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书笔记

甲申三百年祭读书笔记（精选6篇）

篇1：甲申三百年祭读书笔记

《甲申三百年祭》不但祭奠的是明王朝，更主要的是反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一个已经触摸到胜利的农民起义，缘何又兵败如山倒?这个才是作者反思的重点。但显然，郭老写李自成是虚，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李岩。在他的笔下，李岩是帮忙李自成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提出的口号，使受到挫折的起义军度过了难关;并且在起义军进京后始终持续高度警惕性。相反，李自成手下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牛金星、刘宗敏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郭老对李自成所犯的错误，几乎没有提到，对牛刘二人，他说：“他们能够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是这两位巨头。”那么到底牛、刘，或者包括李，在甲申年间，尤其是进京之后，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呢?郭老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

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

正是因为这段话，使毛泽东读出了原论文的新意思。1944年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显然，毛泽东是认可了论文中的这一部分实用价值。1949年，当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快要走向胜利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他离开西柏坡前又一再表示不能当李自成，于是，后人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党的工作的要求等联想在一齐思考就自然而然的了。

于是，在1991年，某某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也提到重新《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从毛泽东骄傲自满的论断中又引出了反腐倡廉。“此刻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20某某年，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到反腐败，我就想起六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我不明白党的历届高级领导人是否仔细读过郭老的这篇文章。因为郭老的文章在李自成失败问题上，根本没有将骄傲自满、反腐倡廉作为论证的重点。而且郭老在整个论文中，一向是将李岩作为“祭奠”的主要对象，例如李自成是否有腐败或者骄傲，郭老在文章中也是矢口否认。但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自我的理解需要，而且毫无疑问，后面的领导人是又读懂了毛主席的理解。至于原先这篇史学论文，读与不读已经不重要了。

篇2：甲申三百年祭读书笔记

当时的320xx年前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的两个王朝覆灭。朱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就宣告败亡。这段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需要重视的前车之鉴。

《甲申三百年祭》，能提醒我们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地位等问题。引申到公司来说，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努力奋斗的意志，清醒的学习态度，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丢掉当前的成果。

感觉目前这些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公司还没有大到临界的状态。但是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这一定涉及新的人员变动和资源投入。公司的内外部布局;未来的市场状况，下一步的增长点，市场份额，开发，渠道，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问题在哪里?领导者要有大数据思想，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还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开发新的项目。而这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落实。为了实现方向，现有的人谁可以胜任?配套什么职位和资源?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引进。而现有的项目中需要做评估和调整。哪些是见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扩张。见效慢的，需要长期的项目推进。哪些是在浪费公司资源。那些必须纠正，那些可以容忍。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要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在解决一个困难，挑战，到达一个高度后，能够不断突破，继续创新。学习在上一个阶层看问题，在下一阶层做事情。能够看清自己的方向，坚定去摸索创新的路径。

篇3：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1627年崇祯即位, 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 内有宦官乱政和黄土高原上百万造反农民大军, 外有满洲铁骑虎视眈眈, 大明帝国已经是危若累卵。虽然, 登基伊始崇祯便机智的运用雷霆手段铲除阉党, 先后诛杀、处理200多名与阉党牵连的太监和大臣, 除旧布新, 刷新吏治, 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显现了其励精图治的决心和挽大明求中兴的美好愿望, 但也是仅此而已。

由于生长在帝王之家, 不论你愿意或不愿意都必须经历着残酷的生存法则, 其爷爷万历消极抗政, 多年不上朝, 导致政绩颓废;加之持久的沿海抗倭和出兵朝鲜等耗费颇多, 致使国库羸弱;其兄朱由校即位后以做一个好木匠为己任, 肆意信任魏忠贤导致朝纲混乱, 朝臣要么趋炎附势、以求得一己富贵不惜助纣为虐;要么避祸自保;当崇祯进入皇宫即位之际听到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宫中事物不可食”, 这样复杂的权利斗争和勾心斗角为其个性埋下了人不可信的理念和冷酷的“种子”。虽然即位后的崇祯自制极严, 不耽犬马, 不好女色, 生活简朴;先后任用袁崇焕、卢象升、孙承宗等一代文武全才;但其“性多疑而任察, 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 尚气则急剧失措”。任用时言听计从, 优遇有加, 一旦翻脸严酷无情, 果于撤职或杀戮;也经常平台招对, 咨问政之得失, 但求治心切, 责臣太骤, 以致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 终成孤家寡人。他至于煤山殉国, 从死者唯一太监耳。其本性冷酷多疑, 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 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 做事决绝如诛杀袁崇焕、逼走祖大寿等终至自毁长城, 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 机智和愚蠢, 胆略与刚愎, 高招与昏招, 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 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初年, 为了节省帝国开支, 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 然而节俭并不能为国家带来转机, 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 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由于国库空置, 离心离德的大臣不愿意为将倾之大厦多掏一文钱, 到了明亡前夕, 崇祯甚至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只得再次厚着脸皮, 低三下四的向那些大臣以及那些勋戚还有太监们请求捐助。结果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 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 严刑拷掠, 从商人官僚查抄出的银子总数达7000万两白银。统治阶级有其顽固的立场, 但大臣们以“守财奴”的方式敛财自富、刮民脂、求富贵, 焉有不亡之理, 所以明朝的灭亡与崇祯和其所属的阶级特性有着必然的联系。

崇祯是我国最勤政的皇帝之一, 据史书记载, 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 眼长鱼尾纹, 可以说是宵衣旰食, 朝干夕惕。史志称其“鸡鸣而起, 夜分不寐, 往往焦劳成疾, 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所以明亡起于万历为大多数人所认可, 毕竟那个2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和只会做木匠而任由魏忠贤祸患朝纲的天启帝朱由校已经为明朝的腐朽和灭亡做了最好的注解。面对狼烟四起的内忧外患, 朝廷无御敌之饷, 只能加重赋税, 循环往复, 终至坍塌, 正可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内不能安民, 外不可御敌, 17年殚精竭虑、励精图治换来的只是一根上吊绳, 死后被匆匆掩埋, 这也就是崇祯为什么回天乏力终究死无葬身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朝灭亡, 虽有气数已尽的天命, 但更有党争之祸患, “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 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 可谓不幸也已”。在崇祯朝的17年里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 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 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 六部和都察院的大臣更换如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 户部尚书8人, 兵部尚书17人, 刑部尚书16人, 工部尚书13人, 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极端的不信任导致君臣离心、官吏失德、旱灾、蝗灾不断, 内有饥民造反, 外有强敌入侵, 为了延续统治, 而不得不加重赋税, 造成民怨沸腾, 恶性循环, 百姓谓之“崇祯”为“重征”可见一斑。作为统治者如其能内能体恤民情、减少赋税, 休养生息;外用强将, 临机处断, 剿抚并举, 君臣同心或许能保全万一, 然而历史的是无法改写的, 这就是身处乱世错判形势, 刚毅有余、怀柔不足, 幻想以一己之能求回天之术, 到头来也只能是“回光返照”。

民为重, 君为轻。而当今, 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 都存在着许多矛盾, 辩证的看, 有些事情是有解的, 而有些是暂时无解的, 需要创造解决问题的机会。作为领导者如果不能审时度势, 正确的时机干正确的事情, 仅凭满腔的热情和貌似匡扶社稷的决心, 而不能从民本出发、不尊重客观规律, 最后也只能铩羽而归, 而逆潮流而动、陷民众与水深火热之中, 反复几次则将彻底失去民心, 也使本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演进彻底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篇4：也谈《甲申三百年祭》

时值抗战末期，胜利已经在望，抗日阵营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如今两党对这么一篇“历史研究”文章作出了贬褒截然不同的反应，此文因此备受世人注目，成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成功范例。随后出现的如吴晗的《朱元璋传》和《社会贤达钱牧斋》等，走的也都是这条路子。而这条路子的终极后果，却在二十余年后因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惨酷遭遇而震惊人世：这可是要命的事！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氏“祭”的是李自成流星般的崛起和陨灭，同时也“回味”了明朝亡国的原因。郭氏不同意传统史学家认为崇祯“君非亡国之君”的说法，他说崇祯不仅应对明亡负责，而且还是“种族罪人”。至于一度攻破北京建立大顺王朝的李自成，郭氏的说法是：因为大顺军“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忠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即因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导致失败，并以某个李岩作为对照，表示大顺军内部也存在路线斗争，总之李自成不应“负主责”，罪魁倒是牛金星。

传统史学认为“君有君德”，亡国之君皆因“失德”，或他们荒淫奢侈，或昏庸懦弱，所以才会导致丢失政权。而崇祯似乎并无上述劣迹，因此颇有后人同情他。而他自己也把亡国原因说成是“诸臣误朕”。但他并不回避责任，自杀前在胸衣中藏着的“遗诏”上就写有“因失国，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不管怎么说，他既然做了皇帝，当然应对亡国负责，只是亡国之责和亡国之因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么，也做了几天“大顺王朝”君主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该对他的大顺朝的灭亡负主责呢？郭氏对此避而不说，只是大谈崇祯和李自成的个人品格、思想作风、某些举措等问题，并以此解释明朝灭亡和大顺军失败的原因。郭氏认为李自成“在本质上和张献忠大不相同”，不好酒色，礼贤下士，与士卒同甘苦，敢作敢为，“和刘邦、朱元璋辈……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不及的气概”。对崇祯则说他“仿佛是很想有为……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军国大事……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说崇祯“是一位十分汲汲‘要誉’的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不过，郭氏对崇祯最重要的指责，则是说他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没有搞“彻底的改革”。这话当然很对，但该怎么改革又如何才算“彻底”呢？原来，郭氏心目中的“彻底改革”，而是实行了当年一位武生在奏折中建议的“请搜刮巨室助饷”的主张。郭氏对这个主张大加赞赏，一则说此人“很有政治的头脑”，再则说此人的见解“倒是十分的正确”，并发挥说，如果崇祯能采纳这一主张，强迫豪绅地主、权贵勋戚们掏腰包“助饷”，便能使“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他一口气说了两个“决不会”，可见对这一看法的坚定与郑重其事。郭氏最后的结论则是：“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牛金星是李自成大顺王朝的丞相。郭氏撇开李自成不说，却把大顺军败亡之责放到牛金星的身上，这样的说法可谓别出心裁。当然，在“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果追究那位“农民革命领袖”的罪责，显然是太不合适了。郭氏在这方面是拿捏得很准的。只是他在崇祯身上所找出的那些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如果用来讥刺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倒是堪称游刃有余，而把它当作历史研究的文本来看，那就不敢恭维了。

比如，他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十？）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随即嘲笑崇祯：“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放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１〕。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那么在这四百多年中，全国军卒、官吏、宫廷都得喝西北风过日子才成。试问这样的数字，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

李自成在放弃北京逃回陕西以前，确曾动员大批骡马运走大量金银。这么多金银是从何而来的呢？《明季北略》记载：李自居攻陷北京后，大批明朝的勋戚、官僚、富商都被关押、上刑、抄家、勒逼掏钱赎罪。而大顺军的这次“追赃运动”，据另一位野史作者彭孙贻记载：“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崇祯）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大顺军）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又说：“（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２〕

由此看来，郭氏向崇祯推荐的“搜刮巨室助饷”的主张，倒是由李自成的大顺军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了。搜括得来的金银不管是七千万两还是十八亿五千万两，总之很可观了。那么，效果如何呢？崇祯固然不曾实行，亡国亡身了；李自成努力实行了，同样也军败亡身了。可见把这个主张、这项措施，吹嘘成可以扭转一个大国或者一支百万大军命运，同样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顺便说说，认为大顺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它的领导人骄傲了、陶醉了，明朝覆亡的原因是由于崇祯的思想作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这种以领导者的个人品格和政治表现来解释历史事变的说法，恐怕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而郭氏在当年却偏偏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著称的。他不会不知道当年曾被当作经典奉读的观点：“领导人物的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是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３〕那么，究竟有什么原因使得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不顾史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又不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一味在牛金星和崇祯身上去寻找历史事变的原因，并且把原因和责任等同起来加以责备呢？对此我们无意妄加推测，姑且存疑罢。

注释：

〔１〕《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

〔２〕均见《平寇志》卷一○。

篇5：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１９４４年３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十分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还没有建国，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怎样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的问题。

文章提到，崇祯皇帝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无论“君非亡国之君”，还是“臣皆亡国之臣”。明朝是灭亡了。

现实如何呢？自2010年4月17日以来，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一轮比一轮严厉，皇帝是想叫老百姓住上房子。但是在调控目标被地方政府异化后，房价并未有明显的松动迹象，不少地区楼市更是出现了“量价齐升”的现象。显然是臣子们再作怪吧。

篇6：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冯心军

近日，再读郭老所著《甲申三百年祭》，随使我感慨颇深、体会颇深。随笔写下心中之感慨。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这篇史论名著，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不仅仅是一篇学术论文，更是一篇发人深省的警世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明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惨状，看到农民起义的发端、发展与高潮，也看到了李自成政权的成与败。文章反映的问题既广而深，我们可以从自身职业做出自身的诠释和理解。

阅读文章可以看出，一个政权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最高领导的决策固然重要，而政权机构的高官要员、文臣武将、甚至基层行政，事务人员也都对政权的存亡发挥着一定作用。

明朝末年，朝野腐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李自成揭竿而起、率众起义。初时，起义军旗帜鲜明、纪律严谨、爱民如子、作风廉洁，“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绵幕”，甚至颁令“马腾入田苗者斩之”。由此前后仅四、五年时间，他们陷北京，覆明室，坐上了金銮宝座。然而，他们开始“纷纷然，昏昏然”——大功既已告成，天下也就再无危机可言。高官要员、文臣武将们每日沉沦于胜利的喜悦，陶醉于歌舞升平，忙碌

于迎来送往、权贵之交。“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在京城“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杀人无虚日，纵兵丁掠抢民财”。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起义军的腐败作风，导致了清兵入侵，义军失败，李自成的政权仅仅存在了113天，便闹出了刘宗敏为得陈圆圆逼反吴三桂的荒唐事儿。诚然，出问题的是牛金星、刘宗敏。但是在牛金星、刘宗敏的手下又有多少“小牛金星、小刘宗敏”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而在这些“小牛金星、小刘宗敏”之下，难保没有更小的。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什么”居安思危、优良传统、军纪严明、打天下者卫天下”，统统都丢在了脑后。他们仅仅是享受再享受，安乐再安乐。至于明王朝的灭亡，皆由其统治极端专制和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其官吏则“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几”，吏治败坏到了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如果翻书假设，当初李自成也能想到居安思危，颁布勤政廉政，制定一整套利国利民的方针大计而率众实施，想必不会有此悲惨结局吧。

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便及时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今天，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党内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党的各项任务，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仅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且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在以往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有新的更大作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初步成果的今天，仍然存在着很多社会矛盾，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停滞不前，必须按照党的要求，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为完成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今天，重温并牢记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两个务必”，认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对我们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分重要。

尽管我们是基层单位、商业的服务窗口，但我们毕竟是共产党员，是企业的一份子，是员工的服务员，更应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企业谋利益；为员工谋福利。我们的工作置身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必须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开拓创

新，讲实效、讲政策，时刻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贪、不占、无私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