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共6篇）
篇1：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带来的发展机遇
城镇化建设会使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表现在：
一、带来当地劳动力和就业需求的变化；
二、第三产业需求的变化；
三、教育需求的变化等。
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商机主要有：
一、房地产行业；
二、建材工业；
三、钢铁行业；
四、道路交通建设；
五、餐饮服务业等。
6、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财富机遇
第一、传统周期性产业的黄金期已过，能够生存下来或者继续实现增长的企业需要在区域布局方面表现出特点，包括生产区域和销售区域的有机调整；
第二，就地城镇化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将带来中低端消费的增长，特别是中档品牌消费可能会表现出比高档品牌消费更强的生命力，同时这种城镇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关于提升农业生产率的配套投入值得重点关注；
第三，大城市的信息化升级和服务业分工细化过程，智慧型城市、清洁型城市、服务型城市带来的产业增长都是有潜力的。城镇化的发展是建立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的,发展宜居小城镇经济,打造成千上万个中国式的“欧洲小镇”,用城镇产业集群形成不同特色的城镇经济，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业实行机械化,将农民变成居民,于是新的消费群体形成,经济形成良性循环.新型城镇化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财富机遇。
篇2：城镇化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未来几十年新型城镇化无疑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从李克强总理以往和最新的讲话中，我们总结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词：以人为本，公平共享: 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从改革开放以来到十一五规划的结束，我国的城镇化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第一个方面就是城镇化进程还是在迅速的发展，城镇化的水平大幅度提高。
第二个方面的成就是城市数量大幅度增加，并且初步形成若干规模较大、联系较紧密、功能互补性比较强的城市群。
第三，城镇建设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特别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明显感觉到我们国家城镇建设成效比较明显，城市现代化水平提高很快，城市接纳人口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
在必须肯定城镇化成绩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主要从表象上来讲是五个问题：第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质量不高，内容不完整。城镇化与工业化明显脱节。第二，从全球对比来看，我们国家的大中小城市结构不合理，城镇体系有待完善，特别是大中型城市集中的人口规模、人口比例在全部城市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和国际比较起来是明显偏低的。第三个问题，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不合理，人口集中程度不够。从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是城市本身的问题，一个是城市在国家大的空间上分布的问题，东部的地区条件是比较好的，城市化进程也比较快，但是相比人口的需要来讲，集中程度还不够。第四个问题，城市本身发展比较粗放，可持续性差。包括对土地资源的使用，包括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不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情况非常多。第五个问题就是城镇化成果惠及面不够，各方面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差别较大，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
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对城镇化的本质和一些重要关系认识不到位。比如说城镇化的内涵是什么，不单是城镇数量、面积的扩大，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进城，而是一个数量到质量的深刻社会变化过程。再比如，城镇化进程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几年我们也认识得不是很清楚。
第二，规划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城镇规划与总体规划、土地规划不衔接的问题，规划本身科学性的问题，规划执行过程中的严肃性、权威性都存在问题。
第三，与人口迁移相关的一些制度安排存在一些大的障碍，阻碍了人口的流动。
第四，土地制度不完善。包括跨区的土地置换问题，包括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问题，土地的流转问题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第五，城市税收结构不合理。我们的税收结构主要来自于增值税、营业税和土地出让收入等等，鼓励一个城市政府吸引企业、吸引投资，而不欢迎人口。第六，干部考核政策不完善。在我们国家特殊国情情况下，也是造成我们城市化存在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而且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会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需要立足国情，借鉴经验，探索前进，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
9月中旬，党中央又一次举办了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这次的主题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回顾历次专题研讨班，均是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问题的研讨。这次关于城镇化的研讨班，在十八大前夕举办，预示着城镇化建设必将成为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之一，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在这次研讨班上所说，“城镇化是一个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来思考。”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
随着金融危机使我国外贸一蹶不振，国家巨额投资计划副作用的逐步显现，扩大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三驾马车中唯一可以快速前行的力量。而面对国人收入普遍不高，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提振内需的抓手又在哪里呢？作为经济学博士的李克强副总理近年来在不同场合，都在强调“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梳理媒体的报道，李克强最早在2009年底考察广东时就明确提出“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而这个时间正是4万亿投资计划显现成效的时候。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2010年2月，李克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雄厚的潜力所在，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在此后2010年的讲话中，“最雄厚的潜力”成为一个很让人印象深刻的词语。
无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还是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这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智慧的力量就在于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李克强提出“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的同时强调了“差距也是潜力”。按照发展规律，城镇化率超过30%以后会进入加速发展期，城镇化将带来大量的内需。据专家介绍，如以每年1%的城镇化速度计算，可拉动52000亿元内需，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39万亿元的13%。于是，城镇化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张王牌。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从世界上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很高，同时农业现代化也达到相当水平，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
李克强副总理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述了国际上经济学家的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按照李克强的执政风格，如同他当年在辽宁推动棚户区改造一样，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成为其执政的重要抓手之一。
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并举
5月3日，李克强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的讲话明确表示，“我们推进城镇化，需要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特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今年我们常挂在嘴边的那个51.27%，严格意义讲，并不能够称其为真正的城市化率。这里所说的“城镇化”和西方的“城市化”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实际上，从国家领导到中科院的报告，讲的都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发展大中型城市，也要发展小型城镇。
从近期看，发展小型的城镇显得更为重要。大型城市因为人口的急剧增长，环境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实际上已经不堪重负，中型城市也开始面临这些问题。小城镇既是城市的产业、文明、文化向农村辐射的基地，又为农村提供了劳动力转移、人口转移、产业升级、质量提高的空间载体。目前，我国以小城市与小城镇化为典型特征之一的新一轮城镇化步伐逐渐加快，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三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名单，加上此前两批，共645个乡镇列入改革试点。并且据有关媒体报道，这些小城镇还在特色中融入生态环保、低碳节能、循环经济等现代元素，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推进城镇化需要统筹谋划布局。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考虑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空间均衡发展的要求，抓紧制定城镇化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实行差别化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特别是要提高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在促进东部地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同时，对中西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要研究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长极。
另外，城市群对区域发展具有战略引领和支撑作用，李克强副总理7月中旬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各具优势的城市群。
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养新的经济增长极。
推进城镇化要破解深层次问题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现在城乡差距，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甚至表现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较多困难，城市和工矿还存在不少棚户区和困难户。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会阻滞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甚至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处理这些问题，总的来讲，是要协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三化协调”发展的格局中，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而城镇化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
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要抓住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结构调整的机遇，把发展城市经济与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构建创新转型的大平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工业升级需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更是密切相关，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联系，会形成大量的服务需求。要顺应这一趋势，做大做强服务业，推进产业融合，充分发挥服务业这个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增强就业创业的活力。
推进城镇化，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国内解决吃饭问题，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必须严格保护耕地，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夯实“三农”这个现代化建设的根基。
中国的城镇化应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实质就是“给予所有进城的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发点。”
但要破除城乡二元必然会牵涉到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必须依靠改革来推进。仅就户籍制度改革而言，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都要求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改革。推进城镇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环保等问题，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正确处理好利益关系，为发挥城镇化效应提供制度保障。
城镇化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机遇时，也带来各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从空间布局和形态、城市建设管理创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全面为城镇化破题。党的十八大之后，建设低碳宜居城市，发展绿色人居环境，推动节能减排，发展绿色建筑将成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新兴城镇化既绿色城镇化，十八大后为新兴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契机。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管理者以及规划专家应致力于“河山整治”，缩短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差异，将城镇规划、城镇体系规划、水利规划、林业规划和土地规划合为一个整体规划，实现真正的绿色城镇化。
目前中国的“形象工程”多、中小城市道路过宽、多地出现“钟摆式人流”等造成了一些城市规划上的不合理。这些当前城镇规划和建设中的共性问题需要在日后的规划中进一步改善。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65%，与达多数中等发达国家持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阶段。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投资空间，未来必须创新投融资渠道，建立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新型城镇化拓展投资空间
据有关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70%左右。按照国际经验，届时城镇化将进入相对稳定发展阶段，因此未来城镇化发展仍有很大空间。从投资的角度看城镇化建设，未来应更加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投资空间。
第一，围绕促进“产城融合、城信互动”发展拓展投资空间。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既是历史规律，更是现实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例如，以非农就业占比来衡量工业化率，2011年我国为64.7%，而同时我国城镇化率为51.3%。未来必须要引导工业化从粗放、速度型转向集聚、效益型，改革完善制约农民进城和流动的体制机制。在未来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坚持服务业是扩大内需、提高就业的重中之重这一基本判断，大力发展各层次服务业，吸纳农民向城镇转移。此外，在信息化社会中，“智慧城市”的概念已广为人知。信息化手段管理城市将在更大程度上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发挥城镇化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因此，围绕“产城融合、城信互动”，切实推动“三化融合”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投资空间。
第二，围绕推动中小城镇建设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拓展投资空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存在着空间上的不平衡，这既表现在规模层面，也表现在区域层面。从规模层面看，大城市建设速度快、水平高、资金充裕，而且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的枢纽重要节点也主要分布于大城市，目前已经基本成型。与此同时，中小城镇建设推动速度缓慢、层次相对较低、资金缺乏，而且交通、能源的二级网络及相关节点建设主要分布于中小城镇，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状格局。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61.53%，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6.99%和40.77%。上海、北京、天津城镇化率均在80%以上，排在最后的三位分别是云南、贵州和西藏，不足40%。差距越大，潜力越大。从这层意义上看，未来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将是中小城镇建设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其投资空间非常巨大。此外，城市群是突破行政区划的发展模式，围绕城市群内部交通联系和能源网络的投资目前也才起步，未来也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三，围绕提高城镇资源环境人口承载能力拓展投资空间。长期以来，城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在大城市存在容量不足、发展难以为继的问题，中小城镇存在发展粗放低效的问题。近年来，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绿色能源城市已成为诸多地市的城市品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城市品牌不仅涉及到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包括大量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因此相关投资也将快速增长。针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制约其承载能力不仅仅是资源环境，更关键的是“大城市病”现象。缓解城市内人口流动负荷过重的现状，要求城市交通、城市群内部城际轻轨以及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必须跟得上，这又将带动大量的投资。
第四，围绕“以人为本”和改善广大居民福利拓展投资空间。新型城镇化必须要真正回到“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的基本原则上来，切实使广大居民福利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得以改善。对于进城农民而言，要实现“职业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他们作为城镇居民应有的社会福利必须予以保障，这就涉及到医疗、教育、居住等领域的大量投资。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银色产业”方兴未艾，这也涉及到医疗看护、养老院建设、生态环境改造等多个领域。
创新融资模式支持城镇化
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的投资空间，然而，与城镇化高度相关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均受到资金限制。无论是保障性住房建设，还是普通公路建设，无论是市政设施建设和改造，还是养老院建设，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缺钱”。
目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难以适应以城镇化为驱动力、以长期资金需求为特征的新经济结构。此外，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小城镇、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其融资能力有限，传统的以土地换公共基础设施的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较高。因此，能否将新型城镇化带动的巨大潜在投资需求转换为现实需求，关键在于在融资方面实现突破。而解决融资问题的突破点有两个：一是金融体系如何提供安全可靠的中长期资金；二是如何化解投资项目在运营期的低现金流甚至零现金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依靠一下方式：
一是创造条件发行市政收益债券。城镇基础设施收益债券与特定项目收益还债挂钩，具有信用等级高、融资成本低、资金来源稳定、融资期限长、流动性高、强化债务约束、优化项目融资结构等优势。这就需要在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偿债能力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建设债券的范围，不断扩大经营性建设项目直接融资规模。
二是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工具。以政府信用和开发性银行信用为基础构筑企业信用，以企业信用改善为条件，引导其他商业银行与企业建立信用关系，帮助企业吸引债券、股票等其他商业资本形式进入。
三是大力发展产业化基金。在政府的支持下，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污水处理、燃气热力生产、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经营性领域的产业化投资基金。通过向社会发行基金股份，设立社会发展基金公司，吸纳社会闲散资金。
四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利用好FDI，聚合包括PE、VC等在内的各种性质投资，鼓励转债务为股权的金融创新，切实改善金融服务投资的功能。
篇3：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新型二元结构,土地集约利用,提升产业,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 研究日本在土地集约利用、产业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等方面的经验和措施将为缓我国解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现象提供有益经验。
一、土地集约利用以保障城市建设用地需求
目前, 我国的建设用地增长速度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之比为2.25:1, 远超国际公认的1.2:1的合理水平[1]。虽然我国城镇人均占地达130平方米, 远高于发达国家82.4平方米的水平。但我国土地总量有限, 而城镇化使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持续激增, 因此合理利用土地尤其重要。否则, 人地矛盾会加剧城市内部新型二元结构现象, 并严重制约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 我国必须走土地集约利用之路。
1、交通系统建设用地在空间结构方面的集约利用。在交通系统建设上, 日本采用了以空中网 (航空、新干线铁路、高速公路) 、地面网 (城市一般道路) 、地下网 (多层地铁、电车) 、和水面网 (水运) 等构成的多层立体交通网络, 其主要形式是高架道路。该方式不仅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方便了乘客、降低了交通能耗、减少了环境污染, 还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交通效率、节约了建设用地, 实现了土地集约利用[2]。因此, 我国应学习日本, 构建立体交通网络 (如高架桥和地下路网) , 最大限度发挥土地利用效益。
2、绿化用地的集约利用。虽然日本土地资源也十分匮乏、人地矛盾突出, 但日本却有“绿化王国”之称, 其城市绿化工作十分显著。这要归功于它所采取的绿化用地集约利用措施。首先, 大力推进“缝隙空间”绿化建设, 鼓励建筑物壁面绿化, 停车场、学校、运动场绿化, 节约绿化用地;其次, 推进屋顶绿化建设、楼层绿化建设和建筑周边绿地建设;第三, 超前规划建设用地的绿化空间。并用法律、法规提出了明确的绿化要求, 从而集约利用了绿化用地、减少了额外的绿化用地需求, 取得了较好的城市生态效益。基于日本在绿化用地集约利用方面的有益启示, 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位, 我国应考虑以下措施:第一, 加强“缝隙空间”绿化建设;第二, 加快推进屋顶绿化建设;第三, 完善绿化法律法规条例和奖惩条例, 细化各项绿化技术标准, 加强绿化用地规划工作;第四, 尽快成立专职部门, 加强绿化监督管理强度;第五, 加强宣传教育, 培养绿化意识和功德意识。
二、提升产业支撑城镇人口集聚的能力
在我国的新型二元结构中, 农民工是绝对主角。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将有利于阻止新型二元结构的加剧。而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手段。故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总量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1、优化产业结构。日本从明治初期的一个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当今的工业强国, 产业结构优化起了主要作用。其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从明治初期的67.1:9:23.9, 发展到70年代的5.9:43.1:51.0, 直到2000年的1.4:28.1:70.5[3]。工业的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同时也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 从而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城镇化水平。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 其产业重心还从劳动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加速了经济发展, 并提升了城镇化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后续动力。基于日本的这一发展历程的有益启示, 我国现阶段应该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 不断提高第二、第三产业比重, 产业总量和技术创新能力;并重点解决第三产业比重不足的问题,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提高市场就业吸纳能力, 着重解决农村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问题[4]。
2、政府创造有利环境, 扶持相关产业发展。通过调整扶持政策, 日本政府对产业提升起了主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 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间接引导民间对于现代化设备与技术更新的投资, 采取对重要机械进行特别折旧, 对重要产品实行免税, 对重要产品的进口免征关税等措施来推动技术进步, 并选择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等四个行业重点扶持。60年代中期, 日本政府提出集中发展国际比较需求增长率最高的产业和技术要素密集的产业, 并明确提出了产业扶持选择标准, 即著名的“国际比较需求增长率标准”和“比较技术进步率标准”。70年代, 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中小型企业在吸纳就业和创造就业岗位中的主力军作用 (注:在第二、三产业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中, 小企业岗位高达93%) , 开始大力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并重点扶持可使污染减少、环境改善的产业和能提供更多安全、舒适和稳定的劳动岗位的产业[5]。日本政府的上述扶持政策加速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吸纳了更多劳动力、缓解了就业压力、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水平、推进了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根据日本的这些有益经验以及我国当前的实际, 在城镇化过程中, 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大力扶持影响就业的几个关键行业, 比如批发零售与餐饮业、交运仓储邮电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等[4];由于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可行的, 但必须注意与高技术相结合;应注重扶持金融、物流、文化旅游等服务业;要进一步健全创业服务体系以引导和鼓励劳动者创业;应对重要设备和产品实施免税以鼓励技术创新等。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缓解城市二元结构
长期以来, 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保障城乡有别, 造成进城农民无缘享受社会保障福利, 难以市民化。其根源实际上还是政府财政支付能力不足。但另一方面, 政府财政支出的浪费却非常惊人, 比如:前几年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铺张浪费、重复建设等。为破解二元结构, 必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 使财政支出更加合理化、高效化, 并向社会保障福利方面倾斜, 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经济基础和保障。
日本很看重文教科卫、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其总量一直保持增长趋势, 从2000年的45.2%上升到2010年的55.1%, 其中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更快, 从2000年的19.7%上升到2005年的24%, 直至2010年的29.6%[6]。日本逐年增加了财政在民生事务中的投入比重, 建立了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相反, 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文教科卫、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支出不足, 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用开支 (行政关机费用占总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 从1978年的4.71%, 到1995年的14.6%, 再到2003年的19.03%, 而且近几年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 等。表1显示了我国近几年的财政支出结构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7][8]。从表1可见, 除一般服务支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外, 其他方面的支出都有增长, 其中医疗卫生、农林水事务、教育等支出的比重都有所增长, 而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总额虽逐年增加, 但其比重变化不大、增长趋势较弱。表1还显示, 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以及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较低, 社会保障支出率保持在2%左右, 社会保障财政支出比重系数在10%左右。
要提高社会保障支付能力, 减弱城市二元结构, 我国必须进行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根据日本的经验, 我国应编制合理的预算, 逐渐加大民生投入, 发展社会事业, 并建立财务可持续的福利制度体系, 控制各项支出, 尤其是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增速[9]。
参考文献
[1].朱广, 对城镇建设中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思考, 西南科技大学, 乡镇经济2009 (12)
[2].黄晓蕾, 日本以立体交通化解城市交通拥堵
[3].数据来源:崔万有, 论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特点及其经验, 2006
[4].樊秀峰, 周文博, 成静, 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吸纳能力的实证分析
[5].陈淮, 日本产业扶持政策的理论依据
[6].数据来源:罗志红, 朱青, 基于财政支出结构的日本居民消费效应分析, 2013
[7].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8].数据来源:统计局网站
篇4：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新理念；协调发展；推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近年来，全国各地城镇化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目前正处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加快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15年1月20日，中国经济网北京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经济数据，2014年末我国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即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当前，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增加投资和拉动消费的重要举措，也是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能够更好地带动全方位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因此，全国各地亟需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分析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牢固树立协调发展理念，探索新形势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一、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城镇化发展水平迅速提高，推进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是，目前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从2013年中国省级行政区城镇化率排名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城镇化率达到86.30%、88.02%，沿海地区的广东省、浙江省城镇化率达到67.76%、62.96%，而相当一部分省份城镇化率不到50%，区域间城镇化发展存在不平衡状况，根据《福建统计年鉴2013》数据分析，在福州、泉州、漳州24县市城镇化率排行中，共有8个县市城镇化率超过50%，其中泉州占了6个，泉州的石狮市、晋江市城镇化率已达到75.9%、61.5%，福州的永泰县、闽清县仅有36%、35%。由于存在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不利于区域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沿海地区与内地山区之间城镇化发展差距较大，城镇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大部分的城镇人口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城市数量不仅偏少，而且规模也普遍偏小，加上城市之间、城镇之间的互相联系不够，人才、信息和资金交流缺乏畅通的渠道，导致城镇体系缺乏集体合力，影响经济综合实力和城镇化發展水平的提高。
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问题的成因相当复杂，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协调等众多因素，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成因。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建立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推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造成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政策性因素。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成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开放后，地处沿海地区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通过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率先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商投资区的举措，加快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步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较快。地处山区的区域在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约束下，大多数农民主要在农村从事种养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大， 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不平衡。
三、以协调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措施与对策
篇5：城镇化发展
作者：福建办荐来源：驻穗办信息点击数： 226更新时间：2013年11月16日【收藏】
一、课题一：城镇化发展空间规划与合理布局研究
课题组通过对大量全国层面的分县数据，以及覆盖全国不同区域的规划案例的重点分析，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未来空间发展态势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化空间合理布局的思路、总体布局与重要推进措施。
研究认为，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将呈现五个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未来5-10年城镇化速度将趋于放缓；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近域流动态势增强，人口红利地区逐步由沿海转向内陆；内陆地区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区域间城镇化差距趋于缩减；国家交通体系日趋完善，核心城镇群引领下的经济与人口集聚的区域化格局正在强化；人口向大城市、县城和小城镇“两端集聚”态势明显，县级单元人口与产业集聚能力增强，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层级。
通过对现有农民工转化数量分析，对全国新出生人口和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农村人口数量分析，对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数量分析，测算出2020、2030年前后我国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60%和65%，相当于2020年之前、2020-2030年之间城镇化率年均增幅将分别维持在0.7、0.5个百分点左右。在当前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空间发展应在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进行优化布局。为实现这一目标，应采取如下措施：完善城镇化空间总体布局；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坚持差异化发展，对城镇化空间进行分类指引；因地制宜，对城镇化空间进行分区优化。
二、课题二：绿色交通是未来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
该课题组提出以下六项建议。
1.坚持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发挥交通系统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作用。建设紧凑型城市，实施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空间发展战略，以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为手段，优化城市群及城市的功能布局。
2.优化交通供给策略，优先发展绿色交通。大城市应科学推进轨道交通建设，进一步加快常规公共交通的发展，实施步行与自行车优先策略。
3.加强交通需求管理，抑制小汽车的过度使用。在交通发展的整个过程针对交通供需关系特点，实施相应的交通需求管理对策；制定合理的小汽车保有与使用政策；实施差别化停车供给策略。
4.重视交通枢纽的规划建设，促进枢纽与城市开发的一体化。高度重视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优化综合交通枢纽布局，强化枢纽与周边地区一体化开发。
5.实施更加严格的交通环保节能政策，推动先进技术应用。推广应用低能耗、低污染的清洁能源交通工具，合理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和燃油标准，推动和完善智慧城市交通系统建设。
6.加强政策引导，完善协调机制。国家尽快就交通发展模式制定差别化分类指导的政策，建立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的协调整合机制。
三、课题三：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研究
研究认为，工业化仍然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拉动力，“四化”的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是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关键。
研究建议：一是要创新驱动，形成一批新兴产业，同时提升现有产业，提高质量效益，促使一批落后和过剩产能被淘汰；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要全面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活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要进一步放开准入，便利人民生活并吸引大量就业。公共服务业要加大覆盖面，实行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均等化；三是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组织机构，扶植壮大一批龙头企业，正确对待广大中小微企业，形成一批不同所有制的专、特、精企业，对大量的生产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要依托完整产业链和市场需求，发挥优势，维持和提高竞争力；四是要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共同促进农业现代化；五是以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积极发展生态产业。
同时，建议下一步城镇化发展中对产业布局有六个重点考虑方向：调整工业结构和布局，大力提高产业质量效益；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整顿建筑业，大力提高建筑质量和寿命；完善水电气供应、交通运输、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服务；城市要积极支持农村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信息化。
四、课题四：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建设生态城市
研究认为，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扭转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倾向，要以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城镇化发展全过程，将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准则，全面落实到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城镇规划设计及基础设施领域、城镇天然生态系统保护领域、法制领域、文化教育领域等六大领域，采取八项措施推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一是以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全过程。
二是构建与国土生态安全相适应的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从国土尺度上重点构建综合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控制城市的无序扩张。
三是以生态承载力约束城市群与特大城市的无序增长，城镇化规划应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考虑城市群、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均衡协调发展。
四是依托城市内（间）绿色交通体系促进绿色出行模式，合理规划城镇居民区、商业区、学校和公司、公共机关的布局，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建设辐射状城乡地面及地下的慢速轨道交通。
五是推进城镇产业体系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以循环、绿色、低碳、生态作为城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开展清洁生产与生态工业园区建设。
六是推行绿色健康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方式。
七是弘扬城镇生态文化，强化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的全方位生态文明教育。
八是创新建设城镇生态文明的体制和政策体系，建议加快研究建立城镇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五、课题五：积极推进“人的城镇化”
课题组建议：
（一）针对已进城但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半城镇化”群体，应当对农民工提供技术培训认证，使之有稳定就业的机会，拓宽农民工融入城镇职业体系的渠道。
（二）针对每年毕业的新增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和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应当加强基础教育中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引导，加快高等教育院校教育改革和专业设置，促进人力资源与就业需求相适应；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和交流，鼓励企业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联合进行职业培训，并按照不同城市情况，制定中等职业毕业生通过职业技术地位提升获得城镇户籍的政策。
（三）针对我国不同城市和地区，应当提倡分层次、分地区、分阶段、多种模式的路径实现城镇化，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应有区别。特别鼓励“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
六、课题六：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研究
研究内容包括：剖析城镇发展中存在的“千城一面”“拆真造假”“超高层建筑”和“层出不穷”等城市文化乱象；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发展新方向，探索人居视野中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从“土地金钱经济”转向“民生幸福经济”，将城市文明建立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之上，在中国古代优秀遗产中寻找失去的理论精华；坚持中国传统，吸纳包容，不断探索中国城市文化的新范式、人居环境的积极保护与整体创造，追求建筑群与城市设计中的人文意境。
研究指出：中国的城乡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利用，需要探索新的范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关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传统文化的继承、延续与新文化的融入、创造，等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通过发展各项文化事业，繁荣文化生活，增添文化蕴涵。建设“文化强国”，不仅是技术措施，更不仅是文化产业的兴建，其核心是中华文化精神之提倡，中华智慧之弘扬，民族感情之凝聚。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也应以文化繁荣为终极目标，这是我们城乡建设领域的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
七、课题七：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治理研究
课题组重点提出以下城镇治理建议：
（一）树立城镇化是人的现代化，是促进城乡居民公平共享协同发展的理念。未来城镇化发展应当保障全体居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平的发展机会与权利，以及城市主体的身份认同，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城镇化、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的成果。
（二）城镇治理需要依据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明确城镇治理多主体的基本框架，因地制宜，形成民本、有序、规范、高效的城镇居民身份认证体系，并以此构建作为城镇治理的基础。
（三）根据城镇居民不同类型的需求，努力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坚持民生优先，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篇6：城镇化发展
要(全文)
2011年03月17日 14:31 来源：新华网
目 录
第五篇 优化格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
第十八章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第十九章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第二十章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第五篇 优化格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第十八章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第一节 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网络，建设一批骨干水利工程和重点水利枢纽，加快推进油气管道和主要输电通道及联网工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地质灾害防治，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继续实施重点生态工程，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发挥资源优势，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优势资源转化战略，在资源富集地区布局一批资源开发及深加工项目，建设国家重要能源、战略资源接续地和产业集聚区，发展特色农业、旅游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支持汶川等灾区发展。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推进重庆、成都、西安区域战略合作，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第二节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发挥产业和科技基础较强的优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装备制造、原材料、汽车、农产品深加工等优势产业升级，大力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以及软件和服务外包等服务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厂办大集体改革和“债转股”资产处置，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稳固的国家粮食战略基地。着力保护好黑土地、湿地、森林和草原，推进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促进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发展，增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推进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重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和牡绥地区等区域发展。
第三节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壮大优势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提升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改善投资环境，有序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综合治理。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中部地区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加快构建沿陇海、沿京广、沿京九和沿长江中游经济带，促进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加强与周边城市群的对接和联系。重点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发展。
第四节 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发挥东部地区对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平台建设。着力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能源、土地、海域等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化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重点推进河北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区域发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
第五节 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扶持力度
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生态保护和修复，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改善老少边穷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继续实施扶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大力支持西藏、新疆和其他民族地区发展，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陆地边境地区享有西部开发政策，支持边境贸易和民族特需品发展。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山区、秦巴山-六盘山区以及中西部其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加大以工代赈和易地扶贫搬迁力度。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和发展。推进三峡等库区后续发展。对老少边穷地区中央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并逐步减少市级配套资金。实行地区互助政策，开展多种形式对口支援。
第十九章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第一节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引导人口和经济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聚，保护农业和生态发展空间，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对人口密集、开发强度偏高、资源环境负荷过重的部分城市化地区要优化开发。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化地区要重点开发。对具备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农产品主产区，要着力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对影响全局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对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要禁止开发。
图表：专栏8 主体功能区发展方向新华社发
第二节 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
基本形成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中央财政要逐年加大对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特别是中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省级财政要完善对下转移支付政策。实行按主体功能区安排与按领域安排相结合的政府投资政策，按主体功能区安排的投资主要用于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的发展，按领域安排的投资要符合各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修改完善现行产业指导目录，明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鼓励、限制和禁止类产业。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科学确定各类用地规模，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实行不同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环境标准。相应完善农业、人口、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
第三节 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
在强化对各类地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评价基础上，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评价考核。对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强化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的评价。对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效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吸纳人口等。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行农业发展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评价自然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情况。
第四节 建立健全衔接协调机制
发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国土空间开发方面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按照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规划编制，做好专项规划、重大项目布局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衔接协调。推进市县空间规划工作，落实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功能区布局。研究制定各类主体功能区开发强度、环境容量等约束性指标并分解落实。完善覆盖全国、统一协调、更新及时的国土空间动态监测管理系统，开展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跟踪评估。
第二十章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第一节 构建城市化战略格局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
在东部地区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第二节 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坚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鼓励各地探索相关政策和办法，合理确定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的规模。
对暂时不具备在城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改善公共服务，加强权益保护。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并做好与高中阶段教育的衔接。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建立农民工基本培训补贴制度，推进农民工培训资金省级统筹。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采取多种方式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第三节 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坚持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原则，科学编制城市规划，健全城镇建设标准，强化规划约束力。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调整优化建设用地结构，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统筹地上地下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全面提升交通、通信、供电、供热、供气、供排水、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水平，增强消防等防灾能力。扩大城市绿化面积和公共活动空间，加快面向大众的城镇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推进“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改造。加强建筑市场监管，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深化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发行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加强城市综合管理。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信息化和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注重文化传承与保护，改善城市人文环境。