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送达制度文章

民事送达制度文章（精选6篇）

篇1：民事送达制度文章

浅谈我国民事送达制度

摘要

送达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础性的诉讼制度，也是我国人民法院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它贯彻于诉讼活动的始终，是程序与程序之间的桥梁，程序法与实体法联接的纽带，是实现诉讼程序、完成实体法任务的渠道。因此，确立科学合理的送达机制，对于保证诉讼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的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民事送达制度设计的疏漏、程序的繁琐等痼疾日渐凸显，日益加重了审判程序的工作量，制约并严重滞后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如何科学的规划我国民事送达制度，如何才能确保实务操作严格按照制度设计的规定去运作，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学理上和实践中进行缜密的论证并最终做出理性的选择。本文作者分析了国内民事送达制度概况、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然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和完善方案，以改良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立法规定，使之达到相对理想的境地。

关键词：民事诉讼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进一步改革，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司法效率和程序公正理念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送达是贯穿于民事诉讼进程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诉讼行为，是各种诉讼行为相互联系的基本方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受社会环境条件及立法观念的限制，存在诸多缺陷。在民事送达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立法的疏漏、送达方式的陈旧、落后以及送达程序的不规范等问题。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实践中操作的混乱，己经让“民事送达难”成为了法院的“两大难”之一。

近些年，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地址确认制度”和“司法专递”等新的送达方式，对民事诉讼送达进行了完善，但是送达理论还是不够完善，许多建议仍然缺乏可行性，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适应这些变化仍有待法学工作者们进一步探索。

笔者将从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入手，探讨我国民事送达制度在实践中所遭遇的问题及其成因，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送达制度提出一些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我国民事送达制度概述

（一）送达制度的概念及其特点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给他人。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否弃概念，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就将化为灰烬。”①因此研究送达制度从概念入手，很有现实意义。因为在我国，无论是立法界、司法界还是学界对待他都不够重视，对待送达这种诉讼制度缺乏缺乏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上的高度；对待“送达难”给司法实践造成的巨大困扰缺乏深切体会和关怀。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送达通常被界定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此概念有如下四个特点:

1、送达的主体法定。我国人民法院被界定为唯一的送达主体。“送达是人民法院所为的一种诉讼行为。只有人民法院才能成为送达2 行为的主体。”○

2、送达的对象法定。限定为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和诉讼代理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等。

3、送达的内容法定。送达的内容是诉讼文书，送达的诉讼文书种类繁多，大致包括四个门类:a、当事人提交的书状类；b、法院的一般性诉讼文书；c、法院的决定、命令；d、裁判文书:调解书、裁定书、判决书等。

4、送达的方式和程序法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几种送达方式，分别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各送达方式的硬性规定表明，实施送达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要件进行，否则不能被视为合法送达，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二）送达制度的分类

送达涉及的层面相当广泛，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以下不同的分类。(1)以送达机关的类型为标准，可分为公安机关的送达、检察机关的送达、人民法院的送达和行政机关的送达。(2)以送达的地域为划分标准，可分为域内送达和域外送达;域内、域外送达一般是以国界为划分标推，即国内送达为域内，国界外的送达为域外。（3）人民法院的送达以审判程序所处的不同阶段为划分标准，又可分为审判送达、执行送达。其四，若依照送达的方式为标准，便可将送达分为直接送达、留置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其

五、以审判工作的性质为划分标准，可分为刑事案件送达、民(商)事案件送达、行政案件送达、林业案件送达、执行案件送达等。囿于篇幅所限，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我国大陆民事诉讼审判阶段的送达。

（三）送达制度的效力

送达的效力，是指法院依法将诉讼文书送达给受送达人后所产生的相应的法律效果。送达的效力因诉讼文书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送达的效力一般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送达后，判决书、调解书开始生效。如，二审判决书，一审、二审的调解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效力。

2、送达后，相关诉讼期间开始计算。如，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其答辩期间将于次日计算;一审判决书送达后，当事人的上诉期间自次日起开始计算等。

3、送达后，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协助义务人当即享有相关权利，承担法定义务。如，原告起诉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到庭的，依照撤诉处理;被告经传票传唤，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对于有些必须到庭的被告，还可以强制其到庭。

4、送达后，有关诉讼法律关系随之产生或者消灭。如，人民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后，标志着人民法院与被告产生了诉讼上的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了二审判决后，标志着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诉讼上的法律关系消灭。

（四）送达的的价值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制度与一般程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行为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一项制度有其内在的价值、目的和原则，从而外化为具体的各项措施，从理念到措施各方面都是一个有机体。民事送达就具有这样的内在属性，送达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性设计，它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诉讼的进程，在约束人民法院的行为的同时保障了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实现。它是同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民事保全制度、诉讼代理制度、执行制度等相并列的制度。

民事诉讼“送达难”、“执行难”，己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近年来，在我国民事诉讼司法改革如火如茶进行之时，民事其他各项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改进，但是遗憾的是，送达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均成无人待见，鲜人问津。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大多围绕如何改进六种送达方式这些表面的问题而论述，但是，在实务界，送达真的就如同理论界这么寂静吗?不是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送达事务挤占了基层法院约40%的审判资源，这促使法院急迫地寻求解决“送达难”的妙药良方，以收减压、提速之功效。种种处于摸索阶段的改革方案亟需民事诉讼法学者们在学理上进行填密的论证并作出理性的选择。笔者将送达归结为一项制度，理由有三:

1、送达对法院的诉讼行为具有重要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如前文所述，送达的主体是法院，法院的一系列送达行为要受其约束，送达不但要求法院按法定方式和程序来送达诉讼文书，而且要通过送达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除此之外还要兼顾诉讼的效率和成本。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必须按照法定的六种送达方式进行送达，任何超越或者简化的方式都是不合法的，当事人有权接受法院的告知，法院也有义务就程序性事项给与告知，这是民事裁判结果正当性的前提。

另外，民事送达不但要保证当事人的知情权，而且于法院自身应当兼顾效率和成本。民事或经济案件，直接牵扯到当事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要求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要有较高的效率。高效率的诉讼需要审判活动的高效率，送达作为基本诉讼活动的程序之一，其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效率。所以，送达不仅仅是将文书送交当事人，还要在程序正当的基础上，选择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2、送达保障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实现

诉讼参与原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对民事审判的基本方式产生一定影响的重要因素。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而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与程序并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主张和证据的机会。送达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当事人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参加诉讼活动，使得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及时了解到相关信息，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双方的程序和实体权利。合理的送达，使得当事人能够了解信息，及时参与诉讼，从而保障了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实现，使得之后的民事裁判也具有了正当性。因此，送达是诉讼参与的必然要求。

3、送达保障诉讼程序的有效进行

送达可在民事诉讼众多环节中发挥作用并显示出其独特的功能。比如，它将立案、答辩、民事保全、开庭、判决、上诉、再审、乃至执行等各阶段联系起来，有效保障了各项程序的进行。这也说明，在正当程序的构建中，送达制度如果缺失的话，必然导致联系、沟通各方的手段残缺，环环相扣的诉讼程序在运作中也会因此遭受制度上的阻滞。民事程序一旦启动，就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环扣一环，层层推进，依法定的次序进行下去，其中送达就像一条链子，将各个程序，各个阶段连接起来，从而使得诉讼按照程序进行下去，保障了程序的有效进行。

二、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现状

(一)立法方面

1、送达立法粗疏

《民事诉讼法》对于送达的规定仅仅只有8个条文，虽然《民诉意见》和《简易程序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对送达进行了解释和补充，但是，这些条文却没有实质上弥补送达规定简单、粗疏的弊病，而且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2、送达细节缺失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地址规定的比较狭窄，一般以当事人的居住地为送达地，《简易程序规则》相对区分和扩大了送达的地址范围，但是与国外相比，我国送达的地址还是比较狭窄，这也是为什么送达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关于送达的时间和期限，我国《民诉法》没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民诉法》只在开庭审理、判决阶段对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合议庭成员通知书以及判决书的送达期限作了规定，对于其他文书的送达，法院应当按照什么期限来送达，却没有规定。这对于当事人的可期待性和对法院送达的监督来讲，无疑是一个盲区。关于送达的期限，我们也只是规定了文书送交到当事人手中生效的时间，而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多长时间内将文书送达出去，这样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导致了文书送达迟延，甚至影响了当事人的实体权益。

3、送达方式僵化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规定了六种法定方式，这几种方式当中，有的使用条件苛刻，导致送达不能，如留置送达中邀请有关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在场;有的期限过长，如公告送达期限为60日。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往往会造成送达不能和送达迟延。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6种方式己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有的安全快捷、提高诉讼效率的送达方式却没有被立法所采纳，比如诉讼代理人代收文书、电子送达等。原有的关于送达方式的规定，无疑己经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4、送达责任不健全

在送达中，相关责任人有三种，第一种是送达人、第二种是受送达人、第三种是相关协助义务人。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该对这三类人的权责予以明确，对于法院方的送达人，应当规定严格按照法定方式送达，对于违规违序、送达不能，终使送达无效而影响诉讼者，给予警告、记过等行政责任;对于严重违反程序，造成重大后果者，给予开除或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送达人员的积极性，规范送达行为，而且还可以提高对送达的重视，避免实践中的违法、违规送达;对于接受送达人阻碍送达的违法行为，可以告知其丧失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的预期不利后果，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以采取罚款的经济措施或者拘留的强制措施，保证正常送达;对于相关协助人，可以考虑运用对于受送达人的相关措施。

(二)司法方面

1、法院方面的问题（1）送达模式职权化

民事诉讼的模式是指以一定的国情为背景，在一定的民事诉讼价值观的支配下，为实现一定的民事诉讼的目的，通过在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分配诉讼权利与义务而形成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不同的诉讼地位和相互关系。可以说，民事诉讼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关系问题。

我国1982年《民诉法》确立的是一种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1991年颁布的《民诉法》弱化了民事诉讼中法院的职权干预，强化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是，由于法院长期的“官本位”的思想和做法，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职权行为的范围仍然很广，这使法院工作负担并未减轻，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诉讼法律关系出现偏失，造成了人民法院在送达中效率低下、吃力不讨好的局面。

（2）送达人员轻视送达结果

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理念，使得法院及其人员轻视送达及其后果的重要性，对于送达责任心不强，再加上没有法律的约束，往往造成违法送达，多次送达，使得送达不能，从而影响诉讼效率。实践中，尤其是域外的婚姻案件，送达人员不进行实质调查，就轻信一方之言，或者在一方提供的虚假地址送达不能后，就草率公告送达，从而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权利，引起了上诉或者申诉的后果，对当事人权利产生极大的危害，降低了诉讼的效率，并且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

(3)送达司法资源有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事纠纷的数量和难度大大增加，而法院的财政和编制却没有相应快速增长，这无形中加大了法院的工作量。法院在人、财、物方面的相对匾乏，往往造成了不能按时合法、合理送达;或者法院为了效率，牺牲了诉讼的价值，进行违法操作，“送达难”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加突出。

2、当事人方面的问题(1)受送达人拒绝接收送达

同原告一样，许多被告对法律也并不了解，有些以为签送达回证就是对原告所述的承认，从而拒签法律文书，甚至有的被告认为法院送达诉讼文书是找自己的麻烦，损害自己的名誉，因此对法院的送达人员产生抵触和对立情绪。对此，笔者认为，送达人员应多做解释，告知被告接受送达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损害其合法权益。

(2)受送达人地址难以确立

司法实践中，被告往往不愿意将自己的地址告诉法院，或者直接给法院一个假的地址，这就导致送达人员送达无门，往往影响了送达的效率，拖延诉讼。《简易程序规定》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应当说，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很强，明确了当事人按诚实信用原则提供自己送达地址的义务，原告有对被告送达地址进行证明的义务，符合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因为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造成无法送达的，其后果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所以，如果将此项规定运用在普通程序当中，可能会大大提高送达的准确性，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3、其他协助义务人的问题

我国《民诉法》第79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员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视为送达。”但是，在实践中，有关人员不愿意去做见证人，认为做见证人会得罪人，更不用说签名和盖章了。从立法上看，基层组织和所在单位的代表也没有见证义务。有的即使到场了，也拒绝合作，法律也没有相关的制裁措施，使得法律规定流于形式，人为造成送达不能。

(三)社会方面

1、厌诉观念流行

从古至今，中国的老百姓都将涉诉、涉狱看成是耻辱的事情，长达2000年的传统思想延续到了现在，导致中国人普遍不爱打官司，在现代熟人社会中更不愿撕破脸皮对簿公堂，厌诉观念流行。所以当法院送达文书时，怕人知道或者看见，对诉讼产生强烈的逆反和抵触情绪，不去配合送达人员工作，百般逃避、阻碍接受诉讼文书，甚至产生过激行为，而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行使权利的方式，这种观念不光出现在当事人中间，有的协助义务人、单位也普遍有这样的观念，导致了“送达难”问题的产生。

2、法律意识淡薄

由于传统思想的存在，以调解为主的方式盛行，老百姓对法律如何规定知之甚少。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作为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人认为拒收法律文书就可以不受法律的惩罚，有的人寄希望于法院寻找被告，没有认识到被告下落不明会导致案件审理时间过长，或者判决无法执行等风险。最后错失良机，丧失了维护自己权益的机会。这些思想以及行为的出现，其实是对法律不了解，缺乏法律意识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导致了在送达中出现很多人为干扰因素，影响了送达的效率。

3、户籍制度落后

由于我国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城镇化建设加快，人口流动性加强，户籍制度也随之改革，国家已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逐步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实现由户的43但是，目前户籍制度管理向口的管理的转变，实现人口动态管理。○还是比较落后，人口流动和不同城市房屋的购置使得人们居无定所，加大了送达的难度。

三、送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民事送达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环节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送达制度一直处于民事司法改革理论研究的边缘状态，寥寥的论述也大多围绕着送达方式作千篇一律式的“技术性”描述，民事诉讼送达制度依旧停留在注释法学层面，被关注的仍是如何适用各种送达方式等表面化问题。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法》颁布了十九年的今天，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己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改革和完善民事诉讼送达制度势在必行。同时，司法实务界对送达问题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寻求解决“送达难”的对策。

(一)转变立法指导思想

立法指导思想就是指立法所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或者基本原则。一个正确、科学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构建先进民事诉讼法的前提要件。我国《民诉法》制定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期，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从主导法律构建和功能设置的基本指导思想上看，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观念，即把民事诉讼法看作是完成国家任务和特定社会治理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不仅与现代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特征不相吻合，而且与世界民事司法审判民主化进程，以及基于程序正

义、公正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现行《民诉法》关于送达的指导思想也相应地应延续了这种“工具”主义的模式，视送达为一种技术性的安排，法院强调职权主义，而没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和知情权。这种忽视程序价值的职权主义模式导致了送达立法指导思想的偏差，不利于构建先进、合理的送达制度，所以转变立法指导思想，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程序性权利，才能从源头上改革和完善民事送达制度。笔者认为，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就是保障诉权、程序公正、程序本位、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程序选择权等一些基本的理念或者基本的诉讼规律。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以来强调法院的职权，以国家本位为主体，忽视当事人权益的保障，强调程序工具主义，把诉讼程序视为实现实体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只强调程序在保障实体法实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不承认程序本身具有独立于实体法的价值和内在品质的思想认识和观念。这是计划经济的残留思想。构建先进的民事送达制度，就要摒弃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就是要对当事人送达主体地位、资格的尊重，以及立法上有关当事人诉讼程序保障和诉讼程序权利授予上的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保护了对方当事人的知情权乃至是实体权利，有利于人民法院的顺利工作，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法制正义、自由、秩序价值的实现。因此，以人权保障为我国民事送达制度修改和完善的基本指导思想，无疑是实现中国民事诉讼现代化的需要。

(二)改革现有的送达方式

1、直接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的，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这是民诉讼法对于直接送达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直接送达因为上述规定，而造成了如下几个问题:一是送达地点规定比较单一，立法规定住所地是送达地，在现实中，范围过窄。二是对签收人的范围规定狭窄，我国民诉法以及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规定了公民的同住成年家属、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法人和组织负责收件的人、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代理人为法定的签收人。看似较大的代收人范围还是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不利于直接送达的实现。三是“公民”的称呼不尽科学。鉴于直接送达上述的问题，结合过往立法例，笔者认为应当在这几方面改进直接送达的规定。

(1)放宽送达的地点

关于送达地点，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送达地点规定过窄，仅以受送达人住所地为送达地。这不自觉造成了在除了住所地之外的场所，见到受送达人而不能直接送达的尴尬局面。在此，笔者认为，以送达的目的为出发点，扩大送达地点。除了当事人的住所，居所、工作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事务所都应该成为送达地点。

(2)扩大代收人的范围

如上所述，貌似宽泛的代收人范围仍然满足不了司法实践的需要。何谓“同住成年家属”？何谓“可以送交代理人签收”?法律含糊的托词造成了司法实践的不便。笔者认为，关于有辨别能力的同住家属，不应限于同住和成年。家属不一定要求同住，只要符合“方便送达”标准即可，家属也不必成年，只要其符合“适智”标准，对代收事项具有足够辨别能力即可。

2、留置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第79条、《民诉意见》第82条、《简易程序若干规定》第11条对留置送达做出了规定和细化。从司法实践来看，现行留置送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留置场所过于局限;二是见证人不愿见证和签字。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弱化见证人制度也是一个趋势。笔者认为，留置送达的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扩大留置场所范围

我国民诉法规定，受送达人不接收诉讼文书的，可将其留在受送达人住所，视为送达。如同上述关于直接送达的地址，我国留置送达的地址过于狭窄。笔者认为，应当将留置送达地点范围扩展至直接送达场所。当事人拒绝接受文书的，送达人可以直接留置文书，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视为送达。

(2)取消见证人制度

在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基层组织和单位对其成员的影响力较强，人口流动性也不大，两者相互依赖，关系良好，民风相对纯朴，基层组织和单位也能配合见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基层组织和有关单位对其成员的控制性减弱，他们不愿意去做见证人，认为做见证人会得罪人。从立法上看，基层组织和所在单位的代表也没有见证义务。有的即使到场了，也拒绝合作，我们也没有相关的制裁措施。

另外，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拒绝接受送达时采取的措施，邀请见证人也实非必要，所以，笔者建议取消见证人制度。

3、邮寄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第80条和《民诉意见》第85条对邮寄送达作出了基本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对邮寄送达作出了细致的规定。笔者认为，目前的立法还存在一些缺陷，完善邮寄送达，还需厘清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l)适用邮寄送达给予当事人选择权

我国《民诉法》第80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实践中，法院经常为了省事和节省成本，首先不进行直接送达，而直接选用了邮寄送达的方式。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如果当事人对于直接送达没有意见，法院可以直接送达，直接送达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如果当事人要求法院直接邮寄送达诉讼文书，法院应当邮寄送达，当然，如果是因为当事人自己的原因送达不能时，后果自负。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是尊重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表现，同时也可以节省法院的人财物力。

(2)明确邮寄送达主体的地位及权责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7日出台了《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完善了邮寄送达。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大大分流了许多送达工作，对解决送达难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为了便于邮递送达和司法专递的有效执行，促使邮政机构增强责任意识，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对于邮递人员的选任己经加大了法律专业的背景要求。这无疑是个很好的开始。

4、委托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第80条，《民诉意见》第86条对委托送达作出了规定。委托送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一是委托书和诉讼文书及送达回执送出后杳无音讯。二是超期现象严重，受委托法院本身也是送达事务缠身，根本没有精力解决自身送达存在的问题，何况委托送达，受托法院不能按时送达收件人并送回送达回执，导致审理工作不能如期进行，使有的案件的审理一拖再拖，严重影响了诉讼的效率。三是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之间来来去去，浪费时间，实质上影响了诉讼效率。究其原因: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二是法院之间关于委托的费用没有明确，导致受托法院额外的支出;三是法院司法资源短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委托送达的目的就是让异地的受送达人能够收到诉讼文书。随着目前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日益发达，一国之内，甚至国与国之间的距离问题已不是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采用邮寄送达或者其他先进的电子送达方式使受送达人知悉诉讼事项，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取消委托送达，用替代方式进行异地送达。

5、公告送达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第84条、《民诉意见》第88、89、90对公告送达作出了规定。由于三个法条规定过于原则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极多问题。

一是公告送达被滥用。《民诉法》第84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这是我国关于公告送达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往往被滥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一方当事人为了达到诉讼目的，恶意促成公告送达。

二是公告送达生效时间过长。《民诉法》84条规定:“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笔者认为，60日的公告期限过长，原因一方面是过长的期限影响诉讼效率;另一方面是公告送达不在于期限长短，而是公告的刊物是否合适、恰当;还有，公告送达属于拟制送达，对于真正的下落不明人来说，期限的长短没有实际意义。从国外立法来看，各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告送达制度所确定的公告送达生效时间都比较短。比如德国和日本规定为两周，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20天。

笔者建议我国公告送达应当注意诉讼效率和灵活性，将公告时间缩短为两周为宜。

三是公告送达刊物垄断。《民诉法》规定，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员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公告发布的媒体垄断是制约公告送达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实践中，绝大多数的送达公告通过大众媒体发布。但是，几乎所有法院的送达公告又选择在《人民法院报》发布。这种垄断，造成公告送达收费高、服务差、时效低，严重阻碍了公告送达方式产生应有的效果。

对于上述几个问题的出现，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公告送达进行完善:(l)严格界定下落不明和穷尽其他送达方式 公告送达的前提或者实质条件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采取其他方式无法进行送达。认定下落不明不能够以受送达人是否在住所地作为单一的衡量标准。现代社会，人员流动性大，受送达人除了住所，还有可能有好几处居所，将不在住所视为下落不明，不尽合理。另一方面，考虑是否历经受送达人亲朋好友之后，仍然无法联系到受送达人，才能视之为下落不明。

最后，考虑法院是否进行了直接送达或者邮寄送达而不能。所以，为了防止公告送达的滥用，有必要明确什么是下落不明，还要穷尽其他送达方式方式，先行联系当事人。只有在上述方式下还无法联系上受送达人时，才可以公告送达。

(2)缩短送达的期限

笔者认为公告送达的价值集中体现为程序正义和保障受送达人诉讼信息获知权。德国和日本规定公告送达期限为为两周，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20天。结合外国和台湾地区立法例，笔者认为应当缩短公告送达期限，以20日为宜，20日之后，视为送达。

(3)强化原告的举证责任、法院的审查责任

受送达人是否下落不明主要由原告举证。“如原告提供了对方住址等基本信息，仍然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院才一可以依法公告送达。”。

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对公告送达审查机制不严格，为了结案率或者与原告勾结，在没有确定被告是否下落不明，更未穷尽其他送达方式之前，直接采用公告送达，严重地侵害了被告的利益。所以，应当加强法院对采用公告送达的审查力度，如果法院相关人员违规、违法操作、造成了案件错误，可以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三)增设新型送达方式

如上文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6种送达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立法有必要设立一些安全快捷、提高诉讼效率的送达方式，比如简易送达、电子送达、当事人选择送达方式等。

1、增设电话送达方式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20011年11月23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今年10月通信业运营状况。数据显示，我国电话用户累计达到11.15亿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7.3亿户，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首次突破1亿户。我国目前城乡电话的普及率可见一斑。用电话通知当事人有关诉讼事项，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但缺点是没有书面的送达证明。实践中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电话录音，可以完整记录通话内容，可以和其他诉讼材料一起归档。二是电话记录，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内容包括通知人、受话人、拨出电话和受话电话的号码、通话时间、通话内容等，由两个以上的证明人签字。另外，笔者认为，为了确认对方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要询问被通知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年龄、职务等基本情况，以便确认其身份，然后再告之其诉讼文书的内容，并说明送达的法律效力以及该电话的通话内容已作了录音的情况。以便维护受送达人的法律权利。

2、增设电子送达方式 当今世界已迈入“电子化”、“网络化”时代，已由居有定所、安居乐业的时代迈入人口快速流动的时代。这既使送达面临挑战，也给送达制度的“升级”提供了契机。我国《民诉法》没有规定电子送达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38条指出:加快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和通信建设，统一网络应用软件，这是为现代科技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结合提出的初步构想。

现代通讯手段为迅捷地送达诉讼文书提供了技术手段，充分利用这些手段非但不会限制程序保障，反而能提高程序的效率，但这些送达手段的运用必须经受送达人确认或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确己知悉。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5号《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认可了这些送达方式，但仅限于基层人民法院在简易程序中适用，因此，司法解释应考虑把这些方式推广适用到所有的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

(1)电子邮件送达

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对电子邮件送达持肯定态度，现在美国国内、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电子邮件送达是有效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上网发布执行公告，福建省泉州市中级法院网上开设执行工作网站，这些都为法院利用互联网送达诉讼文书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如上文所摘引的数据显示，我国截至2011年11月底互联网用户己突破一亿大关。11年累计新增互联网宽带用户1800.8万户。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正如电话用户的飞速发展一样，互联网用户也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与日俱增。

电子邮件送达同样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而且现在一般的基层法院都基本上实现了网络的普及并建立了法院的官方网站。确立这一送达方式的建立也已有了硬件的基础，学界所争论的问题是，电子邮件送达难以确定受送达人是否签收、送达的安全性问题。这也是笔者所担心的问题。但是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方法的问题。考虑到邮件送达的普及率，通过电子邮件送达最好事先征得受送达人的同意，同时为了确认受送达人收到诉讼文书，事后由受送达人确认或者出具证明，或者在电子邮件发出后，注意存档并书面说明。当技术达到可以使接收邮件的计算机在收到邮件后能够自动发出“功能性回执”的水平时，将该回执存档作为送达证明。同时，57另外，利用密钥技术保证诉讼文书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笔者认为，为了确保受送达人收到且阅读了邮件，我们可以结合电话询问是否接收送达和了解了文书内容，将电子邮件送达的不确定性和安全性降到最低。

(2)网络公告送达

所谓网络公告送达方式就是在法院官方网站上以公告送达的方式来张贴送达内容。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公告送达还主要局限于张贴和报纸，网络还不是法定的公告送达方式。互联网络的出现，为法院拓宽公告的覆盖面，提高公告作用创造了条件。与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不同的是，互联网使人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保持同步、即时、紧密的联系，它大大拓宽信息的传播面，也使得法院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网上公告提供了便利。这种网上公告的出现，使得原来只能局限于法院所在地的公告可以借助互联网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亿多，而且每年以上千万的速度

增加，采取网络公告送达已成为可能。但是如同公告送达一样，网络公告的使用要严格限制，笔者认为，网络公告应当和公告送达相互结合适用，这样不仅扩大了公告送达的范围，节省了法院成本，而且更加有利于受送达人，使其了解文书的机率大大增加。所以，网络公告送达已是不可或缺的方式。

结

语

送达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不论从条文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都与其民事诉讼制度的地位不符。立法如此，司法实践中，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并形成了“送达难”的怪现象。伴随04年我国《民事诉讼法》解决了“执行难”问题之后，笔者认为，下一步，“送达难”问题的解决己是箭在弦上，刻不容缓。

本文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对我国民事送达存在的问题以及成因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并从多个方面对我国送达制度的体系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完善的建议，说是建议，无非拾人牙慧而已，囿于笔者学识浅显，文章语言随意性较大，有的观点还不够成熟，文章着实存在不少问题，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斧正。

篇2：民事送达制度文章

宋一林

提要：送达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础性诉讼制度，也是法院一项根本的诉讼活动，贯穿民事诉讼的始终，影响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确立科学合理的送达机制，对于保证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由于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民事送达程序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虽然规定了一些送达方式，但不够详尽实用，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送达地点过于苛刻、留置送达程序繁琐、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等的问题。因而，作为保障司法程序公正之一的送达程序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框架下，显示出其改革的必要性。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民事送达贯穿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对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较大影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事诉讼行为。

民事送达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程序上的效力表现为产生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例如被告在签收应诉通知书后，应当按时提出答辩状或提出管辖权异议;签收举证通知书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庭提交证据;传唤当事人出庭的传票送达后，当事人就应该出庭参加诉讼，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法院可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还可以缺席判决，被告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缺席判决。程序上的效力还表现在某些诉讼文书一经送达，诉讼期间即开始计算。如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一经送达，15日的上诉期间即从送达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实体上的效力是指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具有给付内容的判决书送达后，债务人就有按判决书给付的义务，逾期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依判决书的内容申请强制执行;再如具有变更内容的调解书送达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

一、我国民事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

或许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与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相比较，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给予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院审判的顺利进行，亟待进行完善。

(一)对于送达地点的规定过于苛刻

一方当事人即原告在人民法院立案后，法院应当向另一方当事人即被告送达诉讼文书。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以受送达人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在实践中，受送达人的住所地往往是由原告提供，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流动频繁，一旦原告提供的住所地地址有误或者不明确，法院在其他地点向受送达人送达就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二)诉讼文书签收人的范围过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该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或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该规定将诉讼文书的签收人限制为三类：一是受送达人，二是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三是法人或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这一范围将签收人的范围限制的过于严苛。实践中，送达人按照原告提供的地址找到被告后，被告却避而不见，而上述签收人也拒绝签收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使得送达工作也受到限制，给当事人规避法律留下了空子。

(三)留置送达的条件过于繁琐

对于留置送达，法律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送达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 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二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这些规定提出了适用留置送达的三个前提：一是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拒不签收;其二，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其三，留置地点限于当事人的住所。

在这些条件下，留置送达可能产生以下障碍：第一，见证人被限定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如果送达人对可能涉及的基层组织办公场所不熟悉或者路途遥远，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难以找到的情况下，送达人就无法找其他人作为见证人。第二，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就将邀请见证人作为送达人的一项义务，但是法律却并未明确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的到场见证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这样的规定，本身随意性就很大，是否到场见证完全取决于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相关人员的自觉性和法律意识。但一般情况下，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往往害怕承担责任，不愿惹麻烦，或者害怕当事人无理责难，影响邻里关系而拒绝见证，不愿意配合法院的送达工作，借故推辞，或者即使到场，也不愿意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事实上，法院依法将诉讼文书送达受送达人是对其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受送达人拒不签收，本身就是对司法机关及其职能活动的藐视，受送达人的消极不合作行为却让法院承担证明责任，这有损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指挥地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将留置送达的适用作了些微调整，但其仅免除了送达人员在见证人拒绝于送达回证上签章情形下的不利后果责任，其仍要求送达人员必须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由此可见，司法解释亦未能对留置送达的顽疾进行根治，留置送达的弊端仍旧存在。

(四)公告送达的规定较为模糊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发布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八条规定了公告送达的方式：“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目前，公告送达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如下：

一是选择公告载体的随意性过大。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告送达既可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又可在报纸上张贴公告。这种公告载体规定的可选择性使得法院为了省事一律选择报纸公告，在受送达人无义务看报的情况下，就事实而言，受送达人实际了解公告内容的概率极低，仅存在可能性和偶然性。

二是六十天的公告期间过长，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事实上，公告在更大程度上是程序意义而非实体意义，大多数当事人并不一定能看到公告，公告时间过长并没有实际效果，只会致使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阻碍了原告民事权益的恢复或实现，也降低了审判效率，对法院的公信力造成很大的损害;同时，审判期限过长，当事人诉讼成本，如律师费、耗费的时间成本等会相应提高，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因此，如何在缩短公告周期与强化公告效果之间求得平衡，是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民事送达程序的完善

民事送达程序中出现的问题，妨碍了人民法院诉讼程序的进行，不利于法院及时公正的审理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笔者建议完善以下几个方面：

(一)放宽对送达地点的限制

为了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不应对送达地点限制的过死，除了当事人的住所外，当事人的居所、工作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所、事务所都可以成为送达地点，即以能找到当事人的场所为标准规定送达地

点。另外，笔者建议通过立法确立随时送达制度，即除了上述场所，随时遇见受送达人的地方都可以成为送达地点。

(二)适当扩大签收人的范围

对于公民的送达，如果在住所地不能遇见受送达人的，可以交给有相当识别能力的同居人或其雇用的人签收。另外，在征得受送达人的邻居、房主或出租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由他们签收，同时制作送达通知粘贴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地，告知受送达人文书已经送交的情况、文书的性质、文书所交之人的有关情况，送达的法律效果等等，并在送达回证中记明。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送达，除了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外，可以由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签收。

(三)简化留置送达的条件

针对我国现行留置送达的弊端，笔者提出如下两种改进意见：

意见一：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送达方法，取消要求人民法院必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的规定，考虑将留置送达简易化。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结合我国实际，只要受送达人无理拒绝接收的，送达人员应当向当事人讲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详细的经过，通过拍摄送达现场的照片、录音录像资料作为证据，将文书留置在应送达场所即可视为送达。因为在留置送达中，是以拒收为条件的，受送达人不可能不知道有送达的事实，根本没必要邀请其他见证人到场见证。这种做法实践中已有采用，只需进一步通过法律来明确。

意见二：在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邀请见证人的义务的同时，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有关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法定的见证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规定中明确法院可要求基层组织、所在单位代收，其代收后于一定期限转交给被送达人，若不转交或拖延不转交，由立法授权法院可对基层组织、所在单位及直接责任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以保证法院工作的严肃性和送达的有效性。

(四)细化公告送达程序

前文已述，公告送达的规定过于模糊，公告的载体随意性太大且公告时间较长，不利于审判的进行。完善公告送达程序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固定选择公告的媒体。对于在法院公告栏、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方式规定的过于形式，当事人几乎没有看到送达内容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取消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的送达形式，而直接将公告刊登在报纸上进行送达。在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也都选择在报纸上进行公告送达，对于报纸的选择，也不能过于随意，现在主要集中在《人民法院报》上进行刊登，但是《人民法院报》的专业性太强，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大多数当事人也不可能看到这类专业性太强的报纸。因此，可以考虑以地(市)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为辅的公告送达媒体。

2.缩短公告送达的时间。在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公告时间的过长对增进送达效果也无多大用处，能否有效送达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送达的方式是否合适是否到位，只要送达方式合理送达到位，就能有效地送达，并可以有效地提高诉讼的效率。反观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公告送达，自根据本法前条规定开始告示之日起两周即产生效力。”台湾地区的民诉法第152条就规定：“公示送达，自将公告或通知书粘贴牌示处之日起，其登载公报或新闻报纸，自最后登载之日起，经20日发生效力。”因此，建议我国立法也应相应减少公告时间，考虑到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法，将我国公告送达的公告期缩短为30日为宜。

(五)拓展新型、现代化的送达方式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我国原有的送达方式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能满足提高司法效率的要求。目前，由于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话、传真、计算机网络已日益普及，采用现代化送达方式已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电话送达。这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电话通知后，可将电话录音或者通话记录作为送达证明记录在卷即可完成送达;又如电子邮件送达。法院可以

通过网络以邮件的形式向当事人的邮箱发送诉讼文书的电子版，当事人接收后再通过电子邮件将送达回证发回即可完成一次送达。在我国，司法实践已在部分领域进行了有益尝试，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指出：“其他适当方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包括受送达人的专门网址)等送达方式。通过以上方式送达的，应确认受送达人确已收悉。”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因此，民事诉讼法立法应当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赋予各种新型送达方式以合法地位。

篇3：民事送达制度文章

一、存在问题的提出

(一) 送达主体比较混乱

人民法院是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唯一送达主体, 但是对具体的送达人员本法则未予以明确。在司法实践中, 案件的承办法官、书记员、司法警察都有分别负责送达的情况, 各个法院都有不同的做法[1]。而这种形形色色的送达方式正是因为立法上的漏洞直接导致的。其结果就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送达时所出现的各部门和人员之间互相推托责任。这种现象更普遍存在于当事人联系困难的客观情况之下, 如当事人地址不详、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等, 而这会直接影响诉讼程序的进程和诉讼效率。当然, 上述为法院内部中送达主体的问题。除此之外, 在公告送达和转交送达等中还会涉及到法院与其他单位的合作问题, 如在公告送达所需要的公告受理部门和邮政部门, 转交送达所需要的承担转交任务的特定部门, 这些关系的恰当处理也是明确送达主体中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 对当事人的送达异议权未予以明确化

异议制度不仅是当事人维护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一种途径, 也是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的一种监督。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的这种异议权普遍存在, 如当事人对法院裁判不服可以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对鉴定结果不服可以提出复议或申诉等, 这些都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公正性得以实现的保障[2]。但, 本法却把当事人对法院送达行为的异议权“遗忘”在具体的条文之外了。这种“遗忘”的后果是出现受送达人在签收诉讼文书时候, 因为担心在签收之后再也无法对法院送达行为提出异议从而导致其权利受到侵害才予以拒绝签收或假填地址等情况。一般来说, 出现问题最多的送达方式为公告送达。就拿离婚诉讼来说, 这类案件原告往往想钻法律的空就想通过公告送达来完成离婚诉讼程序, 这种情况下原告的做法是提供一个假的被告地址。而法院就照着此地址执行送达, 权利被受到侵害的被告却没有一个有效的补救措施。

(三) 缺乏瑕疵、无效送达的补救措施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当事人以及送达主体利用送达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来钻法律空子的不法行为。比如, 司法工作人员送达更改过的执行标的和标准的假执行通知书等等, 这将会严重影响及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民事送达承担着事实、权利、结果、期间和程序安排的告知义务。我们很难断定一些程序性的告知是否生效, 但法律只规定此类告知被推定为当事人己经知道了其内容, 而法院却不干涉当事人怎么去应对这些告知。如, 当事人没有按时去参加庭审, 是受送达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 可以放弃或违背。但, 法院没有送达开庭传票或送达行为无效、存在瑕疵是司法对当事人诉权的侵犯。虽然, 两种结果都是当事人没去参加庭审, 但是后者所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那是国家公权力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利。然而, 由于当事人缺乏救济权利的立法支持而眼睁睁地忍受着权利被侵犯[3]。

(四) 对妨碍送达的责任追究机制未予以规定

国家强制力是有效实施一种制度强有力的保障。在执行中, 除了当事人的自觉履行, 就强制力是实施该制度的主要机制, 没有了它, 再完美的的制度也是水中月、镜中花。法律责任的产生基础是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不法行为。妨碍送达乃是违法行为, 需要国家的强制力来规制, 约束当事人妨碍送达的行为。我国法院的工作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妨碍司法工作人员的送达工作。“视为送达”是我国民诉法中当事人不履行接受送达义务的唯一法律后果。这远远起不到排除当事人妨碍送达行为的作用。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采取多元的责任追究机制。

二、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 送达制度的立法规定不完善

从程序的属性来讲, 它是操作性极强的一种规程。通俗地讲, 诉讼法属于程序法, 其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来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遏制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就像上述所指出的, 我国民诉法对送达制度规定的不完善给实际操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益增加, 法院送达任务也相应地加重, 送达更成为基层法院的头等工作。《民诉意见》、《简易程序规定》以及《关于法院专递的规定》对送达程序立法规定的不足所进行的完善和细化远不能解决如此之多的问题。对诉讼法来说, 其评价标准在于操作性是否强。但是, 偏少的条文也无法构建操作性强的一项制度。这种缺乏操作性的制度不仅给法院工作人员留有逃避责任的余地, 也给当事人提供了达到不法目的的途径。所以, 送达制度立法上的不完善是主要问题所在。

(二) 制度断裂是送达工作难以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

我国送达制度与其所生存的社会发展脚步不一致。在不同社会中所产生的制度最终的社会效果也有所不同。送达制度在我国的产生基础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熟人社会”。尽管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可人们还没完全形成法律意识, 以熟人社会为背景的传统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计划经济时代, 相对来说, 政府对公民的管理和控制相当强, 人口流动不大, 送达工作也简单。但我国改革开放后, 国家实施市场经济, 大量的中小企业吸引着农村里只靠种地却收入不多的农民。这样一场人口主要往城市流动的大规模地人口流动运动, 使得送达的工作量、难度大大增加, 再加上心里的距离感和陌生感, 也给送达工作的完成增添了不少的难度。

三、完善建议

(一) 从立法上对具体的送达主体予以明确

人民法院是单一的送达主体。在法院内部中具体负责送达的主体不明确, 在外部, 邮政机关是协助法院还是专门的送达机关也未曾规定。纵观世界各国立法, 德国, 在法院中设有“执行员”, 由其专门负责送达。必要的时候, “执行员”根据书记官的委托执行送达。日本, 实施送达主体有邮政、执行官, 法院书记官, 但是, 具体的送达由书记官进行管理[4]。

笔者认为, 对于在法院内部的具体负责送达主体可以借鉴德国的“执行员”的规定。思路为, 我国立法中可以规定由书记员负责管理送达事务, 具体送达工作根据书记员的委托可以由司法警察和邮政机关分别进行。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 一是为了减轻法官的工作量, 这样一来法官就不用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送达工作之上, 而集中精力去办案;二是为了防止在送达工作中出现责任承担情况时, 工作人员之间互相推卸责任。司法警察是法院内部的工作人员, 而邮政机关的地位该如何?只是将它规定为辅助于书记员送达事务的机关, 恐怕有些不妥。如, 邮政机关认为送达不是其主要职责而予以怠慢。所以, 将邮政机关规定为独立于法院的外部送达机关更有利于解决送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 赋予当事人送达异议权

异议权, 是当事人在权利遭受侵害是提出的主张或抗辩。就像前面所述, 送达的功能之一是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而维护其实体利益。送达也是法院的主要诉讼活动之一。在规定送达制度时, 需要将法院的工作便利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予以同样的重视。否则, 无法将程序正当的精神贯彻到送达的具体工作当中。在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有一种理论被称作“丧失责问权”。所谓丧失责问权, 是指受不当送达行为影响而遭受不利益的当事人如果不及时提出主张或抗辩的话, 该当事人则丧失这些程序利益, 因送达产生的程序瑕疵不再被追究, 原来违反法定程序的送达行为即成为合法状态, 即非法送达的瑕疵因此得到了治愈[5]。归根到底, 当事人对送达方式和送达程序的支配权被这种理论所认可。当事人是自己权利的支配者, 是最有正当理由去主动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主体。假如当事人对不适当的送达行为未提出异议的话, 那之后恐怕就难以达到以同样的理由来重新维权的目的了。因此, 在送达程序中立法上予以当事人异议权是很有必要的。

(三) 明确送达主体瑕疵、无效送达的责任与相应地救济措施

送达在其效力上可以有瑕疵送达和无效送达。前者在效力上是有效的, 只不过存在一些瑕疵;后者是一种无效的诉讼行为, 其后果更为严重。然而, 我国民诉法中对这两者都没有相应地规定。这种责任的规定为上述的当事人异议权提供一定的保障, 有利于防止和遏制送达主体在实务中的敷衍行为。生效要件是否得到遵守以及一种诉讼行为所涉及的相互冲突的多种利益是各国确定该诉讼行为是否有效时所要考虑的方面。如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与程序安定等, 只有认定该行为无效弊大于利时才会最终被认定无效, 即所谓“无利益则无效[6]”。如根据美国民事诉讼法, 送达若不依照法律程序进行, 那么该送达行为为无效。有许多州的成文法中就有规定送达在当事人之间的进行, 当事人可以把无效送达作为对对方抗辩的理由[7]。日本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无效送达有两种。第一是, 违反送达方式的送达是无效的, 视为未进行送达。第二, 送达实施人误认为不应接受送达者为应接受送达者而做出送达时 (原本应当对法定代理人进行送达, 却送达给本人) , 送达是无效的。

因此, 我国立法中无效送达范围可以是送达行为对实体的真实、程序不合法、司法不公等问题的影响。对进行瑕疵、无效送达行为的主体可以予以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以参照公务员法的规定予以警告、撤职、开除等处分。当事人对无效送达的补救措施, 可以采取补正制度, 也即如果送达行为为无效行为, 经当事人同意, 可由法院出具书面文书进行补正;第二种是当事人提出异议权, 对于这一点在前面篇幅中已经予以建议了, 不再赘述。当然, 这两种补救措施在立法上是都予以明确规定, 当事人选择适用。

(四) 确定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阻碍送达行为的制裁措施

“视为送达”为我国民诉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阻碍送达时的唯一责任。当事人假填或无正当理由拒绝签收诉讼文书时视为当事人已收到文书, 由其承担诉讼义务及其产生的实体义务。这种责任虽然有一定的惩罚目的, 但远不能满足现实中法院所面临的这方面的问题。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多种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责任制度。但, 还是没有将妨碍送达的行为纳入其中。笔者认为, 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妨碍送达的行为完全可以纳入到妨碍诉讼行为的情形之中。法律应该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权利, 但有权利必有义务。接受法院的诉讼文书是当事人的义务。至于该送达行为有无瑕疵、是否有效、当事人是否有异议另当别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该项义务而妨碍法院的送达工作理应承担相应地法律责任。思路如下:为了避免当事人对送达更加产生抵触心理, 对于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阻碍行为予以分情况讨论。第一, 一般地无正当理由拒绝签收的, 可以视为送达。第二, 对于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故意或互相串通逃避送达的行为, 可以根据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司法强制措施、予以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拘留;第三, 如果对直接送达的司法人员进行人身侵害的, 根据情况可以依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或者刑法另行处理。

参考文献

篇4：浅议民事送达制度之我见

关键词：民事送达；执行难；联动网络机制

一、当前我国现行民事送达制度的几点思考

1.直接送达

简单来说就是讲送达诉讼文书，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因其送达效果直接有力，是法院首选的送达方式。直接送达不仅能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辩论权的合法权利的实现，同时也能节约司法成本，提高法院的审判、执行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送达存在很大难度：有些原告无法提供被告的准确地址，甚至无法找到本人；有的即使可以提供准确地址，但是被告拒绝露面，规避制裁。直接送达的效力最佳，但是难度也最大。

2.留置送达

是指受送达人拒收诉讼文书时，送达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把诉讼文书留交给其同住的成年家属或是放在受送达人住所的送达方式。新的《民事诉讼法》对简易送达做了两处修改，一是将“应有代表到场见证”改为“可以邀请代表见证”，从而放宽了留置方式；二是增加了“拍照、录像”的送达模式。然而在实践中，留置送达的效果往往大打折扣，许多受送达人的家属出于亲情的考虑，法律意思淡薄等原因，否认与受送达人共同居住。而留置送达的一项前提就是“共同居住”，这就使得即使留下文书也无法起到送达效果。

3.邮寄送达

是人民法院直接送达有困难时，将诉讼文书附送达回证交邮局挂号寄给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法院采用最多的方式当属邮寄送达。尤其是远途送达，这种方式实为便捷。但此种方式仍存弊端，例如，不是邮寄到受送达人手中，即使是其他关系人员收到并代为签字，也不能视为被告本人收到法律文书，不产生法律效果。而且即使是署名为被告的名字，但是也无法确定是本人签署还是他人代签，通常都是法院以为是被告签字其实被告根本没有收到文书，这就无故拖延审理、执行时间。

4.其他送达

除上述几种送达方式，我国法律还规定了协议送达、公告送达等。这几种方式，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例如，协议送达风险高，其指规定了电子邮件、传真等发送方式，没有规定核实手段。高科技手段使得送达更便捷、前卫，但是也存在着受送达人可能无法及时知晓受送达内容的客观情况，这无疑增加了送达风险。

二、现阶段我国法院“送达难”的原因

1.制度层面

首先，我国关于送达程序的规定还不够细化。送达程序制度规定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中，该节对各个送达方式都做了规定，但没有具体操作的说明，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寥寥可数。例如，如何處理留置送达中同住成年家属拒不承认与受送达人同住，公告送达中如何最大限度的提高受送达人知悉送达内容的几率问题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没有做详细的规定与解说，这就让实践中送达人员的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从而影响了送达制度的完善。

其次，送达的主体过于单一。在我国，法院是送达的主体，送达是法院的职权，也只有法院送达的文书才能产生法律的效力。在过去，法院作为送达主体，既便于职权的监督又可以保护受送达人的隐私。但是面对社会的飞速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法院的工作越来越重，此时送达主体仍只限于法院的话，就不可避免的缩减了送达的覆盖范围，也增加了送达人的负担。

最后，法院与社会其他职能部门配合脱节。对于向他人送达文书等材料，法院和其他社会职能部门都有接触。例如，交警队向当事人送发事故责任认定书、银行向当事人送法催款通知书等等，这些部门送法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法院要依法审判。执行的对象。原本可以相互配合，查找受送达人的联系方式及详细地址，但由于部门体系、制度要求以及人口众多等具体原因，这样的配合显得力不从心。

2.个体层面

个体层面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就当事人的恶意躲避，对当事人有益的事情，往往很容易找到本人，甚至其会自动出面，对其无意的事情，往往故意躲避，逃脱处罚。二是部分送达人员责任感不够，其只看到法律条文的本身而没有领会条文背后的精神。在依据几种送达方式不能送达后就直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也符合法律规定，但却无法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三、完善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几点建议

1.细化送达程序

我国现今关于送达的规定较为粗犷，没有细致的指导和深入的分析，这就导致在实践中送达问题层出不穷，笔者认为应当对送达程序进行制度上的细化。

首先，将送达权利下放到专业律师。律师作为职业法律人，不仅了解送达程序的过程，也明白违法后果后需要承担的责任。将送达权利下放给律师，不但可以减轻法院送达的繁重压力，也可以让律师第一时间听到受送达人的意见，从中能做工作的可以进行调解，化解矛盾也可以化解法院案件受理压力。

其次，留置送达同公告送达相结合。向受送达人同住成年家属送达法律文书时，家属否认共同居住，不能相当然的一概而论，本着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只能采用公告送达，要将所要送达的文书交给其家属一份，不管该家属是否同受送达人共同居住，交其一份后再开始公告送达，这就是对受送达人合法权利的双保险。

最后，设立专门的送达小组，专门负责送达事务，专门的送达小组，可以按照不同的送达方式进行分工，统一行动。例如，有联系方式的同时通知对方确定时间到法院领取法律文书且必须是本人亲自领取；没有领取的，统一邮寄送达，对于签名接收的，无论是否本人签字接收都要通过电话进行核实，退回的，再用其他方式进行送达。

2.构建“联动送达网络”

篇5：破解民事送达难调查报告

送达工作是诉讼程序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中间环节，送达周期过长将直接导致案件审理期限的延长。随着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解决送达难问题显得更加紧迫。近年来，三门法院就提高送达效率保障审判工作的高效运转进行了不断地探索，2008年7月成立司法警察送达中队，专门负责民商案件送达工作。通过近两年来的探索与努力，“送达难”问题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一、三门法院破解送达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一）实践探索

1.改革送达机制

（1）将送达工作归口法警大队，成立送达中队。2008年以前，三门法院曾经尝试由立案庭集中送达和分散到各庭室自行送达等模式，但效果不明显，有些案件的送达周期长达3个多月。送达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审判效率，因此有必要将送达工作作为提高审判效率的重要一环，积极探索提高送达效率的做法。当时，三门法院有司法警察15名，但每年刑事案件仅为300件左右，如果仅让法警行使刑事审判保障这一职能，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警力的闲置。根据实际情况，为实行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人员，该院于2008年7月将法警大队分成警务、执行、送达三个中队，送达中队专门负责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的送达工作。送达中队配备5名工作人员，由司法警察大队1名副队长担任送达中队中队长，另4人分成两组，每组由1名驾驶员和1名填发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员组成，分别送达民一庭和民二庭的案件，并固定二辆警车专门用于送达。

（2）建立合理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送达中队的工作人员虽然责任心都很强，但如果没有合理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长此以往，也极可能消减他们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反之，有效合理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则能进一步激发送达人员的积极性，取得更好的送达成绩。

一是每月考核通报。将送达组分成两组，分别负责民一庭和民二庭案件的送达，并且每月将各组的送达周期、当天送达率予以张贴通报，使各组在相互比较中共同提高送达效率。院长在全院干警大会上及每月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对送达情况进行通报，每次当他们取得好成绩时，都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使送达人员在精神上得到极大鼓舞。

二是在福利待遇及考勤方面相对倾斜。给送达人员每月发放100元误餐补贴，给送达的驾驶员发放兼职驾驶员补贴。取消对送达人员的上下班考勤。该院的考勤制度要求每位干警包括院领导上下班均要打卡，政治处每周都要进行通报，迟到早退的均要被扣除奖金。院领导考虑到送达人员送达时间的特殊性，不要求对他们进行上下班的考勤，使他们能有充分的自主权，更有效地安排送达时间。

三是以制度促使业务庭室对送达工作积极配合。该院的《岗位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对各业务庭室的审判效率进行量化考核，审判周期的长短直接影响评先评优和奖金的发放。因送达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审判周期，民一庭、民二庭自然会对送达工作积极配合。案件承办人员会尽量提高庭审质量，尽量一次开庭结案，并努力做到当庭宣判，当庭送达裁判文书，不能当庭送达的，则当庭确定领取裁判文书的日期或自行邮寄送达裁判文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确定宣判日期后，若到期不领取裁判文书的，宣判日期视为送达日期。对于需要二次开庭的，则在第一次开庭结束后马上确定二次开庭日期，并当场送达开庭传票。业务庭的积极配合有效减轻了送达的压力，提高了送达效率。

2.创新送达方式方法

（1）明确送达流程。送达人员在送达前仔细研究当事人的起诉状及相关卷宗材料，全面掌握当事人情况。能够电话联系的，通过电话通知其前来领取法律文书，对于不愿前来领取的被告，耐心地做好说服工作，或问知具体送达地点后采取邮寄送达；无联系电话但居住地址明确且在家的，联系村委会、驻村干部等，让村干部通知被告来法院领取或直接上门送达。

（2）发挥法院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因很多当事人在法院的案件不止一个，而经过法院处理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里面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送达人员在接到案件之后，往往先查一下信息管理系统，如果该名当事人曾有案件在法院，对当事人的具体住址和联系方式能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更快、更准确地找到被送达人。

（3）加强与原告的沟通，认真查实被告住址。对于被告住址不准确的，主动与原告联系了解情况；对诉状上被告地址不明确或范围太大的，通知原告到庭确认送达路线，仍难以明确的，由原告带路配合送达。

（4）集中分片，统筹送达。将同期所受理的案件按照居住范围进行归类，采取集中送达，以提高送达效率。

（5）送达过程中以理服人。针对部分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对送达不配合或抵触的情况，对他们晓之以法，以理以情耐心说服。在思想工作实在做不通的情况下采用留置送达。根据实际需要，送达人员送达时改着便装，将警车停在村外或较远的地方，做到不当众要求当事人签收，取得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完成送达任务。送达人员是第一个接触案件当事人的人，送达人员的素质好坏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形象。在送达时有的案件当事人往往对起诉人或者法院有意见，在送达人员面前或发牢骚或抱怨，此时送达人员做到耐心倾听当事人的心声，并适时做好解释工作，缓解当事人的矛盾和怨气，使其心甘情愿地来法院参加案件诉讼，并树立了法院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6）灵活安排送达时间。对因工作性质无法正常送达或故意躲避送达的被送达人，安排专人，实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送达。农村当事人为了生计，大部分是早出晚归，上班时间送达，见面率较低。针对这部分当事人的特点，送达人员采用打“时间差”、灵活安排出发时间，错开他们外出时间，提高见面率。有些案件，当时没有找到当事人，但经了解，当事人或其成年同住家属确实需回家吃饭，送达人员就来个“守株待兔”，既避免了送达人员再次的车马劳顿又节约了法院有限的办公经费。

（7）巧借社会外援力量。一是巧借村干部力量。三门县城市化建设规模尚小，涉诉当事人大多为农村群众，因此在原告无法提供被告联系方式的情况下，送达前先联系农村村民委员会干部，确定当事人的去向。送达人员每人均带有村干部联系电话的小册子，随时方便联系村干部。村干部一般对所在村村民的基本情况较为了解，在与村干部联系时，得知被告外出打工等地址不详的，则在外出送达之前先制作好公告，送达时只要做好相关笔录即可当场在村里张贴公告，既可避免找村干部调查取证难，又可避免调查清楚被告下落后又要回法院制作公告，再往返张贴公告的麻烦，提高了送达效率，又节省了审判资源。原有仅依靠法院力量，有的案件要往返五、六次之多才完成送达，借用村干部力量后，绝大部分的案件均一次性送达完毕。二是巧借金融机构的力量。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当前整个社会经济不是很景气的情况下，三门法院受理了很多金融借款合同案件。这一批案件在起诉到法院前，绝大部分案件都经过金融机构自行催讨过，他们往往掌握着当事人的很多信息，比如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有无外出情况等等。他们在催讨无果或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起诉至法院。送达人员送达前先和金融机构取得联系，向他们询问被送达人的具体情况，必要时让他们带路，从而提高送达的效率。

（8）充分发挥送达地址确认书的作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是指当事人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填写并确认送达地址的一种诉讼文书。它既是人民法院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重要依据，也是当事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由当事人自己申报或确认送达地址，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既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事人为促进诉讼应当承担的义务。因此，三门法院在案件审理或者向当事人送达的过程中，尽量让当事人签署该文件。当事人签署后，按照当事人确认的邮寄地址进行送达，如果无法查找到该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拒收，则视为当事人自己放弃了权利，都将产生视为送达的效果，为法院的后续送达节约不少的资源。

（二）取得的成效

三门法院通过成立送达中队，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不断创新送达方式和方法，在破解送达难的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自2008年7月成立送达中队以来，至2008年12月底，半年时间内共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2300多人次，平均送达周期为3.83天。自2009年3月份开始，当天送达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此后这个数据不断刷新。2010年1月至5月，送达效率进一步提高，为民商事审判效率的提高奠定基础。2009年、2010年的送达情况具体见下表：

时间 送达案件

数（件）送达 人次

（人）当天送达案件数（件）当天送 达率

（%）平均送达周期（天）

2009年 933 2793 518 55.5% 1.63 2010年1-5月 363 580 337 92.84% 0.09

注：当天送达按0天计算。

二、民事送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三门法院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对破解民事送达难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所采取的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送达难”问题。民事送达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多的困难。

（一）制度不完善

1.留置送达的要求过于繁琐，实际操作困难。在直接送达时，当事人拒收的，根据民诉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见证。但是，在实际送达中，有的基层组织或单位人员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了也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见证，所以，留置送达实际操作中严格依法的难度较大。

2.委托送达难。送达难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受托法院也存在送达难的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委托送达的期限和法律责任，出现了受托法院久拖不送的情形。

3.邮寄送达不完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虽然方便了送达，但因该司法解释未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地位，所以无法对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进行留置送达。另外，邮政机关在对待送达上，也存在敷衍了事的情况，有时可能还影响了送达的效率。

（二）制度以外的问题

1.直接送达困难。因职业变化、拆迁、搬迁等导致的地址更迭现象频发，致使起诉时原告按照要求提供的被告户籍证明或工商登记证明上所载的地址有时与被告实际居住或经营地不一致。

2.当事人主观因素逃避诉讼拖累法院送达工作。由于部分当事人明知无法履行合同，参加诉讼也必然面临败诉的结果，因此就通过不接受司法文书、离开经常居住地、注册地等方式，恶意逃避法律责任。

3.社会支持配合不够，又苦无强制措施。个别当事人单位不配合法院送达工作，不愿提供当事人有效的地址、电话。

4.制作公告送达笔录难。对于城镇居民，多数左邻右舍互不相识，他们无法证明当事人外出且无法寻找的事实，而城镇居委会对于城镇居民的情况不像农村村委会对农村居民那样了解，他们无法也不愿意证明当事人外出且无法寻找的事实。送达人员往往只能在数次送达后在案卷中记明经过再采取公告送达。

5.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原告“一诉了之”，认为送达是法院一方的事情，与其无关，不积极寻找被告，也不积极配合法院送达；有的被告在送达法律文书时，拒绝接受，以为未接受法律文书即不发生任何法律效果。

三、破解“送达难”的立法完善建议

要从根本上解决“送达难”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确送达的主体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送达的主体，司法实践中，一般由书记员或法官送达。针对“送达难”的现状，笔者建议，法院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都可以成为送达主体。同时赋予邮政机关送达人地位，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124条中规定，“送达，由法院书记官交执达员或邮政机关行之。由邮政机关行送达者，以邮差为送达人。”

（二）确立新型送达方式的效力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成熟，应明确电子邮件、互联网等电子手段送达诉讼文书的效力。台湾“民事诉讼法”第153-1条也规定“诉讼文书，得以电信传真或其它科技设备传送之。”

（三）改革委托送达

应当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受委托法院应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送达，没有完成的，应在指定期间内告知委托法院原因。二审法院的诉讼文书应直接送达，或交邮政机关邮寄送达，尽量减少由一审法院委托送达，因为二审案件的当事人对一审案件的法官可能存在对立情绪和猜疑心理。

（四）严格转交送达

及时把诉讼文书转交给受送达人签收是《民事诉讼法》第81条、82条所规定的机关和单位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因此，这些机关和单位应严肃认真，及时承担转交诉讼文书的义务，确保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拖延时日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规定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填补送达的法律漏洞

在《民事诉讼法》中，一些相关的规定值得完善。一是取消留置送达需要基层组织、单位见证的规定，加快送达进度。台湾的“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应受送达人拒绝收领而无法律上理由者，应将文书置于送达处所，以为送达。”可以作为参考。二是应当规定指定代收人、法定代收人制度。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变更住址，或外出的，必须向法院指定其代收人。未指定的，法院将诉讼文书交付邮寄即使被退回也视为送达。三是规定送达推定制度。对当事人提出上诉、承认收到诉讼文书等情形应当视为收到原诉讼文书。

课题组成员：郑东、马永飞、叶信闪、陈亚利

篇6：民事送达制度文章

张鑫燕

送达文书是法院审判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关系到案件能否正常审理，判决结果能否及时传达，当事人权利能否得到有效维护。但是随着民商事案件大量的增多，“送达难”已经成为困扰许多法院的难题。当事人提供地址不对、下落不明、逃避送达、拒收法律文书、外出务工人员无固定地址和联系方式及受送达人的家属和基层组织不配合已经成为送达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一、法院常见送达方式及缺点

1、邮寄送达。通过邮政EMS，可以方便的查到送达环节，可以在回执上注明送达材料的名称，而且由邮政部门送达，可以减少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送达成功率较高。目前大多数法院送达时都首先采取此种送达方式，此种方式的局限性在于一是对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要求较高，二是邮寄费用较高，在判决书中判决由败诉方支付又没有法律依据。

2、直接送达。在邮寄送达送达不到的情况下，法院往往采取直接送达方式，由法警或者审判员自己去送达。但是由于很多当事人故意逃避送达或者有的不能提供正确的送达地址或者住址已经迁移，审判员往往送达几次都送达不到。而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情绪激烈，不承认自己是送达人，甚至有些当事人因为不懂法律以为法院送的东西都是对自己不利的，当场和法官对峙，撕毁文书。而且由法官自己去送达，司法成本相对较高。

3、留置送达。在直接送达时，当事人拒收的，可以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进行留置送达，此时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进行见证，此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困难。有的基层组织或单位人员不是找不到，就是找到也不愿意来，来了也不愿意见证，送达人往往要多次来回奔波。

4、公告送达。对采用以上两种方法都不能送达的当事人，法院会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公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张贴公告，一种是报纸公告。但是公告只能解决程序合法问题，真正能够为当事人知晓的少之又少，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权利。而且公告时间要经过60天，拖的时间较长，既影响了法院工作效力也使得当事人权利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维护。

5、委托送达。对在外地的法律文书，有些法院会委托兄弟法院代为送达，代为送达除有以上三种送达所存在的缺陷外，有的法院出于地方保护等原因对外地委托送达的积极性不高，敷衍了事，或者故意送到不到或者拖延送达。

二、造成法院送到难的原因

1、主要依靠原告提供“被告送达地址”弊端重重。因职业变化、拆迁、搬迁等导致的地址更迭现象频发，致使起诉时原告按照要求提供的被告户籍证明或工商登记证明上所载的地址有时与被告实际居住或经营地不一致。

2、法院送达缺乏人员与财力保障。由于法律规定送达权归法院独揽，造成在个案中法院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但仍然出现送达阻力过大效率低下的状况，而各级法院的人员、车辆等硬件配置状况和案件激增的现实也不允许法院如此搞送达工作。

3、被送达人恶意规避诉讼。部分受送达人拒不签收法律文书，故意拖延诉讼进程，企图以此来逃避法律责任。有的单位法人代表在法院送达时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露面。个别当事人单位不配合法院送达工作，不愿提供当事人有效的地址、电话。有的当事人没有法律意识，认为签收法律文书就代表承认判决对其不利的后果。

4、缺乏完整的送达机制支撑送达工作。没有专门化、职业化的送达队伍;邮寄送达过程中，大部分邮递员缺乏法院送达工作的专业技能和责任心，无法合理地判断当事人“拒收”和“无人签收”的区别。

5、法律对留置送达在实施方式上的限制不合时宜，如“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到场、说明情况”，既费事，也难以找到情愿协助的组织和单位;而且留置地点仅限于住所，制约了实施机会，对一些不知其住址或单位但能偶遇的受送达人丧失了送达机会。

6、委托送达、公告送达存在机制缺陷。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委托送达的期限和法律责任，出现被委托法院长期不送达拖累委托法院诉讼的情形;公告送达不仅价钱昂贵，而且形式单一，且指定刊发公告的报刊有时会因版面所限等问题拖延公告登报时间。

三、解决送达难的对策

1、完善立法，拓展送达渠道。在送达方式、送达场所、义务签收人、转交送达等方面进行适当扩大，并在送达地址确认书、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等制度上适度突破或细化。例如可以通过邮寄方式将法律文书邮寄给其成年家属，让其代为送达。将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列为送达方式，并明确邮寄送达可与直接送达同等优先采用。送达场所从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扩展到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

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以及在送达过程中会晤受送达人的其他场所。转交送达的范围拓展至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基层单位，以及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留置送达中只要送达人员在两人以上，不必要邀请见证人到场，送达人员在送达证上载明送达情况即可。

2、在现有制度范围内法院应做到：

一是严格规范立案登记。要求立案人员认真审核诉讼当事人的住所地址、联系电话和从业地点等详细信息，在立案时规定原告提供双方当事人详细准确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签署地址确认书，明确原告义务。

二是要加强与基层单位和组织的沟通联系，编制送达网络，使其对法院的送达工作给予有效的支持配合，各基层单位和组织是法院工作的无形触角，对帮助联络和留置送达见证都起到非常很重要的作用。

三是完善限时送达机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各种诉讼文书制作后，要限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避免久拖不决，久裁不送，使得当事人中途变更地址后失去联络，或部分当事人预知不利的法律后果而躲避送达。

四是合理安排送达时间。如果按照工作时间送达，被送达人往往会因为工作等原因外出造成送达不到，要打破8小时工作制，利用早晨、中午、晚上的时间进行送达，打好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