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浅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通用6篇）

篇1：浅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浅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摘要：美国当代著名的法理学家德沃金曾意味深长地宣称，“在法律帝国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正是法律帝国的王侯。” 毫无疑问，法官若要有效地发挥上述的作用，就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威。法官的权威是司法得以有效运作的基础和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法律的代言人”的法官具有权威，实际上表明了法律的权威性。尤其在当今社会，“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重心主要转移到国家或权威的力量之上。在国家或权威这一要素中，司法的作用愈显突出，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的仰赖空前加重。1通观西方许多发达的法治国家，无一不具有一群享有权威的法官。梅利曼先生曾这样描述普通法系国家里的法官们：“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伟人，甚至有慈父般的尊严。”2在这里，人们不仅仅在理智的层面上认同并接受法官，而且在情感的层面上尊重并信任法官。这与我国的法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司法改革正逐渐深入的现阶段，很有必要围绕“法官权威”这一主题进行认真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法官权威的概念、现状及解决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法官权威； 法官素养； 职业保障；

一、法官权威的含义

所谓法官权威就是指法官所拥有的一种品质和属性，即法官所具有的能够使人们服从其命令的一种力量。同时，法官权威也表明着法官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一种命令和服从关系。在我国法学著作中，往往侧重于前一层含义。一般习惯上将法官权威理解为“法官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法官权威的这两层含义并不矛盾，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法官权威关系中，法官是权威主体。而法官权威的内容（或表现形式）则是多方面的。其中服从法官的命令是其最主要的内容。在这里，法官的命令主要表现为判决（以及裁定、决定）的形式。当然法官的命令还有其他的形式，例如法官在法庭上行使指挥权时所作出的口头命令。这里需要指出的，除服从法官的命令外，尊敬法官的一些非命令性的行为也是法官权威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法官进入审判席时，法庭中全体人员要起立行注目礼等。理解法官权威的含义，可以从权威的对象、领域及强度三个角度出发，具体而言：所谓权威对象是指在权威关系中处于服从地位的一方。在法治社会，法官权威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二是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于当事人来说，法官依法作出的判决具有权威性。判决一旦作出，必须对争议双方产生严格的拘束力，当事人对已经生效的终审判决必须自觉履行。对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个人等来说，他们也必须要尊重和服从法官依法作出的判决。当然，律师和检察官也是法官权威的主要对象之一.所谓权威的领域是指权威对象的行为受权威主体控制的特定范围或领域。众所周知，权威是一个闭合系统。权威主体往往只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具有权威。正如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所说的：“每个有权威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权力范围，超出这个范围，他就是一个平常的人，别人不再服从他。”3在法治社会，法官权威的领域只限于审判领域。法官只在该领域内是至高无上的，而在其他领域（例如政治、行政、立法、道德或国际关系等）里，社会不允许法官独享权威。所谓权威的强度是指在特定领域内权威主体能使权威对象产生遵从行为的范围极限。在法治社会，法官权威也是一种有限制的权威。法官权威被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行使。也就是说，只有在遵从法律规定的各种条件，法官所作出的判决才会具有权威性。法官的司法活动方式是有限的。例如，首先法官的司法权的被动性，不告不理是现代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次，法官必须针对具体案件进行审判，不能对一般原则进行宣判。再次法官必须以审判的方式进行，法庭是它的活动场所。四是各种程序规则为法官权威的行使设臵了空间和时间的范围。

二、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自身原因，制度原因，外部环境）

那么在目前法官权威的现状怎么样呢，个人认为具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官权威未能充分树立，且程下降趋势；

二、法官权威已经影响到法官这一职业的尊荣感并逐渐影响到民事审判的正常运行；

三、法官权威成为许多法官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缩影，成为困扰法官工作生活及心理的重要因素。作为一名基层法官，笔者对此深有感触。我们先从简单的几个对话或几个场景来看一下，一当事人问法官，我这个案子怎么执行，法官回答到，我们已经对他采取了司法拘留，他也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如果你不能提供被执行人的相关财产线索，则本案的执行可能要告一段落。当事人答到：“哦，这样啊，我前段时间已经叫追债公司帮我追回来了，就不需要你们执行了，我这样做没有违法吧？”法官顿时无语，不知如何作答。再来看一个场景，一离婚案件，由于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感情却以破裂且被告坚决不同意离婚，法庭遂判决不准予双方离婚，就在法庭进行宣判时，原告对该判决极为不满，当庭将判决书撕毁，法官欲采取惩治措施，法官环视四周，只有自己和我书记员两个“文弱书生”在场，而当事人亲属众多，只能隐忍作罢。再来看一个，某法官为某一执行案需要跨境进行执行，该法官带领庭里三位同志跨境进行执行，由于当事人拒不配合也不愿履行判决书中的金钱给付义务，于是四位执行法官将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带回所在地法院，在该当事人履行义务后，所在地法院的一法官突然问到；“这个被执行人是你们从XX地方强制带过来吗？真是不错啊，我们当地法院都很少敢到那边强制带人”。听后，四位法官顿时冒出一身冷汗。从这几个简单的对话或者场景，可以看到法官权威的现状不容乐观，在很多的区域，法官权威几乎名存实亡。

那么导致法官权威受损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原因呢，个人认为，法官的权威受损，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法官自身的原因。就法官自身而言，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法官的素质不高。虽然我国的法官素质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实行统一司法考试之后，法官专业素质有长足进步，但是相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当前的法官素质还不够理想。一批造成重大影响冤假错案的产生导致民众对法院的公正性及准确性产生了怀疑，特别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以及浙江叔侄强奸案”产生，给法院的形象几乎造成毁灭性的的打击。当然这些案件可能不光是法院的原因，但对法院造成的不利影响确实不可估量。再者，执行难与司法腐败也是影响法官权威重要内因。因此，作为法官也应当在办案的过程中，真正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贯彻进去。保证案件审理的准确性，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对法官权威的树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外部原因而言，法院的日常运转依然离不开地方财政，所以法院的司法活动不可避免的受地方行政权力的干预，没有独立的经费保障何谈“司法独立”。同事许多当事人“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观念根深蒂固，也给法官带来许多的困扰。这些在某些行政案件中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些些行政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的压力可想而知，先抛开事实及法律根据本身不说，如果判行政机关败诉，则行政机关那“不好交代”；如果判行政相对人人败诉，则行政相对人则认为此举系“官官相护”，不由分说的选择上访。在这些因素的面前，法官的权威则荡然无存。

三、如何保障和提高法官权威

第一、狠抓案件执行力度，提高法院生效裁判的“兑现”率，防止司法白条。造成执行难的原因错综复杂，用一两句话根本说不清道不明。有些法院在汇报材料动辄称执结率达90%以上，众所周知，这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许多法院却乐此不疲。这样的汇报材料不但不能让他人觉得你的工作成绩有多么出色，反而会让当事人产生困惑为什么执结率这么高的，自己的案件却迟迟执行不了。这样的报告无异是给自己设臵了一道坎，让自己陷

4入泥潭。所以面对现状，我们必须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敢于承认目前执结率低，执行难的现状，积极寻找破解执行难的方法，循序渐进的解决执行过程中碰到的各个难题，减少执行的障碍，提高判决“兑现率”。

第二、加强法官职业保障，防止司法腐败，提高司法公信力。腐败为人们所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司法领域中确实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法官职业保障，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理性来看，将腐败现象与职业保障对立起来并不是明智之识。因为腐败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一定程度而言，职业保障不足也可能是司法腐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也说明了加强法官职业保障的急迫性。当然提高待遇也未必能完全解决司法腐败问题，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少数“高薪仍然腐败”的人，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提高职业待遇对于减少腐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司法领域内高薪养廉的可行性已经为各国实践所证实。5因此，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应当与防止司法腐败同时进行。再者，当前时而出现有些案件引发了民意和媒体舆论批评的压力，这种压力往往由承办案件的法官个人来承担，而不是由相应的制度来回应和化解。在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过程中，司法公正不仅要依靠法官个人的坚守，更需要一种完善的制度安排，制度化的职业保障显然比个人意志更有力量维护司法权的运行。

第三、提高法官职业素养。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及司法独立意识，对提高法官的权威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恪守司法独立意识；法官的权威地位除了宪法和法律层次的保障之外，法官自身的独立意识也尤为关键。再完美的分权制度也无法避免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涉，毕竟现实社会错综复杂。很多时候，这些非制度性的干涉又由于某些法官天生的懦弱、胆怯等性格缺陷而造成对司法审判的不利影响。这也就要 6求法官强化自身的独立意识，强化法官的身份意识，在恪守独立维护权威的意识指导下排除由于自身的性格缺陷而产生的非制度性干扰，彻底的贯彻司法独立原则维护自己的权威。72、卫道精神；法官在很多时候不仅仅要面对事实和法律问题，还有面对一些当时看起来似乎有正义基础的情形，比如：民意，民意在很多时候并不能总是必然的和法官意识中的公正相吻合，而且，常常会出现矛盾的情形，在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法官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很多时候民意可能是民主光环掩盖下的一种极端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会随着社会心理和社会氛围的变化而出现剧烈的动荡，但是法律规则却是以连续性和稳定性为生命的，法官在一定时期内坚持法律的原则很可能成为防止社会不良情绪发酵成极端社会情绪的堤坝，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许就需要法官以忍受一时的社会指责甚至低回为代价，这些情况下，法官的卫道精神对推动法律职业的尊严维护司法权威大有裨益。

3、超常的道德要求；法官不能把自己等同与普通人，道德的高低似乎本不应成为衡量个人职业的标准，但是法官的确是个例外，因为法官职业的背后包含了太多的人们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期待，虽然这些公平和正义并不必然和法官的道德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人们还是出于心理的惯性宁愿相信一个道德高尚的法官做出的判决是公平的，这样的社会心理自然而然的要求法官应该具备超常的道德，所以法官的道德水准不能不说是一个关系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8。

第四、对妨害司法活动及拒不协助法院办案的组织和个人严格依法处理。前文已经列举了许多妨害司法活动的现象及表现方式，对于这些行为，法官或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放任之，或因想处理却苦于人员不足、程序复杂而无奈放任、或因对方财大气粗而畏惧之，种种原因导致许多当事人在面对法官的时候有恃无恐，轻辄不予配合、消极面对，重辄对法官进行谩骂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在执行过程中，诸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协助被 执行人转移财产，协助执行单位拒不协助的情况比比皆是。对于上述种种，一方面国家要加强立法，比如将藐视法庭罪写入刑法，同时简化案件办理程序，防止出现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罪虽已早设立却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而难以操作的现状。另一方面，对于不予配合的单位或个人敢于进行处理。不因其他因素进行放纵，从而形成自觉配合自觉协助的良好秩序。

第五、明确的法律或者宪法地位。具有权威性的宪法或法律地位在几乎所有的成熟法治国家，无论是成文法还是非成文法国家都存在这一明显的标志，即都在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或者其他基本法律或者法律文件上明确了法官的地位，一般都没有直接规定最高或权威的字样，多数是从对法官的保障上入手来体现法官地位的有尊严的特殊地位，并通过对法庭秩序的维护以及法庭庄严气氛的营造（这些都有相应的法律或者法规加以确定）更加在形式上加深了法官的权威意识。如，有的国家规定蔑视法庭罪，可以不经程序直接由法官宣告获罪并立即执行。9另外通过对法庭仪式的强调更加渲染了以法官的权威为中心意识的法庭威严，这些形式上庄重和审判结果一起成为塑造公众法律信仰和敬畏法官的良好心理的关键因素。实际上，许多国家将国家最高司法人员的任命和国家元首紧密的联系起来都反映了立法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公众对法官地位的崇敬。

参见顾培东：《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4页。哈贝马斯也有相似的论述：“随着法律手段干预之幅度、范围和微细性的扩张，它导致了一种向社会生活的不断„司法主宰化‟（juridification）迈进的总体运动。而这便是所谓„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参见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一辑，第13页。参见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4 贺卫方在《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一文中写到：“在表层上，司法独立是一种制度设计，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实在不过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见贺卫方：《司法理念、制度和技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5转引自郭道辉：《实行司法独立与遏制司法腐败》，载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678参见《共话法官职业道德》，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5月28日。

孙笑侠：《论法律人的职业素养》，《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第8页。

“道德”和“伦理”在一定词源涵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都是指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符合一定的标准和次序，从而使社会生活变得和谐而有秩序。但严格意义上又有所区别。道德侧重指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伦理侧重指人们这种关系的道理。通常认为司法“职业道德”的概念比司法“职业伦理”在内涵上要广泛。前者包括法律家的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以及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参见沈忠俊等编著：《司法道德新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9参见乔钢良：《“现在开庭！”》，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29页。

篇2：浅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摘要】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城镇居民失业、下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分配两极化趋势愈加明显。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既有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机制、发展阶段性等合理因素，也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发展不平衡等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收入分配中掺杂垄断、寻租、腐败等因素，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仅积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市场运行效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深刻认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问题的紧迫性，遵循增进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关注行业层面的垄断现象和企业分配机制不合理的问题，注重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加强政策研究和工作协调，推进机制改革和制度完善，抓紧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收入分配

问题

对策

一、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

第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逐年下降

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是最重要的宏观收入分配关系。近年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00年的64.81%下降至2008年的57.11%，十年间下降了15.38个百分点。同期，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占比均呈波动上升，其中企业占比由2000年的15.65%上升至2008年的21.60%；2004年，居民收入和政府收入占比骤然下降，分别较2003年下降2.91和2.51个百分点，同期企业收入占比增加了5.43个百分点。第二、劳动报酬在居民初次分配中比重逐年下降

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初次分配是对生产要素的分配，由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总额和财产性净收入组成；再分配则是生产环节之后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的分配。劳动报酬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约占80%以上。2000年～2008年，劳动报酬占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由93.69%下降至83.71%；特别是2004年该比重骤然下降了8.61个百分点，自此劳动报酬占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比重由2000～2003年的93%左右，下降至2004～2008的83%左右。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且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

2000～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呈扩大趋势。其中2000~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由2.79倍持续扩大至3.23倍；2004年较2003年略有缩小，至3.21倍，随后有持续扩大至2007年的3.33倍,2008年略有缩小，但2009年又扩大至3.33倍，2010年又缩小至3.23倍。

二、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体收入问题

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我国居民的个体收入差距迅速拉开。据统计，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的基尼系数以超过0.45，说明我国居民个人之间收入以严重悬殊，第二、城乡收入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虽有差距，但由于国家对城市居民工资的计划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8472.2元。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虽大幅提高，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2003年的3.2:1.第三、地区收入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对全社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配，地区间的收入反差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国家给东南沿海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双重结合下，加上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于形成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国内民间投资、国外资本和港澳台资本迅速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从而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腾飞，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

第四、农村内部收入问题

农村内部收入问题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农村收入差距扩大，平原地带与山区地带农村收入差距在扩大，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收入差距在扩大，特色农业与一般农业收入差距在扩大，技术型农业劳动者与普通型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体格健壮的完全劳动者与弱能及弱势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

三、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既有合理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特征、经济体制转轨、发展的阶段性等原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包括对资源享有的初始不平等、行业或部门垄断、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措施不完善等原因。

第一、政策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并通过“两富”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我国率先在基础较好且具有开放区位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得东南沿海聚集了国内外大量资本，从而加速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二、制度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一）、税收调节乏力。对个人收入最具有调节效力的是个人所得税，但从我国现行的税种结构来看，由于个人所得税不占主导地位，公民个人纳税的意识还比较淡薄，个人收入特别是无行收入难以查实，使得个人所得税在收入调节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消费税对个人的收入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从消费税设计来看，范围偏窄，把本应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的个别高档娱乐消费行为，如保龄球、歌舞厅、高尔夫球等价高利大的行业未列其中；遗产和赠与税在调节个人收入方面有其特殊作用，但我国目前还未开征。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时间短，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致使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保障力不从心，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

（三）、分配制度不规范。我们在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失控状态，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

（四）、政府职能“缺位”。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存在拖欠工资、随意增加工作外补贴等不规范的分配行为，也引发了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人的心态不平衡。

第三、体制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一是竞争机会的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一些个体或群体凭借在计划经济时代占据的有利优势或特权，在市场经济放开搞活的条件下捷足先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二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自行“创收”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放权让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自行“创收”现象基本上是持宽容和默认的态度，使得一些单位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尽可能多地攫取收入并将其所获得收入的一部分分配给其职工。

三是行业的垄断性经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垄断经营的行为，在极力维护垄断经营地位的同时，把其所获垄断租金的一部分以各种形式分配给自己的职工，这既不利于行业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也促使不同行业之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是地方保护、地区封锁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地区保护、地区封锁不仅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相容，也违反了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收入差距的拉大。

第四、非法性因素导致的个人收入差距

关于收入差距拉大的非法性原因在我国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灰色经济”，主要是指未经工商登记，逃避纳税的个体经济，如没有营业执照的小商小贩、家居装修、私房建筑等。

第二种是“黑色经济”，主要是指抗法抗税的犯罪经济，包括走私、贩毒、洗钱、制假、色情业、人口贩卖、坑蒙拐骗等。

第三种是“腐败经济”，主要是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合法的高收入会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非法经营、寻租活动带来的高收入会严重挫伤合法经营者的生产经济性，破坏人们的守法经营的理念，诱使更多的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疏通、行贿等寻租活动来增加个人收入，这既阻碍了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四、完善我国分配制度的建议 总体上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既是一项紧迫的、现实的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提到经济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从推动多方面改革入手，从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多个环节入手，进行系统的部署和安排，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进入互相促进、良性互动的轨道。

第一、从促进形成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出发，对财税体制进行全面评估，确定新一轮改革重点。

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对这一比重及其变化趋势是否合理，我们也应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做出明确判断，用以指导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当前初次分配有向政府倾斜的趋势，生产税净额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在再分配中，政府从经常转移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等增长快于社会补助支出；在政府的支出结构中，也存在偏重生产性投资的问题，对收入的调节作用相对弱化。从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要通过完善体制机制，避免财政收入增长挤压居民收入增长空间，解决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问题。

第二、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发挥城镇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消除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城镇化就会异化为简单的城镇扩大，以及对农村资源的进一步挤占，强化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妨碍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我们要在推动城镇化方面制定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政策措施，不仅要做到公共投入和公共服务真正向“三农”倾斜，加快农村各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且要加快探索完善农村宅基地置换、土地自愿有偿合理流转的办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进城务工人员的平等就业制度，包括就业机会平等、获得劳动报酬权利平等、享受社区公共资源权利平等，让农民工逐步成为稳定的城镇居民。

第三、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

一是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工资宏观调控指导体系，充分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调节作用。逐步在各类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定额管理体制。二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通过市场准入引入新的竞争因素，不断弱化垄断性经营力量，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垄断行业特别收益金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制度约束，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确定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实施职工收入水平调控办法。加强对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管理。三是完善资源产品定价机制。加快建立健全土地、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规范交易行为，保障所有者权益，限制各种不合理的高收入。

第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

主要包括：（1）受教育机会的公平。这是最大的、起点性的公平。提高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保障不同家庭的孩子有公平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向困难群体倾斜。（2）就业机会的公平。让人口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地区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市场分割，让劳动者在平等竞争中得到合理的报酬，并以过程公平促进劳动者发展机会的公平。（3）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机会的公平。这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是结果公平的重要体现。要重点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着力解决社会保障待遇差别过大的问题，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尽早实现贫困标准的国际接轨。

第五、加强收入分配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收入分配调节工作机制。

完善职工工资统计制度，建立全国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和完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申报制度，提高个人乃至家庭收入和财产的透明度。加强大额资金流动的金融监控，规范各种报酬的支付方式，逐步减少市场交易过程中现金支付的比例。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行为和行政权力，打击偷税逃税行为，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还应研究提出收入分配调节的阶段性工作目标，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建立收入分配调节的工作协调机制，统筹中长期规划安排，综合制定政策，加强检查落实。

五、结语

改革和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市场型分配体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在对待和处理收入分配问题时，应在重视效率的前提下，重视分配的公平。而且分配的公平合理也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最终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支持、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法人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找许多方面付出不解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刘玉凤.现阶段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2006年04期

篇3：浅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从财务角度看, 表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从事的不列入资产负债表, 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的经营活动, 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表外业务是指那些虽未列入资产负债表, 但同表内的资产业务或负债业务关系密切的业务。广义的表外业务除包括上述狭义的表外业务外, 还包括结算、代理、咨询等业务。表外项目也被称为“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项目, 或者叫“或然资产和负债”。

商业银行在经办这类业务时, 没有发生实际的货币收付, 银行也没有垫付任何资金, 但在将来随时可能因具备了契约中的某个条款而转变为资产或负债。因此按照与资产、负债的关系, 这种表外业务又可称为或有资产业务、或有负债业务。 (1) 各种担保性业务:是指商业银行接受客户的委托对第三方承担责任的业务, 包括担保 (保函) 、备用信用证、跟单信用证、承兑等; (2) 承诺性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向客户提供约定的信用业务, 包括贷款承诺等; (3) 金融衍生交易类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满足客户保值或自身头寸管理等需要而进行的货币和利率的远期、掉期、期权等衍生交易业务。

一、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现状

自1979年10月中国银行首次开发信托、租赁类表外业务以来,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不断的借鉴, 通过对经营机制的转换, 不断吸收国外商业银行的先进经验, 先后开发了保函、商业票据承兑与贴现、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发行债券、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循环包销便利、贷款承诺、远期交易等表外业务, 使得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在业务范围上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 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外资银行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目前还是依靠传统的存贷款利差来获取利润, 表外业务形成的利润平均不到10%。

(一) 表外业务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现在多以传统的结算、代理、担保类业务为主, 收入占比超过50%, 咨询、基金业务占比极低, 投资银行业务甚至存在亏损。而国外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收入构成明显不同, 而西方发达国家业务规模较大的银行, 其收入主要来源于知识含量较高的对外投资和投资管理业务, 且分布均匀、来源广泛, 对某一类业务的依赖性较小。

(二) 表外业务发展不平衡

首先, 市场需求面太窄。在我国为数众多的企业以及居民对理财、商务咨询、外汇衍生保值、投资银行等业务的需求教国外而言, 还没有形成规模, 从而使我国商业银行对表外业务的创新和开发严重不足, 即便是照搬国外因银行的业务品种, 也难以获得认同。其次, 国际领域表外业务的发展强于国内表外业务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国际领域不但受限制较小而且国际市场已有相对较为成熟的规范;而在国内, 表外业务的单一, 仍然集中在简单担保和承诺, 仍然依靠网点优势推行各种收益较低的代收代付业务中。第三, 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及开放城市凭借经济优势、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及旺盛的需求, 表外业务在量的规模上发展较为迅速, 且不断的尝试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中西部及边远地区则相对滞后, 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 对表外业务的认识仅停留在定义层面上, 更难获得广泛的开展。

(三) 表外业务管理不规范

由于我国各商业银行对表外业务的操作和使用还较为匮乏, 因而在各商业银行内部也就缺乏相应的专门机构进行营销、管理;而更重要的是, 监管层面还缺乏完整、完善的机制, 针对表外业务的管理法律法规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冲突或者是空白, 并未形成法律体系, 且有些规定不符合国际惯例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盲目性和随机性。

二、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缓慢的成因简析

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落后现状已成为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的“软肋”。以下几个方面的角度分析不难看出, 表外业务需要获得较大发展必须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一) 市场环境

目前, 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还不是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经济主体。一是目前仍采取国有独资的产权形式, 二是整个银行体系虽然相继出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 但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尚未打破, 所以缺乏一种参与竞争的动力, 缺乏扩张和创新的动力———这是商业银行作为市场参与者而言, 商业银行因此而极缺乏开拓新兴表外业务的市场基础。

针对金融市场单独来看, 在经历了银行开办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机构而引起诸多问题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作出了分业经营、分业治理的规定, 明确商业银行在国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业务和证券业务。进行分业经营的初衷是为了促进金融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但却在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商业银行一部分表外业务的发展。割裂了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直接联系, 商业银行在与保险市场需要进行业务交叉延续经营的同时却缺乏政策依据, 而难以作为。同时, 企业债券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在规模、流通机制等方面的不完善;股票市场的不稳定, 投机性严重;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育不全……都导致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缓慢, 甚至阻碍了表外业务的发展和创新。

(二) 制度规范

与存、贷款等传统的表内业务相比, 我国对表外业务的管理还缺乏专门法律、法规的规范, 并逐渐形成法律体系对其进行管理, 现有的诸如“管理指引”等也仅是对表外业务的操作管理过于笼统, 没有较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 由于表外业务本身具有运作透明度不高, 关联性巨大, 风险隐蔽性较强, 因此, 监管当局必须在把握风险的前提下对商业银行开展的表外创新业务进行多环节、长时间审批。

(三) 商业银行本身

1.

我国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 人民银行对利率、资本市场的管制还有没放开, 汇率风险与利率风险仅发生在从事国际业务的企业中, 客户防范这两种风险的需求不强烈, 商业银行本身自然对提供风险管理类表外业务持消极态度。

2. 缺乏成熟的表外业务管理模式。

由于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正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管理比较混乱, 因此必须按照国际银行业通行的经营准则和业务规范, 突出其独立性、创新性和系统性, 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业务体系, 以保证表外业务的发展走向正常化、规范化轨道。

3. 传统的经营观念根深蒂固。

现阶段, 各商业银行虽然很明确需要树立多元化的经营管理理念, 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但还未真正实施以表外业务为发展方向的多元化战略, 并以此来改善财务收入结构, 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提高综合经营效益, 从而彻底改变目前商业银行片面依赖存贷利差收益、收入结构过于单一的经营状况, 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4. 缺乏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

近年来, 各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计算机应用等新兴业务方面很重视, 已经或正在引进一批人才, 投入了相应的物力和财力, 但在创新表外业务上则没有重点考虑人才投入, 从而制约了其表外业务发展。表外业务是一个高技术、高智能型行业, 我国商业银行引进的技术和人才不能满足当今经济的需求, 从而制约了银行表外业务的发展。

5. 商业银行之间代理行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 各国商业银行之间业务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和扩大, 商业银行间代理行业务日趋活跃, 很多国外银行在中国设立了营业性机构或代表处, 其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商业银行之间代理行关系并没有完全建立, 导致表外业务不能拓展开来。代理行关系的不确定性制约了表外业务扩展到各个银行领域, 一些新兴业务被禁锢在一定范围内。

6. 商业银行自身积极性低。

篇4：浅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关键词】 高校债务； 债务化解； 长效机制

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攀升，高校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24.2%，实现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跨越，满足了人民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但与此同时，高校债务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如何防范和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已迫在眉睫，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政府部门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我国高校债务的现状

1999年以前，高校普遍受财务制度“量入为出、收支平衡”预算编制原则的影响，高校债务较少，高等教育规模也比较稳定，高校基建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拨款。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银校合作”逐渐兴起，高校从银行借入大量的贷款，以满足扩招带来的校园基本建设需求。高校贷款集中形成于1999年到2004年间，并逐渐引起政府部门和外界的关注。2004年审计署对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直属的18所高校债务、投资等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至2003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72.75亿元，比2002年末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

2011年，审计署在第35号公告《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中对地方高校债务规模进行公布，截至2010年底，1 164所地方所属普通高校有政府性债务2 634.98亿元。公告还显示，当年借新还旧偿债额为542.47亿元。有95所高校存在债务逾期现象，逾期债务为27.18亿元。由此不难看出，我国高校债务规模巨大，负担沉重，甚至部分高校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高校负债问题已成高校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我国高校债务的成因分析

（一）高校扩招

在1999年，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我国开始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高校招生规模大幅度上升。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到200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左右，到2010年，入学率接近15%”的目标。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10年，我国同龄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在实践中，这两个文件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199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08.36万人，1999年迅猛上升为159.68万人，增长47.36% ，到2010年则上升为661.76万人，是1998年的6.11倍。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 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9.8%上升到26.5%。高等教育规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实现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型，超前完成了两个文件中设定的目标。

（二）财政投入不足，政府默许、鼓励高校借贷

1.财政投入不足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经费保障措施，但事实上，1993年以来到2010年均未达到这一目标。并且在1999年高校连续大幅扩招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并无大幅度提升，而且财政收入占高校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指出，我国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教育总投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80.5％下降到2006年的40.8％，“一路锐减”。当财政投入无法满足高校扩招带来的巨大资金需求时，高校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扩招带来的资金需求。

2.政府默许、鼓励高校借贷

政府自身在财政投入不足的同时，为了解决高校为扩招所导致的巨大的资金需求，为高校通过银行贷款提供了一些政策导向，默许、鼓励高校向银行负债，以满足校园基建所需的庞大的资金需求。1999年，李岚清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题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还要从各地实际出发，积极运用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增加教育投资，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和集资助学。”1999年银校合作开始流行，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同时，1999年，国家利用国债资金支持高校发展，并要求地方政府和学校配套，而且根据配套资金、银行贷款和其他配套资金来源的落实及到位情况，拨付国债专项资金。变相要求、鼓励无力提供配套资金的高校通过银行贷款筹集配套资金。

此外，各省、市、区政府为了解决政府一时无法满足扩招所带来的巨额财政投入，把部分教育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贴息，鼓励高校利用银行贷款，加大筹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改善办学条件。

（三）普通高校教学评估

为了保证高校扩招后的教学质量，改进教学工作，教育部从2003年开始启动五年一轮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评估工作以“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为原则。教学评估确保了高等教育在飞速发展的前提下办学条件的进一步改善，为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为了达到评估所设定的诸如师生比、图书馆、实验室等系列指标，顺利通过教学评估，高校只能通过向银行借入资金，改善办学条件，以顺利通过本科教学评估。

三、正确评价高校负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

高等教育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负债发展确保了政府扩招政策顺利实施的同时，也保证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使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这一点必须给予客观评价，不能因为极个别高校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抹杀整体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

（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1999年扩招以来，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提升，到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 105万人，在校生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使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成为可能。以毕业生数为例，1998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为82.98万人，研究生毕业生为4.7万人，到2010年则分别对应为575.42万人、38.36万人，分别增长5.93倍、7.16倍。高校教育造就了大批高素质的就业者，提高了整体劳动者的素质，为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为高等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高校债务主要集中用于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建设方面，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高校债务的增长伴随着高校教学条件的不断改善，高校的校舍面积、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均有成倍的增加，以校舍建筑面积、教职工数为例，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校舍建筑面积17 525万平方米，到2010年则上升为74 604万平方米，增长3.26倍；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106.51万人，到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215.66万人，增长1.02倍。高校债务带来的高校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为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并将为高校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高校师资队伍快速壮大，培养、储备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人才，将为我国高等教育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高校债务过高、背负压力过重

高校通过借入债务，在扩大招生规模、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办学层次的同时，也背负了过重的债务，偿债压力较大。

经调研显示，债务规模跟扩招规模和基建规模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当多的高校无法如期还本，只能勉强按时还息，还有部分高校被迫通过压缩办学成本、降低教师待遇、缓缴住房公积金甚至长期拖欠工程款等措施来维持学校的运作。如果高校沉重的债务压力得不到缓解，势必会导致优秀师资队伍流失、教学质量下降等不利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严重后果，甚至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

因此，政府和高校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范和化解高校债务，以确保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四、高校债务的防范和化解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不具有盈利性，受教育者只愿意承担一部分成本，而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因此政府有义务做好高校债务的防范和化解工作，切实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责任，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高校债务防范和化解工作的实践

1.高校债务防范实践

在高校债务规模不断增大的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及银行采取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为了满足扩招的需要，在默许、鼓励高校向银行借贷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就债务对高校的影响给予了高度关注，并适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例如，1999 年，“银校合作”兴起之时，教育部即下发《关于部属高校“银校合作”问题有关意见的通知》，指出“银校合作”属新兴事物，要做好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原则性意见；2004年，随着高校债务进入还本期，高校债务风险不断显现，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同年7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切实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见》，并随文公布了高等学校银行贷款额度控制与风险评价模型，意图通过合理确定贷款额度、风险指数来防范债务风险；同年12月，教育部又下发《关于建立直属高校银行贷款审批制度的通知》，建立贷款审批制度进一步规范直属高校贷款行为。与此同时，各省有关主管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些管理规定，以规范高校的贷款行为，防范债务风险。

银行方面，加强对高校债务的风险评估和预警也对高校债务的风险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国家出台了控制高校收费总额等系列措施，使各家商业银行开始意识到高校贷款的风险问题。2004年底，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开始出台了有关教育贷款的控制管理办法，设计了数学模型来测算高校负债发展的上限。在2005年初，江苏大学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出现资金短缺，于是向工商银行江苏分行申请贷款，而工商银行江苏分行对江苏大学授信与融资风险做了一次测算，认为已经达到7~8亿元的警戒线，如果江苏大学再增加贷款，学校就会面临偿债危机，所以工行的授信评审部门打回了江苏大学的贷款申请。正是由于这次贷款遭拒使江苏大学避免陷入到债务的危机之中，同时工商银行江苏分行通过银团贷款以及土地置换的方式解决了江苏大学的资金困难问题。

如上所述，在1999年到2007年之间，政府对高校债务的管理是在确保扩招的前提下，力图通过控制贷款用途、确定贷款规模、建立贷款审批制等手段使高校债务规模可控、风险可防。这一期间，政府及银行对高校债务的管理侧重于防范，对高校债务的规模及投向等方面做了较好的规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高校债务的化解

2007年前后高校债务集中进入还本期，资金压力骤然加大，债务风险凸显，引起了当年两会的高度关注。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两会上表示要认真对待高校现存的贷款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得到逐步解决；2007年12月，陈至立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上讲到 “要把高校负债等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年，教育部建立了各省高校贷款信息上报机制，全面掌握高校贷款信息。这些都标志着中央政府逐步着手启动高校债务的化解工作。

同期，广东、浙江等地根据当地情况，出台了系列化解高校债务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引起各地广泛关注，并为全国的高校化债积累了有益的经验。2006年，浙江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安排新校区建设专项补助，对土地超过办学需要量的，原则上应将老校区进行置换，置换收入应优先用于归还建设贷款；2007年，广东则将高校经政府贴息的教学设施贷款余额一次还清。

2009年教育部工作要点明确提到“开展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工作”，并与财政部在中央高校实施了高校债务化解工作。2010年，财政部、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担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意见》，建立地方高校化债奖补机制，以引导地方政府和高校化解债务风险，这标志着中央政府正式启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债务化解工作，高校化债步入新的阶段。

在中央的政策导向下，各省市相继出台了一揽子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主要措施可以归类为：（1）设立专项资金，建立化债奖励机制，引导高校积极化解债务；（2）大幅提高生均定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将部分增量经费用于归还银行本金；（3）鼓励处置闲置、低效利用土地，处置收入用于偿还债务；（4）要求学校统筹资金，按学费收入一定百分比偿还债务；（5）建立严格的贷款审批制，未经政府部门同意，不得贷款。

部分高校把银团贷款、土地置换和短期债务改长期债务等方式结合起来，综合解决高校债务问题，比较典型的案例有：

江苏省苏州大学通过银团贷款，较成功地实施了债务重组。由于银团贷款具有融资额度大、期限长，由提供贷款的几家银行共同承担风险，贷款收益也由几家银行共同分享等特点，对于贷款规模较大的学校，可由一家银行牵头，由5~ 7家银行组建银团，共同承担学校贷款。工商银行作为苏州大学银团贷款的牵头单位， 共7家参贷银行与苏州大学签订了9.12亿元的银团贷款， 贷款期限为7年， 5年固定资产贷款及部分流动资金贷款， 通过时间换空间，即土地置换的方法，分散贷款风险， 暂时缓解了学校建设时期的偿贷压力。银团贷款具有优化贷款结构，调整存量贷款期限，缓解还贷压力，降低资金链断裂的风险的功能。

也有高校通过短期贷款改为长期贷款的方法缓解了债务困难。南昌大学利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12 亿元实施“短改长”项目，还款的期限延长至16 年。另外，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与江西师范大学签订协议，为其提供总额12 亿元，还款期限15 年的债务重组银团贷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与陕西省教育厅签署了协议，为陕西省高校提供15亿元的中长期贷款，用于置换高校新区建设中的短期借款，改善高校债务偿还期限结构。

总体而言，中央和各地相继出台的高校债务风险化解政策措施具有财政投入力度较大、各方责任明确、奖补机制导向等特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针对性，能够有效化解债务风险，同时，银行与高校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方式也有利于促进高校债务危机的化解。但目前的债务化解的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各地化债较少分析高校负债规模，导致过度负债的高校分配的化债资金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高校过度负债，不利于长期防范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因此，在解决目前债务的基础上，还应寻求高校债务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

（二）构建高校债务防范和化解工作的长效机制

化解高校负债不仅要解决目前高校债务沉重的现实困难，还要从长远上构建高校债务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科学规划管理，并增强高校的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解决高校目前的经费短缺的局面，最终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1.落实财政投入责任、完善高校财政拨款体制

首先，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研、人才等支撑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对教育投入不足，截至目前，也没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必须逐步明确各级政府财政投入要求，合理分担，明确责任，加大对财政教育投入力度的考核，确保财政投入，为高校发展提供经费保障，减少高校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国家应强化教育投入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目前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相关政府的教育支出行为约束不够，而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品，政府应成为主要的供给者，对教育的投入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所以，应对政府的教育投入进行立法，保证教育投入的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同时，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约束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行为。

“生均综合定额加专项经费”是政府安排高校预算的主要形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高校办学自主性，但也存在高校获得经费的数额主要来源招生数，而与教学质量关联性较小的问题。这就导致部分高校单纯扩大办学规模，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拨款，而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内涵建设的高校由于投入成本偏高，财政拨款相对较少，陷入财务困难的境地。应逐步改进现行的拨款机制，将高校的办学层次、软硬件设施、服务社会能力等指标作为高校经费预算的核心指标，引导高校进行内涵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改善人才培养质量。

其次，要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保证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目前，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应，地方政府所支配的资金有限，在官员晋升考核方面，主要考察地方GDP的增长情况，所以地方政府往往把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方面，而对于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倾斜力度不够大，并且，地方高校所得到的财政支持力度尤其不足。为保证地方高校能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第一，应改进官员绩效考核办法，转变仅以GDP作为指标的官员绩效考核办法，应把对教育的支持纳入到考核指标体系中；第二，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做到财权与事权相一致，使得高校财政投入的主体有相应的财政实力；第三，应改进中央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得高等教育经费在各地区和各高校的分布达到适度均衡。

2.科学规划教育发展，提升管理水平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政府应根据我国人口结构、人口发展趋势、产业发展等因素科学规划教育事业发展。经历了1999年至2006年招生规模大幅上升的过程后，近几年高校在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2007年至2010年在校生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4%，远低于2000年至2006年期间22.78%的年平均增长率。在在校生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部分高校仍注重规模的扩张，盲目建设新校区，必然造成资源浪费，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人才结构还应适合我国产业发展、经济建设的需要，结构失衡同样是对人才、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政府应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适当控制高等教育规模，推动高校注重内涵建设。

高校存在预算软约束是引发高校不合理负债的重要内在原因，逐步改进对大学领导的考核机制，将校领导防范债务风险能力纳入任前考察，离任审计，对忽视债务风险、超承受能力建设的责任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同时，引导、鼓励、指导高校改进内部运作机制，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从根本上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3.广开渠道，多元化筹集办学经费

高校应利用自身科研、人才等优势密切与政府和企业界合作，积极参与产学研项目，不仅可以提高科研水平和美誉度，还可以使企业深受与高校合作的收益，增加对高校的投入力度，为高校科研投入更多的研究经费。

向社会、校友募捐是国外高校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为高校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哈佛大学2007年捐赠基金规模高达349亿美元，国外高校募捐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这是基于高校对募集捐赠的重视和规范化的运作模式。再如纽约大学设有专门募集机构，并将捐赠目标分解到院系，不仅使募捐任务更为具体，更可以使学院密切师生关系，重视人才培养，促进学生成才。但我国高校基本没有健全的募捐机构、机制，校长们也普遍淡漠募捐，高校校长们必须认识到经费是高校成为一流大学的重要前提，募集资金是校长的重要工作。

发行教育彩票能够募集到稳定的公益资金。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发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应将发行教育彩票提到议事日程，为筹集教育经费增加新的途径。

4.实施“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战略

高校拥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而高校中的科学研究可以与工商产业相结合，创造出价值，从而进一步支持大学的研究和发展。欧美的创业型大学便是积极寻求大学中科研成果的转化，进而扩充大学的科研经费。而其中的典范就是斯坦福大学。

在二战结束后，斯坦福大学的学费收入不断下降。尽管在1946—1947 学年，学费收入占总收入的60％，1952 年降到了47％。同时由于低利率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来自捐赠的实际收入也不断减少。从1940 年到1950 年，私立大学中捐赠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从29％降到16％，斯坦福大学也遇到了相同的困难。为了解决大学发展的经费问题，斯坦福大学努力把大学中的科学研究与对社会的应用和服务相结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大学的发展。首先，斯坦福大学积极与政府和军方合作，二战结束后，斯坦福大学借鉴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研究模式， 把其他院校曾参与战时研究中心的返校教师集中起来， 于1945年成立了第一个研究中心——微波实验室，并得到了联邦研究基金的永久资助。其次，斯坦福大学努力与企业相结合，通过建立斯坦福研究所，专门处理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企业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进行以应用为背景的基础研究，并对大学的研究进展持续跟踪，同时，大学让教师或研究人员担任企业的顾问，让具有研究经验和才能的学生参加企业的研发活动。再次，斯坦福成立了专门的创业服务机构，成立于1970 年斯坦福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就是其中之一。其主要职责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对内，鼓励教师公布研究发明， 评价该发明的市场价值，申请专利保护，并对具有较大商业潜力的发明寻求买家；对外，积极与企业建立联系。

目前，我国高校的许多知识资产未能被“激活”，专利实施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2001年至2005年间，全国高校专利授权量8 389项、专利实施量1 910项，专利实施率仅22.8% ，而全国平均水平约30%。同时，高校科技成果流失比较严重，统计显示，近30%的高校存在科技成果流失现象，或被窃取，或随人员流动而流失，18.1%的高校无专门的专利管理机构，10%的高校没有制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注重科学研究的应用，推进学校创业风气的形成，形成学校内部的创业体系，与政府及企业相结合，一方面促进学校科研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学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资助条件。

【参考文献】

［1］ 陈昆才.工商银行重组江苏大学7亿元债务始末［N］.21世纪经济报道，2007-04-03.

［2］ 杜莉，李海涛.高校债务重组与化解路径选择［J］.经济纵横，2010（1）：93-95.

［3］ 付剑茹，部雅玲.地方高等教育投入的实证研究——基于财政拨款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0（11）:37-40.

［4］ 高明.斯坦福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典范［J］.当代教育科学，2011（19）：38-40.

［5］ 蒋作斌.理性认识和多方化解高校负债问题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0（2）：25-28.

［6］ 教育部.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1997—2009）［Z］.

［7］ 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8—2010）［Z］.

［8］ 李林，曹文华.中国大学科技园管理模式问题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4（5）:143-146.

［9］ 李国强.我国高校贷款30年的回顾与反思——基于政策与制度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8，29（6）：39-40.

［10］ 李祥云.关于我国高校负债融资问题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8，29（10）：56-60.

［11］ 罗序斌,郑克强.中部地区地方高校债务风险化解的思路与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2011（5）：215-220.

篇5：浅论我国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新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三农”及金融业改革，而金融业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问题成为银行业的焦点。随着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各银行为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金融运行机制，参与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有序竞争，各商业银行均加大了通过法律途径减少不良资产的力度。如果国内商业银行业巨大的不良资产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导致国内的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者吞没掉。如此巨大的不良资产存量已直接危及国家的金融稳定。尽管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例，但是由于产生不良资产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根本上消失，进一步加剧不良资产发生的可能性。为此，认真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及成因，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我国商业银行的存量不良资产，进一步预防增量不良资产的产生，减少和降低金融风险，形成良好金融秩序，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十分重要的。

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数额巨大。一方面，不良资产存量数额巨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上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另一方面，不良资产增量不断累加。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及政府的干预，银行对陷入困难的企业不能见死不救，“安定团结”之类贷款的发放，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迅速累积。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国有工商企业，其份额占全部不良贷款的70%以上，而且随着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一些不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将被淘汰，所以，潜在的金融资产风险还净不断释放。其现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良贷款占比过高，贷款周转速度缓慢。近年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呆滞贷款、呆账贷款和逾期贷款）增幅较大。表面上直接反映企业与银行的问题。据统计，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占比高达25%，贷款周转率十分低下，流动资金贷款周转率为0.8次/年，固定资产周转率为0.2次/年，分别是正常周转速度的50%和60%，不良贷款大量沉淀了银行资金，使银行信贷资金缺乏了流动性，削弱了银行的偿债能力和把握贷款投向、支持重点企业的经营能力。

（二）、无抵押、无担保或无效抵押、担保的“三无”贷款，银行债权难以得到保障。在报表中，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抵押率、保证率近几年明显上升，信用贷款大幅减少，但抵押贷款中真正有变现能力较强的商品房、商铺抵押或股票、存单等质押的不是很多，保证贷款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属于无代偿能力的企业保证或贷款户之间互相担保，即所谓的“连环保”，“对子保”等，实际等于是风险贷款，如果其中的一个企业破产，可能导致的是一串企业的倒闭。至于不良贷款中能落实有效合法抵押的更少，这必然潜在着较大的风险，一旦企业倒闭、破产，银行贷款就难以得到清偿，缺乏安全性。

（三）、欠息严重，已成为典型低效资产。不良贷款欠息严重，不能创造收益，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利润计划中难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四）、超比例企业贷款质量差。体现在：一是贷款比较集中的地方，超比例贷款企业户数多，贷款质量差；二是单户超比例严重的企业贷款不良占比高，甚至出现区域性最大几户企业贷款不良占比高于区域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

（五）、不良贷款率差距大。目前国际上的优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3%

以下，中等商业银行在5%左右，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差距很大。

二、商业不良资产成因的分析

近年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是呆滞贷款、呆账贷款和逾期贷款）增幅较大。表面上直接反映企业与银行的问题；从深层次来看，更有体制、政策、制度和管理上的原因，内外因素交织，其中主要是：

(一)、资金体制变革的影响 ,借款人还贷能力降低

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各商业银行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到了产品老化、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这部分国有企业因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观念转变慢、技术水平低、产品老化多、服务意识弱，一时难以适应企业改革的进度。他们当中有的只求产值不求效益，重生产轻市场开发；有的不顾自身的经济实力，“借鸡生蛋”负债经营；有的因“三角债”困扰，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计，等等。同时，这些企业内部政企不分、资产产权混乱，且本身又受负债率高、富余人员多、设备陈旧以及社会负担重等问题的影响，偿还能力逐渐尚失。经对金融借款案件的调查，涉讼时借款人、担保人企业已实际上处于关、停、并、转不正常运转状态的约占此类案件的50%左右。在计划经济年代里，银行发放的贷款主要是工商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由于流动资金的补充来源和有关措施没有落实，流动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变成了统包。各项存、贷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划归新设置的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由于国企得不到国拨资金的补充，以致企业亏损等财政性支出，往往被挤入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因此造成企业资金捉襟见肘，周转失灵，这对国企最终无力偿付贷款本息是有相当影响的。

(二)、企业资信证明和验资证明不实，盲目放贷形成不良资产

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申请企业法人和公司登记除需具备法定条件外，还需提交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资金信用证明和验资证明。但是，由于有关部门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没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被合法登记注册。突出表现在：企业不惜以高利贷非法拆借注册资金，一旦注册，又将资金抽回归还他人，造成企业财产真空，名存实亡。对此，有关部门未加审查和干预，听之任之。银行利用职权私自动用企业的注册资金帐户。对注册资金的专用帐户，银行无视规定而违规操作，或出具虚假材料证明出资额已存入银行，或是在验资后以还贷名义直接将出资额划归银行。法定验资机构验资失实。一些审计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在审查会计凭证、报表和有关项目时，不进行调查，闭门造车，甚至仅根据销售发票或上级单位的批复进行审计，草率作出验资证明。此外，少数验资机构还随意更改验资报告数据，出具虚假的验资结论。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经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分析发现，一是个别银行严重违反贷款通则规定的贷款程序，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不作审查就草率放贷；二是对借款人提供的抵押物、质物权属的真实性、有效性及实现上述权利的可行性审查不实就轻易放贷；三是主管信贷的行长、科长在逐级审批时不认真核实、评定、复测贷款的风险度，即随意批准放贷。上述情况的存在，导致银行的贷款无法收回，从而形成不良资产。

(三)、商业银行业务与政策性银行业务仍有混同不清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对银行贷款质量产生的负面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执行宽松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扩张时期银行信贷规模膨胀，企业易于获取银行贷款来扩大规模或投资上新项

目；在经济收缩时期导致产品过剩，一部分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对应的银行贷款无力偿还。紧缩过渡引发总有效需求不足，会出现大批企业违约的现象，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激增。１９９４年，我国先后建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银行的建立，是为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促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需要。这从体制上解决专业银行“一身两任”的问题，为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但在实际执行中，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中，仍包含着部分具有政策性的银行业务。

(四)、借款人规避法律、转移风险、非法使用贷款

使用贷款步入误区。企业在负债时不是从改善经营管理中走出困境，而是以贷款来偿还其在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债务。另有一些企业则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盲目地以贷还贷。这些企业给银行造成的表面现象似乎信誉很好，但如此循环，其向银行的贷款总额已远远超出企业本身的财产。企业财务制度混乱，资金去向不明。不少企业缺乏完善的帐簿，财务结算制度混乱，资金浪费严重，特别是法定代表人滥用企业资金，但又不能从帐簿上反映资金的流向，当企业亏损、倒闭时，企业的资金去向就难以查明，甚至连应收款也无法反映，造成债权人申请执行其到期债权都无法实现。骗取贷款，非法使用，损公肥己。借款人为获取贷款，经常采取多种手段，一是用虚假的财产抵押；二是骗取担保人担保或与担保人串通一气搞假担保和无风险的担保；三是不择手段搞金钱交易，拉拢腐化贷款人和担保人，一旦贷款到位，几经转账后，贷款就被提取现金转为个人存单或转入个人信用卡，严重的甚至携款外逃。贷款到期后，根本无法找债务人，造成贷款根本无法收回，形成不良资产。

(五)、通货膨胀造成企业虚盈实税，影响资金周转

８０年代后半期至９０年代上半期间，由于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升幅度增大，企业的物资储备和商品库存，经反复几次周转，货币价值相应增长，因此出现账面盈利激增。但在按规定缴纳税利后，虽然账面货币金额较前仍有所扩大，但实际库存实物量却反而减少。因为经几次营销周转，尽管货币金额较前增长，但因后进的单价往往比原有库存单价高，所以补进的实物量比原来缩减了。如企业要按原来规模（原有实物量）经营，势必将追加相应的货币资金量，否则要维持简单再生产也不敷周转了。在通货膨胀期间，有些人因囤货而发财致富，这是因为借入资金的利息及有关成本低于物价上涨的幅度，但按正常产销循环的国企，却受物价上涨的损漏，特别是在严重通货膨胀中，由于物资价格金额增大，形成账面虚盈，将这部分“虚盈”作税利上交后，实际是短了一块。由于没有增拨资金，迫使经营规模缩小，以致影响正常的资金周转和贷款本息的如期归还。

(六)、按习惯行政干预，赖债、逃债。执行到位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商业银行已成为自主经营、自打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法人，其不能也无法再承担过去由专业银行承担的社会总出纳的职能。然而，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尚不完善，个别政府、行政机关、职能部门仍习惯于按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银行施加影响或直接干预银行信贷行为，使一部分资金直接流到了产品无销路、经营效益差、资信程度低的企业，人为地增加了银行的坏账、呆账、悬账率。银行为了最大限度地收回国家信贷资金，运用法律手段追索贷款。但是，当法院依法执行已生效的判决时，往往有些涉案当事人所在地政府、行政机关、职能部门不仅不予以配合，反而唆使债务人逃债，故意给法院执行设置障碍。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除部分债务人确无偿还能力外，在许多情况

下则是债务人故意采取能拖则拖、能赖则赖的办法。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加之司法执行力度不强，客观上助长了一些逃债赖债者的侥幸心理，致使银行的债权常常难以实现。

(七)、经济转制、结构变化，企业经营风险增大，带来贷款风险

国有企业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营运作，转向市场经济一时难以适应，加以竞争激烈，跟不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造成产品积压滞销，应收账款增加，货款回笼缓慢，影响资金周转。另方面，因自有资金不足，追加借入资金，使企业负债成本增高，效益下降，从而增大银行贷款风险，影响贷款本息的偿付能力。国企贷款在８０年代前，基本上都是信用贷款，因此缺乏还款保证；以后为了控制呆账的不断发生，贷款发放要求物质保证。多数单位以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作抵押，由于缺乏经验，一旦发生呆滞贷款，要以抵押物变卖抵债问题很多，有些抵押物债权不清，不易分割；抵押比率偏低，由于市场变化，一时难以脱手变现；有的抵押物经变卖处理，不足抵偿贷款本息。这些抵押贷款，名曰物质担保，仍有不少风险，影响贷款还清。

(八)、社会信用环境恶化，借企业转换机制，破产、合并、分立后逃避银行债务

国企流动资金长期来由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统管解决，助长了企业吃“大锅饭”思想。在财政停拨流动资金，固定资产也由银行贷款支持后，信贷资金财政化更为凸现，使企业往往把国家银行的贷款视为国家资金，甚至认为大家都是“公对公”，国家银行的资金是国家的，贷款偿不偿还都无所谓，以致有些国企一旦得到银行贷款后，就不想归还。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也是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有些企业借转制之机，有意逃避和废除银行债务，主要表现为：一是推行企业破产，废除银行债务。一些企业采取转移企业资产、隐瞒企业资产、调整破产企业的财务等办法逃避银行债务。二是推行母体分裂，逃避银行债务。不少企业为了自身小集团的利益，故意母体分裂，有的划小核算单位，把原来的企业划分为若干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有的先分流资产，再搞合并、兼并后的新企业承担债务，搞“金蝉脱壳”。三是推行国有民营，抵赖银行债务。个别企业通过租赁、承包等经营方式变更经营主体。由于新设立的企业与原贷款银行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致使银行要求其承担原企业的债务缺乏依据。四是企业转换产权、经营权后，原贷款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有的由对公贷款变为对私贷款；有的被兼并、解散的企业不再履行合同的担保责任；有的租赁、承包期满后原有的固定资产质量难以保障等，客观上加大了国家信贷资金的风险。担保环节疏漏较多，制约措施不力。企业相互担保，形成担保环链，使担保形同虚设。一些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互相担保，使担保流于形式，失去实际意义，更进一步的则表现为乙为甲贷款担保，丙为乙贷款担保，最后由甲为丙担保，若乙向两个金融机构贷款时，分别由甲、丙担保。这些情况如得不到有效地制约，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势必增大。担保形式的完整性与担保意思的失实性形成反差。担保合同虽盖有担保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但系担保人工作人员偷盖所致，贷款人起诉到法院后，担保人常以意思表示不真实抗辩承担责任。从民法原理上讲担保人盖章系一种表见代理，作为相对第三人的贷款人无过错而信赖之，担保人应承担保证责任，但贷款人未加核实也有一定责任。此外，行政命令担保，使担保失去了真实意愿，更增添了担保的混乱。

(九)、银行经营管理不善，风险意识和防范措施不强，人员素质不高

银行的信贷资金管理，长期来处于粗放经营状态，内部管理不完善，风险责

任制不够健全。虽然贷款的发放，制度规定要“三查”，但并不是每笔贷款都能认真切实地做到“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贷款的审查，既不是“审贷分离”，更未经“贷审会”的审定，不少系由主管部门或有关领导说了算，有的只是听从信贷人员的汇报决定的。贷后检查也不是切实规范的进行，建立风险预警和考评制度，使有问题贷款及时得到反映和揭示。对借款单位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未能经常和及时地了解与分析。有的不良贷款往往在贷款到期发生无力归还时才觉察。

(十)、利率调整，利差缩小，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增大

在实践中，有几次存贷利率调整，使商业银行感到困惑，对财务收支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很大，最终也导致处理不良贷款存量的财力被削弱。

（一）、存贷款利率倒挂。一般情况下，同期的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两者的差额就是存贷利差，以补偿银行的费用成本和税金以及合理的盈利。这里所说的利率倒挂是指定期存款（含储蓄）的利率与同期贷款的利率相同，或后者略高于前者，但仍不足以补偿费用成本和税金，也就是实际上的负利差，银行难以保本。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定期储蓄存款比较集中（占所有金融机构的大部分），银行的收益中除了按贷款余额１％提取呆账准备金，用来核销贷款呆账损失外，还要为这部分倒挂利率的存贷款业务贴进利差损失。

（二）、存贷款利率风险。自１９９６年国民经济软着落后，物价走向稳定，从９６年５月１日起至今连续８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都是由高到低逐次下降的。按储蓄存款章程规定，各种不同存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均以存入日的挂牌利率为准，由于９６年５月前存入的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较高，在１９９８年后陆续到期的三、五年存款，利率成倍高于到期兑付时的贷款利率，以致几年来提存的“应付利息”全部付罄，余额变成了红字（超额），这些巨额的亏绌，也在近几年作为消化历史财务包袱，陆续解决之中。对于这类利率风险，即使商业银行当时已预测到，也无规避风险的对策，一则储户选存长期高利率定期存款，银行无权拒收；二则中央银行也不吸收长期的转存款，商业银行只能被迫忍受。

（三）、定期长期储蓄存款利率与中长期贷款利率不对称。根据规定，定期存款的利率一律以存入日利率为准，但对中长期贷款（有的是５－１０年）却不是以放贷日利率为准，而是一年一定。银行的资金安排，一般是期限相对称的，但《利率管理规定》却把长期较高利率的资金来源，切断按分段较低的利率计息，显然有失公允。特别在１９９６年至今七、八年间，利率连续逐步下降，造成存款进来利率高、贷款利率负担低的不平衡的局面。

篇6：当前我国“蚁族”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蚁族”的界定

“蚁族”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该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 是一个为大众所熟知的80后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 区别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农民工以及务农青年;大多数人主要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 以推销保险、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为主, 工作不稳定, 在失业与半失业间徘徊;收入较低, 而且没有劳动保障。据调查显示, 在北京的“蚁族”月均收入仅为1 956元, 大大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 也低于大学生毕业半年以后的平均工资。该群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呈现聚居状态, 他们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 人均居住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 逐渐形成一个聚居区域———聚居村。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 自成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

如前所述, 该群体呈现出这样的特征:高智、弱小、群居。可以看出他们与蚂蚁有很多相似的特点, 因此, 该群体被形象地称为“蚁族”。“蚁族”与“校漂族”有明显的不同。“校漂族”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毕业生“国家分配与双向选择”并行之时, 此后便连年存在;而“蚁族”则是近年来在高校扩招和大学生就业难等大背景下, 大城市中新近出现的一个群体, 就是那些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 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的“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二、当前我国“蚁族”群体的现状

(一) 大多数人心理落差较大, 对社会的认同感不断弱化

“蚁族”是一个“最敏感的人群”。他们读了四年大学, 希望毕业之后能在社会上一展拳脚, 但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们不得不暂时隐藏梦想, 忍受一段焦虑的时光,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同时生活条件差, 相应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普遍对社会的公平公正存在疑虑, 存在挫折感等心理问题, 致使他们对社会认同感不断弱化。

(二) 大多数人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

大部分“蚁族”任职于私营企业, 而私营企业为了盈利, 往往并不履行劳动合同法, 不与他们签订正式的劳动协议, 所以大多数的“蚁族”并没有象征着工作稳定性和保障性的劳动协议和“三险” (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 , 劳动权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据调查显示, 自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 受访的“蚁族”中仍有30%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协议, 61.5%的人得不到加班工资, 没有三险的比例高达37%, 另有5.6%三险不全。 (1)

(三) 大多数人存在“婚恋困境”

首先, 由于大部分“蚁族”的收入水平较低, 所以对于婚恋他们抱以如下心态:“没有好的物质条件, 没有房子, 何以谈爱情?”相对于中国古语中所说的“先成家, 后立业”, 蚁族更倾向于“先立业, 后成家”。其次, 由于社交圈子小, 大多数都是同学及同事, 选择恋爱对象的范围有限。第三, 由于整日忙于工作或者找工作, 谈恋爱的时间相对来说不宽裕。所以, 大部分已到了恋爱或适婚年龄的蚁族选择了同居或单身。

(四) 住宿条件简陋, 治安状况令人担忧

大部分“蚁族”人均住宿面积不足10平方米, 一些公共设施 (如灭火器等) 不齐全, 对“蚁族”的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聚居村公共环境嘈杂, 不利于“蚁族”们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由于聚居村多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 人员相对比较复杂, 加上缺乏有效的管理, 成了抢劫、盗窃等犯罪的高发地, 治安状况令人担忧。

三、当前我国“蚁族”现象形成的原因

(一) 城乡割裂的二元社会结构致使毕业生多涌向城市

当前我国的“蚁族”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国城乡割裂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所谓二元结构是指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因为户籍或居住地制度将其区别, 在劳动、收入、消费、教育、生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这种二元结构始于建国初期, 当时由于严重的思维局限和特殊的社会环境, 出台了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目标的户籍制度, 人为隔离城乡, 使市民和农民身份凝固化。大多数“蚁族”来自农村, 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将他们与城市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 所以, 好不容易通过高考这条途径来到城市的他们, 宁愿留在大城市当伪市民也不愿回到家乡继续当农民。再加上农村的社会保障相对于城市来说还比较落后, 所以他们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由农民变为市民, 可以享受到城市的各种福利待遇。

(二) 不完善的教育体制导致毕业生结构性过剩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 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3%, 预计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40%, 这预示着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由精英化趋于大众化。与大学高入学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未能就业, 这与高校扩招有一定的关系,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高校教育体制的缺陷。一方面, 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仍然残留着计划体制的色彩, 对就业市场的需求变化反应不灵敏, 学科专业和学历层次结构处于失衡状态, 高校管理中对学生能力与个性的培养重视不够, 同时又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另一方面, 一些高校为了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并没有使毕业生就业的市场需求状况成为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划定的“风向标”, 盲目上新专业, 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的状态下无法找到相应的岗位, 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 而且直接导致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过剩的局面。

(三) 大城市飙升的房价令“蚁族”集体蜗居

正当全球遭遇金融危机之时, 我国的房地产业却率先走出低谷。房地产业强劲的复苏势头, 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2008年12月份, 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 涨幅比11月份扩大2.1个百分点。2010年1月19日,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9年新建商品房的成交价格比2008年上涨近24%, 而且据业内人士预测, 2010年北京房价的涨幅仍在10%~20%左右 (1)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即使降下来也还是在“蚁族”们的能力范围之外, 所以相对于这些高消费的城市来说, 拿着微薄工资的“蚁族”们对于房子暂时还不敢奢望, 他们只能租住在价格相对便宜的城中村或者近郊农村, 过着集体蜗居的生活。

(四) 供求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摩擦性失业

目前, “就业难”与“用工难”的现象同时存在, 许多求职者找不到工作, 而许多企业又招不到合适的人才, 供求双方的信息不能有效地传达给对方, 所以导致了很多“摩擦性失业”。

所谓“摩擦性失业”, 就是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种临时性失业, 这种情况在“蚁族”中占了相当的比例。信息不对称不仅体现在不同地域间、不同行业间的信息传递不畅, 更直接体现在求职过程中信息传递的低效上。随着社会的发展, 招聘网站的出现在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之间充当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但是它更多地扮演的是一个“单向”的将企业的招聘信息传递给大众的角色, 而在求职者向企业投递简历之后, 石沉大海的现象占了绝大多数, 那种为供求双方搭建沟通桥梁的作用根本没有得到体现。此外, 还有诸如不同城市之间供求信息 (如一个城市的求职人员数量与另一个城市的企业需求人员数量) 的不对称以及不同行业之间供求信息的不对称也间接导致了“摩擦性”失业。

(五) 就业观念滞后, 非大城市、一线城市不去

虽然“蚁族”总体就业期望已经发生一定的改变, 但是大部分“蚁族”来自于农村及一些偏远、欠发达地区, 再加上受教育的投入较大和家庭传统观念的影响, 他们不愿意回到家乡或者一些急需人才的中小城市去发展。而且大城市的劳动权益保障相对于中小城市要完善的多, 薪酬待遇也相对较高, 所以他们更愿意留在大城市、一线城市, 希望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 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 他们这种就业观念已与当今社会的就业形势形成很大的反差。中小城市虽然不如大城市机会多, 但是如果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 发展后劲还是相当充足的, 再加上近几年国家也加大了对一些中小城市及偏远地区的发展投入, 所以就业机会也在逐渐增多, 发展潜力还是相当大的。大城市虽然有诸多的好处, 但是就业机会毕竟有限, 太多的“蚁族”涌向这里, 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压力, 同时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所以“蚁族”不妨在考虑当前就业形势的基础上, 把眼光放长远一些, 适当向中小城市分流, 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

摘要：“:蚁族”是在我国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社会现象。“蚁族”这一群体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中间力量, 如果“蚁族”问题得不到解决, 势必会对我国今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了解“蚁族”的现状及成因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蚁族”,现状,成因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王岗峰.走向和谐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霍宝珠“.蚁族”的生存[J].中国工会财会, 2010, (3) .

[4]阳玉平.我国“蚁族”之理性审视[J].政治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 2009,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