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学文化论文

摘要：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的21世纪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已不再是资金、技术、人员、策略，而是企业文化。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有效的组织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企业文化变革的动机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代理人偏好的变化，有效的企业文化变革能为企业提供适应效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经济学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新经济学文化论文 篇1：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常态下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摘 要】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融合起来，也就是学界提出的“当代转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非常重要。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和属性，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属性的转换有着不同的转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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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键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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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的流变性和传承性，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下来。当下，我国正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旨在从供给侧方面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主要依据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原理，该原理将新供给经济周期分为：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阶段、供给老化阶段。[1]在众多资源中，优秀传统文化可视为一个较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将形成一个重要的经济供给源。同时，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经济属性和文化价值的当代转化。

2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供给源转换：理清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具有文化价值转向经济价值的可能，那么，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的经济转化，就必须从当下的经济环境下着手，挖掘和整理出所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加以分析和研究，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属性，经过市场的刺激，加大生产力度，形成有效的供给源。理清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阐发文化精髓，深入研究和阐释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等相关发展和传承的规律，在各个时期是如何满足当时的文化市场需求，以寻找历史经验，才能在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过程中，寻得与当下适合的创新方式或方法。因此，在《意见》中的第8条明确提出的重点任务：“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这项工作任务，是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最基础性工作，是开展一切措施的源头。因此，该《意见》在确定了这项重点工作任务之后，在一定时期之后，要把此项工作形成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常规性工作，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普查形成一个常态性工作。这个常态性工作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承形成良性循环的基础。

理清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充分了解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生态，可以说这个文化生态是滋养该文化资源产生、发展和乃以生存的“土壤”。重庆有一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川江号子，该文化资源是由于当时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而来，重庆地处长江上游，是靠航运而生。过去，没有机械船等动力源，船的滑行全部靠船工拉纤，船工为了统一发号施令和缓解疲劳，而形成的一项劳动号子。然而，现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长江航运上已不需要纤夫了，也就是产生该项文化资源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长江边上已听不到川江号子了。但是，该项目的文化价值已存在，同时也被众多的音乐创作者吸收，而且还将该项目搬上了舞台，通过项目持有者的创作和创新，与当下进行了结合，在舞台上演出已取得了成功，并成为了宣传和展示重庆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点项。在实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中，该项目同样能够依靠他的创作和创新，让该项目走上了音乐的舞台，从而产生经济价值，而且项目持有者也能通过演出养活一个演出团队。这个例子说明了，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已被当下文化生态所摒弃的文化资源，只要能够找到与当下文化生态或文化市场的切合点，依然能够将其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进行转换。

3 经济价值的当代转换：生产性保护促传承与发展

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转换，作者引用了一个重要的保护措施——生产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来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做了定义：是指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能够在生产性保护的基础上，有效地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自身的活力，濒危的项目出现了生机，有力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所以，基于这些方面，作者引用了该项保护措施用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将其定义为：在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通过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向文化市场的经济价值转换。

采用生产性保护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能够增强优秀传统文化持有者的传承能力。传承是优秀传统文化流传的重要特性，生产性保护是在保持优秀传统文化本真性的基础上，进行扩大生产等保护方式，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化资源持有者生产的积极性，当持有者一人无法满足市场的基础上，就会采用授徒的方式招工，进而促进了文化资源的广泛传承，更是提高了文化资源持有者的传承能力。二是丰富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或者模式。众所周知，在传统的传承模式主要采用的师徒传承、自然传承，而开展生产性保护，能够大大增加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提高文化资源持有者的经济收入，那么，他就更有激情开展传承活动，当生产扩大到一定规模时，他有可能在项目的各个程序上进行单一传承，从而出现了类似生产线的传承现象，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在生产链上的链条式传承方式或模式，或也可称为“流水线传承模式”[2]。三是能促进文化资源的良性发展，恢复文化资源本身的自我造血功能。文化资源体现的文化价值及文化附加值通过生产性保护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掘，使得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源的市场前景日益广阔，进而发展形成文化产业链，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如：重庆市荣昌区的陶器、折扇和夏布等优秀传统文化，在开展生产性保护以来，每年的创汇收入能上亿，进而成为了荣昌区的支柱性产业。四是生产性保护还能破解无人继承的难题。当优秀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得到开发，有了经济效益，自然就能吸引众多的传承人向文化资源的持有者学习、继承，从而能很大程度上破解无人继承的难题。

4 文化价值与文化市场对接：文化市场需求的提升

前文讨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供给源和供给措施，为了保障这些供给源成为有效供给，还需要从市场的需求方面进行讨论。在文化市场中，供给和需求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数，有供给无需求，即是无效供给；有需求无供给，即是市场缺供给。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生产性保护，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产生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衍生品，作为新的供给源投放到市场上，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需求者来消化这部分产品。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在相应的提升，而且需求端的文化生态也在不断的提升。文化市场呈现的需求也正在从原来较为单一、低端的文化产品类型向高品质、高质量、高体验价值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类型转变，且具有较强的精品化和个性化特点，并呈现出了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当下，与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相比较而言，我国文化产业产生的经济体量尚处于底下阶段，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里来看，我国的文化产业正处于新供给的形成阶段。虽然，我国文化产业产生经济体量较小，但是文化需求却不小。从需求方面来看，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将出现文化消费“井喷”现象。[3]201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8866美元，并已超过了5000美元，符合文化消费出现“井喷”现象的条件。按照基本需求和井喷的比例测算，我国在文化需求方面应该产生在5万亿元左右的文化消费需求，然而，我国却只有1万亿元的实际文化消费需求，从需求侧来看，就出现了近4万亿元的需求缺口。也即是说需求已经占有较大的份额，只是供给尚未跟上需求的步伐。既然我国在文化需求上出现了大量的缺口，从文化市场的角度来看，已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供给源还远远不能满足文化市场的需求。这两个方面的显现，更符合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下的新供给形成阶段的特征、特点。即是说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生产性扩充方面，在适应当下文化生态环境，应该大张旗鼓的扩张生产，创新性的开发满足当下人们急需的文化产品，来填补上供给的缺口。

从单一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扩充，到具有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的优秀传统文化集群式的擴充；将从产生新的供给源，到形成新的供给链，逐步发展成为集群式的供给链和产业，从而形成新的文化产业生态，来充实和扩展我们的文化市场，以达到逐步刺激文化市场和文化需求进一步提升的目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文化产业新生态。

5 文化与经济价值的均衡对接：文化市场的供需平衡

合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生产性保护，促使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向文化市场经济价值的当代转换，使得文化市场的供给源更加的丰富，在加大扩张力度时，催生出更多的供给源，从而在文化市场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链和文化产业生态，从新供给主义经济理论来说，就形成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的新的供给。当然，这些新的供给产生也不是盲目或茫然的产生，而是在适应了当下新的文化生态和新的文化环境下产生的，是满足了当下文化市场上新的文化需求为基础的，是更好的填补了文化市场上的供给缺口。新的供给产生之后，会更进一步刺激和优化文化市场，同时，为了迎合当下文化需求侧的要求，在供给侧的生产上，用根据文化资源的本源进行创新，来不断的满足文化市场上的新需求。从文化市场的需求面来看，有了满足需求的新供给产生，更高需求的“质”和“量”又会反过来刺激供给侧对产品新需求的改进。

在新供给产生过程中，不能忽略需求者正在向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文化需求进行转移，所以，在新供给产生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掌握文化市场上的需求侧的相关诉求变化动向，时刻迎合需求动向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改进和改变，才能将有效供给做得更加充分发挥效能，以延长供给侧的供给周期，才能有效地消化新供给。从需求的角度来说，文化消费是需求和供给的风向标，供给侧方面可以通过文化消费来观察市场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供给门类、供给产品的新方向等相关信息，从而改进和调整优秀传统文化的供给源和供给品等；从需求侧方面可以通过文化消费观察到文化市场上对优秀传统文化真正需求，需求的新动向和新变化等相关信息。通过文化消费透露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信息，供给侧需要根据需求侧反应的信息，进行调整和改进；而需求侧会根据供给侧的新动向进行提升，同时也会受到新供给的不断刺激，使需求的诉求更加丰富。通过文化消费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调剂，使得新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产业供给链和产业生态之间，寻求一个新文化生态、文化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新平衡点，并进行均衡发展和传承，正如该《意见》第12条中指出的“需要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供给与需求结合”。

6 结语

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当下转换，在适应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相统一，通过对有益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生产性保护措施下，形成一系列的新的供给源、供给链、产业链和新的文化产业生态，来调剂和刺激新的文化生态，进而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自身价值的转换，激活他们的自我造血功能，形成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与传承的良性循环。他们产生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并发展成为当下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企业，为我国十三五期间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优秀传统文化新供给的产生，对文化市场也具备有调剂和优化等作用，使得他们在当下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有更强的生命力，有更好地适应当下的人文环境，更能体现出文化的包容性。

【参考文献】

【1】滕泰，范必，等.供给侧改革[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2】侯路，谭小兵.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与传承模式的构建[J].内蒙古艺术，2016（2）：89-91.

【3】王离湘.文化创新理论与探索[J].大舞台，20163）：4-9.

作者：侯路

新经济学文化论文 篇2：

企业文化创新的新制度经济学透视

摘要：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的21世纪的企业，其核心竞争力已不再是资金、技术、人员、策略，而是企业文化。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有效的组织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企业文化变革的动机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代理人偏好的变化，有效的企业文化变革能为企业提供适应效率。对中国企业而言，依赖优秀传统商业文明的传承路径，并以适应市场经济竞争为目的的企业文化的变革，是实现企业经营业绩长足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企业文化　变革　制度

一、企业文化变革的内在机制

企业文化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概念，按照朱成全(2005)的分类，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任何制度变迁都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或国家)、制度变迁的源泉以及适应效率等诸多因素。与此相类似，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变革也是一种效益更高的企业文化对原有文化的替代转换。企业文化变革包括了文化变革的主体(即企业)、文化变革的源泉以及适应效率等因素。

(一)企业文化的稀缺性

企业文化是一种稀缺性的资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企业文化具有“资产专用性”。文化比技术手段具有更强的资产专用性，因而会导致企业文化的稀缺。一种新技术的使用是没有国界限制的，而一种新文化的传播与移植，不仅受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正如威廉·大内(1984)提到“每种文化都赋予其人民以互不相同的特殊环境。因此，虽然同样的行为原理对于不同的文化是适用的，但由于当地情况的差别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可能使其具有很大区别。”2　企业文化变革的领袖人物的稀缺。一般资源的稀缺性通常与“匮乏性”相联系，而企业文化的稀缺性则源于企业文化供给的有关约束条件，即企业文化变革主体——具有非同一般才能的人才的稀缺。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约束条件就是领袖人物的稀缺。科特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指出，推行企业文化变革的领袖人物需要具备“一个既具有外来者广阔视野又拥有公司内部人才资源的才能卓著的企业领导人”；同时，原有的企业文化会对企业文化变革产生“极大的抗力”，“克服这种倾向需要企业家个人素质和行为方式的特定结合，这是一种在今天仍然十分罕见的特定结合。”

(二)企业文化变革的主体

企业是企业文化变革的主体，有效的组织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这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原因：1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企业和文化连续的交互作用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关键之点。竞争迫使企业持续不断地发展技术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知识以及企业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法，将推进或渐进地促使企业文化的改变。2　具有变革精神的企业家是企业文化变革的代理人，企业家的最大化活动决定了企业文化变革的方向。企业变革沿着什么轨迹前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企业内部不同企业家、高层管理人员“选择”、“竞争”、“合作”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果。“选择”主要是指企业家根据变化的市场环境选择特定的战略和经营方式；“竞争”指的是具有变革精神的企业家与因循守旧的高层管理者之间所进行的一种“斗争”，以防止原有的、已不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文化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担心危害自身利益而反对和阻挠改革；“合作”则体现了变革领袖卓越的领导艺术，变革领袖既要与公司中层经营管理人员合作，动员、激励公司中的大批中层的经营管理人员发挥与自己相类似的领导才能，在他们负责的子公司、公司各部门中开展企业改革行动，又要与普通员工合作，通过广泛宣传改革的思想观念和经营策略并身体力行来影响普通员工2　以获得尽量多的公司员工对这些思想的认同、经营方式的理解和参与。3　企业文化与企业有着特殊的内在联系。企业文化是人们创造的、用以规范企业内部员工行为的框架，而企业是由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获得利润最大化的人的集合。如果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内部运行的潜规则，那么企业就是运行这些规则的角色。企业不仅是文化约束，而且也是其他约束(如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函数。

(三)企业文化变革的源泉

企业文化变革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它包括企业文化的替代、转换过程。企业文化变革的代理人只能是最高层企业管理人员，而并非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正如科特认为：“首先，企业文化自身具有反弹力，需要极大的权力支撑。其次，企业内部各级机构存在着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企业如果不进行全局的改革，就不能对某一局部机构进行任何重大的变革。能够实施这种全局性改革的人，也只能出自公司最高层。”企业文化变革的来源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代理人偏好的变化。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科特的研究表明，在倡导有益改革的企业文化中，经理人员十分注重企业经营环境的相关变化，并据此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使企业经营、企业文化与客观外界的变化环境保持协调稳定。因此，企业文化的变革是在竞争环境、行业状况、消费者需求变化等诸多外部因素的推动下而产生的。二是代理人的偏好变化。企业文化变革必定是作为代理人的变革领袖密切关注企业内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结果。变革领袖通常对顾客需求、股东需求、企业员工的需求保持强烈的敏感性，当这些需求发生改变，就会引起代理人偏好的改变，进而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而展开行动。

(四)企业文化变革的适应效率分析

有效的企业文化变革能够为企业提供适应效率。适应效率不同于企业的配置效率，它涉及到那些决定企业长期发展的途径，还涉及到一个企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愿望，引致创新、分担风险、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愿望以解决企业长期“瓶颈”和问题的愿望。文化的变革使企业有了适应效率，或者说，企业文化变革使企业更具有了创新的能力和愿望，适应效率更多地与企业的“主观愿望”联系在一起。有效的企业文化为企业提供适应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效的企业文化允许企业进行分权决策，允许冒险，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信赖，具有愿意为公司发展牺牲一切的精神。有效的文化应该为企业提供一种创新的机制(或氛围)。文化作为一种重复博弈的规则，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企业提供一种适应外部不确定性世界的适应效率。企业拥有了有效的企业文化就能在复杂的竞争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生存和发展。二是有效的企业文化能够消除组织的错误，分担企业创新的风险。任何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都有可能犯错误，问题不在于企业该不该犯错误，而在于企业是否存在消除企业错误的机制和文化氛围。例如科特提到的灵活适应型企业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企业提倡变革、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才能，因而能产生对企业发展有益的改革人才和改革过程，这实质上就是消除企业错误的一种潜在的制度安排。

二、企业文化变革的路径依赖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正强化效应和负强化效应，正强化效应表现为“一旦一种独特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且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而负强化效应表现为“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

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一旦某种企业文化形成，就可能对这种企业文化产生依赖，初始的企业文化选择会强化现存的企业文化的刺激和惯性。路径依赖会给企业文化变革带来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营业绩不佳的企业会对企业文化变革产生负强化作用。通常，一种企业文化形成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企业文化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文化，即使新的企业文化较之现存文化更有效率。往往在由于垄断或者卓越的经营绩效而滋生的自高自大、因循守旧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下企业内部会形成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习惯拥有现有的权力、物质分配及种种特权，而害怕担心变革会造成自身对已有资源的丧失。第二，优秀的企业文化会对自身进行自我强化作用。例如中国企业中产生的“大庆精神”、“鞍钢宪法”等典范企业文化从形成后，便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生产工人，并得以广为流传至今。也正如威大内在研究美国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落后于日本的原因时，批判了美国企业A型极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企业文化，而号召美国企业学习日本企业注意协作、讲究配合的企业文化。他认为，形成这种文化并非难事，这种“参与式管理的过程一旦开始，一般是可以自我维持的。因为它诉诸于全体雇员基本价值观。这个过程事实上将通过加强协调而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并且将日益发展下去。”

三、结语

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孕育了“创新与变革的文化”；随着知识员工在企业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以人为本、重视能力”的“人本与能本文化”将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旨和主旋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动荡的外部环境要求企业必须加大对知识资本的投资，创建“学习型组织”，形成“学习与超越文化”；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改变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既要保持竞争关系，又要加强协作。中国企业界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严峻的任务就是中国优秀传统商业文明的传承与以适应市场经济竞争为目的的企业文化的变革。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z型企业文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依赖”中国传统商业文明中的“精华”，实现诸如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等优秀商业文明的自我强化；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以变革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从而实现中国企业经营业绩的长足发展。

作者：胡兴龙

新经济学文化论文 篇3：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综述并对比了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两个研究范式，即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历史研究和基尔索、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两个范式都是静态视角，都认为文化是通过经济体制和个体行为来影响经济绩效。历史研究把文化看作一个复杂系统，而实证研究把文化局限于宗教和地域；历史研究重在比较各国文化影响各自经济体制的不同结果；实证研究用实证方法证明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一般机理。经济绩效对文化的影响以及实验研究是主要发展方向。

关键词：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实证研究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比较经济学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即使是哈耶克在争论社会主义问题时，也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的普适规律，而非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科尔奈等重点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如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预算软约束和隐性通货膨胀)，没有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也没有运用文化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成因和绩效。

事实上，经济学早期的大师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约翰·穆勒也认为，文化有时候比追逐个人利益更重要，马克思则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说明文化的来源。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统治的时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那里，文化也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较经济学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个重要的变量，这是由当时经济学界普遍的观念所决定的。

文化被经济学家冷落，却在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马克斯·韦伯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述了新教精神的渊源，剖析了新教在促进16－18世纪的企业家开拓创新、勤奋节俭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本菲尔德认为，文化是解释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发达，就是因为意大利南方人狭隘的自利主义文化，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尔德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经历过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国家积累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兰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价值观等联系起来，并认为信念、价值观影响了经济绩效，虽然他列举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宽容程度、诚实守信等内容，但他把信念、价值观作为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途径的思想，对施莱佛(Shleifer)、津加莱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研究的一类重要内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进行对比，揭示了日本帝国快速崛起而后走向灭亡的文化动因。文化比较研究强调不同文化的特点和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经济、政治体制的塑造作用，这种思路及其研究结果对比较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较经济学一度相信，造成苏东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差异，而比较经济学家并没有深究经济体制的由来。苏东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绩效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急剧下滑。转轨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已经不能仅仅用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来解释，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对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稳定性。人们被动地从父母、社群等处获得文化的熏陶，一般会接受自小获得的文化并把文化传承给下一代。任何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样的机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文化基本是稳定不变的，经济体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内只能被动地适应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学者将文化纳入比较经济学的视野中来，形成了比较经济学的“文化学派”。文化学派的研究有两种进路，一种进路以罗斯菲尔德为代表，另一种以津加莱斯、基尔索等为代表。罗斯菲尔德对比较经济学特别是前苏联的经济有深入研究，他认为文化是被社会大众接受的行为模式，他对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如本尼迪克特等关于日本文化的学说)，崇尚基于历史和统计资料的具体分析而非数理或计量模型。我们可以把这种进路称为“历史研究”，津加莱斯等认为文化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信念或价值观。相对于罗斯菲尔德而言，基尔索、津加莱斯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他们构建了一个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简明模型，依据跨国调查的数据，选择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称这种进路为“实证研究”。

本文在这里首先将阐述“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学术思想，然后对比两种研究进路的特点，并作评论，最后本文指出比较经济学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历史研究”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罗斯菲尔德。罗斯菲尔德首先定义了文化，他认为文化是被社群赞赏的经久持续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或行为方式会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为法律提供基础，但又超越现时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验性和超越性。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它对制度的塑造和对经济活动方式的调整来实现的。文化影响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与一个国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经济体制，使得这些体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团的偏好)来运作，文化还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稳定，使得“较差的体系并不必然被优势体系扫地出门”。

罗斯菲尔德指出，人们都希望规则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自私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们过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为，却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而有些文化则限制个人追求财富、拥有财富的行为。罗斯菲尔德进一步发展出文化的复杂系统观，他认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会价值的混合体，文化包含着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经常被放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群主义等概念中，而实际上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各种要素的复杂混合物，不能简单地贴上“集体主义”之类的标签。罗斯菲尔德关于文化的这种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来演绎文化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而是具体而细微地探索每一个经济体中文化的具体影响机制。

罗斯菲尔德认为，现实经济体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它对待个人在黄金定律(即个体公平竞争中互不侵害的原则)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态度。如果一个经济体能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所受到的约束都是来自于竞争自发产生的规范(即“自我规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最高经济效率的普适性经济体，罗

斯菲尔德称之为A类体系。但是，现实的主要经济体都不是A类体系，而是基于自身独特文化的不完美体系，罗斯菲尔德称它们为B类体系。B类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是个体行为受独特文化的规范，文化会限制黄金定律发挥作用，或者取代黄金定律来规范个人行为，对个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会限制自由竞争、鼓励社会优先考虑一些目标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目标和其他人的利益。这样，经济体的参与人为实现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断地扭曲竞争体系，这就导致权力发挥作用。文化规范下的经济体会出现垄断、寻租等现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现实的经济体系全是B类体系，在文化和权力的规范下，各个经济体实际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权者更偏好的经济体。文化和权力集团扭曲市场规律(主要是供求法则和凯恩斯法则)的程度，决定了各个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发展潜力。罗斯菲尔德为了比较各经济体的相对优劣，选择了A类体系作为完全竞争性质的标杆。A类体系具有最高的绩效，而B类体系的文化规范则修改了A类体系下企业和市场的运作规则，改变了A类体系下的组织模式(A类体系下企业的组织模式是完全竞争厂商)，也改变了供求定律或凯恩斯宏观经济规律背后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发生扭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和A类体系相对比，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确定各种文化规范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相对绩效。

罗斯菲尔德比较了五个经济体(美国、西欧、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运行模式、优缺点以及发展潜力。研究发现，这五种经济体中，最具发展潜力的还是美国，中国也会有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欧陆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滞、中国和俄国能否解决转型中的问题，都还是未知数。在转型理论方面，罗斯菲尔德认为，俄国由于威权主义的持续影响，还远未转型成“正常国家”，中国的渐进式转型要优于俄国的休克疗法。因为各国都是文化规范型的经济体，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很多偶然事件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性，经济系统也不能简化成某种原则，一个制度则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罗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个经济体都是传统的”，因此转型开始时人们不会知道最佳路径是什么，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转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实验，需要从干中学。

总的来看，罗斯菲尔德建立了一个基于文化的比较经济学理论框架，这个体系以个人规范的经济体为最有效率的标杆，而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体视为受文化规范的经济体。文化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政治活动的理念、目标与方式，再通过经济政治活动(特别是涉及到改变平等竞争权力方面的活动)影响消费品市场供求、劳动力市场均衡、投资决策以及利率、货币和对外贸易等宏观经济要素。在此基础上，文化影响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这样，罗斯菲尔德就完成了文化对经济体制影响的完整解释。

三、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实证研究”

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领军人物如施莱佛、津加莱斯等也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和文化。基尔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莱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个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框架。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可代际传承的信念与价值观。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信念和偏好，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们在处理经济事务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因此，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影响经济绩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变作为中介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的。总结起来，“实证研究”的理论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

依据上述范式，基尔索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首先要获取数据，然后要选取适用于计量方法的可量化变量。由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实证研究必须挑选不受经济波动和制度变更等短期因素影响的文化变量。基尔索等把文化局限在宗教和地域这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不随短期经济绩效和经济体制影响，也较容易在问卷调查中量化。在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方面，基尔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这是因为信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大量学者证实，信任行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广泛研究。经济绩效则用具体的经济行为或人们对经济事务的态度来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的储蓄额、进口总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范式也就变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经济行为范式。

基尔索等首先进行了关于文化和经济活动态度的实证研究。文化的代理变量是宗教，而宗教影响经济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经济活动的态度，它们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对待政府的态度、对妇女工作的态度、合法性规则(Legal Rules)、勤俭(Thfifti－ness)以及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宗教信仰程度采用宗教信仰种类、是否自小就处于宗教环境中、是否经常去教堂或参加宗教活动等来衡量。结果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更信任别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规范，无神论者正好相反。有宗教信仰的人总体上更支持勤俭持家，更支持市场经济，认同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个人应该承担责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种宗教中，越是从小在宗教氛围里成长，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程度都和宽容程度正相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宽容，但它们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倾向于私有产权，伊斯兰教比较不喜欢私有产权。新教显著倾向于用公平换激励，只有天主教显著主张应该教育孩子们勤俭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认为人们是懒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条的改变也促进了信徒经济态度的变迁，以天主教梵二会议(1962)为转折点的实证分析发现，出生在梵二会议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宽容，更尊重妇女权益，但却更反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

基尔索等首次按间接影响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经济绩效的范式，是分段进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对信念或偏好的影响，再考察信念与偏好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而证实文化对经济绩效的间接作用。文化主要选用宗教和地域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节俭的意愿作为代表，经济绩效主要用人们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国家储蓄以及再分配意愿为代表，实证数据主要来自对美国公民的社会调查。结果发现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对信任有正向影响，欧洲国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勤俭持家的偏好对国家储蓄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亚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尔索等进一步论述了文化差异对经济绩效(主要是国际贸易和FDI)的间接影响，样本来自欧洲国家。基尔索等先考察了欧洲国家国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继而考察了信任对进出口贸易和FDI

的影响。在影响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尔索等考虑了宗教信仰相同程度、地理距离、对该国的了解程度(用一国报纸上关于该国的新闻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是否来自同一古代语言、法律根源和类型是否相同、两国历史上是否交战、两国人长相是否类似(主要是头发的颜色)、两国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结果发现，宗教信仰和法律渊源接近、语言出自同一语系的国家相互之间更信任，而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之间较不信任，长相和基因接近也对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响。两国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贸易额和直接投资力度也越高。

基尔索等还研究了文化对人力资源禀赋的影响。2008年他们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论文，利用问卷调查的数据考察男女经济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识水平(主要是数学水平和阅读水平)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研究中，男女经济平等程度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来衡量，该指数越高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越高。文化则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问题是：“当工作机会有限时，你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更有资格获得工作吗?”妇女活跃程度用参加工作的适龄妇女劳动力数量，还有一个指标是妇女政治参与度，也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指数。研究结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里，男女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在男女比较平等的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数学能力上，而且在阅读能力上都有提高。当然，男性的数学分数仍然高于女性，但这种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会不再明显而且和GGI指数无关。

上述四个方面是近年来基尔索等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证研究。从研究的结果看，文化对经济活动态度有直接影响，对经济绩效有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则是偏好和信念，具体来说则是信任和经济生活态度。实际上，基尔索等只是考察了宗教信仰、地域因素或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总体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氛围也更利于经济增长。

四、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主要特点与评价

罗斯菲尔德的“历史研究”无论是在基本范畴、研究范式和结论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基本范畴方面，个人规范、文化规范的概念是罗斯菲尔德框架所独有的，也是这个框架中最重要的。个人规范和文化规范的区别，突出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个人活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毫无拘束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会规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的来源和性质决定了个人活动的范围和结果，也决定了经济体系整体结果。

从这两种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畴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没有对人性做出基本假设，没有引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没有建立一些可以作为演绎推理基础的抽象概念，其范畴都来自于对现实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对现实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描述。历史研究范式没有演绎推理，更没有数理模型。罗斯菲尔德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逻辑和可证伪的假设的体系，而是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机制描述或者说思想实验。在对比研究经济体的运行特征和经济绩效时，历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实际资料，对经济体的各个维度逐项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

基尔索和津加莱斯等的实证研究则和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保持一致。他们提出的文化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线性传导机制非常容易形式化，虽然基尔索等还没有建立一个数理模型，但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确定文化对经济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后，基尔索等人提出了可证伪的假设，并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文化、经济绩效、信任等概念较难量化，基尔索等采用了代理变量，利用代理变量之间的计量关系推断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这种研究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比较来看，“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鲜明的区别。“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论，再进行经验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都相信文化对经济绩效有重要影响。“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存在几点显著的差异：首先，“历史研究”的文化范畴内涵非常广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实证研究”则竭力把文化范畴的内涵缩小到一两个维度以便把握。其次，“历史研究”中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多维的、非线性的，而“实证研究”则仅限于若干种可能的传导机制。再次，“历史研究”不进行实证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统计数据和现实资料的分析，存在一个和被比较体系维度一样的最有效体系作为标杆，而“实证研究”是去寻找间接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不对现实进行描述，看重数量关系，且没有一个标杆。

虽然都能发现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两种研究思路还是各有优劣。“历史研究”非常具体，并且贴近现实，能对现状进行直观的考察。“历史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英美、西欧、日本、俄国。我们能从中体会到真正的现实，也能利用其描述而进一步分析。但是，“历史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抽象的演绎理论体系，文化影响经济绩效的规律、各种要素对文化传导机制的影响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另外，“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罗斯菲尔德坚持用新古典框架作为标杆，而不采用现代制度分析理论，这使他的学说遗漏了很多问题，例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交易成本问题等，而这些正是文化发挥作用的途径。“实证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文化影响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进一步影响经济绩效的理论，为继续探索文化影响经济活动的具体机制开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尔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还太狭窄，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代理变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偏颇之嫌，不能具体看到不同经济体中文化影响的真实场景。基尔索等把地域因素和宗教因素作为文化的代表，但近现代以来经济发达、经济观念较先进的社会本身就是欧美基督教社会，所以文化因素和经济绩效容易产生自相关问题，在研究设计上还值得商榷。

五、结论与展望

基于文化视角的比较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由罗斯菲尔德和津加莱斯等开创的。罗斯菲尔德的研究和津加莱斯等的研究分别代表了“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思路。已有的研究都发现，文化是解释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变量，文化也影响了人们看待经济活动合理性的方式和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方式，文化也改变了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原则，总之，文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参与人的偏好、信念、行为和经济体制的结构来影响经济绩效。罗斯菲尔德运用一般性的文化概念，全面考察了文化对经济体制运行与经济绩效的多重影响；津加莱斯等则运用有限的文化概念，实证考察了文化对信任等少数偏好或行为特征的影响，并借助偏好或行为的改变来间接影响经济绩效。

比较经济学文化学派的研究上还存在以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第一，利用实验室的可控环境，进行实验研究。实验室实验采用抽象可控的环境，利用价值诱导，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直接进行决策，能屏蔽各种环境因素，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决策结果中就可以直接明确文化对某些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第二，扩展基尔索等人的研究，把对文化及其传导机制的考察扩充到信任、信念和偏好之外的领域(这一扩展可以借鉴罗斯菲尔德框架的研究结果)。同时通过收集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的理论，提出更贴近现实的代理变量或收集直接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第三，目前关于文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探讨都是静态的，是考察现存的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但是，经济绩效和政治体制也会塑造文化，文化会随着经济活动的改变而改变，这种改变有时是很迅速的。例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择业观念、婚姻家庭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是改革和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从历史的视角，研究文化和经济绩效的交互作用，只有从文化的来源上来理解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责任编辑、校对：李斌泉

作者：李建标 汪敏达 任广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