧本》1958年

睛不瞧着地，摔了盆，看我不好好揍你一顿！”小妞不服：“你怎么不管哥哥呢？他一清早就溜出去，什么事也不管！”四嫂说：“他？你等着，等他回来，我不揍扁了他才怪！”小妞说起丁四不回家。四嫂恨恨地说：“甭提他！他回来，我要不跟他拼命，我改姓！”。这些家长里短的气话，被老舍写来丝毫不贬低人物，反使得丁四嫂“嘴硬心软”的人物形象触手可及。

（二）口语化的对白，由极俗到极雅

老舍的戏剧在解放之初的北京并未被纳入主流戏剧的行列。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大胆创新，把重点放在写人，放在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上，而不是正面表现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他的对白相当直白，没有当时流行的装腔作势的文艺腔，全是生活化的口语。《龙须沟》完全是北京底层市民翻身做主，真实生活的写照。即便像《茶馆》这样重大的历史体裁，作者也是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老舍的可贵正在于他把俗文化带入高雅话剧的艺术的领域。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看懂他的戏，哪怕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她也一定能在老舍的戏中找到她的生活。《茶馆》第三幕中有一句台词“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白得不能再白，俗极了，一旦表现在台上，那种人生的失落感、沧桑感跃然于斯，令人抛洒热泪。焦菊隐导演曾要求《茶馆》剧组的演员们不能改动剧本中人物对话一个字，因为老舍的戏剧语言是活的。

（三）以幽默写辛酸，突显悲剧意义

什么是悲剧？在老舍平生惟一一篇专论悲剧的文章《论悲剧》中，他认为悲剧是“描写人在生死关头的矛盾与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他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力量。”。戏剧的艺术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完全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内在悲剧精神。《茶馆》绝对是一出悲剧，但全剧除了康六卖女之外，找不到哭哭啼啼的关节，呈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的却是风趣幽默，充满机智与讽刺的语言。

《茶馆》第三幕理应相当悲惨，王利发一生信奉“改良”，到头来茶馆被逼交出，断了生计。秦仲义的财产被视为逆产，全部没收。常四爷卖花生米，日子越过越穷。三个老人为自己将来的死做祭奠，抛撒纸钱为自己送葬。但剧中人在这里却表现得非常平静，偶尔有几句悲从中来的感叹，也是自嘲式的。王利发对着秦、常二人说：“哪儿不一样呢！秦二爷，常四爷，我跟你们不一样：二爷财

大业大心胸大，树大可就招风啊！四爷你，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可是，日本人在这儿，二拴子逃跑啦，老婆想儿子想死啦！好容易，日本人走啦，该缓一口气了吧？谁知道，（惨笑）哈哈，哈哈，哈哈！”。“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也许是中国文人天生悲天悯人的一副柔肠，中国的文学作品历来比较沉重。而中国人向来不太懂幽默和自嘲，甚至将幽默与油腔滑调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中国的文化严肃有余。浏览我们的戏剧舞台上更是一片悲声，似乎只有歇斯底里的大段咏叹，取得台上台下同悲的效果，才能达到作者关注人生的目的。而老舍恰恰具有一根与生俱来的幽默神经，再加上他多年海外漂泊的生活，使他的作品在幽默中又带着智慧。他使中国人明白悲剧还可以换一种写法，哭哭啼啼、声嘶力竭未必能引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而放下身段从生活出发，找到与读者和观众契合点，即使是家常理短的生活画面也能化腐朽为神奇。

（四）民族化的艺术表现手段

1、“京味”话剧的创立

话剧是产于西洋是舶来品，外国戏剧对中国现代话剧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外优秀戏剧的精华固然为中国话剧提供了养料，但过多的摹仿桎梏了中国戏剧形成自身流派。在这一点上老舍为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力下了汗马功劳。

老舍话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好看”。从他的创作经历来看，他的作品几乎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是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人物又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现在一提京派戏剧就想到北京人艺，但不可否认的是京派戏剧的源头在老舍。老舍不光是北京人艺的创立者之一，同是也打造了“中国式”话剧的风格。

2、传统曲艺与戏剧的融合

老舍对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京剧颇有研究，京剧表演的舞台调度讲求以虚当实，删繁就简，一切都是为了突出舞台中心的演员表演。所以我们看到《茶馆》中的人物带有戏曲化的程式，这固然有导演二度创作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老舍先生的剧本打通了中国戏曲同西方戏剧相结合的道路。这也是老舍的话剧不断被改编为京剧和各地方戏曲的原因之一。

《茶馆》和《龙须沟》中都用到了一种曲艺形式——数来宝。这是北京民间艺人惯唱的一种曲艺形式，老舍很善于将它融入剧情。《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就是一个曲艺演员。用民间艺人做主角在老舍的作品中程疯子并不是第一个，老舍的小说《鼓书艺人》，曲剧《方珍珠》都是以北京曲艺演员的命运为主线的，由此可见老舍对传统曲艺的热爱。程疯子一上场就是几段数来宝：“叫四嫂，别去拚，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对程娘子说“叫娘子，劳您驾，也给我带个烧饼这么大。”“丁四嫂，你很忙，侍候病人我在行！”一个生动的落魄艺人形象立在舞台上了。全剧的最后也是程疯子的一段数来宝：“好政府，爱穷人，教咱们干干净净大翻身。修了沟，又修路，好教咱们挺着腰板儿迈大步；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作工，国泰民安享太平！”虽然是说教，可是借数来宝的形式表现，也让人愉悦。

在《茶馆》幕与幕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唱数来宝的傻杨，他即是全剧中的一个人物，又是一个旁观者、见证人，从他的口中唱出时代风云和裕泰茶馆的兴衰荣辱。第一幕有一段：“文武官，有一宝，见着洋人赶快跑。外国货，堆成山，外带贩卖鸦片烟。最苦是，乡村汉，没吃没穿逼得卖儿女。官人阔，百姓穷，朝中出了个谭嗣同，讲维新，主意高，还有那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件事，闹得凶，气得太后咬牙切齿直哼哼。她要杀，她要砍，讲维新的都是要造反。这些事，别多说，说着说着就许掉脑壳。”

独特的创作意识和生活经历形成了老舍先生戏剧上的独特艺术特色。他的戏剧取材大多源于身边的生活，现实矛盾的自然流露，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鲜明，语言的幽默、简练亲切、“京味”＋足，戏剧结构的紧凑自然，这些都离不开老舍先生的生平和他的独特创作意识，他的创作热情、舞台意识、广纳意见和明确的创作动机确立了老舍的戏剧观乃至其艺术观的基本内核，这也决定了老舍戏剧的大众性，取材生活化，冲突自然性等戏剧艺术特点。这也奠定了老舍先生成为“人民艺术家”的基础，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巨人。

老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光就解放后所写戏剧而言，就有京剧《十五贯》、《青霞丹雪》、《王宝钏》，曲剧《柳树井》，话剧《方珍珠》、《女店员》、《西望长安》、《全家福》、《青年突击队》、《红大院》等等。这些戏有原创也有改编，其中也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挂帅不成熟的作品，尤其是《红大院》，宣扬了一些“大跃进”的虚夸不实的错误思想。但从老舍的整体艺术风格来看，这也证明了他自己所说的：“写作要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发，表达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主题思想时，他的风格就得到保持和发展，作品就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反之，风格就会受到破坏，作品的现实主义力量就会被削弱。”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戏剧不是要印出来给人念的，而是要在舞台上给人们看生命的真实。”因此，戏剧是文艺中最难的。老舍非常折服于古希腊的悲剧艺术。他曾说：“假若希腊悲剧是鹤唳高天的东西，我自己的习作可仍然是爬伏在地上的。”纵观老舍的一生也是一出纯粹的悲剧，当他满怀对新中国的崇敬之心回到祖国之时，也许没有想到将来自己会以如此悲凉绝决的方式离开人世；当他写下《茶馆》中那剧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啊？”之时，也许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会默吟着这句台词走向人生的终点，以此来保全自己一颗高贵的灵魂。所幸的是老舍留下了《茶馆》和《龙须沟》等一批优秀的剧作，《茶馆》更是成了北京人艺的传世之作，这两部作品也使老舍成为现代京味话剧第一人。正如曹禺先生所说，老舍“使中国话剧艺术在国际上焕发了夺目的光彩。”老舍以其幽默细腻的笔锋描写了群众最熟悉、最真实的生活，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参考文献：

[1] 老舍.老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老舍.写与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老舍.出口成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 陈国恩：《中国现代话剧名作导读》，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版。[5」克莹，李颖主编.老舍的话剧艺术[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6] 于是之：《<茶馆>的第一幕》，《语文建设》，1995年第9期。[7」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8」王行之主编.老舍话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9]王新民:中国当代话剧艺术演变史[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老舍:老舍论剧[M]，中国戏剧出版杜，1981年12月版 [11]《戏剧美学论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