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阅读策略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第二语言阅读策略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精选6篇）

篇1：第二语言阅读策略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主体性教育是弘扬儿童主体精神、培养儿童主体能力、塑造儿童主体人格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解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体性教育的研究经历了探索与争鸣、研究的深化、反思与总结三个阶段。随着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主体性教育正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地理解、接纳和认可，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在当今主体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主要表现为：要拓展对主体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转化教育研究思维方式。

[关键词]改革开放；教育学；教育实践；主体性教育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主体性问题成了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教育学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探讨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兴起有着教育内外的现实原因和理论依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与人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研究作了思想铺垫。”从研究历程来看，主体性教育研究最早发端于顾明远教授于1981年在《江苏教育》第10期发表的《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引起学术界长时间热烈讨论的教育命题，即“学生是教育主体”。此后，教育理论界开始了教育主体问题的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入影响的主体性教育理论。主体性教育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探索与争鸣阶段

主体性教育的探索与争鸣阶段在时间上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核心是学生的主体地位问题。由于认识的不同，学术界出现了“教师主体论”“学生主体论”“互为主客体论”“双主体论”等几种不同并发生过激烈交锋的观点。

这一时期的探讨是广泛而又有深度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师生关系的看法。但讨论侧重点在于师生关系的处理，并且主要在教学论领域、认识论范畴中进行。由于教学不仅仅是认识过程，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实践过程。因此，囿于教学认识论范畴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为了打破这种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有人开始在教育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开始从教育主体性的角度研究学生的主体性问题。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道俊和郭文安两位教授提出的“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主体”的命题。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这篇文章中，他们不仅对学生主体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还对学生主体性的表现和实现条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自此，教育理论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研究的深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研究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态势。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之外，在理论研究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化

对于倡导主体性教育，很多人心存疑虑，担心会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歧途。有人甚至认为，讨论人的主体性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根源或具体表现，要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否定人的主体性。为了消除疑惑，澄清认识，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指出：提出和建构主体教育理论，不是企图一概否定原有的教育学理论，而是试图从一个角度来研究教育理论，深化教育改革，期望能探索出一条使我国的教育学更科学、更具实践性、更具中国神会主义特色的路子。因此，主体性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97年在湖北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主体教育研讨会”对主体性教育的指导思想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统一起来，建立了科学的主客体理论，驳斥了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主客体理论。我们研究主体教育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到唯心主义那里去找根据。”在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后，主体性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主体性教育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

2．研究视野逐步拓宽

这具体体现为从倡导学生的主体性到探讨教育的主体性。为什么要研究教育的主体性?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认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体现了教育的特殊功能与本质力量，是微观教育与宏观教育运行的核心与动力。只有揭示教育主体的这一特征，才能不断地改善教育，以提高教育的本质力量。”此后，他们又从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论证。事实上，教育实践包括培育和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微观教育活动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观教育事业管理，这两个层次的活动都是人的主体活动，都有主体性问题。因此，教育的主体性就包括教育过程的主体性和教育管理的主体性两个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在“主体教育理论是一种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主体哲学”的概念，并对此进行阐述：“所谓教育主体哲学，就是主张教育是主体的教育哲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双重意义上。都可以说教育是主体。教育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物、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组成的整体社会结构中，它有其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在学校或任何一种教育机构中，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互动展开的教育活动也是独立自主的教育活动，是自己运动的。教育主要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作为‘反映者’，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主动的，并且只能是一种主体的反映活动。”这样，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思想定位的提高，主体性教育理论渐趋成熟。

3．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化

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兴起源于国内哲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化，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基础从过去的哲学拓展到人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不同学科。学术界开始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探讨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问题。如：王坤庆教授从人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人手，提出人性发展的精神维度是主体性发展的根本目标，并结合人类自身解放历程的考察和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论述主体性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肖川教授将“人性本善”作为主体性德育的价值预设，认为在道德教育中，只有作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我们才可能对教育的结果持有乐观与光明的期待，才能树立起对人的信心、对教育的信心。石中英教授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主体性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进行分析。王启康教授从心理学角度对主体性教育进行探讨，他认为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对主体性的心理学分析上不够集中、连贯和一致。为给人的主体性一个确定的合适的界说，在给予说明时，应该适当地与其心理学上的特征联系起来。

(三)反思与总结阶段

步入21世纪，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反思与总结阶段。与前一阶段的“热闹”“繁杂”相比，这一阶段主体性教育研究显得相对“冷清”。有学者据此认为，个人主体性正走向黄昏，主体性教育研究已经过时。

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呈现的特点并不能说明主体性教育已经过时，它所体现的是主体性教育研究步入反思与总结阶段。正如裴娣娜教授所说的那样： “主体性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动态生成的教育理论，必须在不断的反思、总结、批判、概括和提升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从而保持其生命力。”客观地说，主体性教育就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与反思中成长壮大的。20世纪90年代，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文章就已经出现，但这一时期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进入21世纪，对主体性教育进行质疑、反思和总结的文章骤然增多，探讨的也更为全面和系统。除个别研究者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与总结外，学术界还就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发展问题组织过大规模的讨论。2002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第六届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定位、主体性教育的理念与操作模式、“十五”期间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建构等。2004年，以裴娣娜教授为首的“主体教育与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课题组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全国首届主体教育理论研讨会”，与会者在对十几年来主体教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对主体教育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主体教育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索。2005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第二届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发展，会议得出结论：“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不是走向黄昏，而是在依托13年教育实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体教育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仍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二、主体性教育所取得的成效

历经30年的探索、研究和实验，主体性教育正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接纳和认可，其取得的成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儿童的正确认识改变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目中无人”的状况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有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理论，进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因此，要想探求现实教育问题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到人的自我认识之中，同样，想对现实教育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也离不开对人的形象进行反思、批判与改造。由于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因此，教育视域中人的认识问题就是儿童观的问题。儿童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人们千百年的世界性难题。过去，一些人习惯于把儿童看作可以任意加工和改造的客体，教育就是把儿童塑造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由于无视儿童在教育活动中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儿童的学习就成了机械灌输、盲目填鸭的被动性接受，教育就从人的唤醒和解放蜕变为对人的压抑和束缚。针对这种漠视儿童的教育状况，主体性教育明确指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其根本特性。正确理解儿童是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前提。“主体教育理论的兴起，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要培养能动的社会主体，具有独立个性和主体性的现代人，必须根本改变传统受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为能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呵护和弘扬学生的能动性。”可以说，主体性教育为儿童的解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形成一系列新命题，丰富了教育理论，提升了教育学的学科品味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问题和探索教育规律的学科。作为一种直面生命的学科，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教育学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其发展前景就像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 “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然而，现实中的教育学却备受质疑，一些学者出于对教育学自身的不满，把教育学称为“迷惘的教育学”，无奈地认为教育学已到了“终结”的边缘。我国教育学屡遭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移植国外理论、照搬其他学科、脱离教育实践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学研究者转变观念，努力做到教育学问题教育化、教育学问题中国化。

主体性教育是一种以解放儿童为旨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教育学理论。针对现实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弊病，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概念和命题。这一系列新概念和新命题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而这些新概念和新命题的出现又进一步解放了教育研究者的思想，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三)教育主体性的提出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

过去，很多教育改革的失败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规律，具体来说，就是对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的忽视。正如郭文安教授所说的那样：“传统教育以社会为本位，视政治、经济为社会根本；视教育为政治、经济的附庸与工具，它的作用指向人；至于人，虽然也讲人不是环境与教育的消极产物，他能改变客观世界，但具体论述，尤其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则总是坚持：社会决定教育，教育决定人，这似乎已成金科玉律。当然，这有助于根据社会的需要改革教育与造就新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这种单向度的机械决定论，必然导致教育的附庸化、工具化、制度化、简单化与窄化，扭曲了教育的本真特点与整体功能，压抑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严重影响了教育的作用与质量，也必然使其造就的人工具化、奴化、物化。成为因循守旧、不思创新与变革的庸人。”为了扭转这种现状，主体性教育理论提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这一命题。教育主体性的提出，在深化教育本质探讨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人·教育·社会”三者关系的认识，这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前进的方向。

(四)主体性教育实验的探索和推广，在推动教育实践变革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教育由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开始向学校教育实践渗透，并从最初的关注主体性某一功能特性发展到进行整体主体性的综合研究。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与艰辛探索，主体性教育不断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性教育实验在推进中国教育改革朝纵深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教育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取向。对此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概括：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含义的重新认识，提高了人们推进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第二，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针对当前我国教育时间存在的弊端，转换研究主题，寻求我国教育改革的立足点；第三，以主体教育理论作为改造教育理论的依据和基石，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改造和构建起到了重要的突破意义，尤其是对现代教学论的发展起到了实质性推进作用；第四，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实验研究、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化有重要启示。

三、关于深化主体性教育研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主体性教育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从目前看，主体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为使其朝着纵身方向发展，教育研究者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拓展对主体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

主体和主体性是主体性教育的核心概念，但是，自主体性教育产生之日起，人们对此理解就比较混乱。“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有一些人认为主体和主体性的提法已过时，主要表现在提倡类主体而否定个体主体，提倡主体间性而否定主体性。这种思潮在教育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克服这种混乱，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澄清主体和主体性的内涵。主体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孤立的实体、单子化的个人，还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行动者?主体性是积极的还是中性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受动性是否是主体性的表现?如何处理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如何使主体的独立性、为我性与社会性、依赖性协调一致?这些现代化境遇中的主体性教育问题将是研究者未来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教育学是一门直面生命的学科，是极富人文精神的学科。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教育学必须向其他学科开放，与其他学科对话。作为当代的教育学理论，主体性教育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展和壮大的，但主体性教育的成熟和完善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学科，教育研究者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具备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的知识平台。另外，教育研究者在关注相关学科发展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这样才能与相关学科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真正的对话中，主体性教育的发展空间才可能得以拓展。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主体性教育是以弘扬儿童主体精神、培养儿童主体能力、塑造儿童主体人格为标示的教育理论，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解放。为实现这一目的，主体性教育除要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密切关注相关学科发展之外，还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因为，理论是对实践的理性分析与升华，实践是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最终形式。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甚至“互哺”，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在研究中要做到，“既要重视理论研究又强调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结合，边研究边总结，同时采用对象化方法、工程学方法，以保证研究的水平和效益”。

(四)转化教育研究思维方式

主体性教育理论的提出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传统教育“目中无人”的弊病。但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根深蒂固，究竟谁为主体的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的核心。进入21世纪后，受主体间性哲学的影响，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主体问题的探讨才逐渐摆脱非此即彼的局面，而进入共存与互存的新天地——从师生的主体转向师生如何共为主体，即主体间的和谐与合作。这一论题的转变体现了师生关系从主客模式到主主模式的转向。事实上，人不是没有生命的“物化对象”，也不是单子式的个体，而是处在一定关系网络中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实践主体。因此，教育工作者在研究主体性教育问题的时候，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即从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转变为注重合作与交往的关系性思维。在关系性思维范式中，主体性教育研究就可以摆脱“主体性的黄昏”所带来的冲击，从而拥有—个更为宽广的视域。

篇2：第二语言阅读策略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自1979年教育部提出在高等院校重新开设教育哲学这一门学科以来，教育哲学在经过三十几年的冬眠期后又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有关教育哲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版，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王坤庆的《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价值论视角的研究》、黄济的《教育哲学通论》、桑新民的《当代教育哲学》、陆有铨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等。此外，成百上千的相关论文也先后在各类教育期刊上发表。这些都说明教育哲学这门学科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回顾教育哲学近三十年的发展，让人悲喜交集。喜的是教育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理论上，主要研究了教育本质，教育观等方面的问题，并注重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理论，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在实践上，教育哲学对教育改革及教育政策的推行起了积极作用。悲的是，教育哲学并没有发挥其批判作用，尚不有很好地解释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没有表现出该门学科特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跟教育学的其它学科有许多重叠交叉的部分，这些都需要教育哲学工作的继续努力。下面我将首先对教育哲学近三十年所研究的内容做一些总结，然后对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做一些预测，最后谈谈我对该学科的一些思考。

一、历史回顾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科建立之初，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是该学科的学科界定以及其研究对象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应该是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中的问题。但是对于应研究教育中的什么问题，怎样去研究大家说法不一。黄济教授认为教育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角度，即从方法论的高度以理论上的阐明”，他一再强调教育哲学就研究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但对于教育中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并没有予以解释说明；桑新民教授认为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教育领域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更加注重哲学的思辨在教育中的应用；王坤庆教授则认为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教育价值。虽然大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分歧，但是学者们却都肯定哲学在教育哲学中的地位，都注重哲学的方法论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

学科一经确立后，便开始对教育领域中所谓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研究。

教育本质问题曾一度成为教育哲学中的热点话题，学者就教育本质是什么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讨论起初是围绕教育的本质属性应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来展开的，到后来发展到讨论教育的“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来缓和前面的矛盾冲突，于是讨论的话题从教育的本质属性转到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应重点发挥其哪方面的功能——是发挥其对社会的作用还是发挥其对个人的作用，是发挥其对精神文化传递的作用还是发挥其对物质生产的作用。关于教育本质的研究，郑金洲在1996年第3期的《教育发展研究》期刊上发表的《教育本质研究十七年》中详细地总结了该论争的来龙去脉，体现了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研究成果。

被王坤庆教授认为应该成为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价值问题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在关教育哲学的著作中常常能看到作者会花大量篇幅来研究教育价值问题。对于教育价值的研究，学者们一般采取先述后评的方法，即先对中外学者对待此问题所持的观点进行分类，一般是将教育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等。教育的社会价值表现在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而教育的个人价值在于教育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后对各类价值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都是中庸的，即主张既注重教育的社会价值，又能忽视教育对个人的发展价值。

此外，教育哲学对教育观的研究也是很多的。因为教育研究者都认为教育观对教育工作者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教师的教育观决定了其教学方法以及教育理论高度，因此，研究教育观，使教师的教育观时刻得到更新就成为了教育研究者的重大任务。而学者们研究教育观的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有的学者将教育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来对其进行

分析。如于伟在其2006年所作的《现代性与教育》一书中介绍了现代的一些教育观，如理性教育观、人类中心主义教育观、实用理性和科学理性教育观等，并就每种教育观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教育的启示展开了论述。书中还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将其对现代教育观的批判做了详尽的阐述，其理论性程度较高，分析得较为透彻。而有的学者如刘庆昌则将教育观分为教育目的观、教育内容观、教育方式观、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认识这四方面来研究。这就将教育观细化了，使其具体涌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各个方面。随着教育哲学不断向教育具体领域研究的深入，后一种对教育观的研究方法应该会越来越常用。对教育哲学的研究还涉及到对于道德教育和知识观等问题的研究，在这里就不作详细说明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教育哲学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展开的。当然，还有一些学者就教育哲学本身的一些理论建设问题及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然后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相关刊物上。

同时，教育哲学近年来注意关注教育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热点问题，注重其在教育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这可从这几年来教育哲学年会的主题中看出来。如04年年会的主题是“变革时代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视域”，就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问题展开了讨论；06年年会的主题是“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教育哲学反思”；08年的是“教育中的民主问题”。这些主题都是教育在最近几年中新出现的较有争议的话题。

二、展望未来

对于方兴未艾的教育哲学，它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在我看来，它的发展将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

1、教育哲学将会越来越关注教育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随着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国教育的各个领域都深受其影响，教育哲学也不例外。在这个功利色彩浓厚的社会里，教育哲学要想谋求其生存空间就必须对社会有一定的作用，而对教育实践问题的研究将能给教育带来有效而明显的作用。此外，现今哲学的发展趋势也是从“大写的哲学”到“小写的哲学”，从“抽象的哲学”到“具体的哲学”，哲学本身也越来越注重其实用性，而教育哲学作为哲学的应用学科也不得不跟随哲学的潮流发展。

2、教育哲学将会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理论建设。教育哲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学科，因此，要想对其它学科进行指导，它就必须本身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拥有自身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当今的教育哲学并没有这方面的扎实的理论基础。

3、教育哲学的发展将走向国际化。由于现今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教育哲学要想获得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多与国外学者交流，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我的思考

看了这么多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书和文章，感觉到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内容很杂，对于教育中的各个方面似乎都有涉及，却又都研究得不够深入，没有自己特有视角，也没有自己对教育问题的独特的见解。我个人认为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缩小一点，就像王坤庆教授所说的那样就只研究教育价值也不是不可以。另外，很多学者在探讨某一问题时都是采取温和的态度，用折中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很少能看到一些“偏激”的观点，比如前面谈到的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取向问题，大家都是主张兼顾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没有只执一端的，好像都担心走极端。也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学术界很少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局面，大家都是各自为政，互不侵犯，我想这也是教育哲学的批判作用在中国缺失的原因吧。此外，我个人认为对教育的预测功能应该是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上，它应该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因此，教育哲学应该要能够沉得住气，静下心来搞理论研究，不要一有风吹草动便跟着浮躁起来，否则，它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了。

篇3：第二语言阅读策略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我国外语界对元认知策略的研究起步较晚, 始于20世纪90年代。文秋芳首先谈到了元认知策略的调控作用, 为我国元认知策略的研究开了先河。随之研究者开始关注外语学习中的元认知策略, 也肯定了它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近十几年来外语元认知策略研究的实际状况、发展脉络、突出问题及发展趋势, 本文对1996~2010年发表在国内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的相关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外语元认知策略研究的主要成果及贡献, 同时指出问题和思考及对未来的展望。

一、研究方法

高一虹等把研究方法分为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研究增加了质量相结合的研究, 它与量化、质化研究均属于材料性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分为四类:量化研究、质化研究、质量结合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笔者检索了1996~2010年间发表在国内13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有关元认知策略的文章, 以分析了解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经过分类整理筛选出了76篇符合要求的论文。

二、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将从基本趋势、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对这76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1. 基本趋势

由图1可以看出, 1996~2010年我国外语元认知策略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过去15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六年 (1996~2001年) 为萌芽阶段, 共有6篇论文发表, 占论文总数的7.9%, 这表明外语元认知策略研究已开始启动, 但研究人数不多, 研究范围有限, 成果零星。后九年 (2002~2010年) 为全面启动阶段, 共有70篇论文发表, 占论文总数的92.1%, 这期间每年发表论文都在5篇以上, 比前6年有了量上的飞跃。这一现象也表明元认知策略研究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 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研究队伍迅速成长、方法逐步多样、范围明显拓展、成果不断涌现。

基于本研究的四类研究方法分类, 对76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量化研究有40篇, 质化研究12篇, 质量结合研究11篇, 非材料性研究13篇, 由图2可以看出:量化研究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质量结合研究方法使用相对较少。

3.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涉及范围不够广泛, 所占比例也不均衡:主要还是针对大学本科生, 其中研究对象为非英语专业的有41篇占论文总数的53.9%;英语专业的15篇占总数的19.7%;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混合的有2篇占总数的2.6%;以成人、硕士生、专科生、非英专本科生与研究生混合、师生混合为研究对象的各有1篇分别占总数的1.3%;有关理论研究的有13篇占总数的17.1%。

4. 研究内容

(1) 理论分析及应用研究目前仍占主导到位。有24篇占论文总数的31.6% (如文秋芳1996年, 郑敏2000年, 施渝2009年等) , 其中文秋芳把元认知策略在英语学习中的研究引向了发展的轨道。此方面的研究最初大多是介绍国外理论研究, 先明确了元认知策略的内容, 再论述它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并把它引入英语学习和教育领域, 最后发展和完善了由国外学者提出的元认知策略理论。目前该领域已出现了由单纯的理论借鉴到针对不同校情进行研究的发展态势。

(2) 对听说读写译及词汇等语言技能方面的元认知策略研究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但分布不均。关于听力元认知策略研究有12篇占论文总数的15.8% (如林琼2002年, 杨坚定2003年, 卢敏2006年等) ;口语元认知策略研究 (冯涟漪2007年) 仅1篇占论文总数的1.3%;基于元认知策略的阅读 (如刘春燕2005年、王宏芳2006年, 刘莺2009年等) 和写作研究 (如吴红云、刘润清2004年, 唐芳2005年, 张玉萍2009年等) 各9篇分别占总数的11.8%:其中吴红云、刘润清 (2004年) 第一次对写作元认知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为国内第一项已发表成文的写作元认知实证研究, 她发展了Flavell的元认知理论框架”;翻译元认知策略论文2篇占论文总数的2.6% (如蔡寒松、郭嘉月2000年, 唐健禾2007年) ;词汇元认知策略研究有5篇占总数的6.6% (如吴霞、王蔷1998年, 林敏2003年, 张颖秋2005年等) , 但没有一篇是完全研究元认知策略与词汇关系的论文, 只是词汇研究中涉及到元认知策略的运用。

(3) 多媒体教学与自主学习方面的元认知策略研究。多媒体元认知策略的研究论文有2篇占论文总数的2.6% (赵英俊、索磊2006年, 王莉梅2008年) ;自主学习元认知策略研究有12篇占论文总数的15.8% (如任庆梅2003年, 林莉兰2008年, 张立2009年, 倪清泉2010年等) , 几乎都表明元认知策略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总之, 我国外语元认知策略研究总体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研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并在2002年以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研究方法以量化研究为主, 质量结合的研究方法相对较少;研究对象仍以大学本科生为主, 涉及范围不广且比例不平衡;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研究内容呈发展趋势, 但仍有待扩展。

三、问题与思考

1. 研究方法不够完善

从图2可以看出, 过去15年量化研究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质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使用相对较少。研究方法单一还体现在研究手段多采用问卷调查、个案研究或实验性研究, 而最科学的三者混合研究却几乎很少被采用。这一现象也说明了研究者已掌握了量化、质化、质量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 并且也逐渐认识到单靠一种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信度和效度上都远比不上多种方法混合使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靠。因此今后的研究手段需采用更加科学准确的测量工具, 研究方法应该更加多样、合理和规范。

2. 研究对象单一且比例不均衡

主要体现在绝大多数研究都以大学本科生为受试对象, 仅少量研究涉及成人、研究生和专科生, 而对于高职、初高中学生这些极为庞大的英语学习群体几乎无人关注。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从事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人员几乎都集中在高等学校, 研究高校学生比较方便。”其次本研究中的76篇论文只涉及英语, 没有涉及法语、德语、日语等其他语种。因此今后要加大对其他英语学习群体和其他语种的研究。

3. 研究内容仍有待扩展

研究内容的广度虽有明显的提高, 但分布仍不均衡, 尽管听力元认知策略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但还欠深入研究;在翻译、词汇等方面特别是口语元认知策略研究方面相对不足,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元认知策略培训方面的实证研究仍然不多见, 同非认知领域的情感、意志、性格、动机等方面关系的研究更少。

四、对未来的展望

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以下方面:元认知策略同认知策略中的情感、意志、性格、动机及性别等方面有什么关系?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结合培训是否比单一的元认知策略培训效果更好?如何将元认知策略训练融入到英语教学中去?如何将元认知策略训练与教材编写结合起来?等等。要真正达到在外语学习领域全面推广元认知策略的目的, 还需要我们做更多努力。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大胆预测:今后我国外语元认知策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将得到拓展。

参考文献

[1]文秋芳.论英语学习方法系统的结构、特点与调控.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 (1) .

[2]高一虹, 李莉春, 吕王君.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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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京艳.英语听力教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外语界, 2009 (1) .

篇4：第二语言阅读策略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随着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由研究“如何教”转向“如何学”,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逐步成为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文章利用CNKI对国内16年(1993-2008)来的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从研究的基本趋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回顾,研究发现国内二语学习策略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所采用的研究视角有了很大变化,在研究方法上逐渐出现了以实验研究、混合研究等为主的定量研究,但是我国学习策略研究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研究内容不断增多但未得到深化;第二,研究方法中问卷调查仍占了主体;第三,学习策略与教材的结合还不够紧密,策略教材存在空白;第四,策略训练意识淡薄,训练方法和步骤亟待改善等。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文章对以后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策略;趋势;内容;方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6-0112-05

随着外语教学研究的重点由研究“如何教”转向“如何学”,语言学习策略受到研究者们极大的关注。尽管学界对学习策略在语言习得中的归类尚存争议,但从理论上讲,学习策略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二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进一步了解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元认知、认知、社会

和情感过程,揭示学习者的内部认知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在实践上,二语学习策略的研究对二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者普遍认为,英语学习能否达到比较理想的学业成就,与是否采用有效的学习策略联系紧密。[1-3]

1975年Rubin发表了玏hattheGoodLanguageLearnersCanTeachUs的文章,标志着第二语言(L2)学习策略研究的开始,二语学习策略研究逐渐成为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在我国,外语学习策略(Foreignlanguagelearningstrategies,简称FLLS)研究从1984年开始萌芽到1992年仍处于起步阶段,至1993年后策略研究全面启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4]全面启动阶段的研究成果丰硕,对于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文章以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我国二语学习策略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

一、研究方法

高一虹(1999)在《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把研究方法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三类。[5]基于这一分类,笔者利用CNKI对1993-2008年16年间国内10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关于二语学习策略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检索,从研究的基本趋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几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过去16年来国内英语学习策略的研究概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根据检索统计,最后确定了其中的22篇为理论研究、148篇为实证研究(表1),从研究的基本趋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这170篇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国内二语学习策略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所采用的研究视角有了很大变化;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定量研究为主。

二、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趋势

由图1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过去16年中,国内二语学习策略研究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993-2000年间,共有36篇相关研究论文发表,占论文总数的21%,这一时期年均5篇文章发表,表明学习策略研究表明虽全面启动,但研究人数尚不多,覆盖面尚不够大;2001-2008年间,共有134篇论文发表,占论文总数的79%,这一时期每年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基本上都在16至20篇之间,比前8年有了量上的飞跃,这一现象表明二语学习策略研究在国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折射出外语教学重点由“教”向“学”转变。

(二)研究内容

在过去的16年里所发表的有关外语学习策略研究的170篇文章中有22篇属于理论研究,占总数的13%;有148篇属于实证研究,占总数的87%。实证研究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上包括观念策略的偏爱与变化及策略与英语成绩的关系研究;而微观上则包括听力策略、阅读策略、口语策略、写作策略、词汇策略等研究。

1.理论研究。针对我国外语学习的特点,研究者们从理论上对二语学习策略展开了积极的研究,对学习策略的定义和学习策略的结构和类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6-10],主要包括综述和理论构建两大类。在这些理论当中,文秋芳的策略分类理论尤其引人注目,该理论强调策略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突出了策略系统内部的层阶性。研究者还发现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受到如语言学习观念、学习者因素、年龄、性别、动机、心理类型、焦虑以及学习者的个人背景等诸多要素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我国英语学习策略研究已经越过了“借鉴、模仿”阶段,进入了“融合、创新”阶段。[4]

2.实证研究。从观念、策略的偏爱与变化以及策略与英语成绩的关系等宏观层面来看,1993-2000年间仅发表了13篇,而2004-2008年间共发表44篇。这44篇文章与之前的文章相比在研究视角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如:袁凤识,刘振前,张福勇(2004)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在6种学习策略的使用上都有显著性差异。[11]葛炳芳对英语学习动机、观念、策略三者关系等进行了实证研究;[12]秦建华,王英杰从元认知策略入手,探求学生的学习观念,引入了策略培训;[13]张庆宗就外语学习观念对学习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被调查的学生较多地使用元认知策略,表明他们具有较强的元认知意识和元认知能力,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14]这些研究引入了自主学习与学习策略的关系,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应该尝试用多种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并且把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教学任务结合起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教学,用策略管理学习。对于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和语言成绩关系的研究大多表明语言学习策略对语言成绩有促进作用,但至于哪些具体的策略对成绩有促进作用则有不同的结果,这可能与策略和成绩的测量工具以及被试的不同有关。当然其结果不同也和策略的分类不同有关,对语言学习策略进行必要的分类不仅能对学习者使用的语言学习策略有全面的认识,且有利于对其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进一步探索出适合我国学习者的策略分类标准和分类系统、设计出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的语言学习策略问卷显得尤为重要。

微观层面见表2(内容栏中,1——观念、策略的偏爱与变化策略;2——策略与英语成绩的关系;3——听力策略;4——阅读策略;5——口语策略;6——写作策略;7——词汇策略;8——理论研究)所示,无论是听力策略、阅读策略、口语策略、写作策略,还是词汇策略研究成果在最近5年内总体上都在提高,多于过去11年发表的文章;变化尤为明显的是写作策略,从没人研究发展到6篇文章的发表;其次是口语策略,近五年的论文成果近乎于过去11年的3倍。这些突出变化表明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写作策略研究的缺失以及口语教学的重要性;另外,各个策略的研究正趋于平衡发展。这说明不管是在宏观方面或微观方面,我国对学习策略的研究真正进入繁荣时期。

从图2和图3中可以看出,国内已经在实证研究和实际应用研究上取得很大进展,可见我国对国外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并开始结合国内教学着手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根据对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统计,在过去的16年里,国内学习策略研究中非实证性研究如思辨性的理论探讨和综述类的共占13%,而基于统计数据的描写性和实证性研究的文章共有148篇,占论文总量的87%,处于主导地位(见图4)。

研究方法分类统计结果显示:在148篇文章中,定量研究90篇,占文章总数的60.8%;定性研究的文章只有10篇,仅占总数的6.8%;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文章48篇(实际上这些文章中,部分仍然以定量研究为主),占总数的32.4%。由图4可以看出,在2001年以后也就是在16年的后半个时期,三类研究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发展趋势:定量研究迅速发展,以年均10篇的速度增长;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从2002年起开始以年均至少5篇的增幅明显攀升;定性研究在2001年骤然上升后缓慢发展。此图表明在国内学习策略实证研究中,定量研究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则在近几年得到关注;而定性研究则倍受冷落;同时也这一现象也说明了越来越多的外语教师在科研中已掌握了实证研究方法,并且也逐渐认识到单靠一种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在信度和效度上都远比不上使用多种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靠,所以在实际研究中,人们常常混合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15]

实证研究以问卷调查形式最多,实验研究也得到一定重视,2004-2008年5年间的文章数量比1993-2003年11年翻了一番,混合研究(问卷调查与访谈,问卷调查与试验等)是过去的5倍,这些数据都说明,我国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方面正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学习策略研究的新动态

我国的外语学习策略研究自1993年以后全面启动以来,由过去的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数极少、研究对象单一、研究范围有限、成果不多一直到今天的蓬勃发展,研究由点到面,由表层到深层,逐步深入,研究范围和对象逐步拓宽、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6]从学习策略的界定、结构分类、影响学习策略使用的因素到学习策略的使用与语言学习成绩的关系的研究都表明国内学习策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当前,我国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新动态:第一、重视学习策略培训(为引进国际先进的英语教学理念和方法,南京大学于2003年8月12-18日举办了首次“英语学习策略培训与研究”国际研修;第二、学习策略呈现出从心理学、策略的发展变化过程、儿童策略的“利用缺陷”以及网络条件下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等多视角、多学科进行研究的多元化特点;[17-19]第三、研究方法步入质、量化相结合的成熟发展阶段。

四、主要问题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习策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第一,研究内容(从学习环节的研究转向较高水平的认知策略研究和情感策略研究;从探讨学习策略概念结构要素转变为构建由理论指导的科学的学习策略体系)不断增加,但未得到深化;第二,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改进。近五年内综合研究、实验研究都有所增加,但问卷调查仍占了主体。第三,学习策略与教材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学习策略培训不能离开教材内容而单独进行,策略教材存在空白;第四,策略培训未得到广泛推广,师生策略训练意识淡薄,训练方法和步骤亟待改善等。

五、结论

16年来,我国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扩大研究对象、研究地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纵深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更加重视实验和应用等实证研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注重策略应用,在教材编写上,要把语言内容和学习策略融为一体,从而使课堂教学中语言教学和策略培训相结合;加强师生策略培训,增强策略使用意识,从而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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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凤识,刘振前,张福勇.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差异研究[J].外语界,2004(5):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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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林莉兰.网络自主环境下学习策略与学习效果研究——英语听力教学改革实验[J].外语研究,2006(2):39-45.

篇5：第二语言阅读策略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以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财政体制不断迈进的30 年，是促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30 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财政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30 年。

一、30 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1978 年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则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在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呈现高度的行政性指令状态，资源配置则采用行政性的计划安排；国民收入分配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财政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财务体制；财政收入由企业利润上缴形成，财政支出呈现“城市财政”特征，对城市大包大揽，对“三农”仅是农业生产有专项扶持渠道，地方和企业无财力自主权。1979 年，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国的财政体制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一）前15 年：艰辛探索改革方向。

为解决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先后经历了分级包干、分税包干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三个阶段。1980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经济体制与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按照划分的收支范围，核定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地方上缴比例、中央定额补助等收支指标，原则上5 年不变；按照核定的指标，地方以收定支，自求平衡，多收可以多支，少收相应支少。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缺陷明显，收支指标的核定缺乏客观性，“鞭打快牛”和“机会主义”并存，中央、地方“计价还价”的现象频繁发生。实行分级包干体制期间，实施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国家财政收入由利税并重转向以税为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1985 年和1988 年先后两次改革财政体制。1985 年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利改税”后的税种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类。1988 年实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全国3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广州、西安的财政关系仍分别与广东、陕西两省联系外，对其余37 个地区分别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制，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前，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财政改革不可能走向清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准确对接的体制目标。多种体制并存，中央与地方“一对一”的谈判机制，难以解决财政体制的规范性和透明化问题，因而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失调，以至于政府行政能力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明显下降。

（二）后15 年：建立分级分税制体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正式明确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财政改革作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1994 年，立足我国国情，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经验，我国建立了分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原包干体制确定的地方上解和中央补助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分一返”的形式，重点对财政收入增量进行调整：一是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地方各级政权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二是根据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按照税制改革的税种设置，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将涉及经济发展全局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是与分税办法相配套，分别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中央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四是税收返还承认现状，分省分别确定税收返还的数额。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 年为基期年，按照1993 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 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保证地方既得财力。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此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还有针对性地对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是：第一，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安排。包括1997 年调整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1997年、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多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2002 年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按市场经济原则，将企业所得税由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改为中央、地方统一按比例分享；2004 年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第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1995 年起，中央对财力薄弱地区实施了过渡期转移支付，2002年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合并因分享增加的收入，统一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0 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1999—2004 年，安排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资金；2005年开始，实行对县乡“三奖一补”财政奖补转移支付制度。同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要求，为配合实施中央宏观政策目标和推动重大改革的要求，新增了一些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如对农村税费改革、天然林保护工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专项补助等，初步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专项转移支付体系。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事实证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一是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全国财政收入从1993 年的4348.95 亿元增加到2007 年的51304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9.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从957.51 亿元增加到27738.99 亿元，年均增长27.2%； 地方财政收入从3391.44 亿元增加到23565.04 亿元，年均增长14.8%，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双赢”。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由1994年的10.8%上升到2007 年的20.8%。

二是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1993—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从22%上升到54%。财力的适度集中大大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993 年以来，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国家财政相机抉择，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张取向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以转移支付为主的地区间收入再分配机制，大幅度地缩小了东、中、西部的财力差距，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

三是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革完善税制是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条件，又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制度基础。1994 年，与分税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税制，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机制上推动了政企分离，推动建立了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加快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步伐。截至2007 年8月，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重已达到64.2%。

四是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步入依法组织收入的轨道，同时，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财政补贴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为企业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从而保证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有序竞争，强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1994—2006 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产值从16100 亿元增长到48798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1.94%提高到61.19%。

五是支持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94 年以来，财政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支持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突出表现在6 个方面：一是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建立了“四免除、四补贴”的强农惠农制度，即免除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对种粮、良种、农机购置、农资综合实行补贴；二是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力度；三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六是不断加大支付体制改革成本力度，支持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

一是注重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在改革前15年的探索中，财政体制一直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寻找平衡点，始终未能解决体制的科学性、规范化问题。分税制改革首先确立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新理念，通过明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界限，促进了各级政府的理财思路从短期“博弈谈判”转向长期“增收节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各级政府在狠抓财政收入的同时，不断强化财政支出管理，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是注重突出财政增收与财力相对集中两大主题。从分税制国家的一般经验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在60%以上，许多在80%以上。我国分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 为重要目标，1994 年到2006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达到52.4%。虽然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从我国地方政府级次多、承担事权较多的实际看，比较适合国情。实践证明，财力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办大事，也办成了多年来想办而没有能力办的大事；同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

三是注重明确政府“出资人”与“管理者”两个身份。1994 年以前，我国始终在“税利合一”的分配框架中徘徊，每次改革都走向极端。伴随分税制改革进行的“税利分流”改革，清晰界定了政府“国有资产出资人”和“社会公共管理者”两种身份，财产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两种权力，利润和税收两种收入，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稳定财政收入的同时，实施国有企业利润免缴政策，有力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四是注重把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两个关系。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深刻体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职能作用和活动范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运行中涉及的经济关系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突出“市场功能”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向共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五是注重兼顾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大目标。财政是庶政之母，财政工作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每一个方面。财政体制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体制改革的基础。因此，支付改革成本，财政责无旁贷；支持重大改革，财政义不容辞。分税制改革过程中，国家财政始终着眼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局，在不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同时，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主动埋单”，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总结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历史性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政府间事权划分与政府支出范围尚不够明确，省以下财政体制仍不够完善，转移支付结构还不够科学，专项资金的设立存在交叉重复等问题。这些都属于发展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

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因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尽快建立起一个“财源巩固、分配科学、管理规范、充满活力”的体制，继续放大分税制的体制能量与功效。

以公共产品层次性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以效率优先、节约行政成本为原则，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性质的支出责任应由中央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提供国防、外交、司法、本级行政等纯公共产品，以及高等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同时，立足国情，对农村义务教育等给予引导和补助，待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后再下放地方。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应由地方承担，地方政府应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做好本地区行政、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事业发展的支出管理。对中央与地方共同承

担的事务，要明确各自负担的比例。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或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承担，如跨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和流域治理等。以发挥市场基础功能作用为原则，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界定政府与市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责权边界，明确政府主要行使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为原则，凡是市场能够办得了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尽快退出；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财政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对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投资，地方政府应该完全退出，中央政府只适当参与一些特大型、长周期、跨地区的项目，以及高科技等对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增加国民经济发展后劲有战略性意义的项目，并增强风险投资功能，转变政府投资运作机制。财政支出加强的主要方面应是优化结构和协调发展，如：以增加“三农”支出为重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增加教育、科技支出为亮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增加节能减排支出为着力点，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以减少预算级次为突破，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层级较多，建立规范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收支划分解决，必须依靠预算管理体制创新。当前，要加快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在保持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尽可能将预算级次从五级减化为三级。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减为三级政府架构，并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通过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建立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省级财政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

篇6：第二语言阅读策略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1 30年发展历程

1.1 从推广喷灌技术起步,中国喷灌技术开发公司成立(1985-1987年)

从20世纪50年代我国灌溉排水事业起步开始,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全国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的0.16 亿hm2发展到0.49亿hm2。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北方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进行打井抗旱,机井增加到229 万眼,发展井灌面积733万hm2,基本扭转了我国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

但由于当时农田灌溉大多采用粗放的地面灌溉方式和深水淹灌、串灌的方法,地下水水位下降、用水浪费现象突出,与此同时,输水渠道几乎都为土渠,渗漏严重,灌溉水的利用率极低。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水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凸显。

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应用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将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将喷灌技术列为“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课题。1985年,水电部成立了中国喷灌技术开发公司,重点解决喷灌成套设备与质量过关问题,建设若干推广示范区,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科技对国内有关喷灌设备制造厂进行技术改造。国家还划拨专项贴息贷款,支持农村集体兴办喷灌工程,扶持喷灌设备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喷灌设备生产线,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喷灌工程项目1 200个,发展喷灌面积10.6万hm2。

中国喷灌技术开发公司利用贴息贷款支持河南省水利机械厂引进了奥地利保尔公司喷头生产技术和专用设备,生产出ZY1和ZY2两种规格的喷头,后成为我国喷灌工程的主要产品;支持山西太原铝厂和南京轧钢厂引进了保尔公司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线,生产喷灌用快速拆装薄壁铝管和镀锌薄壁钢管及管件,很快缩小了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技术水平差距,薄壁铝管已成为我国半固定式喷灌管道的主导产品。

1.2 灌排技术蓬勃发展,中国灌排技术开发公司应运而生(1987-2000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喷灌技术飞速发展,此时北方同步兴起管道灌溉、滴灌技术的热潮。1987年,中国喷灌技术开发公司更名为中国灌排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灌排公司),进一步扩大了业务范围。

鉴于我国微灌技术发展长期受制于国外垄断,1989年,灌排公司与北京塑料制品厂合作,着手研发微灌设备,历经4年,1993年成功自行开发出我国第一条内镶式滴灌管生产线,并完成了微灌系统配套所需的PE管件200余种产品。当年年底,灌排公司与北京塑料制品厂合资组建了北京绿源塑料联合公司(以下简称绿源公司),成为我国较早专业从事微灌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此后,在原有产品和技术的基础上,以绿源公司为平台,微灌技术产品研发不断完善革新:1996年,从以色列PLASTO公司整体引进了国内第一条管上补偿式滴灌管生产线,从DAN公司引进成套微喷头生产设备,从瑞士引进了我国第一条高速内镶式滴灌带生产线。到1999年,我国微灌设备的制造工艺和水平基本接近国际同类水准,微灌系统的产品体系基本完善,为我国微灌技术的迅速应用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灌排公司还组建了北京通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研发与推广解决滴灌系统堵塞的过滤系统,产品达上百种,并可广泛应用于不同水源、不同地域、不同灌溉方式、不同水量、不同过滤精度要求等。

1997年,大田滴灌技术得到推广与应用,灌排公司结合新疆地区灌溉农业特点,与农八师水利局合作,开展大田棉花滴灌试验,当年1.67hm2地试验取得成功,次年试验扩大到66.67hm2,第三年新疆大田滴灌面积推广到几千公顷的规模。此后,大田滴灌技术推广达到几百万公顷,设备生产厂家多达几百家,滴灌技术发展成为新疆农业必不可少的种植手段。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因其减少渗漏与蒸发损失、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优势,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北方地区日益受到欢迎。国家在“七五”计划重点攻关项目中,亦将其列为灌溉排水技术研究专题。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门,出台优惠政策进口聚乙烯塑料原料,满足各地发展喷滴灌和低压管道输水对塑料管材的需求。1993年,水利部成立了润华农水实业开发公司,负责承办农田灌溉管塑料原料的进口及向定点厂家供货。1994年,水利部成立了中国灌溉排水技术开发培训中心,并促进中日两国间在农田水利技术领域的合作,日方有5~7位专家常驻北京,与中方专家一起开展培训、技术开发和交流。1997年,水利部又批准成立水利部节水灌溉示范基地。

伴随着“九五”规划的到来,节水灌溉被列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国家提出,把建设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作为重要任务。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把推广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通过以点带面,推动全国节水灌溉的普及。国家每年安排15亿元贴息贷款,由灌排公司具体组织实施。

为此,润华农水实业开发公司和灌排技术开发培训中心成建制并入灌排公司,整合后公司力量明显增强,职能范围扩大,负责组织使用信贷资金和进口塑料指标,推广节水灌溉新技术;培训技术人员,开展中日灌排技术交流,对灌排工程和乡镇供水工程进行评估、立项、规划设计、施工安装以及技术咨询工作;开展多种经营,研制、开发、生产灌排产品并经销灌排设备。至此,灌排公司逐步建立了以节水灌溉为中心,集农村乡镇供水、节水灌溉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项目咨询、技术培训、工程设计和施工于一体的产业化布局。

1.3 在治水新思路指导下,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改制而成(2000-2006年)

由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1998年,水利部党组提出治水新思路,并划定经济社会发展对水的5个层次需求:一是防洪安全,保障人的生命财产;二是饮水安全,维护人的生命健康;三是节水灌溉,保障粮食安全;四是经济发展用水,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五是生态环境用水,保障生态安全。2000年,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明确要用3年时间,首先解决2 400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对节水灌溉工作提出了“两改一提高”,即对大型灌区进行以节水为中心的工程改造,改革灌区管理体制,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在此背景下,灌排公司和培训中心改制变更为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灌排中心),几家企业成为灌排中心所属企业,后又将水利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成建制划转到灌排中心。灌排中心根据国内灌溉技术的发展态势,适时通过编制和发布各类灌排产品技术标准和工程建设标准,不断完善我国灌排技术的标准体系,保证灌排技术应用推广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同时,灌排中心和有关单位合作成立了节水产品认证公司、灌排设备检测站、国家节水灌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和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水机现场检测站(山西运城),全面加强灌排产品的质量监管,这些机构为保证入市灌溉产品的品质、灌排市场的培育和良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民生水利新理念的提出,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加挂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牌子(2006年-至今)

我国经济社会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水利部党组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积极践行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提出民生水利的新理念。陈雷部长明确要求,民生水利是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题为重点,努力形成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使人人共享水利发展与改革的成果。

“民生”与“水利”,概括为“涉及民生的水利建设”。其中饮水安全建设、提高灌排能力等为其主要内容。水利发展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因此,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农村水环境整治成为民生水利的重中之重。

在民生水利新理念的指导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成为水利部重点任务,投资规模是“十五”期间的8~10倍。正是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灌排中心加挂了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牌子,职能增加,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技术支撑和服务的工作量成倍增加。

2 30年发展成就

30年来,在水利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灌排中心始终把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农村饮水安全技术保障作为第一使命,不断推动中国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2.1 技术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多年来,灌排中心不断适应农村水利发展新形势,加强技术力量的整合。引进高学历人员,加大业务骨干培养力度,同时吸收一批老专家以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技术人才,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技术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队伍。灌排中心由创建初期的20余人,发展到现在的184人,其中事业编制59人,企业员工125人;高级以上职称占45%;博士12人,硕士40人。专业涵盖了农田水利、水利工程、给排水、农业机械、计算机、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目前中心设有7个职能处室,5个项目组。分别是办公室(人劳处)党办、计划财务处、节水灌溉处、工程咨询处、技术开发培训处、对外合作处、农业开发处7个职能处室;农村饮水安全中心综合管理组、咨询评估组、技术开发组,农村水利信息化组和技术研发组。有5个所属单位,分别是水利部节水灌溉示范基地、中冠供水开发有限公司、润华农水实业开发公司、农村水利设计研究所(北京淼鑫节水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中灌绿源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2.2 科技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灌排中心完成的《全国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建设技术推广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合作完成的《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水利专题)》获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大流量双吸离心泵压力脉动调控与节能关键技术及应用》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农村安全供水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若干重大技术问题研究》、《全国灌溉用水定额编制研究》、《中部四省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规划相关重大问题研究》、《大型潜水泵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水利部大禹水利科学技术二、三等奖;《西部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研究》获2007年度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等等。研发的节水灌溉、饮水安全等产品取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2项。

2.3 重大战略课题研究、规划编制科学规范

灌排中心先后完成了《21世纪初中国农村水利发展战略》、《农村水利发展重点对策研究》、《农业节水发展战略研究》、《全国灌溉用水定额编制研究》、《全国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与评价 》、《国内外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对比研究》、《面向小康社会的农村水利建设标准与评价》等多项水利重大课题研究,为农村水利规划制定、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提供了科学依据。协助水利部主管司局完成了《全国节水灌溉规划》、《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十二五”规划》、《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全国大型泵站更新改造“十二五”规划》、《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规划(水利专题)》、《全国现代灌溉发展规划》、《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规划》汇编、《全国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十二五”规划》等多项行业专项规划的编制。

2.4 技术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灌排中心承担《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节水灌溉设备现场验收规程》等技术标准编制和修订63项,完善了农村水利标准体系建设。积极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近年来,结合行业重点项目,依托财政部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专项经费,与国内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合作,集成不同类型区适宜节水灌溉技术模式,推广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探索与实践基于ET(耗水)控制的水资源管理先进理念,推进灌溉管理改革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促进了节水灌溉的快速发展。平均每年举办培训班20余期,培训人员达到1 500余人次每年,编写培训教材60余册。定期印发“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水利技术论坛”参阅资料。主办《节水灌溉》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两刊和中国节水灌溉网。承办全国泵站运行工、渠道维护工技能竞赛等等。作为中国农业节水与农村供水技术协会和中国灌区协会挂靠中心,全国大中型灌区、灌溉排水技术研究单位和灌排企业会员达到400多个,在农田水利行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2.5 技术服务水平极大提升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国402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技术改造、300个节水增效重点县建设、东北节水增粮、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大中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等项目的实施,国家均给予了大量投入。灌排中心根据农村水利的性质和特点,积极配合农村水利司,提供人员和技术服务,严格规范管理,认真做好各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评估、监督等管理工作。在管理体制上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推进信息化建设。确保了国家巨大投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高了资金投入的使用效益。

2.6 对外交流与合作全面开展

灌排中心积极推进中外技术交流与合作,承担了农田水利中日合作、中英合作、世界银行“节水灌溉贷款项目”和全球环境基金等项目的具体管理与实施工作,水利部委托的“中日农田水利交流”和“中泰科技合作与交流”秘书处工作。开展了与世界银行、国际灌排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技术合作与双边交流活动,成为世行学院南南合作100个合作伙伴之一,同时是国际灌排委员会研究与培训计划中国研究与培训中心。与英国、日本、美国、巴西、伊朗、泰国、也门等20多个国家就灌溉排水、节水灌溉、用水户参与管理、农村供水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技术交流,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主要领导先后担任国家灌排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我国农业灌排技术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地位。

2.7 党建和精神文明硕果累累

灌排中心党委作为基层党组织,现有11个党支部100余名党员,在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服务水利中心任务为核心,以狠抓党员队伍建设为根本,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爱岗敬业、廉洁自律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党员干部队伍。多年来,面对日益繁重的农村水利工作,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为农村水利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1年荣获部直属机关先进党委称号,连续获国家机关精神文明和水利系统精神文明单位称号,《灌排之歌》在全国水利系统“水歌曲”演唱大赛中获原创节目演唱一等奖和原创作品金奖。组织开展“青年创新节水”实践活动活动被评为“水利部基层党组织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优秀学习案例”。每年七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开展了“走基层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承担编写了《农村水利专业从业人员行为准则》。组织灌溉水文化调研活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领6个调研组对湖北长渠、山西智伯渠、云南元阳梯田、新疆坎儿井、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四川都江堰等古代水利工程进行调研,形成7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在中国水利报上予以系列报道。开展了创建“七好”文明处室、争做优秀职工活动。共青团开展的“根在基层”调研活动获中央国家机关“根在基层”十大优秀调研实践活动表彰。同时注重凝练灌排中心文化,塑造共同价值,设计了 “灌排旗帜”“灌排徽标”“灌排之歌”等一系列灌排文化标志,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增强广大职工的归宿感和自豪感。

回顾过去的30年,我们欣喜地发现,这30年是灌排中心大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灌排技术大进步的30年,更是成果丰硕的30年。今天的灌排中心,已经成为国内唯一拥有从项目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施工、工程咨询评估,到项目管理、农村水利培训、农村水利工程监理、对外国际合作,全面服务于新时期农村水利的事业单位。通过全体职工的不懈努力,已经奠定了灌排中心在国内农村水利技术服务领域领军者的地位。

经验弥足珍贵,启迪昭示未来。总结回顾3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应遵循并运用好以下基本经验:一是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发展的根本保证;二是围绕部党组中心任务开展农村水利技术服务工作,配合有关司局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是发展的核心任务;三是立足农村水利主业,积极开展高新技术示范与推广,扩大与基层的技术合作,是所属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3 发展展望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部党组决策部署,以全方位技术服务支撑农村水利新发展为目标,以密切协作配合、服务农村水利重点任务为中心,以技术服务、推广、研发与国家重点课题研究为着力点,围绕农村饮水安全、高效节水灌溉等农村水利发展新目标新要求,进一步强化支撑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展望未来,灌排中心将在节水、节能和水处理新技术推广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要扎扎实实做好以下技术服务和推广工作,保障农村水利又好又快发展。

3.1 在农村水利发展战略研究和规划编制上要有新思路

面对农村水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灌排中心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一是开展农田水利、农村饮水安全发展战略研究,提出灌区现代化升级改造的技术标准、建设标准和技术指南,灌排中心将成立农村水利发展战略研究部,积极主动开展相关工作。二是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三五”巩固提升规划、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和全国节水灌溉“十三五”发展规划等农村水利专项规划工作。三是做好国际灌排技术与研究计划中国中心,开展国内外农田水利对比研究等工作,每年定期派技术人员参加国际灌排大会进行学习交流。

3.2 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上要有新举措

根据部领导的指示精神,结合高效节水灌溉区域推进工作计划,灌排中心选择东北、西北、华北、南方等典型地区,集成水利、栽培、农机、管理等先进技术,率先建设全国高效节水灌溉规模化发展示范区,推动节水灌溉技术在全国的普及和发展。一是建立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工作站,由灌排中心牵头,与内蒙、新疆、甘肃、黑龙江、河北、广西和浙江等省区水利厅联合建立7个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工作站,制定工作方案,主要技术力量深入基层第一线,进行跟踪监测、提供技术支援,打造高效节水规模化精品工程,提高重点地区的节水灌溉技术水平。二是建立专家库,形成对口支援机制,吸纳水利、农业、农机等各方专家,定期召开专家和节水灌溉龙头企业座谈会。三是加大节水灌溉技术宣传和服务力度,办好《节水灌溉》、《中国农村水利水电》杂志和中国节水灌溉网。四是做好节水产品认证和信息年报工作,为基层提供先进技术、典型经验和质量可靠的节水产品。

3.3 在技术标准编制、业务培训上要有新成效

农村水利事业发展需要一系列标准、规范、定额作为技术支撑。灌排中心承担编写、修订的农村水利技术标准多达63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标准、规范需要定期修订,灌排中心将对标准修订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严格执行标准编制进度,确保标准能够及时颁布,并加大标准的宣传贯彻和培训力度,保障技术标准的修订能满足农村水利发展的实际要求。

3.4 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巩固提升上要有新进展

完成《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三五”巩固提升规划》的编制工作。重点开展以工程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机制研究,抓好水质保障和水质监测工作,强化县级水质监测中心技术培训。开展全国农村居民点生活排水的前期研究工作。做好“农村安全供水技术集成与示范”等技术推广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研发,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持续发挥效益提供技术支撑。

3.5 在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上要有新提高

一是根据《全国现代灌溉发展规划》,以转变灌溉发展方式和提高灌溉现代化水平为主线,提出灌区现代化升级改造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指南。做好前期技术服务工作。加强渠道防渗防冻胀、建筑物补强和更新改造、新材料应用、量测水管理、灌溉现代化等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的相关技术研究推广工作。加强项目建设的检测和评估,引进推广全渠道控制系统等国际先进管理技术,实现对灌区水量的全局控制和调度。二是积极与财政部农发办沟通,研究加强中型灌区节水改造投资规模,进一步完善管理方式,力争每年改造180 个灌区,到2020年完成节水改造任务。每年在中型灌区开展3~4个现代化升级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试点工作。

3.6 在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服务上要有新提高

建立水利技术专家库,做好项目事中事后检查评估工作,编制《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参考图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概(估)预算编制技术要点》。做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的宣传贯彻与培训,改进项目管理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为进一步加强小型农田水利项目管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7 在大中型泵站节能技术改造上要有新亮点

对全国中型泵站现状及老化状况进行调研,编制《全国中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规划》的思路和大纲,做好规划前期准备工作。加强泵站节能技术研究和推广,重点开展五项标准化节能技术:一是泵站综合节能技术和高效率水力模型的研究推广;二是高扬程多级提灌泵站系统调度技术;三是电机调频和水泵叶片调节技术;四是水泵抗磨蚀新技术;五是泵站自动化和信息化节能标准化设计方案推广。通过以上技术推广,使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节能效益大幅度提高(节能30%以上)。

3.8 在节水技术和产品研发上要有新突破

一是创新资源型节水和ET管理的新理念,在DEF海河流域项目中开发遥感ET系统,还将成立项目组(ET监测中心)开展ET监测工作,通过控制用水指标实现对ET的监测和管理,力争使节水灌溉宏观管理再上新台阶。二是做好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分析工作,以大中小型样点灌区为基础,构建全国灌溉水利用系数监测分析网络,完善量测水设施,跟踪监测分析灌溉用水量、灌溉水利用系数动态变化,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提供科学支撑。三是加强中心产品研发工作,以节水节能为重点,加快5个发明专利和12个实用新型专利成果转化,开展高效节水模式、灌溉现代化技术、喷微灌、灌区水计量、信息化等产品研发。

3.9 在农村水利信息化建设上要有新进步

一是做好节水灌溉网,为全行业和社会分享最新的节水灌溉技术和农村供水技术。二是配合农水司完善全国农村水利管理信息系统,做好基础数据采集和信息更新,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做好“十三五”农村水利信息系统的升级改造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三是以水利部节水示范基地为依托,建立农村水利技术信息发布平台。

3.10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要迈新台阶

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培养一批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技术骨干,不断提升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发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爱岗敬业,勤奋工作,为实现农村水利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仰斌,张国华,谢崇宝.中国农村饮用水源现状及相关保护对策建议[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7,(11):1-4

[2]　李仰斌,张国华,谢崇宝.我国农村生活排水现状及处理对策建议[J].中国水利,2008,(3):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