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建设（共6篇）
篇1：中国法制建设
思想汇报
——中国法制建设
敬爱的汽车学院党总支三支部：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使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至此，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年的人治之后，终于抛转航舵，朝着法治的目标迈进。然而，回顾建国以来中国法制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仅仅只是个良好的开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法治依然任重而道远。
曾经有人这样说：在作用于人类的所有力量中，如果不考虑爱的力量，竞争无疑是第一位的。市场就充分体现了竞争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如此巨大，如果不能有效地规范，就可能会有违经济的繁荣和人类的美好期待。因此，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塑造市场规则当然就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在塑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方面，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府是否能够严格依法行政，是能否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因素。在依法治国方略确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原则、要求、任务和措施。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以十六字予以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可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法制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大国，从“人治”转变到“法治”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仅仅是走向法治的开端，分析当前的法制建设现状，我国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如我国在行政立法权、许可权、处罚权等权利分配上法律规定明确，但是行政机关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权行为显著。执法人员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
薄，对当事人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加上行政机关内部缺少合理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基层执法机关，这导致了权利滥用情况的泛滥。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裁判的公信度普片不高，主要与对司法的监督力度不高。
对此国家应该加大对法律宣传的投资，国家机关应该加强法律宣传以及拓展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公民应该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提高自己的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提高自身的守法行为的素养。
中国从人治转向法治，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发展，为国民谋幸福的一次转折性改革，每一次改革总会充满的巨大的阻力和未知，但是只要我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总结吸收教训经验，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会更加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
恳请党组织给予批评与指正。
汇报人：曹亚伟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篇2：中国法制建设
摘要：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历史进程中,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中国法治逐渐走向完备、趋向成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入宪,中国社会犹如破茧重生,在经历了建国初期的血雨腥风和动荡不安之后开始踏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征程。
本文通过分析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和新中国成立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重点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法治建设。抚今追昔，立足当代，展望未来，对我国以后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展望。通过的历史发展的总结分析我国的法治建设向着扩散化、均衡化和权威化的方向继续阔步前进。关键字：法治建设 历史进程 法治成就 各领域 发展展望
前言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深知法治的意义与价值，倍加珍惜自己的法治建设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适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实施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推进各项工作法治化。
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理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重视和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根据各时代的发展要求制定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
（一）是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
（二）是全民接受依法治国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60年法治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制到法治”，依法治国的精神理念得到传播和弘扬。依法治国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
（三）是国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
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规定县、乡两级人大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一律由差额选举产生。为了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其违法和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民主法治向着“三者有机统一”的方向迈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二，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国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先进文化按照人民的期待和要求进行。第四，依法治国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氛围。
（五）是立法成绩显著。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截至2008年2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7 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六）是法律服务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服务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三条主线：一是专业化，即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学历、专业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是正规化，即加强了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机构设置、职业准入、执业许可、市场监管、纪律惩戒等方面，都加强了规范化建设。三是市场化，法律服务从国家机关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行业，人事管理、经营机制方面逐步实现市场化。我国的律师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三、新中国建设以来在各领域的法制建设
（一）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建设
截至目前，中国农业立法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本法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④。加强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建设，必须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一方面要加快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业立法步伐，确保农业市场化改革有法可依，充分发挥法治在农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法治在促进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推动作用，用法律保障国家对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支持，更好地发挥农业法制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重要作用。
完善农产品流通主体法制建设，在农产品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立法，农业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立法，农产品电子商务立法以及农业农村信息化补贴保障立法⑤。
（二）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一般是通过市场体系科学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应用，推动生产与需求间的持续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体系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自发调节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因此需要通过法律与法规加强管理，在宏观方面科学调控市场，保证市场经济稳定发展。
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方法，打破市场经济法制中的法律实证主义定性，必须针对非理性习惯准则进行深入学理检讨，实现其的科学规范与界定，最终得出形式合理特点，进而作为国内现代法制建设重要资源。维护市场竞争性，建立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等，避免市场竞争出现不公平与反垄断等现象，使市场主体可以严格依据法律与法规进行公平竞争，为市场主体提供自由与良性竞争平台。
目前，在社会主义经济大环境下，法制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建设。若是法制不完善，就难以规范市场经济，无法确保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必须严格依据市场经济具体发展需求制定健全的法制，并且加强执法力度，进而确保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⑥!
（三）中国地方政府法制化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是建成整个国家法治政府建成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就像发展经济全国不能齐步走一样，法治政府建设同样不可能齐步走，必须要有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进行建设和探索，同样需要各地“先行先试”，在实践中探索和积累经验。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条件尚不成熟的改革，完全可以在一些地方先行试点，先行取得突破，为全国性改革积累经验。比如，作为法治政府制度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制度，行政程序方面的制度，尽管在一些具体的行政性法律法规中都有所体现，但是，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行政程序法典。《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工作早在“十五”期间就被列入立法规划，但时至今日仍未实质性启动这项立法工作。不过，湖南在这方面就进行了“先行先试”的探索，率先在省级层面颁布了《湖南行政程序条例》。在这之后，全国又有不少省级、地市级政府颁布了本级的行政程序条例，为全国性行政程序立法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⑦。
（四）中国环境法制建设
在中国环境公平失衡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环境污染本身，是一个更为严峻的灾难性问题也是“十三五”应当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政策走向必须要围绕解决上述压力和挑战$应当强调两个哲学的理念。一是我们不能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即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某种工作方式的必然产物。现在如果还用产生问题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一些问题可能容易解决，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甚至会产生更多问题。二是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时间久了，人们就习以为常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常常被当成了正确的东西去坚持，坚持的结果是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要从以下：政府转变职能、区分性质不同的排污形式、严格追究污染排放责任、建立重污染企业排出机制、转换环保执法意识和执法方式、积极借鉴适合国情的国际经验⑧等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的建设过程。
（五）军队的法制化建设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军建设已经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军事立法步伐加快，符合现代军事发展规律，适应军队改革需要，规范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军事法规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为依法治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军事执法成效明显，全军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自觉依法办事，不断加大军事执法力度，保证了依法治军方针落到实处，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当前军队建设的历史性任务，依法治军保障了军队的各项改革在法律框架内有序推进并逐步深化，保证了军队改革任务和目标的实现。
我国在保障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稳步推进，保障军队后勤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保障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方面都有了相关确保军队和军人的法律法规⑨。
（六）高校的法治化建设
青年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身上寄托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他们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基于大学生特殊的社会地位,对这一特定群体 展的专门性高校法制教育既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工程”,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民心工程”,更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工程”。一直以来,高校被誉为是现代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的变化,高校在不断发生变化。正因为如此,高校法制教育的发展进程就成为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缩影。同时,高校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向社会不断输送髙素质人才的育人职责。从逻辑关系上看,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法制教育又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法制教育六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各具特点,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发展变化的历史足迹。整体而言,建国以来高校法制教育发展历程基本上是螺旋式上升的、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抚今追昔、立足当代、展望未来,高校法制教育的光辉历程将凝结成不断前行的动力源泉,而那些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经验和沉痛教训也必将促进高校法制教育向着扩散化、均衡化和权威化的方向继续阔步前进⑩。
四、中国法制化的未来发展和展望
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我国法制建设将在现有的基础上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并将继续在矛盾冲突中向前发展。就全社会范围而言,7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带来了社会关系的重大结构性调整,社会利益正在日益分化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巳经苏醒并日见强化,人们的行为愈来愈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的调整手段及运行机制逐渐失灵,社会生活愈来愈依赖于法律来进行组织和调节,从而为法制建设的大规模发晨提供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未来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影响法制建设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法制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直接决定于改革的规模与速度。首先,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从组织创新发展
到制度创新,政策催生的改革成果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稳定和巩固,以规范化的方式成为制度性成果，促进市场机制全面形成和大规模运用。其次，政治体制改革将把加强和完善法制作为其长远目标和根本手段,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政企分开、改革千部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化措施都将经过法定程序进行,运用法律手段加以实施。用法律来调控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一是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重要内容。第三,观念变革将会促动法制建设深层结构的历史性更。.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提高无疑将成为法制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也必须看到,改革所造成的不均衡社会条件和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也给法制建设带来一定的难度。社会关系的变革和严格稳定的法律规范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甚至会发生冲突.改革的特点和我国法制建设受传统束缚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不是法律关系的解释与稳定,而是法律关系的建立、变革与创新⑪。注释：
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中国的法治建设》，2008.2，第3页 ②中顾法律网，《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2015.7，第4页 ③中顾法律网，《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2015.7，第7页
④王乐君，李迎宾等，《农业法制的发展与完善》，载《农业经济问题》，2010.2，第8-12页
⑤周向阳等，《关于中国加强农业市场化信息化法治建设的思考》，载《世界农业》，2015.10，第221页
⑥张国栋，《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目标与途径》，载《商》，2010.4，第259页
⑦孙红军，《中国地方政府法制化目标与路径研究》，苏州大学2016年硕士毕业论文
篇3：浅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 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 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 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 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 它是指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 也引起了“三废” (废气、废水、废渣) 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 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的大气污染, 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和酸雨;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 如大面积的森林被毁、草场退化;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如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漏油、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导致核泄漏等。
针对中国而言, 生态环境日益呈现出恶化趋势:大气污染居高不下, 水资源持续短缺, 水土流失加剧, 水质污染明显加重, 土地退化和耕地占用严重, 森林减少, 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加大,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 污染事件不断增多……突出的现象是:全国城市居民正呼吸着悬浮微粒浓度日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10倍的污浊空气;全国酸雨覆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9%, 仅此一项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40亿元;全国七大水系近一半的监测河段污染严重, 86%的城市河段水质超标;全国有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声环境中, 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已累积70亿吨, 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 受污染耕地达1.5亿亩以上。另外, 1998年6月中旬中国发生的特大水灾以及2008年1月下旬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发生的特大暴风雪, 都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都与环境遭到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2. 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 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有的地方对资源开发无计划、无节制、乱采滥伐、破坏严重;有的地方背后甚至喊出“宁肯毒死, 不能穷死”的荒唐口号, 上马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项目;有的工程项目因种种原因, 导致人为拆毁、垮塌、重复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还有的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 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大搞“面子工程”、“亮化工程”等等, 这都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和破坏。 (2) 环境影响评价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 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 评价结论含糊不清, 模棱两可, 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 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 编造、伪造数据, 或者隐瞒事实, 严重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 使之流于形式。 (3) 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中国人口众多,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如生活垃圾数量庞大, 生活污水与日俱增, 而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根据公安部最新资料, 截至2010年11月25日,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辆, 由机动车引发的污染不容忽视;另外, 在用电、水、油、气、煤、纸张、一次性木筷、废旧农用薄膜、包装用塑料膜、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等等方面, 都存在着惊人的浪费,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4) 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目前, 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有的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 与个人关系不大;有的认为个人应参与环保, 但因对自己要求不严, 经常不了了之;有的认为环境污染主要是大企业、大公司造成的, 个人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小等等不正确的认识。 (5) 突发事件引起的环境污染。“1998—2002年这五年, 中国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了387起, 2003—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这是北京大学环境法学教授汪劲的统计数据。特别是近几年来, 国内也发生了很多突发性的污染事件, 如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2011年6月渤海湾漏油事件、2011年8月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等等。 (6) 外资企业引起的环境污染。由于中国境内较为宽松的环境质量标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些国外污染行业将其生产地转移到中国, 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面临到的发达国家环境寻租的问题。有数据显示, 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2/3在东南亚和拉美, 欧盟在中国的投资行业中20%属于污染密集型。
二、对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更好地保护中国的环境资源, 让环境不再哭泣, 还人民群众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 在此笔者就对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作以下几点思考:
(一) 立法观念的转变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中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 法律的调整范畴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 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 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各地在发展地方经济时, 要逐步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积极实现“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新型环保路线。
地方环境立法在制定时, 也必须坚持强化环境管理, 突出重点, 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一盘棋的指导思想, 统一考虑, 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 以环境保护为环境立法的重点, 具体说来, 有如下原则: (1)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所谓“可持续发展”, 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它的核心是发展, 其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 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当然,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为保障。 (2) 改变地方政府成绩考核的GDP导向, 把环境保护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及时公开环境信息, 对影响公众环境权益的政策和立法建议、规划与建设项目, 要充分听取专家及公众意见, 做到科学决策, 使二者之间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造福一方百姓。 (3) 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 谁污染谁治理, 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在责任承担上, 唯有让污染企业为自己污染环境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才能引起他们对环境保护的足够重视。另外, 对于那些严重违反环保法的规定, 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单位或个人, 应当依法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不能“以罚代管”, 偏袒或放纵相关责任主体。 (4)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坚持和完善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执法监管体制;国家加强对地方环保工作的指导、支持和监督, 协调解决跨省域环境问题, 督促检查突出的环境问题;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 组织完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法人和其他组织负责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
(二)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是指根据法律的授权, 一切单位或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那么, 谁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顺位原告呢?笔者认为, 环保部门是最适合的主体, 首先是其职责所在;其次拥有其他主体无可比拟的专业人才、设备等环保资源, 同时, 也可支配财政资金而具有承担诉讼成本的能力。另外, 在没有适当主体或现有主体无法行使环境公益诉权时, 检察机关可作为最终的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三) 加大法律监督和完善执法环境
由于中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 权力相对集中, 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 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我们知道, 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状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 也就没有法治。严格依法行政, 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对执法人员的不作为、胡作为、渎职的, 要依照规定严肃处理, 以期不断完善中国的执法环境。
(四) 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
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环保意识和守法观念, 再完善的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 因此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宣传当前中国的环境状况, 提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 倡议大家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积极加入到“人人参与环保, 共建美好家园”的活动中来。
(五) 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 在中国, 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 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例如中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休渔期”政策, 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渔民的收入, 若政府对他们没有补偿, 势必影响政策的贯彻执行。“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 笔者认为, 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 给予私人更长的承包期, 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 对环境资源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 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六) 运用一系列的经济手段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立法
所谓市场机制, 是指通过价格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 使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争取最高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在环境立法中引进市场机制, 就是利用法的规范性与强制性功能, 对各种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在源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 引入税收机制, 政府征收一定的环境税, 又称绿色税收, 主要可分为排污税和产品税两种。
前者主要是针对污染企业, 从污染源头、污染行为进行控制, 如造纸、化工、冶炼等等。产品税主要针对那些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 如塑料制品、一次性电池、石油、碳、煤等。
2. 引入收费机制, 主要是对企业排污进行收费, 通常是拟定排放标准, 超过一定标准则收取一定费用。
另外, 合理确定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收费标准,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鼓励污染治理产业化, 培育市场化运作机制。
3. 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 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
排放权利,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或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 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排污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 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 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 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污染物, 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4. 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 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时, 凡涉及有玻璃或塑料等容器 (或包装物) 时, 在商品价格以外预存一部分钱作为押金, 待消费者退回这些容器或包装物, 商家再把押金退回消费者。否则, 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
三、结束语
为了我们及后代共同的利益, 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实际情况, 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道路, 加快环境法制建设的进程, 不断完善中国的环保法体系, 对中国的环境资源进行有效地保护, 以求更有力的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Z].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Z].
[3]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4]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1998.
[5]贾爱玲.环境管理中引入绿色税制的构想[J].环境保护, 2002, (10) .
[6]吴志春, 等.排污权交易市场将步入广阔空间[N].中国环境报, 2001.
篇4：中国互联网法制建设问题初探
[关键词] 社会管理法治化 互联网法制建设 网络立法
2012年7月19日，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1]可见网络的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网络犯罪、网络病毒、网络色情……由网络引发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影响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损害人民利益，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毋庸置疑，延伸并依存于现实社会的网络虚拟空间需要管理，加强和完善互联网管理，是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然而，网络社会隐蔽性、盲目性、偶发性和快捷性的特点使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屡屡“失灵”，给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如何加强和完善网络社会的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保障作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显然，十八大已将“社会管理法治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社会，“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思想无疑也将成为我国网络社会管理的重要指导思想。推进网络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将有利于维护网络秩序、创新网络社会管理、引导产业发展。
一、网络立法存在的问题
法律控制是运用法治方式的表现，网络法律控制主要就是通过硬性的法律手段来应对网络空间中的问题。我国在网络立法方面起步较晚，但是我国自1991年5月24日最早的法律文本——《計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发布至今，陆续出台了30多部针对互联网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基本形成了覆盖网络安全、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以及网络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互联网法律制度。虽然我国网络立法势头十分迅猛，立法已然初具规模，对网络空间的不良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治理。然而，我国网络立法的缺陷问题却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结构性缺陷。首先，缺失网络基本法。目前网络立法层次较低，大部分网络立法为行政规章，仅有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也并不具备基本法的性质。网络基本法的缺失将导致网络立法缺少原则性的指导，使国家的重大网络发展政策因缺少法律的确认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宪法对于公民权利与社会秩序的保护精神也无法更好地体现在网络立法中。其次，网络领域的专门法及专项法存在严重缺位。比如涉及电子商务、网络内容管理、出版行为规范、青少年保护等方面的网络法律显得不足。以电子商务领域立法为例，2004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进一步规范了数据电文制度、电子签名与认证制度以及电子认证服务者的法律责任等，是电子商务立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不足之处是它也只是对电子商务应用的第一个环节电子签名行为进行了规范，对诸如电子商务的支付法律问题、消费者法律保护等重要问题，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保护，或是仅仅倚靠传统法律调整网络空间商务，难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与网络交易有关的立法，维护和保障各方权益。
（二）内容性缺陷。我国网络法律的内容性缺陷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现行网络立法中，有关网络运营者、各类用户的义务规定较多，而对网络用户权利的规定则比较少和抽象，未能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与平衡。第二，现行网络法律中已经颁布实施的专门法律亟需修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这两部网络法律，不仅本身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电子签名法》只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作用十分有限。第三，法律法规内容空缺或者重复。表现为若干主要问题在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给法律执行造成困难，或是相同规定在两个以上法律法规中出现，有碍于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第四，现行网络法律中已经颁布实施的配套法规、规章也亟需修订。现行配套法规、规章可操作性行不强，缺乏明确的判断、分级和执行标准，导致法律适用性差，执法随意性强。
（三）协调性缺陷。协调性缺陷主要指的是不同位阶的、新通过的与原有的网络法规之间不协调，甚至是相同位阶的法律存在冲突，表现为由国务院颁布施行或由立法权的地方人大颁布施行的法规存在冲突，以及行政规章之间存在冲突。例如，企业仅为自我宣传而设的网站属于经营性ICP还是非经营性ICP就存在不同的规定，而经营性ICP和非经营性ICP不管在设立程序、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方面都是不同的。[1]同时，网络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缺少相互的呼应以及相关法律解释的空白等协调性缺陷均制约了网络法实施的效果。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网络法制的建设客观上要求网络法律法规齐全、结构严密、协调统一。然而，我国在网络立法上暴露出的结构性、内容性、协调性缺陷，严重制约了我国互联网行业的良性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缺乏正确的网络管理法制建设的基本理念。当前我国网络立法理念，政府管制色彩过于浓厚。以互联网信息管理领域为例，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在互联网信息管理上趋向于以控制为主。现行的部委规章均以加强监管为立法目的，在规范内容上，也重在限制，存在严重的“监管就是促进发展”的官本位思想。[2]但网络具有快速便捷、交互性强、覆盖面广等特性，一味禁止、处罚式的管制已经不能适应网络环境下的信息管理，网络的特性更使得政府的传统控制手段屡屡“失灵”，很多情况下甚至适得其反，使民众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二）涉及管理部门多、行政部门多头立法。我国负责互联网管理的主要机构是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如信息产业部门、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现行网络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也多为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等行政机关，这既产生了法律位阶不高、法律效力不强的问题，又造成了“令出多门”、多头执法、无法统一现象的产生。
（三）法律法规的制定者追求自身利益，制定者与执行者存在着利益相关性。由于法律法规的制定实际上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博弈和平衡。因此，在网络立法上各部门往往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将部门利益最大化，使立法存在许多不合情理、法理的地方。同时，由于现行网络法律法规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存在着利益相关性，实践中甚至是同一部门，法律的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势必对立法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产生消极的影响。
（四）法律法规的反馈渠道不完善。反馈是法律法规制定执行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是长期以来国家网络治理政策法规从提出立法需求、确立法律条文到法律法规的最后执行、监督均是由信息领域各主管机构负责。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在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制定上缺少透明性和回应性，这种自上而下传统的管理方式产生的弊端显而易见。
（五）过于强调国情的特殊化。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在法律的建设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对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和性质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法律的制定从一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无可厚非，但是网络全球化的特性决定了世界各国的网络立法在许多重要规范上正在逐步趋同，而当前我国网络法律法规过于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国际的接轨不够，兼容性有待加强。
三、网络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
新时期，加强和完善我国互联网法制建设刻不容缓。具体而言，在坚持其他法律的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现实性和前瞻性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网络立法还存在相当多的盲点，如信息公开法、数据库保护法、个人隐私权保护法等。因此，对必不可少的环节和社会各界呼吁最多的方面先行重点立法，使之有法可依，并在立法的过程中，不断适应新形势，出台具体的管理细则，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以应对互联网出现的新的问题。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加之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将不断涌现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因而网络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我们需要站在未来的需求上，对有些内容要留有发展的余地，不能规定的过于具体，尽可能地以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网络生活。
（二）全球性原则。网络具有的跨地域性，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交流，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一国的法律本身具有地域性，因而以全球化为特征的互联网与以国家地域性为基础的法律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如何使网络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成为各国网络法制建设过程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对此，近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探索，基本达成了共识，解决的方法是加强各国有关网络立法及其研究的沟通和交流，建立信息化社会国际法律的基本准则。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也需要在网络立法上，坚持全球化的原则，促进互联网的国际交流，积极参与互联网国际立法，对同类问题尽量采用与国际上相同、相似的制度，以避免与其他国家的法律产生冲突，同时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网络管理经验，取长补短，完善网络法制体系。
（三）适合网络发展和技术的原则。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云计算、网络融合的出现将互联网的发展带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以网络出版领域为例，互联网的出版不仅体现出海量性和快速性，更体现了很强的开放性，技术的复杂程度非常高。因此，我们在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的相关规定时，一定要考虑到技术发展的特点和互联网发展的需要，要建立在技术可行的基础上。例如P2P技术的发展，既代表了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又给管理带来了困扰，如何制定相应的法规管理，值得研究。[1]
四、完善中国互联网法制建设的对策
当前，中国互联网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互联网又好又快地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为此，应当采取以下举措：
（一）立法先行，依法行政。首先，制定清晰的互联网治理战略。对虚拟社会的有效监管仅仅倚靠单一的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难以实现，加上互联网跨地域、虚拟性和扁平化的特点，使传统的社会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和监管能力。因此，需要加紧制定清晰的互联网治理战略，在互联网治理战略层面有更加清晰的决策，做好立法顶层设计，将有关网络的基本问题做出统一规定。其次，抓紧制定完善最急需最迫切的法律法规。在网络基本法出台之前，可以根据当前我国网络发展环境的实际情况，先着手制定某些急需的单行法，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例如针对电子商务领域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先综合后单行的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综合性的基本法，即《电子商务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原则、目的、电子商务法的地位及主要的法律问题上做出统一的规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单行条例，在条件成熟后才对《电子商务法》做出修改。[2]通過法律的制定，填补现行网络法律的空白，有效防止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脱节。
（二）明晰参与主体的权益与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对互联网参与主体、利益相关方在权益的保护及其法律责任的规定上不明确。因此，网络立法必须明确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网络互联时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在国家层面，国家应当对互联网具有必要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网络安全的维护上，应当重视信息安全技术，逐渐建立国内成熟的技术规范；在互联网服务商层面（ISP、ICP），重点是进一步完善避风港规则，以法律形式明确其承担的责任；对网民而言，立法应当加强对网民权利的保障，如对个人信息、虚拟财产安全的保护。
（三）改进行政监管方式，注重市场调节机制和政策引导。当前我国开办网站、论坛等均需要审批或备案，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方式主要是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等，过于政府事前监管的作用。然而，互联网的虚拟性、跨地域性等特点使得行政许可落实难而且与后续监管难以形成有效衔接。因此，政府应当减少干预，更多地采取市场调节机制来管理互联网，凡是能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同时更多地采取政策引导的方式，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事中和事后监管上，鼓励和保护网络运营商的公平竞争。
篇5：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法制建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民主、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抗战胜利后，为尽力争取和平民主，并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许多努力，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政协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有利于人民的协议。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初步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我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的性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和根本政治制度，还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部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文革时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失误是忽视民主法制建设、个人崇拜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步入正轨，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从而使我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表现在：①平反“文革”前后的冤假错案，是首要环节。
篇6：新中国60年民族法制建设
民族法制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民族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实施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工作长期实践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族法制建设从初步建立到基本完善，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稳定，巩固和加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
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光辉历程及成就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依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重视加强民族法制建设。新中国的民族法制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初创阶段(1949年9月至1957年6月)。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把党的民族政策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成为建国初期民族立法的法律基础。随后，根据民族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等54件政策法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实施，对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定。这一时期，民族法制建设的特点是数量多、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起步发展阶段(1957年6月到1966年6月)。这是我国民族立法工作在曲折中前进的时期。1954年宪法确立了中央高度集中的立法体制，同时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这一时期，全国96个自治地方共制定了48个单行条例，其中有46个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组织条例。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重要的民族立法工作停顿下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从1954年着手起草到1959年上半年，已经写出八稿，但因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被搁置下来。
停滞阶段(1966年6月到1978年12月)。“文革”期间，受“左”的思想干扰，1975年宪法取消了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民族法制建设出现严重倒退。1978年宪法虽然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并有所补充，但这部宪法仍然很不完备，民族法制建设仍然停滞不前。
繁荣发展阶段(1978年12月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民族工作的拨乱反正，民族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和颁布。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82年12月，新中国第四部宪法颁布施行，全面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当时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许多重要修改和补充，使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逐步完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了贯彻落实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工作重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1983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同志为首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座谈审议和反复讨论修改，1984年5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专门法律，全法共7章67条，全面总结了我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0余年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使宪法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具体体现。这部法律的颁布，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标志着我国的民族法制建设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2.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制定工作全面展开。199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标志着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2001年2月，新修改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施行后，制定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和具体办法便成为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指出：“要抓紧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细则，把法律的一些原则规定具体化，确保这一法律得到全面贯彻落实”。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指出：“要抓紧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和办法，制定或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同年5月，国务院颁布施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的职责和义务，并对违法责任和监督机制做出明确规定，这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来国务院制定的第一部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重大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了贯彻落实《若干规定》中关于扶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国务院制定并实施了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和兴边富民“十一五”规划，从项目、资金、政策等多方面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据统计，截止2008年底，国务院有关部委制定了22件配套性文件或规章，四川、海南、重庆等省市出台了13个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7个自治条例、510个单行条例、75个变通和补充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建设成绩喜人。
3.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对民族地区的一些政策做了适当调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一些条款已经不适应新形势需要，适当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九届全国人大成立了以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为组长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小组。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于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这次修改，科学总结了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以来的成功经验，充分反映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我国民族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4.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2006年7月至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分别由4位副委员长带队，先后赴内蒙古、宁夏等11个省、区进行检查，同时，委托吉林、重庆等9省、市人大常委会在本行政区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是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套法规建设情况。同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取得的成就，客观反映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提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意见和建议。为了做好执法检查整改工作，作为承办单位，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除听取国家民委、国务院法制办关于整改工作进展情况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规章进展情况的汇报外，还组织6个调研组，分别到发改委、财政部等14个部门，就整改建议的落实沟通情况、交换意见。此外，还到贵州等13个省市进行跟踪检查，了解各地整改工作开展情况，征求对执法检查整改工作报告的意见。这次执法检查对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经过长期而有效的民族立法活动，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为核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以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制定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自治区和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省(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较好地保障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合法权益，保障了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推行，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起到了重要的法制保障作用。
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
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经历了60年的风雨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来讲，这些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把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作为首要原则。国家法制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民族法制建设必须融入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之中，坚持宪法原则，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任何民族立法都不得与宪法和国家制定的其他法律相抵触，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民族地区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政令畅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法制建设正确的发展方向。
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作为重要方法。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各个民族各具特点，民族法制建设必须根据民族地区实际，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决不能搞一刀切。新时期的民族法制建设，要在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前提下，在坚持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原则下，充分体现民族地区特点，充分照顾各族人民利益，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切实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把处理好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关系作为有效手段。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都是解决民族问题的规范性文件，民族政策有时也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乎所有的民族法律法规都表达了一定的民族政策要求，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一大特色。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我国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和一条成功经验。新时期的民族法制建设，要妥善处理好政策与法制的关系，善于把党关于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上升为国家意志，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持久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