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善文化

尚善文化（通用4篇）

篇1：尚善文化

《尚善·苏河湾》读后感

初一（5）班 刘嘉辰

放寒假之前，老师让我们在寒假中阅读由闸北区文明办编纂、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尚善·苏河湾》一书，这本书记录了全国道德模范李影、全国优秀志愿者白玛龙珍等闸北区25位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的动人事迹。

看了书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优秀平安志愿者王志华，他体现的是“穿越生死的力量”这一主题，他是一名医生，他许多次因为要救别人的生命而忽略了家人。有一次他本应该陪女儿看演唱会，但是有一个急诊手术需要他来做，于是这位敬职敬业的医生再次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去加班了。我不禁佩服这位医生，他一生不知救了多少人，却没顾得上自己的家庭，我佩服他的敬业，如果所有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像他如此的敬业，那么社会将更加美好！

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王登海被大家誉为“会变魔术的‘马路队长’”，这不是空穴来风的，就因为他十分关心道路状况，细心观察生活中发生的事，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发现有两辆车相擦堵住了两根车道，道路却畅通了起来，他发现了这点，于是就发明了“综合待行区”，让道路通行力提高300％，事故率降低30％，造福了司机们，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发现。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细节。

读了 25位道德模范的事迹，我深有感触，这本书让读者充分感受到“真善美的滋养”，是名副其实的“心灵的鸡汤”。

篇2：尚善文化

马凌诺斯基深刻地论述了文化和器物的关系, 并指出了器物的能动性, 器物, 作为文化的产物, 不仅是由人类创造, 而且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心灵。因此, 马凌诺斯基指出:“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 它们是互相形成及相互决定的。”3“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 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方面, 即器物和风俗, 由此我们可以进而在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4

可见, 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和一套风俗, 而它们都会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 人类学的重要工作是去研究文化的功能。按照哥登卫舍的“有限变异”原则:“有一文化的需要, 满足这需要的方法的变异是有限的, 于是由这需要而引起的文化结构是被决定于极少可能变异的程度之中。”5

马凌诺斯基还指出:“一个器物的主要性质是维持不变的, 而它的细节则尽可能变异。但是有意思的是在任何文化中, 在这限度内的变迁也不是毫无一定的, 而有固定的形式可见, 似乎是一旦选择定了之后就永远得照例遵守了。”6

《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中国音乐学》 (1 9 8 7年第4期) 是伍国栋先生2 0世纪8 0年代对瑶族长鼓进行的一次深入调查的研究成果。作者在瑶族音乐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民族学、民族史学、民俗学、音乐史学的有关材料, 对瑶族长鼓和长鼓乐舞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并对细腰鼓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从中可以是我们更加深刻地马凌诺斯基“器物”与文化关系探讨的深刻内涵。

全文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结构层次呈现出由表及里, 深入浅出的特点, 史论结合, 足见其功。具体为:

一、关于长鼓的研究。

从长鼓的称谓、形制、奏法等方面, 结合历史文献对整个长鼓本体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历史文献记各地瑶族所使用的此类鼓时, 有“腰鼓”、“长腰鼓”、“长篌”、“铳鼓”等多种命名;今日所称瑶族之“长鼓”, 可视为瑶族多种同类细腰型双面鼓的统称 (见图7) 。其称谓来源系用“长形 (细) 腰鼓”、“长大腰鼓”或“长腰木鼓”之简称。此简称至迟在宋代就盛行于瑶区。从各地木鼓的形制总结出总体特征分为:鼓面组络式与鼓面固定式。鼓面组络式为枕状细腰长筒型 (广东连南排瑶长鼓、广西金秀坳瑶黄泥鼓〈公鼓〉、桂湘边界瑶族塞鼓) 和两杯底脚对合状型 (广西金秀坳瑶黄泥鼓〈母鼓〉) 。鼓面固定式为枕状细腰长筒型 (桂湘边境瑶族长鼓、桂湘边境瑶族短鼓、广西金秀盘瑶长鼓) 。奏法概括为:悬挂式手、杖轮击法, 悬挂式双手轮击法, 手握式单手拍击法, 立地式单、双手拍击法。

二、关于长鼓乐舞的考察。

指出:在瑶族传统文化生活中, 长鼓一般不单独使用, 亦不随便使用。长鼓舞的类别大致有三种风格:悬挂式鼓舞、悬挂式与手握式组合鼓舞、手握式鼓舞。长鼓的音乐在调查中指出:今日长鼓舞音乐编织和乐器组合, 基本上承继上唐宋以来的瑶族民间音乐传统。并从鼓乐、歌鼓乐、笙歌鼓乐三方面进行论述。

三、关于长鼓乐舞文化属性的考察。

按照马凌诺斯基的观点:“家庭的物质设备包括居处、屋内的布置、烹饪的器具、日常的用具, 以及房屋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形, 这一切初看起来, 似乎是无关轻重的, 它们只是日常生活的细节罢了。但事实上, 这些物质设备却极精巧地交织在家庭生活的布局中, 它们极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的法律、经济及道德等各方面。”8例如, 人们对于住宅的情感方面的重视。所谓的功能:“就是一物质器具在——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作用, 及一风俗和物质设备所有的相关, 它使我们得到更明白的而且更深刻的认识。观念、风俗、法律决定了物质的设备, 而物质设备却又是每一代新人物养成这社会传统形式的主要仪器。”9

在《长鼓研究》中, 伍国栋先生指出:长鼓在瑶族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凝聚了该族群共同的民族意识和信仰, 共同的心理结构和习俗规范。并且指出欲深究瑶族“长鼓文化”同中原民族传统文化之联系, 并进而导入唐宋时期泛滥中原之细腰鼓的渊源的探讨, 则有必要在实际调查材料基础之上, 综合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来进行分析研究, 预先确定出长鼓乐舞在该族传统文化系统中的适当位置和基本的文化属性。通过研究可以看出:长鼓文化, 从仪式程序、产生与使用的渊源分析其有着古代图腾崇拜的文化遗迹;具有着娱乐诸神以招福禳灾的文化意义;并蕴含着瑶族人民的自娱性和创造力的艺术表现。

于图腾、巫术等文化事象, 马凌诺斯基认为:“巫术应用最广的地方, 也许就在人们忧乐所系的健康上, 在初民社会中几乎一切有关于疾病的事都是靠巫术的。”1 0“巫术不是科学, 亦不是假科学”, “我们知道它并不助长思想万能的见解;我们知道它是不能用‘曼那 (也有译为玛纳, 指一种超自然力) ’来解释, 亦不是原始人类的愚蠢, 因为我们已见到, 就是我们自己所谓的文明人中也脱不了它。若这是愚蠢, 则这愚蠢是普遍的。但是这愚蠢却又是这样不能缺少, 它决不能只是一种劣根性而已。”11

这正是瑶族长鼓研究中为何要有图腾崇拜的考察的原因所在, 因为在这类传统保持相对完整的民族中, 任何一种有历史传承的器物都不是单一的实用器, 而是有深刻内涵和符号学表意的。而从瑶族长鼓的图腾文化内涵来看, 这种乐器还使得整个民族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恰如马凌诺斯基所言:“巫术不仅对于个人而言, 可以促进人格的完整, 对社会言, 它也是一种组织的力量。”12

四、瑶族长鼓同诸民族同类型鼓的比较研究。

作者将流行于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中亚和东南亚等各地的长鼓, 从形制、奏法、组合使用以及文化属性两方面进行比较, 指出他们宛如同族兄弟姐妹, 各据一方, 作为古代细腰鼓的后裔, 活跃在中国东西南北疆, 构成颖丽多姿的中国现代细腰鼓群态。从诸民族细腰鼓乐舞文化属性比较, 涉及细腰鼓内容的诸艺术形式略相比较, 显示出各者之间有着基本相同的民族文化属性。从这个角度通过对各民族细腰鼓及其乐舞使用场合、宗教职能的比较观察, 使我们从中窥见一条联系各民族细腰鼓乐舞的文化纽带。瑶族长鼓兼以法器面貌而使用于祭祀诸神的乐舞场合这一历史事实, 一条巫教、佛教、道教并合交错的宗教文化纽带, 将诸民族的各型细腰鼓及其有关乐舞约相一致地联系起来。

五、从瑶族长鼓历史论细腰鼓之起源。

从传统文化历史角度来观察, 诸民族各型细腰鼓及其乐舞最早之滥觞, 真实之导因, 则应是中国周秦时代即已盛行的“国祭蜡”、“击土鼓”的原始宗教祭祀乐舞活动。作者从新石器陶鼓考古发掘, 到“击土鼓”以乐百神的周秦时代, 再到魏晋荆楚驱傩的直接渊源进行深刻论证, 最后认定周秦时代腊日祭祀所用土鼓, 即包含有鼓腔为细腰型的双面鼓, 其制乃新石器时期细腰型双面陶鼓之遗制。

“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 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 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1 3而一个民族的发展延续, 不单单只是依靠生物学、人体科学或体质人类学认为的所谓生理冲动与物种延续, 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设备活动的结果。”14

通过伍国栋先生对瑶族长鼓的论证, 我们对瑶族长鼓和长鼓乐舞的基本面貌和文化属性, 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另一面在同类型乐器和同类型乐舞的比较研究中澄清了音乐史学中有关细腰鼓发展历史的某些疑难问题, 如:长鼓并非南方某一个民族所创, 细腰鼓发祥于中国而并非国外音乐史学者认为的发祥于印度等等。这正是马凌诺斯基所谓——要想考察一件器物, 也就是说要找出规定它的文化的同一性, 我们“只有把它放到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去说明它所处的地位。换言之, 就是说明它如何发生文化功能。”15

篇3：雅文化 俗文化 根文化

从观念文化或精神因素的角度看，影响和决定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历史和社会生活面貌的，以及影响当今、今后中国文化走向的，主要不是儒、道、法等家典籍中的雅文化，而是从古至今深植于广大民众头脑中的传统俗文化。不研究、了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了几千年的俗文化，只纠缠于经典文本中章句的解释和讨论，是够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最多只能算作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研究。

中国诸子及其承继者、诠释者的文本雅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显文化，以叙事、论事、论人、说理、讲道的形式明确地写在典籍、文本中。中国民间俗文化更主要的是一种潜文化，中国人生存、生活、发展的精神要素、基本价值理念、行为指导原则并没有以理论学说形式明示于典籍，而是以观念、意识、信念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支配人们的行为。俗文化有些体现在文学艺术文本中，如小说、诗词、戏曲(剧本)等，有些体现在非文艺文本中，如史书、笔记、杂记等，还有些不出现在任何文本，只能从流传至今的习俗、习惯、口头话语和历史遗存的物质文化中看出来、听出来、体味出来。它主要通过言传身教、习俗习惯和民间艺术的方式传播、承继。例如有的学者提出、并用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了的游民文化、流民文化、流氓文化、帮会文化，就是很重要的一类民间文化，它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而雅文化和诸子百家中就不包含这种文化。

中国传统大众文化或俗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活文化。由于历史上中国人生活环境严酷，自然灾害、社会灾难频仍，民间生活文化又往往简化收缩为其核心——生存文化。生活或生存文化不是诸子雅文化的那种统治文化(如法家、部分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某些部分、纵横家学说等)、教化文化(儒家)或学理文化，它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包括历代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心中，支配中国人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观念、价值、道理和准则。比如民间宗法文化中对祖先、家族的敬拜，强调血缘纽带和据此生出的上下尊卑、领导服从顺序的等级准则；民间婚俗文化中敬天地、血亲，崇尚生殖的价值取向；民间权谋文化、暴力文化中对权力和智谋的崇拜等。

中国主流雅文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文化”，一般只对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中的士影响较大，对帝王亲贵和官员也有些影响，对农、工、商及五行八作其他人(还有流氓、娼妓、乞丐)等几乎没什么影响。(不被视为主流的阴阳家学说，倒是对社会各阶层都有影响。)而民间俗文化对社会各种人都有重大影响，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中国主流雅文化对俗文化的影响，完全不能使雅文化包容、等同、替代俗文化。比如，可能有人认为，法家学说就可以等同民间权谋文化，法术势嘛。其实完全不然。法家主要提供的是统治者驭民和控制臣子的办法、制度和理论，而俗文化中的权谋文化主要指在中国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如何生存、生活、发展，除包括法家的一些精神要旨外，还包括如何谋取权力、应对权力、化解权力、摆脱权力等，即一般人如何在权力人际中保存和发展自己。这些是法家不会提供的。因为法家的角度是帝王师，而不是一般人。中国传统主流雅文化，如儒、道、法等诸子诸家及其历史上的承继者、诠释者的文本，其立足点大都是帝王师，而不是一般人。实际上，俗文化对雅文化的影响更大，它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雅文化的理解、解释和传播。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潜规则盛行。如果没有大众潜文化的支撑，没有人们心照不宣的认可，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真正决定中国社会面貌、决定大小历史事件进程和结局的，主要不是很多人误认为的雅文化，而是被相当多的人忽视了的俗文化。

与西方文化对照，中国传统主流典籍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与民众俗文化的疏离，二者之间在很多价值理念上无法贯通。

中国传统文化除雅文化、俗文化外，还有一个二者共同建诸其上的源文化或根文化。中国根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中单独的一个部分，又是中国雅、俗文化的基础。要想了解中国传统雅、俗文化为什么具有它们如是的内容、特点和关系，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根文化。

性格文化是各种文化的根本，因为它是人的心理要素与自然界和社会交互作用的最初结果，先于有具体内涵的雅、俗文化；同时，性格决定态度，即对人对事的基本心态和取向，如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消极、承担还是推卸、主导还是依赖等。性格文化虽然也可以随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受雅俗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但从群体上看，如果面对的自然、社会没有大的变化，那么这个群体的性格亦是相对稳定的。中国人的群体性格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根文化。所谓国民性，就是根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的那些国民习性。

由于历史上中国人的自然繁衍力强且无法有效控制，而自然资源和适生空间有限，导致整体生存条件日趋严酷，造成了国人看似复杂的性格(面对外界经常有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和举措)。如果能从根文化的角度研究、理解，这些看法和举措其实并不矛盾，国人性格也不很复杂，它们都是中国人性格文化中弱势性和群体性的体现……

篇4：尚善文化

不管与制衣联系的多么紧密，以动漫服饰为主业的美盛文化都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制造业，尽管这种创意并非绝对的“原创”意义，但基于文化消费升级的必然要求，这种并不算太高标准的创意当属于被鼓励、被支持的范围。

事实上，原创不足、创意不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动漫产业包括服装产业的通病。作为两者的跨界经营的典型企业，又被冠名为国内迪士尼第一股称号的美盛受到质疑不足为怪。

但是，回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阶段，当原创与创意尚处于虚弱的状态下，一味地拔苗处长并非发展文化产业的本意。我更愿意从文化服务业的角度去理解当下的文化产业，而且从文化衍生品的角度或者文化服务业的角度重新理解现阶段的文化产业，应该更有意义。

关于这一点，其实有更为官方的说法。比如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之鑫在讲到“十二五”期间发展文化产业的三个关键内容时就强调，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从消费升级的角度，把当前阶段的相当一部分文化消费定位成文化服务业要做的事情，理解起来更为顺畅。

回到美盛文化，公司是国内主要的动漫服饰制造商之一，专注于动漫衍生品细分产品动漫服饰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迪士尼形象动漫服饰、电影形象动漫服饰、传统节日动漫服饰以及装饰头巾等。

2002年6月，美盛文化创始人赵小强辞掉工作，在浙江一个县城郊租了块地，动手搭起厂房，开始承接一些圣诞礼品业务的零散订单。

当初的美盛是地地道道的制造业，然而随着中国制造的不断提升，美盛开始进入高档纺织类礼品行业，进而逐步涉足与万圣节、圣诞节和大电影服装相关的生意。

发展到今天，美盛文化在动漫衍生产品开发设计生产企业中已拥有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动漫服饰研发设计制造方面更是遥遥领先。

美盛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制造逐步转型升级的过程，从单纯的制造到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这个过程也是过去十年中国众多企业的写照。

服务于节庆文化的迪斯尼动漫服饰本身就是典型的文化服务业。在这里无需特别强调，类似这样的企业的原创与创意，目前这个阶段，先把服务做好，文化服务业本身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一环。脱离这个阶段，单纯去谈原创与创意，绝对是空中楼阁。

所以，从这个角度，美盛为代表的众多动漫衍生品产业都属于应该被鼓励的部分，而且在这些衍生品企业中，不乏靠衍生品赚钱反哺原创动漫的例子。

再举一个CG（计算机图形）产业的例子，这个产业在美国、日本是伴随着电影、动漫的发展而发展的，但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影视动漫产业并没有充分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产业没有充分发展就说中国不需要CG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