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沉默权（精选7篇）
篇1：浅议沉默权
我们在看香港、欧美警匪片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当警察上前逮捕犯罪嫌疑时，一边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就是我们对沉默权制度最初也是最直观的一个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与世界的接轨，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并且在10月，我国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沉默权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密切相关，该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这就是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沉默权就是这一原则的延伸和具体措施之一。正因为我国政府加入了此公约，由此引发了有关沉默权的争论，而且讨论日趋激烈。那么到底什么是沉默权?我国现行法律有没有规定沉默权?我国要不要引入沉默权?怎么引入?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下面我就有关沉默权制度作一些粗浅的探索，并结合我们反贪工作，探讨沉默权在反贪领域能否适用这一问题。
一、沉默权的含义
沉默权有三层含义：1、不被强迫自证其罪;2、有权拒绝陈述;3、不因拒绝陈述而被作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具体来说，就是有关官员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任何强制(包括精神的、物理的)来逼迫其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依法可以对有关官员的提问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并且不会因此而受到追究，司法机关不能把沉默或拒绝回答问题作为其有罪的证据，以此来加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罪刑;在提问之前有关官员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的权利;如果违反这些规定而实施的一切行为和所获取的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有罪的证据。
二、沉默权的沿革
1、沉默权制度的起源
沉默权制度源于十七世纪英国的利尔伯案件，利尔伯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并且得到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从那时起沉默权就成为英国刑事法律原则之一，并在18的《刑事证据法》中得以明确。
2、沉默权制度的发展
由于沉默权制度对于保护个人的权利，限制司法专制有着巨大的作用，这也符合资本主义国家崇尚自由、博爱、平等，注重个人本位的思想相一致。于是沉默权制度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美国继英国之后，也确立了沉默权制度。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后来通过判例对沉默权提供了切实的保障，那些凡违反沉默权制度所得到的证据为无效证据。
二战以后，保护人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作为保障人权的一项司法制度-沉默权制度更是得到法律学者和司法工作者的广泛关注。1966年12月16日，第21界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界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七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至1993年，已有110多个国家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先后确认了沉默权，至此，沉默权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确立。
三、在我国移植沉默权制度的.一些探讨
(一)目前我国有无沉默权
沉默权在许多国家得到确立，那么正在走向法治化的我国是否确立了沉默权或者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的某些内容了呢?有人认为，我国法律规定了沉默权，理由是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所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也有人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制度，但已经蕴含在立法精神中，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我辩解、辩护的权利，对某些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沉默权的身影。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还未确立沉默权制度，上述两种看法是对沉默权制度的误解。我也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沉默权内涵包括：1、不被强迫自证其罪;2、有权拒绝陈述;3、不因拒绝陈述而被作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再来看看我国的立法规定，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同时刑诉法第九十三条也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这与沉默权的第二层含义“有权拒绝陈述”相违背。
[1][2][3][4]
篇2：浅议沉默权
社会使背离社会的个人产生孤独感;
个人经常恐惧孤独;
对孤独的恐惧使得个人不断地估计社会接受的观点是什么;
估计的结果影响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 特别是公开表达观点还是隐藏自己的观点;
综合起来考虑, 上述四个假定形成、巩固和改变公众观念。
1.“沉默的螺旋”的“网络失效”说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提出为传播学效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重新阐述了大众传播的强效果理论, 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时代的发展来看, 新技术的不断出现, 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 也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一些学者认为, 由于互联网的平等性、匿名性和不受地域的限制, 所以很难对其施加群体的压力, 作为支撑该理论的假设, 即惧怕被孤立的心理状态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沉默的螺旋”理论也就失去了效用。
学者汪碧芬、吴英提出网络传播对“沉默的螺旋”最明显的挑战就直接来自于网络传播的显著特性之一———匿名性。她认为:“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会使个体在进行自我表达时, 较少顾及社会规范的约束, 比较任性, 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 而不受别人想法的影响, 他们无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心理上的负担”[1], 因此, 网上传播带给了人们更大程度的交流与自由表达的空间, 而这正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假设中所缺失的条件。
但是, 把“匿名性”作为挑战“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一件利器未免有些底气不足。
2.“沉默的螺旋”在网络依然旋转着
“在网络空间, 人们不再只是以消极的从众措施以免孤立, 而是在网络中积极地寻找同盟军, 寻求支持与肯定。个性化的传播会使传统的从众心理变得弱一些, 舆论也会更分散, 但是, “沉默的螺旋”一样会存在, 并以其它的方式表现出来。”[2]
(1) 在网络上同样会出现“沉默的螺旋”现象: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 并且受到欢迎, 就积极参与进来, 这类观点就越发广泛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 (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 , 即使自己赞同, 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 如此循环往复, 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2)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集团在成员心目中的魅力越强, 越屈从于集团规范、越发生从众现象。
事实上, 对网络的崇拜正在我们的生活中蔓延与真实社会一样, 经过一段时间, 都有思维敏捷、擅长传播技巧的人成为传播主导, 都会形成自己固定的主题、一致的风格和固定的社区成员。于是, 深陷于网络此种氛围中的人对占主流意见表示赞同甚至盲从, 于是, “沉默的螺旋”理论仍会生效。
(3) 从网民的组成来看, 目前用户人口分布主要集中于具有较高学历的人群。
有学者测试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 结果反应出, “对于模棱两可的问题,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 从众人数反而表现出递增趋势”“自尊心强, 有较高社会赞誉需要的人, 比较重视社会对他的评价, 因此容易出现从众倾向。”
虽然这一测试的对象过于单一, 与网络用户成分之复杂不可相提并论, 但从中也可看出尽管在沉默的螺旋过程中留存下来了能排除威胁的少数意见者———中坚分子 (the hard one) , 他们的存在, 在较为自由的网络传播中有时推动着新的舆论的形成, 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空间已失效的理由。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基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网络空间, 因为“沉默的螺旋”模式形成的心理机制仍存在, 沉默的螺旋现象并未消失, 只不过在表现形式有所改变。
3. 网络论坛:让每个人都有“旋转”的空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上网人数的激增, 我们在愉悦中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 因为它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宽容, 使个体的人在这一环境中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话题和网际小团体。但是“沉默的螺旋”仍然存在, 如何能让“沉默”者浮出水面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网络论坛上, 这同时也是管理者推动传播效果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终, 网络论坛能够利用网络互动性、丰富性和海量性, 给具体传播栏目分类别, 定风格, 大规模推陈出新, 力争让每一位网友即使在此处“沉默”, 还能在彼处“不沉默”, 都能在网络上找到自己喜欢的栏目, 成为此网络的“常客”, 从而使得网络传播的对象更加广泛化, 传播效果更加显著。
论坛是数字媒体阵地上互动性体现得较为突出的板块, 即使这样, “沉默的螺旋”依然存在:在综合性大型论坛中, 各具体板块总有一些特别突出的“铁杆网友”主导着某一板块的风格和特点, 这些网友要么被纳入到论坛民间管理者群体中, 要么被冠以虚拟名誉称号 (如“长老”、“护坛使者”) 或被给予虚拟货币进行激励, 这一群体是论坛的真正主导者;而另一方面, 不太活跃的网友往往被动观望, 极少发言, 从而被某一小团体边缘化, 甚至“拒绝”。
为解决这一问题, 许多论坛管理者积极加强引导, 根据人群多样性积极细分栏目, 这样一来, 各年龄层各职业群体或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兴趣的子板块或栏目, 从而增强了他们对于某一论坛的忠诚度和“粘性”, 在快乐上网的同时, 网站也收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即每个网友都找到了自己“旋转”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袁薇佳《沉默螺旋是否在网络媒体中失效》[D]北京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4.12.10。
篇3：浅议沉默权
一、沉默权概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实质上已在我国确立了狭义的沉默权——刑事司法制度沉默权，即指刑事诉讼侦查活动中，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公安、检察等机关侦查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该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①无义务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②接受讯问时有沉默或拒绝回答的权利；③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逼迫犯罪嫌疑人供述罪行；④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不能因犯罪嫌疑人沉默而对其做有罪推定。
二、沉默权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产生的冲击
新刑诉法出台后，正式意味着沉默权在我国已经确立，然而与沉默权相对应的配套法律制度同步完善尚需一个磨合期。在这个磨合期内，自侦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将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一）确立沉默权意味着《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有可能成为模糊条款
《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该条法条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履行的如实供述的法定义务，然而刑事诉法并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不履行该如实回答的义务，应当承担的责任，或者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若犯罪嫌疑人援引第五十条规定，享有沉默权的同时，拒绝履行如实供述的义务，在侦查期间始终保持沉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可能造成第108条的规定失去强制力，有可能成为一条模糊性的条款。
（二）沉默权的确立，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规避讯问活动，加大追诉难度，不利案件查处
沉默权是对传统依赖口供破案的“供-证-供”办案模式最大的挑战。口供破案就是“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对嫌疑犯通常首先宣布供述义务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通过一定的心理较量，促使作案人交代犯罪事实。而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少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据，特别是在证据体系“一比一”的行受贿案侦查中，有可能会出现犯罪嫌疑人利用沉默权“合法”回避讯问，定案难度加大，导致追诉率下降，侦查机关工作量增加，诉讼成本和犯罪控制成本上升，从而在短期内降低侦查机关工作效率和维护社会正义的能力，对侦查机关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产生负面影响。
（三）沉默权对侦查人员的执法意识带来极大冲击
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若拒绝供述或沉默不语，一般会被认为是不老实，是“抗拒法律”的表现。在我国普遍认为，当一个人涉嫌刑事犯罪时，要求其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具有合理性，侦查人员在讯问中有心理暗示：犯罪嫌疑人在道德层面上与一般群众是不对等的，此时犯罪嫌疑人若在讯问中行使沉默权，侦查人员在道德层面上的执法权威、优越感将受重挫，而侦查人员面对该沉默权的第一本能就是绷紧有罪推定的神经弦，侦查人员有可能为获取定罪供述而滥用、乱用讯问手段，忽视或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既不利于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又无法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
三、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应对沉默权的对策
（一）深刻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50条与118条的关联
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目的是为进一步禁止侦查人员非法获取供述。而该项权利犯罪嫌疑人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如其放弃沉默权自愿供述，其供述仍可能对查案有重大价值。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拒绝陈述其有罪的情节，不是“应当回答”侦查人员要求其供述的问题。这样侦查人员获取证据的侦查模式就顺理成章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了。
而第118条是规定，当犯罪嫌疑人放弃沉默权时，选择了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那就应该如实回答，以此满足供述作为重要证据的真实性特征。简而言之，我国确立的沉默权制度，并无禁止或者限制犯罪嫌疑人坦白罪行，而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充分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供述自己罪行。
（二）增强案件初查，将传统“供-证-供”模式转变为“证-供-证”新模式
初查是对涉嫌犯罪线索，事前进行秘密、必要审查和调查，以初步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存在，是否需要立案侦查的司法活动。而今沉默权确立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应将办案重心前移，在初查阶段搜集关键、有效的证据，提高初查质量，有意识削弱“口供”在证据链条中的地位，将传统“供-证-供”办案模式转变为“证-供-证”新模式，侦查人员正确应对间接证据、衍生证据的搜集、固定等工作，准确运用新刑诉法规定的证据补强规则，形成完整证据体系。同时，充分利用搜查、查询、鉴定等合法侦查手段，积极寻找再生证据从而完善证据体系，力图在初查环节尽可能多查清有关犯罪事实和案件外围证据，为后期办案奠定良好局势。
（三）转变办案人员执法观念，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
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这意味着侦查人员要及时转变传统执法观，要牢固树立“以证据为中心、以审判为目的”观念，强化人权保护意识，提高将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的能力，学会用证据说话。对案件的查处，不能急于求成，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要合理经营线索，广泛收集、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在办案活动中践行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
四、结束语
沉默权的移植在一段时间内还是一个复杂的法治工程，它与中国本土检察机关办案理念的融合过程还需要较长磨合期，确立沉默权是基于我国当代国情和司法实践作出的务实选择，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应积极应对沉默权制度，按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将保障人权与打击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国法制特色的沉默权制度的加速发展。
篇4：浅议沉默权
“沉默的螺旋”是由德国社会学家伊利莎白·诺依曼于1974年提出的。她认为, 社会会使用孤立来威胁那些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人作为社会成员, 出于寻求群体的认同会首先观察周围的意见气候, 当自己的意见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时候, 人们会相对积极地参与讨论, 在产生与群体相悖的意见时, 为免受孤立, 人们倾向于保持沉默, 由此形成一方保持沉默而一方多数意见不断增势的情况, 如此循环往复, 变产生了一个意见较为统一的舆论 (诺依曼的双重定义:所谓舆论, 是“围绕争论性问题, 在没有孤立危险的前提下可以公开发表的意见”, 是“为使自己不陷于孤立而必须公开表明的意见”) 。
二、网络媒体的挑战
网络传播有数字化、实时性、多媒体化、交互性和草根化等特点, 这些媒介条件的变化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数字化的媒介生态下, “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否会因失去适用性而消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 许多学者认为该理论会随着网络传播的继续发展而逐渐消失, 下面笔者归纳了几点网络媒体对该理论适用性的挑战。
1. 虚拟性 (距离) 对孤立威胁的消减
我国的网络没有实行严格的实名制, 网络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无需显露身份的信息流通的平台, 受众以浏览网站的游客或注册ID账号的身份与其他虚拟的身份进行互动, 在社会约束力相对较小的自由发言的平台之上, 意见压力没有人际传播中的那么直接, 很大程度上消减了被多数意见孤立的威胁, 受众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倾向于自由表达观点。也正是由于这种匿名性, 人们可能会降低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力, 甚至将网络变成了宣泄个人情绪的渠道, 因此网络上经常会出现几种不同意见的对峙甚至言辞激烈的骂战。
事实上, 相较于匿名性, 笔者更倾向于将消解被孤立的威胁归因于距离, 网络打破了空间的限制, 但物理距离依然存在, 这个现实的距离保证了这些用户即使自己的意见与意见气候相左, 依旧不太可能会受到切实利益的损失, 而减少了对于孤立的恐惧, 畅所欲言。
2. 意见气候的复杂化
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是由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新闻媒体向受众发布信息的单向模式, 其传播内容的遍在性、累积性和共鸣性, 使得他们所提示和强调的意见很容易被视作是主流意见, 对意见气候的形成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网络媒体变单向为双向甚至多向模式, 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没有了严格的区分界限, 信息发布草根化, 传播中心被消解, 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而网络媒体的受众有多、杂、散、匿的特性, 加之约束力较小, 人们的意见的自由表达, 没有标准统一的“把关人”机制, 网络媒体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难以保证, 还有网络媒介受众的参与程度不同, 等等使得意见气候变得非常复杂, 在短时间内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变得很难, 这为人们观察意见气候带来困难。
3. 思想开放和受众的年轻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和眼界也逐渐开扩, 言论自由的意识逐渐增强, 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再以中庸之道为行为准则, 或是一味地附和他人的观点, 开始提倡个性的张扬, 表现自己特立独行的一面。有些人热衷于发表一些与主流观点相悖的言论, 成为意见气候中顽强的“中坚分子”, 这些人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 也趋向于让自己的观点影响他人。在网络媒体的受众中, 年轻人占据了大部分, 年龄层高的人有长期形成的从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习惯, 年轻人更趋向于利用网络这个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来表达自己个性化的声音,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受众对意见表达的参与程度。
4. 快捷性对媒介影响的挑战
新闻媒体承担着社会监督责任, 传统媒体发布的新闻信息经过新闻单位过滤后形成, 快捷性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之下的显著特点之一, 高速运转的互联网使得信息能够不受时空限制快速传递, 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降低了媒介对统一意见形成的影响力。因为信息的快速传播并不因信息内容而改变, 即使是与优势意见不一致的非主流的观点, 也可以经由网络传播。而网络传播的虚拟性、复杂性、开放性等特点, 促成了更多不同于主流意识的观点的发表, 保证了这些信息迅速传播, 并且较少受传统媒体控制和影响。
三、在网络媒体中的适用
网络显著的交互性和匿名性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平等自由的传播空间, 许多学者认为, 这些特征也使得意见发布者对于被社会孤立的惧怕的心理状态不复存在, 因此“沉默的螺旋”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网络媒体, 但以笔者的体验和可查询到的现实数据来看, 该理论在网络传播中依然适用。
以探讨公共事件为主的网络论坛为例 (较少有发帖限制, 且全国标准统一, 没有地区级别限制, 比较具有代表性) , 大多数论坛要求登录个人ID账号才能够发表言论, 通常情况下, 网络论坛的实际网友数量远大于申请账号的用户数量。据统计, 超过八成的网友只观看、浏览信息, 不会登录ID发表意见, 而在使用ID账号登录的这一部分网友中, 只有极少部分网友会回复跟帖, 这样就产生了网络论坛中“沉默的大多数”。笔者登录了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论坛”著称的天涯论坛, 以上半年有很大舆论热度的“药家鑫案”为搜索词, 选取了2011年4月22日和4月24日两天中浏览量最大的两个帖子 (4月22日为药家鑫一审判决之日, 因此舆论影响最大) : (1) 天涯杂谈-“药家鑫案件的判决结果”, 作者:金大庆, 发表日期:2011-4-22, 8:33:00; (2) 天涯杂谈-“从药家鑫案的前前后后看药家的人性之恶”, 作者:东经104度阳光, 发表日期:2011-4-24, 1:05:00。这两个帖子上方的统计数据显示: (1) 天涯杂谈-“药家鑫案件的判决结果”, 点击:509364, 回复:4316; (2) 天涯杂谈-“从药家鑫案的前前后后看药家的人性之恶”, 点击:623322, 回复:6534, 经过计算, 两篇的回复率仅约为0.85%和1.05%, 而且绝大多数回复都是支持发帖人的意见。
针对这一数据, 笔者对“沉默的螺旋”在网络媒体中的作用机制分析, 总结出以下几点适用因素:
1. 社会孤立动机的存在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首要前提假设是, 社会将用孤立的方式来威胁那些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 对孤立的恐惧不可抗拒。但后来也有研究者提出“对社会孤立的恐惧” (趋同行为动机) 不应是一个绝对常量, 而是一个受条件制约的变量。虽然网络的匿名性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害怕受到孤立的恐惧感, 但这是一种社会心理的一般性论断, 其本身并不会因为使用媒介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进入到网络空间以后, 这种本能的反应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尽管人们在网络上表现的比现实中的更大胆, 但这并不是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对社会孤立的本能恐惧, 而是因为孤立产生的条件出现缺失, 或者说有理由认为自己不会被社会孤立起来。受众在网络中使用的ID账号依然有自己的身份认同, 人们在自主选择信息的过程中, 会选择能够给予虚拟的集体归属感的群体, 加入某些有共同特征或特定议题的群体, 如:贴吧、微群、QQ群等等, 通过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其他人互动来和群体联系在一起, 这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网络媒体的用户对于害怕被网络社会孤立的恐惧感依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 “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根基是稳固的。
2. 群体压力的存在
网络用户以虚拟的ID身份进入网络空间, ID账号有自己的身份特征, 不管是在网络社群或论坛中比较活跃的高度参与意见表达的人, 还是参与度较低的浏览用户, 都在特定的群体当中有自己的身份认同。网络群体也有各自的群体规范, 并由管理员来保证规范的实施, 在这样的环境下发表意见, 如果和大多数意见不同, 容易引起群体性的排挤、批判甚至导致ID账号被封, 在这点上, 匿名性由于很好地隐藏了用户的实际身份而加剧了冲突的可能。而对于微博或博客等实名参与意见活动的用户来说, 群体压力更明显一些。因此, 在网络空间里, 个人意见的表达仍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 网络中的个体仍需要不断评估意见气候, 并且评估结果可能影响个人行为。
3. 自由的影响有限
网络媒体受众有多、杂、散、匿的特点, 网络空间进入的门槛较低, 普遍草根化, 因此网络空间的意见主体非常的多元化, 失去了传统媒体把关人机制, 在意见表达方面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 这种看似的平等实际上是网民造就的幻想, 这些都导致网络信息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 没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意见, 实际上能对舆论最终形成产生的影响程度有待证实。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微博是庶民的狂欢。舆论的形成过程中传统媒体起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 受众认为网络能够发布一些传统媒体不便发布的敏感信息, 但此类信息中最终能对舆论形成产生影响的, 很大部分是经由传统媒体二次宣传的, 大多数的时候人们都是在网络空间里过假想的生活。最后很重要的一点, 网络空间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 不同的网络群体中都有各自必须遵守的统一的群体规范, 并不是人们为所欲为之地, 这也是网络用户中总有“沉默的大多数”的原因。
四、结论
“沉默的螺旋”理论自提出以来, 在采用单向传播模式的传统媒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 尽管这一理论体系是基于社会心理和传播机制研究之上, 并且经过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后得出的, 由于网络媒体传播模式的去中心化, 在理论外延上有不适用于网络媒体的部分,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快捷性、复杂性都对该理论的适用提出挑战, 不少学者认为“沉默的螺旋”终将会在网络传播中消失, 而笔者认为考量该理论在网络中的适用应该进行宏观的、多角度的思考。无论从笔者的体验还是现实数据, 都显示出该理论在网络中依然适用, 其理论根基依然是稳固的, 网络媒体的受众依然对于社会孤立有一定的恐惧, 且网络空间也存在意见环境和群体压力。任何一个理论都在一定时代有局限性, 我们应当在找缺陷的同时, 努力将其完善, 使其更科学更符合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理查德.韦斯特, 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M].刘海龙,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周宏刚.沉默不再扩散——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时代的变迁[J].东南传播, 2006 (5) :45-46.
[3]刘海龙.沉默的螺旋是否会在互联网上消失[J].国际新闻界, 2010 (50) :62-67.
[4]师文静.网络传播中”沉默的螺旋”理论分析[J].青年记者, 2009 (2) :4-5.
[5]天涯杂谈-“药家鑫案件的判决结果”[EB/OL].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142887.shtml
篇5：唤醒沉默中的沉默权
一、确立沉默权的诉讼价值
任何一种制度只有在具有一定价值和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沉默权制度也不例外。沉默权制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一)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正义
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注重程序的正当,强调尊重和保障受讯问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而刑事审判中的人权主体为诉讼参与人,但基本人权主体是刑事被告人。①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就显得更为重要。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一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有充足的经费和必要的设备。追诉时自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被控方通常被羁押、被控制,无法收集和提供有力的证据。为了强调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就更不能对被追诉人科以协助追诉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否则,就毫无公平可言。既然承认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也就等于承认了被追诉人意志的独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辩护的权利,在不愿答辩时也就享有不做答辩、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权利,而不得违背其意志强迫其做出答辩。沉默权的确立使受到刑事追究的个人不在负有协助侦查、起诉机关的义务,使其人身、言论自由等个人权利不会无节制地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公权的限制或剥夺,实现程序正义,达到司法公正。
(二)沉默权是人权保障的有效机制
与功利主义法学家的论调不同,赞成沉默权的学者强调的不是发现真实而是保障人权。西方学者在论述或主张沉默权的合理性时,往往把沉默权与保障私权联系起来。他们广泛地认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的中心目标是保障个人隐私权,这是这一规则的真正原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4年的一个案件中指出:“第五修正案中反对自我归罪条款反映了我们的许多基本价值和最高尚的精神” ,这些价值和精神包括:“我们不愿意让那些尚未确认有罪的人屈从于自我控告、伪证或不体面的三难选择的痛苦所带来的折磨”。在米兰达案件的判决书中,赞成米兰达规则的法官在书写其判决理由时亦写到:“作为一项已经超越了它的起源的高贵的原则,这一特权已经被承认为公民个人的本质权利的一部分,被承认为一项包括公民个人进行私生活的权利。这一权利是我们的民主制度的支柱”。
(三)沉默权有助于防止官方权利的滥用,维持刑事程序的公信力
现代程序法奉行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即程序不仅要促进纠纷以和平的方式真正得到公正的解决,而且要保证纠纷各方乃至社会公众对于程序本身的公正性保持持久的信任。刑事程序本身就是国家在禁止私力救济后以强制力量垄断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常设机制,如果它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持续信任,调整政府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法治原则以及社会的和平稳定就会受到威胁。维护刑事程序公信力的重要方法是尽可能防止官方权力的滥用,而沉默权正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它给侦查机关的侦讯活动设定了一定的界限,可以防止其以物理强制或精神强制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认罪。同时它也迫使官方采取追究刑事责任的行动时必须有合理的依据。只有沉默权得到尊重,才能有效防止官方权力的滥用,才能有力维护刑事程序的公信力,更好地解决纠纷。
二、沉默权与相关制度及原则
(一)沉默权与刑讯逼供
司法实践中口供证据的广泛使用及其重要性是刑讯逼供大行其道的祸根,要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就要从立法上严格控制口供证据的使用,这就要求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的权利。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法治国家都在刑事诉讼中规定了被指控人的沉默权,这种沉默权在整个刑事诉讼中都适用,当然也包括庭审过程。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就堵住了追诉机关进行逼供的可能。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不开口,从而迫使追诉机关致力于调查、收集其他证据,而不是致力于采取各种手段取得犯嫌人的口供。确实,虽然修订前后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不轻信口供”,但实践中逼供、诱供、骗供等非法取供现象屡见不鲜,根源之一就在于《刑事诉讼法》第93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既然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应当回答而且是如实回答,侦查人员就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取口供,其中难免刑讯逼供。这是一条与沉默权制度相对立的制度,其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变相鼓励侦查人员重口供、不重其证据,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为随意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供了可能。虽然刑讯逼供因其不具备证据合法性而不得被采纳,但实践中,无论是法院还是犯罪嫌疑人,要收集讯问人员刑讯逼供的证据谈何容易。因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往往无济于事。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的沉默权,就意味着其拒绝回答的合法性,意味着其有对抗侦查人员非法行为的保障措施,在根本上免除了因不“如实回答”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享有沉默权的情况下自愿作出供述,那么他的供述也就可能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同时被告人有了沉默权,将逐步改变侦查人员习惯走的先口供、后证据的破案“捷径”,真正将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侦查案情上来,促使诉讼程序由“口供中心主义”向“证据裁判主义转变”,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亦注重保障人权。所以,确立沉默权制度,可以有效抑制刑讯逼供现象。
(二)沉默权与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被告或嫌疑人在被判决有罪之前,与控方的地位是相等的,他没有义务向法院证明自己有罪。建立沉默权制度,可以限制公共权力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犯。若剥夺被控诉方的沉默权,无异于将此责任“倒置”,对本已处于劣势地位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确立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客观要求,反对沉默权实际上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是一种有罪推定,从控制犯罪的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强调惩罚、打击的诉讼功能。这种有罪推定,实际上侵犯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在一个文明的法制社会中,只有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才有权经过法定的程序,判断一个公民是否有罪,以及是重罪还是轻罪。在法院判决之前,任何公民个人都是无罪的,这是“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而对一个无罪的人进行“抗拒从严”的威逼使其开口,无疑是将犯罪嫌疑人视为有罪之人,进行了有罪推定,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这既违反了“无罪推定”,也违反人的本性。所以,沉默权与无罪推定制度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
(三)沉默权与辩诉交易
沉默权的要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讯问,而辩诉交易的要义则是自愿做有罪答辩。表面上看,这两个制度似乎是相反的,实际上,他们是相互“配合”的。在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的同时,内在要求实行辩诉交易制度,否则就是鼓励被告人沉默,这有悖于刑事诉讼的法理,更不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任务。沉默权的内容可以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消极意义上的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拥有陈述或不陈述的自由,司法官员就案件事实而提出的任何讯问被拒绝后,不得采取任何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强制而迫其回答;积极意义上的沉默权则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选择如何进行陈述的权利,即选择的内容有利于自己,抑或无利于自己。如果只存在沉默权,而没有辩诉交易,则是鼓励被告人沉默,这无异于沉默权的虚设,不仅背离于刑事诉讼的法理,而且可能会造成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障的缺失。辩诉交易是一个“诱饵”,激励和诱惑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沉默的权利,而“开口供述”同司法机关合作——“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愿意作有罪答辩,法官将减轻对你的处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己的有罪答辩换取较轻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鼓励被告人不沉默,否则,他们就可以选择一直保持缄默,虽然这存在着被判处较重刑罚的风险。这样一来,检察官就冒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告无罪的风险。而采用辩诉交易则可以达到控辩双方的“双赢”,体现了控辩双方的风险博弈。可见,沉默权和辩诉交易中的有罪答辩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项在实质上并无矛盾但只能择其一而选择的权利。②因此,辩诉交易内在要求确立沉默权制度,同时,辩诉交易依赖于沉默权而存在。
三、在我国设置沉默权制度之简单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制度,并修改与其相悖的条文
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除应当告知其受到怀疑的犯罪和第一次讯问后的律师帮助权外,还应一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做出无罪或最轻的辩解,有权对个人基本情况以外的问题保持沉默。③同时详细规定告知权利的时间、告知权利的具体事项、法定情形下的解释义务和不履行上述告知职责的后果及责任等内容。真正将沉默权上升到立法层面,以求有力保护。
(二)扩大在押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
1990年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已规定,一切个人都有权选择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程序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目前我国律师介入诉讼和行使辩护权仍然受到很大限制,在侦查过程中的律师的诉讼活动更是非常有限。因此我认为,除了落实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外,应该相应扩大律师的权利,使其更全面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
(三)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
这两项规则是证据法则的重要内容,也是沉默权的制度保障,在证据采信中起着重要作用,有助于遏制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凡是通过违法或不恰当的方式取得的并出于陈述人自由意志的自白应当绝对排除,而且,如果对自白的任意性有疑问也应当排除。自白任意性规则则要求除法律有明确限制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自愿、故意而又理智地放弃沉默权后做出的自白才是有效的。④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有规定,已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仅有审判机关的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对侦查、检察机关的约束力也是不强的,我们在立法上还需要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更加具体的规范来保证这一规定的执行,从而达到抑制讯问人员通过强迫手段获取供述的欲望,以保障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即沉默权规则的实质上的实现。
(四)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
我国长期以来的取证制度,是强调犯罪嫌疑人有作证义务,但对于证人责任的规定却十分松弛。我国民众普遍存有一种畏惧作证的心理,缺乏法律义务感,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干扰了正常的刑事审判程序的进行。如果要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刑事审判程序势必进一步趋向对抗化,对口供的依赖将变为对证人证言的依赖。如果不及时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势必使矛盾更加尖锐,沉默权的实施也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庭审改革目标将会发生偏离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完善相应的证人保护和作证补偿制度,加大普法力度,增强公民的法律责任感,以确保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顺利实施。
(五)建立沉默权例外性规定
建立沉默权制度也不能一刀切,必须同时设立例外性规定,遵循寻求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国家利益防卫相和谐,追求保障人权和追究犯罪双重目的之要求的原则,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一种协调,保证诉讼效率、有效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
结语:沉默权制度体现国家法律的人文精神,其设立将会大大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和完善,对于我国法治建设也会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但是,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沉默权制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相应的配套机制与其相得益彰,离不开理论和实务的艰难磨合,更离不开法律适用经验的积累和总结。
注释:
①陈少林,方正桥.刑事审判中人权保障的特殊性[J].湖北社会科学,2008(7):151—153.
②冀祥德.沉默权与辩诉交易在中国法中的兼容[J].法学,2007(8):56.
③孙长永著.沉默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59.
④柯葛壮.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制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97.
篇6：浅议沉默权
沉默权, 又在学理上被称为反对自我归罪特权, 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询问或出庭受审时, 有保持沉默拒不回答的权利。沉默权, 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 最先被美国移植, 随后波及欧洲诸国及我国港、台地区的诉讼制度。随着联合国在1966年12月26日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更是为沉默权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奠定基础。目前, 该公约已有149个成员国, 其中大部分国家先后确认了沉默权。沉默权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行,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体现着一种世界性的立法趋势。我国学界关于沉默权问题的探讨, 尽管看起来轰轰烈烈, 但由于视野的局限和理论工具的缺乏, 使得对沉默权问题的把握仍停留在一个较为浅表的层面。[1]肯定说主要关注在沉默权符合了公约的要求, 也是我国民主化法治建设的要求, 且我国现有条件比英国确立沉默权时的条件优越很多。然而却忽视了现今的社会环境照比300年前的英国也大不相同, 犯罪方式与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只看到一项制度的积极意义却不注重其弊端的消除, 很难让该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限制说认为从原则上应当承认沉默权, 但对某些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危害的严重犯罪案件, 不适用沉默权。[2]任何一项权利都不能毫无限制, 也不能全盘照搬移植, 其作用的合理发挥也取决于基于国情、时情对适用范围的合理限制。笔者认为肯定说和限制说可以划归肯定说一类分析。否定说则多以我国司法水平有限、犯罪率居高为由反对。这些理由看似是基于国情, 但用这些对表面现象的描述来反对, 对比可见, 肯定说侧重应然层面的分析, 否定说侧重实然性的论证, 二者在不同层面上没有形成真正交锋, 固然出现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其实, 对于沉默权可以保障人权的积极意义本不存在太大争议, 沉默权可能带来的弊端也可以被认知, 是否引进就在于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据此, 笔者试图追本溯源, 从西方国家是通过何种机制对沉默权制度带来的弊端予以消除, 来分析我国引进沉默权是否具有现实性。
二、西方沉默权制度的补弊机制
任何制度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任何制度也不可能设计到毫无缺憾, 一项制度得以良好施行, 除了制度本身要适应善法的要求, 也要求相关配套的制度可以协调运作、纠偏补弊。有观点认为引进沉默权的弊端主要有三:一是犯罪嫌疑人援引沉默权会减少口供证据的获得,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打击犯罪的能力;二是沉默权的行使助长了犯罪分子同司法机关较量的心理, 不利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3];第三是沉默权很难落实到实处, 影响法律的威慑性。西方沉默权制度之所以可以保留至今并成为一种国际的立法趋势, 就在于其运用配套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沉默权的痼疾, 让犯罪分子不能滥用这项权利, 从而让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做到相对的平衡。
(一) 司法制度的补弊机制
英美法系国家沉默权的形成与实行, 离不开自由心证制度、辩诉交易程序、审讯录音录像制度、证人制度、律师制度等配套制度的支持。自由心证制度下, 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 法律不预先规定, 而由法官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4]行使沉默权未必是犯罪嫌疑人的有利对抗措施。从英国1994年通过《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对沉默权的限制, 到美国米兰达规则施行上的松动放宽, 都可以看出沉默权的援引在一定情况下要承担不利的推论后果。而另一方面, 辩诉交易又积极促使了犯罪嫌疑人的主动配合, 以换得对定罪量刑的从轻处理。有数据显示, 英国行使沉默权的人大约只占被询问者的4.5%, 美国也只有4.7%。而在大陆法系国家, 辩诉交易制度还未普及, 但允许法官对被追诉人的沉默进行不利推断。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不能获得法律上的积极利益, 但可以使自己免于不利境地。例如在德国, 被告人并没有行使沉默权的积极性, 据统计, 有近一半的被告人在法庭审判中供认罪行。[5]良好的引导机制下, 沉默权也就不必然导致口供证据的消失, 犯罪分子也不会冒然走上对抗式的审判程序。此外, 西方国家审讯时严格的录音录像制度, 例如英国从1994年开始, 要求警察在对嫌疑人进行询问时, 必须同时录制两盘录音, 可以很好的遏制刑讯逼供, 保证沉默权制度的落实, 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二) 社会管理的补弊机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 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 进而与社会法制化形成良性的互动, 西方社会管理机制对沉默权的补弊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司法机关可获得更多客观证据
在现代治理化社会中, 人们的生活绝大多数均能收到或多或少的持续性监控, 从学校、医院、工作单位等日常生活场所将人们划归到一定的编制, 到火车、飞机实名购票等对临时性活动的规范限制, 个人的私人活动总处于一种可被记录的状态, 且对其日后的生活也有着广泛影响。例如, 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中, 有一位女候选陪审员曾经有被丈夫虐打的经历, 由于辛普森曾经打过他的前妻, 所以这名候选人的资格立即被法官取消了, 以免她在做判断时触景生情。[6]正式这种把生活变成文字和痕迹的做法, 同样也会使得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就会有许多他们人难以“篡改”的实物证据呈现在国家追溯机关的面前, [1]司法机关的侦查审判活动也就不必然以口供为唯一线索。
2.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的概率增大
由于客观实物证据的广泛可采性, 犯罪嫌疑人的沉默并不必然导致案件的无法侦破, 反而会因抗拒太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据估计, 英国有全球监控摄像机总数的20%的, 每人平均每天就被监控下300次。人们的社会活动总是被如实的记录在案, 社会运行在有效的控制之下, 犯罪行为也就不必然因沉默而隐埋, 这也是被追诉人放弃沉默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我国引入沉默权的现实性分析
(一) 我国的司法制度问题
在我国, 保障人权已经被写进了宪法, 这一条款可以堪称我国沉默权制度的宪法性渊源。[7]但具体到诉讼法的规定上, 我国并没用规定沉默权, 甚至还存在着与沉默权相左的规定。相比于自由心证, 我国的证据规则追求的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客观真实。而最好的案件重现方式莫过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因此口供被奉为“证据之王”, 从审讯阶段的惯于从口供入手查案, 到审判阶段用口供为其他证供补强, 在证据制度没有得到改善前, 沉默权的行驶必然会对打击犯罪造成影响。
然而, 相比英美式的简易程序, 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并不能达到为沉默权补弊的作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 公诉案件中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但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却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引导罪犯供认罪行。犯罪分子的口供和其他证供相互印证以达到了客观真实, 法官便可以以事实为依据定罪量刑, 认罪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有减轻处罚的结果, 但远没有辩诉交易那样具有诱惑力且高效率。没有良好的机制引导犯罪分子供述, 自然也就难以弥补沉默权带来口供减少的风险。
其次, 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尚不健全, 上海市黄浦区法院近年来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仅为5%左右[8];深圳中院出庭率一直在2%至5%之间徘徊;烟台中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于1%。[9]另外基于经济水平及司法建设发展的不平衡, 审讯录音录像制度的普及覆盖尚需时日, 目前还不能为沉默权的贯彻落实提供担保。
(二) 我国的社会管理现状
尽管英国人口与中国相比相差甚多, 比如英国所有的监控摄像头数量是中国的1.5倍, 英国有4200万台闭路电视摄像头, 平均每14人就有一台。但是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 却只有275万台摄像机, 平均每472000个人拥有一台。不能将社会生活一一加以记录, 势必在打击犯罪时证据提供上偏向于口供策略。贸然引进沉默权将导致犯罪人的抗拒使许多案件无线索可循, 变为疑案、悬案。
其次, 我国社会管理现状对沉默权引进的另一大障碍就是流动人口问题。从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的数据来看,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 2011年, 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7%。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拉大, 都使得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水平远超专家的预测。对如此庞大的群体若不加以规范性的管理, 势必会导致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事实上, 我国社会管理方面的确对流动人口存在管理不善的情况, 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边缘化对待及对流动人口的高壁垒设置, 使这部分人不能被有效地编制, 甚至主动办理暂住登记的积极性也大打折扣, 其社会活动也便不能被良好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匿名效应, 即一个人进入陌生环境时, 如果处于匿名状态即无人知道其身份, 那么他的内心约束力就会小的多, 就更倾向于放纵自己的行为。[10]事实数据也表明, 流动人口的高犯罪率和持续增长趋势是我国打击犯罪中一项艰巨任务。以2005年的流动人口罪犯占当年入狱总罪犯的比例为例, 天津市为42.5%[11], 北京市为61%[12]。尽管今近年来流动人口犯罪率有所下降, 但由于该类犯罪人流动性强、行踪资料不好掌握, 其破案难度之大仍然是沉默权制度不可回避的挑战。
四、结语
沉默权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要求, 是人权保护的立法趋势。但一项制度的确立离不开它的生长环境, 即可以让它发挥优势的土壤条件和弥补其弊端的防护措施。我国目前无论从司法制度本身还是社会管理层面, 都还达不到合格的补弊机制标准, 激进引入必然会导致沉默权副作用的加倍凸显。司法制度是要改革, 但改革不能片面地从沉默权开始, 学界对沉默权制度的研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单一的制度层面, 而是应以此为切入点, 追本溯源探求更加完善的司法体系结构与社会管理系统。虽然沉默权的引入还不能计日以待, 但对沉默权的研究涉猎的社会关系是庞杂的, 理应抓紧进行, 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法律浪漫, 而是实实在在可以与其他法律、与社会发展都相协调的, 为中国人权保护的沉默权制度锦上添花。
摘要：关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应该引进沉默权的问题的争议, 可谓由来已久。中国于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更是引起了国内关于是否应引进沉默权的第二次学界探讨。但无论是肯定说、限制说, 还是否定说, 都没有在长期的争论中真正地说服他方。究其原因, 除了价值观念的不同, 更是因为各方学说并未在观点上形成足够深度的真正交锋, 各说各理, 难以达成一致。本文将简要分析现有学说难成共识的原因, 并从西方沉默权制度本身得以存在的补弊机制来对中国引进沉默权的现实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沉默权,补弊机制,司法制度,社会管理,国情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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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沉默权制度的探讨
关键词：沉默权；不得自证其罪；刑讯逼供
一、沉默权的概念和渊源
对于沉默权，分为广义的沉默权和侠义的沉默权。广义的沉默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即任何人有权决定他愿意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广义的沉默权是对宪法中，公民言论自由权的延伸，体现出了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狭义的沉默权则是专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自警察和法庭的讯问，有拒绝回答和保持沉默的权利。[1]狭义的沉默权是指刑事诉讼中特有的一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权利，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沉默权。
1966年，美国联邦法院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证实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即在实施逮捕和审讯嫌犯的时候，警方应当告知下列事项：第一，有权保持沉默；第二，他们的供词将会用来起诉和审判他们；第三，在受审时有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第四，如果雇不起律师，法庭将免费为其指派一名律师。这四项内容又被称作为“米兰达规则”。[2]
二、我国建立沉默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来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而是在第一百一十八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条的规定，也在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对那些拒不交代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创造了条件，毕竟，犯罪嫌疑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犯罪嫌疑人又拒不交代，只有刑讯逼供的方式才能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其所犯的罪行，这样以来，就会导致一些冤假错案的产生。犯罪嫌疑人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而公安机关处于强势的地位，也导致了当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被侵犯时，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1.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有效的防止了刑讯逼供
纵观我国出现的冤假错案，都和警方的刑讯逼供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刑讯逼供问题的严重性，使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有所增加，然而，并没有彻底的杜绝刑讯逼供发生，刑讯逼供行为一直存在，所以沉默权的确立是必要的。沉默制度是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也是对警方权利的限制，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使其可以与控方平等的对抗，而不是控方处在有利的一方，而辩方只能被动的一方。
2.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是不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的延伸
不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一直是作为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重要根据。沉默制度的确认，对侦查机关证据收集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凭借着高科技的侦查技术手段进行取证，另一方面，凭借积累丰厚的办案经验，可以找出犯罪的证据，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绳之以法。这中“重证据，轻口供”的做法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的原则。[3]
三、我国确立沉默制度的具体思路以及想法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若想确立沉默权制度，该条款这些表述应该予以取消，如若不取消该项条款的规定，确定沉默权制度和该项的规定有矛盾之处。
2.明确的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逮捕、拘留、讯问的时候，应当明确的告知其享有沉默的权利。可以像“米兰达规则”那样明确的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些，将有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呈堂证供；你有权聘请律师，但如果你聘请不起的话，法庭将为你免费指派。”这样明确的表述可以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到自己享有的权利。一方面，在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可以杜绝刑讯逼供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庭审中防止翻供的发生，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维护了司法形象的权威。[4]
3.改变我国律师的代理制度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虽然将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侦查机关的第一次讯问，但没有规定，在询问期间，律师可以在场。可以将询问期间，有权聘请律师在场，这样的条款加入《刑事诉讼法》中。律师的在场，一方面，可以监督侦察人员的行为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另一方面，可以监督侦察人员是否明确的告知了被告人享有沉默的权利。律师在场的权利就是为了更好的杜绝刑讯逼供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沉默制度，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一大法宝，沉默制度的确立，能使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以最大程度的保障；沉默制度的确立，体现出了一个国家法治的文明、法治的进步。虽然我国还没有确定沉默制度，但是我过的法治也不断地文明、不断地进步，相信这项利国利民的制度指日可待。相信我国的司法化进度也正在与国际接轨，是我国的司法更加具有文明，更加具有权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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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东来.《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6月.
[3]易延友.《沉默的自由》[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4]吕雄.《论我国沉默权的建立》[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